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的争论中，“恩荫制”是否开始于宋代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
批评者把 “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作为《通史》“最荒唐可笑”的“硬伤”之一，作为论证《通史》是“学术垃圾”的重要根据。批评者自以为这一击非常漂亮，于是用老师训导学生的口吻“考问”“两位主编”：“依你们的学识，历史上的恩荫制度应始于何时？”意得志满之情溢于言表。不料，《通史》主编反将一军：《中国历史大辞典》不也说恩荫制“始于宋初”吗？而你恰恰是该辞典宋代部分的编委；你这样批《通史》，“是否意识到也给自己扣上‘学术垃圾’的帽子？”
面对这令人尴尬的反问，批评者一时为之语塞。沉默了20多天，终于作出回应，但问题已经由“恩荫制”改换成“荫补制”。批评者称：“宋代荫补，即恩荫之滥，是普通常识”；“宋朝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他承认确实参加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部分审稿工作，但在他参加工作的时候，1984年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荫补”条，说“（荫补）亦称‘任子’，‘世赏’。宋承旧制”，没有写错。后来《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增设“恩荫”条，才出现称（恩荫制）“始于宋初”的错误。而他并没有参加合订本的工作，因而与此毫无瓜葛。据说一位“了解情况的学者”已经给他作证：“合订本恩荫条的错误，与王先生全然无关。”你“《中国通史（彩图版）》不取正确之说（按即批评者之说），反而取错误之说（按指《中国历史大辞典》“恩荫”条之说），本已无可巧辩”，竟然还要反批评，我岂能容你！于是，批评者再次以审判官的架势对《通史》主编做出“再审判决”：“第一，他确是对宋史一些普通的常识懵无所知，第二，反映了他的学术道德，别人点出了其错误，却要断然拒绝正确的批评，反咬一口，霸气十足。”
虽然网上关于《通史》的争论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我至今没有看过《通史》，不知道《通史》在这个问题上具体是怎么讲的，因而不好作判断。但批评者再次抡起大棒，是以否定《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制”的表述为其前提的。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历史大辞典》关于“恩荫制”“始于宋初”的说法，真的错了吗？
在古代文献中，“任子”、“门荫”、“荫补”、“恩荫”等词关系密切，意义相类，都是反映了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或变种，但它们出现的迟早、含义的宽狭是有区别的。其中“任子”一词汉代已经出现，并延续使用于后世。汉代凡吏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者，得任其兄弟(“同产”)或儿子一人为郎。“门荫”一词偶见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指凭借门第循例入官的制度。“荫补”的广泛使用是在唐代及其以后。但唐代的“荫补”一般指“门荫”，宋代及以后的“荫补”则既包括“门荫”，也包括其他形式。“恩荫”一词，宋以前罕见，在宋代文献中才稍为多一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恩荫”在宋代取得了它的特定含义。
《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对“恩荫”下了定义：“谓遇朝廷庆典，官员子孙承恩入国学读书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 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如《文献通考·选举考七》以“任子”为题回顾了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形式的发展演变，称：“太宗淳化，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并许荫补；如遇转品，即许更荫一子，而奏荐之广自此始。至道二年，始有寿宁节推恩之令，则圣节奏荐自此为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始有东封礼毕推恩之令，则郊禋奏荐自此为例。”这是荫补制中的新品种——“推恩荫补”，时人或径称为“恩荫”。如仁宗嘉祐元年四月诏：“悉罢乾元节恩荫”，并对郊礼的恩荫做了具体规定（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恩荫”一词延续至后代。如清代，凡官员遇庆典，文职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送一子进国子监读书三年，期满录用，称“恩荫”。这显然与宋代的“恩荫”一脉相承，而此制未见于宋代以前。
后来，也有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恩荫”一词的。例如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恩荫之滥”，“恩荫”就不但包含这种推恩荫补，而且包含当时的各色荫补。在这种场合，“恩荫”的含义确实与“荫补”很接近。但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而是全面地进行考察，不难看出：第一，“荫补”含义比较广泛，而“恩荫”则有广狭二义；第二，“荫补”一词既广泛使用于宋以后，亦广泛使用于宋以前，“恩荫”一词则在宋以后才逐渐多起来，宋以前鲜见，偶有称“恩荫”的，其意义也与宋以后的“恩荫”有别[1]。因此，我们不应把“荫补”和“恩荫”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
在上述诸词中，“荫补”词义较宽、应用较广，所以人们一般用“荫补制”作表示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或变种的概念。作为官僚世袭制变种的类名，“荫补制”可以把“任子”、“门荫”、“恩荫”涵括在内，而“任子”、“门荫”、“恩荫”则不妨作为汉、唐、宋（及宋以后）“荫补制”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代称。这样看来，不但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恩荫制”始于宋初没有错，而且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恩荫制”从宋代开始，也是可以的。
从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说宋代“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固无不可，但把“恩荫制”追溯到宋以前（如唐或汉）就不妥当了。批评者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把原来讨论的“恩荫制”何时开始的问题，转换成“荫补制”何时开始的问题，并且不作论证就把“荫补制”和“恩荫制”完全等同起来。这在辩论中属于偷换概念，是诡辨术的一种。
《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者都是研究有素的专家，也算是一时之选。合订本是在以前各分册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我想，编者不会随便取消原来《宋史卷》的“荫补”条，代之以“恩荫”条，并对“恩荫”作上述解释的，他们这种安排和解释必有其理由。在我看来，合订本对“恩荫”的解释是有根据、站得住脚的。当然，《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制的解释和我的理解都不应绝对化，它们正确与否，或正确的程度如何，需要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接受检验，进行修正。尤其是本人，并非习宋史的，宋史知识很贫乏，难免有差错，欢迎批评指正。但是，即使上述观点有不完善以至错误之处，即使有的学者不接受这种观点，而提出另外的解释，恩荫制的起源也只是一个在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认识的学术问题。既然如此，就是可以讨论的，应该通过开展正常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来解决分歧，逐步求取更加接近实际的共识，任何人都不应以绝对真理自居，而把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贬斥为“垃圾”。
但批评者自视为宋史领域的无上权威，一贯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当被他抡棍子的人辩解说：“我的观点其实是与你参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提法一致，当心棍子打到自己的屁股上哟！”这时，批评者仍然不肯把棍子收起来，稍为虚心一点考虑别人的意见是否也有道理，而是一面护着屁股，一面忙不迭地不作任何论证就宣称《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错了，忙不迭地撇清自己与合订本的关系，反正我对你错是没商量的！这是多么滑稽可笑啊！而当他继续抡起棍子，蛮横地训斥试图申辩的人“懵无所知”，把合理的反问说成是“反咬一口，霸气十足”，摆出一副“揍你没商量”的架势时，我们简直就不敢相信面前是一位长期以批“专制主义”相标榜的道貌岸然的学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