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高兴和各位先生见面，谈谈《桐城派名家文集汇刊》如何编纂的问题。我是搞史学的，对桐城派完全是外行，很多问题要向你们学习。清史编纂委员会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这是文学领域相当重要的一个项目，困难也比较大。桐城派是清代历史上一个主要的文学流派，它的重要性、价值和影响都不容低估。我们希望能够编好这部书，也相信在严云绶先生的领导下，各位专家、学者努力以赴，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桐城派源远流长，传播了200多年，几乎与清朝历史相始终。从康熙时候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以后，这个文派还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我觉得桐城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传承最久、作者最多、影响最广的一个文学派别。它的传承达七世之久，如果戴名世、方苞算第一世，那么刘大櫆就是第二世，他们相距约30年。刘大櫆到姚鼐又是30年，姚鼐是第三世。姚鼐的几个弟子，梅曾亮、管同、刘开、方东树、包括他的侄孙姚莹，也相距三四十年，是第四世。再下去是曾国藩、吴敏树、戴钧衡，是第五世。曾国藩以后是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都是他的幕僚，是第六世。吴汝纶下边有曾涛、二姚（姚永概、姚永朴）、马其昶、范当世，这样算来总共七世。试看中国文学史上哪有流传七世的文派？没有。中国的文学流派，从散文来讲，《左传》下来是《孟子》、《荀子》，以后隔了几百年转到《史记》、《汉书》。史汉之后又没有了，转到六朝骈文，韩、柳、欧、苏一代二代而终，韩愈的传人有李翱，苏轼的传人有秦观、黄庭坚，再下去就没有了。所以，中国文坛数不出像桐城派这样的文派，“代有传人”是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点。桐城派能够流传下来，发挥那么大的影响，这个特点值得研究。桐城派流传200多年，人数之多前所未有，有人说共有600人，有人说是1200人，当然像曾国藩、梅曾亮、范当世都不是桐城人，他们也属于桐城派。“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可见当时影响之大，盛况空前。因此，我认为这个文学派别流传之久，人数之多，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文学派别不一样，此现象值得我们研究。我们要跳出清代的范围，与前代的文学流派相比较。史汉以后到六朝骈文，文体变了，韩、柳、欧、苏下来到明代，古文显得比较疲弱。而清代散文的作者队伍庞大，作品非常多，而且写得很精彩。桐城派的特点是不仅有文学实践，而且有其理论：方苞提出的“义法”，刘大櫆提出的“神气”，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曾国藩再加一个“经世”。但是他们的理论都分散在文章中，没有总结。我立这个项目，是从这样的角度和高度来考虑的，即不管以前曾经出过多少桐城派的书，将来出的书是否会与之重复，我们是要从总体上看桐城派这个文学现象，有什么规律性。所以我们要编的这部书，就要抓住桐城派的特点，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派，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会出现这样一个文派，它和以前的文派有什么不同，与其它的文体有什么不同。诗词有很多派别，但都没有像桐城派影响那么深，只是昙花一现。只有桐城派的生命力特别强，为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觉得桐城派的研究刚刚开始，值得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
所以我要求编文集，就是要反映桐城派的整体特点、作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我们现在选定了23位作家，其中有几位作家的集子已经出版，如《方望溪集》、《惜抱轩集》和刚刚出版的《吴汝纶全集》。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出的文集和已经出版的集子有什么差别？对此我们不管他们，重复出了也没关系，我们出版的应该是选集而并非全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非将其全集照单全收。名家的作品重复出版的很多，从不同角度选择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像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所选的古代文章大家都熟悉得很，都是重复的，但是经过姚鼐的选编，就成为一个精品。我原来的设想是，比如方苞的文章，我们可以抛开《方望溪先生全集》，一篇一篇地重新选。我开始很惊讶，为什么你们的项目一千万字还不够，现在才明白，你们不是选，而是全部搜集进来了。我是想有一定的选择性，这样就跟其他的全集不一样了，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最能代表桐城派特色的文章是什么。比如现在我们选《郭沫若集》、《巴金集》、《冰心集》，他们的全集都出了，有几百万字、上千万字，而我们要出这些名家的汇集，每人只选一本，每本只选几十万字，这样就可以看出选家的眼光。但是，你们现在已经把框架搭起来了，是根据底本来补、校，补以前文集所未收，所以篇幅更大了。必须明确我们这部《汇刊》不是钩沉辑佚之作而是选录，用力之处应在精选而非补足，有的图书馆拥有佚作，我们要求提供时，他们开出了天价，所以我们不必去补遗佚的文章。究竟怎么做，我们可以商量。这就有个诗选不选、选多少的问题。我原来的设想是诗可以选，桐城派不是以诗著名，但是像范当世的文章比较少，他是以诗出名的，不选诗不行。我认为每人选30万字，20多个人就是六七百万字。而你们是找到底本去补，那当然会多了，底本里的好多东西可以不要，不是代表他最精华的东西。我们这一套书，就是要选他最精华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体现选集的价值。当然，我们是代表21世纪的人来选的，是代表21世纪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到了22世纪，人家认为我们选得不好、有偏见，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们现在的做法也是比较费劲的，找底本来补，这样将来就不能再叫《惜抱轩集》，而是以《惜抱轩集》为底本重新编的《姚鼐集》；也不叫《方望溪先生全集》，而叫《方苞集》等等。这样做也有一定价值。但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选一选，一些比较短的、不太重要的文章可以去掉，经学的部分有很多也可以去掉，诗要适当减少——不是搞全集而是选集。由补全集改为精选，当然是较大的改变，但不会很困难。如果某个作家文集中有一百篇文章，削去30%或40%，就选出六七十篇，不必再找其他的书来补充。可以把文集中宣扬愚忠愚孝的、宣扬不近人情的贞女节妇、为对抗农民起义而被击毙的传记、墓志铭、神道碑，以及含有迷信鬼神、荒诞不经的作品去掉。总之，我们是把思想性、艺术性很差的文章删去，能删多少就删多少。这样工作量不是增加，反而减少，而《汇刊》的精华之处更加凸现，篇幅也可以大大节约。
桐城派还有个问题，在其发展晚期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冲击，这个冲击是非常激烈的，以致被全面否定、抹杀。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曾说：方、刘、姚等妖魔，“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胸中无物。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陈独秀做为文学革命的主将，对桐城派批评得非常厉害。胡适也同样，他说：“下规姚曾，上师韩欧，皆为文学之下乘，二千年文人的文学都是死文学。”他不仅把桐城派骂倒了，而且还把中国整个文学都骂倒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有钱玄同则标举要打倒“选学余孽桐城谬种”。当年五四运动中这些激烈的言论，我们今天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其时代背景。桐城派形成于封建社会后期，到五四时，中国要摆脱封建主义，向近代社会迈进，要求文学能够跟上时代、接近大众。文言文和大众的口语脱节，为了使文学为近代服务，就要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彻底的改革，使大众传媒革命化。而当时文坛势力最大的桐城派，当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首当其冲地成为激烈的批判对象。因此他们发出了一些很激烈的言论，矫枉过正，可以理解，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虽然陈独秀等人的言论有片面性，但五四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功绩是伟大的，开辟了白话文的发展道路。不过他们这种激烈的言论，今天也应该冷静地来看待，所以评价桐城派不能把他们的文章都当成糟粕，一概扫进垃圾堆。实际上五四运动人物的古文修养都是很好的，他们也很了解古代文学中精髓的东西。桐城派古文的“义法”，就是“言有物，言有序”，就是内容的充实和形式的美，都是文学的要求，不能算是错误的。五四运动中批判“言有物”是指程朱理学。其实桐城派的很多文章都不是讲理学的，而是丰富多彩的，文章讲究形式、讲究艺术、讲究结构和方法，这些还是很有必要的。你可以说它讲得不够，或者不全面、不完整，但你不能说“言有序”有问题。当时将桐城派比之于“八股”，但桐城派的文章与八股文是不一样的，当然桐城派中的许多人善于作八股文，像方苞、戴名世。桐城派的文章在内容上还是比较丰富的，有讲学理的文章、有叙事的文章、有描写景色的文章、有人物的传记，形式也是曲折变化，不是千篇一律。所以我们今天来编书时，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何来评价桐城派？它有缺点、问题和时代的局限，比如说有些文章的内容不行，许多妇女传记中讲贞节，还没出嫁就殉死，还有许多文章讲封建的愚忠愚孝。我们要从中选精华，而这些都是糟粕，而且相当多的糟粕，就应该将这些宣扬封建道德迷信的东西去掉，要选出桐城派的精神。这样你们的任务就比较繁重了，甚至可以增补几个作者，最好把曾国藩、吴敏树、黎庶昌、薛福成、贺涛、王拯几个人都补上，形成一部千万字以内的汇刊。是不是可以打开另外一个思路，每个人选三四十万字，选三十家，不要超过一千万字。有些人可以多选一些，有些人可以少选一些，适当地做出调整。我感觉到，把那些封建糟粕也放在里面，对我们这套书没有好处。
另外，我有两句话：质量重于泰山，质量等于生命。我们编清史，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我最担心的就是质量问题，哪怕少一点，但是要做得很精，这就是好书；做得很多，但是很庞杂，不算好书。要保证质量，一是要用心去搜集文献，同时还要选择文献。选就要有眼光，就能看得出编选者的功力，用我们时代的眼光去选择。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也可以不选，这要根据我们书的篇幅来决定。再就是编，不一定按照底本来编，而是将各种版本的文章编在一起。整套书的体例要统一，或者全部按照时间来编，或者全部按照问题、文体来编，有统一的规范，不要八仙过海，否则就不是一套书了。再一个是校，校勘是很难的，有的是内校，有的是对校，我们能够找到几个文本对校就行了。另外一个就是点，标点，有很多书是原刻本，没有经过标点的，我们在标点时千万不能闹笑话，有报纸报导甚至于将五言诗标成七言诗了。最后是校对，完成后的校对也是很复杂的，一两遍是不行的，现在一般校六遍。按照新闻出版署的规定，错误率不能超过万分之一，否则就不能评奖，那是很难的，不能完全依靠出版社。所以我拜托先生们要把住这些关，达到一个高的要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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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逸，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