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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7月29日第五版刊载了金生叹先生《“休想封杀”？》一文，金先生认为王曾瑜的批评“严肃”。此言极为荒唐！ 

戴逸先生与王曾瑜先生均是国内知名的历史学家。戴先生担任过两届中国历史学会会长，王先生现任中国宋史学会领导，两位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本来，王先生对戴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有不同看法纯属正常现象，完全可以通过更为合适的方式进行表达。但王先生匆匆行笔，草就考虑欠周、疏于论证的《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一文，给人留下许多把柄。王先生之过，不在于“出这个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自由表达思想人的基本权利，需要大力提倡并加以鼓励。王先生之过，恰恰就在于其行文极不“严肃”。

一不严肃：用人身的攻击替代问题的讨论

历史著作中出现有争议的问题实属难免，同行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促进科研水平，提高历史认识的有益途径。但争鸣中特别需要谨守的是：

问题的讨论一定要基于事实展开。如关于曹彬是不是儒将问题。有学者指出，宋人已有称曹彬为“儒将”的纪录。（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四库本）引《建隆遗事》载，宋太祖赵匡胤对曹彬说“汝实儒将”。）王先生却认为“儒将曹彬”是“闻所未闻的新发明”。如关于岳母刺字问题。《宋史》载 “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王先生却说“什么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此类不顾事实的断言无助于相关讨论，应当注意在今后文章中避免。

问题的讨论更要注意学术规范。王先生提出“未见有曹彬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就儒将标准引发深一步的探讨。但王先生简单列举包括以上几条他认为“硬伤”的例证后，就草率武断地做出结论，“可知作者并未踏入现代史学的门槛，却大胆地任意创作，信口胡诌，误导读者。故称之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辈，应非冤枉。当然，如要追究责任，又非两位名人主编莫属，出此等作品，难道不感觉羞耻？?”，这就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争鸣的范围，而是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了。这种做法极不严肃，有害于良好学术争鸣之风气的形成。

二不严肃：用道听途说的传闻替代科学的论证

王先生认为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人“学力有限”，并“知道他们并无对全书进行质量把关的学力。”王先生的依据是“对两位的学问，还是有所耳闻”。王先生还说张政烺先生讲过一段话，即“此人（即戴逸）没有学问”。此话只有天知地知张先生知王先生知。张先生已经作古，因此真实性只有王先生一人知道，显属无从考证的一面之词，用以佐证绝不成立。如果张先生确实说过这种话，那也只是张先生私下的个人偏见。决不因为张先生学问好就能证明他说的话句句正确，一句顶一万句。

王先生是治史的，理应懂得用证据说话是阐明观点的起码原则。如果要对戴龚二先生的学力存疑，起码应当通读二位的文章再发表高见，绝不可以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仅凭“有所耳闻”就得出一个人有没有学问的结论。

王先生还说该书是“学术腐败”。理由是什么？通读文章，依据又是“据说”加猜测。一则，王先生听到一些传闻，“据他们说，其实就是一位主编所在单位的人民大学也全然不知此书出版的经过，只知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全未经过史学训练者，将今存的各种通史之类胡乱传抄，拼凑成书”。仅仅是凭“据说”，王先生就“完全明白”，“原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辈合作之结晶。” 再则，王先生对于该书获得中国图书奖极为不满，但又不加任何考证，靠猜测臆断就遽下结论，认为是“趋炎附势之风”造成。笔者写过一篇小文章，（“书生何必太意气—向王曾瑜先生进一言”）认为获奖一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阅。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件事情也看不出王先生所说的“当前史学界学术道德水平严重下降”问题。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即便是亲眼所见，也未必是实情。《孔子家语》里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孔子困于陈蔡时，七天没有吃到东西。有弟子与农人换了点粮食。颜回生火做饭，其间手伸进瓦罐抓了一把放进嘴里。不巧这个举动被子贡看到。子贡便向孔子汇报，说颜回偷吃。孔子不相信，认为颜回这么做一定有原因。待孔子询问此事，颜回以实情相告。原来有灰掉进瓦罐里，颜回觉得不干净，可是丢了又可惜，于是自己吃掉了。可见，亲眼所见，也需要求证，才能得出事情的真相。

王先生的许多看法，既不是来自于亲身经历，也不是来自于亲眼所见，更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过程，而是依据“耳闻”、“据说”外加臆测而作出。这种做法，也是极不严肃的。   

三不严肃：用情感的宣泄替代理性的分析

读过王先生文章的人，大抵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王先生实在太情绪化了，几近失控，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位年近古稀学者的身份。如王先生一再说《中国通史》是“丑闻”“丑上加丑”“三重出丑”，说主编者是“骗子”“不知羞耻”“信口雌黄”。这些道德判断的话语将理性分析抛却一边，严重扭曲了原本值得鼓励的思想。

历史研究是主观作用于客观的过程。在当代史学理论发展诸多潮流中，有一种反理论化的趋向，怀疑历史著述的客观性，怀疑理论的可能性，给历史学家的主观性留下无限空间。固然，历史著作的好坏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技艺。即便如此，任何研究工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任意创造。再高明的厨师也不能用土豆做出北京烤鸭来。完全不加分析的主观创造是小说，而不是历史，是倒洗澡水的同时将孩子一起倒掉。

王先生在评论《中国通史》时就将孩子一起倒掉了。《中国通史》也许是存在问题的。至于是哪些问题，应当理性分析。如学者如何应对市场对图文版通俗读物的需求？学者如何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不同类型的历史著作如何编纂？存在分歧的学术问题如何表述？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都有很多文章可做，值得大家一起探讨，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但王先生对这些问题的表述极其含糊，缺乏深入而有理性的分析，拉拉杂杂一通后，思绪就像脱缰野马，“随着世风日下，人们做坏事愈来愈多，愈来愈大，并且互相攀比，就不免产生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就是人们的脸皮愈来愈厚，说得文雅一点，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这种流于宣泄情绪的表述将该反思的问题全淹没了！信马由缰、发发牢骚的文章何来严肃性？

四不严肃：用政治的话语替代学术的话语

如果用学术眼光审视一切裁量一切尚可以理解的话，毕竟因为王先生是学者；如果说用粗俗的话宣泄情绪尚可以原谅的话，毕竟因为王先生也是凡夫俗子。但是，用政治的话语替代学术的话语，则是不能允许的。

在学术问题面前，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没有任何分别，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分别。但王先生文中多次出现“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词汇，如“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主编身为党员，该不该公开做个象样的检讨？”“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共产党员是怎么履践本党的宗旨和作风，挽回给史学界、中国史学会和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刻意将学者与党员联系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背后有无其他用意。在问题没有辨明之前，咄咄逼人，用党性强迫他人“检讨”，这完全有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

古希腊有个人叫普洛克鲁斯特斯，他常把捕到的人放到铁床上。如果人比床长，就砍掉长的部分。如果人比床短，就强行拉长与床相齐。学术不是普洛克鲁斯特斯之床，马克思主义不是普洛克鲁斯特斯之床，共产党员也不是普洛克鲁斯特斯之床。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套之，就是专制。

由上可知，金先生说王先生的批评“严肃”，不能服众。至于金先生文中所列举的“问题成堆”，也需要详加分析。

1，中国通史、史话、历史故事，结构、写法向有定势（注：疑为定式之误）。按：此话两说。中国史书体裁体例一直既有有继承也有发展变化。《左传》为编年体，《史记》为纪传体，《通鉴纪事本末》为本末体，夏增佑史书则为章节体。可见定式不见得就不能变通，变通了也不等于成问题。八股文为千年的定式，今日已经荡然无存。

2，历史普及读物，不等于降低历史科学之标准。按：此话不假。但王曾瑜所指宋代部分问题仍需要讨论，还不能说“确系事实”，金先生可参考相关争鸣文章。说民间故事是“降低历史科学标准”，更是妄言。稍有常识便知，任何民族的起源都与神话传说密切关联。这对于一个民族历史意识的形成大有帮助。顾颉刚最早关注民谣、戏剧，后关注三皇五帝、秦汉方士与儒生、五德终始学说，写出许多好文章。《史记》中神话与传说都可见踪迹，毫不影响其历史地位。

3，《中国通史》插图已构成侵权。按：这是有司断讼时才能做出的结论。金先生没有资格这么说。即便是侵权，逻辑上也无法证明该书不是好书。第二轮蛇年生肖邮票有著作权官司，国家邮政局为此赔偿19万元。北京申奥标志有陈绍华与韩美林之间的著作权争议。但我们都不能因此推出以上二作品不是好东西的结论。

4，不少论断似是而非。按：书中有些观点可能存在问题，但金先生说明代宦官专权“事实上，永乐后期即已经开始”，这种说法尚不多见，金先生应当提供证据。

5，淡化封建专制淫威。按：戴逸说《四库全书》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盛举”，与鲁迅“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不存在矛盾，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历史问题自然有不同认识。譬如秦始皇统一中国、修筑长城亦同样可作两面理解。

金先生根据以上几条“问题”，就断言该书不是好书，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严谨的。该书有没有问题？不用阅读我也敢说，肯定有！有谁拿得出一本没有“问题”的书来？该书是不是好书？这是价值判断，需要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