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1.厦门有传说，说顺治皇帝是被郑成功军炮轰而死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2.您在给张宗洽先生的回信中，对顺治被炮毙之说提出质疑，您谈到了这种说法存在的两个疑点，能不能请您详细地谈一谈？
答：这两个问题一起回答。
一、史学工作者都喜欢有新史料发现，因为这是史学新问题、新进展的基础。所以张宗洽先生看到新发现的《延平王起义实录》，而且其中有炮毙顺治等新说，就兴奋不已。当他告诉我时，我也很关注。但是，对于任何新史料、历史问题新说，史学工作者另一种习惯的本能反应，就是怀疑。越是重要的耸人听闻的新说，越要多方面怀疑。陈援老再三强调，“勿信人之言，人实诳汝”[1]。这是历史研究的一条铁则。说明对史料要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复考察并确定它的可信性、可信度。
炮毙顺治说在我头脑中最先浮现的问题，是这样一件大事为什么拖延二百余年才成新闻？当时人怎么不知道？我查了当时郑成功方面两种记载：杨英在郑成功军中，其《先王实录》记述郑军对达素所率清军作战情况，丝毫没有炮毙顺治的蛛丝马迹，记郑成功本人在出兵复台前，谈先年对清作战时，也只说：“去年虽胜达虏一阵，伪朝未必遽肯悔战。”[2]张煌言长期与郑成功并肩作战，有《与张承恩书》，说到达素军“水陆三路，同时覆没”，没有只言片语说到或暗示炮毙顺治，有《上行在陈南北机宜疏》，向永历奏报军事、政治机宜，此时已在顺治死后，疏中提到顺治之死，也没有炮毙的说法[3]。可见当时绝无此说。连当事人都不知道，说明此说不可轻信，必须作进一步考察。
二、顺治如被炮毙，则必在达素军中，御驾亲征。我们先探究一下这个问题。
达素南征，始于顺治十六年七月。七月初八日，他奉旨以内大臣挂安南将军印，与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等，率军去江南与进攻南京的郑成功军作战。同时，清廷加调江西提督杨捷、宁夏总兵刘芳名为随征江南左、右路总兵官。所以达素所率军队以八旗兵为主，并有绿营兵。旨意规定他与江南镇守将军、总督、提督、巡抚等配合。此外，清廷还调发固山额真明安达礼也挂安南将军印，从荆州顺长江而下夹击郑成功军。这些部署说明，清廷对与郑军作战很重视，但并没有大规模征调军队，只是企图加强江南地方军力，以克敌致胜，而不是更重大更广泛的（如御驾亲征之类）军事布局。
此次对郑成功作战，不比顺治初对李自成作战，对张献忠作战，多铎、博洛、洪承畴在东南沿海作战，顺治九年对李定国等作战，顺治十年洪承畴出任五省经略对永历政权作战更严重，甚至未必超过顺治五六年间对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山西姜?等反正军队战争的激烈程度，这历次战争都没有御驾亲征，此次据说顺治曾议论并准备亲征，但实际上怎么能说存在亲征的形势呢[4]？即使真有所议，也不过是过度反应罢了。
果然，达素受命刚半月，七月二十三日，在江南总督郎廷佐、驻防将军喀喀木、苏松水师总兵梁化凤等率领下，单靠江南本地守军对郑成功军发起反攻，几天时间就将其打败。二十八日，清军胜利返回南京。这时达素军还没有抵达。达素到江南后，因不及参战建功而自请进征厦门。这就更没有御驾亲征的必要了。
达素进军厦门时，顺治在何处呢？据《清世祖实录》，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丙寅，顺治自南苑出西红门校猎，经卢沟桥、沙河、昌平、通州、三河、遵化、滦河等处，过昌平时曾亲奠崇祯陵，遣官致祭明神宗以外诸陵，十二月十二日戊戌还宫[5]。
顺治不在达素军中。他在厦门被炮毙不可信。
三、给张宗洽先生回信，仅就所谓炮毙后的问题略作分析质疑，而没有全面辩难，主要希望宗老通过进一步探索，自己改变看法。回信提出质疑有三点（不是两点）。
四、我在给张宗老回信中所提第二点质疑是，《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七年五月以后（此时说顺治被“炮毙”了），他还有许多活动，有的是公开活动，众目睽睽，不能目为捏造。
其最公开的活动，在顺治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壬辰，顺治决定亲自祈雨，两次颁谕，十三日丙申，亲率诸王、文武群臣素服步行至南郊斋宿，至十五日戊戌，又在圜丘祀天[7]。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壬寅，董鄂妃死，顺治追封她为皇后，谥号十二字，清制皇帝、皇太后丧期蓝笔批本以二十七天为限，皇后之丧无蓝笔批本之制，董鄂妃死后顺治蓝笔批本至当年底[8]，过情僭越，完全表现顺治个人的偏私溺爱。联系体现皇太后意旨的顺治遗诏，其中所说“端敬皇后……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9]等话来看，益信非顺治自为，董鄂妃丧祭逾制绝不至此。
如果顺治在厦门被炮毙，这些事情怎么解释？
五、我的第三点质疑，是针对所谓清廷报复说的，即清廷为报复炮毙顺治而诛郑芝龙，则郑芝龙被杀以肯定炮毙顺治属实为前提。我认为此说牵强。按理说，如果报复炮毙，则杀死郑芝龙刻不容缓，才可稍泄心头之恨，符合报复心理。实际上，从宁古塔将郑芝龙押解回北京已迟至顺治十八年春[10]，按谋叛律将其族诛更拖延逾半年，在十八年冬十月[11]。这像对“炮毙”进行报复吗？让郑芝龙多活将近一年半是出于什么心理呢？显然，清廷杀郑芝龙有自己的政治原因，在此不具论，这里只指出，单从时间上看，它就与所谓炮毙顺治联系不上。炮毙说从杀害郑芝龙找不到支持点。
综合各点便应得出结论：炮毙顺治，并无其事，纯系无稽之谈，不可据为史实。
问：3.当时清兵征讨郑成功，兵力上是占有优势的。然而，清军竟很快败退，有人猜测是因为在征讨中顺治被郑成功炮轰而死，清兵内部大乱，所以才败退，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如果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么您认为清兵败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我既判定炮毙顺治为子虚乌有，达素所率清军失败当然另有原因。你说清军兵力占有优势，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我有些怀疑，须另作研究。达素所统清军主力为八旗兵，尤其是上三旗侍卫处亲军。达素为镶黄旗人，赖塔为正白旗人，都属上三旗，“其兵……为虾营，即御军也。满洲人以近王者为虾，最贵，供帐加数倍”[12]。这是八旗精锐。但八旗兵长于骑兵作战，骑兵是中世纪最剽悍的作战部队。不过骑兵在开阔的平原作战能展其所长，进到福建沿海丘陵山地就是另一回事了，近海舟船作战更加局限，人在船上经不起浪涛颠簸，站都站不稳。因此，山地丘陵，尽失地利，近海水战，尤非所长，是达素等所率清军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清人官私记载都承认这一点。“赖塔同都统索浑剿贼厦门，官军不习水战，失利。”[13]“满洲将军达素总统八旗兵马，往漳州下海征国姓。我军不谙水务，大败”[14],“北人不谙水性，眩晕颠仆，呕逆，不成军，遂大败，僵尸满海” 。[15]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说法。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
问：4.清正史上只说，达素兵败回京，对其生死并未提及。而两部和郑成功相关的史籍都称，达素兵败畏罪自杀。为什么达素生死在和郑成功有关的史料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清史却只字未提？
答：你提的这个问题不完全确切。关于达素兵败后的生死，郑成功方面或者说南明方面的史籍说法不尽相同。最权威的《先王实录》依据郑成功得到的情报，记载说：顺治十七年“十月……达素回京” 。没有说他自杀[16]。只有《海上见闻录》等书说：“十月，清吊达素回京问罪，达素在省吞金而死。满兵回京……”[17]认为达素在福州畏罪自杀。清朝史籍对达素的结局记载完备，存在异说，并非只字不提。《清史列传》说，康熙继位，“命达素率兵还京，仍任内大臣。康熙八年，领侍卫内大臣鳌拜获罪，达素旧为鳌拜引用，坐黜罢。寻仍复世职。及卒，以其子达禧袭”[18]。《八旗通志（初集）》说江南守军虽破走郑成功军，“然海氛未靖，达素仍驻兵江南……多方招徕。十八年七月，郑逆伪都督万仪、万禄等……渡海投诚。达素具疏奏闻，下部议叙。寻以水土不习，病卒於军”[19]。两书记载截然不同。《清实录》能印证一部分重要史实：查《清圣祖实录》，顺治十八年闰七月，清廷确接到“安南将军内大臣达素疏报”，万仪等“识时向化”，“著从优议叙”[20]。康熙八年五月，康亲王杰书等“遵旨勘问鳌拜罪款”，其中“擅授败阵革职达素等原职，罪二十一”。建议：“达素等系鳌拜擅授之官，应革去，鞭一百，披甲当差。”康熙审核后，决定此项处置“依议”[21]。综合研究各种记载，可知达素奉旨南征始末，他在江南没有打仗，进征福建则败阵。败后该记载作顺治十七年十月他率残部离福州回京有误，实际上他并未立刻回京，因为清廷没有将他召回，他自己也力图广事招降，立功赎罪。所以顺治十八年七月他还从外地疏报招抚的成果。但终因败绩太严重，“兵大败，阵亡之外俱截手足归，虾营去大半”[22]。他回京后还是遭到革职。辅政大臣鳌拜却以同旗（鳌拜与达素同属镶黄旗满洲）亲信，擅自给他复职，以致在清算鳌拜罪行时，累他年已老大[23]，还受一百鞭刑，罚充兵役。这个过程说明，达素畏罪自杀，并无其事。说他畏罪自杀是不郑重的。
问：5.您怎么看待顺治出家五台山这种说法？
答：这是一个由两位史学大师孟森、陈垣解决了的问题。孟森认为顺治媚佛有据，出家非实。他排比史料，重新笺释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等诗，论定顺治最终在宫廷死于痘，实即天花，没有在五台山出家[24]。陈垣从几种佛教史籍、外国史籍中找到具体可靠的新史料，做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顺治曾请僧人剃度，经劝阻后才又蓄发。根据这种情况，认为：“一般传说之顺治出家问题，如认其果有其事，固属不可，若谓其绝无根据，似亦不妥。”因此，他的最终结论是：“顺治实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25]自孟、陈二文出，特别是陈文出，此事即定论，无人再作文提出新说。
问：6.您怎么看待顺治死于天花这种说法，您认为天花说是否也同样存在疑点？
答：在我看来，顺治死于天花说并非周全完美，无懈可击。天花在传染病学上被认为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临床表现为严重的全身中毒症状及成批依次出现的斑疹、丘疹、疱疹和脓疱，最后结痂、脱痂和遗留痘疤。本病传染性极强，病情重、病死率高”[26]。但据记载，顺治自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开始出现症状，似乎并不严重，当日还去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出家，初三日召大臣王熙入内谈话，初六日又召王熙至榻前面授诏书，除僧人玉林?初四日听内侍说顺治表现不安之甚外，整个病程并没有进入高危状态，然而他却在初六、初七日之间深夜去世，病程只有五天。这与天花染患发展规律不甚符合[27]。因此，长期以来仍有人著文质疑，并有顺治之死的异说流传。但限于史料不足，很难作更深入的澄清。相对说，顺治死于天花说有几种权威记载支持，其疑点也不至硬伤[28]，所以一般还采取此说。这是需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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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 《陈垣史源学杂文》，陈智超：《前言》引陈垣语，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 2页。
[2]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陈碧笙校注），十四年庚子三月至十月，十五年辛丑正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 225-244页。
[3] 张煌言：《张苍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1版，第15、21页。
[5]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0，顺治十六年十一月丙寅至十二月戊戌。参见同书卷一三八，顺治十七年七月辛巳。
[6] 杨英：《先王实录（校注）》记达素率部回福州为五月二十五日， 第239页。阮?锡：《海上见闻录（定本）》亦系于五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第43页。
[7]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六，顺治十七年六月壬辰；卷一三七，顺治十七年六月丙申、戊戌。
[8] 参看孟森《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附商鸿逵赘言）》，《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 第178-187页。文中引述存世为董鄂妃治丧期间蓝笔批本多件。
[9] 《清世祖实录》卷一四四，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端敬皇后即董鄂妃。
[10] 参看张玉兴《郑芝龙史事补证二则》，《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2004年， 第372-377页。
[12] 清外散人：《榕城纪闻》，《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 第13页。
[13] 《清史列传》卷七《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四，《赖塔》，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 第453页。
[14] 陈鸿：《清初莆变小乘》，《清史资料》第1辑， 第79页。
[15] 徐?：《小腆纪年附考》卷第二十，清世祖顺治十七年五月甲子，中华书局，1957年，下册，第 7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