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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洪承畴招抚东南与经略西南

刘凤云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其入关之初，合满、蒙、汉军八旗尚不过十八九万人，但是，它却能以燎原之势，席卷了整个中国，并主宰中国历史达276年之久。在其成功的诸多因素中，降清之汉人官僚的导引赞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而在明清鼎革的政治舞台上，洪承畴尤其是一值得关注的历史人物。

洪承畴（1593～1665），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和三边、蓟辽总督。崇祯十五年（1642），洪承畴于松山战败被俘降清。有记载曰，清帝皇太极对其“宠幸在人臣之右”[1]，致诸王贝勒不悦，对此皇太极形象地解释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2]虽然，在皇太极有生之年中，“未尝命以官”，洪承畴并未得到重用。但是，在而后清廷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进程中，洪承畴的作用却一如皇太极所言。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清军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带领下，几乎是兵不血刃地进入北京，洪承畴即以其赞襄导引之特殊作用，于六月初一日，受命以明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为内秘书院大学士。[3]

通常，人们在论及洪承畴于清初定鼎中原的作用时，总要提到清军师次辽河时他向摄政王多尔衮所上的用兵战略、他作为内阁大学士如何“佐理机务”，以及他招抚江南和经略西南的重要作用。而事实上，洪承畴所上的使多尔衮为之动容的用兵战略，却因多尔衮于吴三桂“借兵”后在军事部署及进军路线上都作了调整，而未能完全实施。至于洪承畴在内阁期间的诸多建言虽不容抹杀，但尚有冯铨等人共之。相比之下，其招抚江南与经略西南当是洪承畴以一己之身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对此，清乾隆时文人赵翼评价曰：顺治二年，洪承畴“出经略（招抚）江南诸省，逋寇以次削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乾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4]。近人孟森先生也说：“东南西南天下大定于承畴手，……为招抚，为经略，所向成大功。”[5]清廷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遭到阻击者惟东南与西南而已，然解决此矛盾者，前后皆赖于洪承畴也，也正因如此，洪承畴在清廷统一中原的大业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

顺治二年五月，随着南明弘光朝廷福王朱由崧的被俘，潞王于杭州出降，清王朝的统一战争已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摄政王多尔衮认为：“方今江南已定，人心归附，若不乘此开基一统，岂不坐失机会？”吏部侍郎陈名夏等提出：“宜速遣抚按官前去招抚”，副都御史刘汉儒建议：“招抚须用大有担当者方可。”其时，陈名夏请命愿往，但多尔衮还是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洪承畴。他说：“我见他做得来，诸王亦荐他好，故令他南去。”[6]于是，命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并铸给“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印，赐敕便宜行事。同时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携固山额真叶臣等佐之。

顺治二年八月，洪承畴抵达江南，驻守于号称“江南根本重地”的江宁。是时，多尔衮已在全国严行薙发令，江南百姓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创痛上，又遭受到薙发易服所带来的民族摧残。于是，“当他们宣布了薙发令之后，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7]。江南地区刚刚平息下来的反清浪潮，再一次被推向高潮。“是时明唐王聿健称号福建，其大学士黄道周率师道广信、衢州向徽州，左佥都御史金声家休宁，募乡兵十余万屯绩溪；诸宗姓高安王常淇保徽州”，蕲水王及其子“自号樊山王屯潜山、太湖间，由摌号金华王据饶州，谊石号安乐王、谊泐号瑞安王，分屯溧阳、金坛、兴化诸县；荆本徹以舟师驻太湖，败，复入崇明，皆为明守”。[8]

面对遍布江南的反清斗争，洪承畴采取了以招抚为主、以剿助抚的策略。即所谓“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9]先是，他凭借自己在明廷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对那些怀有“疑畏之心”的原明官员进行招抚。据《清世祖实录》记载，至顺治二年九月，洪承畴抵江南不过两月有余，便先后招抚了江南宁国、徽州，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抚州、饶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袁州诸府，“疏列降顺之明南京翰林、科道、卿寺、部属等一百四十九人”[10]。与此同时，洪承畴还招抚了大顺农民军将领，是月有“湖广伪泽侯田见秀、义侯张鼐、棉侯袁宗第赴省投诚”[11]。

由于洪承畴在招抚中措置得当，一些集兵号令反清的故明官兵将领也随之先后归附。如原明兵部尚书张缙彦，为洪承畴昔日旧属，洪承畴为明兵部尚书时，张缙彦为明兵科给事中。清军入关后，张缙彦受南明弘光政权总督河北、山西、河南军务之职，于清军南下时在安徽六安州商麻山中联络义军，结堡据险自守。洪承畴到江南后，两次寄书于张缙彦，告知：“皇叔父摄政王宽仁厚德，一经投顺，必不念既往，大清朝从来不失大信。”又檄总兵黄鼎入山招之。张缙彦遂释疑虑，于顺治三年二月赴洪承畴军前纳款投诚，“赍缴总督印，及解散各寨士民册，承畴疏荐之”。[12] 而“缙彦一投，则三省接界地方四十余寨，远近观感，自可渐次驯服。”[13]

又如对崇明总兵高进忠的招抚。洪承畴曾多次致书招之，而高进忠始终犹豫未决。洪承畴得知高进忠弟高成忠及其昔日旧识辛自脩皆隶军中，便令其说降，以亲情感化之。“高进忠内附之心始动”，遂遣将官徐士元来见洪承畴。洪承畴为打消其疑虑，亦派高成忠与辛自脩等前往安抚曲劝，终致高进忠于顺治三年十一月驾船来投。其时，滨海之苏松常镇诸地，“凡有奸逆官民不肯归顺者，皆勾引海寇，纠合攻抢，以致沿海州县毒伤最惨”。而崇明一县设在海外，尤当其冲，又有“高进忠拥众负隅，所在观望，倚附甚众”。自其就抚后，“屈指海岸，北自狼山抵庙湾，南自杨舍抵海门，延袤数百里”，尽为清朝版图。而随同归顺副参等官20员、兵丁1327名、水兵650名、家眷1420名、战船69号。[14]可见，崇明高进忠的归顺，不仅对沿海一带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清军的海上防卫力量。

客观而论，多尔衮以洪承畴担此大任是正确的。对此，学界前辈孟森先生分析说：“考承畴用事年代，实为当时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畴更无合用之人。承畴以万历四十四年登策，是年是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称老辈，可以招徕遗老，树之风声，破坏义师，改其观听。自崇祯初以知兵名于世，清初汉人为将领者多出麾下，……发纵指示，足孚众望，而又读书知政体，所到能胜察吏安民之任，与武夫狼藉扰累者不同。假以事权，执梃为降臣长。”[15]其论可谓精辟透彻，事实的确如此。洪承畴正是以其故明元老的政治地位以及文韬武略的卓越才能，实践了他对江南“不招抚必不能平贼”的策略，达到了“平贼”的目的。

但在招抚的过程中，洪承畴也在不折不扣地贯彻着他的“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的原则，对那些至死不降的抗拒者实行“真剿”。

是时，隆武政权依然控制着福建、两广、湖广，以及安徽、江西等地，拥有数十万军队和义军。洪承畴首先将进剿的目标指向了金声所部。金声为徽州休宁人，原明御史，唐王（朱聿健）的隆武政权封他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徽、宁、池、太等地。金声募乡兵十余万，以徽宁四塞天险，各山置十三营，守以十三副将，又以绩溪一面当冲自任守之，再派重兵扼丛山关，多次邀击清军。洪承畴命都统叶臣、提督张天禄、总兵卜从善、李仲兴、刘泽泳等攻之，连破十余寨，于顺治二年月攻克绩溪，收复徽州。金声被俘后，以劝降不从被杀。

获悉徽州为清军攻克，隆武大学士黄道周于十二月率兵前往救援，直取婺源。洪承畴命总兵卜从善、李仲兴等出击，遂“斩杀多贼，生擒逆首”，黄道周亦被俘，以不屈押至江宁杀之。黄道周、金声等被杀，意味着隆武政权受到重创。所以，是役告捷，洪承畴称“东南事从此可定”[16]。然而，此时尚有诸支明宗室结成的义军频频出击。

顺治三年正月，故明宗室瑞昌王朱谊泐、总兵朱君召等邀集同谋，合兵二万进攻江宁，并策动“内应”欲里应外合。洪承畴得报后，立即先诛内应，然后调集满汉官兵分力擒剿，既而大败之。由于瑞昌王朱谊泐逃脱，城内城外仍潜藏诸多谋叛之人，洪承畴下令关闭江宁各城门，亲统满汉官兵大肆搜捕，将“城内逆贼擒获甚多”[17]。至顺治三年末，遂执明宗室瑞昌王朱宜泐、经略韦尔韬、总兵杨三贯等六人，十二月“就军前正法”，并传首江南各地以儆叛乱。至顺治四年二月，又先后擒获明宗室抗清者朱谊石、朱谊泐、朱常淇、朱常災、朱谊贵、朱由摌等，以及经略、总兵数人，“并请命斩之”。于是，“江南众郡县以次定”。[18]

二、“以守为战”

顺治五年四月，洪承畴还京。但全国的抗清斗争仍方兴未艾，此起彼伏。活动于西南地区的大顺与大西农民军余部，皆与明桂王朱由榔建立的永历政权结成了联盟，西南地区的抗清斗争愈演愈烈，阻止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正所谓“是时，余逆未靖，桂王僭号永历，滇黔蜀粤犹阻声势”[19]。顺治十年五月，洪承畴以“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再度临危受命，特晋太保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命经略湖广、两广、云贵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以“绥靖南方”。敕谕曰：“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发，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满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取用者择取任用，升转调补随宜奏请，吏兵二部不得挚肘，应用钱粮即行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20]可见，清朝统治者在将西南五省军务交予洪承畴总理的同时，又给了他用人行政的全权。

洪承畴经略西南的总体战略仍是剿抚并用，而且，相对于招抚江南，他更强调于在西南要“真剿”。顺治十年六月，他在奉命伊始即说：“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但此贼负固已久，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21]随即，洪承畴以“用兵之道，择将为先”，请求在“山陕宣大关辽堪战将兵”中，挑选了“虾（侍卫）张大元辽东人、虾马鹞子（王辅臣）大同人”、正黄旗下原任福建提督刘忠、宁夏总兵刘芳名、徽州总兵胡茂祯等战将，皆为骁勇惯战且随洪承畴军中年久之人，得“将兵共一万一千有零”。此外，他还挑选了以“清干著名”的原任江宁府江防同知赵廷臣、“守洁才长”的宁波府同知王猷著等文官，令他们随军委用。[22]从而组成了一支强干的征剿大军。

但是，西南的形势却不能不令他颇费踌躇。十一月初十日，洪承畴抵达武昌，“凡湖广粤西地利贼情无不广询筹画”。当时，湖南有大西农民军孙可望，湖北有大顺农民军郝摇旗、一只虎，以及李过、高一功等部，他们“或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岳州而犯湘潭”，致清军腹背受敌。广西则“处处揭竿”，清军虽收复桂林，但所属二州七县，仅有临桂附廓一县，并灵川、兴安、全州三州县为清所有。李定国驻于离桂林不过二百里的脩荔，“日日窥伺”，清军首尾难顾。据提督线国安塘报：“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夜，巨贼李定国复寇桂林，职等固守击贼，皆于万死一生中幸保孤城。”[23]而且，湖广与广西，自顺治九年受到李定国北上的重创之后，民人逃亡，田地荒芜，城市已成废墟。

有鉴于此，洪承畴决定“以守为战”[24]。随即作出了“安襄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的军事部署。他与总督祖泽远共商，以长沙系湖南总会之区，为衡、永、辰、常、宝庆诸府必由之路，既可以接云贵，又可以达广西。由他“往来驻扎其间，始可四应调度，相机进攻”。而以祖泽远由武昌移驻荆州，往来于荆、襄、武汉之间，“以扼全楚”。[25]并请增兵以驻武昌。由于洪承畴“招抚江南，奏有成效”，深得顺治帝信重，故凡有所奏，无不允准。与此同时，十年十二月，顺治帝调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驻镇湖南，次年二月，命靖南王耿继茂率部自广州移驻桂林，以为声援接应之势。而洪承畴也于十一年三月进抵长沙。在此期间，洪承畴“简拔将领，练兵制胜”，并在政治上广为招抚。他主张“多得贤良，安民劝农，“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26]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湖广等“地方稍得改观，人心渐有固志”[27]。十二年二月，顺治帝在谕旨中肯定并称赞他说：“闻五省经略辅臣洪承畴在彼操练军兵，修整器械，军威殊壮，招徕抚辑戢，民情悦安。”[28]

顺治十二年四月，大西农民军孙可望发兵六万、船千余艘，向清军大举进攻。他遣安南王刘文秀攻常德，分兵遣将军卢明臣与兴国侯冯双礼取武昌、岳州，打破了西南战场上近两年来的僵持局面。常德为湖南要冲，地近辰州、沅州，通过水路可直达岳州，故为武昌之藩篱、荆州之门户，一向为洪承畴所重视。之前，他已在此设置重兵骁将镇守。见大西军来攻，他与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遣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等设伏邀击，水陆追剿，遂大败农民军。卢明臣堕水死，冯双礼受重伤，刘文秀退回贵州，大西军副将以下降清者40余员。这是洪承畴任西南经略以来的第一个重要的战役，也是他贯彻“以守为战”战略的胜利。顺治帝闻讯大喜，谕洪承畴曰：“尔与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等筹划有素，调度合宜”，“张挞伐之伟略，绝窥伺之狡谋”。随即颁旨嘉奖，命晋其太傅兼太子太师，荫一子入监。

尽管初战告捷，洪承畴仍然认为：“湖南地方辽阔，冲口甚多，逆贼窥伺非止一处，而见在官兵甚为单薄，顾东遗西，顾南遗北，战守尚难，分布开拓，未有根基”。故而他多次疏请增兵湖南、湖北与粤西，并主张“于来岁（顺治十三年）秋冬之交方可议兴剿之师”。届时，由他率领的湖南满汉大军担任主攻，“或由常德、澧州以进辰州、沅州，或由宝庆以进武冈、靖州，而广西之全州、柳州、浔州等处，各大张进兵声势，以分孙逆之肘”。四川大军则由平西王吴三桂等率领，“或径取遵义，以逼贵州；或分取重庆、夔门，以通荆襄。……庶几胜算在握，开拓有机”。[29]

但是，洪承畴的这一求稳求实、着眼于“一劳永逸”的作战方略，由于过分强调于守，而受到来自朝廷各个方面的反对，户部侍郎王弘祚劾他征兵转饷，大为民困；四川巡抚李国英责他“坐而自困”；新任宁南靖寇大将军阿尔津等也主张立即攻取。就在他不堪压力、以年老有疾求罢之际，顺治十四年十月，大西农民军中发生了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内讧。孙可望战败后，由贵州奔长沙，于洪承畴军前投降，力陈云贵可取之状。于是，是年十二月，清廷决定三路进取云贵。一路由吴三桂同固山额真李国翰由四川进贵州；一路由固山额真赵布泰同提督线国安由广西进贵州；一路以固山额真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席哈由湖南进贵州。“经略洪承畴或应与大兵同行，或应尾大兵之后，已令其相机定夺”。[30]可见，清军三路进兵的部署，与洪承畴先时所筹划的顺治十三年秋冬进剿的方案大体相同。而清军也正是在这一部署的总体思路之下，于顺治十六年正月攻占昆明，永历帝逃往缅甸，洪承畴经略西南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应该说，孙可望的降清，不仅改变了洪承畴的被动局面，且成就了他经略西南之功绩。换言之，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洪承畴以守为战的作战方略之可取。对此，有孙可望的投降书可以证之。书中有云：“满洲大兵精强，威声赫濯，自顺治十年岔路口一战，杀伤滇黔兵甚多。十二年初犯常德，又折兵万余，兼以数年之内，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31]

总之，洪承畴于北京出发前对经略西南的总体设想是要“真剿”，故有“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之议论。但抵武昌、长沙后，他鉴于前线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以守为战”的军事方略，欲先巩固自己，然后寻找机会，消灭敌人。客观地说，洪承畴的战略部署既是他本人一贯的用兵风格，也符合清军的具体状况，应该是正确的。但是，他自顺治十一年初抵长沙，至十四年十月孙可望投降，前后历时三年有半。期间，大西军内部的矛盾早已是势同水火，清军可乘之机当为不乏。只是年过60有余的洪承畴过于求稳，过于“事事小心，三思不苟”[32]。所以，才出现经略数年而“寸土未恢”的局面。然而，历史的评价不但要看过程，尤其重结果，无论怎样，孙可望的降清及其告白对洪承畴经略西南的政绩是足可给予肯定的。

三、“进取大事首以收拾人心为本”，

“收拾人心先以约束官兵、秋毫无扰为本”

“收拾人心”与“约束官兵”也是洪承畴的一贯用兵原则。早在顺治元年三月，洪承畴便向正在入关途中的摄政王多尔衮上了“三不”政策，即“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33]，用以加强军纪，缓和因征服战争而带来的民族矛盾。但清军对这“三不”政策，仅在入京途中得以一度贯彻，而在下江南时，又依旧掳掠杀戮，其客观效果必然是加剧了中原广大汉民族的反抗。

如前所述，洪承畴是在抗清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来到江南的，所谓“满地皆寇，处处响应”。他以成熟的政治经验意识到，要想彻底扫荡江南诸叛，必须首先争取民众，收拾人心。因而他每恢复一城，必“分发告谕，宣扬朝廷德意”，同时严肃军纪。顺治二年九月，洪承畴率军击败金声，收复徽州。这是他招抚江南以来的第一个大的战役，城破之后，他一反以往清军下令屠城的作法，“驻营城外，不令一兵入城”，并“出示安民，市肆如故”，秋毫无扰。[34]从而一改清军在江南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成为其收拾人心的一个重要举措。更重要的是，自此而后，加强军纪，约束兵丁，便成为洪承畴治军的一个重要手段，并影响到其他将领。如顺治三年八月，提督总兵张天禄奉调赴福建建宁，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谕其：“凡经过城市、乡村，约束兵丁，不许扰害民间。”[35]博洛为太祖努尔哈赤孙、阿巴泰子，曾随豫王多铎南下剿灭弘光政权，清军对江南的屠戮他也染指其中。因而，由博洛这样的满族亲贵谕令部伍约束兵丁，当十分具有代表性。据此，似可以认为，清军军纪的整肃在招抚江南中较为普遍，它成为洪承畴招抚江南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顺治十年，洪承畴在经略西南之后，仍然严饬部伍。奉命伊始，即宣布军纪，其统领的军伍，“向奉有明旨，兵马不许进城”。以故，在由京师奔赴武昌的途中，将士官兵皆要宿于城外。其时，正值冬季，“自河南府十一月初五日起行，一路大雪连绵”，然洪承畴却“传各官兵冒雪前进，仍严加约束，各守法口，不致生情扰害”。[36]清廷为尽快绥定西南，议定增遣满兵，命携家口驻防武昌等地。洪承畴虑及大军所过，沿途居民为之骚扰。所驻之地，又须拨给房屋土地，甚为民累。为此，他疏请“停止携带家口驻防”[37]，以减少对百姓的惊扰。

尤为值得论及的是，军中一旦发现违纪现象，洪承畴立即严惩不殆。顺治十一年正月，洪承畴驻守武昌时，有旗下官员拜他喇布勒哈番（备御）张任先者，因“随营酗酒，又掠淫良妇”违纪犯法。洪承畴奏明三法司请旨后，命于军前处斩。为儆效尤，行刑时，洪承畴会湖广总督祖泽远传集各提督、总兵将领，当众宣布谕旨，然后将张任先押赴武昌府的武胜门外，于驻营军前斩之。[38]正由于他治军纪律严明，故所属将士多有收敛。是年三月，清军初抵长沙，民人多已逃亡，“城内城外尽皆瓦砾，房屋皆无。”但进入城内的满汉大军却“号令严明”。洪承畴在其奏疏中称：固山额真季什哈（席哈）等，“念地方之苦，计切安民，官民秋毫无扰。而抚臣、道臣两月内多方召集，民人渐次入城，各寻占原日地基以竹草盖房，城内城外住着约有数百间，各有买卖，生理日已增添。”[39]洪承畴再一次收到了严肃军纪、“收拾人心”的成效。

顺治十五年正月，清军欲进取云贵，洪承畴进一步明确指出：“进取大事，首以收拾人心为本，收拾人心，先以约束官兵、秋毫无扰为本。”他认为：云贵不比他省，苗蛮不比汉民，“当此大兵初到，一得人心，将来收拾自易，所关甚大”。故而疏曰：“云贵地处要荒，与西北各边、腹里各省迥别。……苗蛮族多，民人绝少，风俗完全不同，……古称反复难治之国。”“若果号令严明，官兵无扰，一得其心，则帖然信服。”“倘若纪律不严，抢掳扰害，一失其心，则风声传播，苗蛮先逃，皆窜入山村洞窟。不惟向导无人，粮草无资，调遣无术。且于大兵经过之后，或山口拦截，或要路挑断以阻我兵行。即有摆设，塘拨兵多则无米食用，少则伙众暗袭，举步皆不能通。是以进取云贵，兵威宜先，震慑恩信，尤加绥怀，必先得土司苗蛮之心，方可为一劳永逸。”为此，在出发前，他要求满汉大兵及文武官吏，如迎战敌军，苗蛮阻路，自当剿杀。除此而外，“官兵经过州县及土司蛮峒，不分散远出，不私离队伍，一衣一物毋得擅动，茅屋木架毋得擅毁，贸易悉照公平来往，众掳掠尽行禁止”。“但有投诚等众，人口财帛分毫皆属彼有，使诸蛮不为贼用”。如有违犯上述军纪，并“杀害良民兵丁”者，“立正军法，经管大小将领拿问治罪，各提督镇将大小各官必咸相告诫，以期拓土安民共享太平”。[40]

待清军进入贵州后，洪承畴又以土司苗彝向为“裹头跣足”，与汉俗不同，奏请于贵州、湖南“暂免剃发，照旧妆束”。奏准后，“顺治十五年八月奉旨依议行”。洪承畴一路刊刻告示，将此晓谕各地苗彝。“贵州土司苗蛮无不鼓舞，顶戴皇上破格洪恩，争先出山贸易、耕凿、运交米粮，以各效诚悃。”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与此同时，洪承畴又奏请将云南、广西亦照贵州事例，暂免剃发，以广示招徕。[41]

上述事实可以说明，如果我们将洪承畴经略西南的成功，仅仅归功于他以守为战的军事征服，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收拾人心”的诸项举措无疑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往往易被论者所忽略。

四、新辟之地，“百务创设，慎始虑终”

在招抚江南与经略西南的过程中，洪承畴的又一功绩当为致力于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建，凡新辟之地，无不尽心筹划，所谓“百务创设，慎始虑终”。

早在顺治二年闰六月，清廷对江宁的陪都机构应否继续设置举棋不定，九卿科道众说纷纭，“有议留六部、都察院，操江、巡江府，国子监、六科者”；“有议立都督府，以亲王领之”者；有议虽仍设六部，各部只设侍郎并量减司道官者；更有云“我朝定鼎北京，当以南京为陪都者”。最后议定：“南京著改为江南省，设官事宜照各省例行。但向来久称都会，地广事繁，诸司执掌作何分任，听总督大学士洪承畴到时酌妥奏闻。”[42]也就是说，洪承畴在肩负招抚江南重任的同时，还有重建国家行政机构、以尽快恢复统治秩序的职责。

根据江南建省的指示，洪承畴于顺治三年二月，提出了具体方案。疏曰：“江南改京为省，一应设官自当与各省一例”，“其部院等衙门俱应裁去，惟户、兵、工三部以军务方殷，兵马钱粮船艘为重，应于北京三部中差满汉侍郎各一员驻扎江南省城，协同经理”[43]。也就是说，洪承畴在对江南实行全国划一管理并设官的同时，又根据江南的特殊状况，暂时保留了部分中央衙门，以为裁撤陪都的过渡性措施，而且洪承畴还就官缺的设置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对于洪承畴所荐诸官，除了南祭酒、司业，清廷不在江南设官缺外，其余诏准“所司分别拟用”。顺治三年二月，又从“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之请”，以故明高射斗为江南按察使司副使，李尔育、张天机、王璲三人为江南布政使司右参议，卢世扬、何平二人为江南按察使司佥事，杨志和为江南掌印都司。[45]

顺治四年初，江南大局已定，但地区新经恢复，官员文武职分不明，武职滥用职权，致地方行政出现混乱。七月，洪承畴提出，必须依照旧例，“凡提督总兵、镇守总兵营伍应用中千把总等官，皆必移会巡抚从公选用，给有印信札付方许到任管事，提督镇守总兵不得自行擅委。此经制一定，提督镇守总兵及副参游击等官只许整练兵马、防剿贼寇，其地方文官民事自有抚按及道府州县经理，武职不得干预”[46]。这一主张，对于一个缺乏政府行政管理经验的新王朝而言，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同年九月，洪承畴又开始筹划江南省城兵马钱粮经制事，并请裁汰冗兵员额。他说：“江南省城自兴朝定鼎以来，奉明旨特设有满汉二提督、马步官兵，又有操江旧额马步官兵，俱先经诸臣题定，营伍经制无容另议。惟有豫王初渡江收有归顺原任平南伯刘忠、广昌伯刘良佐，及提督总兵许定国、李本深……等，各有部下马步水陆官兵为数甚多，皆明朝之末，滥觞无纪，……转相混冒，不成营制。职久欲裁汰归一，乃因顺治二三年，江南初定，各处俱请发官兵分布剿防，……未得随时清理。职今就见在省城内外远近官兵，谨逐起查明分析开列。”[47]十一月，再请裁徽州总兵李仲兴、安庆总兵黄鼎、镇江总兵马得功等，并请将徽宁提督张天禄改调苏松四府提督，驻守崇明总兵杨承祖改镇苏州，以宁国总兵胡茂祯改镇徽宁，以芜采总兵卜从善改镇池太，广德总兵郭虎仍镇广德，“业经兵部覆疏奉有谕旨”。此外，洪承畴还就各提督总兵任事虽二年有半，但“塘报公文及支领兵马钱粮等事皆用白头文书，难以稽查，甚为未便”，奏请“必给以敕书关防，庶地方上下有所遵”[48]。

从其事事精详，言必有据，不难看出，洪承畴为清王朝一统江山的建立殚精竭虑。正是他的积极筹划，江南的行政与武备都得到重建与整饬。而后，他在经略西南五省期间，仍一如既往，西南诸省的一应建制，也多出自洪承畴之手。

顺治十一年正月，洪承畴抵武昌未几，便以道员需人，接连奏请调补。他先以驻扎湖南常德的现任分巡湖北道周来凤与推官董斑皆赃私累累，荐举“口碑载道”、并有“御寇之捷”的山东莒州知州陈全国补任。[49]又以宝庆府为湖南第一险要，严疆事务繁难、道臣必得历练，将驻于其地的现任分守下湖南道吴臣辅以过于“文弱”奏请改调，补以精干的黄州府同知程云生。[50]再以驻于江西临江府的现任分守湖西道张子梃病故，荐河南睢陈道祖重光补之。[51]此外，洪承畴发现担任湖南重镇常德守卫的副将申鼎健年老力衰，准其休致，奏请以“战阵久经、谋略夙裕”的湖南右路副将孙喜策补缺。[52]

顺治十二年十一月，清廷“设湖广祁阳、益阳两县总兵官各一员，兵各三千名，安东县参将一员，兵一千二百名，从经略辅臣洪承畴请也”[53]。十二月，“以经略洪承畴军前办事原任山西平阳府知府张云龙为湖广按察使司佥事，分巡武昌道”[54]。与此同时，洪承畴又就湖南常德府原通判张鹏翼被劾，衡州府属桂阳州知州张士彪病故，两缺出，疏荐原任江西南康府推官张道澄补常德府通判，现任长沙府湘潭县知县刘见龙升补桂阳州知州。[55]而洪承畴所荐之人，或“历俸有年，且在军中竭蹶有效者”，或“任事历练，饶有干才”，“效力功多者”。

顺治十五年，清军进入贵州。而斯时，贵州久经战乱，“旧章无考”，“通省钱粮全无头绪，刑名教化久已废弛”。洪承畴见状，立即着手恢复贵州的行政建置。他鉴于穷荒初辟，人多视为畏途，且部选之官至黔，“数千里险途非十余月不能到”的现状，每收复一地，即于其地设置官守。例如，是年四月，命投诚总兵张飚会分巡思南道；[56]五月，荐分巡下湖南道佥事陈正中升以参议衔补管湖广都粮道；岳阳府同知吴光国升以佥事衔补管湖广分巡下湖南道。[57]七月，他就近举用分守湖南道副使黄中通以参政职衔补管贵州左布政使事，用宝庆府知府张惟养以副使职衔补管贵州按察使事，用分守下荆南道佥事赵焘以参议职衔补管贵州提学道副使事；[58]九月，以属下副将张扶龙为分守思仁道。

总之，由洪承畴疏荐者，下至州县佐贰，上至布臬两司及巡抚。例如，贵州巡抚卞三元，初由湖广分巡上荆南道为洪承畴荐补湖广驿传盐法道；原任湖广巡抚林天擎“奉旨降级调用”，洪承畴荐举起用云南巡抚；而云贵总督赵廷臣，更是每每受荐于洪承畴，先是，顺治十一年，由革职之江宁府江防同知，由洪承畴荐举起复为湖广分巡下湖南道。十五年，再荐用为贵州巡抚。[59]

十六年正月，云南恢复，而对贵州的料理也稍有头绪，于是洪承畴即筹划新辟云南的“百务创设”之事。其时，诸路大军云集，粮饷为军需首要，洪承畴“必先凑足十万两可济王师及两路大兵一时通融应用”。而当时，自湖南解到饷银除留备贵州满汉官兵支用外，仅凑足五万两。[60]云贵两省粮饷中断，洪承畴不得不亲赴贵州催办。而年过花甲的洪承畴，身体更是每况愈下。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下，洪承畴也十分关注云南的守备问题。三月，洪承畴便援引元明故例疏请命以王公镇守云南，他说：“云南尤为险远，土司种类最多，制之非易，故前元朝用亲王坐镇，明朝以国公沐英世守，乞敕议政王、贝勒、大臣为久长计，留兵驻镇，俾边疆永赖敉宁。”[61]经议政王大臣、贝勒等会议议决“平西、平南、靖南三藩内，应移一王驻守云南”，诏“命平西王驻镇云南”[62]，成为三藩分镇之初议。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清朝以异姓王分镇西南与东南，实发议于洪承畴。而三藩分镇，在最初的几年中，的确使清王朝收到了以藩屏周的功效。

无庸讳言，洪承畴的降清，使他成了“大节有亏”之人，并因此被乾隆皇帝打入了“贰臣”的行列。对此，学界的认识也多有歧义。但是，“忠君”与“气节”的道德标准，只能属于封建时代。如果说，它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参照系数的话，它只能说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洪承畴在一个社会鼎革、改朝换代的历史时代，身为一个没落王朝的官僚，在国家灭亡之时，既不能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就必然要作出去与从的选择。如果洪承畴不屈而死，他便会取得大明忠臣的荣誉，并因此流芳百世。但是，他的个人行为，于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没有任何意义。相反，他的降清虽然使他背负了对传统道德背叛的罪名，却以个人的作用，对国家与民族统一的重建，对社会的安定和百姓的安居，作出了贡献。而这些当是洪承畴这一历史人物的主流。

[1] 《研堂见闻杂录》。

[2]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

[3]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洪承畴传》。

[4] 赵翼：《簷曝杂记》卷二，《洪经略行状》。

[5] 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

[6] 《摄政王起居注》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二日。转引自《清代人物传稿》上编二卷，《洪承畴传》。中华书局。

[7] [意]卫匡国：《鞑靼战纪》，见杜文凯编《清代西人闻见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8] 《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

[9] 顺治十年（1653）六月，洪承畴在奉命经略西南时奏称：臣“以平贼安民为责任，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这段话，虽为经略西南而发，却是他对招抚江南的经验总结。见《明清史料》甲编第4本，第307页，《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密疏稿》。

[10]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洪承畴传》。

[11]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第23页。

[12]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张缙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