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是我国古代自成体系的一种文献书籍，始于汉魏，兴于唐宋，而盛于明清。清代许多名公巨卿、文人学者好以笔记作消闲遣闷之具，故清人笔记在数量上已达到古代的最高峰，刘叶秋先生在《历代笔记概述》中称，“清代是笔记集大成的时代，各种笔记都在前人述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1] 清人笔记内容宏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军国要政、天文地理、世风民情，小至门祚兴替、里巷琐闻，旁及水旱天灾、物价升落，可谓无事不书，有闻必录，堪称一座清代史料的宝库。来新夏先生撰写的《清人笔记随录》（以下简称《随录》）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中学术研究丛刊之一，于2005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为开发史源，发掘清人笔记中包罗万象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线索，开辟了门径。
来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说，他于课余不时浏览清人笔记，多年不辍，“每读一种，辄以小笺考其撰者生平，录其序跋题识，括其要点卓见，论其评说得失，甚者摘其可备论史、谈助之片断”，整理成篇，遂形成一部囊括清人笔记200余种，时间跨越清初到清末二百余年的提要性史学专著。每种笔记，或考证作者，或追溯源流，或钩稽史料，或核定版本，集史料学与文献学研究为一体，充分体现了清人笔记的历史研究价值。其撰文形式与笔记之体随意舒放的风格紧密联系，随读随放而得怡然读书之乐趣，形式虽散，而内容谨严，浑为一体。以下，本文将探讨来先生在《随录》中所反映出来的学术思想和著录特点。
（一）清人笔记的特点
关于笔记的界定，学界迄今尚无定论。刘叶秋先生称：“笔记，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包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2]榭国祯先生则在《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中论及“野史笔记”的概念，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3]。前者强调笔记的记录原则及文体风格，后者则强调创作主体以及内容方面的史料价值。冯尔康先生根据前人的研究提出：“古代笔记是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古今图书、文物心得，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4]这一论述充分肯定并强调了笔记内容的复杂性和记录方式的自由与随意。由于笔记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包罗万象，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因此很难给予确切的定义。有鉴于此，在《随录》的序言中，来先生没有开宗明义地论定笔记的概念，而是有意强调笔记的特点。他认为，笔记“内容为杂，形式为散，涉及广阔”，并且，总的来说，论述笔记的定义时应该以承认历史上业已形成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并得到公认的笔记类作品为前提。基于以上认识，《随录》广泛搜求各类清人笔记，“大则国计民生，军政要事，典章制度以及经史议论，科场掌故，风土人情，园林佳胜，里巷习俗，世态炎凉，直到谈狐说鬼，脂粉灵怪，因果报应”[5]，内容丰富，包罗广泛。
笔记的类别实际上是由笔记的概念问题衍生而来，学界看法不一。刘叶秋把魏晋至明清的笔记分为三大类：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王多闻将笔记分为杂记、杂说、杂考三大类。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则已摒志怪及传奇等小说家言而存笔记之真”[6]。来先生则认为，在笔记的分类问题上依然要强调保持特定历史时空中笔记的真实状态。一方面，从确保历史学的客观公正真实并提升笔记的史学价值方面来说，从分类学上把纯粹的小说从史料价值极强的笔记体著述中分离开来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清人随笔记录的内容确有虚构人物和故事的成分，且虚构与纪实的内容往往杂糅。因此，一味强调史学价值和真实性，而完全抛开一些含小说成分甚至以小说为主体的笔记作品显然也不合适。因此，《随录》摒弃那些谈奇说怪、荒诞不经的小说家言，但有意收入一些以小说内容为主的笔记，并强调这类笔记的纪实成分和考辨性的内容。例如，来先生在收录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时明确提出，“此书是撰者‘追录见闻’、‘时作杂记’之作，所以采访范围颇广，上起官亲、师友，下至皂隶、士兵。内容也因而泛杂，地方风情、宦海变幻、典章名物、医卜星相、轶闻逸事、狐精鬼怪，几于无所不包”。《阅微草堂笔记》以随笔记录见闻的文体，记载了一些社会的阴暗面，有纪实之笔，并受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有考辨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在这一点上，该书与纯小说体的《聊斋志异》有本质性的区别，来先生说：“纪昀对《聊斋志异》是有异议的，他认为这是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这也是《聊斋志异》之纯为小说家言，而《笔记》（指《阅微草堂笔记》）则应归属于笔记的区分点。”
由于笔记随意性大，灵活性强，内容庞杂，故对其进行分析判断和论定的时候更应因时制宜，客观公正，尽量避免偏颇，以充分发掘其史料价值。这是来先生著录《随录》的指导原则，也是后学在科学研究中应注意实践的宝贵经验。
（二）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
清人笔记，其内容涉及社会生产、经济生活、典章制度、国事要闻、文化生活以及社会风气等多方面，“但由于历代多视笔记为小道，将其列于杂家、小说家一类，而未能给以应有的史料地位，而笔记作者在撰著笔记方面的成绩也往往被认为是自我遣兴之作，很少加以论述”。[7]为此，来先生在《随录》中不仅按照目录学体例详细记录了笔记撰者生平、内容大要、有关序跋，备参资料、版本异同等基本要素，而且择出能够反映其史料价值的内容逐条分析，彰显清人笔记史料价值之大要，从而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真实情况，进而揭示清人笔记的史学精华。如谈迁《北游录》，择其反映社会动荡时期（指明清之际）民间土地所有权变化、清初圈地情况以及满人放高利贷情况等史料。
《随录》在充分肯定和发掘笔记史料价值的同时，也揭示了其史料价值的两重性特征，一方面，“笔记中所记保持较多的真实性，因为作者或闲居自娱，或消愁解闷而作笔记，无心沽名传世，亦非刻意著作，故无所避讳，无所顾忌，无所掩饰，能透露某些真实情况和真实思想，比起官方史书更加可信”[8]。如王澐《漫游纪略》“卷三《粤游》及卷四《楚游下》记三藩事件颇称翔实。盖王澐幕主蔡毓荣正当其冲，所知自详，又因屈身僚属，文字可少顾忌。所谓八旗劲旅的腐败亦跃然于撰者笔下”。并且，笔记记录随意，内容清新，风格活泼生动，宜引人入胜。民国初年周椒青为裘毓麟的《清代轶闻》作序，把正史与笔记史料对于读者的意义作了一个对比，他说：“凡古人言行，其载之正史者皆山中之恒溪也，及睹其轶事与他说，则其人之性情毕露而读者之耳目为之一新，此则天外之飞瀑也。”[9]
另一方面，清人笔记内容多神鬼故事，作者喜谈因果报应，其随意而录的原则也对笔记史料价值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产生消极影响。对于笔记本身以及笔记作者的这些瑕疵，来先生一一举出，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如王崇简《冬夜笺记》“语怪述异，逸闻琐事，仅资谈柄而已”；钮琇《觚賸》记述鬼神异事的篇章，“荒诞迷信，未脱志异陈习，惟所编情节离奇，尚可供茶余饭后之消遣”；董含《三冈识略》，除其反映清初社会及政治状况的内容外，“还有不少谈因果报应，迷信惑众的奇谈怪论”，故读者在阅读笔记的过程中应善加抉择，择其精华而读之。来先生还指出，笔记作为一种随笔记录、体例不拘的著述形式，本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加之笔记作者学术修养参差不齐，所以有时出现不实之录，甚至是故意歪曲的做法。如朱克敬《儒林琐记》，“是书记明清文人学者90余人，始于明清之际之汪沨、孙奇逢、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终于清道咸时之张金镛、胡锡燕。是书以人为条，记其学行、专长、里贯、字号、著述及轶事，言简而意赅，所论亦间有可取，不囿于门户之见。但亦窜入个人行事，虽为文人牢骚笔墨，终属无谓”。再如姚世锡《前徽录》，记事间有讹误，不仅人物讹误多处，甚至有干支讹误者。这些内容都需要读者仔细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随录》的著录原则
清代笔记数量颇丰，《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仅数十种，乾隆时法式善作《槐庭载笔》所列书目中，清人笔记约一百数十种，康熙时期张潮辑录《昭代丛书》所收皆清人杂著，经乾隆、道光时期的两次增补，综合为560种，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则自序云：“清人笔记，本不及文集之多。余平生所寓目者，仅三百余家耳。”[10]由此可推知，清人笔记数量约数百种，与清代方志、文集和家谱比较，则远逊之。《随录》著录清人笔记二百余种，诚如戴逸先生所说，已是洋洋大观，“可称是清代笔记的渊海”[11]。
来先生多年翻读笔记，随手札录，积累丰富。《随录》著录清人笔记涵括历史见闻、地方风物、名人逸事、典章制度、诗词歌赋、学术风尚、戏曲书画等内容。其中既有广为人知的流行笔记，如梁绍壬《两盘秋雨盦随笔》八卷、黄钧宰《金壶七墨》等；著名学者笔记，如谈迁《北游录》、王士祯《池北偶谈》、刘献廷《广阳杂记》等；也有一些篇幅不大，作者声名不广，甚至不著撰者的笔记，如《燕京杂记》不著撰人，“其书记北京衙署、寺院、风俗、物产及社会情况颇细腻生动，虽卷帙不繁，而所记颇多可采，尤以刻画社会风貌备见具体，当为风土小志中之佳构”。来先生不因内容而废书，如《秦淮画舫录》之类“多记歌场妓院之事，描述剥削阶级奢侈淫靡之寄生生活，作者也多为徵歌逐舞之无聊文人，乃消闲享乐之笔墨，本无足取；但亦可从中抉取剥削阶级生活情态之资料，藉以透视阶级关系，又可从所记若干服务性行业状况中，探求当时社会经济之侧面”。亦不因篇幅短小而废书，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帙不多，而范围颇广。凡梵宫胜迹、名物掌故、海外纪闻、典章制度、诗词评论，均能考史证经，言之有故，的是名家手笔。……其书于清人笔记中不失为有用之作，固不当以小书而忽之也”。还不因人而废书，《随录》中多次提及清末学者李慈铭恃才苛评古人之书，但亦不因此怀有成见，著录李慈铭《萝庵游访小志》，并认为其书文笔优美，清新细腻。总而言之，《随录》务求兼容并蓄，大小靡遗，并认为，“读前人书，要在善加抉择，而非故事吹求”。
《随录》著录并非全而无当，而是有明确的原则，即选择颇足征信者存之，凡内容方面多谈因果报应、神怪诡异、歌场奇遇、娼女韵事者，皆摒弃而不录。另外，在内容组织方面力求谨严协调，即一方面保持笔记体随意性的特点“形散而神不散”，不限制笔记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以内容全面、详尽为宗旨，并贯彻于全篇之中。
对于内容大致相同的笔记，选择最具代表性，内容含量最大的佳作，如《清嘉录》十二卷，“是顾禄记述苏州风土的杂著。清代的风土杂著颇多，重要都邑几乎都有，而以谈北京、苏州者为多。此类著述或随笔札录掌故沿革，或按方位记述城坊建置，或发之于吟咏，或作导游指南。其能以月为序，以节令民谚为题，叙地方风土人情，娓娓详备，兼能参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当以《清嘉录》一书为最。”
《随录》在择录笔记时还注意选择能概括有清一代的史料为特征的书，如朱彭寿《旧典备征》五卷，来先生评论说,“是书记清朝典制人事等掌故，极为详尽，多自顺治叙至光绪，几概有清一代，如《各省状元人数》一条，记自顺治三年至光绪三十年共二百数十年间一百十二科，各省状元之姓名、籍贯、科名等，极便稽考。”
此外，关于某方面有价值的史料笔记多择首尾完备、内容丰富者著录，如评议继昌《行素斋杂记》二卷，“是书以记典制为主，而于军机处事务尤详，大之典制仪式，如军机章京之传补、住班、定额及职责等；小至琐闻碎语，如军机章京之会试得鼎甲之名单，父子兄弟先后入直之逸事等，均能具其首尾，堪备参稽。”
（四）注重比较分析与考证
笔记记录事项丰富，难免有内容相似甚至相同者，在《随录》中，来先生对各种笔记注重比较和分析。如在选择记述杭州风土人情的笔记著述时，先生选择陆次云《湖壖杂记》、厉鹗《东城杂记》及徐逢吉《清波小志》、范祖述《杭俗遗风》，并加以比较分析：
“清人记杭城风土之作有多种，其著称者如陆次云《湖壖杂记》、厉鹗《东城杂记》及徐逢吉《清波小志》等。惟所记流于泛杂，或偏于一隅。其能详记风情，反映社会面貌较详细者，当以《杭俗遗风》为最。”
另外，对笔记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随录》一一进行考辨论证。如：
“《花烛闲谈》署于鬯著，一般目录署亦著于氏，而检读是书有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跋称：‘是书为潘甥味言婚时作，一夕而告成，当日笔墨，亦不错意。至今思之，岂可复得哉……客有问及是书者，检原稿已不可得，得奚生曩所移书本，一念味言，使我投欢喜杯，堕伤心泪也。’其言甚明。盖是书为潘味言原作，稿本已佚，幸有奚生移录原本，故于氏见其书尚有录本，而伤心其人之亡云。再者书中有夹注附案，有数处注称‘按’则非于氏所著甚明，是以此书当为潘氏原作，于氏整理为是。潘氏之名，固不宜泯灭，而于氏之公正，亦殊堪钦敬。”
关于一些笔记作者的考证，如《蜀难叙略》作者沈荀蔚，其生平黯然不彰，来先生通过考察，指出，“沈荀蔚，字豹文，号亦客、怀南。江南太仓人。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生，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卒。崇祯十五年五岁时随父任至四川华阳县，适值张献忠农民军入川，父死任所。撰者在蜀辗转遁逃二十年，康熙四年（1665）始归故里。撰者生平可参见沈受宏、沈国亮所撰《行述》，见《白漊文集》四；李果所撰《始末》，见《在亭丛稿》七”。
来先生的考证细致入微，甚至深入到笔记作者的心态和思想。如瞿昌文《粤行纪事》卷末附记云：“右纪自戊子十二月初一日由家乡出门起，至己丑六月十九日抵桂林止。自乙酉至己丑五年中家乡间事甚略，因抵粤后音耗隔绝故也。”经来先生考证，瞿昌文离开家乡在戊子（顺治五年十二月初一），己丑（顺治六年）六月十九日抵达桂林，奉祖命写记则在七月，其时抵粤不过一月，其余乙酉至戊子四年均在家乡，却以离开家乡，难知音讯为借口，隐讳其中内容，大约是“或有所掩饰不敢言者”。至于考证《阅世编》作者叶梦珠的生卒年，《溃痈流毒》的作者为王清瑞，戴逸先生在序言中已论及，在此不多述。
总之，来新夏先生的《清人笔记随录》可谓认识、学习和研究清人笔记的窗口，为发掘清史研究的资料宝库——清人笔记提供捷径，必能嘉惠后学，推动清人笔记的后续研究，并有益于促动清代史学研究的发展。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者：阚红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
[1]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
[2] 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83页。
[3] 谢国桢：《明清野史笔记概述》，《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9页。
[4]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第307页。
[6] 来新夏：《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三学集》，《南开史学家论丛?来新夏卷》，中华书局，2002年，第459页。
[7] 来新夏：《清代笔记作家梁章钜》，《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9期。
[9] 周椒青：《清代轶闻》序言，中华书局、上海书店合刊，1989年，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