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董众（1892——1931）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较早从事《四库全书》保护与研究的学者。他不仅参与了1925年文溯阁《四库全书》从北京运复沈阳之事，还主持了1926～1927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的补抄工作，并于1930年最早提出了应当选印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的倡议。其所撰《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是《四库全书》七阁中，唯一记载流传过程的碑文；其《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则主张选印而非全印《四库全书》，立论高屋建瓴，论据充分扎实，见解精辟独到，措施周到可行，至今仍有启示意义；而《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议书》一文则是对前文主张的进一步落实。董众对文溯阁《四库全书》的运复与补抄，对该书选印的提议与规划，无疑为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的保护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董众；文溯阁；《四库全书》

一 前言

中国悠久的文明文化遗产，可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尧、舜时期。从西周开始的三千年封建时代，中央集权朝代的更迭，持续八百多年，封建王朝有序的管理制度，发展了生产力，经济发达促进了文明文化的辉煌。人民创造了俊美的象形文字、飘逸的翰墨书法，不仅记忆人类的思维意识，更是文化艺术古朴典雅美学的长卷。清乾隆盛世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可媲美于古老的长城、京杭大运河，堪称世界三大古老工程之最，意境深远，价值连城。

《四库全书》至乾隆四十七年编定，抄写了七部，分藏于南北七阁。七阁《四库全书》的流传和存废，几乎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七阁或焚毁于外侵内乱，或分隔于海峡两岸，或迁徙于避雷躲战，或遇承平而传播，各有各的命运。在幸运与艰辛的交替中，能为它们树碑立传的，除了诞生之初乾隆皇帝《御制文溯阁记》碑文以外，近百年流传过程中，唯一留下的勒之于石的碑文，便是现存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石碑了。

笔者的父亲董众是《运复记》碑文的撰写者（见图1），他参与了1925年文溯阁《四库全书》从北京运回沈阳的全程工作，随后主持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勘查缺损、补抄制书工程，他于1928年最早提出了应当选印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的倡议，唤起一代学者的热议与支持，纷纷列举《选印书目》。父亲董众于1931年被害故世，年仅39岁。今日重读董众1928年撰《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和1930年撰《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可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对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的整理、保护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这些功绩，不应被岁月的尘埃所掩埋。

董众先生像

▲图1：董众（1892—1931），字袖石，辽宁省法库人。191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校学习5年，1924年毕业于国文研究科。

二 董众的生平与事业

先父董众（原作“潨”，音cōng。他生前发表文章时以“衆”代之，现简化为“众”），字袖石，原名董春元，1892年出生于奉天省法库县。董众少年入村塾读书，启蒙塾师是霍德才先生（全县著名的精熟四书五经高师）。后受聘到法库县当国文教习。1912年，被选送至奉天省立师范学校官费读书。191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

董众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章太炎弟子吴承仕（检斋）、黄节（晦闻）、高步瀛（阆仙）等名师。据北京师范大学学籍档案记载，他大三和大四的国文作文课平均95分，文字学课平均90分。在校期间，他与杨荫庆老师和兆文钧三人合译英文《巴格莱氏教育学》（美国W.C.Bagley著，亦称《教育的历程》），1923年4月由北平共和印书局出版。胡适为之作序云：“我的朋友杨子余（荫庆）教授和董众、兆文钧两君把此书翻译成中文，我曾略窥原书的内容，故乐为之作序。”[1]1924年，董众从第十五届国文研究科毕业。在应届毕业生632人中，董众名列第三名。[2]

毕业以后，董众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志成中学教师，北京中国大学教授，开国文和文字学课。他还在私立弘达学院（小学、中学、大学预备校）义务任教，这是一所辽宁同乡创办的东北人在京子弟学校。其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在京的东北人受到重用，他受张学良聘请入顺承王府（今赵登禹路全国政协）或六国饭店，为少帅张学良讲国学课并代行公文。源于此，他得以在1925年以后的三年里，参与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复运奉天和补抄制书。

1926年，东北大学聘请当时还在北平的董众任东北大学（奉天）国文系教授、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27年底，在完成了抄补《四库全书》的任务之后，董众举家荣归故里，从北平迁徙回到奉天（沈阳）。据我母亲回忆，是由大帅府调半节火车皮，帮助运送典藏书籍。除了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他还兼任大帅府高级秘书、大帅府学馆国文教授，东北大学附中国文老师。

据现在可以查到的确切史料，董众辅导进步学生创办刊物，并受到中共满洲省委的指导。郭维城便是其中的一位。郭维城，1928年东北大学附中的学生，复旦大学毕业后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西安事变发言人、抗美援朝铁道兵司令员和铁道部部长，1955年授衔少将。他回忆说：“我们班有一位国文教师叫董袖石，他看我们几位同学接受了进步思想并且功课都比较好，就启发和引导我们说：你们出个刊物吧，我可以帮助你们。在董老师的倡议和鼓励下我找了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有李正文、石璞、范德珍、王得印、朱家清、赵殿礼等共7人，提出创办刊物的事，大家一致赞成而且热情都很高。办刊物需要大家凑钱，董老师也拿些钱，共凑了180元。经过多日的商量集资和废寝忘食的筹备，取名《冰花》的刊物终于诞生了，郭维城任主编，其他人为编辑。开始几期方向不明确，后来就完全登载普罗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这七位同学都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1929年，奉天宪兵队逮捕地下党和进步青年，1930年1月、2月《冰花》停刊。后来在解放区郭维城听人说：年轻时有一个杂志叫《冰花》，不知是什么人办的，我参加革命就是受它影响。”[3]

另据资料，1929年，东北大学附中高中学生郭维城等7名青年学生，在国文教员董袖石的启发支持下，集资创办文学刊物《冰花》。《冰花》一周出一张，八开单张，每刊发行2000份，共出20期左右。这份刊物受到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重视。他看了几期后，便指示在满洲省委工作的杨易辰，以读者身份前去与郭维城漫谈，予以指导。[4]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几期之后，刊物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冰花》出刊20余期，民国十九年（1930）被当局查封。

据现在可以查到的史料，董众按地下党要求资助进步学生赴欧洲“共产国际”。据辽宁省《法库县人物志·邱静山》记叙：“邱静山赴欧洲得到东北大学教授的资助。”[5]邱静山是董袖石的法库同乡，自中学起接受进步组织的任务，积极组织参加学生运动。1928年，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运动领导人邱静山等被校方开除学籍，中共满洲省委送邱静山等以出国留学名义，到欧洲“共产国际”赴任。董袖石教授关怀邱静山等3人的革命行动，接受地下党安排，无私资助差旅钱款。据母亲告诉我：送给三个人差、旅、学费现大洋500元。邱华锋（静山，1909—1997）、孙西林（锡麟，1910—1946）、胡师童（1908—1992）等，1926年经佟玉华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中共满洲省委支持下，他们拉起队伍奋起集会，发动群众上街游行，揭露日本人的“临江设领事馆和修筑铁路”侵略阴谋，口号是“抗议日本人在中国国境临江设领事馆；日本‘满铁’无权修筑临江铁路支线”。群众运动持续时间很长，群众抗议声势越聚越大，遍及东北三省和华北的北平。1928年，东北当局迫于日本人的威慑力，为平息群众“抗议运动”，令校方将学生运动领头邱华锋等人开除学籍。1929年东北大学有关人士透露：“学校保障不了你们的安全，请即刻离校。”邱静山到比利时参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在法国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入党，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53年从苏联回国，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1997年逝世。孙西林到比利时参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在法国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入党，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6年任中共满洲省委李延禄秘书，1938年到延安，1945年到佳木斯任副市长，1946年1月31日被特务袭击，头部中弹当场殉职，时年36岁，当地的公园命名为西林公园。[6]胡师童在比利时列日大学采煤科、电科学习，参加反帝大同盟，1935年回国，任煤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1962年入党，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1992年逝世。

现在可以查到，1930年到1931年，董众在辽宁省教育厅编的《东北丛刊》上，发表了六篇文史专业文章。此丛刊现在有古籍网出售影印本，便于当代学者进一步研究。从其篇目上，约略可见董众研究涉猎的范围之广：

学术：《说文解字所用字体说》1930年第1期

专著：《阮步兵年谱》1930年第3期

通论：《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1930年第6期

学术：《曹子建责躬诗于彼冀方考》1930年第6期

学术：《释今古文》1931年第14期

通论：《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议书》1931年第15期

碑文：《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1931年6月1日

《东北丛刊》的主编者是当时的省教育厅厅长金毓黻，他倡议的学术团体东北学社于1930年元旦成立，董众是积极的参与者，并担任主讲人。1930年1月12日，“在奉天图书馆东北学社成立后，召开第一次讲演会，主讲社员是董袖石教授，讲演题目是：《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对此，金毓黻在《静晤室日记》中评论道：

此题目本极平常，近人言之亦详，而董君之所论，殊具新解。其意以谓既名曰文学，即不能人人领会，其领会之程度亦有深浅之分，虽欲其为平民的，不可得也。今人大概以文言属于贵族，白话属于平民，此种分析实为浅见。文学之价值在内容，不在形式，所谓文言，所谓白话，皆形式问题也。故文学之程度愈高者，其领会之人愈少。设使世界人类皆立脚于文学之上，置其他学术而不顾，尚复成何世界！此平民文学一词不得谓之妥当也。董君研究国学极有根底，余已请其将今日讲词草成一文，布诸《丛刊》，以念之人人。[7]

于此又可见董众所涉学术范围之宽。

此外，董众对当年文字学界积极推广的汉语注音字母也颇有研究，曾到各地讲学。董众善书法、精魏碑，有墨宝遗留。[8]

三 董众与《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

董众撰《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45列，每列20字，共900字，讲述清二百年前集古艺文精华，编纂《四库全书》，建树中华文化史粹，也阐述了1925年为盛京文溯阁《四库全书》失而复归，为盛京文溯阁《四库全书》抄书补损，张学良率董众等人，十年如一日上下求索，辛苦劳累事成的赞歌。

立碑地点：沈阳故宫文溯阁东墙壁。

立碑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

材质规格：砂岩石质。长一七六、宽六八厘米。

形制纹饰：横式，边框刻花回纹。

书体格式：阴刻楷书竖式五〇行，全文九百余字，字径一点八乘一点五厘米。

镌刻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

保存现状：较完好。

收藏地点：沈阳故宫文溯阁东墙壁。[9]

《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成，第一部入藏北京故宫中的文渊阁，供皇帝御览；第二部即是盛京（今沈阳）的文溯阁，于同年秋开始分五批陆续运抵，为供奉祖先；其后才轮到圆明园的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盛京作为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乾隆非常重视。他在《御制文溯阁记》中说：“恰于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诗》之所谓‘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10]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占东北三省，文溯阁院内建筑沦为俄军马厩和炮兵营房，《四库全书》39卷被窃。1914年，北京政府下令调运盛京皇宫文物进京陈列，时任奉天督军的段芝贵，为了讨好即将称帝的袁世凯，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到北京，存于故宫保和殿。袁世凯短命的皇帝梦破灭后，此书被冷落在故宫中。

张作霖主政东北后，大兴文教，创办东北大学，引进专门人才。1925年，沈阳方面欲筹办图书馆，就像当初京师图书馆希以文津阁四库为创馆之基一样，想到了原属本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

1925年2月，时任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字子安）赴北京参加段祺瑞政府召集的“清室善后会议”，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1914年毕业生，董众陪冯广民到古物陈列所（即故宫外朝的保和殿）见到了文溯阁《四库全书》，董众与冯广民认为有责任把它运回奉天。于是众人一起奔走于沈阳、天津、北京之间，拜访、游说、写信说服诸方大员，争取到多方支持。[11]

在奉天，根据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记载，6月6日冯广民给省长王永江写信，陈述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对奉省意义以及保存好《四库全书》的无量功德。王永江表示支持，于7月18日分别给张作霖大帅（18∶45）和北京莫德惠代农商部长发电文，请求帮助索回文溯阁《四库全书》。张作霖大帅立刻电告北京执政府商办此事，并且于当日19∶45（仅一小时后）给王永江回电曰：“盛京王省长鉴，《四库全书》事，已电呈，可办到。”[12]北京的杨宇霆和莫德惠在京联络内务部总长任可澄和教育部总长章士钊，电文称文溯阁藏本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在张大帅的威力下，《四库全书》事进展顺利。7月20日，段祺瑞执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通过了归还《四库全书》的决议。

《四库全书》运回在即，7月22日，莫德惠给省长王永江发来电报：“《四库全书》已经阁议议决交还保存。惟此书三部中均有残缺，故由内（务部）教（育部）两部清理核对，以便抄补。”[13]为了防备夜长梦多，奉天方面立即派冯广民、张元俊二人来到北京与董众会合，抓紧时间同内政部、教育部接洽，办理文溯阁《四库全书》清点、交接、火车托运等事宜。

人手有限，董众发挥了他的优势，邀请北京弘达学院东北籍师生前来帮忙。从7月30日开始，30多人的队伍分成经、史、子、集四组，从9时故宫大门开启到17时大门关闭，冒着酷暑，在保和殿对《四库全书》进行清点、检查、交接、装箱，内务部和教育部以及古物陈列所都派专人前来监督交接事宜。根据冯广民向省长王永江所做汇报记载：8月3日，完成交接任务，计经部960函，装120箱；史部1584函，装220箱；子部1584函，装213箱；集部2016函，装245箱；总目20函，装3箱；考证12函，装2箱；共6176函，装810箱。8月4日，雇人由保和殿扛运至左掖门外。5日，运至火车站，列车已备齐随时装运。6日21时，装运事竣，“谨加封锁”，11时启行。8日凌晨1∶30到达奉天火车站，上午9时“交钧署派员接管”。

从省长王永江致电张作霖提议，到文溯阁《四库全书》实际运回沈阳，前后只用了20天。如此的高效神速，至今令人惊叹。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回沈阳，实为东三省文化界一大喜事，但接下来的工作更为繁重。首先，因文溯阁被东北军占为兵营，建筑残破需要修缮，使其成为永久保管《四库全书》之所；其次，经奉天省教育会呈请，奉天省府同意，组成了第一届“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共12人；再次，根据董众对《四库全书》的勘察核对，从1926年夏季开始，省教育会对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内缺损的书籍，进行确认和补抄，计16种72卷（见表1）。

表格

▲表1：残缺72卷的书名及卷册数

为此，冯广民派谭峻山赴北京，同董众一起，依照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进行补抄、制书。“请于故宫博物院，依文渊阁本，佣二十人补抄之，以董众、谭峻山董其事。”[14]勘察补抄的过程非常辛苦，董众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租赁北平弘达学院房间，购进上等笔墨纸砚等材料，组织领导20位文人学士，每天用工整的小楷抄写、校录，其书写格式、装帧、钤印均依样书仿制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母亲告诉笔者，是宫里太监往董众的家里取送书，仍保持着旧日规矩，书用黄缎子的包袱皮包着，还要给赏钱。寒来暑往，“盛夏挥汗，浃背沾衣，严冬冱寒，炉火无温。龟手瑟缩，而伏案校录未尝稍辍，仅七十七卷（‘卷’应为‘册’），越一载而始成”[15]。也就是说，此事从1926年夏季开始，至1927年夏季完成，经过精细打包运回奉天。

补抄之书中有抄重之本（见图2），如《西河集》《礼书纲目》《翻译五经四书》等残卷，现存辽宁省图书馆。为了亲见拜读此书，笔者曾三次前往沈阳，终于在2017年5月如愿以偿。这些补抄的72卷77册的文溯阁新书，极其精美考究，其字体既娟秀飘逸，又规格整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毛笔小楷撰书的满汉文《五经四书》的书页，汉字书写得俊美而潇洒，满文向左右伸出的撇和捺，宛如幅幅画卷，那人工手抄的字迹，胜过精工镌刻印刷品的细致划一。民初年间的文士抄补制书，确实达到二百年前御制内府写本水平。

▲图2：补抄之书

文溯阁的修缮在1926年11月完工，1927年初《四库全书》重新入阁归架，秋天又得到了补抄的新书。至此，勘察、补抄、制书、运复工程全面告竣，结束了文溯阁与《四库全书》书阁分离十余年的历史。

1928年7月，由董众主持，在文溯阁举办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展示会，敦请社会各界名士检阅参观。金毓黻尚在长春电灯厂经商，特意从长春来参观，并结识了董众。7月13日《静晤室日记》曰：“诣西华门省教育会，参观文溯阁贮藏《四库全书》，其款式、装潢一如文津阁本，余阅数帙，缮写亦精，楼下贮经，中层贮史，上层贮子、集，下层中部贮《图书集成》。此为刊本，装潢亦同《四库》。贮书之架系樟木制，其排列法一如清宫之旧。此书于民国初元运往北京，去年索回（这里记述有误，应为1925年索回），复归原处，由教育会保管。……惜未将此书颠末纪之以文，俾观览有所考征，……恐当事者无暇及此耳。”[16]金毓黻得以首次近距离接触《四库全书》。

文溯阁《四库全书》由北京回归奉天，无疑是本省人的重大成功，值得勒石纪念，传之久远。而亲身参与了运复与补抄全过程的董众，无疑是撰写碑文的最佳人选。1930年受张学良委托，董众撰写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

1930年6月，鉴于原“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人员或离省或有专责或难兼顾，经省教育会会长姬振铎呈请省府同意，重新组织“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指定12名委员，为袁金铠、吴家象、姬振铎、王化一、李象庚、汪兆璠、王光烈、孙国封、臧启芳、陈思、董众、卞鸿儒。董众为委员之一。[17]

四 董众与《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议书》

几乎与文溯阁《四库全书》复运的同时，影印《四库全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据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记：“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章士钊长教育部，又以影印事，提出国务会议，经讨论决定，将文津阁书交商务影印。时文津所藏，早经移存京师图书馆，而各方以《四库》中类多孤本，因之委托该馆抄录者颇众，收入尚丰，若经运沪，不免受其影响，暗中反对甚烈。故教部遂拟改印文渊阁本，即函清室善后委员会，派社会教育司司长高步瀛等，会同京师图书馆主任徐鸿宝等，前往文渊阁点查。高氏将检查结果，具文报告，并附陈意见，主张先择孤本及罕见之本，分三期付印，以期确收实效。章氏据报提出阁议，段执政及各阁员相继发言，议决文渊阁书，仍根据前次阁务会议，交商务照原书式样，复版印行。”[18]

高步瀛的报告当时并未发表，后来他1931年在《东北丛刊》第15期上发表《四库全书选印书目表》[19]，却是在董众主张选印的文章之后。

1928年（民国十七年）6月张学良接替张作霖主掌东北政权，同月国民政府入主北京，改名北平。12月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中央。1928年10月，北平故宫被民国政府接收，辟为博物馆，沈阳故宫也仿效办理。掌权伊始的张学良雄心勃勃，进一步推动东北文化事业。

1928年12月，金梁任博物馆馆长，再次提出出版《四库全书》。张学良大为支持，多次召开高规格军政会议，讨论影印、续修、校雠事宜，提出创办文溯阁《四库全书》校印馆，私人捐资二十万元。1928年12月4日，校印馆正式成立，张学良为正总裁，翟文选为副总裁，由杨宇霆主持财力，金梁任坐办，筹备影印事宜。“其初规模壮阔，并欲大购遗书，广招名宿，为续修《四库提要》之举，限期竣事。前书印讫，接印续书。又以《库书》删改错漏，触目而是，不可不借资别本，遍校一次，于是议三事次第实现。”[20]并将全盘计划通电全国，文告用充满激情的文字发表，执笔文告的主要人士是张学良从广东专聘来纂修《奉天通志》的藏书家伦明，由张学良、翟文选、杨宇霆署名，通电全文如下：

窃惟立国有史，传世在书，大而政教，精若艺术，共出一源。散见群籍，国之文野，史之长短，观于其  书，可考知也。古代文明，发源五地，我国其一，其四俱亡。良以轩颉以降，代有作述；载籍极博，文献足征。保守之勤，整理之善，传读之便，亦足纪焉。近世学者，多重考古。潮流东注，眷此旧邦。长短之策，下行之文，流布海外，竞相珍贵。然而我有和璞，彼拾碔砆，瓶之罄矣，繄谁之耻？曩在胜清，修书开馆，囊括古今，鉴别真伪，类为四库，庋以七阁。惟我奉天，额曰文溯，换世阅变，灵光岿然，石渠天禄，逊此美富。所惜地处偏隅，书类孤本，虽蕴公心，难快众目。学良等爰发宏愿，拟垫私财，就兹巨编。影以新法。售取廉值，成限短期。更有进者，阁书创始，美犹有憾，搜求未遍，忌讳过深，秉笔诸儒，弃取亦刻，漏略不免，亟宜补苴。又况乾隆距今，时逾百载，家富珠璧，坊盛枣梨，或阐古义，或拓新知，冰水青蓝，后出更胜。不有赓续，曷集大成？加以鱼豕之讹，古籍多有，校雠之学，时贤益精。广参众本，旁稽异文，别成札记，附于书后。凡兹三事，亟待并举。会当搜书岩壁，具币儒林，旧学商量，拾遗订缀，资借群力，发扬国光。现值邦基奠固，治理清明，投戈讲艺，薄海同企。伏望钜公长德，硕彦鸿儒，登高齐呼，襄兹盛业，往哲来学，实共嘉赖，金石是锡，瞻伫为劳。[21]

真是文采斐然，气魄惊人，但也可以说是好大喜功，轻举妄动。据《四库全书编纂考》说：“当沈垣通电发出后，国民政府文管处忽来一电，略言中央现正筹印此书，请勿复印云云。奉方以此事向未有闻，推想政府之意，殆不欲一方专其美，故覆称此间筹备已妥，乞以见让。其实，则俱托诸空言而已。盖此事表面上奉方虽特设文溯阁四库全书校印馆，举张学良为总裁，翟文选为副总裁，金梁为坐办，与渖垣大西关之东记印刷所议妥合同承印，先印二千部，每部约值国币一万二千元，以五年为期。曾由伦明辑《续修总目》一万余种。然其时对于印刷一事，即有两种主张：（一）就原书影印，略缩小，如商务之《四部丛刊》，后附校记。（二）用《库书》之名，而易其本，倘无别本，以文溯、文渊、文津三阁本互校，一律排印；为省费省纸，且便于储贮计，缩之至小。设馆以后，调查京、津、沪影印工人，仅得四五十人，与预算书每日须用三百之数，相差甚远。且照相所用之器具药料，俱成问题。及办法尚未决定，而杨宇霆突被杀，议遂中止。嗣张学良虽有二次之集议，但徒以通电在前，聊为敷衍耳，故卒不能举办云。”“嗣民十七，奉天拟印文溯阁书，时奉人董众以工程巨大，徒耗物力，建议选印孤本，说明主张选印理由三则，并拟定选书、用费、印售日期三项办法。”[22]

董众所作《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发表在《东北丛刊》第6期上，1930年6月出版。此文洋洋6000余言，凭借他对《四库全书》的第一手接触，进行了深入研究，引用大量资料，运用历史和批判的眼光，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选印而不是全印文溯阁《四库全书》。

在文章开篇，他全文引用了张学良领衔的通电，却并不是简单的拥戴奉承，而是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在概括叙述了《四库全书》七阁的成书、保存现状、分类、卷数规模之后，话题转到影印之议：“民国八年朱启钤倡议影印；民国十四年章士钊叶公绰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订定合同，运申影印，期以十年，均以政局变迁作罢。”[23]接下来他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论者每谓《四库全书》包括中国五千余年——乾隆四十七年以前——所有历史、民族、社会、政治、制度、宗教、天象、地舆、物产、文艺、哲理、美术、医算、农工、商矿、百家、杂学等，一无所遗，集中国学术之大成，为东方文化之先导。今之影印，学界之福音也。

这说法今人恐怕也认为是正确的，但是董众却话锋一转，未必然也，尚有应考虑者存焉。

他的理由是：

然则搜集图书，编辑目录，……乃海内承平之常事，多系私人之撰述。今以堂堂皇帝之尊，裒帙《四库全书》，表现一代思潮，用意果安在哉？……两朝递嬗之际，气节之士，往往奋其孤忠，号召胜国遗民，国而忘家，存死灰复燃之心，为博浪孤注之举，其志可以光日月而贯乾坤，其气足以幸山河而抗朝廷。而为人君者，怀之以德而不来，畏之以威而不俱，赏罚无以施，黜陟穷于术，不得不别谋征召之方，为长治久安之策。康熙十七年召修《明史》，十八年开博学宏词科，乾隆三十八年修纂《四库全书》，皆其要者焉。然则《四库全书》之修纂，乃乾隆皇帝之一种手段耳。

尖锐地指出了乾隆皇帝要控制文化、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

接着，董众大量引用乾隆上谕和《四库全书》中的材料，论列其书中“一改删甚多”“二弃取太刻”“三忌讳过深”的弊病，批评乾隆在搜集、编辑全书的同时，也在篡改、禁毁文化典籍。“且学术与政治绝不相蒙也，学术而以政治出之，未有能善者。乾隆以皇帝之尊，操政治之权，修《四库》之书，缮写者、纂修者、校勘者、总裁者，皆以公事视之，保举推荐，互有关联，一遇过失，同被诛杀逮。于是不得不互相隐密，冀幸免皇帝一人之发觉。而《四库》七阁，阁各三万六千余册，万几之余，能遍览乎？此可断其必不能者。”然后他指出书中存在的伪误和缺漏，有上谕和书例为证。清代知识分子畏于文字狱之严酷，“好学之士，觳觫戒惧，不敢如明季故老，高谈政治，聊承稽古右文之风，坐困故籍之内，于是校勘注疏音韵训诂……之学，跨越往古”。“于是终清之世，宋明学微而汉学盛。故朱笥河（筠）首奏请开四库馆，宋学家刘统勋力言其非，而乾隆卒从朱说，网罗学者三百余人，大都皆汉学家。则《四库全书》，乃汉学之结晶耳。”

基于以上论证，董众得出结论：“由是言之，《四库全书》乃乾隆皇帝一家之言，皆与清代无抵触者，尊君抑臣，教忠教孝，著录与存目尚不及焚毁之多。……安得云：包括中国五千余年所有历史民族社会政治制度宗教天象地舆物产文艺哲理美术医算农工商矿百家杂学等一无所遗哉？然则选印可也，全印不可也。”

主张选印的第一个理由是“就内容言之”，有些内容不必印。董众列举的第一是满文者，第二是御制者，“御制者固不敢云不佳，然佳者绝鲜，不过以政治关系而著录耳，政治含有时间性，苟非特别情形，无人研究也”，第三是坊间有刻本者，“而刊本复较《四库》为善”。

第二个理由是“为普遍文化”。“影印《四库全书》，约分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外者，对外国宣传中国之文化也，务希努力宣播，俾各国各大图书馆，皆来订购。然细思之，外国人能读中国书者几何？各大图书馆，能订购若干部，约不过几十部耳，为几十部而耗若干万印刷费，所得不偿所失，矧未必几十部耶？对内者，为导扬文化，普遍国内学者之研究也。然富且贵而肯购书，购书而能读书者寥寥，其好读书而力能购书者亦寥寥。今若全部付印，预约价在万元以上，弆藏须房十余间，绝非普通读者所能办，此岂普遍文化昌明国学之郅意？奚若选择印行，易于购买之为愈乎！”

第三个理由是“为易蒇事”，即在技术和人力上的实际条件。“辽省印刷，远逊上海。”“况政有沿改，人有代谢，财有丰绌。……藉不幸而事辍中途，新印未成，《四库》已毁，将奈之何？奚若选印易竣之为愈乎！”他主张“不必自办印刷”，可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然《四库》珍品，不宜运往上海”，应“由申派人在辽照像，携归印行”。

最后，董众又细心地想到“尚有应注意者四”。（1）“敦聘海内著名学者，审择应印之书。”（2）“影印与孤本均不能校勘”，说要校勘反而是外行话了。（3）“文溯阁原书照像之后，务原样装订，幸勿沾污破坏遗失。”（4）“既属影印，即宜按照原书缩印，不必并和二三叶为一叶，以博学者欢迎。”[24]

董众这篇发表于1930年的论文，很多论点在当时是创造性的，发前人之所未发。在8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立论高屋建瓴。董众论全印还是选印，不仅是从版本、篇幅、技术、财力上着眼，而且是从政治历史的高度，从帝王统治的策略着眼，指出乾隆倡编《四库全书》的深层目的。他对前人和古籍不是完全敬仰或照单全收，而是采取批判和扬弃的态度，去粗取精，分辨糟粕与精华。这样的见解在那个年代提出，是相当深刻超前的。这与他在五四运动之后受到了新文化的教育有关，更老一代的旧学鸿儒很难有此见识。

其次，论据充分扎实。董众在论述他的观点时，既运用了上下古今多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以见其宽博，又引用了大量的乾隆上谕，以见其坚实。他还利用了自己“在北京校对补抄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第一手经验，使得论据更为有力。

再次，见解精辟独到。董众在论述过程中的某些表述，当时可能并非刻意为之，但在比他多经历了很多历史风云的今人看来，可能别有一番意义，能当成警句来读。譬如他说：“且学术与政治绝不相蒙也，学术而以政治出之，未有能善者。”他又说：“御制者固不敢云不佳，然佳者绝鲜，不过以政治关系而著录耳。政治含有时间性，苟非特别情形，无人研究也。”由此看来，他敢于对当时张学良的通电表示不同意见，也就顺理成章了。

又次，措施周到可行。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论及选印的理由和方法时，董众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文人容易坐而论道，尚空谈，在文人伦明起草的张学良通电里，就基本上是空言大话。但是董众却立足于实地，为选印《四库全书》做出了非常实际的计算和谋划。“吾辽影印《四库全书》，系临时性质，专精印刷者，未必肯来，肯来者未必专精，则耗款甚多，而成效鲜。况政有沿改，人有代谢，财有丰绌。全书二百四十万叶，日照像三千叶，尚须二年又三个月。民国十四年商务印书馆估计需十年印毕，非诬也。”[25]这是多么务实的考虑和计算！从全书补抄到选印规划，董众都是亲力亲为的实干家。要既懂学术又能实干，这在那个年代的文化人中殊为难得。

最后，董众在87年前发表的论文，其中的一小部分见解，于今观之稍显过时。例如“不必印者”一是“满文者”，“几无文化可言，苟非特别情形，无人研究也”。现在，满族文化当然也有研究的价值。再如说不必全印，是限于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也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留存的古籍尚多，这都与今天的时空背景大相径庭。这些都是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董众论文的意义和价值至今依然存在。

在这篇论文之后，董众还有一个后续行为。1931年3月，《东北丛刊》第15期上，发表了高步瀛的《四库全书选印书目表》，其后附有董众所作《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议书》。高步瀛是董众在北京师范大学时的老师，在1925年任职于北京政府教育部时，曾提议选印《四库全书》。1930年，董众推荐高步瀛老师来到沈阳萃升书院任教授，并发表著作。

这个《提议书》，是对《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一文的进一步落实。董众提议“组织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委员会主办其事”，按照高先生所选目录，“拟与商务印书馆协商订立合同，发交该馆影印”，“限六个月将书选毕”，“又十八个月全数印齐”。[26]

《提议书》作于1931年2月16日。之后不到四个月，董众就英年早逝了。而七个月以后发生的，是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退入关内，日本人占领东北，所有计划都不可能实施了。

五 董众为文溯阁《四库全书》忙碌一生

1930年冬，董众因病住进南满医院。1931年6月7日，金毓黻探视董众病危曰：“……医云（董袖石）生机而已无望，伤矣！（董）众笃志朴学，以高阆仙为师，专心校勘集解之学，夜以继日，劳而不辍，因以致疾。古以好学而短命者有颜渊，有冉伯牛，盖不以贤哲而获免。凡事无论美恶，好之太过则伤身，若（董）众者其类是欤？（董）众作《说苑疏证》，属稿略就，惟未写定，容就其家求之，以防散佚，否则此君有不讳，将成广陵散矣。”[27]这证明了董众还有一部遗稿《说苑疏证》。

1931年6月12日，先父董众逝世，终年39岁。对于其死因，有资料记载：“1930年冬，董众因劳成疾，先就医于中国医院，后转入日本人南满医院，他在住院期间，日本特务要挟其投靠日本，被董众严词拒绝。日人怀恨在心，竟在董众病愈时注射慢性毒药，致使董在寓所于1931年八月（注：应为6月）中毒逝世，九月（应为7月）初，用骡车载灵柩归葬丁家房故里先茔。”[28]

父亲去世时，笔者年仅3岁。据母亲告诉笔者，后事由盟兄曲癸午（奉天第一高中校长，董众的北京师范大学同学）做主操持，组成治丧委员会并任主任，金毓黻（教育厅厅长、东北学社创办人）是治丧委员。丧事过后，应金毓黻要求，董众的全部遗稿，有关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全部藏书、资料在曲癸午的见证下交给了他，目的是替亡友整理出版，以补贴家属未来的生活费用。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遗孀携幼女多次讨要遗著和出版费，均无下文。

1936年金毓黻脱离伪满洲国去了南方。此后十几年中，寡母带着我们两姐妹艰难度日，终于熬到抗战胜利，我也长大成人。1947年1月，金毓黻出任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当时已是东北师范大学学生，父亲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薛远举教授任东北师范大学教务长。5月，东北师范大学由吉林迁校到沈阳，借沈阳博物院馆舍办公。金毓黻和薛远举是中学同班的发小，在沈阳，金毓黻宴请学友曲癸午、薛远举和我。席间曲癸午问及董众遗稿的下落，金毓黻答称：因为战乱丢失了。

1947年金毓黻以博物院广征文物和古籍，动员我献出家父剩余的藏书，我亲自经手把先父的《资治通鉴》《百子全书》（木板封皮）等很多剩余藏书送到了沈阳博物院，交给金毓黻。

几十年过去，世事沧桑，父亲的藏书仅剩下一本字典和两本字帖，仍在我家中。上面可看见他的藏书章，是中英文对照的“袖石藏书之章”（见图3）。我希望还能再见到父亲的藏书。

▲图3：董众藏书章

董众遗稿中有手抄《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在董众的《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中公布了董众勘查清点《文溯四库》获得的数据，介绍了补抄书页辑录《文溯提要》的方法，以鉴别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和坊间刻本的优劣：“又众在北京校对补抄文溯阁《四库全书》，文渊阁为《四库全书》最精者，以坊间刻本校之，脱落章节字句甚夥，而文义以刻本为善，如《西河集》、《礼书纲目》等是也。”这段记述揭晓了一个重大事实，自1925年运复《四库全书》之前的勘查清点，至1927年秋季补抄书卷运回沈阳，核查缺损、整理对比，其工程浩繁巨大，是以坊间刻本校之，准确辑录誊写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目录和提要。《手抄提要》是勘查缺损时日积月累辑录的书卷，也是抄补书页时得心应手检索的工具。

《静晤室日记》中有两篇相关记录。1931年8月，金毓黻“求得”董众遗稿藏书后，1931年10月8日，金毓黻次子金长衡从金毓黻家里拿出《四库全书提要》《徐霞客游记》和衣服等，送到金毓黻软禁处鲍文樾家；1931年10月12日金毓黻在鲍文樾家阅读《四库全书提要》《徐霞客游记》，并将所读《徐霞客游记》抄写在日记上。这两篇《日记》证明1931年10月金毓黻在读的并非单行传世《四库全书提要》，而读的是《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

1931年10月8日金毓黻《日记》曰：“正独居无俚，长衡儿来函，言新归自东瀛，送衣二袭、《徐霞客游记》四册来，得此心为之开。人每于烦闷时，有不可思议之慰解，此之谓也。”[29]

1931年10月12日金毓黻《日记》曰：“《四库全书提要》云：《徐霞客游记》十二卷，杨名时重加编订。第一卷自天台、雁荡以及五台、恒华，各为一篇。第二卷以下，皆西南游记，凡二十五篇。首浙江、江西一篇，次湖广一篇，次广西六篇，次贵州一篇，次云南十有六篇，其所缺者一篇而已。”[30]

金毓黻1931年10月12日《日记》抄写的原文中70个字，和1935年辽海版、2014年中华版三篇文字比对完全相同。

据查，《四库全书》中《徐霞客游记》，记述的游记地点、篇章，各阁版本不同。金毓黻日记《四库全书提要》之《徐霞客游记》，和已出版的文津阁本、文渊阁本的《徐霞客游记》进行对比，均有差异。据此确定，1931年10月12日，金毓黻阅读并抄写的70个字，是照着“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手抄本”抄写的。

1931年10月，满洲国和下属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尚未建立。[31]两年以后，人事皆非。1933年2月9日，金毓黻在《静晤室日记》曰：“往岁董秀（袖）石君撰《选印〈四库全书〉议》，为极有价值之文，今日取而重阅之，觉其征引颇富，持论极正。余方校选《四库书目》，而袖石墓木已拱，安得起诸九原而与之上下议论耶！”[32]

可惜先父逝世过早，志向与才能都未能充分发挥。假如天假以年，必能取得更大成绩。也可惜他身后战火顿起，正如他在《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中所感叹：“不数年间，而世又大乱，劫夺燔毁，千里无人烟。……而视为无足重轻之艺文，其亡佚残缺，不足异也。”他的遗稿也亡佚无存，他的事迹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在董众短暂的一生中，在他生命最成熟的时候，从1925年到1931年，他工作和生活的重心就是文溯阁《四库全书》。1925年他参与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运复沈阳。1926年至1927年，他主持了缺失部分的补抄。1930年，他发表了颇有影响的《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1931年，他又有《提议书》，尤其重要的是撰写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就在他逝世的前夕立碑。其运复和补抄，有助于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传承和保护；而对选印的提议与规划，则有功于文溯阁《四库全书》的传播。先父董众的这些功绩，应该使更多的人知道，应该像他撰文的石碑一样长久流传。

六 关于《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调查

2014年在首都图书馆浏览中，在书架上，偶遇中华书局影印1935年辽海版《钦定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精装6册一部，署名金毓黻等编。抱着这部书与金毓黻在学友面前说丢失的董众遗稿、藏书资料关系的疑问，开始了仔细调查。

从此遍查：中华书局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东京、京都）等六家馆藏的八套书。查实1935年辽海版《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线装四函，八套原书，均无辑录书前提要的著作权署名人。

中华书局2014年影印1935年辽海版《钦定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添加署名“金毓黻等编”和配套的《出版说明》——“金毓黻组织人力将该馆藏文溯阁《四库全书》中的每篇提要辑出，成《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一书”[33]未见文字根据。

金毓黻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及个人组织辑录过《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查出版物、书信、回忆录未发现金毓黻组织人力辑录《提要》记载。

【注释】

[1]《巴格莱氏教育学》是192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紧急需要的教材，杨荫庆教授选择国文系董众和英语系兆文钧两位学生合译，胡适作序，4月，由北平共和书局出版。查《奉天通志》董众和兆文钧，辽宁人士。

[2]北京师范大学1924年毕业生成绩册。

[3]张连俊等：《东北三省革命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辑部等编《刘少奇大辞典》，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37页；张连俊等：《东北三省革命文化史》；王恩宝：《中共满洲省委与东北抗战文化的发展》，《党史纵横》1988年第6期，第48页。

[5]辽宁省法库县委编《法库县人物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4，第33页（董众）、88页（邱静山）。

[6]李万新、赵宁：《东北解放战争烈士传》之《孙西林烈士传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佟冬主编，辽沈书社，1993，第2404页。

[8]王云峰：《董众与四库全书》，政协法库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法库文史资料》第六辑，政协法库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印，1989。

[9]董众：《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沈阳市文物志》碑刻页，第226～227页。

[10]《御制文溯阁记》，《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附。

[11]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公署，002984号。

[12]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公署，23172号。

[13]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公署，23172号。

[14]董众：《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第226～227页。

[15]董众：《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碑文，第226～227页。

[16]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135页。

[17]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公署，档案023188号；1930年，教育会会长姬振铎呈请，省政府指定12位“《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名单。档案003210号。

[18]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12章“《四库全书》之评议”，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19]高步瀛：《四库全书选印书目表》，《东北丛刊》第15期，1931年。后附董众《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议书》。

[20]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12章“《四库全书》之评议”，第248页。

[21]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12章“《四库全书》之评议”，第249页。

[22]郭伯恭：《四库全书编纂考》第12章“《四库全书》之评议”，第250页。

[23]董众：《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东北丛刊》第6期，1930年。

[24]董众：《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东北丛刊》第6期，1930年。

[25]董众：《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东北丛刊》第6期，1930年。

[26]董众：《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议书》，《东北丛刊》第15期，1931年。

[27]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621页。由23篇“日记链”具体化。第一段：占有求之，1931年6月7日（2621页）；组织策划，1931年6月17日（2624页）；家藏遗著，1931年10月8日（2675页），禁室，研读，1931年10月12日（2680页）。第二段：开卷校书，1933年2月（2974页）至5月（3044页）。第三段：撰写《解题》，1935年7月1日（3614页），出版提要有酬考古，1935年9月30日（3680页），对峙抗联，1933年5月22日（3058页），共23篇。

[28]王云峰：《董众与四库全书》。

[29]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675页。

[3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977页。金毓黻在日记上手抄《徐霞客游记》词条，和1935年辽海版、2014年中华版两出版物相关词条相同。和文津阁本、文渊阁本相关词条有差异。

[31]国家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1932年3月1日，建立伪满洲国。1932年6月，建立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东京城日本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五册，1939年出版，第一回调查者姓名金毓黻，其职务为满洲国国立奉天图书馆主任。

[32]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2977页。金毓黻读《选印文溯阁四库全书议》、校《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一篇日记里，4次提及董袖石的姓氏名字，阅读的是董众的遗著。

[33]《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全六册，2014年中华书局影印，1935年辽海书社出版发行。辽海版原书，缺失辑录汇编人。中华书局添加撰解题者金毓黻等编字样，无合法授权来源，配套的《出版说明》尚未寻查到文字依据和事实。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伯尔尼公约》，中国于1992年7月1日加入该公约，中国是《伯尔尼公约》第93个成员。

【作者简介】

董大一，董众先生之女，1928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988年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离休。曾任中国科技情报所国外部副研究员，编译馆馆长，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法研究室处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