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好心的朋友”来访闲聊。打开电脑，对着《国学网》站上的帖子，一边喝茶，一边闲聊最近的《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述录如下：
好心的朋友：《新京报》发了几大版报导这件事，题目比较吓人，处理的方式也比较特殊。 你怎么看？
马亦之：说白了，这不是学术批评，也不是学术批判，更不是学术讨论，而是以“学术批评”名义反“学术腐败”，最后以无聊收场。所以我给这篇谈话起了个题目，就叫20－20＝0。就是说二十个质疑一个都不能落实。你说不叫无聊叫什么？你看，争论仅在很小范围进行。媒体很少刊登有关文章。网上的帖子和文章多一些。学术界更没什么动静。有哪个严肃的媒体和学术刊物登什么了吗？什么都没有。
好心的朋友：王曾瑜先生说是他“偶然”看到了《中国通史（彩图版）》随手翻了翻宋代部分，感到“太不像话。”于是写了文章，我觉得有点奇怪，你知道有什么来历吗？
马亦之：在网上看到署名陆豫的一篇文章:“从《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看媒体的社会责任”。他说此事始于6月份，《 历史学家茶座》最早发表王曾瑜先生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学术批评网》随后转载此文。七月，《新京报》记者采写了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追踪报道一文。”此后国内各家媒体和著名网站相继刊登批评和反批评文章。
好心的朋友：有人说王曾瑜先生的批评文章态度这么强硬，而且明显是以“反腐败”名义来的。是不是还有什么背景？
马亦之：那到说不上什么“背景”。从网上争论的文章看，王曾瑜先生遭到有力的反驳。而几乎没有对反批评者象样的答辩。由此可见，王曾瑜先生说的仅仅代表了他个人，是个偶然的事情。还有一个理由可以佐证。我坚信王曾瑜先生当时确实在“随手翻书”。因为他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他没看前言部分和其他部分，以为那是本“大部头通史”。第二，他没注意到全书的体例，以及在传说部分已经有标记和说明。所以认定编者是把“传说”当成了历史，这是他的疏忽。
好心的朋友：是的，如果是有计划的所谓“学术批评”，不至于这么轻率，这么被动，反让人抓住辫子。
马亦之：但是，陆豫先生的文章还提出了个问题值得玩味。他说：王曾瑜先生的文章和“一份严肃历史刊物，一个著名学术批评网站，一份小报，偶然碰在一起发起‘反腐败’。而且这三家媒体都‘不约而同的’拒绝刊载反批评者的文章。因为《史学家茶座》的创办人和《学术批评网》的负责人，以及帮王曾瑜联系投稿的都是同一个人。”
好心的朋友：这不一定属实。即使属实，也不足为怪。如果批评或批判得有道理，任何媒体和个人都可以口诛笔伐，不在人多人少。媒体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场，登不登不同意见的文章也都无可非议。
马亦之: 媒体只能有一个立场。特别是面对大众的媒体。它的立场应该是实事求是，舆论自由、透明、公允。学术刊物可以有学术角度和立场，登什么是自己的事儿。你新闻媒体，有舆论导向的作用。特别是“学术批评网”是个很有名的网络媒体，还是什么批评的“旗帜”。可你要不就别吭声儿，如果有很多不同意见，你只刊登批评者的文章，就会被指责为有“猫儿腻”。
好心的朋友：好在现在的网络很发达。谁登不登都无所谓。到处有链接、检索，谁都可以看得到不同意见。不是还有很多媒体和网站刊登各种文章了吗？
马亦之：我看不惯这种风气。明明不是学术批评，打着“反腐败”的名义抡棒子，结果反而惹一身臊。
好心的朋友：不管是什么批评，什么动机，要是批评得有道理，能服人，就能站得住。你怎么说都有理，关键还是道理。
马亦之：可王曾瑜先生等人的“批评”差得实在太远。我整理了双方质疑和答辩，用算术做一下减法，看看结果到底怎么样？
好心的朋友：把原文调出来给你。 第一，王曾瑜先生说《通史》把曹彬称为“儒将”“最为荒唐可笑”，”他认为“《宋史》中“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马亦之：这个“儒将”，是让王曾瑜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他愤怒指责这个说法为“信口雌黄”，“闻所未闻的新发明”。这也关系到王曾瑜先生所说“硬伤”是否如实。无端先生举出宋代李心传《旧闻证误》（四库本）引《建隆遗事》确凿的记载：赵匡胤曾对曹彬说：“汝实儒将”。无端先生很厉害，他把王曾瑜反辩的路都堵死了。他说“即使文中叙述的情节与事实有出入。但李心传并没有否定宋太祖有此旨意，并没有怀疑宋太祖对曹彬‘汝实儒将’的评价。曹彬在宋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儒将’，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人称曹彬为‘儒将’又有何不可呢？”
好心的朋友：无端的两篇文章都很有力量。文字平和，也没情绪化的语言。只用史料说话，反驳很有力。
马亦之：只要他看的《旧闻证误》不是光盘刻录盗版伪本，这个结论到哪儿也翻不了案。
好心的朋友：你说话太损。第二，王曾瑜先生批评《通史彩图版》“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一说， “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作为《通史》“最荒唐可笑”的“硬伤”之一，作为论证《通史》是“学术垃圾”的重要根据。他认为“恩荫开始于汉代”。
马亦之： 吴大兵、无端等人反驳说：《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下了定义：“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这和《通史》的叙述一致。而王曾瑜先生恰恰还是《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编委首席专家。王曾瑜先生后来申辩《中国历史大辞典》也错了，说自己没审过那一稿。无端先生等人指责王曾瑜先生“把原来讨论的‘恩荫制’何时开始的问题，转换成‘荫补制’何时开始的问题，并且不作论证就把‘荫补制’和‘恩荫制’完全等同起来。属于偷换概念。”
好心的朋友：我注意到，这也是双方辩论唯一的回合。王曾瑜先生是宋史专家，以考证史料见长。在讨论中即使有时把握不准也很正常。可哪个专家能说把资料都看到了呢？
马亦之：问题在于王曾瑜先生过于自信，过于武断，把话说得太绝，就没有了转圜的余地。最后被人奚落为“空头编委”，“偷换概念”。
好心的朋友：第三，王曾瑜指责《通史》关于“岳母刺字”的叙述“全不见于宋代史籍”。
马亦之：怎么能说全不见于史籍呢？《宋史·何铸传》记有岳飞被诬受审，“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 研究“岳母刺字”的讨论也早有了。我还特别查了一下，《通史》在书中是这么说的，“据说有一天……，岳飞刺字和岳飞抗金兵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很清楚，人家本来就没当“信史”来说。又注明了这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已经算够谨慎的了，怎么能说这是“以讹传讹”呢？
好心的朋友：第四，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的梁红玉“史无其人”。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这没说错吧？
马亦之：王曾瑜先生翻书之马虎正在于此。人家书中明明大字标记着“梁红玉的传说”，他又没看见。再说，即使较真儿，你说梁氏“史书无名”。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就能算是定论吗？我问一句？谁考出《宋史》里说的“梁氏”真名是什么了？邓先生的结论也未必一定正确，历史上经“考证”定论，后又被推翻的例子太多了。汤用彤先生以前讲过一段话：“说‘有’易，说‘无’难，这是我们做实证研究要注意的一点。我们找到一点材料，可以说‘有’，但说‘无’就要慎重，你没有看到，就不能说没有。” 对于史实面貌不清的问题一般只可存疑，不要轻易确定。更不可随意说前人就是错了，你就是对的。
好心的朋友：类似的人名问题还有几个。 第五，网上有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个名字的质疑。湘君先生说曾经有人考出，王昭君的名字不对，“嫱”与“昭君”不是王昭君的名和字，《通史》错了。
马亦之：王昭君，王嫱，《汉书·南匈奴传》有确凿记载：“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汉书·元帝纪》又载：“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推测王嫱名字错了。可那是本野史笔记，不是正史，且又是孤证，不足为据。你要否定她的名字，可以。第一，你起码要先把“嫱”字考证清楚。有些人的考据实在不敢恭维。说《汉书·元帝纪》书有王樯，“樯”做“桅杆”解，通“嫱”字。王嫱可能是从四川漂橹坐船来的。可《汉书·匈奴传》曾记载为王牆，“牆”是“砖，垒壁”的意思。“牆”也通“嫱”，那是不是该说王昭君是“翻墙”来的呢？牵强附会，如此考据，让人啼笑皆非。
其次，你要推翻王昭君，就该把她的真名考出来才算可靠。不能提出确凿姓名，弄出个以无名取代有名，说不通。人家几部“正史”都叫她“王嫱”，“王昭君”没人说她叫“王氏”。王昭君名字在历史上或许会有记载错误，但在更多的地下文物发掘和可信史料发现之前，就不能说有错。
好心的朋友：作为学术研究，把疑问提出来，就是贡献。但最好不要轻易否定习惯说法。第六，王曾瑜先生说“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的。《三国志》《华佗传》均不载此事，《三国志·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固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
马亦之：王先生大部分批评都是这个类型的。该书采用部分传说，书中已经做了标记。你可以批评编者不该在书中引用传说，但不能自己没看清，就说别人把传说当成历史。“刮骨疗毒”见于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三国志》、《后汉书》都有华佗传。说他的医术高明，“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 。
好心的朋友：关羽、华佗都是同时代的人，《三国志》又有“麻醉”和“刮骨”的相关记载。过去的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刮骨疗毒”未必是杜撰。
马亦之： 华佗有这个时间和资格，或许还是真事。 退一步说，你否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这件事传了好几百年，就“误人子弟”了？
好心的朋友：第七，王曾瑜先生批评该书“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
马亦之： “金兀术” 是指金国完颜宗弼，即金国兀术， 非谓其姓金，后成习惯称谓，史称“金乌珠”、“金兀术”。王曾瑜先生错以为这个称呼始于《说岳全传》。其实宋人、元人、明人、清人典籍中早已有此称呼，并非仅小说家言，南宋徐大绰《烬余录》、元代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明代《智囊全集》、清代《清史稿》有关列传的记载，还有清初李玉的文学作品《精忠谱》，都早于乾隆时期成书的《说岳全传》。既然金兀术不是小说家的发明，已经被人家说了几百年了，《通史》为什么不能这么说？
好心的朋友：说得有道理，如唐三藏，只是说唐朝之三藏， 非谓其姓唐。“金兀术”、“唐三藏”之名俚俗皆知，不会引起任何歧义，更不会由此误导大众。
马亦之：历史上的传说来源十分复杂，有的是凭空杜撰，有的是真实史料经过历代口传存续下来的。对于那些有史料依据的传说，其更多的来历可能还只是个未解之谜，有待于发掘和考证。
好心的朋友：不过王曾瑜先生以学者的职业身份强调以“正史”为根本，否定“刮骨疗毒”至少是不错的。
马亦之：说句不好听的话，“正史”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拿这个华佗来说，陈寅恪就曾经说“是当时印度神话在中国民间传播，以致最后被陈寿等拿到了中国的历史之中。无论如何神异，华佗是个神话。这是个靠不住的故事。”作为学术一家之言，他的研究有一定价值。可是他能推翻华佗这个人吗？还是不够的。因为明明《三国志》有记载。
好心的朋友：同样，仅靠一个考证和一篇文章就否定悠久的、具有一定史料依据的历史传说，就把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传说或定论斥之为“以讹传讹”，显然不妥当。
马亦之：历史记载中的有些人物和事件经过历代沿革，广泛传播，已经形成特定和凝固的称谓，即所谓约定俗成，一般不能轻易更改。像王昭君这样的历史人物已经被赋予一定审美艺术内涵，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的意义。就算是有人考出了真名，恐怕也很难改变它。还有梁红玉、金兀术等等。你说完颜宗弼，谁知道？谁承认？你说金兀术，谁都知道，不管你考出来什么名字，约定俗成了的，经历数百年历史传统的称谓不可能会改变。
好心的朋友：按照你说的，哪怕是很专业的学者，即使在你研究的领域，也最好不要轻易说“后人杜撰”四字。“金兀术”在很多典籍可以查到，王曾瑜先生却只知道《说岳》，被你抓了小辫子。所以尽管《说岳全传》、《杨家将》都是小说，但未必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它最早源于元代、明代各种话本，其中很多内容来源于当时的典籍和宋元时期的口碑资料，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至少它的材料和背景很接近南宋，距今也有八九百年了。
下面还有几个问题。 第八，王曾瑜先生批评该书记载了“杨宗保与穆桂英喜结良缘，破天门阵，作为信史，介绍给读者。”
马亦之：我看书中明显标着黄色框，题目为“杨家将的故事”，就别说它了吧。
好心的朋友：第九，大闹朱仙镇，该书明明白白标了“这是《说岳全传》中的一则故事，”这也不必说了。第十，王曾瑜先生说此书画了不少人物画，但作画者显然没有各个时代的服装、兵器之类颇有不同的史学常识，不管哪个时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饰。
马亦之：这个质疑没举证，等于没说。
好心的朋友：我发现王曾瑜先生的质疑都是有关“传说”的，该怎么看待《通史》用了传说呢？
马亦之：所谓“正史”和“传说”都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相对而言，“正史”比较可靠，“传说”还不是确凿的史实。王曾瑜先生喜欢说“见不见于宋史”，他对“传说”嗤之以鼻，大致反映着有些学者对历史传说的轻视。现在有很多人开始重视传说、口碑、口述史的研究和发掘。其实正史和传说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
历史上最早的“正史”是从口碑传说来的。《五帝本记》一个都没谱儿，后人就当成“信史”了。夏商周没有那么多文字记载，现有的记载还不是从传说来的？可经过古史研究者的梳理，以及龙山文化等考古发掘资料，没谱的就变成了有谱。即使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所谓的“正史”中，也还有很多传说夹杂其中。《史记》里关于“鸿门宴”的描写不是司马迁听来的，就是他编的。一部二十四史浩浩荡荡，里面有天文、舆服、百官、五行、祭礼、礼仪、逸民、烈女、方术、文苑、独行、儒林、酷吏等志、传分类。你说哪个门类里会没有传说的成分？
好心的朋友：历史上一些传说中的人物不一定都是虚构的。有的学者对此十分重视。如陈寅恪以诗证史，将佛经典籍、变文故事与民俗小说相互参照，发掘敦煌佚文，考辩史实。姚际恒《诗经通论》中说“孟姜”一名为美女通名，人们一直把她当作传说，直到顾颉刚做了考证孟姜女的文章。通过对“传说”的研究，恢复了很多历史面貌，贡献很大。
马亦之：顾颉刚先生是“疑古派”著名领军人物，可他从不以轻慢的态度看待“传说”。他认为：“中国的传说从来不曾经过整理，满地都是很有趣味的材料。颇想打出这一条路，使民间的传说能够得到它们的相当的地位。”还说：“从前人治学，只懂得看史实，我们现在治学，要在看史实之外更懂得看传说。”像梁红玉这样的传说，正史上有出处，也没人拿得出她的真名来，当然不能算子虚乌有。
好心的朋友：王曾瑜先生的质疑还有一类，即指责该书没采用一些新的考证成果。
第十一，邓广铭先生、张正烺先生、王曾瑜先生都说岳飞“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属后人伪托。”《通史》不该应用这些内容。
马亦之：岳飞的这两幅字至少也流传了九百年，还有那篇脍炙人口的《满江红》都曾被人指为“伪托之作”。我也认为完全有可能是后人伪托。这个问题在争论中没人涉及。
学术界的考伪辨析不新鲜。二三十年代有个“疑古派”，他们以怀疑和批评的眼光把古代经典翻了个遍，涉及的范围就大了。在他们看来，先秦诸子没一部书是可靠的。《孟子》是假的，“孔子曰”基本是假的，《墨子》、《荀子》夹杂伪造，《庄子》十之八九是假的。号称“其书五车”的慧施，也只有一百多字是真的。胡适说：“恐怕现存的古代史料，还没有十分之一二呢。”
好心的朋友：“疑古之风”自宋代开始，后来的“疑古派” 对古代传世书籍全面进行清理，在整理古籍、辩明真伪等多方面有很大贡献，破除了对古代文献不可怀疑的迷信。疑古派学者敢于向传统典籍发起质疑，他们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成果值得尊敬。
马亦之：“疑古派”和当代学者的“疑古”有很大不同。我认为当代有些学者是“颠覆派”。
好心的朋友：“颠覆派”是指什么？是说王曾瑜先生吗？
马亦之：没错，王曾瑜先生比较典型。应该说，我对大部分学者所作的疑古考辩是尊敬的，但对有些“颠覆派”的考辩很不以为然。
“颠覆派”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的考辩针对大多为枝节细末，和“疑古派”大规模清理古代典籍不能相比；第二，他们专捡著名的、敏感的、影响力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做考辩文章，力求引起轰动；第三，他们常常以推理代替考证，推理的功夫比考证的功夫多；第四，胆子比“疑古派”还大，他们做了某种论证，就推论原有的说法为错误，要求别人全盘接受。
好心的朋友：是啊，现在好像什么都可以颠覆了。有人给秦桧平反了，岳飞的“民族英雄”不能说了。还有很多宋史学者强烈要求把杭州岳飞庙的座像拆了重修，照着宋代“中兴四名将”那幅很难看的岳飞像做，结果老百姓不干，给否了。
马亦之：说个例子，王曾瑜先生十分肯定地说那幅“还我河山”属“伪托”之作。过去徐森玉先生很早就提出过。他根据宋拓凤墅帖残帙岳飞笔迹为苏东坡体，认为现存“还我河山”墨迹不可靠。后来张政烺先生提出两个证据：第一，“还我河山”四字始见于清末民初，最早的拓本是1919年的，所以不可靠；第二，他说：“我曾见过古今来著录石刻文字的书无数，与碑帖铺打交道已五十年，所见拓本成千上万，内中曾见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的各地刻本。但是没有岳飞‘还我河山’四字的拓本。”
好心的朋友：我毫不怀疑两位学者的学问和经验，但听起来这事儿有点奇怪。第一，为什么1919年出来就不可靠？那1976年才发现秦代汉简，总不能说此前就没有这个汉简吧？第二，说没见过，只是个推理，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张先生用自己的眼光和经验做推理，没有举实证。
马亦之：有实据。张先生说：“还我河山”“从书法观查乃摹仿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其签名及名下‘岳飞私印’皆与《出师表》相似，作伪者乃参考《出师表》进行伪造，盖无可疑。”
好心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先不说“相似”的观点能不能成立，如果《出师表》是假的，那“还我河山”就是假的；如果《出师表》是真的，那《还我河山》就是真的。
马亦之：可以这么理解。 后来王曾瑜先生提出五个论据，进一步论证《出师表》伪托说：一、《出师表》书写于绍兴八年八月，“从时间上看，八月十五前，岳飞显然并无自鄂州北上邓州南阳县之可能”。[1]二、王先生说岳飞青少年时“未结翰墨缘”[2]，意思是说岳飞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书法。 三、岳飞书《出师表》石刻出“在明代后期”，此前书中无记载。四、说岳飞书出师表与邓广铭《岳飞传》中岳飞两书简“笔迹”之不同，包括“飞”字署名之不同。五、说岳飞的儿子岳珂编的《金陀粹编》没有收集《出师表》。
好心的朋友： 这几个证据能让人信服吗？
马亦之：基本上还是推理。所以有人提出反驳：一、八月中旬，岳飞完全有可能到过南阳。岳飞一直迟迟不肯“赴行在奏事”。完全有可能在奏明十二日起程之后，延误行期。“因巡检军务，他路过南阳，雨大阻行，便借宿武侯祠。”二、 岳飞“无翰墨缘”，那是小看了岳飞。文天祥在岳飞手书《吊古战场》文的拜跋中写道：“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即后世亦谁能及之。”这该怎么讲？三、岳飞书《出师表》石刻于明末，但不能因石刻晚、书无录而断定岳飞书《出师表》系“伪品”。
好心的朋友：不错，以前孙武的事迹未见于《左传》，人们就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直到出土简牍本《孙子兵法》，这个公案才得以澄清。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马亦之：四、说岳飞只会写“苏体”也太草率了。有书法功底的人可能擅写多种字体。草也不只是一种草法；署名，也不是一种写法，何况军中“书简”还有可能为幕僚代笔。 五、说岳珂所编《金陀粹编》已经搜集了岳飞所有遗文，如再有岳飞的遗文面世，就是“伪品”，也是一个推理，而且不符合事实。 岳飞的《满江红》、《登黄鹤楼》、《送陈协》等诗词，岳珂当时就都没见到过，所以都没被《金陀粹编》收录。
好心的朋友：这么一说，好像这些证据都不够充分。说《出师表》伪托，好像也没有可以一锤定音的铁证。不过这些持“伪托说“的学者在考证方面确实提出很多疑点，论证推理也有一定依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马亦之： 他们的考证完全可能是对的。问题在于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材料。所以“伪托说”只能作为一种学术意见，不能完全排除出自岳飞手书的可能性。邓、张二位老先生倒没有要求你们今后都按照我的考证写书。可王曾瑜先生不是，一口说人家“以讹传讹”，这就过分了。
好心的朋友：这件事今后可能会在文物考古和新史料发掘方面取得进展，还可以到公安部笔迹鉴定部门试试，那样的证据或许更有说服力。
马亦之：问题还不在于此。你注意到没有，王曾瑜先生等人的批评集中在一些著名的人物事件和传说上。在他们看来，杨家将故事、刮骨疗毒传说、岳飞的题字，还有王昭君，不是“荒诞不经”，就是“伪托”，写到《通史》，就是“学术垃圾”。他们拉着一副学者面孔，以不屑一顾的样子说东道西。专门喜欢对那些美好的、具有影响力、流传广泛的历史传说（有的完全是史实）下考证推翻的功夫。好像这才能显示学者的存在。怪不得现在的文学，戏剧工作者都躲着这种历史学家，离他们远远的，而且也对他们不屑一顾。
好心的朋友：岳飞、梁红玉、刮骨疗毒、王昭君、还我河山等历史故事和传说经过几百年的延续留存，已经融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一部分，象征着对外抵御入侵的民族精神，代表了勇敢、正义、善良、美好等民族文化内涵，不再单纯是简单的一个历史元素和符号。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这些历史典故、传说和戏剧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鼓舞了多少中国人投入抗战。
马亦之：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手下留情，对这部分文化遗产多一点敬重和爱护，少一点非议和否定。你看被王曾瑜视为“垃圾”的都是什么？这些“垃圾”有害？会毒害青少年？我们小时候难道不是读着这些故事和传说过来的吗？我们误入歧途了？
王国维先生在谈到考据时说过一句话：“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我想送给王曾瑜先生比较合适。
好心的朋友：还有一些问题。 第十一，王曾瑜指责《通史》“采用京剧须生岳飞画像”和‘中兴四名将’图自相矛盾”。
马亦之：那不是京剧须生，是杭州岳王庙里的岳飞泥塑绘像。《通史》中这么处理，没什么可指责的。
好心的朋友：第十二，王曾瑜先生用了一些篇幅指责《通史》张飞画像上的矛错了。有人答辩说：“不要说至今无人考证出张飞究竟用的是什么矛。指责此矛非彼矛，这个批评本身就琐碎无聊。”
马亦之：继王曾瑜先生之后，还有两篇批评《通史》的文章值得一提。金生叹先生和湘君先生著文批评《通史》。这两篇文章比王曾瑜先生还要胆大、邪虎，我看纯属“趁火打劫”。
好心的朋友：第十三，金生叹先生批评《通史》“无纲无目，无章无节”。
马亦之：金生叹先生推崇的《通史》就是几十年以来让人讨厌透了的通史教科书模式。“通史”是相对“专门史”而言。谁规定过“通史”要有一定格式？历代史家采用纪传、编年、本末、章回等不同体例，向无成法，不拘于一格。《中国通史（彩图版）》以编年为纲、以历朝为章、著文述史、以图证史，这不是体例体裁吗？彩图版本身也是一种体裁。古代不可能做到，但有了绘画资料和历史照片，现在就做得到。彩图版《通史》之后，国内出现了吴泽、冯国超、超凡、李杰、钟雷等人主编的“通史”普及读物。至少有七种，无一例外都采用彩图版，都叫《中国通史》。最大的一部《话说中国》洋洋千万言，也是彩图版。你说这是偶然吗？这几部书的发行量到了百万册以上，以前的旧《通史》做得到吗？我看彩图版已经成为了一种体例。
好心的朋友：第十四，金生叹先生指责《通史》插图甚多，均未注明来源，有版权嫌疑。
马亦之：《通史》是部通俗历史读物，不是学术著作。3000余幅图片，都要注明来历毫无必要。至于版权，那是另外的问题。人家版权单位没着急，你急什么？再说这个版权是谁的？是故宫的版权？故宫是什么单位？它有版权吗？它的版权是哪儿来的？它好意思和别人要版权吗？
好心的朋友：第十五，金生叹批评《通史》没有采用《舆地图》、《南都繁会图卷》等图。
马亦之：我看过，《通史》在历朝首页，已配有统一绘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图，编者有不同的取舍，更有名气的清代《皇舆全览图》也没收录。该书有统一的采纳标准，没有赘附其他地图，算不上错误。
好心的朋友：第十六，明代宦官专权始于英宗还是万历以后？第十七，明人“服饰剧变”发生在万历还是弘治年间？
马亦之：这本来是常识问题。可金生叹先生或许有新的研究心得，他也要把自己的新观点强加给别人。非说别人错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见于《明史》记载的万历朝宦官只有郑和等二人，后来都派到了海外，哪儿来的宦官专政？他用一条史料来论证服饰变化的时期，你说能站得住脚吗？
好心的朋友：第十八，《通史》说《四库全书》“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规模空前的一项盛举” ，金生叹先生指斥编者对乾隆“禁书毁书”“视而不见”。
马亦之：首先，据我所知，乾隆时期的禁书毁书并没到鲁迅所夸张的那么严重的地步。禁毁的3000余种里存世有1800种。《四库全书》底本及部分禁书一直保存在故宫武英殿翰林院，后被毁于大火。其次，譬如秦始皇统一中国、修筑长城，哪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能历数其利弊，史家见仁见智，未必一定要说得面面俱到。
好心的朋友: 第十九，湘君说“西晋非始于公元二六五，”他说按照阴阳历换算，该是公元266年。这算硬伤吗？
马亦之：历史年表有统一编制的规范和要求。中国历史年表有几十种至多，你去查查，看有哪家的年表是这么编的？
好心的朋友：第二十，湘君先生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无出典？
马亦之： 没出典？没出典怎么会被念叨了几百年？这些问题不值得讨论。
好心的朋友：综上所述：王曾瑜先生等人提出的二十个质疑全被你否认。20－20＝0，你太过分了吧？
马亦之：不是我和王曾瑜先生过不去，是王曾瑜先生非要和自己过不去。如果你批评得让人没话说，这叫“硬伤”。也好让大家服气；可你批评得太离谱，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了。
好心的朋友：金生叹先生列举的错误分三类。一类自己没有把握好史料，批评错了；第二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做为学术标准，强指别人不采纳，斥为“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 第三类是把别人明确标注引用的“传说” 写进了“通史”。
马亦之：我只说一句话，《史记》把“三皇五帝”那么玄乎的“传说”当“信史”写就可以，《通史》把“传说 ”当成 “传说”来写都不行？哪能这么霸道呢？
好心的朋友：王曾瑜先生等人提出的“硬伤”居然一个都不能板上钉钉，确实很让人吃惊。
马亦之：说句实话，不用仔细看，《中国通史（彩图版）》不可能有严重“硬伤”。因为这是本历史普及读物，不是学术著作，采用的都是学术界定型的结论。所有史实都有来历，怎么会错呢？
好心的朋友：这场争论有什么意义？还会争论下去嘛？
马亦之：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再争论，就回到学术问题了。不能给《通史》扣上“垃圾”的帽子，王曾瑜先生没那个兴趣，争论什么也都没意义。他要是和某人过不去，或许会再点把火。关于这场争论的教训和意义，很难几句话说清楚。下次再聊吧。
好心的朋友：很多人写文章批评王曾瑜先生，说得也算够多了，你还要整理出来说一遍，是不是有点不依不饶啊？
马亦之：呵呵，得理不饶人！看对谁了，对君子，这叫不够雅量，和王曾瑜先生不用那么客气，这叫畅所欲言。
[2] 邓广铭先生所著?岳飞传?中的评白：“岳飞青少年期内未结翰墨因缘，其军营所发书简必多由幕僚代笔，也许这书简中的三处签名是岳飞亲笔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