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是清前期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自此，台湾始置于清朝中央政权统治之下，促进了祖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但是，如何巩固统一的问题，又严峻地摆在康熙帝面前。面对朝野纷争，面对放弃和保守两难，他高瞻远瞩、果断决策：保守台湾。

　　统一之初，整个台湾“开垦十无二三”（[乾隆]《台湾府志》）。开发比较成熟的地区也只是台湾西南部及高雄一带沿海平原，即北自朴子溪，南到淡水溪，东到中央山地外侧之番界岭，大约方圆百里左右。旧日郑氏部众，以及沿海来台的民众，纷纷相率还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逃亡南洋群岛，因致台湾空虚，人烟寥落，全台只剩下六七万人。当时台湾地多烟瘴，荒山野岭遍布，人多视为畏途。朝中臣僚和地方大员中有人认为台湾“海外泥丸，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郁永河《裨海纪游》），主张放弃台湾。但闽浙总督姚启圣认为台湾若弃而不守，“势必仍做贼巢”（《舆图既广请立规模》），主张保守台湾。面对不一意见，康熙帝令派往福建的侍郎苏拜与总督姚启圣、巡抚金鋐以及水师提督施琅会商，结果拿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意见：“留恐无益、弃虞有害。”（江日升《台湾外记》）之后施琅再次表示“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围”（《恭陈台湾弃留疏》），力主保守台湾，而朝中颇有政见的大学士李光地则主张放弃台湾。康熙帝权衡利弊，认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起居注》），确定了保守台湾这一影响深远的决策。后来他还多次说：台湾虽然孤悬海外，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保守台湾，对东南沿海的安定十分关键。及至康熙五十年，康熙帝还曾对李光地说，“朕思台湾、澎湖之地，关系甚大”。足见他始终把保守台湾看作巩固东南沿海甚至清王朝长治久安大局的重要举措。

　　在保守台湾的决策下，清廷加强对台湾的政治、军事统治。二十三年四月，康熙帝谕户部、兵部，于台湾设置郡县、营伍，设一府三县(即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并派重兵驻守，选派得力官吏充任知府、总兵。但保守台湾的根本，是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巩固统一的基础。康熙帝的远见卓识就在于他把推进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为巩固统一的根本大计，采取各种举措开发台湾。

　　台湾开发首重农业，而农业的开发是以土地开发为前提的。清廷首先宣布郑氏旧有土地，除部分留作“官庄”外，官私田园悉为民业。与此同时，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实行“招徕垦田报赋”的方针，鼓励垦荒，以此增加国家收入，支付台湾的军兵粮饷。其办法很简单，由垦主“赴县呈明四至（指土地的边界），请给垦单”，便可召佃开垦，所垦荒地尽归业主所有。对于“所需耕具及牛种”，政府“自当给照，听民内地采买”，“一纸执照，便可耕耘，既非祖父之遗，复无交易之价”（[康熙]《台湾府志》）。这样，就吸引了一些官吏和民众开发新土。台湾人陈远致，康熙二十二年以军功置参将协赞水师提督施琅，台湾统一后，清廷令其安插居民，他用自己的1300两赏银，“募佃开垦田园二万余亩”，清廷褒奖其功，提升他为左都督。汉族地主杨志坤、施世榜先后在半线、东螺一带集众垦荒，并引水灌溉田地，连年丰收。杨志坤因此发迹，成为“家蓄佃农数千人”的大地主。在政府鼓励下，自然条件较差的台北、台中也开始垦辟。康熙四十七年，泉州人陈赖章与当地民众一起开发了台北一带。五十五年，台湾人阿穆带头开发台中。这些开拓都是在清政府直接支持和控制下进行的。

　　垦荒需要大量劳动力，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大陆汉族劳动人民源源不断地迁来，大大促进了台湾开发。统一之后，闽、广沿海人民无产业、家业者，纷纷冒险渡海而来，以致人民聚集日众。开始清政府曾一度禁止广东潮州、惠阳一带百姓渡海来台。但潮、惠沿海居民仍乘私船来台，每船多至二百余人。台湾知府周文元指出，台湾和大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往来势难断绝，若不稍宽其途，私渡者仍难禁绝。因此，统一台湾后的第二年，清廷便开放海禁。此后50年间“台地开垦、承佃、雇工、贸易，均系闽、粤民人，不啻数十万之众”。他们和台湾人民一起开发了祖国的宝岛。开拓者们“冒险而进，翦除荆棘，备尝辛苦，以辟田畴，成都聚”，“胼手胝足，出生入死，而后得此尺寸地”（连横《台湾通史》）。几无人迹的台湾东部界番岭以东，他们也“敢至其地”，使得这些地区“生聚日繁，渐开渐远”。广大劳动人民在开发台湾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康熙四十七年，开垦台北一带时，因地多瘴毒，山谷奥郁，穷年阴雾，罕晴霁，很多大陆来的兵民因水土不服，死在自己所开拓的土地上。

　　台湾开发带来了“番民和辑”，“视疏若亲，穷乏疾苦相为周恤”的民族团结的局面。台北盆地本来是高山族大佳腊 (大加蚋)“番社”地，福建沿海劳动人民来后，和高山族同胞一起，经过艰辛的垦辟，开发出大加蚋堡(今台北市)。台湾县罗汉内门、外门的田地，原是高山族大杰巅“番社”属地，康熙四十二年“台诸民人招汀州属县民垦治，自后往来渐众，耕种采樵”，使这一带土地成为肥沃的良田。广大汉族劳动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开发，台湾农业迅速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到四十九年这25年中，新开垦的田园(台湾耕地有陂塘贮水者为田，旱种者为园)就有11655甲多，按台湾1甲合内地11亩计算，约合127000多亩。开垦范围遍及全台各地：高山、平原、海滨，台东、台北、台中，至康熙末年南北“延袤二千余里”。经过拓殖，台湾所生产的粮食除供当地军、民食用外，每年还得“千仓万箱、资赡内地”。内地遇有灾荒，也从台湾调运粮食。雍正元年(1723)浙江饥荒，从台湾调运大米一万石，第二年又运四万石。农业开发使台湾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诸罗县为例，到了康熙末年已是“昔之鹿场、今之民居；昔之丰草，今之嘉谷”（《诸罗县志》）。

　　随着台湾农业的发展，当地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教育也日益发展起来。制糖是台湾的主要手工业，至康熙末年已有相当规模。当时，台湾、诸罗、凤山三县每年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合5万多吨。当地所产的白糖和乌糖广受欢迎，往往“糖斤未出，客人先行买定，糖一入手，即便装载”（黄叔璥《赤嵌笔谈》），贩至上海、宁波、镇江、苏州诸处及日本、吕宋（今菲律宾）诸国行销。 

　　除制糖外，台湾还有晒盐、采硫等手工业。晒盐在康熙年间由私人经营，民晒民卖，规模较小。台湾硫矿资源丰富，康熙三十六年，著有《裨海纪游》（又名《采硫日记》）的浙江人郁永河在台湾煮炼硫矿，多时一锅可得净硫四五百斤。

　　当时台湾人民已经开始植桑育蚕。诸罗一带栽种桑树，以叶饲蚕，有的地方也种棉麻，促进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台湾县一带有很多妇女从事手工艺术品的生产，其刺绣之巧，几迈苏杭。一些高山族妇女还学会了织布，她们以狗毛苎麻为线，染以茜草，所织布匹朱殷夺目。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商品流通提供了条件。台湾与内地及海外的贸易日益繁荣。其时，海路至漳州、泉州、福州、厦门、上海、宁波、山东，有客商甚至远至东北交易。商旅辐辏,器物流通，台湾土特产源源不断运往大陆，换回台湾人民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

　　清政府也很重视发展台湾的文化教育。康熙年间，兴建了台湾府、台湾县、诸罗县、凤山县儒学各一所，由教授、教谕及训导掌管。又兴建海东、宗文两书院，在台湾县建社学三所、诸罗县七所、凤山县一所。此外，还在高山族同胞居住区建了许多社学，另有义学、民学等等。政府特别鼓励高山族子弟入学，并且由政府挑选和委派有较高文化水准的汉人到学校执掌教席。康熙末年，不少地方高山族学生已经能背诵《诗经》等古典作品，书写汉字亦颇有楷法。

　　为什么康熙年间台湾开发如此迅速并且卓有成效呢? 

　　首先，康熙帝把开发台湾，推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始终摆在保守台湾的首要位置。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台湾的开发提供了重要保证，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可能在国内各民族、各地区间进行经济文化的充分交流，其中包括生产经验、生产工具和优良品种的交流和推广，从而进一步繁荣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同时，国家统一为台湾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条件。历史上，外国侵略者一直妄图染指台湾。康熙帝在宝岛归入版图后，立即派重兵驻扎，加强防务，使台湾人民免遭外国侵略者的涂炭。在此基础上推进台湾开发，提升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就为台湾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其次，各族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是台湾得以迅速开发的根本原因。没有他们的辛勤拓殖，就没有台湾的开发，他们以辛勤的劳动和血汗开发了沉睡的荒野，浇灌了那里的一草一木，使台湾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富饶宝岛。有人将康熙末年与40年前台湾刚统一时作比较说：“国家(指清朝)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未四十年，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二千余里，糖谷之利甲天下。”（蓝鼎元《复制军台疆经理书》）

　　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深感康熙帝在统一台湾以后的关键时刻，作出保守台湾决策的重大意义。他以开发台湾、提升台湾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作为保守台湾的根本，从而为有清一代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维护了东南沿海的安定，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大局。应该说，康熙帝对巩固统一、保守台湾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作者简介

　　朱诚如，1945年生，江苏淮阴人。曾任辽宁师范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主持院政副院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明清论丛》主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康雍乾三朝史》、《管窥集·明清史散论》等，主编《中国皇帝制度》、《清朝通史》、《清代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