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6月义和团进入京津，在清廷顽固派操纵下，联合清军，狂热排外，除了向教堂教徒发难外，也把枪口对准外国外交官，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此前，英法等国在义和团尚未进京前，即意识到驻京使馆区将遭遇危险，先后调兵进入使馆区驻防，并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率领一支两千人的临时联军，从天津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但却失利。6月20日克林德被杀，次日清廷即以光绪名义，向英、美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各国迅速调兵应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愚昧狂妄无能的清廷企图依赖的“拳匪”与清军根本不堪一击，随着联军向北京的步步紧逼，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被迫西逃，最终设“行在”于西安。还在联军逼近北京、慈禧准备逃跑之时，清廷即于8月7日以光绪名义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由于联军内部的利益之争与清廷内部的一片混乱，“议和”之事迁延不决。10月，法国率先提出惩治祸首、赔款、拆除大沽炮台等要求，作为与清廷谈判的基础，再经各国公使多次会议补充、修改， 十一国（八国之外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于12月24日共同向清廷提出《议和大纲》12条，清廷接受，至1901年（辛丑）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在北京东交民巷西班牙使馆正式签订《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即《辛丑条约》。这一长达一年多的和谈跨越两个年份，主要谈判过程是在1901年，最终条约也被称为《辛丑条约》，故本文称之为“辛丑和谈”。
在清方口中的“庚子国变”或“国难”中，充满神权迷信排外色彩的义和团一度弥漫于直鲁京津等地，影响远播，在其中推波助澜者，多为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等满族亲贵与汉族守旧官僚，即顽固派，他们在八国联军快速进军、形势逆转之际，遵照清廷旨意，大肆杀戮“拳匪”。辛丑和谈开议后，十一国公使将惩办“祸首”作为不容让步的谈判条款之一，这一条款直接关系到清廷最高统治者的人身安危问题。因此，慈禧等人在和谈之初，对这一条款反应强烈。由于实力派督抚的斡旋以及列强内部的矛盾，惩办范围缩小到少数王公大臣，慈禧得以继续掌握朝廷最高权力。
在一批顽固派“祸首”进入惩办名单后，劫后余生的满族亲贵聚集于慈禧周围，慈禧也在事实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辛丑和谈对满族亲贵的冲击相当强烈：一者，“媚外”迅速取代“排外”，这一风气自上而下充斥于整个官僚体系，也包括满族亲贵和一般旗人，并为稍后“新政”的开启作了铺垫。二者，随着统治秩序的逐渐稳定，满族亲贵势力反弹，试图夺回损失的利益，不但未能使“满汉畛域”消弭，反而进一步扩大，为后来辛亥革命“反满”、清朝崩溃埋下伏笔。三者，辛丑和谈对清朝皇室的保全，使满族亲贵意识到，当自身实力严重不足时，政治手段更有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一共识在十年后的辛亥南北和谈中有着充分表现。辛丑和谈对于义和团-八国联军引起的“国难”问题的解决，在当时直至辛亥革命的十年间具有重大影响。
1900年8月15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载湉携随从由西便门仓皇逃出北京，经直隶张家口，取道山西太原，最后渡过黄河，直到陕西西安府，方才停足喘息，“从者载漪、溥俊、载勋、载澜、刚毅等。妃主宫人，皆委之以去”。留荣禄、徐桐、刚毅、崇绮等人留京维持局势。此次西“西狩”之仓皇狼狈，远甚于慈禧40年前曾经经历的“咸丰北狩”。
两宫出逃后，八国联军开进北京城，全面控制京津一带的局势。落难三秦的清廷自然不甘偏安一隅，但更担心列强将否认自身的合法性，故而极力希望与列强和谈，恢复对全国的统治。大多数列强并无“灭国”之意，只是要求清廷接受和谈条件，重新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维持列强在华的利益。确实，联军的和谈主导思想是恢复在华均势，而非肢解瓜分中国。无疑，列强的这一要求为清廷延续政治生命开具了一道“通行证”。
由于双方的初始意向差距甚大，清廷是在恐惧中逐步接受列强和谈条件的。换言之，清廷与列强的外交底牌是在信任程度极低的情况下逐步亮出的。
占领北京后，列强就分别公布议和条件。8月27日，俄国驻英代办雷萨尔向英国外交部发出照会称：“俄皇政府建议以下列基本原则作为共同行动的基础：一、维护各国之间的协议；二、维持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三、排除一切可能导致瓜分中国的事情；四，通过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合法的中央政权，它本身能够保证秩序和国家的安全”。
在八国联军行动中扮演强悍角色的德国也于9月5日提出七项对华议和条件。主要内容为：一、严惩一切有罪的人，主要是属于高级社会的罪魁祸首，并没收其财产；二、赔偿损失，包括被伤德人及被害德人遗属的赔款，及偿付帝国政府所支出的一切费用；三、派遣由一位亲王率领的谢罪使节到柏林；四、在北京举行适当的赔罪仪式；五、采取国际共管中国财政的措施以保证赔款损失及战费要求；六、占领山东个别地点，直至一切要求履行时为止；七、也许山东巡抚也得承担义务，在没有取得我们同意前不采取某种行动，例如军队调动和设防。
不言而喻，德国的议和方案包含扩大在山东权益的要求。由于瓦德西尚未抵京，德国担心此时与清政府代表开议，将不利于自己，提出惩办慈禧太后和载漪作为开议的先决条件。在俄德两国相继提出对华议和方案后，美国紧随其后，提出方案。9月6日，康格在致国务卿的电报中提出了与清廷和谈的方针：
惩办祸首问题是辛丑和谈中最为敏感而棘手的一项。在清廷看来，若由列强主持惩办祸首，则意味着上自帝后，下至王公大臣，他们的生命无不拿捏于列强之手。可以说，如果这一底线无法守住，则清朝统治者的合法性危机就升级为统治者个人生存的危机。作为全权代表的李鸿章深知清廷已经毫无实力与列强讨价还价，但是身为臣子，他无法直接说服“西安行在”。9月14日，李鸿章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山东巡抚袁世凯，陈述在惩办祸首问题上的困境，希望能与这些封疆大吏统一认识，说服清廷作出让步：
在关系帝后人身安危的问题上，列强指明“祸首”是“主持拳党之人”，即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但张之洞对于李鸿章的先奏后告颇为不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9月16日，张之洞将李鸿章21日来电出示给郑孝胥和黄绍箕，“电已发，乃告刘、张，其词多引刘、张语为证。南皮不悦，且畏端王等不受诏，于是欲引刘俱奏，辨合肥不告之故，因言回銮实不便、端王罪可轻减之状。将发，未决”。黄绍箕表示此举不可，郑孝胥称：“此语本极难发，今既发矣，奈何复茹之乎？且使上怒李，更使刘、张出为端、刚缓颊于各国，公能为耶？”张之洞闻此言后，“默然乃止”。随着清廷立场在惩办祸首问题上逐渐松动，一些官员开始表态附和。10月4日，礼科给事中王鹏运上奏要求惩办祸首：
清廷担心在惩办祸首问题上迁延不决，会使列强失去耐心，和谈也将陷入僵局甚至破裂。10月19日，清廷终于以颁布谕旨的形式在惩办祸首问题上作出积极表态：
虽然清廷做出让步，但是仍然坚持自行处理的原则。换言之，惩办问题只能作为内政处理，而不能交由外交决断。但列强在这一问题上根本不予清廷以从容转圜的时间。当清廷还在惩办问题上继续与联军讨价还价时，联军已经直接对那些被他们认为包庇纵容义和团的官员采取惩办行动了。11月5日，直隶布政使廷雍（护理直隶总督）被联军以“庇纵拳匪”为由枪决于保定。廷雍的被杀使得慈禧太后等人恐惧不已：“情形极为惨酷，甚至悬首枭示，不独中国法律处置二品大员无此重典，按之西律，尤属违悖公法。”11月9日，军机处电谕李鸿章：“各国既真心和好，即使中国官员有办理不善之处，自应交中国自行处分，何得侵我自主之权？该督务当向各使力为辩驳，勿使任意肆行，终致有碍和局”。列强的强硬态度，直接抹去了帝国君臣的最后一丝尊严。
愚昧蛮横在前，无奈无力随后，清廷终于放弃这种毫无实力基础的强硬立场。11月12日，军机处向奕劻和李鸿章转达谕旨：“即著与各使速商开议，无论如何为难，总当极力磋磨，以期早就范围”。清廷还主动惩办当初主张招抚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以期取得列强的谅解。11月13日，清廷公布惩办王大臣的谕旨：“此次肇祸诸臣，纵庇拳匪，开衅友邦，贻忧宗社，前经降旨分别惩处。现在京畿一带，拳匪尚未净尽，以致地方糜烂，生民涂炭，思之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治，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惩办的具体方案为：载漪和载勋“暂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溥静和载滢也交由宗人府圈禁，军机大臣赵舒翘则“著即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
实际上，列强中也有个别国家对惩办祸首问题不甚在意，日本即是其中之一。虽然曾经付出使馆书记官杉山彬的生命代价，但日本政府在惩办祸首问题上并不持强硬态度，11月28日，日本驻英公使林董发表口头声明：“日本政府认为，实现对诸亲王及高级官员处以死刑的要求不是切实可行的”。赫德也不赞成在惩办祸首问题上过多浪费时间，承认这是中国方面极难接受的一条，“法国照会里要求六个人头，是件小事。可是中国方面困难重重，第一是如何惩办祸首，第二是如何筹措应付的赔款，等等”。若细察赫德此语含义，可知惩办问题不是赫德的关注重点，他希望尽快将谈判议题转向赔款问题上来。但这只是赫德的个人意见，无法改变列强代表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立场，甚至无法改变英方谈判代表萨道义的态度。
萨道义对清廷处置载漪等人的决定仍然感到不满，因为清廷的决定没有实施死刑。12月，萨道义对李鸿章称，中方“必须戮王公数人”，李鸿章虽然还坚持“懿亲不能加诛”的原则，但他也知道列强的强硬立场已经很难松动。为此，他致电朝廷指出，若继续在惩办问题上如此反复，势必“夜长梦多”。正在西安煎熬的清廷对萨道义毫不让步的表态甚是不满和恐慌。12月28日，军机处为此电奕劻和李鸿章：
迫于列强的压力，清廷终于同意接受议和大纲，12月27日， “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尽管仍命奕劻和李鸿章在个别细节问题上与列强代表“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该王大臣等勉为其难，惟力是视可耳”，但这已经不过是例行之言了。1901年1月15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廷在北京与各国代表开始正式谈判。
此次“庚子国变”，使得光绪帝载湉的身心备受刺激，其常人之心在戊戌政变时已经饱受挫折，其后再经历“瀛台泣血”“己亥建储”，身心更加萎靡，至此已经形同木偶。在西逃之途，载湉精神极为恍惚，常常手足无措，语无伦次，尽失为君之态：“两宫西狩，既就道，闻孝钦声辄长跪，以在宫日闻孝钦至，跪地以迎，久而习惯也。及抵西安，处分和约及军国重要事，悉孝钦一人独裁，间一询帝，帝唯唯，不置可否也。居陕无事，日惟遣小阉嬉弄洋犬，以消永昼。盖欲因自污也”。另据记载：
慈禧太后也在这一“国难”中备受刺激，有时甚至近于癫狂，还在奕劻、李鸿章将议和大纲十二条电报寄达时，慈禧眼见自己性命得以保全，立即谕令：“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当西行至太原时，慈禧太后时常在夜间梦中惊啼。其时，岑春煊已自甘肃率师勤王，扈从两宫。为表达效忠，岑春煊特意立岗于慈禧太后寝室之外，闻慈禧太后惊啼之声，即隔墙呼道：“臣春煊在此保驾，请太后毋恐”。慈禧太后听闻此言，方得以稍安。西逃期间，随行朝廷亲贵的生活质量下降到极低点。隆裕皇后出京时，仓皇间未及携带化妆奁具，直到太原才得以稍稍备置。至西安后，隆裕后命宫人在市面上购买瓷盒木匣以盛装脂粉，“皆民间常用至粗之品也”。这般窘迫状态，与以往穷奢极欲的帝王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
辛丑和谈结束，慈禧太后终于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全了自己的权力。这种结果自然令她喜不自胜，遂于当年离开西安，返回北京。在返京途中，满族亲贵的铺张骄奢，故态复萌。车驾启程时，西安城内主要街道用黄土铺路，店铺张灯结彩，设置香案，陈以糖果糕饼。辛丑和谈期间与结束后，清廷自我表现的“严惩肇祸诸凶”、列强予以顽固派亲贵成员严惩的残酷现实，对其余的亲贵成员不啻是一令人觳觫的殷鉴。辛丑条约签订，清廷不久下诏变法，实施新政，满族亲贵循着“变天”的路线，一改先前排外仇外的面相，代之以崇外媚外，市面上少有公开表露对西方事物的敌视，而多投以艳羡的眼光。此时，不仅满族亲贵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一时，连普通八旗旗民也仿而效之。一些旗民甚至不顾自己家境贫困潦倒的现实，在公开场合炫耀手中的“洋玩意”。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对这类旗人的荒唐行径有过讽刺性描写：
满族亲贵与一般旗人，由冥顽不化的仇外排外，一变而为顺势而为的崇洋媚外，其转折自然是列强的重击，其转变之速是性命利益攸关，当然，这种转变也是清廷最终跳跃式实施变法新政的心理基础。
一路灰头土脸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意识到，由于自己和载漪等人的颟顸无知，导致局势不可收拾。如果清朝覆灭的结果在她手中实现，她本人在心理上也难以承受这种事实的发生。为此，慈禧太后也有所自责：“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自然，如果这种情势任其恶化，满族亲贵也将提前退出政治舞台。如何振兴国力，挽救清廷统治，就是慈禧太后和满族亲贵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当然这一考虑还包括重塑满族亲贵的政治形象，从而取得列强的宽容。
还在慈禧太后胆战心惊地等待列强的判决时，慈禧太后就通过非正式的谈话，表达了实行新政的意向。千里勤王的岑春煊在《乐斋漫笔》中有如是记述：
皇室亲贵集团首先以极为谦恭的姿态向朝野广征建议，从而淡化汉族官绅的不满情绪，阻止朝野的离心倾向。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暂停于沙城堡的慈禧太后以载湉名义发布《罪己诏》，表白心迹：
8月20日，在“回銮”前四天，慈禧太后发布懿旨，表示清廷决心“变法”：“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宣布开始为实施新政征求各臣工意见：
从这道上谕来看，满族亲贵关心的更多是如何挽救自己的统治危机，重树自己的政治形象。在处理与维新派流亡者的问题上，慈禧太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拒绝赦免维新派流亡者，从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实现政治和解。但是，因为所受刺激太深，后来正式实施的变法内容已经大大超出康梁等人的设计。
1901年4月21日，清廷发布诏谕，宣布成立督办政务处，奕劻、李鸿章、崑冈、荣禄、王文韶和鹿传霖等人分别担任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和张之洞则“遥为参预”。要求“各该王大臣等，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搉。悉心评议。次第奏闻。俟朕上禀慈谟。随时更定。回銮后，切实颁行”。不难看出，清廷通过成立新机构，向朝野和列强表白了自己要革新政治，并实现体制内政治力量的和解。
督办政务处成立后不久，崑冈自杀身亡，李鸿章忙于参与辛丑和谈，未就新政发表意见，不久因积劳成疾而撒手人寰。这样能够决定新政内容和方向的只有健在的几位王公大臣了。袁世凯虽然不在督办政务处之列，但是他对新政工作的决策极为热心。4月25日，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就新政提出建议。不久，各省督抚踊跃上奏，表陈建议。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他们分别和自己的幕僚、当地士绅领袖人物如张謇、沈增植、汤寿潜、郑孝胥、梁鼎芬和黄绍箕等反复商议，二督又彼此函电往来，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变法建议。1901年7月，刘坤一领衔向朝廷电陈，共三折一片，即后人所统称的《江楚会奏三折》。由此，清廷的新政有了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
慈禧太后在表白新政决心的同时，又积极与那些被列强视为祸首的亲贵成员划清界限。载漪跟随慈禧太后到达西安后，就被驱逐，发往新疆。慈禧太后唯恐他迟缓不前，为此命令护理陕甘总督予以监视。清廷在颁布的谕旨中清楚地表达了要求载漪尽快离开政治中心的立场：“现饬查已革端郡王载漪，果否在蒙古地方患病？应俟病痊，另派员护解。得旨。载漪是否实在蒙地，著崧蕃查明，迅速派员催令，即赴新疆，勿再推延。”清廷还以“拳匪仇教保护不力罪”，褫夺前直隶总督裕禄和前驻藏办事大臣庆善的原职。5月，清廷又颁布整顿宗室的谕旨：
为了换取列强的宽恕并尽快恢复京城社会治安，慈禧太后甚至一度改变宽大处理犯罪宗室旗人的法律规定，清廷又颁布谕旨，要求严惩在京趁乱抢劫之人，其中对宗室旗人亦无宽贷：
在整顿满族亲贵内部的同时，清廷还对朝廷满汉权力分配作了局部调整。1901年7月，清廷将原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奕劻担任总理大臣，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禨担任会办大臣兼尚书，徐寿鹏和联芳分别担任左右侍郎，与以往各部各有满汉尚书和侍郎的模式大不相同。由此可见，《辛丑条约》设立外务部的相关规定极大地影响了清廷政治机构的满汉分布格局。满族亲贵在处于政治势力极度低潮的情况下，不仅有意识地收敛恢复权力的欲望，而且还做出消泯满汉畛域的政治姿态，并实行相关政策。1902年2月，清廷宣布允许满汉通婚：“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舆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但是，为了保持皇家血统的纯正，仍然规定不得从汉族女子中选取秀女。
满族亲贵以屈辱不堪的方式、朝廷利益的重大损害换来了列强的宽恕，得以继续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在这个目的达到后，满族亲贵开始着手恢复被冲击的利益链条，对一度失控的旗地加以恢复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意图的急迫性。在慈禧太后西逃期间，战火遍及华北地区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接冲击了满族亲贵的经济基础，许多庄园遭到荒废，账簿和契据被焚烧。慈禧太后回銮后，京师那些惊魂稍定的亲贵开始着手恢复对旗地的控制。位于东交民巷的肃亲王府邸在庚子国变期间被焚烧，所有账簿化为灰烬。善耆采纳一个妻弟的建议，派出多名管家带上写字先生，前往庄园所在的县份，找当地的佃户。管事官逐一高声询问佃户姓名和所承租地亩面积，写字先生在内屋隔墙旁听，并做记录。就这样，善耆把肃亲王府地册重新编造出来。那些一度脱离肃亲府控制的佃户不得不继续承受剥削。
满族亲贵还恢复了对旗下奴仆的生杀大权。醇亲王府在妙高峰有一处坟茔，一次，该坟茔发生失窃，一名看守坟墓的佃户被认为有嫌疑，载洵不容分辨，将该人杀掉。一位名叫贵俊卿的戏曲演员曾奉命前往肃亲王府唱戏，因天热在后台脱下上衣，赤膊纳凉歇息。善耆见状，当即斥其在府中不知规矩，命人杖责贵俊卿。喜好戏曲的善耆还不顾伶人生计，经常随意传唤名角如谭鑫培、杨小楼和汪大头等人来府内唱戏，却给资甚薄。
如果说这些现象是亲贵局部性的“反攻倒算”，那么，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满族亲贵利用新政的深化，开始占据要害性的部门权力，从而阻止汉族官僚实力派扩大在朝廷中的权力。例如，1903年9月，清廷成立商务部，奕劻之子载振担任商部尚书。清末十年新政，包括预备立宪阶段，满族亲贵重新在朝廷权力架构里聚集，自成一体，只是他们的能力见识先天不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终在辛亥革命大潮中葬送了清王朝。
对于普通八旗军民的待遇，清廷在新政期间作了局部调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颁布谕旨：
但是，清廷仍然维持对宗室成员的经济待遇。慈禧太后回京后，清廷每年冬季都向闲散宗室成员拨发钱粮，以助越冬。例如：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以天气渐寒。赏给食饷之闲散宗室觉罗人等、一月钱粮。宗室觉罗孤寡，除有恩赏钱粮外，加赏半月钱粮。八旗绿步各营官兵半月钱粮”。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以天气渐寒，赏闲散宗室觉罗人等一月钱粮。其孤寡者，除恩赏外，再加半月钱粮。”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以天气渐寒。赏食饷之闲散宗室觉罗人等一月钱粮。其孤寡者，除恩赏钱粮外，加赏半月钱粮”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加赏食饷之闲散宗室觉罗人等一月钱粮。其宗室觉罗孤寡，除有恩赏钱粮外，再加赏半月钱粮。加赏京师八旗及绿步各营官兵半月钱粮。”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以天气渐寒，赏食饷之闲散宗室觉罗人等一月钱粮。其孤寡者。除恩赏外，加赏半月钱粮。”
由此可见，新政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满族亲贵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不仅如此，满族亲贵还力图减少新政对自身特权的影响，这一现象引起了民间舆论的极大不满。《经世文钞》中有一篇《释仇满》，倾力抨击满族亲贵的特权：
可见，清廷在消泯满汉畛域做出了一定努力，甚至一些原支宗室也成立了“宗室生计维持会”，以开垦东陵、避暑山庄荒地作为皇族谋生的手段。但是总体看来，清廷这种努力并不彻底，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了亲贵的特权，更没有改变满族亲贵在政治上的封闭性。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就只能由更为猛烈的风暴——辛亥革命来加以扫荡了。
辛丑和谈关于惩办祸首的问题终于以慈禧最为期待的结果而解决。对于慈禧而言，那些被指名清除的顽固派王公大臣的生命与蝼蚁无异，自然不值得去悯恤。而幸存的亲贵则认为慈禧既然得到列强的宽恕，就更具有合法性，要取得列强的承认和庇护，就只有继续拥戴慈禧。由此，慈禧经此劫难，反而增强了自己在清廷内部的地位。直至1908年11月慈禧病亡，清廷内部始终没有出现质疑慈禧统治合法性的声音。
十年后的辛亥革命时期，以载沣为代首的清朝亲贵再次面临如何保全身家性命的现实问题。各地革命党的起义和立宪派的背离，袁世凯北洋集团的不臣之心，使亲贵处于严重孤立的局面，惩办的阴云再次笼罩于上至亲贵下至普通旗人的心头。因为这一次的惩办问题源自清朝入关以来国内民族矛盾，具有历史积淀性，其严重性远甚于辛丑和谈的惩办祸首问题。因此，各阶层旗人都普遍恐惧于历史清算。为此，亲贵以放弃军政权力为代价，换取袁世凯的继续拥护外，又把不谙朝政的隆裕太后抬出来，打出“孤儿寡母”的苦情牌，力图争取社会同情，消除仇视心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全身家性命。
在辛亥南北和谈中，亲贵集团的这一心思，经北方代表陈述表达。南方为了争取早日结束清朝统治，避免局势失控，也无意于历史清算。由此，南北双方对于清廷的处置很快达成共识，对皇室的善后优待办法得以出台——雪泥鸿爪，有迹可循，这一和谈方式和路径与十年前的辛丑和谈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写作中，得到商务印书馆孙昉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