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是我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座右铭。所以，为前代修史也就成为每一个新兴王朝的历史责任。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一方面以武力征服，另一方面又急欲“以修史定正统之位”。清朝入关后的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就匆匆下诏纂修《明史》。这不仅是借以表现其对明朝历史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以史为本朝统治的借鉴。然而，当时国家还没有统一，南明政权一息尚存，被清军击败的农民起义军仍力图恢复。到康熙初年，又有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的战争。所以清初前三十多年纂修《明史》无大进展。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国内政治形势较前稳定，经济恢复发展，《明史》纂修才进入进展较快的阶段。
《明史》怎么纂修、怎么定基调，修史的主旨是什么？这些问题不单纯是修史的问题，在当时还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在文字狱盛行的年代，肩负此任的臣子不无惶恐。其主要的难点与其说是史料问题，不如说是持什么观点、如何评论功过是非等重大问题，而以明末的历史尤为棘手。康熙帝对纂修《明史》十分重视，而且就如何修史发表过重要言论，提出过一些较为明确的思想。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康熙帝问学士牛钮、张玉书、汤斌等人：“尔等所修《明史》如何？”他们回答：嘉靖以前已纂修过半，万历以后因材料问题，“成书较难”。康熙帝说：“时代既近，则瞻徇易生（指容易产生徇顾私情的问题）。作史昭垂永久，关系甚大，务宜从公论断。尔等勉之！”（《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一十一）
同年十一月，康熙帝又召见大学士等，询问《明史》的进展情况。李霨回答说：“草本已有大略。自万历以后，三朝事繁而杂，尚无头绪，方在参酌。”可见，时代离得越近，与现实的政治关系越密切，这部分历史也最难写。对此，康熙帝再一次发表对修《明史》的指导思想，说：“史书永垂后世，关系最重。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颇之失，可以传信后世。”
三十一年（1692），康熙帝对正在纂修中的《明史》又做了一次重要的指示。他要求一定要编写出一部能被后世承认的《明史》、公正的《明史》。而且，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部官修的《明史》，还应该包括纂修《明史》所据以参考的明代各种文献史料。他说：“明代实录及记载事迹诸书，皆当蒐（同“搜”）罗藏弆（jǔ，收藏）。异日《明史》告成之后，新史与诸书，俾得并观，以俟天下后世之公论焉。”（《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倘若修成《明史》后而把据以参考的明代史料散失无存，那将是严重的损失。但是，这样的事情在康熙帝身后真的发生了。到了乾隆皇帝时，他借修书之名，把许多带有“皇明”、“明”字或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明代图书大量销毁。今日思之，仍令人慨叹！
康熙关于修《明史》的这种指导思想，在他在位时曾一再向臣下宣示。他说：“《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宋史》成于元，《元史》成于明，其中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当今之世，用人行政、规模法度之是非，朕当自任，无容他诿。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给大学士们看，并叫他们“晓谕九卿大臣”，让修史的人都知道。他在文章中以史为鉴，要求一定要修成一部能“使后人心服”的《明史》。他用二十四个字表达了他的决心：“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他认为，要做到以上几点，关键是不能苛求前人，不能用“责人重，责己轻”的态度去修史。他还以自身为例，做了深刻检讨：
“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尝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弥，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何暇论明史之是非乎？况有明以来二百余年，流风善政，岂能枚举？（《御制文》第三集“敕谕”，另见《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一十八）
的确，明朝二百余年，给后世留下许多宝贵遗产，该肯定的要肯定，不能一概否定。一次，史官把写成的本纪、列传送康熙帝审阅。康熙帝看后，命熊赐履校雠。熊写签呈奏，对洪武、宣德本纪“訾（zǐ，评论人的短处）议甚多”。康熙帝阅后说：洪武（朱元璋）乃一代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朱瞻基）是守成之君，两个人时代经历不同，“事迹悠殊”，但都是“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异世”，都尽到了为君的职责。我也是一代之主，也是“锐意图治，朝夕罔懈，综理万机”，希望登上治隆的盛世。如果对前代的贤君圣主横加挑剔，专门议论其是非，我非但“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他甚至说：“朕自反厥躬，于古之圣君，既不能逮，何敢轻议前代令主耶？”如若表扬洪武、宣德，写点论赞，还可以指示词臣“撰文称美”；如果“深求刻论，非朕所忍为也”。（《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他充分肯定明代的成就说：“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康熙政要》卷二十一）
当然，在封建时代，特别是清代前期文字狱流行的时代，要史官做到客观修史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康熙帝对修史的指示虽然反复宣示，但也不能完全贯彻执行，所以《明史》在康熙朝未能修完。雍正帝即位后，重开史局，对《明史》又进行了新的审定。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最终定稿，得以刊行。
需要指出的是，康熙之所以对修《明史》表现出客观、宽容的态度，既是他个人品质使然，同时也是出于维护自己历史声誉的考虑。他说自己“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一十八）为了避免后人的指责，他对送呈审查的《明史》稿本也拒绝修改，甚至表示“朕无一字可定，亦无识见，所以坚辞以示不能也”。一个封建帝王，在为前代修史时能够表示“畏后人”、“重良心”，能够考虑后世的公论，也是难能可贵的。《明史》在官修史书中之所以得到后人较高的评价，不能不说与康熙帝的修史思想有关。
当然，康熙帝关于《明史》的指示，是给当时人看的，更是给后人看的。他在位的61年中，清政府还是制造了大小文字狱多起。其中就有关于明史内容的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然而，康熙帝很懂得通过《明史》来彰显皇权的大公至正，特别是彰显他本人对明朝公正态度。即使如此，康熙帝的修史指导思想还是应该给予肯定，他的做法无疑是明智的，对当代新修清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
闻性真，又名闻性贞，1936年生，北京通县人，原北京出版社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发表《康熙与自然科学》、《康熙的医学与养生之道》、《康熙与农业》、《康熙与数学》、《拜上帝会与儒家思想》、《黄莲圣母事迹考》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