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期刊汇编 > 史苑 > 专论
在《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项目组在论谈会上的讲话
戴逸
    更换背景   简体版   繁体版 

今天很高兴和各位先生见面,谈谈《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如何编纂的问题。我是搞史学的,对桐城派完全是外行,很多问题要向你们学习。清史编纂委员会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这是文学领域相当重要的一个项目,困难也比较大。桐城派是清代历史上一个主要的文学流派,它的重要性、价值和影响都不容低估。我们希望能够编好这部书,也相信在严云绶先生的领导下,各位专家、学者努力以赴,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桐城派源远流长,传播了200多年,几乎与清朝历史相始终。从康熙时候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以后,这个文派还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我觉得桐城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广的一个文学派别。它的传承达七世之久,如果戴名世、方苞算第一世,那么刘大櫆就是第二世,他们相距约30年。刘大櫆到姚鼐又是30年,姚鼐是第三世。姚鼐的几个弟子,梅曾亮、管同、刘开、方东树、包括他的侄孙姚莹,也相距三四十年,是第四世。再下去是曾国藩、吴敏树、戴钧衡,是第五世。曾国藩以后是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都是他的幕僚,是第六世。吴汝纶下边有曾涛、二姚(姚永概、姚永朴)、马其昶、范当世,这样算来总共七世。试看中国文学史上哪有流传七世的文派?没有。中国的文学流派,从散文来讲,《左传》下来是《孟子》、《荀子》,以后隔了几百年转到《史记》、《汉书》。史汉之后又没有了,转到六朝骈文,韩、柳、欧、苏一代二代而终,韩愈的传人有李翱,苏轼的传人有秦观、黄庭坚,再下去就没有了。所以,中国文坛数不出像桐城派这样的文派,“代有传人”是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点。桐城派能够流传下来,发挥那么大的影响,这个特点值得研究。桐城派流传200多年,人数之多前所未有,有人说共有600人,有人说是1200人,当然像曾国藩、梅曾亮、范当世都不是桐城人,他们也属于桐城派。“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可见当时影响之大,盛况空前。因此,我认为这个文学派别流传之久,人数之多,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文学派别不一样,此现象值得我们研究。我们要跳出清代的范围,与前代的文学流派相比较。史汉以后到六朝骈文,文体变了,韩、柳、欧、苏下来到明代,古文显得比较疲弱。而清代散文的作者队伍庞大,作品非常多,而且写得很精彩。桐城派的特点是不仅有文学实践,而且有其理论:方苞提出的“义法”,刘大櫆提出的“神气”,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曾国藩再加一个“经世”。但是他们的理论都分散在文章中,没有总结。我立这个项目,是从这样的角度和高度来考虑的,即不管以前曾经出过多少桐城派的书,将来出的书是否会与之重复,我们是要从总体上看桐城派这个文学现象,有什么规律性。所以我们要编的这部书,就要抓住桐城派的特点,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派,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会出现这样一个文派,它和以前的文派有什么不同,与其它的文体有什么不同。诗词有很多派别,但都没有像桐城派影响那么深,只是昙花一现。只有桐城派的生命力特别强,为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觉得桐城派的研究刚刚开始,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 

所以我要求编文集,就是要反映桐城派的整体特点、作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我们现在选定了23位作家,其中有几位作家的集子已经出版,如《方望溪集》、《惜抱轩集》和刚刚出版的《吴汝纶全集》。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出的文集和已经出版的集子有什么差别?对此我们不管他们,重复出了也没关系,我们出版的应该是选集而并非全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非将其全集照单全收。名家的作品重复出版的很多,从不同角度选择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像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所选的古代文章大家都熟悉得很,都是重复的,但是经过姚鼐的选编,就成为一个精品。我原来的设想是,比如方苞的文章,我们可以抛开《方望溪先生全集》,一篇一篇地重新选。我开始很惊讶,为什么你们的项目一千万字还不够,现在才明白,你们不是选,而是全部搜集进来了。我是想有一定的选择性,这样就跟其他的全集不一样了,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最能代表桐城派特色的文章是什么。比如现在我们选《郭沫若集》、《巴金集》、《冰心集》,他们的全集都出了,有几百万字、上千万字,而我们要出这些名家的汇集,每人只选一本,每本只选几十万字,这样就可以看出选家的眼光。但是,你们现在已经把框架搭起来了,是根据底本来补、校,补以前文集所未收,所以篇幅更大了。必须明确我们这部《汇刊》不是钩沉辑佚之作而是选录,用力之处应在精选而非补足,有的图书馆拥有佚作,我们要求提供时,他们开出了天价,所以我们不必去补遗佚的文章。究竟怎么做,我们可以商量。这就有个诗选不选、选多少的问题。我原来的设想是诗可以选,桐城派不是以诗著名,但是像范当世的文章比较少,他是以诗出名的,不选诗不行。我认为每人选30万字,20多个人就是六七百万字。而你们是找到底本去补,那当然会多了,底本里的好多东西可以不要,不是代表他最精华的东西。我们这一套书,就是要选他最精华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体现选集的价值。当然,我们是代表21世纪的人来选的,是代表21世纪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到了22世纪,人家认为我们选得不好、有偏见,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们现在的做法也是比较费劲的,找底本来补,这样将来就不能再叫《惜抱轩集》,而是以《惜抱轩集》为底本重新编的《姚鼐集》;也不叫《方望溪先生全集》,而叫《方苞集》等等。这样做也有一定价值。但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选一选,一些比较短的、不太重要的文章可以去掉,经学的部分有很多也可以去掉,诗要适当减少——不是搞全集而是选集。由补全集改为精选,当然是较大的改变,但不会很困难。如果某个作家文集中有一百篇文章,削去30%或40%,就选出六七十篇,不必再找其他的书来补充。可以把文集中宣扬愚忠愚孝的、宣扬不近人情的贞女节妇、为对抗农民起义而被击毙的传记、墓志铭、神道碑,以及含有迷信鬼神、荒诞不经的作品去掉。总之,我们是把思想性、艺术性很差的文章删去,能删多少就删多少。这样工作量不是增加,反而减少,而《汇刊》的精华之处更加凸现,篇幅也可以大大节约。 

桐城派还有个问题,在其发展晚期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冲击,这个冲击是非常激烈的,以致被全面否定、抹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曾说:方、刘、姚等妖魔,“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胸中无物。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陈独秀做为文学革命的主将,对桐城派批评得非常厉害。胡适也同样,他说:“下规姚曾,上师韩欧,皆为文学之下乘,二千年文人的文学都是死文学。”他不仅把桐城派骂倒了,而且还把中国整个文学都骂倒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有钱玄同则标举要打倒“选学余孽桐城谬种”。当年五四运动中这些激烈的言论,我们今天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其时代背景。桐城派形成于封建社会后期,到五四时,中国要摆脱封建主义,向近代社会迈进,要求文学能够跟上时代、接近大众。文言文和大众的口语脱节,为了使文学为近代服务,就要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彻底的改革,使大众传媒革命化。而当时文坛势力最大的桐城派,当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首当其冲地成为激烈的批判对象。因此他们发出了一些很激烈的言论,矫枉过正,可以理解,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虽然陈独秀等人的言论有片面性,但五四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功绩是伟大的,开辟了白话文的发展道路。不过他们这种激烈的言论,今天也应该冷静地来看待,所以评价桐城派不能把他们的文章都当成糟粕,一概扫进垃圾堆。实际上五四运动人物的古文修养都是很好的,他们也很了解古代文学中精髓的东西。桐城派古文的“义法”,就是“言有物,言有序”,就是内容的充实和形式的美,都是文学的要求,不能算是错误的。五四运动中批判“言有物”是指程朱理学。其实桐城派的很多文章都不是讲理学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文章讲究形式、讲究艺术、讲究结构和方法,这些还是很有必要的。你可以说它讲得不够,或者不全面、不完整,但你不能说“言有序”有问题。当时将桐城派比之于“八股”,但桐城派的文章与八股文是不一样的,当然桐城派中的许多人善于作八股文,像方苞、戴名世。桐城派的文章在内容上还是比较丰富的,有讲学理的文章、有叙事的文章、有描写景色的文章、有人物的传记,形式也是曲折变化,不是千篇一律。所以我们今天来编书时,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何来评价桐城派?它有缺点、问题和时代的局限,比如说有些文章的内容不行,许多妇女传记中讲贞节,还没出嫁就殉死,还有许多文章讲封建的愚忠愚孝。我们要从中选精华,而这些都是糟粕,而且相当多的糟粕,就应该将这些宣扬封建道德迷信的东西去掉,要选出桐城派的精神。这样你们的任务就比较繁重了,甚至可以增补几个作者,最好把曾国藩、吴敏树、黎庶昌、薛福成、贺涛、王拯几个人都补上,形成一部千万字以内的汇刊。是不是可以打开另外一个思路,每个人选三四十万字,选三十家,不要超过一千万字。有些人可以多选一些,有些人可以少选一些,适当地做出调整。我感觉到,把那些封建糟粕也放在里面,对我们这套书没有好处。 

另外,我有两句话:质量重于泰山,质量等于生命。我们编清史,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我最担心的就是质量问题,哪怕少一点,但是要做得很精,这就是好书;做得很多,但是很庞杂,不算好书。要保证质量,一是要用心去搜集文献,同时还要选择文献。选就要有眼光,就能看得出编选者的功力,用我们时代的眼光去选择。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也可以不选,这要根据我们书的篇幅来决定。再就是编,不一定按照底本来编,而是将各种版本的文章编在一起。整套书的体例要统一,或者全部按照时间来编,或者全部按照问题、文体来编,有统一的规范,不要八仙过海,否则就不是一套书了。再一个是校,校勘是很难的,有的是内校,有的是对校,我们能够找到几个文本对校就行了。另外一个就是点,标点,有很多书是原刻本,没有经过标点的,我们在标点时千万不能闹笑话,有报纸报导甚至于将五言诗标成七言诗了。最后是校对,完成后的校对也是很复杂的,一两遍是不行的,现在一般校六遍。按照新闻出版署的规定,错误率不能超过万分之一,否则就不能评奖,那是很难的,不能完全依靠出版社。所以我拜托先生们要把住这些关,达到一个高的要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吧。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戴逸,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Copyright©2003-2019 History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9034103号-1京ICP备19034103号-2 京公网安备 11040202440053号 网站访问量:0 技术支持:泽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