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应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李静杰所长之约，追随一史馆几位先生之后，参与整理清代中俄关系档案资料，发现其中颇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嘉庆十年（1805）俄国戈罗夫金使团因礼仪问题被从库伦驱逐出境一事，《清史稿》《仁宗本纪》及《邦交志》均未载。现将档案中有关记录，作一概略介绍，以补《清史稿》之阙失。
一
在嘉庆之前，俄国最后一次派遣正式使团来中国，是雍正五年（1727）的萨瓦使团，它的任务是和中国谈判中俄中段边界划界问题，经谈判后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自此以后，中经乾隆一朝，至嘉庆初70多年，再没有派遣正式使团来过中国。
嘉庆八年末，俄国萨纳特衙门致函理藩院，表示为增进两国睦谊，恢复多年中断之遣使团事宜，以便双方属民获益。询问此举“是否符合大圣主意?”，准否俄国使臣进入京城？[1]经理藩院呈奏，嘉庆帝批示；俄方“甚为和好恭顺，心意忠恳，朕明鉴此事，至为嘉悦。著即依请准行”[2]。嘉庆九年正月初八日，理藩院将此意咨知俄方。
乾隆一朝，中俄边境间纠葛虽也有过，但都是些俄人越境偷盗等事，偶而也有俄人侵入中国境内建房种地之事。比较大的问题是恰克图贸易的摩擦，乾隆帝曾因不满俄方所为三次闭市停止贸易，其中乾隆五十年闭市竟达四年之久，而且扩及于新疆。这给从事中俄贸易的俄国商人造成一定的伤害（中国商人也同受其害）。乾隆帝对俄国人很不客气，视之为野蛮人，甚至于在官方文书中使用粗鲁的语言。俄方对此多次在来文中指出清方恶言相加，违反外交礼仪，但乾隆照骂不误。欧洲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后来很多国家都卷入了对拿破仑的战争，情况混乱而危险。对于与沙俄有漫长边界的东方大国，蛮横的老皇帝数年后死了，新皇帝继位，俄方肯定需要知道将和一个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此时，中国正经历了白莲教大起义，国步艰难，衰象已现，忽有远人来朝，应该说是一件喜事，因为历代帝王都是把四夷宾服、远人来朝视为盛德所致。嘉庆帝自然也不例外。
半年过去了，并无俄国使臣的消息，嘉庆帝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于九月十一日，密令驻库伦办事之喀尔喀郡王蕴端多尔济：“即密饬恰克图章京（理藩院驻恰克图章京?引者），著其会晤俄罗斯驻恰克图少校时，详询其国使臣为何至今未至等情。应作为该恰克图章京己意询问，勿使少校发觉朕旨。蕴端多尔济等一经获得实讯，即行奏闻。此谕由驿飞递。”[3]
驻恰克图章京克西克依命往询俄罗斯少校，少校答以并不知情，可能使臣路上生病了。克西克以之禀报蕴端多尔济，后者即照原话上奏。嘉庆帝原拟俄国使臣可于万寿节（十月初六日）或元旦赶到北京，为节日增添一点气氛，至此，也只好听之。
二
嘉庆十年四月二十三日，驻库伦办事喀尔喀郡王蕴端多尔济接到俄国伊尔库茨克长官来文，俄国派遣之特命全权大使、枢密大臣戈罗夫金[4]率领240余人之庞大使团将于俄历九月（中历八月）抵达边界，要求中方备办骑驮套车马匹500匹及沿途所需各物。从此时开始，中俄双方频繁交涉，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问题上：
1．使团人数。俄国使团此次共来242人，中方认为历来使团人数未有如此之多者，应削减使团人数。军机处遵旨查阅档案：“康熙十五年来使及兵役共一百五十六名，五十九年来使及兵役共九十余名。雍正五年因来使兵役人数较多，令其酌减，该使臣当即遵减，共来一百二十名，各在案。以上俄罗斯节次来使并未有至二百名者。”[5]九月二日，戈罗夫金来至恰克图北栅（俄界），致信蕴端多尔济，根据中方的要求，将入京使团人数削减至159人，并开列多项人员名单，但清方仍不满意，以其有意试探，令蕴端多尔济复信戈罗夫金，言其名单中所开列之护送贡品者、随从兵丁、杂役共61人，皆为无用之人，“只准数十人入朝”[6]。九月二十七日，嘉庆帝谕知蕴端多尔济，“不必拘泥前次只准三四十人前来瞻觐之旨，惟勿过百人”。与戈罗夫金之159人，仍相差甚远。十月初三日，戈罗夫金同意使团成员减至124人。十月二十四日，嘉庆帝谕知库伦办事大臣，“原准俄罗斯使臣随员仅来数十人，系因查阅旧档不甚清楚之故，今又查得，前次来使（指萨瓦使团?引者）也有一百余人，此次来使既已大减，仅剩124人，又其言辞恳切恭顺，著即依其所请准予前来瞻觐”[7]。
为人数问题，往返辩驳，使俄国使团在恰克图逗留了两个多月，这中间还因清方查阅旧档时粗心大意，没有查出雍正五年萨瓦使团的实际人数。然而使双方都难以满意的还有以下一系列问题。
2．文书格式。嘉庆帝对俄方来文书写格式，异常不满，原因是其写沙皇谕旨时“抬写甚高”，而写中国皇帝谕旨时“不予抬格”[8]。“其书写朕旨竟比俄罗斯汗之谕旨为低”[9]。为此，理藩院特行文俄方，“我大清国乃临中治理之天朝，……凡各国进呈表文书，皆有既定格式，即尔俄罗斯以前来文，也均按既定格式书写。本次来文所写尔汗谕旨高于我大圣主谕旨，甚不符道理。”俄方表示按从前格式书写，此事未再深究。
3. 进贡表文及贡品清单。各国使臣进入中国国境即须向地方大员出示疏表和贡品清单，这是各国使臣都必须遵守的规定，目的是审视表文是否符合格式，有无违碍字句，清廷要视贡品的多寡以确定回赏的物品及数量。俄方借口觐见皇帝时再呈交皇帝首辅，沙皇的国书不能先给别人过目。清方说的是贡表，把俄罗斯使臣当成贡使，而俄方则认为是国书，是平等国家君主间的往来文书。双方在此问题上之所以纠缠不清，是因为认识上的差别太大。至于贡品清单，俄方托词礼品中有十五六尺长、四五尺宽的大玻璃镜15面，且有玻璃、陶瓷、细毛皮等易损之物，路途遥远，运输困难，不能保证届时均能完整送达北京，故而无法开具礼品清单。此事因俄国使团到达库伦后不久即被驱赶出境，故未作进一步的交涉。
4. 关于觐见皇帝的礼仪。清廷一再坚持俄国使臣必须在觐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而且必须预先演练，俄国使臣声明只同意行跪拜礼，而不同意演练。但由于意想不到的情况，在礼仪问题上的争执，最后造成了俄国使团被驱逐出境。
三
在恰克图逗留两个多月之后，俄国使团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从恰克图起程，二十五日抵达库伦。使团人数虽只124人，除骑马之40名俄罗斯士兵外，有大车125辆，俄罗斯车均是四轮大车，车重雪深，仅驾车马即需700匹，另需驮驼180余只，住宿时需蒙古包40座。清政府命令察哈尔都统佛尔卿额、署直隶总督裘行简进行多方准备，甚至于命令从居庸关至南口的关沟地段进行地面平整，以便大车通过。
在库伦，从俄国使团抵达的时刻，即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俄方使臣以为自己是客，中方官员应首先前往其住处拜望，表示欢迎。中国官员却认为外国使臣应当首先拜见中国官员。戈罗夫金无奈于次日（二十六日）拜会蕴端多尔济，蕴端多尔济于当天回访。第二天（二十七日）蕴端多尔济命主事官托克托布通知戈罗夫金，根据嘉庆帝谕旨，宴请戈罗夫金一行，并谕知宴请时需举行叩谢皇恩之礼。由于当时库伦无通晓俄语之人，托克托布是通过俄方的满语译员告知戈罗夫金的，俄方译员有没有说，怎么说的都不清楚。当天，戈罗夫金等应约赴宴，蕴端多尔济即恭设香案，要戈罗夫金等俄方人员行三跪九叩之礼，叩谢皇帝赐宴的特恩。要对着空香案行三跪九叩大礼，戈罗夫金断绝拒绝，声称只有觐见皇帝时方行此礼，且旧档并无入境即须行此大礼的记载，从前使臣也并无未见皇帝先行叩拜之例。蕴端多尔济则解释说，从前并无皇帝特旨赐宴之事，此为特殊恩典，故需行此大礼，戈罗夫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形成僵局，蕴端多尔济惊怒交加，下令逐客，宴会未开即不欢而散（此事经过，十二月六日蕴端多尔济的奏折有着详细的叙述，原文过长，不录）。
回到住处，戈罗夫金还想转圜，给蕴端多尔济写了一封信，说明没有按要求行礼的理由，信中说：“我前来时，奉我主之训示，命我行事皆照前使臣公爵萨瓦所行办理，……朝觐君主及进奏表时，我行三跪九叩之礼，其他事务，我不行此礼”，[10]没有得到回音。后又要求派遣信使至北京理藩院商讨此事，也遭到拒绝。
接到蕴端多尔济十二月初六日的奏报，嘉庆帝于十二月十四日发出上谕：若戈罗夫金不习练三跪九叩之礼,即行逐回，并命令蕴端多尔济齐集彼处之“蒙古王、公、台吉、章京等，各自佩带腰刀、撒袋，排班整肃，大显声威”[11]。此旨以日行五百里飞递。十五日，军机处查出雍正五年俄使萨瓦觐见时确实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嘉庆帝于是又发出了一份六百里加急的上谕，说明上次俄使是行了大礼的，要戈罗夫金遵照执行，仍要排班大显声威，令俄使跪听宣读谕旨。这两件谕旨，蕴端多尔济于二十二、二十三日先后收到，未见到如何处理的记载。这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靠几把腰刀就要俄国人改变态度，无异是白日做梦，嘉庆帝真是视国事如儿戏了。
二十七日凌晨，戈罗夫金一行离开了库伦，向恰克图边界而去。再有三天就是中国的新年，这个新年，使团是在去恰克图的路上过的，在风雪迷漫的荒原中，一长队车马缓慢前进，他们此时的心情必定是愤怒多于懊丧。在俄国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形象一定是益发不堪了。
四
平心而论，此次俄国使团并非不愿遵守中国的礼制，他们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表示在觐见皇帝时将行三跪九叩之礼。问题出在库伦宴会上的那次突发事件，双方都下不了台。在当时，与别国交往中，中国还不习惯于平等待人。俄罗斯与中国为邻，交往已一百多年，但中国从不了解俄罗斯，连俄罗斯的国土、都城都不了解，遑论其它。乾隆帝曾说过，俄罗斯不过一部落，比准噶尔稍大而已。和俄罗斯接壤的几个地方，如黑龙江、伊犁、塔城，与俄罗斯接触最多的库伦，都没有一个通晓俄语的人，伊、塔在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从伏尔加河草原回归以后，遇有审问逃人或交涉，尚可临时找几个略懂俄语的土尔扈特人应付差事，其他地方只好用此通彼不通或彼通此不通的语言互相对付着。按规定，中国咨俄国的官方文书，应用三种文字书写，即满文、俄文、拉丁文，后两种文字，中国都不懂，只好命传教士或俄罗斯馆翻译书写。中国和欧洲各国的交往中，一向是有来无往，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雍正九年派遣托时（西）为首的使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安娜女皇的登极大典，这是中国近代派驻外国使臣之前惟一一次出使欧洲，但当时雍正帝是另有所图，并非单纯的外交行为。此事当另文介绍。
俄国使团的被逐，除了嘉庆帝虚骄自大，冥顽不灵，故弄权谋等畸形的政治性格之外，负责接待工作的蕴端多尔济也是有责任的。他是个平庸无知的蒙古贵族，俄国使臣的表现使他担惊受怕，先是说：“恐如乾隆五十八年盐政官（长芦盐政?引者）征瑞护送英国为首使臣（即英使马嘎尔尼?引者）一般，不可收拾，奴才蕴端多尔济甚为恐惧。”[12]再则说：“今若于奴才等面前不行叩拜之礼，至京师仍不叩拜，以致触犯天颜，奴才等实不敢担当，甚为恐惧”[13]。总之是害怕承担政治责任。第二，支应困难。寒冬腊月，征集上千匹马驼及一应草料，也是一大难事。所以他一如送瘟神一般，一经嘉庆帝批准，即不顾一般礼节，过年之前即将俄使驱出库伦。
俄国使团走了，但嘉庆帝的心情并没有平静，还在幻想着俄国使团会重新前来觐见。一年以后，即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嘉庆帝闻知俄国使臣和礼物仍在伊尔库茨克，以为可能再次请求前来觐见，特谕令蕴端多尔济：如俄罗斯请求前来，即依请准予前来瞻觐，免去库伦赐宴之举，使臣即可不必于此地行三跪九叩之礼，“妥善保护俄罗斯使臣来京瞻觐”。事情远未结束，嘉庆十二年五月，一个俄国中尉告知中国恰克图一办事官员，前年带来的贡品并未带回，而是保存在恰克图北栅，嘉庆帝闻此，又产生联想，给蕴端多尔济又下一命令：如俄罗斯有遣使之请，即一面奏闻，一面迎来库伦，免于赐宴，“亦勿习练三跪九叩之礼”[14]，一再降低要求，但俄国使团却杳如黄鹤。嘉庆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又因为俄国教士及学生回国，估计俄使有可能再来，又给驻库伦办事大臣发去相同的命令。以后还有类似的指示。总之，从嘉庆八年到十三年，为俄使来华一事，清廷忙了五年之久，报告和指示有若干通，与俄方来往文书又有若干通，足够编一个小专题资料了。但嘉庆帝根本不了解，此时的俄国正紧张地全力应对拿破仑的战争，再也无暇顾及中国，而且，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力量的消长，俄罗斯再也不会派出这样庞大的使团到中国来自取其辱，和中国交往的方式必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嘉庆帝所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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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俄罗斯内汉文件》。雍正五年萨瓦使团实际上来京人数为120人，此处记载有误。后来，军机处纠正了这一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