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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北京及北畿的蒙古族居民

高寿仙

元朝时期，随着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大量蒙古人迁入内地居住。明朝取代元朝的统治后，仍有不少蒙古人留居或移居内地，促进了民族交流与融合。对于明朝时期居住内地的蒙古人，已有一些学者予以关注和研究[1]，但区域性的考察尚不充分。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当时内地安置蒙古人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及北直隶。大量蒙古人在这一地区聚居，还曾引起一些官员的疑虑和朝廷政策的调整。本文拟对明代北京及北畿蒙古族居民的基本情况，以及朝廷的安置和优抚政策，进行初步探讨。

一、蒙古居民的来源

明朝时期，内地人常将蒙古人称为“鞑靼”、“鞑子”、“达子”、“达达”等，居住内地的蒙古人也往往以“达达”自称 [2]。当时在北京城市以及北直隶各府州县，居住生活着大量“达人”。正统元年，吏部主事李贤在奏疏中谈到：“窃见京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较之在朝官员，亦三分之一，而实支之数，或全或半，又倍蓰矣。”[3]足见数量之多。这些在京城及北畿居住的蒙古人，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前元遗留。元朝时期，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大都城及其周边地区，是蒙古人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倾覆后，原大都地区众多的蒙古族居民，大部分都退走塞外，但也有一部分留居下来。如洪武六年，燕山都卫遣人送故元来降刑部侍郎普贤奴、将作佥院善僧等入朝，令回北平访其家属 [4]，说明其家属元亡后仍然留居北平。又如朵颜卫头目把秃之母，元亡后也“久居北京”[5]。从这些事例可以推知，由于局势扰攘，在蒙古贵族、官员仓促北撤时，不少人的家属未能随行而去。普通蒙古军人和百姓滞留北平地区者当更多。为了安抚留居内地的蒙古等民族的居民，明太祖曾明确宣布：“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6]

二是被动内徙。洪武初年，在“肃清沙漠”的过程中，还将沙漠南部地带的百姓强制内迁，其中不少人被迁徙到北平地区。如洪武四年（1371），魏国公徐达令“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辑之”，计17274户、93878口 [7]。又以沙漠遗民32860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凡置屯254，分布如下：大兴县49屯，5745户；宛平县41屯，6166户；良乡县23屯，2881户；固安县37屯，4851户；通州8屯，916户；三河县26屯，2831户；漷州9屯，1155户；武清县15屯，2031户；蓟州15屯，1093户；昌平县26屯，3811户；顺义县10屯，1370户 [8]。洪武六年，燕山卫指挥朱杲等于山后宜兴、锦川等处，搜获故元溃散军民900余户，奏准以少壮者隶各卫为军，老弱隶北平为民 [9]。经过蒙元的长期统治，沙漠南部地带成为民族混居之地，这些内徙的居民不一定都是蒙古人，但当以蒙古人为主。此外，洪武、永乐年间，明军曾多次深入沙漠，投降或被俘的蒙古人也大多被迁徙到塞内，北平（北京）地区是主要安置地之一。如洪武二十三年，燕王出征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儿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鲁帖木儿等皆降，其部众被安置于北平，朝廷曾遣人赉夏衣赴北平给赐乃儿不花部下将校军士并家属4786人 [10]。

三是自愿归附。明朝初年，明廷一方面对蒙古军队实施军事打击，另一方面又大力推行招抚政策，以优厚待遇吸引蒙古人前来归附。在这种政策感召下，蒙古人“多来归者”[11]。有学者根据《明太宗实录》统计，仅在永乐年间，归附明廷的蒙古人就达5万人 [12]。在仁、宣两朝《实录》中，每年都有关于蒙古人来京奏请留居的记事，有时一年还有数起。每次少者一二人，多者达数十人以至数百人。当时蒙古人主要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各部均有来京归附者，尤以鞑靼部为多。笔者据《明宣宗实录》统计，仅宣德六年（1431），鞑靼部来京奏留者就有600多人。正统以后，来归的蒙古人虽逐渐减少，但仍时有所见。从安置地域看，洪武年间，归附移居内地的蒙古人，“多聚于京师”[13]，即南京及其周边地区。但也一部分人被留置北平，如洪武十四年，故元将校火里火真等41人及遗民170户自沙漠来归，其遗民命居北平 [14]。而“永乐以来，夷人来降者，多散处于畿辅之地”[15]，北畿成为来归蒙古人的主要安置地。大体说来，永乐年间来归的蒙古人，多被安置于北畿各府，而留居京城者较少。到洪熙、宣德年间，来归蒙古人皆自陈“愿居北京”，朝廷则来者不拒，率予允准。正统元年（1436），有官员建议遵循永乐旧例，将来归的蒙古人“送至河间、德州等处”[16]，朝廷大体接受了此项建议，但仍有少数新来者获准留居北京。

二、职业与待遇

明代北京及北畿的蒙古人，有少数属于民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其余绝大多数都被编入军籍，分隶各卫所。永乐年间设置神机营，就是以“边外降丁三千”为基础组成 [17]，初立时其军士应当主要是蒙古族人。明代北京及北畿各卫，大多都有蒙古族军人，尤其是“河间、真定、保定之间，多达兵营坞”[18]。在一些卫中，蒙古军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定州卫达旗军余多达1897名 [19]。为了便于管理，朝廷采用了由蒙古族军官统领本族士兵的政策。正统十二年，大宁都司都指挥同知王升曾奏言，“鞑官指挥卢耳里嵬等，欲以所领鞑官鞑军操练”[20]。嘉靖三十一年（1552），因蒙古族军士“生齿日繁”，“又有无籍窜籍，躲差冒粮”，“令各兵备严行查选，在保定者责达官都司管领，河间等卫各委达官指挥管领训练，钤束听调”；隆庆二年（1568），诏令“改各达官、军、舍为忠顺官军”[21]。

编入卫所的蒙古族军人，与汉族军人一样，需要承担守备和出征的任务。蒙古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早在洪武年间，北平地区的蒙古军人便成为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建文帝时期，为了削减燕王的势力，曾将燕王府“胡骑指挥关童等悉召入京”[22]。留在北平及其邻近地区的蒙古军人，则大多归附燕军。如吴买驴以永平卫百户降燕，从战皆有功，“南军闻吴买驴名，多于阵上指目之”[23]。又如胡骑指挥款台，以12骑击溃朝廷军3000余人，受到燕王赞赏 [24]。永乐以降，朝廷将来归蒙古人“置之畿甸之间，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长，时有征讨，起以从行，固亦赖其用矣”[25]。这些蒙古人享受着优厚待遇，也愿意发挥自己的军事特长，“一或有警，各殚智竭力而期获赏焉，而程劳进级者，相望于先后”[26]。景泰、成化、正德年间，蒙古军人都曾被调到南方参与平叛，发挥了重要作用 [27]。与汉族军人相比，朝廷在军役方面给予蒙古族军人一定优惠。如明代有京操之制，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以及宣府等处军士，每年都要轮流到北京操备 [28]，但为了不增加蒙古族军人的经济负担，特免其赴京轮操。成化时，宦官汪直曾奏取保安等五卫155员赴操，“颇致嗟怨”，不久即罢，令还原卫 [29]。除守备、出征外，散处京畿的蒙古军人也从事屯田。按照规定，“迤北来归就屯之人，给车牛农器”[30]。除耕种卫所拨给的屯田外，他们还常自行开荒垦种。如居住保定的达官、达舍何涌等人，“尝垦荒地以自给，有司误定草场界中，征其子粒”，经陈奏，“诏免大宁都司垦田子粒”[31]。

居住京城及北畿的蒙古人中，拥有武职官员身分者为数甚多。这是因为朝廷为示怀柔，对表示归附的蒙古人，特别是对到京要求留居者，一般都酌情授予军职。授职的等级区别，从宣德六年（1431）的一次大规模授职中可以看出。是年四月，迤北鞑官失都等49人携家属300余口来归。由于来归者众多，地位高下不一，皇帝命“行在兵部、礼部第为五等”，五等授职的具体情况是：一等俱为都指挥佥事，二等俱为指挥同知，三等俱为正千户，四等俱为百户，五等俱为所镇抚 [32]。受职者亡故后，子孙可以世袭。大体说来，“洪武、永乐间，降附达官亡故者，子孙袭替，降一级。成化间，令达官袭替，免降；新迁安插者，许就卫所袭替，系流官者仍减袭。嘉靖十一年，凡来降夷人，有职事者，与原旧职事，子孙准袭；无职事者，量与做头目，子孙袭替之日收军，后能立功升职者，照军人获功例准袭；其不由军功别项升者，子孙袭替革，与头目差操”[33]。不过，由于人数众多，这些拥有武职身分的蒙古人，大多数是“食其禄而不任事”[34]。永乐十年（1402），成祖因“鞑官闲居者多”，令兵部发挥他们“习于畜牧”的特长，选择老成谨厚者“教民畜养”，遂委派蒙古族都督薛斌、吴诚等，“选择其居永平、蓟州、通州者，就留本处教民，居真定、定州者，更番赴顺天等府教民”[35]。

除授予官职以荣其身外，朝廷在经济上也给予他们以优厚待遇。对于初来归附的蒙古人，朝廷均予厚赏。永乐七年，鞑靼虎力罕等率家属来归，奏称愿居京师，“赐钞币、衣服、布绢、鞍马、牛羊、米薪、居第，及日用什器皆给之”，并规定“有来归愿居京师者，赐赉准此例”[36]。此后来归留居北京的蒙古人，大体上均依照此例赏赐。为了保障来归蒙古人的生活，朝廷还从优给与俸米或口粮。永乐八年规定，“安插来降达官，每大口月支粮四斗，小口二斗，三岁以下及续生者不支”。宣德三年，“令在京达官俸，不拘品级，月支米二石，余于南京仓支；其折钞，照文武官例”[37]。虽有“月支米二石”之规定，实际上很多人都享受全俸待遇。宣德十年，行在户部、兵部奏称，“在京鞑官俸，有全给者，有半给者，今馈运艰难，宜稍撙节”，于是“命全给者减半，半给者减十之三四，新降附者自指挥而下亦递减之”[38]。事实上，即使“全支者减半”，仍比其他文武官员优厚得多，前引吏部主事李贤疏曾指出，“且以俸米言之，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赡京官十七员半矣”[39]。其后俸米本色部分有所降低，但在支放地点上仍予以优待。当时京卫官军俸米，一般是于京仓、通仓相兼支放 [40]，而“来降达官俸”，景泰元年奏准，“本色三分，俱于在京支给”[41]。对于病故者的家属，也给与月米赡养。景泰三年（1452），“令殁于王事、儿男幼小者，准纪录，月给养赡米二石，候出幼著役；其在京病故者，亦准纪录，月给米一石”[42]。景泰五年，“令安插达官人等，病故无子孙承袭者，家属仍月支二石”[43]。天顺元年规定，“凡达官病故，无应袭而有正妻者”，“令月支米一石，优养终身”；成化三年奏准，“达旗人等故绝，遗有母妻，亦如前例”[44]。

除从优支给俸米或口粮，居住北京及北畿的蒙古人还都获得一定数量的赐田。宣德元年，赐行在锦衣卫带管归附鞑靼都指挥阿老丁等32人田地、草场于顺天府 [45]。宣德四年，都督把台奏请漷县新河里地40余顷为牧地，命行在户部遣官踏勘，果空闲地可与15顷，若民耕种纳粮熟地皆不与 [46]。宣德六年，都指挥也先帖木儿奏称，“在京居久，所给牛马未有牧地”，命“行在户部遣官行视顺天府属县，有空闲地非民耕种者给之”，户部言三河县地多空旷，遂定赐达官侯伯等草场例：拨侯400亩，伯300亩，都督250亩，都指挥200亩，指挥150亩，千户、卫镇抚120亩，所镇抚100亩 [47]。是年，清平侯吴成请赐顺天府宝坻县荒地400亩，予之 [48]。正统初，根据官员建议，将部分在京居住的来归者迁到河间等处安置，同时规定了他们的给田标准。正统元年，令拨赐河间府等处安插外夷官员田土，指挥150亩，千户120亩，百户、所镇抚100亩；九年，令外夷归附官员，未曾安插，该给田土者，都督250亩，都指挥200亩，指挥150亩，千户、卫镇抚120亩，百户、所镇抚100亩 [49]。天顺四年（1460），后府带俸都指挥同知于忠奏，“武清、东安二县空地，共五十九顷，乞赐耕种”，户部奏准依照都督例给与250亩 [50]。

三、从疑忌到融合

明廷优待前来归附的蒙古等族人，将他们安置在京城及京畿居住，也曾引起一些官员的疑虑。如永乐十九年，邹缉在上疏中指出：“昔晋武帝徙胡人入于河南内地，群臣皆谏以为不可，恐贻他日之患，武帝不听，其后卒致五胡之乱。今乃许令鞑靼胡人入中国，以鞍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其供帐以待之，此等皆窥觇中国奸细之人，尤其所不可者。”他建议“今宜使之来朝之后，即遣归本国，不必留之，以为后日子孙之患也”[51]。不过，由此直到宣德年间，明朝的国力比较强盛，邹缉等人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朝廷仍然奉行招抚政策，蒙古人来归留居者络绎不绝。

到宣德末、正统初，居住京城及京畿的蒙古人已为数甚多，而此时明朝的军事实力却正在下降，塞外蒙古贵族对明朝的军事威胁日益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官员对蒙古人居住京城及京畿这一事实感到担忧，纷纷上书要求朝廷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刑科给事中年富疏陈 “国家可忧，戎狄为甚”，认为自永乐以来，招纳少数民族“杂处京都，坐费国用”，实属“养乱如危”，要求“皆遣还故土”[52]。湖广布政司检校程富指出，“今归顺达官人等，日累月增，动以万计”，很容易酿成祸患，建议“将新降附者，量赐赍装，遣往湖南卫所”，认为如此可“既省京师之廪食，且杜华夏之厉阶”[53]。兵部左侍郎柴车也上奏说：“远人来归，朝廷爵之赉之，愿居京者听。然虏性谲诈，叛服靡常。……况京师粮储，漕运不易。请因其初来，锡赉之，就遣分处江南卫所，居以室庐，养以廪禄，俾各得其所，且无同类交引，庶终其身无他念。”[54]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朝廷的政策自然要发生变化。柴车的奏疏交兵部议处，兵部题准将来归者“遣官送至河间、德州等处”，以减少在京居住的蒙古人的数量。

正统十四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蒙古军队进抵北京城下。安插在保定等处的蒙古军人，有的“乘机劫掠居民”[55]；编置京城的蒙古人，也有的“编发胡服，肆抄掠，人目为家达子”[56]。应该说，在居住北京及北畿的蒙古人中，有这类行为者只是极少数。但在官员们看来，他们忧虑无疑已变成现实。因此，户科给事中王竑、翰林院侍讲刘定之等，纷纷疏言“宜设法迁徙，俾居南土”[57]。当时北京及北畿的蒙古人生息繁衍，已为数甚多，南迁建议根本就不可能付诸实施。正在此时，发生了贵州苗人反叛事件，朝廷遂派毛福寿“统河间、东昌降夷赴贵州”[58]。但实际上，调赴南方的蒙古军人并不太多。据天顺元年兵部奏，“自正统七年至景泰七年，调去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处随征达官达军，共一千八百人”[59]。到天顺初，又“将先送两广、福建、云南达官尽数取回”[60]。天顺五年，曹吉祥、曹钦谋反，“番官多从之者”[61]，再次激起朝臣的疑虑。成化初，南京御史郑安等上言，要求以“曹钦用达军谋叛”为鉴，“将畿甸降虏，设法处置，或远徙边郡，或分置外卫”，兵部以先曾奉有“达官不必动”之诏，驳回其议 [62]。

成化以降，蒙古人前来归附者为数很少，许多朝臣认为居住京城、畿甸的蒙古人“生长中国，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虑”[63]，“徙戎”之论逐渐平息。嘉靖七年，因固安等处“京卫官军、达舍、色目人杂处，无统摄，致生盗贼”，顺天巡抚题请“宜定立保长，空闲人丁编为壮夫，居人俱敢约束，如有寇警，呼集壮夫扑灭之，朔望赴所在县司”，从之 [64]；八年，京城迤南庞各庄等处“民夷杂处”，根据御史傅鹗的建议，令“以其地属之顺天兵备副使，凡官民、达舍、色目人等悉听约束”[65]。这些举措说明，明朝官员已接受蒙古等少数民族在京畿居住的事实，试图将他们纳入当地的治安体系之中。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在京城及北畿居住的蒙古人，逐渐与生活于其地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接受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他们的风俗习惯也对当地人民产生了很大影响。何乔新在一份题奏中曾指出，每到冬天，北京男子戴“胡帽”（即用貂、狐皮制作的高顶卷檐帽），妇女则戴“昭君帽”（即用貂皮制作的尖顶覆额的披肩），北直隶各府以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竞相仿效；北京儿童相互嬉戏骂詈，都故意咿唔难辨的“鸟兽声音”，称作“打狗吣”[66]。这些显然都受到蒙古风俗和语言的浸染。弘治年间，朝鲜人崔溥漂海来华，发现尽管明朝建立后曾大力清除“胡风”，“使左衽之区为衣冠之俗”，但北京“闾阎之间”仍是“余风未殄”，“衣服短窄，男女同制，饮食腥秽，尊卑同器”[67]。这种风俗应当不仅是前代“余风”，恐怕也是大批蒙古居民现实影响的结果。京城如此，京畿亦然。万历年间，有人谈到，在安置蒙古人较多的河间，盛行蒙古式服装，“男子或有左衽者，而妇人尤多。至于孺子，环狐狗之尾以为冠，而身被毛革以为服，谓之达妆”[68]。

[1] 宝日吉根：《试述明朝对所辖境内蒙古人的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王雄：《明洪武时期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邸富生：《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刘冠森：《明朝初期中国内地蒙古人的住地和姓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彭勇：《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 参见王天有点校《逆臣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276、290页。

[3] 李贤：《达官支俸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4]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二月己未。

[5]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四，永乐五年二月戊戌。

[6]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7]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二，洪武四年三月乙巳。

[8]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六，洪武四年六月戊申。

[9] 《明太祖实录》卷八O，洪武六年三月丁巳。

[10] 《明太祖实录》卷二OO、二O一，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癸巳、闰四月壬申。

[11] 《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七，永乐七年正月戊午。

[12] 邸富生：《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13]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八，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丁亥。

[14]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八，洪武十四年七月壬寅。

[15]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四。

[16] 《明英宗实录》卷十八，正统元年六月乙卯。据《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二记载，正统十四年九月甲辰，曾赏赐东昌、平山、德州左、河间等卫新旧安插鞑官、鞑军、鞑民每人银2两、布2匹。可见确有不少人被安置在这些地方。

[17] 《明史》卷八十九《兵一》。

[18] 桂萼：《北直隶图序》，《皇明经济文录》卷十八。

[19] 魏焕：《皇明九边考》卷六《三关镇·疆域考》。

[20] 《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九，正统十二年十月。

[21]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二九《兵部十二·各镇分例一·保定》。

[22] 《国朝典故》卷一十一《奉天靖难记一》。

[23] 《明史》卷一五六《吴诚传》。

[24] 《国朝典故》卷一十四《奉天靖难记四》。

[25] 丘濬：《内夏外夷之艰一》，《皇明经济文录》卷一O。

[26] 佚名：《达官达舍》，《皇明经济文录》卷一十一。

[27] 参见《明史》卷一五六《毛胜传》、《罗秉忠》；佚名《达官达舍》，《皇明经济文录》卷一十一；王琼：《江西》，《皇明经济文录》卷二O。

[28]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三四《兵部十七·营操·营政通例》。

[29] 《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五，成化十八年三月癸未。

[30]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31] 《明世宗实录》卷七十七，嘉靖六年六月戊申。

[32] 《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八，宣德六年四月己未。

[33]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二一《兵部四·铨选四·土夷袭替》。

[34]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六，永乐七年九月壬申。

[35] 《明太宗实录》卷一三O，永乐十年七月己丑。

[36]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六，永乐七年九月壬申。

[37] 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十九《户部二十六·廪禄二·俸给》。

[38] 《明英宗实录》卷四，宣德十年四月乙卯。

[39] 李贤：《达官支俸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40] 参见拙稿《明代京通二仓述略》，《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41] 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十九《户部二十六·廪禄二·俸给》。

[42]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二二《兵部五·优给》。

[43] 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十九《户部二十六·廪禄二·俸给》。

[44]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二二《兵部五·优给》。

[45] 《明宣宗实录》卷一十四，宣德元年二月戊寅。

[46] 《明宣宗实录》卷五十九，宣德四年十一月甲子。

[47] 《明宣宗实录》卷八十一，宣德六年七月癸酉。

[48] 《明宣宗实录》卷八十一，宣德六年七月己卯。

[49]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十七《户部四·给赐》。

[50] 《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三，天顺四年三月庚寅。

[51] 邹缉：《奉天殿灾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十一。

[52]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O。

[53]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十一。

[54] 《明英宗实录》卷一十八，正统元年六月乙卯。

[55]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巳。

[56]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正统十四年十月壬申。

[57]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十二；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九《徙戎》。

[58] 《明史》卷一五六《毛胜传》、《罗秉忠传》。

[59]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九《徙戎》。

[60]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十三。

[61] 《明史》卷一五六《罗秉忠传》。

[62]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十四；马昂：《覆时政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十一。

[63] 丘濬：《内夏外夷之艰一》，《皇明经济文录》卷一O。

[64] 《明世宗实录》卷九O，嘉靖七年七月己丑。

[65] 《明世宗实录》卷九十八，嘉靖八年二月丙子。

[66] 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三《题为禁治异服异言事》。引自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4、207页。

[67] 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第162页。

[68] 此语见于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胡服》，但通行本《日知录》率将此条删去。见岳麓书社点校本《日知录集释》所附《校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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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寿仙，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

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