在学术批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不良的倾向：一种是不积极开展学术批评，不同学术观点不交锋、不切磋，各说各话，各行各路；对错误的观点、不良的风气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或者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另一种是不正确开展学术批评，批评者对不同的观点和批评对象采取轻蔑挖苦的态度，或者棍棒交加，穷追不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被批评者则老虎屁股摸不得，对批评意见动辄反唇相讥，恶语相向；学术批评成了相互攻击，观点之争成了意气之争。健康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本来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有力杠杆，但如果不能正确地开展，反而会对学术研究和学术队伍造成伤害。

近日重读钱大昕的一些论说，感触良多。在清代学者中，钱氏的学问和人品都是一流的。他既勇于对古人和同时代学者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相互切磋，展开争辩，又谨慎谦和，给对方以充分的尊重，这种对待学术争辩的态度，堪称楷模。钱大昕的姻兄王鸣盛恃才傲物，指责别人往往言词偏激，钱氏在《答王西庄（鸣盛）书》中予以规劝，其文曰： 

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需平允，词气需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尔。郑康成以祭公为叶公，不害其为大儒；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言之不足传者，其得失固无足辩。即自命为立言矣，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贻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也，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所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 

钱氏又有《弈喻》一文，一并抄录于下： 

予观弈于友人所，一客数败，嗤其失算，辄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己也。顷之，客请与予对局，予颇易之。甫下数子，客已得先手。局将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余。竟局数之，客胜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 

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弈之优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见之，虽护前者不能讳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无有已时，曾观弈者之不若已。 

这些话说得很好，可以为我们今天开展学术批评提供有益的参考。  

要正确开展学术批评，我看起码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与人为善，心存厚道。学术批评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不是为了整人，不应“别有所图”。即使你认为你要批评的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毕竟是你的同行、同志或前辈、同辈或晚辈，而不是敌人。如果是敌人，就不属于学术批评的范畴了。而学术批评是不能用揭露、打击、搞臭、置人于死地这些对待敌人的办法的。 

二是平等讨论，尊重对方。不要把自己放在裁判员的地位，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平等讨论就应该采取谦和而不是轻蔑的态度，随时准备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谦和不等于模棱两可，为了解决问题，批评不但应该观点明确，有时也需要尖锐泼辣，但不应高居临下、咄咄逼人、恶语相向。 

三是实事求是，言必有据。批评是要负责任的，不能不注意影响。说话要凭证据，证据要核实，不能凭臆想。有证据也要讲分寸，不能说过头话。下结论尤应谨慎、留有余地——不但避免对别人的伤害，自己也有以转圜。因而，绝对需要的是冷静，而不是情绪化。如果基本事实还没有搞清楚，就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胡乱指责一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轻易地给人戴上吓人的大帽子——痛快是痛快了，但终究站不住，结果只能把事情搞砸。 

当前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有些是健康的或比较健康的，但也有些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例如最近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的争论，我认为，批评者在以上几个方面是有欠缺的，甚至是出格的。《通史》存在缺点错误，当然可以批评；《通史》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否得当，对《通史》应该如何评价，也完全可以讨论。但批评者摆出审判官的架势，高居临下地以咄咄逼人、斩钉截铁、不容置辩的口气宣判该书为“学术垃圾”，宣判编写人员为“南郭先生”，宣判主编是“窃取史学会名义”“招摇撞骗”的“骗子”。这显然超出了正常学术批评的范围，不能认为是慎重的。批评者有的意见可能是对的，所提出的问题有些是存在的，但从讨论中所披露的情况看，批评者其实对该书的性质、编写体例、策划组织过程以及中国图书奖的性质等并不那么了解，批评因而出现错位，况且，批评虽然调门很高，似乎是铁板钉钉，提出的证据却不那么充分和可靠（起码部分如此），不那么绝对正确，这就难免引起反弹，给人抓住把柄，使自己陷于被动。我们不能要求批评者把所有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才发表意见，但起码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损，给别人、也给自己留点伸缩的余地。 

批评者的眼睛盯着书，也盯着人，而且主要是人——通过全盘否定《通史》其书，来全盘否定主编其人。学术批评一般应“对事不对人”；涉及到人的时候应该加倍慎重。批评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这就难免流于人身攻击了。 

“窃取史学会名义”——这不但是学术的宣判，而且是道德的宣判；批评者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批评者无非是想告诉人们：某人当该书主编和将该书挂上史学会的名义，都是他利用中国史学会会长的身份谋取私利、非法运作的结果。证据呢？难道只是因为某主编当过中国史学会的会长吗？我们知道，某主编的确当过中国史学会的两任会长，但任期到1998年秋为止；而《中国通史（彩图版）》的出版是在2000年1月，也就是说，《通史》编写出版时，某主编已不是中国史学会会长了。他怎么能够“窃取史学会名义”？除非你能证明该书的策划和编写是在1998年秋天以前，没有经过史学会常务机构的商议，是某主编为了个人私利自行决定的，而且该主编把他的非法决定强加于他的后任，或者与他的后任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否则，“窃取”云云反有诬陷之嫌了。这些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应该容易搞清楚，起码不会比考证谁在岳飞背上刺字更困难些。批评者主张学术研究要严谨，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当然是很好的。令人纳闷的是，批评者对别人的论著要求很苛刻，一有差失就说成是垃圾；自己批评别人的时候却不提供最基本的事实，不作最起码的论证，怎么刻薄怎么说，怎么痛快怎么说，把“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要求扔到爪洼国去了，这不是“双重标准”又是什么呢？ 

批评者是研究宋史的，而他要否定的这位主编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并非批评者熟悉的领域。我们不知道批评者究竟读过他的多少论著，但从批评文章看，对某主编的学问，批评者所了解的充其量只是“耳闻”和“据说”而已。根据批评者自己定下的规矩，是不容他置喙的。但批评者巧妙地搬出已故的张政烺先生来。据说，张政烺先生对这位主编的评价是：“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张先生也是某主编的老师，老师都对你下这样的结论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而且有了张先生这话，什么该主编的讲演“谬误接连不断”、“不懂装懂”，都可以不用举证，也不用负责了，因为一切责任都是张先生的了。正如讨论中不少先生指出的，《四库全书》份量那么大，任何人穷毕生的精力都读不完，难道这部著作就不能进行研究，谁要研究就是“没有学问”？这岂非笑话！张先生的话究竟是怎么说的，已经死无对证。所谓某主编“叫人家做《四库全书》”，应指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黄爱平的另一位指导老师告诉我，答辩委员会对黄的论文给予高度的评价，该论文出版后，获得多项奖励，成为黄爱平先生的成名作。张政烺先生当时是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并没有对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提出不同意见。张先生怎么会说出批评者告诉我们的那样的话呢？退一步讲，即使张先生真的讲了这话，这话也不能成立，黄爱平论文的成功已证明了这一点。这只能是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情况下的私下交谈，并没有打算公开发表，也绝不能以此为臧否人物的标准。张先生什么时候授权批评者公开发表这个讲话？什么时候请批评者作为他的代言人？批评者不但私自公开这一讲话（如果不是编造的话），而且进一步引申出某主编是“骗子”的骇人结论。这样做，不但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即不但对被批评者是不道德的，而且对张政烺先生也是不道德的。而此风断不可长。如果谁都可以随便引用某人无法对证的话去诋毁别人，学术界就非乱套不可。 

批评者的眼睛不但盯着书，盯着人，而且也盯着事——通过全盘否定《通史》其书、主编其人，进而全盘否定正在进行的大型清史编纂工程。批评者告诉我们：大型清史的编纂是《通史》某主编提出“盛世修史”口号讨好上方而获得的丰厚回报。对于大型清史是否修，如何修，一开始就有争议，现在还有争议，这并不奇怪。如果是正常的提意见，完全用不着“借题发挥”。但批评者自以为掌握了一件致人死地的最新的武器——他已经通过全盘否定《通史》“论证”了该《通史》的主编是一位“骗子”，循此继进，就可以把该主编“攫取”编纂清史的权利定性为“骗子”行径的延伸。经过长期酝酿和多年论证才上马的这一大型文化工程，竟被说成是个人行为，竟被说成是一种骗局，套用批评者的一句话：真乃“惊世骇俗”之论也。事体兹大，尤须谨慎。这位主编是如何“上交”行骗的，而上面又是如何因为爱好奉承而上当受骗的，批评者是否给我们作些起码的论证呢？没有！除了帽子和棍子以外，什么也没有！这能算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吗！ 

要正确开展学术批评，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独特的修养，关键是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学问如大海，个人终其一生顶多只能舀取其一瓢饮而已。人的认识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人人都会形成自以为正确的一些观点、看法，并以此观察别人、观察世界。但如果把自己的认识绝对化，难免要出岔子。不要以为真理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而别人的口袋里只有谬误。不要让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遮挡自己的视野。应该像钱大昕那样经常问问自己：“吾果无一失乎？”批评者曾以高分贝的调门一口咬定《通史》称曹彬为儒将是“最荒唐可笑”的“闻所未闻”的“信口雌黄”，但讨论中人们已经用明白无误的史料证明，不但曹彬的言行堪称“儒将”，而且事实上也被宋人称为“儒将”了。可见，在这个问题上“荒唐可笑”的不是别人，反而是批评者自己。其实，这并不需要什么高深和专门的研究就能搞清楚。一位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上很笃实、很有造诣的学者，就在自己研究领域的范围内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不应该，也令人难以置信。但细细想来，其实这也不难理解。除了批评者过于自负外，还由于他早已心存成见，认定《通史》主编是不学无术的骗子，而被一种偏激的情绪所支配。正是自负、成见和情绪化压缩了他的聪明，使他不能冷静地正常思考，逮着一条“证据”急不及待地无限发挥，而不愿去再想想，不愿去查核一下最基本的事实。戴震有句名言：“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大概就是“己自蔽”的典型例子吧！ 

我不赞成批评者张狂轻率的态度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我认为某些批评没有搞清基本事实、缺乏充足的根据，是站不住脚的。但我并不全盘否定他的批评，批评中有些意见值得考虑，批评中提出的某些问题值得重视。我并不怀疑批评者对学术界腐败风气深恶痛绝出自真诚，就像我不怀疑他是一位笃实而有造诣的学者一样。钱大昕说：“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尔。”不但适用于对待被批评者，也适用于对待批评者。 

我没有研读过《通史》，不可能对它做出全面的评价。但从讨论中所披露的情况看，它是有缺点错误的。这一点，主编也没有否定。该书初版发行不久，编者即广泛征求意见，着手全面的修订。这固然说明编者发现问题以后，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批评者把这说成掩盖错误，并不公允。但同时也说明了初版存在问题不少。由于这本书是以史学会的名义编的，又获得了大奖，人们对它抱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通史》初版在组织编纂方面，确有值得总结和正视的经验教训。 

一本历史普及读物，如何处理史实和传说的关系也可以研究。从讨论情况看，编者为了提高该书的可读性，有意加入了一些民间传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将严格的史实和民间的传说相区别。批评者把这说成是编者由于无知将史实和传说混淆起来，根据不足。但传说毕竟不同于史实，应该严格分开，起码应在编写体例中予以说明，否则容易造成误导。 

笔者同意不少先生提出的“名家挂名主编应三思而后行”的意见。名家挂名主编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有的是出版社或教学研究单位为了扩大影响，为了能够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请求名家出面主持某一课题；有的是名家利用其掌握的资源，较轻易地获得课题和经费，自己当包工头，找别人撰写。这里确实存在腐败，但未可笼统地一概斥之为腐败。不可否认，有些多人协作或很多人协作的项目，往往需要名家作为组织和凝聚力量的中心。名家对其担任主编的著作尽责尽力的程度也各不一样。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名家一般是忙人，往往不能对他挂名主编的书亲力亲为，这就难免流为“空头主编”。由于不能亲力亲为，手下的人在编纂过程中难免出错，甚至会有人利用主编和该书的名义以售其奸。这样，不出问题也就罢了，出了问题只好由主编兜着。这无论对学术发展，或者对主编个人，其实都是有害无利的。这种“空头主编”不但存在，而且有蔓延之势，这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批评者以尖锐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虽然不无偏颇之言，但同样不乏合理的因素，应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以寻求解决的办法。 

批评者是一位有学问的、多才多艺的学者，他的学术地位不是吹出来的，而是以他扎实的研究和卓越的成绩博得学界的公认。批评者痛恨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为此发表过不少好的意见。即使某些批评由于偏激和片面而引起反弹，也应看到其中包含的合理的内核，而批评者主观上仍然是真诚地为学界的纯净而战的。不应因此将批评者的批评和批评者本人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笔者尤其不愿看到，在否定批评者轻率的态度和某些不实的批评的同时，掩盖了人们对学术界确实存在的某些不良风气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