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像其他学科一样，要发展与前进，就必须不断创新，也就是学贵创新。以研究晚清史著称，且善于发掘新史料，提出新见解、新观点而享誉海内外学界的孔祥吉教授，前不久又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教授合作推出《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一书，纳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组编的研究丛刊，由四川巴蜀出版社出版问世。这是一部利用日本外交馆及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收藏之大量机密档案，经过缜密爬梳考辨，结合中国有关史料而撰写的一部晚清史方面的新著，书中对晚清史上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提出了与前此不同的新观点、新见解，笔者读后有耳目一新之感，因而评介并推荐学术界同仁一读。
由于此书作者之一的孔祥吉教授，早在1988年就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藏书，撰写出版了《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对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变法期间的奏议进行了深入考辨，对康有为的奏行改纂及戊戌维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在海内外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从而推进了戊戌维新运动史的研究。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又陆续撰写出版了多部晚清史的专著及一系列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大都受到史学界的关注与好评。不少国家和地区，诸如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与我国香港、台湾等地都先后请他访问、讲学。日本东京大学于2003年再次邀请他去讲学，还特在此期间与该校综合文化科地域文化研究专业班举办了“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孔祥吉在研习班上除讲授中国历史课程外，还带领学员先后到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亚洲历史研究中心等处，一边讲解史料的发掘与利用，一边阅读史料，发掘史料，并依据新发掘的史料，对晚清史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而后再与合作者分工合作撰写成文。以本书形成的过程可知，此书可谓是其这次日本讲学及在研习班上研究成果的结晶。大凡严肃的史学工作者都知道，历史学科的本质特点是依靠材料，从原始材料出发开展研究，而后得出结论，材料对于研究者说来，如同水对于鱼，空气对于鸟一样重要。只有对新材料的发掘与利用，才能推进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新成果。从上述本书之产生过程看，其绝非是无米之炊，或空洞说教，从概念、公式出发的著作，而是建立在有着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再经去伪存真，精细考辨，深沉思考，重新审视晚清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的一部优秀史学论著，这也是笔者读后最突出的感受。
这部著作乃由十七篇专题论文所组成。而《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则是书中重要的一篇，原来戊戌维新运动后康有为与梁启超先后逃亡日本，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置康梁于死地，通过日本驻华公使，在两国上层沟通，互讲条件，由日本方将康梁或引渡回国，或利用暗杀手段在日本当地处死。日本如能办成此事，中国清朝政府将给日本许多实际利益，以相互结盟，为此，中日两方上层，都在中央上层极少数人之间进行暗箱操作。中方确实派出过知府衔道员刘学洵与员外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而日本方也由天皇亲自出面接待了刘学洵与庆宽，相互密商结盟条件等。而刘学洵与庆宽在日本演出了一场场闹剧，结果清朝联日杀死康、梁的阴谋未能得逞，中日结盟也成为人们的笑柄与闹剧而收场。这篇文章，洋洋洒洒，源源本本，依据日本收藏的机密史料，详细论述了这场结盟闹剧的始末，使人们了解到这次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从密谋策划到最后失败的全过程。书中的其它各篇，如《绪论：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研究》，从宏观上论述了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研究的重要密切关系，主要内容，如何阅读利用等，如同给人一把深入这一史料宝库的钥匙。其史各个分篇，如《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叹曾纪泽之死》、《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张荫桓与日本公使矢野密谈记录》、《戊戌政变后梁任公之二三事——〈梁启超年谱长编〉戊戌己亥年补正》等文，大都依据翔实罕见的史料，揭示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昔人云，盖棺方能论定，然而由于封尘多年的档案资料被认真解读，却使一些原本盖棺论定的历史人物被掀去神密的面纱，还其以本来的历史面目，使人们对之有了新的、或者说是更全面了解。如被清廷派往日本的首任公使何如璋，其在东京出使其间，曾力主争回琉球，并支持其下属黄遵宪筹拟朝鲜国策，支持朝鲜走向开放道路，使人们认为他是一位有守有为的中国驻日使节。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他卸任回国后，却被日本一方的情报人员收买，曾两次为日本提供他所知道的有关中法战争期间清廷上层的决策内幕。此事，在日本外交档案中留下确凿的可查资料，甚至有何如璋诉说情报难得、报酬太少的资料为证。再如伍廷芳是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学者常称颂他“正义凛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本书揭示了他自甲午战争议和开始，曾接二连三地向日本驻京公使馆输送情报。这些收藏在日本外交馆的机密资料被发现，就使人对这些历史人物的面目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除利用日本档案揭示的史料重新审视一些历史人物外，依据有关史料对晚清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亦可将原来某些失实的看法予以纠正，或者是在原有的看法外，再有一种新的看法。例如翁同龢在百日维新中被罢官一事。历来的说法是慈禧为了剪除光绪皇帝之党翼，而迫使光绪将其老师罢官赶走。本书则利用保存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之清廷变法期间的重要当事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与当时日本驻华公使矢野的谈话记录，揭示出此一历史事件的另一种说法，即翁同龢乃由锐意变法革新的光绪帝所开缺。因为光绪随着变法革新的推进，对翁的愚昧守旧有所不满，翁又不能改变，才主动将其罢官。而且，慈禧在变法初起时，在未触动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也并不反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新政。历史事件原本是错综复杂的，这些材料的揭示与作者据此得出的结论，不见得就是定论，也不一定能成为历史学界的共识，但却给人们分析此一历史事件以新的视野、新的看法，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和再深入研究。
本书还依据有关史料，提出对一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应进行具体分析，应力戒某些公式化的空洞论述。如书中对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复杂关系的揭示，人们知道戊戌政变前张之洞与康、梁有一定联系，康、梁的某些主张与活动，也得到张之洞的一些支持。为此，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后曾竭力洗刷他与康、梁的联系，表示对康、梁及一些人的反对与仇视。当政变之后康、梁逃往日本，张之洞与慈禧守旧大臣虽然都对维新派以敌视和仇恨，但二者之间却仍有区别。张之洞只是建议日本将康、梁逐出其国境。慈禧则希望“不动声色，秘密诛杀，以除后患”。同时，张之洞还向日本外交官表示，百日维新时光绪皇帝所推行的新政，“都是一一向太后禀告请旨才颁布的”，只是由于守旧大臣的挑拨才使政变发生，“于是就变成了皇太后自己同意实施的事业，后被自己废止的丑剧”。张之洞的说法，当然与他本人主张洋务与其在变法时所持的态度及其与慈禧之间的关系有关，但亦可使人们更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的复杂多变和某些事件的具体情况。
此外，本书还有补充已经研究之不足的价值与特点。如丁文江等所著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是学术界公认的内容丰富、编排精当的著作。但因编写时条件的限制，未能采用梁启超于政变后在日本东京的活动记录，固未能将梁氏不得不离开东京的前后因果写出，致使该书有些遗漏。本书则根据日本档案记载予以补充，使读者对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时的处境有更加完整的认识。这在本书之《〈梁启超年谱长编〉戊戌己亥年补正》一文中有充分展示。
还值得指出的是全书的文字清新活泼，读来引人入胜，可朗朗上口，绝无一般史学论著、尤其是某些史事考辨性著作那种艰涩难读的状况。这也是本书作者著作的一贯的语言风格和特点。
当然，笔者绝无意于要说作者利用的日本有关档案都可靠、确凿、无疑。对这些资料的使用理应用中国内地已有的资料，加以鉴别与考订。可贵的是本书作者对自己研究范围的有关问题的国内资料都十分熟悉，能结合熟知的国内资料对日本有关单位保存的资料加以鉴别，而后加以利用，不过，读者尚可对书中引用的日本资料进行鉴别和研究。
笔者谨将阅读本书后的以上感受写出，是否有当，尚请作者、读者教正。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王俊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总编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