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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与海峡两岸”论文集》序

戴逸王思治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今年（2003），时逢清廷统一台湾320周年，施琅故乡晋江市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举办“施琅暨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学人聚首于孟冬之月，济济一堂，如切如磋，评说施琅其人其事，气氛融融，盛会也；今研讨会论文汇编出版，喜事也；赘此数语，衷心志贺也。

平台之役，施琅居首功，康熙帝说“其功实大”[1]。“其功实大”——以史为证，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战胜了一次严重的分裂危机。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人侵占台湾；康熙元年（1662），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同年五月，成功不幸英年早逝，子郑经嗣。清廷曾派员招抚，以总兵孔元章任其事。康熙六年（1667），孔元章先遣刘尔贡、马星携书赴台湾谕以清廷之意。郑经复书，开篇即云：“又遣刘、马二君，备达委曲，……所传犹述前日之套语，削发之高谈。”不屑一顾。公然宣称：“东宁（台湾）远在海外，非属版图之中。”胡说台湾不属中国版图，他已“横绝大海，启国东宁”，在台湾建国，所以，“王侯之贵，固吾（郑经自称）所自有”。断然拒绝清廷许“以八闽王及沿海诸岛”的招抚条件，认为是“以二说相饵”而嗤之以鼻，声言“又何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哉！”郑经的所言所行，表明了他已然决心称国割据台湾，自绝于中土而分裂中国，以“外国”自居。在致其舅董班书中，郑经又一次宣称：“今日东宁，（中国）版图之外另辟乾坤”，要求清廷“以外国之礼见待”，比同朝鲜、琉球之例，否则拒绝谈判，“不然未有定说，恐徒费往返耳”。[2]

郑成功曾当面向荷兰侵略者指出：“该岛（台湾）一向是属于中国的。……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3]郑成功收复中国领土台湾作为抗清基地。郑经却一意孤行，篡改历史事实，并违抗其父的正确主张，声称建国分裂，割据台湾，因此，郑氏与清廷的矛盾，由于郑经的倒行逆施，也就由抗清一变而为维护国家主权与统一的严重斗争。

施琅对郑经割据台湾的意图了然于胸。在《尽陈所见疏》中，他说：“逆孽郑经逃窜台湾，负隅恃固，去岁遣官前往招抚，未见实意归诚。”倘若郑经“收拾党类，结连外国，联络土番耕民”，窥伺边场，则将遗患无穷。他向康熙表示，将一本“矢志报国”之素心，身先士卒，“提师进发，次第攻克，端可一鼓而收全局矣！”[4]统一台湾，从而克服分裂。

其二，警惕外国势力，力主“留台”、“守台”。

平台之后，如何管理？清廷内又引发了长达半年的台湾“弃”、“留”之争。施琅力主“留台”、“守台”的远见卓识，是同时代无人所能企及的。

康熙决意规取台湾，其初衷在于消弭沿海兵燹，“用纾南顾之犹”，一度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5]又说：“即台湾未顺，亦不足为治道之缺。”[6]由于皇帝起初有此糊涂、甚至错误之认识，因而台湾“弃”“留”数月不决。李光地主张：“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进贡。即为贺兰所有，亦听之。”[7]奉命前往福建与督抚及施琅会议的侍郎苏拜、巡抚金鋐也主张“迁其人，弃其地”[8]。施琅对此竭力反对，总督姚启圣亦主张“留台”，“郡县其地”。对弃台湾只守澎湖，施琅则据理驳斥其不可行。尽管施琅在会议中“谆谆极道”，反复开导，然而，“部臣苏拜、抚臣金鋐等以未履其地，莫敢承担”[9]。于是，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恭陈台湾弃留疏》，这是一篇彪炳于史册的名篇。在该《疏》中，施琅高瞻远瞩，从国家安全的大局，即所谓“盖筹天下的形势，必求万全”着眼，逐一驳斥“弃台”之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施琅从外国势力（早期西方殖民势力）的威胁有力地论证了“留台”、“守台”，乃国家安危之所系。他说：

此地（台湾——引者）原为红毛（荷兰）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海外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10]

总之，台湾“断断乎不可弃”，“弃之必酿大祸，留之则永固边圉”。同时，进呈台湾地图，请康熙“御览”。施琅的真知灼见，得到了诸王、大臣、举朝的认同，也改变了康熙对台湾的糊涂认识。御门听政时，康熙谕曰“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11]。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又从施琅议，设总兵官一员，兵八千驻防台湾；设副将一员，兵二千，驻防澎湖。台湾与大陆归于统一，行政建置也划一。施琅力主“留台”、“守台”之功永垂青史。

其三，“为国事重，不敢顾私”。

施琅本郑氏部将，归清后，郑成功杀其父施大宣、弟施显。郑经又杀其子施齐、族侄施亥全家73口，时人称郑、施“是世仇”。施琅在相关的奏疏中也一再说：“心切父弟之仇，靡不以灭贼（指郑氏）为念。”[12]自谓与郑氏之仇“不共戴天”[13]。当澎湖血战，郑军惨败后，台湾人心震恐，深惧施琅大开杀戒。然而，施琅却将“家仇”深埋于胸臆，剿抚并用，以利台湾归降。为打消台湾郑氏投降的顾虑，施琅命救起海战中郑军负伤及落水军兵数百人，施以医药，厚赏银钱，折箭为誓。令回台湾传语曰：“（施琅）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并明白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