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在乾隆初叶登上历史舞台，不仅和沈彤、惠栋、沈大成、戴震等杰出学者的学术倡导有关，而且也同像卢见曾这样的封疆大吏的支持分不开。乾嘉时期，卢见曾一类名著朝野的内外重臣，以其地位、实力对汉学风气的推波助澜，在乾嘉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下准备就卢见曾在乾嘉学派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卢见曾幕府考略
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亦自号雅雨山人，学者称之为雅雨先生。山东德州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卒于乾隆三十三年（1769）九月二十八日，年80岁。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三年（1725）任四川洪雅知县。四年以忧归。九年任安徽蒙城知县，迁六安州知州。十二年调亳州知州。十三年，擢江南江宁府知府，未逾月，调颖州。乾隆元年（1736），擢两淮盐运使，次年被参[1]。五年吏议降职，遣军台效力。九年召回补直隶?州知州，十年升永平府知府，十六年迁长芦盐运使，十八年调两淮盐运使，二十七年告老还乡。乾隆三十三年，扬州两淮盐运使司亏空盐税案发下狱。
关于卢见曾幕府，尚小明博士在《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中有所涉及，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本文拟对卢见曾幕府做一些推进性的研究工作。
卢见曾一生两任两淮盐运使，初任是在乾隆元年,次年被参，五年被降职流放。初任两淮盐运使期间，卢见曾忙于盐务，未顾及广集幕宾，奖掖学术。
卢见曾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乾隆十八年至乾隆二十七年，二任两淮盐运使期间进行的。据称：“凡名公巨卿，骚人词客至于其地者，公必与选佳日，命轻舟，奏丝竹，游于平山堂下，坐客既醉，劈笺分韵，啸傲风月，横览古今，人有欧苏、渔洋复起之恭。”[2]卢氏幕府宾客云集，人数众多，据李斗《扬州画舫录》统计，当时先后客于卢见曾幕府的幕宾有戴震、鲍皋、惠栋、吴玉?、严长明、朱稻孙、汪棣、易谐、郑燮、李?、王又朴、高凤翰、祝应瑞、张辂、焦五斗、吴均、沈廷芳、钱载、梁献、陈大可、周榘、胡裘、金兆燕、宋若水、张永贵、倪炳、文山、汪履之等28位。[3]
卢氏于幕府广招的饱学之士，除诗文唱和者外，都帮助他刊刻《雅雨堂藏书》等一批经学著作。其中对当时及稍后学术风气影响较大的有惠栋、戴震、沈大成、王昶等。
惠栋 ,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生于康熙三十六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一生研精覃思于汉儒《易》学，表彰并恪守汉代经师对儒家经典的章句训诂。惠栋是一代汉学的发轫之士，乾隆初叶，他率先专注于汉儒《易》说，钩沉辑佚。主要著作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易微言》、《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红豆山房古文集》等。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凡四年间，他应卢见曾之邀，在其幕中校订了大量古籍。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虹桥录上》记：“惠栋……公重其品，延之为校《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闻见记》、《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言》、《感旧集》,辑《山左诗抄》诸书。”[4]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生于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早年间问学于江永，精通天文、历算、史地、音韵、训诂、考据等学。乾隆二十七年举人，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馆，他被特召入馆，致力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十年赐同进士出身。戴震是将汉学推向高峰的汉学大师。他不仅是考据学家，也是著名思想家。所著《孟子字义疏证》，运用训诂学的方法，探求儒家经典义理，对理学进行批判，抨击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是“以理杀人”，提出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人民正当欲望与人情的社会。
乾隆十九年戴氏入京，结交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王昶、朱筠等人，以熟悉天文历算、声韵训诂等名震京师。他科场失意后，二十二年冬由京南下，途经扬州，时逢惠栋作幕于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二人遂成忘年交。惠栋推行汉学，主张：“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5]在二人朝夕相处中，戴震深受惠栋影响，据戴震事后追忆：“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睹先生于扬之都转运使司署内。……震自愧学无所成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在此文中，戴震于惠学加以创造发展，他提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并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训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训故、理义二之，是训故非以明理义，而训故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6]
沈大成（1700-1771）字学子，号沃田，江苏华亭人。因贫困，以诸生屡就幕府征召。“通经史百家之书。与惠栋友善，栋称其学，一物一事，必穷其源。著有《学福斋集》。”[7]乾隆十九年入卢见曾幕，据惠栋《松崖文钞》卷二《秋灯夜读图序》记：“甲戌之岁，余馆德水卢使君斋，讲授之暇，篝灯撰著。每涉疑义，思索未通，恨无素心晨夕。一日，使君以诗文数册示余，余读之惊，然未及询作者何人也。久之，典谒引客入，相见，则余故人，云间沈君学子，向所视数册，皆出君手。余喜甚，叩所疑者，学子一一晰之，余闻之愈惊。既而促膝话旧，知君归自武林，道吴而至广陵。 广陵诗社诸君，闻声争交欢。 使君既得君如左右手，社中诗老颇以失君为怅，而余则说经论文，??甚乐。”[8]沈大成与惠栋为卢见曾纂辑《国朝山左诗钞》[9]。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三年将该书刊行。
戴震在乾隆二十二年入卢幕后曾与沈大成同处一室，对他十分赞赏，称沈大成“于汉经师授受欲绝未绝之用相告语者，研究靡遗”[10]。据《戴东原年谱》记：沈大成于乾隆二十五年仍在卢幕中，夏天戴震作有《沈处士戴笠图咏序》[11]。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又号兰泉，江苏青浦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工于诗文，与朱筠在京师互主骚坛，有“南王北朱”之称。精于《易》学。乾隆二十一年 “冬将释服,乃赴扬州运使之招”[12]，入卢见曾幕府。王昶钦佩惠栋之学，两人交往密切，惠栋生前曾将《易汉学》定本面交王昶，据王昶回忆：“定宇采掇排次，稿凡五六易，丁丑与余客扬州始定此本，命小胥录其副，以是授余，盖其所书者，今下世已十年矣。”[13]
此外，卢文?、全祖望、杭世骏、顾栋高等乾隆间名儒亦曾经出入卢见曾幕府。
卢文?（1717?1795），字绍弓，号矶渔，又号檠斋，室名抱经堂，人称抱经先生。浙江余姚人，乾隆十七年进士，潜心汉学，精于校雠。乾隆二十一年至卢见曾幕府为校订《大戴礼记》，后戴震加入校订此书的工作。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五年四年间，戴震在卢见曾幕府为卢氏校订《大戴礼记》[14]。卢文?、戴震于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二十三年校订《大戴礼记》，二年书方成。据《雅雨堂藏书?大戴礼记跋》记：“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不可不是正以传诸学者。知文?与休宁戴君夙尝留意是书，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义有疑者，常手疏下问，往复再四而后定，凡二年始竣事。盖其慎也如此。……戴君丁丑年所见余本，即元时本耳。自后余凡六七雠校，始得自信无大谬误。刻成复阅，又得数事。今附见于后，以此益知学问之道无穷，心思之用亦无穷。庶几来者亦将更有得乎此也。乾隆庚辰十二月朔日卢文?识。”[15]乾隆二十五年冬戴震有与卢侍讲绍弓书，认为《大戴礼记》刻印中错误多，“庚辰札内所举者，已皆剜板改之，皆先生所为也。辛巳札内所举者未改之，则先生已离扬之故也。”[16]
乾隆二十三年，卢见曾刊卢文?、戴震校订《大戴礼记》入《雅雨堂藏书》，撰序以明源流。据《雅雨堂文遗集》卷一《大戴礼记序》记：“《大戴礼》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朱子尝以为郑康成，亦以其精核有似之者。然其间有引郑说及郭象、孙炎之言。唯王深宁断以为北周卢景宣所注。景宣名辩，本传云：以《大戴礼》未有解诂乃注之，其兄景裕谓之曰：昔侍中著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然今所传唯二十四篇有注，其余十五篇无注。朱子亦谓其不可晓，则在宋时本已然矣。此书篇第，或缺或重，颇不为后人所更易。如明堂之制，本即在《盛德篇》中，魏李谧《著论》，梁刘昭注《续汉志》及唐杜氏《通典》皆如此。今又别出《明堂篇》第六十七，非也。其他如《投壶》、《公冠》等篇，皆错乱难读，学者病之。
余家召弓太史，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既定而以贻余。夫以戴书卢注，经千百年后复有与之同氏族者，为之审正而发明之，其事盖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诸梓。独惜侍中小戴注不传，但散见于诸经注疏中，昔朱子嘉东汉诸儒，说礼甚有功，而以侍中为称首，安得更为之搜辑次比之以传乎？乾隆戊寅。”[17]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自署“鲒?亭长”，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生于康熙四十四年，卒于乾隆二十年，年五十一。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是春会试，先成进士. 二年，散馆，置之最下等，归班以知县用，遂不复出。经学家、史学家，长于考据，著有《鲒?亭集》五十卷、《经史问答》十卷等。工诗文，“在扬州与主政友善。……后卢转运延之幕中。”[18]
杭世骏，字大宗，号堇浦、秦亭老民，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生于康熙三十五年，卒于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晚年主讲扬州安定书院，博闻强记，每言一事则循流溯源。“来扬州主马氏，与卢转运友善。”[19]著有《石经考异》、《诸史然疑》、《三国志补注》、《道古堂文集》等。
顾栋高，字复初，一字震沧，号左畲，江苏无锡人，生于康熙十八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一生潜心经学，尤嗜《春秋左传》，著名经学家和春秋史学家。“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无锡顾震沧司业来扬州，以所注《尚书》属考定，居数月” [20]。
二、辑刻《雅雨堂藏书》
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正值清廷诏开经学特科，惠栋完成《易汉学》的编纂，古学复兴的风气在朝野酝酿。卢氏顺应这一历史趋势，依靠幕友，辑刻《雅雨堂藏书》，从而推动古学复兴蔚成风气。
《雅雨堂藏书》所涉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尤其是经部诸书于当时及之后的学风影响最大。主要有李鼎祚《李氏易传》附陆德明《音义》；郑玄撰，王应麟辑，惠栋补辑《郑氏周易》；惠栋撰《周易爻辰图》；郑玄注《周易乾凿度》；伏生撰、郑玄注、卢文?补遗《尚书大传》；卢辩注《大戴礼记》；郑玄撰《郑司农集》；颜师古撰《匡谬正俗》等。
《雅雨堂藏书》的辑刻，工始于乾隆二十一年，历时两年告竣。全书所产生的最大影响，集中一点就是表彰郑玄学说，高高地举起了汉学的旗帜。
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以惠栋《易汉学》于乾隆九年的完成为标志。乾隆十九年惠栋进入卢见曾幕府之后，宾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恢复汉代经学入手，表彰郑玄经学，共同促成了汉学灿然复彰局面的到来。
关于这一点，卢见曾的两段话确有唱风气先声的历史作用。一段是评述李鼎祚《周易集解》，卢见曾说：“两汉传《易》者数十家，唯费氏为古文《易》，今所传之《易》乃费易也。费长翁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颇得圣人遗意，唐有《章句》四卷，惜已亡佚。其后荀慈明祖述费学，亦以十篇之义诠释经文。故当时兖豫言《易》者皆传荀氏学，九家亦以荀为主。虞仲翔注《易》，其说六爻升降之义，皆荀法也。二家之业为两汉最，故唐资州李氏撰《易传集解》共三十余家，荀、虞独多。先是王辅嗣《易》专尚黄老，谓卦中所取之象，皆假象也。韩康伯因之，《易》之大义始乖。六朝王氏之义与郑氏并行。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今幸《李氏易传》尚存，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为校正谬误，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郑氏《易》于后，以存古义。荀、虞逸象最多，故李氏序云，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晁公武谓李氏刊王存郑，此误解序义也。为辨而正之。乾隆丙子。”[21]由李氏集解，卢见曾进而表彰郑玄易学，他说：“郑氏之学立于学官，自汉魏六朝数百年来无异议者。唐贞观中，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易》用王辅嗣，《书》用孔子国而二经之郑义遂亡。今传者惟《三礼》、《毛诗》而已。然北宋时，郑《易》犹存《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载于《崇文总目》。故朱汉上震、晁嵩山说之俱引其说，至南宋而四篇亦佚。于是浚仪王厚斋应麟始裒群籍，为《郑氏易》一卷。前明胡孝辕震亨刊其书，附李氏《易传》之后。往余读《五经正义》所采郑《易》间及爻辰，初未知爻辰为何物。及考郑注《周礼?太师》，与韦宏嗣昭注《周语》，乃律家合辰、乐家合声之法。盖乾坤十二爻，左右相错，《乾凿度》所云，间时而治六辰，故谓之爻辰也。汉儒说易，并有家法，其不苟作如此。第厚斋所集，尚有遗漏，吾友元和惠子定宇，世通古义，重加增辑，并益以汉上、嵩山之说，厘为三卷。今依孝辕之例，仍附于李传之后，用广其传于世。余学《易》有年，每讲求汉儒遗书，以求印正，虽断简残编，未敢有所忽略。此书之传，虽不及《三礼》、《毛诗》之完具，然汉学《易》义无多，存此以备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于斯。乾隆丙子。”[22]
《尚书大传》是汉儒说经的又一部代表性著述，卢见曾于该书写道： “汉济南伏生著《尚书大传》四卷，郑康成为之注。案伏生传《尚书》授同郡张生及千乘欧阳生，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胜传从兄子建，为小夏侯。由是今文《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之学，立于学官，讫东汉末，相传不绝。及晋永嘉之乱，三家并亡。考《汉书?艺文志》伏生所传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郑康成序谓，章句之外，别撰大义，刘子政校书，得而上之，其篇次与《艺文志》合，即今《大传》是也。此书元时尚存，前明未闻著录。尝叹山东大师伏生冠于汉初，康成殿于汉末，而《大传》一书出自两大儒，此吾乡第一文献也。曩留心访求，近始得之吴中藏书家，虽已残缺，然《五行传》一篇，首尾完具，乃二十一史志之先河也。三家章句虽亡，而今文之学存此犹见一斑，为刊而行之，别撰补遗一卷，并附康成集于卷末，俾后之求汉学者知所考焉。乾隆丙子。”[23]
乾隆二十二年岁末，惠栋因病重辞归，戴震、卢文?承其未竟之志，成为《雅雨堂藏书》中所著录的《大戴礼记》校补者。乾隆二十三年卢见曾为该书撰序云：“余家召弓太史，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既定而以贻余。夫以戴书卢注，经千百年后复有与之同氏族者，为之审正而发明之，其事盖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诸梓。独惜侍中小戴注不传，但散见于诸经注疏中，昔朱子嘉东汉诸儒，说礼甚有功，而以侍中为称首，安得更为之搜辑次比之以传乎？乾隆戊寅。”[24]
两年之后，戴震于二十五年冬，曾就《大戴礼记》校勘事，至书卢文?，指出：“《大戴礼记》刻后印校，俗字太多，恐伤坏版，姑正其甚者，不能尽还雅也。所有误字，曩未核出，…谨陈鄙见，惟有道正之。”[25]当年十二月一日，卢文?也特地撰文，如实地记录了校勘此书的掌故：“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不可不是正以传诸学者。知文?与休宁戴君夙尝留意是书，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义有疑者，常手疏下问，往复再四而后定，凡二年始竣事。盖其慎也如此。……戴君丁丑年所见余本，即元时本耳。自后余凡六七雠校，始得自信无大谬误。刻成复阅，又得数事。今附见于后，以此益知学问之道无穷，心思之用亦无穷。庶几来者亦将更有得乎此也。乾隆庚辰十二月朔日卢文?识。”[26]
后来，戴震、卢文?都成了影响一代的学术大师。他们的学术成就，固然是各自毕生奋斗的结果，但是卢见曾在其成长过程中的支持和奖掖，恐怕也是不可忽视的。
三、刊刻重要经学著述
在乾隆初叶的学术界，卢见曾所做的两件大事，影响最为深远。第一件是辑刻《雅雨堂藏书》，已如上所述。第二件事就是刊印清初以来的几部重要经学著作。
首先是补刻《经义考》。《经义考》为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所著，全书上起两汉，下迄清初，以存、佚、阙、未见四门，通考历代诸儒说经书目，自《御注》、《敕撰》始，至《自序》终，分类共30种。每书先列撰者姓氏、书名、卷数，次列题注，标明存、佚、阙、未见，再列原书序、跋、诸儒论断及著者爵里，最后则附以朱氏考证按语。康熙三十八年，草稿粗就，以次付刻。至四十八年著者故世，尚有《宣讲》、《立学》、《家学》、《自序》四类草稿未成，刻书亦仅及其半，为167卷。乾隆十八年（1753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自朱氏后人得其遗稿，集资补刻，并延聘一时名儒惠栋、沈大成等校订，历时年余，终于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七月而成完书。有朱氏此书，历代诸儒经学著作，存亡可考，文献足征。是书在经学史和目录学史上都是一大贡献。书成，卢见曾撰序云：“秀水朱竹?先生经学大儒，著《经义考》三百卷。依宋十三经之例，益以《大戴》，凡十四，为类一十有五。淮南已刻其半，《春秋》以下七经暨《逸经》、《毖纬》尚有十三类缺焉未?，余窃病之。乾隆癸酉，余以转运再至淮南。明年三月始得未刻之本于先生之孙稻孙，乃与同志授之梓而为之序曰，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没，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故二经、十翼之分合，朱子谓郑风为淫奔，蔡氏谓商周不改月时，胡氏康侯谓圣人以天自处，好古之士不能无疑。……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谭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是则余区区刊是书之志也，刻成，俾以弁诸首。”[27] 。
惠栋也唱为同调，极意推尊他说：“汉人传经有家法，当时备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故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也。后人拨弃汉学，薄训诂而不为，即《尔雅》亦不尽信。其说经也，往往多凭私臆，经学由兹而晦。篇中义理胜而家法亡一语，道破前人之陋，为之称快。末幅言通经之法，真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士人苟奉此说为圭臬，则经学明而人才盛，人人尽通达国体，岂止变学究为秀才耶。”[28]
乾隆二十一年春，清高宗前往曲阜拜谒孔庙，卢见曾闻讯，将新刻《经义考》专疏进呈，他说：“朱彝尊所纂《经义考》三百卷，博征传世之书，志其存佚，提衡众家之论，判厥醇疵。幸际昌期，首冠以圣明之巨制，备陈列代，不遗夫师友之绪言。挈领提纲，开卷了如指掌，升堂入奥，披函?若列眉。实裨益于稽古之儒,宜刊布于右文之世。但其已经授梓,虽有《易》、《书》、《诗》、《礼》四经而未能讫工，尚有《春秋》、《纬候》各类。臣访存稿于其后嗣，乃捐余俸以成完书。见浅见深，咸网罗而不失，识大识小，悉隐括以靡遗。惟旧臣纂辑之勤，即古人精神之寄。况今者续一代文献之书，补群儒经籍之志，论说有资于考镜，见闻可藉为参稽，较陈振孙之《解题》更加繁富，比晁公武之《书志》尤觉精详。昔当圣祖巡幸浙江，已曾进呈于行幄，今遇皇上载临?里，似可取备于书林。臣谨将先后所刻《经义考》全书装潢二部，每部六函，计四十八本，恭呈御览。彝训常明，万?衍传经之绪，畴图若揭，千秋扬载道之文。臣不胜战?悚惶之至。谨奏。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29]
《经学五书》为康熙间经学家万斯大的代表著述，由《学礼质疑》四卷、《礼记偶笺》三卷、《仪礼商》二卷、《周官辨非》一卷、《学春秋随笔》十卷等五部书构成。此书康熙间曾有初刻，后书版毁于火灾，卢见曾自万氏后人处获幸存的《经学五书》，遂慨然资助重刻。是年六月，卢氏就此书写下如下一段文字：“窃惟先生为梨州黄公入室弟子，故其学皆务实践，覃研经典，务去剿说雷同、傅会穿?之病。其立说以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驳，悉发前人所未发，出马、郑后千余年，数百家辩论之外，故虽老师宿儒读其书者，无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传于后无疑也。先生纂《春秋》凡得二百四十二卷，癸丑毁于火，不留只字。兹编所载，乃辛酉馆于海昌陈氏所作者。陈氏力能著书，故先生搜罗更倍，心力耗竭。癸亥七月，至昭公而先生遽捐馆矣，赍恨以殁，年甫五十有一。其一生具载梨洲先生墓志铭及郑禹梅梁所著《跛翁传》中，而郡邑又各志其行事，若惟恐失其人者。则先生之人与先生之学，其不朽惟均也。顾不幸再毁于火。流传久远，尚将有爱慕之者，抉剔出之。况其殁世未久，遗书尚存，忍令其浮沈散失而莫之或顾者乎？余嘉万生之志，为助其刻资之半，而重为序之如此。乾隆戊寅六月，德州后学卢见曾书。” [30]
再次，则为刊刻惠栋遗著《周易述》。惠栋60岁时倾全力于《周易述》的写作，本准备三年后完成，但却在62岁时去世，该书未及刊刻。卢见曾为了纪念其友人的学问，同时也为表彰汉《易》，在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开始刊刻惠栋的《周易述》。他说：“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汉《易》推荀慈明、虞仲翔，其说略见于资州李鼎祚《集传》，并散见于六经、周秦诸子书中。…盖先生经学得之半农先生士奇，半农得之砚溪先生周惕，砚溪得之朴庵先生有声，历世讲求，始得家法，亦云艰矣。先生六十后，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孰意垂成疾革，未成书而殁。今第如其卷数刊刻之，不敢有加焉，惧续貂也。先生年仅六十有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乾隆戊寅八月下浣，德州卢见曾书。”[31]乾隆二十四年，二十卷书版刻成后，卢见曾邮寄给惠栋的两个儿子惠承绪、惠承萼校雠。翌年《易微言》二卷书版亦成，惠承绪应聘至扬州卢氏幕府校勘。乾隆二十七年秋，卢见曾致仕，将《周易述》书版一并归还给惠承绪。承绪续加校勘，并以雅雨堂名印行，承绪撰文云：“是书运使卢公刻于寒江官舍，既成未印行。壬午秋，公悬车旋里，以书板见归。笃终之义，古人所难。先是己卯岁刻成二十卷，公邮寄校雠，承绪与弟汉光承萼分任其役，逾年续刻《易微言》二卷，邀承绪至署对勘，且以文字之役见委，凡两寒暑。今板既携归，复事校阅，而汉光弟下世已届三载矣。抚卷黯然，不能无雁行折翼之痛云。承绪又识。”[32]
乾隆二十七年秋，卢见曾告老还乡。三十三年夏，因往日侵蚀盐引案败露，被捕下狱，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瘐死苏州。卢见曾一生，虽不是潜心治学的学者，但他为一时南北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场所。《雅雨堂藏书》和卢见曾刊印的若干经学著述，清算宋儒经学，表彰汉儒学说，推尊郑玄，倡导小学，对乾隆一朝乃至嘉道之间的古学兴盛，尤其是乾嘉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有益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清代学术史上，特别是在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的演进历史中，对卢见曾应当有一个实事求事的评价。
（本文由作者提供，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作 者：曹江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 《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沈起元：《敬亭文稿》卷八《运使卢雅雨七十寿序》。转引自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
[3]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虹桥录上》，“卢见曾”条。中华书局，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