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于顺治五年九月内有旨：纂修《明史》阙少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  后事迹，令内外衙门速察开送。至今未行察送。一代之史尚阙，台部即再行内外各衙

  门，将彼时内外各衙门及在内二十四衙门有天启、崇祯时行述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    俱著察送。如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察，被旁人出者，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开

  载天启、崇祯时事迹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

  仪制司为遵旨呈送崇祯事迹之书事，奉本部送予告吏部左侍郎孙承泽呈称：捧读康  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谕，中有“官民之家，如有开载天启、崇祯时事迹之书，亦着送

  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尔部即遵谕作速传谕行。钦此钦遵。”时职养山中，因  检旧日抄存，辑成十八卷，装成七本，呈送前来，相应交送内院可也。除呈堂外，为此

  合用于手本前去内院典籍厅烦为查收，转送施行。康熙七年九月。

二、重新开馆

其高瞻远瞩，足当史才之称而无愧者，则万斯同一人而已。斯同，黄宗羲弟子，康熙十八年与兄子万言，应徐元文、叶方霭之征入京。次年，万言入馆而斯同固辞，请以布衣参史事，不署街，不受俸，徐元文许之，遂主其家。斯同自少能谙诵列朝实录；长游四方，又汲汲以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盖抱遗山之志，而欲以修故国之史报故国者。及徐元文罢，王鸿绪又延主其家，专委一如元文。斯同以宾师自居，下笔不徇情。友人王源、刘献廷，弟子钱名世等，亦尝因斯同参订明史。万斯同以一生所学，鞠躬其事，历二十余年，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炳。黄宗羲诗云：“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此后，史料之搜集，体例之订定，分期之纂修，相继展开，明史大规模之修纂尚可得而言也。

三、购求遗书

修史急务，莫先于广搜遗书史料，备于史馆，供纂修官使用。圣祖康熙决意以修史牢笼人才，故宣示天下进呈野史，无论忌讳，且量予赏赉。

自设馆之始，礼部即行文各直省督抚，不论官员士民，有收藏故明书籍者，不拘忌讳，俱送该地方官，量加奖赏。然长期以来地方官不能极力购求；藏书之家，亦吝惜不肯出献；即使各州县间有呈送，不过以寻常见闻之书，充数塞白，终无稗于实用。鉴于此情形，明史馆总裁叶方霭参照汤斌、朱彝尊之言，力促朝廷建立有效之求书机制，他说：

  今请勅部再行确议，或令直省督抚，责成该管学臣，或遣官专行采访，不独专载故  明事迹，有裨史事，即如各郡县志书，及明代大臣名臣名儒文集传志，皆修史所必需，

  务令加意搜罗，以期必得。其藏书之家，或详计卷帙多寡，给值若干；或开注姓名送  部，俟纂修完日，仍以原书给还；或有抄本书籍，官给雇值，遣人就其家誊写。总之朝

四、订定体例

  历代之史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班固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已不同于司

  马氏矣；范蔚宗《书》无《表》、《志》，后人因取司马彪《续汉书志》以为《志》，  又不同于班氏矣。盖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故汉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

  尝行封禅之礼，作史者不必效史迁，而述《封禅》之书也。德星庆云，醴泉甘露，器车  龙马，嘉禾瑞麦，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九茎之芝，不绝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

  魏》、《南齐》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袭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  及于皇初；欧阳子《纪宰相世系》，下逮于子姓；辽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

  无同焉。此《表》之不相沿袭也。《史记》列传有《滑稽》、《日者》，《五代》有  《家人》、《义儿》、《伶官》，《宋》有《道学》，他史无之。此《传》之不相沿袭

  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则附於帝纪，抑之则冠於臣传。公主一也，或为之传，或为之  表。释老一也，或为之志，或为之传。余如天文、五行，或分为二；职官、氏族，或合

  为一。然则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

  明三百年事有创见者：建文之逊国革除，长陵之靖难，裕陵之夺门，宜何以书！跻  兴献王於庙，存之则为无统。去之则没其实，宜何以书? 志河渠者，前史第载通塞利害

  而巳，明则必兼漕运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御倭之术，宜何以书? 志刑法者，前史第陈  律令格式而巳，明则必兼厂卫诏狱廷杖晰之，宜何以书? 若夫志地理，则安南之郡县，

  朵颜之三卫，曾入版图，旋复弃之，又藩封之建置，卫所之参错，宜何以书？至於土司  之承袭，顺者有勤王之举，反侧者兴征讨之师，入之地志则不能详其事，入之官制则不

  能著其人，宜何以书，凡此皆体例之当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临淮诸国，  衍圣一公，咸与明相终始，则《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张道陵之后，靦颜受世禄，奉朝

朱彝尊之言上于史馆后，时任史馆总裁叶方蔼即手书体例史目，供各纂修官参酌。其后历任馆事者亦多于体例有所发明，如徐乾学兄弟成《修史条议》，汤斌成《明史凡例议》及《本纪条例》，施阎章、沈珩均上《修史议》，潘耒上《修明史议》，王鸿绪成《史例议》，汪由敦成《史裁蠡说》，或论整体，或论一纪一传一志之书法，或论一事之笔法，不一而足，其讨论过程伴随史稿修定始终。现依讨论体例之重点，分述如下：

⒈关于本纪

旧史之本纪，明正统，寓褒贬，为正史大纲。故于本纪之凡例，总裁徐乾学、王鸿绪等人多有申述。

在具体方面，特于明太祖之祖先是否单立本纪，未曾君临天下之懿文太子和兴献王做如何处理，建文帝疑案等问题做何叙述。汤斌认为明太祖四代祖先不必另作附纪，当于明太祖本纪中载明；兴宗仍称懿文太子，睿宗仍称兴献王，以其未曾君临天下。其言曰：

  明太祖四代考妣，当於《本纪》内载明，不必另作附纪。汉高祖父太公身为太上

  皇，光武父南顿君身为邑令，《两汉书》皆不作纪。况四祖巳先殁，又无事可考，  《唐》、《宋史》亦无此例。兴宗当称懿文太子，睿宗当称兴献王，仍载入诸王下。必

《明史》定本中关于明史太祖四世考妣、懿文太子和兴献王的处理，与汤斌建议相同，可见已采用汤氏之议。

以上之议，多属春秋笔法，至于本纪自身在正史中之地位，则无所动摇。

⒉ 关于列传

历史有数人或数十人共一事者，各自立传则重复累赘，忽略不提则淹没史事，故史书有一传而包罗数十百人者。《修史条议》曰：“今亦当仿其例，如胡（惟庸）、蓝（玉）之传，不妨附以奸党之姓名，崔（文升）、魏（忠贤）之传不妨尽入逆案之姓氏，庶文省而事核，且免挂漏之讥。”又，“有一事而数人分功者，如顺义之封，内则阁部，外则督抚，皆有决策之劳者也；如宁夏之征，文则督抚，武则总兵，皆有勘定之绩者也，不得专属一人以掩他人之美，当使彼此互见，详略得宜。”

于共事者中举一人立传，而同事者各附以小传于此人传后；即使同事者另有专传，而此一事不复详叙，但云“语在某人传中”而已。如此，不仅可以解决历史人物众多而无法一一单独列传之困惑，而且亦能避免事迹相同之人物在叙述上重复，做到文省事增。

明朝历史数百年，其间风流人物无数，遑论曾经留名汗青者。史书当存大体，无法网罗殆尽，故人物有取舍之分，有其事迹可存而人不必立传者。于此种情形，徐乾学曰：

  史有谏疏当传而其人不必立传者，如杨集之谏立储、席臣之谏棕棚之类，当广为搜  采，附见他人之传，不可遗漏。他如高原侃陈京师昏丧之弊，其人既不立传，其事又无

⒊关于志表

史之有志，所以纪一代之制度也，如郡县之沿革，官职之废置，刑法之轻重，户籍之登耗，以及兵卫修废，河漕通塞，日食星变之类，皆需详列于志，以补本纪之略也。

在表的具体设置上，雍正年间续修《明史》之际，全祖望特提出增设《属国表》、《土司表》。以为史之有表，历代不必相延，要随其时之所有而作。譬如，属国之为中国重甚矣，其兴废传袭琐屑之迹，虽有列传可考，而眉目非表不著。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见者，尤必于表观之。全祖望认为，立《属国表》，可纵观有明一代之边疆兴废、外患频仍。如朝鲜之易姓，交趾之频失，倭人之内犯，滇粤亡而投缅甸，闽瓯失而竄东宁，皆东南大案所当特书者。又如土司，全祖望建议仿照《辽史·部族》例，别为立表。表多则传省，此作史良法，惜全祖望之建议未见采纳。

⒋关于纪志表传之贯通关系

  本纪之体贵乎简要，《新唐书》文求其省，固失之略，《宋》、《元》史事求其

  备，亦失之繁。斟酌乎二者之间，务使详略适宜，始为尽善。今惟大典大政登诸本纪，  其他宜入志者，归之于志，宜入表者归之于表，宜入传者归之于传，则事简而文省矣。

  故本纪是载大政大典之事，为史之纲；若本末巨细则分见于志、传、表中者也。因

  此，纪、志、表、传，本属一贯，各有侧重。“纪编年以载其纲；传列事以详其目；礼  乐兵农制度，纪传难以具录，则胪列沿革于志；以成文用人贤否不能备书，则疏除罢于

以上乃发凡起例之要者，其他若顾炎武《与潘次耕书》（见《亭林文集》），陆陇其《答徐健菴书》（见《三鱼堂集》），方象瑛《与施愚山论于忠肃书》（见《健松堂集》），毛奇龄《奉史馆总裁论粱储传》（见《西河合集》），王源《与徐立斋学士论王威宁书》、《与友人论韩林儿书》、《与吴商志书》（见《居业堂集》），黄宗羲《答万贞一论明史历志书》（见《南雷文定》），吕留良《答谷宗师论历志书》（见《晚村文集》），全祖望《移明史馆帖子》(见《鲒埼亭集》)，皆朝野学者于体例有所商榷，或用或否，虽不能尽同，要之均于订定体例不无少补也。

纵观《明史》定本体例，大体框架依然遵循正史之纪传体，特于具体篇目有所新创。其中，“本纪”部分创新者乃分英宗为前后两纪，而列《景帝纪》于其中。“志”一从旧例，而稍变者有二：《历志》增图，《艺文志》则专取有明一代之著述。“表”从旧例者四，曰《诸王》、《功臣》、《外戚》、《宰辅》；创新者一曰《七卿》，以明代废宰相，而政分于六部，且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为七也。“列传”从旧者十三，创新者三：曰《阉党》、《流贼》、《土司》。

五、史料笔法

⒈关于史料之短长

⒉关于史论褒贬

褒贬同体，两造并举，此史之义也。清初纂修《明史》之时，当朝仕宦诸君先世多有显达，总裁首先告诫诸纂修官，要秉公心，共成直道，毋私滥立传，以免秽史之讥。“史以昭万世之公，不必徇情而曲笔，先人有善而后人不为表章，先人无善而他人代为谀语，均不可也。”

⒊关于书法

此为凡例技术层面之规定，总裁徐元文、王鸿绪等人在体例条议中亦有明确示范，如，凡书官制地名，例从本代，毋用前史字样以致混淆。又如，凡官阶升转曰晋曰陞，俗字未为近古，其量升者应称迁；某官其不次用者，则曰超迁曰擢；其资品相同者曰转。再如，纪传叙事郡邑职官，宜用本名，不可改从古号及袭用俗称。如以南京为建业，古号也；以吏部为铨部，俗称也。即有明一代，前后废置沿革，亦时不同，如未立应天府以前，止可称集庆路；未改左右布政使以前，止可称行省参政。总之，一切书法，总须考之，庶为无弊。

⒋关于史书之卷数

⒌关于注释

⒍关于审稿方式

六、考核史事

弄清历史重大史实亦为史书撰写成功之关键。观之《明史》纂修经过，总裁与纂修诸官在颁布体例或改定史稿之时，一直重视此类问题。

如，明初胡惟庸之狱、蓝玉被诛等重大史实，人皆疑其原委。《修史条议》曰：“太祖虽治尚严酷，其杀人皆显指其罪，未尝掩护，乃《实录》则隐讳太过，而野史又诬谤失真，其最不可信者祝允明《九朝野记》、张合《台阁名言》、赵可与《孤树裒谈》是也。今当详加考核，以为信史。既不可虚美失实，又不可偏听乱真。愿以虚心核其事迹，庶免佞史、谤史之议。”盖明史馆总裁欲直书史事，存其说，而无论其“罪有应得”与“非罪见杀”之别者也。

又如，建文出亡，馆中纂修官颇有分歧，或云“建文逊国”，或云“帝崩于火”，或有或无，各持一说，论辩往复。如朱彝尊不信建文帝逊国之事，遂于《上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中言之。徐乾学《修史条议》曰：“建文出亡之事，野史有之，恐未足据，其尤诞妄者《史氏奇忠志》、《忠贤奇秘录》二书是也。史贵阙疑，姑著其说而尽削其从亡姓名，不以稗史混入正史，可耳。”王鸿绪《明史稿》则云“帝崩于火”。张廷玉等改定《明史》，则云“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是存其说而不加论断也。

七、拈阄委派

明更三百年，未有成史，欲创为一书，若职任不分，则无人能成，成书之日亦遥遥无期也。故体例既明，则下一步之关键乃分派任务，撰写初稿。

注：此表据李晋华《明史纂修考》。

然已拈派各题而又有二人或数人所拟之题相同者，如方象瑛已撰《于谦传》，汤斌又撰之；毛奇龄撰顺、成、弘、正四朝后妃传，而顺、成二朝后妃传，汤斌亦撰之；朱彝尊与陆葇则同有《文皇帝纪》，尤侗、张烈同有《王守仁传》。同一列传而有数人同撰，其原因各不同。如汤斌与方象瑛所撰同者，则以汤斌曾为总裁，删改方稿而入之《潜庵史稿》中耳，非二人同撰一题也。此外则以馆例所定，凡史官入馆，先搜构其乡大臣事迹之在群书者，而后拈分其题以成之；如王守仁为毛奇龄之同乡，故毛氏先为撰一传稿，其后尤侗拈得王文成传，则毛氏之稿仅供尤氏之参考材料矣。

此外，难度较大的志书则多委派，且多有数人合撰者。如《天文志》，吴任臣撰之，黄百家又撰之；《五行志》则吴任臣撰之，倪灿又续撰之；《艺文志》则尤侗撰之，倪灿撰之，黄虞稷又撰之。又如《历志》，梅文鼎《明史历志拟稿提要》曰：“明史历志属稿者，检讨钱塘吴志伊任臣，总裁者中丞汤潜菴先生斌也。潜菴殁后，史事总属昆山。志稿经嘉禾徐敬可善、北平刘继庄献廷、昆陵杨道声文言诸君子各有增定，最后以属山阴黄梨洲先生宗羲。岁己巳，鼎在都门，昆山以志稿见属，谨摘讹舛五十余处，粘签俟酌，欲候黄处稿本到齐属笔，而昆山谢事矣。无何，梨洲季子主一百家从余问历法，乃知鼎前所摘商者即黄稿也。于是主一方受局中诸公之请，而以授时表缺，商之于余，余出所携《历草通轨》补之。然写本多误，凡篝灯不寝者两月，始知此事之不易也。”可见，《历志》则吴任臣外，汤斌、徐善、刘献廷、黄百家、梅文鼎等人亦曾参订增补。数人合撰，虽有叠床架屋之嫌，然亦可集众人之长，补一人之短。

八、分期纂修

自二十年六月起，则开始分撰泰昌、天启、崇祯三朝事，计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四月，不及一年，景泰、天启、崇祯三朝史稿又基本完篇矣。然成之仓卒，长编又多漏略，所成诸稿尚多舛漏。

二十一年四月，再分撰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之事。此三朝历时百年，纂述甚繁；且嘉靖时祀典太滥，而大礼之议，是非难定；万历时稗政孔多，而党争继起，忠奸难辨；此三朝史事之不易措手，亦不下于崇祯朝之无实录可凭者。然历一载，各人阄得之题，亦多已完篇，次第上之史馆。

自十九年正月，开始修史，至二十二年，以本纪、列传为主的史稿粗成。不论史稿舛误何如，然确为以后定稿之形成奠定了基础。纵观史稿速成之过程，有以下数端可言：

其二，先易后难。纂修顺序非以时间，而据难易为先后。正德以前史事稍简，且史料备具，故先期进行；天启、崇祯朝史事随长编之编辑，放在第二期进行；嘉靖、隆庆和万历朝则因时间长久，且大事难以下笔，故最后进行。

其三，先做长编。编纂史书，最重史料长编，明史馆开馆之初，便仿《通鉴》作长编，尤以崇祯朝无《实录》，故先撰《崇祯长编》。总裁从汪楫议，选馆臣六人，先撰长编，倪灿、乔莱俱参斯事。

当时所撰《崇祯长编》，乃仅据十七年邸报，缀其月日而汇成者，其所凭据，犹甚单弱。故朱氏欲总裁将四方所上之书，参之家录野纪，以补阙失，盖欲其事之信也。迨长编草成，各人阄得之题，已属稿而未完，或有疑而未决者，均得互相参订。

自十九年至二十九年，此十数年间，纂修诸臣将其撰成之稿，纷纷上之史馆（如尤侗三百余篇，毛奇龄二百余篇，汤斌百余篇，汪琬百余篇，方象瑛八十余篇，朱彝尊三十余篇均是）。然分纂初稿虽陆续上之史馆，但在二十九年万斯同等人编排第一部初稿之前，终无成形史稿。

所谓未成书，盖缘总裁屡易，为原因之一。方象瑛《明史分稿自序》云：“令衰病乞归，所上诸传稿，或用或否，或改易，或增芟，事在总裁。”自康熙十八年，监修总裁，屡易其人，二十二年，命汤斌、徐乾学、王鸿绪等为总裁，李霨为监修。二十三年，徐元文罢都御史职，专领监修。二十五年，命王熙、张玉书为监修，陈廷敬、张英为总裁，王鸿绪以治母丧回籍，旋复召任总裁。二十六年，王鸿绪丁父忧回籍。二十九年，徐元文以旧大学士仍领史事。三十一年，陈廷敬丁父忧回籍。三十三年，王鸿绪以王熙、张玉书荐，与陈廷敬复召任总裁，张玉书、熊赐履为监修。如此更易，几如传舍，史稿如何统筹编纂？此外，各人以有限之岁月，相率以数百篇或数十篇之稿上之史馆，虽各人皆学问博洽，亦未免过求急就，其草率处及挂漏之弊在所难免。朱彝尊《上总裁第三书》有云：

  伏望阁下：幸勿萌欲速之念，当以五年为期，亟止同馆诸君勿遽呈稿。先就馆中所  有群书，俾纂修官条分而缕析，瓜区而芋畴，事各一门，人各一册。俟四方书至，以类

  相从续之，少者扶寸，多者盈尺，立为草卷。而后妙选馆中之才，运以文笔删削。卷成  一篇，呈之阁下，择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则阁下点定，斯可以无憾

当时纂修官，好多务得，以短促期间纷纷呈稿，其“糠麯杂揉，嵌罅分裂，记述失序，编次不伦”。甚至出现了“体例未定”，而数十人所撰之稿“已错陈于左右”的情况。如此纷乱舛误，已成之稿或需补写，或需重写，或需删改，于是有下一步之分类改定。

九、分类改定

自康熙二十年六月始，第一期分撰之草卷便已有陆续完篇者，故自康熙二十一年，汤斌、徐乾学、王鸿绪等相继为总裁，开始组织人员对各纂修官呈稿，按照本纪、列传、志表等分类，先分任专阅，后再互加校订。汤斌《题明史事疏》云：

康熙四十八年，王鸿绪以党争，休致回籍。其回籍时，将史馆草稿尽数携去，以数年之力，重加编次。列传分合有无，视万斯同、钱名世稿颇异，于康熙五十三年进呈。其《进明史稿疏》云：

  自蒙恩归田，欲图报恩，因重理旧编，搜残补阙，荟萃其全，复经五载，成列传二  百五卷。其间是非邪正，悉据已成公论，不敢稍逞私臆。但年代久远，传闻异辞，臣不

  四十八年春，奉旨以原官解任回籍，遂发列传史稿，细加删润。于五十三年进呈，  蒙谕旨宣付史馆。随于五十四年春，特召来京修《御纂诗经》告竣，又蒙先帝点充《省

  方盛典》总裁。今书业编成多卷，俟公阅后启奏外，惟《明史》止存臣一人，而本纪、  志、表，俱未有成稿。臣夙夜纂辑，汇成全史，以仰副先帝之明命。计自简任总裁，历

  四十二年，或笔削夫旧文，或补缀其未备，或就正于明季之老儒，或咨访于当代之博  雅，要以恪遵敕旨，务出至公，不敢无据而作。今合订纪、志、表、传，共三百十卷，

合本纪十九卷，志七十七卷，表九卷，并五十三年所进列传二百五卷，共成三百十卷，即横云山人《明史稿》也。王鸿绪因老迈，亦于进呈史稿当年去世。

十、钦定刊行

盖此阶段在馆用力最勤者乃杨椿，其《上明史馆总裁书》曰：椿回寓纂辑，既无友朋来往，又不娴米盐琐计，辨色而起，子夜而息，专心致志，惟史事为务。提调吴君屡出椿不意，入椿之室。未有一日，不见椿不在书案，亦未有一日，椿在书案不审阅《明史》者也。杨椿受九朝列传后，即伏案编摩，日夕无间，又时以笔札口舌与汪由敦、吴麟论列得失；汪、吴从者十之二三，不从者十之六七。六年七月中，汪、吴本纪未进，而杨椿之九朝列传五十卷已誊清校毕矣。不久吴麟罢任，汪由敦亦闻讣而归；张廷玉则公务繁冗，无暇亲阅。杨椿又校阅胡宗绪所分任之列传。可见杨椿在馆之日，未尝一日不勤也。

此次续修，系王鸿绪史稿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如史事之核实，传目之分合，论赞之改订。关于体例，汪由敦曾主张设“世家”，其言曰：

  世家一体，《史记》、《五代史》而外，他无传焉。顾有明魏、定、成、英诸国，  或绝或续，与有明相终始。典禁街，督京营，类用勋旧大臣，其关系安危，视诸藩之虚

  名列土，不得有为者，相去迳庭。目以世家，良不诬也。传中叙嗣爵世数，有开国一传  累述而于迄明亡者，名为列传，实具世家之体矣。何不竟立世家，而必夷之列传

自雍正元年七月，史馆续开，至十三年完成，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凡三百三十六卷。与王鸿绪史稿相比，本纪增五卷，志书减二卷，表增四卷，列传增十五卷。

乾隆继位，下诏付武英殿镂板，至乾隆四年七月，全书刊成，即今通行本《明史》也。

按：乾隆四年八月，武英殿刊刻本即将告竣之际，清高宗下谕旨，命依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义例，编纂《明纪纲目》一书。乾隆十一年，《明纪纲目》成书。三十八年，四库全书纂修开始，收入之书，皆需校订审核。高宗以《明纪纲目》所载蒙古等族人名地名，对音讹传，译字鄙俚，遂命张廷玉等将已刊之《明史》与《明纪纲目》加以校改，收入《四库》。此为《四库》本《明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