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人物研究的现状
人物传记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纪传体史书则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关注人物研究的学术风气。有清一代，自康熙朝设立国史馆开始纂修臣工传记，至乾隆三十年(1765)国史馆成为常设机构，人物传记的写作与修订便成为官纂史书的制度性事务。而有关康熙朝人物的研究，也自清代开始就以传记的形式留下了大量的成果。其中学术价值较高者，有出自清代遗老之手的纪传体通史《清史稿·列传》，有出自国史馆以叙事详明为特征的《清史列传》，还有同样“依国史抄录”的《满汉名臣传》、《清国史·列传》，以及奉敕纂修、专以旗人立传的《八旗通志·列传》等。除了官修之外，私修传记中为人称道者，有李元度为表彰“先正”的《国朝先正事略》，有李桓的卷帙浩繁、人数逾万的《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有钱仪吉的搜集墓志碑文和各种杂传汇集的《碑传集》等。他们在资料的征集、人物的选定、立传的人数，以及写作目的、风格等方面各具特点，不仅保留了传统史学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源。其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蔡冠洛编著的《清代七百名人传》，美国学者恒慕义主编、东西方学者共同参与的《清代名人传略》相继出版，此外还有罗枷的《清代名人传》均为承继风气之作。但是，由于时代与史观的局限，以及各自价值取向的差异，上述传记成果仍有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缺憾与不足，或选材的疏漏，或立论的偏颇，甚或有讹误与错谬。
建国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人物研究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全面展开，其学术论文的数量之多难以尽述。值得提出的是，在人物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传记题材的研究专著。其中关于康熙朝并较有影响者，有孟昭信的《康熙全传》、白新良等合著的《康熙皇帝全传》、李治亭的《吴三桂大传》等，均为研究性的长篇巨作，此外还有《施琅研究》、《李光地研究》、《陈廷敬与皇城相府》等人物研究的论文集。而与传统纪传体史书《列传》最接近的当为王思治、李鸿彬、何龄修、张捷夫等人分卷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张玉兴、支运亭主编的《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清代卷）；孙文良的《明清人物》等。其中，《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当为近年人物传记的代表作。
《传稿》依据的资料除了官书之外，旁及文集、谱牒、笔记、档案、稗史，以及各类官修、私修传记等，不但在立传范围上超过了《清史列传》和《清史稿》等旧史书（其中，康熙朝入传人物共计233人），而且，在寓论于史的叙事过程中，突出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和钩索沉稳、考辨严谨的写作原则，注重了人物的个性与特色，书面语言的文字风格也更合乎今人阅读的习惯，反映了80年代人物研究的水平。
此外，各类工具书、传记丛刊、传记史料研究等编纂与写作，也成为人物研究的另一形式和热点。其中，价值较高并与本项目相关者，有房兆楹、杜联喆辑《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陈乃乾编《清代碑传文通检》，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王重民主编《清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台湾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以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的《珍本年谱丛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等，均为人物研究的可利用资源。而冯尔康先生的《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对各种清代传记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庄吉发先生的《清代国史馆的传记资料及列传的编纂》一文，则介绍了清代官修传记的状况，亦为人物研究提供了便利的资讯。
从目前学术界对康熙朝人物研究的状况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首先是，对《清史列传》、《清史稿》有传的人物研究较多，特别是众所熟知的人物所占比重较大，研究的重点仍过于集中在皇帝与有影响的大臣，而另外一些值得关注的人物却往往被忽略，甚或阙如，呈现出人物研究的不平衡状态。其次是人物研究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而在承继传统纪传体史书方面稍显不足。因此，在充分占有资料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纪传体例对清朝人物进行全面综合性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使这一研究成为可能。
近年来，学界对人物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推动了人物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因此，对清代人物进行整体研究、编写综合性人物传记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大型清史人物传记的修纂，无疑将清代人物研究推向更深入更广泛的境地。
二、对《清史稿》中相关部分的评价
历史上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因此，历史研究离不开对人物的研究。一部二十四史，其绝大部分是人物传记，所以，以纪传体书写“正史”，去表现庞大的社会群体，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大特色，也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康熙朝是清代守成兼创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其长达61年的历史画卷中，活跃着众多面目各异的历史人物，他们为康乾盛世的开启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因此，康熙朝人物传记当为《清史》传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本卷人物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言行品格的如实记录，以期再现康熙朝走向统一、步入盛世的历史，这是本卷传记的写作目的之一。
康熙朝人物传记在《清史》中分为上下二卷，约计200位人物，本卷为《康熙朝传记上》，入传者居其半，而在《清史稿》中有传者约70余人，还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物在《清史稿》中不见经传，可见本卷收录的人物与《清史稿》的传记还是有较大的差异的。
综观《清史稿》传记，其收录人物众多是其第一大特点。据统计，《清史稿》记载了有清一代上万人的传记，其中康熙朝入传者（包括附传）约近370人，分为30卷。其二，每卷人物都有其共性，除了按照宰辅大臣（大学士）、部院大臣（尚书、侍郎等）、地方疆臣（督抚）以及将军、都统等军事将领分卷外，人物的历史作用之不同也构成分卷别类的因素。如忠于王事为国死难者为一卷，清官为一卷，理学名臣为一卷，其中对康熙帝影响较大者又别立一卷，等等。编者虽然也考虑了入传人物活动的时间之先后，但是更看中的是其活动的作用与影响，并在每卷的最后用类比与综合的方法对人物作出评价，从而构成《清史稿》传记部分的主要特点，也是其优长所在。其三，《清史稿》的史料来源，主要根据《清实录》、《起居注》、《会典》、《方略》、《四通》、清国史馆纪传稿，以及各部署则例等，这些资料今天固然仍可找到，但《清史稿》的编纂者们已将其审定汇集，并作了初步的整理，这从至今保留在档案馆中的大量传包即可说明这一点。也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能见到这部较为完整的、有历史文献参考价值的《清史稿》。而相对于清后期，康熙朝人物的修撰又属于质量较优者，其学术价值当高于其它的朝代。
此外，参与《清史稿》编纂者不乏有成就的史学家，如身任康、乾朝臣工列传的总纂金兆蕃是光绪十九年(1893)的举人，在学业上一意于经世致用。民国后，为北京财政部会计司司长。清史馆开馆后，成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本纪，还负责整理孝义、后妃、列女等汇传。其助修奭良为满族才子，起家为奉天县令，后擢东边道、湖北荆宜道、江苏徐州道等职。因恃才傲物，在官场屡跌屡起，清朝灭亡后返回北京，适值清史馆开馆，奭良被赵尔巽招备顾问。奭良熟知满洲文献和十朝掌故，不需翻检即可滔滔讲述。在馆十余年期间，他助金兆蕃修正前五朝本纪，主成诸王传，分任康、乾朝臣工列传等。总之，《清史稿·传记》不失为一部有着重要价值的传记通史和参考文献。
但是，《清史稿》毕竟出自清朝遗老之手，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加之成书于众人而未及统稿、出版仓促等等，所以只能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有其取材不恰当、持论不公允、内容缺失、史实错谬等缺陷，因而为后世史家所批评，影响了《清史稿》作为一代信史的价值。在此仅举数例，以见其大略：
第一，《清史稿》编撰之时，由于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未能大量使用档案资料，这就使得《清史稿》的史料价值稍逊一筹，而且直接导致对一些入传人物的记载有失全面。如汉军旗人于成龙，以清官能吏，屡为康熙帝称道，乃至于成龙作古之后，康熙帝仍对他称赞不已，曰：“于成龙操守且不必论，其办事之才，汉军内诚无有及者。”可见，在康熙帝的眼里，于成龙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但是，同所有的官僚一样，于成龙也朋比结党。只是，其结党徇私等事由于散见于满文朱批奏折，故未收入《清史稿·传记》。
第二，《清史稿》康熙朝入传的人物中，除了偏重部院大臣及地方督抚外，满族的军事将领稍嫌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崇重满族的民族局限性。
第三，史实的错谬。如《清史稿·吴三桂传》中有“襄（吴三桂父）坐失机下狱，擢三桂总兵，守宁远”。似乎吴三桂的父亲获罪下狱后，即升任吴三桂为总兵，事实上，吴襄获罪下狱在崇祯七年，吴三桂升任总兵在崇祯十二年，二者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传记中还有，“师攻松山，三桂败绩，夜引兵去”的记载，同样与事实有出入。明军与清军交战松山时，败绩者并非吴三桂所部，而是夜撤兵，也并非吴三桂擅自独行。此外《传》中称，吴三桂于十七年“三月朔称帝，改元昭武，以衡州为定天府”。但《圣祖本纪》却在康熙十七年七月条目下记载，“是月，吴三桂僭号于衡州”。同一史实，两处记载互异。凡此之讹误还可举出很多。因此，对《清史稿》之正误与清史之重修，其意义即在于此。
三、本卷收入的人物与撰写原则
本项目《康熙朝·人物传记上》为大型《清史》传记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研究内容就是通过对本卷人物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言行、品格的如实记录，以再现康熙朝走向统一、步入盛世的历史。
记载大量历史人物的传记著作，将展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卷，进入本卷的人物有皇帝、亲王、辅政大臣、大学士、部院大臣、督抚、军事将领，以及三藩和郑氏集团首脑等各类人物共计100余人，大体可以分作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皇帝、亲王
入本卷的亲王有3人，加上皇帝共计4人，皇帝是本卷的特条人物，该传记既是对其个人一生活动的记述，也是对康熙帝乃至康熙朝在清代历史地位的评价，因此是本卷的重点。而三个亲王的政治活动主要体现在平定三藩、巩固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在他们身上既能看到满族诸王的勇武，也能看到入关后宗室、八旗等在安逸环境中的蜕变。
第二部分：辅政大臣、大学士、部院大臣
上述人物入本卷者共有30余人，以大学士居多。对这些人物的研究，一是关注君臣关系，如鳌拜擅权等，理学名臣及汉人官僚对康熙皇帝个人的影响；二是这些满汉大臣在康熙朝国家行政机制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以及他们的个人生活、思想、学术等。
第三部分：督抚
督抚作为地方直省大员，在康熙朝不仅有其察吏安民、治理一方的职责，而且在巩固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实际担负起守土的重任，可谓实实在在的“疆臣”。如周有德、董卫国、赵良栋、甘文焜等，他们表现出康熙朝前期督抚中的一种共性特征；另一共性特征则是督抚中多有以操守清廉立名的清官，如于成龙、格尔古德、汤斌等。他们为治理地方、安抚百姓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一些“能臣”，如靳辅、慕天颜、蔡毓荣等，他们同样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部分：军事将领
此类人物以平定三藩的将领为主，集中展现出他们的军事才能及其在维护国家统一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如穆占、赖塔、张勇等。而武将的个性及其成就个性的环境，也是需要重点关注之处。
第五部分：三藩及郑氏集团人物
这部分人物共有三十余人，约占本卷的30％，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群体，而这些人物，在《清史稿》、《清史列传》，以及各类私修传记中大多是没有立传的。因此，客观地记载他们的活动，将他们反清叛乱的目的、过程，以及心理等如实地记录下来，将会从另一侧面展现清王朝的历史进程。
第六部分：其他
其他类人物有钦天监正、江宁织造、治河专家等，他们的官职不显，但却在康熙朝有着不寻常的表现，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以上六部分构成了本卷的主要内容，而完成本卷人物传记的写作还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清史》纂修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严肃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学在21世纪的发展，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借以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使命与责任。作为大型《清史》的组成部分，康熙朝人物传记（上）当在研究方法与途径上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人物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述，诸如肯定“活动家个人的历史作用”，指出“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及“历史事变是由许多个人意志所形成的平行四边形即历史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个性与激情对历史的影响”等理论，都将成为对人物认识与评价的指导性理论。而关注历史人物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环境，去发掘社会物质基础对人物的影响，并以此说明历史人物个性特点所以形成的客观条件，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科学思想方法和本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
第二，充分地占有资料。历史是实证的学科，它要求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人物进行全面的记录。本项目将要涉及的资料主要有：档案、文集、年谱、书信、各类传记、碑传集、实录、方志、谱牒、笔记、各类史籍等等。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首先对已有资料进行认真地梳理、归类，尤其要关注满文档案、文集、谱牒、方志等，尽可能地发掘以往尚未被注意到或被忽略的文献资料。
第三，求实存真。真实性是被誉为历史著作的灵魂，秉笔直书向来是古代史家的品格，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因此，人物传记的写作，要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不虚美、不隐恶，不比附空论，也不参以主观的臆断。本项目要力求做到准确、真实而又客观地去再现历史人物。
第四，写出鲜活的人物个性。人物传记，首先要表现其鲜明的个性特征，通过人物的活动、思想甚至对话等历史细节，生动、具体、充实地去表现人物的七情六欲。因此，这不仅要求我们准确地去把握历史人物，还要理解历史人物。然后，再以行文平实，文词优雅，言简意赅等文风与文字将其表述出来。
第五，研究途径与手段。在传主名单确定后，本项目的全体成员根据自己的学术积累进行写作分工。每一传记的写作，首先从资料爬梳开始，整理出资料长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尚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考证和辨析，形成考异文字。在此基础上再开始传记的写作。每过一阶段，对已经完成的初稿进行集体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再就已经成型的传稿，延请专家并召开小型学术研讨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由主持人对本卷人物进行统一审订。
此外，本项目除了依靠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之外，对于某些人物还将聘请研究有素的专家执笔，以保证撰文的质量。
总之，从大量的历史资料入手，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正确的史观，来保证我们对传记的质量和水平。
四、突出重点 力求创新
本卷《康熙朝传记》（上）的研究内容与对象，是清康乾盛世的开创时期――康熙朝的人物，因此，本卷的撰写必然与盛世的开创这一主题紧密相连。要突出重点，更要力求创新。
重点一，是突出传记人物在康熙朝守成兼创业的过程中的作用。康熙皇帝以其守成兼创业的历史功绩成为一代杰出的君主，但是，成就历史人物个人业绩的除了那个时代为他提供广阔的政治舞台外，还有那些协助他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并脚踏实地去执行和实施那些政策和措施的一批历史人物。这其中还包括他们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理学等思想的影响）等一些构成人物个性影响的因素，都是最需要重点关注的。
重点二，康熙朝是清代完成多民族国家统一、奠定辽阔的疆域和版图的重要时期。诸如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驱逐雅克萨俄国侵略者等重大战役，均为本项目入传人物的重要活动。因此，充分肯定入传人物（军事将领及地方督抚等）在康熙朝巩固国家统一斗争中的作用，以及生动全面而又真实地记述他们的政治、军事才能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重点三，本项目入传的人物还有农民起义军领袖和一些参加反清叛乱的人物，由于他们大多没有传记，资料又比较零散，所以，除了要对相关资料进行认真收集梳理外，还需要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
康熙朝是清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涉及到众多的方方面面的人物，而遴选出最具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又不出现遗漏当是难点之一。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以及对各种歧义问题的考证当是本项目的又一难点。通常，政治人物有资料过多的问题，文集、笔记、方志、谱牒等多有记载，此外还有官书，这就需要在全面通读后进行认真的遴选；而军事人物又往往资料偏少，特别是反清叛乱的人物，对其一生活动的记述、个性的研究，甚至生卒年的考订都需要花一定的功夫。
本卷以政治人物居多，而政治人物即官僚通常除了治绩、从政活动与政治见解外，还同时有一些学术成就，那么其师承关系、学术对政治的影响（诸如康熙朝理学名臣对政治的影响），或者说政治文化对个人行为的作用等，也将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而对康熙朝人物的撰述，既要看到其共性，更要注意对人物个性的刻画，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准确、客观而又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将是我们始终要面对的难题。
在突出重点、解决难点的同时，更要注意创新。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与灵魂， 只有不断创新，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永葆其鲜活的生命力。本项目作为大型《清史》的组成部分，其纪传体体例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体例，可谓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形式。但是，在每个不同时期，它都有自己新的特征，而正是这些新的特征成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力。本项目也力求在原有的形式下写出新时代史学的特点。
第一，研究内容的创新。近年来，随着清史各类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整理，特别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在客观上为本项目更加充分而详尽地占有资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本项目将注重新资料的发现和利用，并特别关注满文档案，以确保对传记人物记载的准确，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研究内容上的创新。
第二，史观与史识的创新。传记以记事为主，寓论于史，因此史观与史识当贯穿于传记的全篇。在史观上，本项目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相对于《清史稿》，要突出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具体到入传人物的选择上，在正传中选入了一些农民起义领袖等人物。在史识上，对人物的记述、定位与评价既要整体上平实、公允，也要刻画出个性特征。
第三，研究手段的创新。21世纪是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电子技术，努力做好资料长编与考异等先期工作。同时，新时期人文科学的发展使我们注意到学科交叉对研究的裨益。因此，我们将努力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将史学研究融入新时期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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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凤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