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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纂集与特点

谢保成

北宋政权建立一百余年间，学术文化事业出现繁盛景象。仁宗即位后，潜伏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在《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其代表可谓孙甫《唐史记》七十五卷。孙甫以（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本亦未之明，劝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马光为之作“书后”，欧阳修、苏轼等以其为旧史所不及，改用编年，效法《春秋》受到推重。孙甫说得非常清楚：“《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1]在这样的社会、学术氛围下，司马光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从政实施其改变社会危机的主张，另一方面进行著述改断代纪传史为通古编年史，将中国编年史推向顶峰，与纪传史始祖司马迁并驾齐驱，被誉为“两司马”，成为中国史学最高成就的象征。

一、纂集经过

《资治通鉴》的纂集，应当从《历年图》说起。英宗即位第二年改元治平，治平元年（1064）三月，司马光进其所纂《历年图》，则《历年图》当纂于此前。《记历年图后》述其初衷：“光顷岁读史，患其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又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乃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略记国家兴衰大迹，集为五图。每图为五重，每重为六十行，每行纪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国为主，而以朱书他国元年缀于其下。盖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则从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历年图》。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他人也。”[2]此时司马光主要考虑的是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集为五图，用朱、墨两色文字，都是为了“聊以私便于讨论”。而且其起始之年为“共和”，并非战国“三家分晋”。随后不久，奏其《通志》八卷，进书表这样写道：“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3]《通志》八卷，即《资治通鉴》周纪五卷、秦纪三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曰：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顷臣曾以战国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欲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4]

同时，以刘恕、赵锡君皆习史学，为众人所推，欲望特差二人同修。“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赵君锡以父丧而不赴，命刘?代之。

据司马光后来所写《资治通鉴进书表》追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神宗即位当年，治平四年十月，亲制序云：“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令书成后写入，司马光立即写了《谢赐资治通鉴序表》。同时，“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5]。熙宁三年（1070）六月，司马光请以范祖禹同修。元丰元年（1078）九月刘恕卒，十月请以子司马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其后，神宗又“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

参预全书编纂者，前后总共五人，即进书表末所列名单：检阅文字??司马康，同修??范祖禹、刘恕、刘?，编集??司马光。同修三人，刘恕、刘?先入局，刘?负责汉，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熙宁三年范祖禹入局后，负责唐及五代，如司马康所云：

此书（《资治通鉴》）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6]

自清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提出刘?负责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刘恕负责五代，范祖禹负责唐以来，两种说法长期并存。近30年来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刘恕、刘?先入局，刘?负责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范祖禹入局后调整分工，刘?接替刘恕负责南北朝，范祖禹负责唐，刘恕转而负责五代，刘恕卒后，五代由范祖禹接替。[7]

分工的同时，从收集资料到进行编纂，有着一套严谨的程序??编写丛目、长编，进行考异，最后定稿。所谓丛目、长编，从司马光《答范梦得》的书信中“梦得今来所作丛目”以及“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等内容知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明确指出：“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8]据此书信，丛目，以一书为主，标出事目，按时间顺序剪贴排列，然后将收集的相关史料增补进来，附注史料出处，即所谓“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无日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长编，依丛目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参照比较，决定取舍，并进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写成正文。有歧异的不同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其基本原则是：“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9]

丛目、长编，是在司马光的统一指导下，由“同修”三人分别进行，最终集于司马光一手完成。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回忆：“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长?附注有歧异的记载，经司马光最终审定，说明取舍，形成“考异”。全书经司马光?其繁冗，考其异同，锤炼文字，形成定稿。具体情况，可从其写给宋次道的信中窥见一斑：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10]

由此可以知道，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四年时光才最后删定成为八十一卷。正因为司马光充分发挥了主编的主导作用，才使《资治通鉴》结构浑然一体、文字一气呵成。

自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11]。这里先谈一谈《目录》、《考异》。

关于《目录》三十卷，《进资治通鉴表》中这样写：“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目的??以备检寻，编纂??略举事目。具体形式：上方，首载岁阳、岁名纪年，并载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以及各史所记七政（即日月与五星）之变，补《资治通鉴》书中历法及天象之不足；目录仿《史记》、《汉书》年表，年经国纬，略举事目，并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提纲挈领，颇似《资治通鉴》简本；下方，标注明《资治通鉴》卷数，以便知某事在某年、某卷。清四库馆臣评论说：“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也。”[12]

关于《考异》三十卷，进书表如此说：“又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此即“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择幽隐，较计毫厘”的考辨。所谓考异，即上引司马光《答范梦得》中“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大凡时间、地点、人物、史实有疑点者，或各书记载不同，均加考辨，说明取舍。考异内容，包括考证时间、考证地理、考证人物、考证事件。考异方法，一是以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校改文献错讹，二是不取不合情理的记载，或驳斥荒诞不经的妄说。“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司马光还规定了“考异”的具体格式：

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人们所见《考异》文字，基本都是按照这一格式书写。循此格式，既便于阅读、对照，也有助于对史事进行深入研究。《考异》三十卷，历来颇受推崇，被认为“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辩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同时更认为：“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其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13]三十卷《考异》最初单行，据胡三省乙酉（1345）《新注资治通鉴序》，在浙东骚乱过后，“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即自胡三省注本始，《考异》或单行，或散入《资治通鉴》，两种形式并行于世。

司马光自谓“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那么《资治通鉴》究竟采用多少旧史、小说呢？对此，自宋以来不断有人进行统计。南宋高似孙在《纬略》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14]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15]。此后，多以高似孙所说“二百”为“三百”之误。不过，高似孙在另一书中对引书作有详考，明确指出：“司马公《通鉴》，今人但以为取诸正史，予尝穷极《通鉴》用功处，因有用史、用志传，或用他书，萃成一段者，则其为功切矣，其所采取亦博矣。乃以其所用之书，随事归之于下，凡七年而后成，《通鉴》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16]同时，详列书目，起《史记》，至《武威王庙碑》，共计226种（其中《唐列圣实录》仅为一目），与《纬略》所说“二百二十二家”稍有出入，并非“二百”为“三百”之误。若以《纬略》222家加正史19家，也不过241种。清同治、光绪中，胡元常依《通鉴考异》所见书目作《通鉴引用书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种，惟文集则不列其目”[17]。其所列书目，较高似孙《纬略》多31种，并注明作者、卷数。民国年间，张须“以《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10类，“以究温公探索所至，兼明去取之由”，共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杂史诸书”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18]20世纪80年代，围绕张须的统计，又有过不同的考辨。陈光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高振铎认定为339种；周征松认定为356种。[19]上述各家统计,除对具体书目认识不同外，主要是统计标准不一,究竟是以《通鉴考异》引书为标准，还是以《通鉴》引书为标准？尽管如此，但说《通鉴考异》引书约340种还是完全可信的。

通过《考异》引书，可以探索《资治通鉴》的史源。这里仅作简要提示，以见其取材的基本原则。战国至秦统一，共出“考异”5条，基本源于《史记》，都是用内证和本校法。西汉一代，主要源于班固《汉书》，参以荀悦《汉纪》。汉高祖至汉武帝，若史事没有异说而《史记》、《汉书》有异文，一般依《汉书》，或互有取舍，综合采用。昭帝以下，以《汉书》为主，《考异》引书仅荀悦《汉纪》、伶玄《飞燕外传》（一作《赵后外传》）、葛洪《西京杂记》等数种。因荀悦《汉纪》改《汉书》而来，当二书有异文时，通常从《汉书》而舍《汉纪》。东汉一代，史书渐多，以范晔《后汉书》为主，兼采袁宏《后汉纪》，其他则更次之。三国时期，以陈寿《三国志》为主要依据，叙汉献帝事多取《献帝起居注》，叙孙策事多依虞溥《江表传》。两晋史以《晋书》为主要史源，晋统一之前多以《三国志》校《晋书》，晋、宋之交多与沈约《宋书》参校。东晋、南北朝，加之十六国，记载既多又各异，从《考异》情况看，通常以事发地史书为主：即南朝史事，多取宋、齐、梁、陈各史及《南史》；北朝史事，多取魏、北齐、周、隋各史及《北史》。隋唐时期，《考异》引用书目约占全部引书的3／4，史源纷繁，因而《考异》占二十三卷，文字明显增长，往往超过千言，甚至有长达2500余字者，取舍情况最为复杂，以“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中又以取《旧唐书》为多。五代时期，同样以“正史”、实录为基本史源，“正史”则以取《旧五代史》为多，基本不取《新五代史》。[20]

最后，从《资治通鉴》书名说两个历来多未注意到的问题：其一，司马光最初名其书为“通志”，而且成为《史记》之后“通前代之史，会天下之书”的鸿篇巨制，比郑樵以“会通之法”编纂《通志》要早77年。要不是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或许后人会见到两部《通志》，一为北宋时司马光所修编年体《通志》，一为南宋时郑樵所修纪传体《通志》，或许郑樵另为其纪传体通史取一个书名。其二，司马光自名其书“通志”，而英宗却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与真宗景德二年令王钦若、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两者“圣意”全同，真宗赐前书名《册府元龟》，神宗赐后者名《资治通鉴》。不同的是，前者为类书，直录原始文献原文，后者为编年史，博采、详考而后重加撰写；前者“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杂书”[21]，后者不仅“遍阅旧史，旁及小说”，还强调“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22]南宋洪迈有一比较两书取材的论述，指明《册府元龟》不取“异端小说”，并列各类书目存在的问题，其结果造成“遗弃既多”。紧接着，举《资治通鉴》取材“杂史、琐说、家传”的情况，反而事实“皆本末粲然”：

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23]

充分肯定“杂史、琐说、家传”的史学价值及史料意义。

二、编纂特点

从《记历年图后》、《进通志表》看，司马光编著目的最初只是患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使“兴亡之迹，大略可见”，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资治”用意。当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之后，才进一步表示“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有了为帝王提供鉴戒的意图。至神宗“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确定其著书主旨。因而，《进资治通鉴表》中才有这样的完整叙述：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显然，这是在前三次（进《历年图》、进《通志》、编“历代君臣事迹”）的基础上，增加了伏望陛下“时赐省览，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意愿和希望，这无疑与神宗赐书名《资治通鉴》有关，但还要看到与其政治主张的关联。

1．非有正闰之辨，止为纪年衔接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编年记述1362年史事。因其“记国家兴衰大迹”，所以是一部以政权兴衰为中心的编年体通史，具体分卷情况如下：

周纪（前403－前256）五卷秦纪（前255－前207）三卷

汉纪（前206－219）六十卷魏纪（220－264）十卷

晋纪（265－419）四十卷宋纪（420－478）十六卷

齐纪（479－501）十卷梁纪（502－556）二十二卷

陈纪（557－588）十卷隋纪（589－617）八卷

唐纪（618－906）八十一卷后梁纪（907－922）六卷

后唐纪（923－935）八卷后晋纪（936－946）六卷

后汉纪（947－950）四卷后周纪（951－959）五卷

如此分卷，三国时不见蜀、吴纪年，南北朝时不见北魏、北齐、北周纪年，五代时不见十国纪年，特别是三国时没有蜀纪，在当时以至后来均有议论。刘恕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若春秋无二主，则吴楚同诸侯也。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24]南宋周密说：“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25]司马光特别在卷六十九蜀先主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曰”表明自己的观点：“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指出正闰之说的产生，并以历史事实点明其不能自圆其说，进而阐述自己的编著原则：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周、秦、汉、晋、隋、唐混一九州，以其年号纪年，“不诬事实，近于至公”。分裂时期以三国魏、南朝宋、齐、梁、陈年号纪年，是因为它们的年号不仅与汉、晋、唐前后衔接，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年号也是衔接的，并不存在“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的意思。如果三国时以蜀之年号纪年，历史纪年将会出现空挡：曹丕废汉献帝称帝，东汉政权不复存在，时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而蜀先主刘备称帝在章武元年（221），则公元220年既无东汉年号，又无蜀汉年号，只有曹魏年号??黄初二年。若“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则历史纪年于此无年号纪年。蜀亡于公元263年，西晋代魏在公元265年，公元264年同样无年号纪年。北朝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与十六国，五代时期又十国，情况更为复杂，年号相互交错，如何纪年既能“不诬事实”，又能见到“事之先后”的顺序？断代为史，不存在这个问题。纪传体通史，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惟有编年体通史才会遇到这一难题，必须在“不诬事实”的前提下妥善解决。司马光提出的上述原则，是符合客观历史进程的惟一可行方法。司马光的以上论述表明：一不仿效《春秋》“立褒贬之法”，二为解决纪年连贯、“不诬事实”的问题。胡三省最得其要领，点评也最为简要：“温公纪年之意，具于此论。”这的确集中反映出司马光编写编年体通史的编纂思想，而宋、元以来多为人们所忽视，或为理学家们所歪曲，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这一论述的历史编纂学意义。

2．“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

通常谈《资治通鉴》，大都强调其“监前代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上面已指出这是在神宗赐书名之后司马光才明确增加的意愿。就其初衷而言，“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不仅治平三年四月奏、《进资治通鉴表》，就是书中的“臣光曰”（卷六十九），都一再强调这十个字，足见司马光对“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高度重视。明确将“国家兴衰”与“生民休戚”并列作为叙事的基本内容，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特点和突出成就。

(1)“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

司马光之前的十七史，自《汉书》始，以叙各朝各代之兴为主，用大量篇幅记其创业、治世、盛世的辉煌以及相关君臣的嘉言美行，而记其衰败、衰世、乱亡及其相关君臣的种种事迹则往往简单从事，几乎都是“虎头蛇尾”。司马光以其“通识”审视1362年史事，十分清楚地看到，后一皇朝的创业史正是前一皇朝的衰亡史，进而总结说：

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26]

因此，《资治通鉴》叙事，在“关国家兴衰”方面，注重“兴”的同时，更关注其“衰”。全书编纂充分体现了这一通识，叙各朝各代，均是乱世篇幅超过治世篇幅。

叙汉、唐“治世”，其末世篇幅超过盛世篇幅：西汉文帝、景帝约4卷，而末世平帝、王莽、更始亦4卷；东汉光武约5卷，而献帝却多达10卷有余。唐太宗7卷、玄宗开元4卷、僖宗5卷、昭宗8卷。“治世”的两大帝国??汉、唐，其末代皇帝（汉献帝、唐昭宗）所占篇卷，较任何其他帝王都多。

在所谓“乱世”，也有“治”与“乱”之别，西晋武帝3卷多，惠帝亦3卷多，“八王之乱”至西晋亡4卷。至于宋文帝8卷、梁武帝18卷，并非因为他们是“乱世”之中的小“治世”，主要因为其在位期间正是北朝的“乱世”（十六国中西秦、北凉、北燕、夏与北魏并存，北魏正分裂为东魏、西魏），所记内容实际是头绪最乱的一个时期。卷一二二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五月记事，完全是北魏之事，其叙“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鄯善、焉耆、车师、粟特九国入贡于魏”，确如其所说“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类似情况非常普遍，只不过用南朝年号，纪北朝史事而已。

“专取关国家兴衰，为编年一书”的著述宗旨，决定《资治通鉴》以叙皇朝兴亡之迹为主线，无疑是一部政治史。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具有战略意义的战争往往决定国之兴亡、盛衰，因而书中用重墨描写关系政权存亡或政治格局变化的重大战役。昆阳之战决定王莽政权的存亡，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刘秀的命运。赤壁之战关系三国鼎立局面能否形成，肥水之战关系南北对峙及北方政局。这三次战役的胜负，对于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这三次战役，又都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自然为司马光所瞩目。他如袁、曹官渡之战，高欢、宇文泰沙苑之战，李?雪夜袭蔡州，朱温、李存??寨之战等，无一不是事关时局的战事，无一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事。司马光描写战争不仅生动翔实、本末分明，而且十分关注用兵之道。卷一记吴起善用兵、“与士卒分劳苦”的同时，又于安王十五年记吴起与魏武侯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险”的问对。卷二记孙膑、庞涓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盛赞孙膑军事天才。晚唐藩镇跋扈，朝廷姑息，司马光大段大段地摘录杜牧《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原文及注《孙子》序：“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27]顾炎武称《资治通鉴》“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28]，足见司马光对于兵事的重视。

总之，《资治通鉴》叙国家之兴衰，瞩目的是“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写战争、用兵之道，同样围绕“治世至寡，乱世至多”。“治世至寡，乱世至多”的客观历史实际，必然引出“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历史经验教训。

（2）“系生民休戚”

在司马光看来，与“国家兴衰”紧密相关的是“生民休戚”。“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关键，在国与民的关系。熙宁三年，一则上疏明确指出：

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29]

虽然这是针对新法可能产生的后果在例举历史教训，但反映司马光关注“生民休戚”的基本宗旨，因此《资治通鉴》叙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都用了大量篇幅，再加之善写战争，更使得秦末、西汉末、东汉末、唐末农民战争的篇幅大大地超过各史，充分印证了其“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的论断。

记隋末乱亡，差不多用了4卷篇幅，以对比手法说明民心向背直接关系政权存亡。卷一八一大业七年记隋炀帝自征高丽以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紧接着写王薄聚众长白山，窦建德起而响应，特别写窦建德“能顷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由是人争附之，为之致死”。至大业九年，所谓“群盗所在皆满，郡县官因之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由是余党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在国与民的关系中，司马光十分注重“取信于民”。他尽管认为商鞅“刻薄”，但对其取信于民却非常赞赏，借以表达自己“国保于民”，“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的认识：“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30]

《资治通鉴》中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即贞元三年十二月唐德宗畋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苦乐。

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若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遍查相关文献，均不见此事，当源于今天已不可见的《唐德宗实录》。司马光不仅将此事写入《资治通鉴》正文，紧接着还发议论云：

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间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怨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31]}

司马光从数百种文献资料中选出此事，并将人君能从小民口中得悉民间疾苦视为“千载之遇”，足以显见其是如何瞩目于“系生民之休戚”的问题！

如果说则天光宅元年十二月记武后杀程务挺，《考异》引《唐统纪》武后曰“不爱身而爱百姓”一段记载，司马光认为不足信而“不取”，那么叙五代后周世宗拆毁佛像铸钱以减轻百姓负担，载入周世宗对侍臣所说“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随后的“臣光曰”却则借用了武则天的这句话来称赞周世宗：“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自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32]司马光是何其希望“不爱身而爱百姓”的君王啊！

“系生民休戚”，既是发挥仁政爱民的优良思想，又是对1362年兴衰史的历史总结。

“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的著述宗旨，决定《资治通鉴》不取符瑞、不记怪异。在《答范梦得》书中，司马光特别强调长编的“取此舍彼之意”：“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无妨。”而“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告存之。”同时，在“妖异有所儆戒”下加注作具体说明：

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余不须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余不须也。[33]

三、“不特纪治乱之迹”

记述皇朝兴亡之迹的同时，《资治通鉴》记述了大量与国家盛衰相关的其他史事。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34]因其注《资治通鉴》，深知《资治通鉴》内容，特别指出：

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35]

注重“礼乐”下面谈，这里先谈“历数”的“尤致其详”。

司马光以“古之为史者，必先正其历，以统万事，故谓之春秋”[36]，因而特别注重历法。《资治通鉴》对于北宋以前的历法修订，差不多逐一作出记述：汉武帝太初历（卷二十一）、汉章帝元和二年四分历（卷四十七）、魏明帝景初历（卷七十三）、宋文帝元嘉新历（卷一二四）、北魏太武帝玄始历（卷一二三、一二六）、祖冲之大明历（卷一二九、一四七）、北魏孝明帝正光历（卷一四九）、东魏孝静帝兴和历（卷一五八）[37]、北齐文宣帝天保历（卷一六三）、北周明帝武成元年更定新历（卷一六七）、隋文帝开皇四年甲子元历（卷一七六）、隋文帝开皇十七年新历（卷一七八）、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历（卷186）、唐高宗麟德历（卷二零一）、唐玄宗开元大衍历（卷二一二、二一三）、唐肃宗乾元至德历（卷二二零）、唐代宗广德二年五纪历（卷二二三）、唐德宗建中正元历（卷二二七）、唐穆宗长庆二年宣明历（卷二四二）、唐昭宗景福崇玄历（卷二五九）、后周世宗显德钦天历（卷二九三）。[38]《资治通鉴》正文所记这些历法，均是经认真考订后选择使用的重要历法，反映历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进步，如果单独立目纪其始末，无疑是一部简明中国历法史。

再来看“天文”的“尤致其详”。卷五十一汉顺帝太史令张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作浑天仪，著《灵宪》”；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诏太史令钱乐之更铸浑仪，径六尺八分，以水转之，昏明中星与天相应”；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七年，直太史李淳风“奏灵台候仪制度疏略，但有赤道，请更造浑天黄道仪，许之。癸巳，成而奏之”；卷212唐玄宗开元九年，命僧一行造大衍历，又命“率府兵曹梁令瓒造黄道游仪，以测候七政”，开元十二年“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极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二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众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星皆见。”正因为《资治通鉴》如此详载实测子午线的科学创举，胡三省才在注文中写下上述一段文字，并认为“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在胡三省注所提及的内容之外，特别要指出《资治通鉴》关于佛教传入的记述。早在仁宗皇?四年（1052），司马光写有一篇《秀州真如院法堂记》，明确表示出对佛教传入的看法。自称“平生不习佛书，不知所以云者”，但“亦尝剽闻佛之为人矣”。“夫佛，盖西域之贤者。其为人也，清俭而寡欲，慈惠而爱物。故服弊补之衣，食蔬粝之食，岩居野处，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约，而惮于烦人也。虽草木虫鱼不敢妄杀，盖欲与物并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洁其身不为物累。”“而末流之人，犹不免弃本而背原”，乃至“后世之为佛书者，日远而日讹，莫不侈大其师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诬罔之辞以骇俗人而取世资，厚自丰殖，不知餍极。故一衣之费，或百金不若，绮纨之为愈也；一饭之直，或万钱不若，脍炙之为省也。高堂巨室，以自奉养佛之志。岂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写这篇《法堂记》“将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本源，而勿放荡于末流”[39]。嘉?七年（1062），在《论寺额札子》中进一步指明：“窃以释、老之教，无益治世。”同时，也看到“流俗憨愚，崇尚释、老，积弊已深，不可猝除，故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40]。

司马光的如此认识，使《资治通鉴》记佛教在各朝各代的兴废十分翔实。若将书中相关记述联贯起来，同样是一篇佛教在中国的兴废史，不亚于《通鉴纪事本末》中任何一篇纪事。以下作简要摘录，以供查阅。东汉明帝永平八年，记佛教最初传入的情况：“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天子逐渐开始笃好：“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浸盛。”[41]

北朝情形与东汉相似，至十六国后赵佛教开始盛行。石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豫言成败，数有验，敬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谨”，“朝会之日，太子、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国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争造寺庙，削发出家。”（卷九十五）后秦姚兴崇信佛教，“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卷一一四）。

北魏太武帝与崔浩信奉道教，引发了天平真君七年“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的第一次毁佛之举，卷124详记了这一事件经过。及高宗即位，“向所毁佛图，率皆修复。魏主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发，以师贤为道人统。”[42]宣武帝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使沙门统僧暹等“择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万三百余寺”[43]。孝明帝熙平元年（516），“胡太后又作永宁寺”，“作石窟寺于伊阙口，皆极土木之美。而永宁尤盛，有金像高八丈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为九层浮图，掘地筑基，下及?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每夜静，铃铎声闻十里”，“僧房千间，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44]。

北齐崇佛黜道、北周禁毁佛道，卷一六六、一七一均有记述。隋文帝兴复佛法，“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于是时俗随风而靡”[45]。

南朝佛教流行，以齐、梁为盛。卷一三六记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身为宰相，“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范缜“盛称无佛”，展开一场辩论。“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梁武帝兴佛，建同泰寺，三次到寺中舍身。第二次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群臣以钱一亿万祈白三宝，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46]。

记述唐代佛事，篇卷更多。高祖武德九年傅奕上疏请除佛法、下诏沙汰僧尼道士，太宗贞观十三年傅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武则天天授元年敕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玄宗开元二年姚崇上言沙汰僧尼、毋得创建佛寺，代宗大历二年君臣皆好佛、内外臣民承流相化、政刑日紊，宪宗元和十四年遣使迎佛骨、韩愈上表切谏，武宗会昌五年诏改释教之弊、毁寺4600余、归俗僧尼26万余，宣宗大中元年“反会昌之政”、僧尼之弊皆复其旧，懿宗咸通十四年遣使诣法门寺迎佛骨，广造浮图，竞为侈靡。五代十国时期，后晋、闽王、楚王、后周世宗等崇佛、毁佛情况，亦均有记述。

以如此篇幅记述佛教兴废，却没有关于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记述，也没有佛教各宗在唐代兴衰的记述，显然其目光还是集中在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相关的佛教事上，这是不能不指出的。

总之，《资治通鉴》确如胡三省所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而于文化史方面的内容亦有可谓“尤致其详”者，诸如诸子思想，释、道崇废，经籍艺文、科学技术（天文历法、雕版印刷、都市建筑、水利工程）等，只不过需要从浩瀚的篇卷中细细爬梳，这正是编年史体裁的局限。

顺便说一下《资治通鉴》的不记史学，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并建玄学、史学、文学、儒学为四学。对此，司马光写有一则“臣光曰”：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47]

编写史著的司马光为何这样认识史学，其所编著的《资治通鉴》是儒是史？或许正因为此，才如胡三省所说，书中颇多“欲存之以示警”者，“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岂徒哉！”[48]

四、欲存示警的“微意”

因事立论、感慨而发，是《资治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继承《左传》“君子曰”和各纪传史“史臣曰”的传统。司马光本人所写“臣光曰”118则，引前人（自荀子至欧阳修）议论97则。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指出，“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这是在告诉读者，司马光在现实中“议国事相是非”有不能“言者”，借《资治通鉴》以发其“忠愤感慨”。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分别见于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卷五十一汉顺帝永建二年、卷一九二唐太宗贞观二年“臣光曰”，读者自见可明。“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下面有述。

1．以礼为纪纲

开篇第一句“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之后，便有一则近千字的“臣光曰”，开头两段这样写：

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必须“以礼为之纪纲”，才能维系和巩固等级统治。全书以三家分晋为开端，就是因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因而司马光感叹：“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叙西汉高帝七年事，借叔孙通制礼，“臣光曰”进一步发挥“礼”的功用：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

同时指责叔孙通“徒窃礼之糠?，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

以礼为纪纲，国家治乱、人物功过，均以是否重礼、以礼进行教化为衡量标准。卷六十八建安二十四年末“臣光曰”总结东汉盛衰：

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广开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49]

显然与开篇的“臣光曰”前后呼应，将东汉末与东周末相比拟。

中唐以下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唐肃宗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裨将李怀玉杀其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对此，又一则“臣光曰”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