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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辨洪承畴降清问题

李治亭

洪承畴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一大批原明高级将吏降清,早已不是什么新问题。学术界屡次讨论过,也争鸣过。1996年在福建石狮举行的洪承畴学术研讨会上,我曾发表了自己的论文,专题辩洪承畴的降清问题,驳斥了那种“降清即汉奸”的谬言。几年过去了,洪承畴降清的问题,仍被一些人抓住不放,在报刊上著文,把洪承斥为“叛国投敌”,甚至连平定台湾郑氏政权的爱国将领施琅也不放过,同样把他打入“叛国投敌”之列。问题如此严重,不得不再做辩驳。

一、改朝易代说“投降” 

首先,应当承认,“投降”不是一个那么光彩的词,往往与“耻辱”或“可耻”连在一起,简言之,“投降”就是一切污秽的代名词!人们一谈投降,讳莫大如深,特别是在那个是非混淆的时代,是不敢为“投降”两字说项的。然而,投降的人和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简直是司空见惯!就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投降”及其种种说法,依然盛行。那么,应该怎样看、怎样理解“投降”之义呢? 

不妨先从历史上??清以前的“投降”说开去。 

凡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到,每当一代王朝末世,天下大乱,所谓“群雄”并起,诸侯割据之时,“投降”之人、“投降”之事频频发生:当双方或几方攻战,必有胜、有败,败者要么战死,要么投降;当某政治军事集团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通过“攻心”、游说等,将对方某要人争取过来,这又是“投降”。这类事例不是个别,也不是局部,却是十分普遍,充斥于历史的记录中。例如,战国时期,士阶层十分活跃,他们各怀良谋,奔走于各国之间,宣传他们的治国思想。不管是否是自己的“祖国”,只要采纳其主张,他们就为这个国家效力,跟其他国家也包括自己的“祖国”较量。像商鞅、李斯这样著名的政治改革家都不是秦国人,他们在本国不得重用,才毅然西行入秦,帮助秦国强大,把其余六国连同自己的“祖国”灭亡了。[1]时至今日,几千年过去了,有谁说他们“叛国投降”呢?他们弃本国投秦,按今日一些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逻辑,应视同“投降”。可是,又有谁这样认为呢!项羽和刘邦的楚汉之争,由楚投汉的有多少高级人才!韩信即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弃楚归汉,就是因为没有得到项羽的重用,才被齐邦“挖”了去,委以全军统帅[2]。我们能说韩信投汉不对? 

东汉末年,又是一改朝易代的时期,黄巾大起义,各地军阀、豪强乘胜割据一方,形成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军事集团,相互攻伐。随着各方势力的消长,一些人在各集团之间跑来跑去,降来降去。总之,只要有实力,就会不断吸引更多的人投奔!如,袁绍势力一灭,其将官大多被曹操收降。至魏、蜀、吴三国鼎足,其三方各有投降的事发生。当三国势衰,魏政权为司马氏所夺,而蜀、吴两国皆向司马氏投降,国家始成一统。在东晋亡后,出现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国号不断变,皇帝轮流坐。在这里,谈谁叛于谁,谁忠于谁,似乎都已失去了意义!所以,从来没有人论及宋、齐、粱、陈改朝换代的是非,更没有人斥责北朝政权更迭的非正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将隋朝送进坟墓,其中就是隋朝命官太原太守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直接起到灭亡隋朝的作用。李氏父子以臣叛君,没有人说不对!唐末农民起义将领朱温背主降唐,位极人臣,又逼唐帝让位,改朝代为后梁。所谓“五代十国”,国号与皇帝走马灯似的改换,孰是孰非,亦难论定。至于赵匡胤率部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一举夺下后周政权,建国号大宋,同样,从来也没见有人否定赵氏兵变的非理性。 

以上列举的“投降活动”及忠奸表现,都是在汉人所建王朝内部进行的,包括农民起义在内,人们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投降与否,乃至成功与失败,大抵是“天命所归”使然,或者说,已属正常之事,不足为怪。然而,人们对于民族间的“投降”则要另眼相待了。 

明朝末年,一方面是农民大起义,一方面是山海关外,满洲勃兴,清朝崛起。民族间改朝易代又一次来临,于是投降之事再次发生,并且投降之人成百累千,以至上万、数万、十数万!例如,后金天命三年(1618),后金军首战抚顺,就有明将游击李永芳献城投降,几乎同时,明朝秀才范文程自动投降后金。他们该是明朝降清(后金)的第一人![3]其后,降清的明将汉官,以至士卒、百姓,趋之若鹜,蜂拥归降。举其要者,如后金天聪五年(1631)围大凌河城,明将吏张存仁等降者达130多人!攻打锦州与松山决战,直至清入关,诸如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及其家族,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及其将吏,都是降清的著名人物[4]。洪承畴就是在松山围城战中被俘而后降清的。清军下江南,又招降了南明成千上万的将吏,如将明军计在内,达数十万!其结果,那些投降的著名人物,无一例外被否定。时至今日,骂声不绝,被骂为“汉奸”、“叛徒”,痛斥他们没有“民族气节”、“贪生怕死”、“出卖民族利益”等,如洪承畴还被斥为“双手沾满了汉族的鲜血”,是名副其实的“大刽子手”! 

这说的是民族间改朝换代中的“投降活动”。显而易见,人们把这类“投降”看得远比汉族内部的同类活动严重得多,甚至截然不同:在汉族内部,各集团间的投降活动,无足轻重,不以为然,而民族间的投降,则“上纲上线”,是十恶不赦! 

在历史上,还有一类投降,这是真正的国与国、“异民族”间的投降活动。如沙俄、日本、英、法、德、意、美、荷、葡萄牙等殖民国家,在中国近代史册上留下了他们疯狂侵略中国的罪恶记录。尤以沙俄、日本帝国主义为祸首,更是究凶极恶,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一些中国人卖国求荣,向他们投降,沦为汉奸。在中国现代史上,以汪精卫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为代表,实集古今耻辱之大成,罪孽之大成! 

如上列所举:向沙俄、日本等国及异民族之投降,其卖国背叛民族之性质界定甚易,自不必细说,难的是国内诸政权之叛离、投降之说,易起纷争。如前已指出,汉族政权间投降之事,似乎也不足争论,而至今所争者,主要是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际,汉族士大夫或前朝汉人将吏归顺新入主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总是大起非议,视为大逆不道,必口诛笔伐。清朝之大不幸,三百多年前降清的汉官汉将,仍不能被今天的某些人所容,斥之为“汉奸”、“叛徒”,实则仍视清朝为“敌国”,视满族为境外入侵的“异民族”。 

在中国历史上,华夏??汉人所建立的中原王朝总是与周边少数民族矛盾与冲突不断,甚至不惜以大规模战争来决定胜负。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汉人政权与周边主要是与“三北”地区游牧民族的冲突或战争,绝不可与中华民族和外国及其民族的斗争同日而语,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汉人与少数民族的争端,是在中国这个共同体内发生的,是“一家人”的内部矛盾。其实,就当时而言,中原王朝仍视与之矛盾甚至战斗的少数民族为一家,不把他们看成是外人,在经历了矛盾或斗争后,双方依然和好如初。少数民族也奉中原王朝为“天朝”,如汉与匈奴,连年战争,不久即“约为兄弟之国”,派出昭君和亲,维系双方的和平局面。北宋与辽战斗多年,最后以“澶渊之盟”和解。北宋与金先后被元朝所灭。 

当少数民族??“三北”游牧民族强大时,往往与中原王朝争逐,若战胜中原王朝,便取而代之,成为中国合法的统治者,并为中原汉人所接受。如北魏、辽、金、元、清诸王朝统治全中国或半个中国,短则百年,百余年,长则二百余年,这一事实,正说明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治与经济、文化的统一体。这些王朝兴亡的过程与原因,同汉人所建王朝一样,与民族成份没有多大关系,质言之,他们的兴亡与其自身的民族没有直接联系。进一步说,那些建立过一代王朝的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满族、蒙古等族,还有建立地方政权的民族,如东北的??、高句丽、扶余,西北的党项等族,以及西晋亡后,进入中原建立十六国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尽管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是,当冲突解决后,彼此又相互承认,少数民族还向中原王朝进贡,保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古人尚且如此,而今一些人却把少数民族所建政权视为“外国”,把这些民族看成是“异民族”,只要有汉族士大夫或将吏投入这些政权,必认为是“汉奸”、“叛徒”!这种情况,与上面所说汉人集团之间降来降去,没有什么区别,却没有受到谴责,唯独责备那些降入少数民族政权的人,显然标准不一,不能平等对待! 

我无意为“投降”做辩解,也不是没有是非标准,凡“投降”皆正确。从理论上说,在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或政治前途。投降与否,都是在特定环境下个人的选择。一般而言,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权衡利与弊,才能做出选择。如同现在客机遭遇劫持,不得与劫机犯搏斗,而是放弃抵抗,为的是保存乘客的生命,避免无谓牺牲,这就是趋利避害的选择。重要的是,论投降,要看投向的是光明,还是黑暗;是助纣为虐,还是扶助正义。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人臣择明君而事,如从邪恶投向正义,就是弃暗投明,应该给予肯定,这种行为历来受到鼓励。当黑暗势力瓦解,或分崩离析时,必然从中分化出一些人投入到新的势力中,这在历史上也是常见之事。但常见的事还有,几股势力或为“群雄”并存之时,分不清哪方黑暗,哪方光明。例如,明末有张献忠与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双方互争,但都属于起义队伍,不能分清谁黑暗、谁光明。清军入关时,很快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清朝与南明等为代表的四方势力,他们都在为重新统一国家而存在、而斗争。究竟哪方先进或落后,光明或黑暗,是无法分清的,只有他们之间展开角逐、较量,才能分出高下。在他们势力消长的过程中,人员变动,降来降去的事太多。如姜?本是明朝守大同的总兵,先降了李自成,而后又降了清朝,后来却叛清而自取灭亡。吴三桂所部,大多是收编了李自成的将士。张献忠亡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率全体将士降了南明永历政权。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按“汉奸论”者、“叛徒论”者的逻辑,农民起义将士李定国等降南明,是否是对农民起义的背叛?后来,孙可望又弃南明而降清,被封为“义王”,这是否也视为“汉奸”、南明的“叛徒”?可是,并没有人这么说,即然如此,为何不能平等对待洪承畴?把洪承畴和同时期降清的一大批人,都打成“叛徒”、“汉奸”,未免太过!很显然,如此评价人物不是用一个标准,而是多标准,其结果,只能将史学搞乱! 

总结上述,评价洪承畴和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以“降清”为标准定性,这就是政治标准第一,气节标准第一,唯阶级成份论,唯民族成份论,以此来判断是非,只能离真理更远!在君主专制时代,如何确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就是说,一个人的立场,必须与皇帝“一致”才正确?在民族面前,只能站在汉人一边才正确?至于气节,在专制时代,就是忠君尽节,所谓“饿死是小,失节事大”,就是此标准的最高境界!封建的道德观、节操观、继统观,都构成了气节观的内容。提倡这种道德,不论是非、好坏,不论情与理,只要是君主即使是昏君也要忠到底!如,宁愿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难道值得提倡吗?他们如此顽固,不能顺应潮流,包道忤时,守缺到底,如果都这样,社会还能发展吗?人类还能存在吗?用此气节评价人物,只能陷入困境!谁都知道,这是上个世纪盛行的极“左”理论,早已被学术界所废弃,而今,已进入一个新世纪,还有人用这种过时的荒谬理论评价人物,岂不同样荒谬! 

二、洪承畴“降清”再分析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用政治态度,具体说,不能用“投降”某某作为标准,已如上述。现在,提出的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评价洪承畴或与洪承畴相类似的人物? 

按照唯物主义史观,也按照我们所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问题。评价历史人物,主要是靠人物的社会实践,不看政治态度,而看行动;不看其所说,而看其所为。好事作多少,就肯定多少;同样,做了多少错事、坏事,就否定多少。好与坏,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既不能相互代替,又不能以偏盖全,而是将两个方面都看到,通过相互比较,做出总的基本评价。过去,评价人物的标准很多,规定又很细。其实大可不必,只需上列的一条基本标准就够用了,就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无须再搞些繁琐的“规定”。 

对于洪承畴,如按上述原则,评价不难,以往至今的分歧,就在于洪承畴“降清”的问题上。所以,论洪承畴就从其“降清”说起吧。 

明清之际,降清的明朝将吏及士卒何止千万!但是,每个人降清的情况不同,即每个人降清的动机、所处环境、有无政治背景,以及个人素养及价值取向等等,皆不相同。尽管投降这一结果都一样,但投降前及投降过程中却是千差万别,需要具体人做具体分析,才能做出正确判断。例如,最早降清(后金)的范文程是“杖策谒军门”,主动投奔;李永芳是在抚顺城将破时主动投降;张存仁等一大批将领,是在大凌河城被围、援绝粮尽时出降;孔有德、耿仲明等发动兵变,被明军追剿,逃向后金,携所部万余人投诚;尚可喜原为明广鹿岛副将(此岛在大连海中),受其上司迫害,为死里求生,率部向后金投诚;祖大寿是业经两次兵败、两次投降;著名的吴三桂降清自有其特殊情况,他先是向清朝借兵,保卫山海关,抵御李自成农民军的进攻。他在达成与清军共击农民军的协议后,始表示投降,至击败农民军,于战场受封为平西王,其部属剃发,才算彻底投降了清朝。 

洪承畴降清的过程较长,也较为复杂,与上述人等降清大不相同,概括地说,他是被逼上战场,又于兵败后被部属出卖,被俘而后降的。 

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1639),洪承畴受命为蓟辽总督,十四年(1641),率八镇精锐13万兵马,出关援救锦州,走上了同清军较量的辽东战场[5]。承畴以宁远(辽宁兴城)为集兵地,他本人也驻扎于此,作为指挥的大本营。根据明清双方实力的对比,鉴于明军屡败,而清军气盛的局势,洪承畴的谋略是,以宁远为战略基地,采取“持久之策”,步步为营,且战且守,渐次向前推进,也就是稳扎稳打的作战方略。坚持一年,清军必然粮饷不继,军心动摇,不战而退,即便不退,明军可乘其疲惫,一战而胜。被围在锦州的明辽东总兵祖大寿得知其作战方略,也非常赞同,称赞他用兵老谋深算!作战计划报到北京,要崇祯批准后实施。开始,崇祯也很欣赏,准备批准。岂料兵部尚书陈新甲不同意承畴的作战方略,认为且战且守,旷日持久,糜费粮饷,力主“速战解围”。在他的坚持下,崇祯竟然改变主意,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督促洪承畴赶快进兵。陈新甲即以兵部名义,累累发出命令,督令洪承畴进军,并派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麟至军中督战。 

考察当时双方战局,承畴的方略符合实际,不失为稳妥获胜之计,却不得执行,被逼无奈,只得按崇祯旨意“刻期进兵”[6]。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大军进至松山城,环其城至松山下布营,进逼锦州,给围困锦州、且兵力不足的清军造成巨大压力,清军岌岌可危。 

清太宗皇太极闻讯,亲自出战锦州,将军队绝大部份征调到锦州前线,与13万明军对阵,一场决战迫在眉睫。皇太极发现明军皆集于“孤危”之地,迅速决策,命士卒在松山与杏山、塔山之间掘壕三道,以围困明军。因为松山南30余里为大海,其东为清朝辖境,其北为松山,又有一道女儿河将锦州和松山隔开。这三面无须设防,唯其西面,可通宁远、塔山等处,故于西面掘壕,断其粮道,明军将不攻自破。果然,清军仅一夜掘壕成功。明军为之恐慌,原明军仅带三日粮,经受不住三天以上的围困,这又逼使承畴不得不尽快举行决战。决战前一天晚上,即八月二十一日,他召集八镇总兵官,做了军事部署,表示胜败生死皆决于明日,他要与诸将共同进战,亲自击鼓助威。事出意外的是,当天晚上,大同总兵王朴率部先逃,引起全军混乱。吴三桂、唐通、白广恩等总兵也乘乱率部逃跑。皇太极料到明军会逃,早在明军西逃的必经路上,于壕沟旁、塔山、高桥及路口等处设伏,等候截杀。经一夜的战斗,又延至次日上午,明军死亡5.3万余人,吴三桂、王朴仅以身免,洪承畴突围未成,又退回松山城内据守。得胜的清军再次绕城堀壕,将松山城团团围住。承畴以及未逃的总兵曹变蛟、邱民仰等无力反击,坐等城破[7]。 

解救洪承畴最有效的办法,当由明朝组织救援。然而,谈何容易!明为救锦州,投入13万精锐、八大总兵官、孤注一掷,对解锦州之围抱有希望。然而,事与愿违,明之13万精锐顷刻瓦解,八大总兵作鸟兽散。松山决战,使明朝元气大伤,至少在目前无法组织有实效的进攻。再者,此战已使明朝将领闻风丧胆,军心不稳,如若接战,大抵是一触即溃。即使士兵敢战,就怕找不出敢战的将军!因为明律很严,如打败仗,“失陷封疆”,其将领或统帅必被严惩,将其性命抵罪。所以,在此危难之际,谁还敢承担解救洪氏的重任!这就难怪明朝派不出一兵一卒、一将援救松山了。洪承畴作困松山,日日等待救援,望眼欲穿,却毫元音信,不见一兵卒,也不见一粒米运来! 

松山援绝,粮饷将尽,但并非死路一条。明朝可以要求与清和谈,作出相当让步,以换取清军对松山解围,救出承畴,这是极有可能的事,皇太极即位之初就主动要求与明罢兵息战,签订和平协议。但是,明朝就是置之不理,以宋金和谈为戒,坚持不谈不议,实际是拒绝了和平。当此新败之时,为赢得时间,重整旗鼓,更为了解救洪承畴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哪怕用土地或城镇做交换也值得!可惜,明朝无意这样做,结果,坐失良机。 

明朝既不派兵救援,也不和谈,以崇祯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一筹莫展,坐等松山城破,只等待洪承畴等成为“烈士”的消息。很显然,明朝已抛弃了洪承畴和松山,任由清军攻取。 

半年后,即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山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粮食严重不足,每人每天的食量,连维持生命的最低标准都达不到。此时已暗中降清的松山副将夏承德与清军约为内应,在一天夜里,把清军悄悄引进城。承畴逃跑,因马被绊倒,束手就擒。 

从承畴踏上辽东战场,然后与清军作战,直到城破被俘,确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得清楚:第一,他之到辽东,非个人主观愿望,而是受朝廷委派。第二,承畴凭其在西北与农民军战斗10年的经验,制定出解救锦州的作战方案,切实可行,既稳妥又有获胜的把握。但是,此方略被朝廷否决,定为“速战”。承畴被逼,进至松山,将军队置于“孤危之地”,犯了兵法之大忌,惨败于皇太极的掘壕断饷道之妙计。第三,未经开战,王朴率先逃跑,明军未战先乱,被清军追杀与设伏袭击,招致全军失败。此战之结局,非承畴之罪,而是明军在未战先逃的过程中被清军追杀而导致惨败。第四,最重要的一环,是明朝见死不救,明知洪承畴率部将被围,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却不出一谋一策、一兵一卒、坐视城破,等于将肥肉填入虎口。从这件事,也可看到崇祯等人漠视民命,更漠视人才。古人云:千军易得,良将难求。承畴在西北作战10余年,将李自成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积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实属难得人才。加之承畴人格的魅力,为官清正,威望甚高。可惜,明朝视为平常,根本不设法营救。所以,承畴后来降清,不可独责他个人,实际上,上述几点,都为承畴之降“创造”了条件,或者说是“铺平”了道路。 

下面,再考察承畴降清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和政治价值的取舍。 

诚如学界所共识:清太宗皇太极非常重视洪承畴,无意杀他,决心收降。承畴被解至沈阳,坚决拒降,诸如张存仁、范文程等汉官,都来劝降,他仍然拒绝,并绝食七天,只求速死。这一重要情节,已清楚地载入史册,《沈馆录》卷三写道:洪承畴“绝食七日,仍不得求死。”这清楚地说明,承畴被俘之初毫无降意,他谩骂、绝食、求死,就是不降。他想以求死来实践儒家的道德,以死来表明作为臣子对明朝皇帝的忠诚,所谓“忠君报国”,正当此时。 

尽管承畴不屈,清太宗并不动怒,却为他的志节、文韬武略所敬佩,一意收为已用。有关收降承畴之事,被人编成了许多“故事”,最具代表性的一则,说的是清太宗派自己宠爱的庄妃,动用美色勾引承畴投降,庄妃给承畴一碗参汤,他喝下去后感情荡漾,于是,归降了清朝。这一情节又被文学家写进历史小说,传播得更广更远。此则故事,最为荒唐,不值一驳。试想:即使满洲人最“开放”,或存有旧俗,一个皇帝怎么可能用自己的爱妃出面,以美色劝降?降后,承畴、皇帝、爱妃如何面对?况且清太宗早已实行习俗改革,将满洲的陋习一律严禁,而与汉文化相靠近,此时,岂能出此下策?! 

有一则记载,颇为可信,这就是清太宗亲自出面劝降,一举成功。当时天气尚寒冷,清太宗亲至承畴幽禁处,将自己所穿貂裘解下,给承畴披上,温和地说:“先生得无寒乎?”太宗的一句问候,一个披貂裘的动作,使承畴的心灵大为震撼,他“瞠视久”,情不自禁地感叹说:“真命世之主也!”这才“叩头请降”[8]。承畴是被太宗的气度、襟怀,以及人格的魅力所摄服,当然,他也被一个皇帝看重他这个“死囚”的行动所深深感动。他的心被彻底征服,其至有点身不由已,不由得跪下,向太宗称臣。毫无疑问,在此之前,他不能不做比较,权衡利弊,思想斗争相当激烈。以他在明朝身份之重,地位之高,又得崇祯之宠,他当然会想到:投降将给自己的名誉、地位,以及家庭亲人安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若赴死,一切都不会变,还会提升他与家人的地位;若降清,他将被打入“地狱”,蒙受洗刷不掉的耻辱。苦以国家前途而论,明与清相比较,他会比任何人都看得明白,明朝之腐败、黑暗,没有作为。当时任何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明朝的气数将尽,难以维持多久。他看到太宗亲来住处,就是此人把他打败。他没有顽固下去,而是断然做出他的人生中最困难的选择:降清,把自己的一生交给清朝。史书没有记录他降清的心态,他想些什么?思想又是如何转变的?历史失载。但这并不防碍我们对承畴思想的解剖。在上面所引的点滴史料中,我们还是捕捉了他内心深处的隐秘,大体不会脱离他的思想实际。 

洪承畴降清极具戏剧性,是一则动人的故事。人们指责他降清,是“叛国”、“汉奸”、“叛徒”,有何根据?根据就是满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清朝不该建立,更不该向中原夺权,争当皇帝。因此,满族建一代王朝,就是对明朝的“背叛”,争当皇帝,亦属“大逆不道”的行为。同理可证,洪承畴降清,自然应否定。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一家的理论? 

前已指出,满族和汉族同属中华民族成员,共同生活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世代繁衍,绝非外来迁入者可比。满族的王公贵族,汉族的官僚士大夫各树一帜,争夺治中国的皇帝宝座,这有什么不一样?明与清都是封建专制政权,他们都不代表新的阶级,都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尚未出现。但从政治清廉与否,政策得人心与否,可以分出进步与落后,这是明清两方面的事,由他们各自解决。今天,我们既不能站在明朝立场,也不能站在清朝立场,而是站在客观立场,用社会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历史。那些所谓“叛徒”、“汉奸”论者,确是明明白白地站在明朝立场,以明为正确、为先进;站在正统立场,奉明为正朔;站在汉族立场,奉汉人为中心,只许汉人当皇帝,少数民族一律不可以!这就是分歧之所在,产生分歧的根源也在这里。 

应当指出,明清之际,有种倾向值得注意,这就是只见明朝方面成百累千至万的汉人士大夫,大大小小的将吏,还有读书人如秀才等,纷纷加入清政权,相反,却看不到清政权有人投向明朝!明朝作为“正统”的中央政权,又是汉人当皇帝,为何它的臣属不忠于明却忠于“异民族”的皇帝?明末天下大乱,政治分化,重新组合,其势必然。更重要的是,尽管民族不同,民族文化风俗各异,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无论满、蒙、汉等都是彼此认同的。不然,明朝何以有那么多人投向清政权!明天启、崇祯间防守宁远的辽东督师袁崇焕,曾与努尔哈赤、皇太极交战过。他在《偕诸将游海岛》的诗中写道:“边衅久开终须定,室戈长操几时休?”袁崇焕是坚决主张并真正抵抗后金(清)的主战派,但他把明与后金的斗争,看成是“同室操戈”,即家人内部之争,他希望尽快停止争斗,保持国家安宁。我们有些人把满族及清政权看成是如同外国的“异民族”政权,比起三百多年前袁崇焕那个时代的民族观念,简直是个大倒退! 

清(后金)朝崛起于辽东东部山区,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山区走进平原,从穷乡僻壤走进城镇,最后进入明朝都城北京,由此又走向全国,究竟靠的是什么?除了武功,主要靠的是政策,特别是成功的民族政策,团结了汉族、蒙古族,结为同盟。清朝顺应民心、得民心,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使它战胜了一切对手,统一了全中国。因此,清朝入主中原,应予以肯定,洪承畴降清也就无可非议了。 

洪承畴降清,是他个人的政治选择,表明他也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趋势,他不想跟垂死的明政权同归于尽,而选择了清朝,正反映他因应时代的变革,与时代一道前进! 

三、洪承畴历史功绩再确认 

否定洪承畴,自然无功可论,即使是功劳也被视为“罪过”,如把他打成“汉奸”、“叛徒”,确定毫无功绩可言,所为皆罪!前两部分所论,已证明“汉奸论”者不正确,不过是对历史的胡说。现在,需要把他们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澄清被他们搞乱的历史,有必要对洪承畴的历史功绩重新加以确认,以正视听,不致将历史引入歧途。 

其实,有关洪承畴本人的历史及其历史功绩,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坚持了正确的唯物史观,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想再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估量承畴的历史功绩,与前者所论,似成珠联璧合,互为发扬。 

承畴生活的时代,恰逢明末乱世,他为明平乱、治乱;由明入清,为清一统天下、大治天下,直到生命结束。如果抛开明清两朝而不论,从中国的统一、社会的发展而论,承畴参与治乱、统一中国,其功不可没,在清开国史上,应居前列之位。 

我们在考察一个历史人物时,不应过分强调某王朝皇帝所立下的功劳,如何效忠等等,还是多从中国这个范围、中华民族的发展、社会的安定程度,以及在相关领域所做的贡献加以论证,更有意义。简言之,跳出一姓王朝这个政治圈,把人物置于特定时代的中国社会环境中,就会更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首先,承畴在明时,参加平乱、治乱,如何评价?这是指他在西北地区清剿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如从明朝方面看农民起义军,视农民平为叛逆,承畴奉命征剿,天经地义,理应如此。若从农民军方面而论,按以往观念,农民军“造反有理”,反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天然合理”,承畴指挥明军镇压农民起义军,必予否定,定为“刽子手”。现在我们看此问题,应该谈化政治色彩,消除“阶级成份论”的旧观念,更多地从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更符合实际。 

明末天下大乱,完全是由明朝统治集团黑暗腐朽的统治引发的。李自成农民军起义,就源于明朝的没落,大失民心。其作用,打破旧的统一,重建新的统一,这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应给农民军予肯定;还有,所到之处,举凡贪官、朱姓王侯等为百姓痛恨之人,几乎都受到了农民军的惩罚,并把官府的部份物资分给穷人,有劫富济贫之义。但是,也应看到,农民军的破坏性甚大,不仅焚烧富人的居宅建筑、官家衙署,还有一些公共设施也予以破坏。仅举一例: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大军攻河南开封,不惜决黄河大提。黄河之水咆哮而至,迅速灌满开封城,将偌大繁华的开封淹没在洪水之中,百万人口所剩不足万人!更严重的后果是,迫使黄河改道,以致年年发水,灾害不断。直到康熙时,这一水患才得到根治。李自成决黄河,淹明军,后果严重,其遗患之长竟达数十年之久! 

以往,我们按阶级分析法,把农民起义抬得无限高,视为最革命的阶级。的确,农民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有权反抗,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战斗。对农民起义的这一基本观念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不会提出改造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方案,不过同历代一样,迟早会变成新一代王朝,可惜成功者少,也只有一个贫家出身、当过和尚的朱元璋获得了成功。总之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看得那么高大、神圣,应把它和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平等看待,看成是一方势力而已。因为他们??不论哪一方,不论是由哪个阶级出身的人领导,其目的和结果都是建一姓之王朝,登上皇帝的宝座。如隋末,地主官僚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同时还有瓦岗寨农民起义军,目标都是反隋。隋亡后,他们之间又展开争夺、兼并,最后,农民起义军失败,李渊父子取胜,建立了唐朝。过去,以农民起义“划线”,支持农民起义者,就是“革命派”,反对乃至镇压农民起义者,就是“反革命派”,是严重罪过。如果是个肯定人物,若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则就有了“污点”,要受到批判。今天,我们评价洪承畴在西北的军事行动,他是在执行使命,维护国家的统一。这就是说,他是以国家的名义,在同新兴或新崛起的政治军事势力??农民军进行作战,其胜败结局,必然决定双方的历史命运。 

以上所议,绝非否定农民起义,亦非为洪承畴镇压农民起义军开脱。我所说的,就是强调不要无限抬高农民起义,好像除了农民起义,再没有其它力量可以推动历史前进。其次,不必对那些镇压过农民起义的政权或个人搞“大批判”,视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洪承畴在西北战斗了整整10年,同李自成农民军作战,取得了系列胜利,官至陕西的三边总督,成为明朝的一代封疆大吏、朝廷重臣。10年战斗,充分展现了他超人的才华和治国治军的卓越能力。与他同时期,或稍前后,明朝凡与农民军交战的将领几无善终者。清剿农民军的总指挥杨嗣昌兵败而自杀,其他不是死于战场,就是被处死,还有死于党争。同清军交战的明将领,也几乎都没有好结果。除了被清军俘获或击毙,还有部份死于明帝之手及派系斗争。如,袁崇焕抵抗后金(清)屡获大捷,而心存猜忌的崇祯误中清太宗的反间计,不辨真伪,竟将袁崇焕残酷处死!抗清名将卢象生身陷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出于党争偏见的杨嗣昌见死不救,卢战斗至死。比较之下,洪承畴幸运之至!他长期在西北战斗,与强悍的李自成农民军周旋,又置身于朝廷的政治漩涡中,却平安无事。无论在千军万马的刀光剑影中,还是在朝廷的残酷党争中,他都是“飞云乱渡”,既没丢权,更没丢掉性命,而是稳稳当当地呈上升之势。可见,洪承畴的人品、人格非同寻常辈可比,其处人处事亦是高人一筹,故在乱世中能保存自己,亦能建功立业。 

洪承畴入清后,其功在于中华一统,为重新统一国家而多有建树。 

如前已指出,清朝之崛起,是要从明朝手中夺取统治权,实现清朝对中国的统一。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溯其源头,当始于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而起兵。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努尔哈赤并无夺取明朝统治权的想法,更无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但从全过程来说,努尔哈赤起兵,实为中国重获统一的开端,亦即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努尔哈赤花费40年余的时间,走完了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永陵乡旧老城)到沈阳的路程,为其子孙未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努尔哈赤仅完成了“半个东北”的统一,就是说,东北地区还有将近一半的疆土尚未统一。以东北地区的南部与西南部而言,还有辽河以西至山海关的辽西地区未及统一。这一历史使命使落在了其子皇太极身上。 

皇太极把统一大业又向前大大推进,今黑龙江流域及吉林皆归清朝版图;西部长城外的漠南蒙古诸部业已归清;尤其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辽东徘徊10余年后,终于打破明朝坚守的宁锦防线(指兴城到锦州的防线),把疆域直推到宁远城墙下,山海关已经越来越近,不过一、二百里之遥。就在此时,洪承畴毅然归清。仅年余,他未及发挥作用,皇太极突然去世,统一中国的大任便落在了新即位的顺治帝身上。洪承畴的历史转机由清军入关开始。 

1644年春,李自成率大军进入北京,明朝灭亡,给清朝也给那些站在历史潮流中的人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清军入关,不仅改变了清朝,也改变了千千万万人们的命运。不言而喻,洪承畴即其中之一。 

自清朝决策进关伊始,洪承畴就积极参与清朝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进山海关途中,向多尔衮献进关与战胜农民军的政策方略,已为人们多熟知[9]。事实表明,多尔衮接受了他的建言,并付诸实践。因为他的建言是在清军入关胜败未卜的情况下提出的,因此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对其后南下及征讨四方,都产生了政策性的影响作用。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即命承畴“入内院佐理机务”,为秘书院大学士[10]。可见,洪承畴随清军入关因多有建树而受到重用,这使他处于重臣的地位。 

清朝初入关,百废待兴,同李自成、张献忠等家民军,还有南明等政权的战争正在进行。洪承畴就清朝建立新秩序、实行新政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有力地帮助清朝巩固政权,发展大好形势。有关洪承畴建议建言,详载《清世祖实录》,这里不赘述。 

洪承畴最大的政治实践活动,还是“招抚江南”。顺治二年(1645)春,多铎率清军下江南,一举攻灭南明弘光政权。接着,颁布?发令,一下子激怒子广大的江南士民,纷纷起兵反抗。清朝刚刚在江南取得的胜利有完全丧失的危险。于是,洪承畴被派往江南,“招抚江南各省地方”[11]。承畴利用他在江南的影响,一方面招抚原明将吏归顺清朝,变抵抗为投降;一方面,对坚持抗清的武装势力予以征剿,重建社会秩序,使清朝稳定了在江南的统治。承畴在江南三年,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达到了预期目的,再次得到朝廷的完全肯定和高度评价[12]。 

承畴第二次下江南,是在顺治十年(1653)。此时江南的形势又出现反复:南明永历小朝廷占据江南、贵州及广西等地区,特别是张献忠的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率其将士加入永历政权,使其实力大为增强,掀起了新的抗清高潮。南疆虽然离北京遥远,但是若引起连销反应,必将危及清朝刚刚巩固的统治。朝廷再次起用承畴,委任为江南五省经略[13]。五省是: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皆处南疆边陲地区,湖广处江南腹心地带,治乱如何,事关清朝的统治能否巩固。朝廷用承畴担当重任,是赞赏他的才干卓著,实心任事,富有经验。为加重事权,提高其身份地位,特升为太子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军事和后勤供应,全由一人负责,可见其身份实权并重,在当时,无出其右者! 

承畴经略五省的情况,都记录在案,今人已反复研究,多方论证,本文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第一,此次南下比往次更困难,他所面临的“对手”,不是前几个一触即溃的南明小朝廷,却是更有实力的永历政权,胜败如何,充满了许多未知数;第二,经略五省,比其他省更复杂。五省多属少数民族地区,有的省份属蛮荒之地,地形险峻,气候恶劣,每年都有致人丧命的瘴气出现,极不利于行军打仗,即使在此生活也很危险。第三,明朝在这一地区影响深远,况且还有永历政权的存在,抗清斗志顽强。因此。承畴此次深入南疆边陲,风险多多,吉凶未卜。久历生活磨难的洪承畴,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所提出的有关军事谋略、经济举措、民族政策、文化教育等一套治理方略,收到了“收拾人心为本”的社会效果,在政治上转危为安,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永历政权岌岌可危,南疆形势趋于稳定。承畴经略五省取得了成功,宽释了朝廷的“南顾之忧”。 

承畴两度经略江南,都是在危难之时受命。他不辱使命,不负朝廷重任,出色地完成任务。江南半壁之统一,承畴功居第一! 

承畴一生,自踏仕途未久,就转入军事斗争,在西北高原纵横驰骋;转战东北,再入关,短期从政;重返江南故乡,展开新的军旅生活;奉调回京,不数年,又一次南下,收拾被南明诸政权破坏的残局,取得了预期的成功。纵观承畴的人生历程,其足迹几尽全中国!这在当时似乎找不出第二人!他转战全国主战场,为国家的重新统一,进一步密切满汉民族关系,为确立满汉及各民族大家庭新格局,做出了毕生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以善始,又以善终。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人生教科书,也是一部政治教材。做人者、做官者都能从他的人生中学到很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