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皇帝与一个囚徒展开书面理论对话，辩驳当时的治国方略与民族问题，这并非是天方夜谭，却是一桩实实在在的史事。
这位皇帝，就是雍正帝。囚徒名叫曾静，是湖南永兴人，科举落第，在家收徒教书，自著两书，一曰《知几录》，一曰《知新录》，表达出“华夷之辨”的强烈意识。他深受吕留良民族思想的影响，竟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秋，派他的弟子张熙去见川陕总督岳钟琪并呈上一信，策动他举兵谋反。曾静为何选中岳钟琪？他误以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相信他必然忠于华夏，反夷狄即反清。但他想错了，身为封疆大吏的岳钟琪不会为其劝说而有丝毫动心！岳钟琪迅速将此信上报，雍正帝下旨，将曾静与其弟子张熙一并逮捕，监押北京。从曾静的家中抄出两部书，为其定罪提供了证据。按大清律，曾、张以叛逆罪必然处死无疑。结果却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雍正帝并未出手，相反，还和曾静进行书面对话：一方面，审讯曾静，录其口供；一方面，雍正帝据其口供，又从其两书中摘出相关文句，予以严辞批驳，还提出问题，进一步追问，责令曾静回答。于是，曾静有问必答，写成文字。雍正帝读后再批驳、追问。如此往复，以至问无可问而止。曾静将自己的反清思想，种种错误的观点，一一交代，而且重在自我批判，赞颂雍正帝：“天亶聪明，恢弘前烈。”① 至此，案情已清。接下去的结果又是出人意料，雍正帝不但没有处置曾静，还将他释放出狱。
之后，雍正帝把他与曾静的一问一答和他对此案发出的多次长篇谕旨，一并汇辑成书，于雍正七年公开刊布。这就是《大义觉迷录》的由来。《大义觉迷录》是这一特殊案件的文字记录，也可视为此事件的实录。如果研讨清盛时的治国理念、民族观念的新变革，尤其是就“大一统”论的内涵及“华夷之辨”的批判，该书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文献史书。尤其可贵的是，书中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问题，并加以深入阐述，即使当代人也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为真正认识、正确解读清史提供理论依据。
回顾以往清史研究，多在批评“文字狱”时，才提到曾静其人其事；评价雍正帝时，才引证《大义觉迷录》，用以证明他对自己“夺嫡”“篡位”作自我辩解，为清朝之“正统”正名，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大义觉迷录》记载的内容之一。但最核心的内容不在此，而是雍正帝对清朝实践“大一统”的理论阐发，表达他的新的民族观，同时，对曾静所持“华夷之辨”亦即千百年沿袭的传统观念展开批判与清算。两人的“对话”，实际是两种不同理论、两种不同观念的对决。恰恰是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尚未意识到《大义觉迷录》具有特殊的理论认识与实践借鉴价值，迄今为止，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也缺少相应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雍正帝与曾静的理论驳辩概括为三题，以解读《大义觉迷录》，为清史研究提供新思考。
① 《大义觉迷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７页。
一 夷狄“禽兽”辨
何谓“夷狄”？史学界皆知，是指中国古代社会对华夏以外的“四裔”族群的通称，如当代所称诸少数民族之谓。古人将各民族、族群概括为“五方之民”，即中国（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除华夏（汉）外，其他四方之民，概称或泛称“夷狄”。
夷狄是人，还是“禽兽”？曾静提出这一严重问题，直接给出回答：“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又说：“夷狄异类，詈如禽兽。”① 类似的说法还有，不赘引。曾静明指“中土”即中国之华夏为“人”，而夷狄为“异类”，性“邪僻”，等而下之，是谓“禽兽”。
其实，曾静的“夷狄禽兽论”并非他的发明，早在先秦时代已有此论。如《左传》襄公四年（公元前５６９）载：“戎，豺狼之德也。”即使如管仲这样的政治家也认定：“戎狄豺狼。”戎狄以文化极端落后，无中原华夏之礼，被视为“禽兽”。相反，华夏深度文明、礼仪俱备，才称为“人”。故华夷之分，是人与禽兽之分。由此而形成华夏自尊、蔑视夷狄的民族观念，世代传承，不可动摇。
至明代，“夷狄禽兽论”更甚于往代。如明初著名学者方孝孺说：“如夷狄入主中国，是率天下人为禽兽也。”明中叶理学家丘濬称：“为生人主，必攘夷狄，必驱猛兽。”②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也力主华夷不可混杂，“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③。
可见，“夷狄禽兽论”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并非明代几个人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早已成为历代承袭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汉族所建王朝，直视夷狄为“非人类”，如明斥蒙古、女真人为 “犬羊”“丑类”。四千年来，是否有人提出过异议？遍查历史，难觅其人，惟唐太宗视夷狄与华夏同为人，终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夷分离的格局，在唐治下，华夷也仅和平共处一段时期而已。
直到雍正帝，才对“夷狄禽兽论”展开真正的大批判，他是针对曾静谬论而发，但也是对中国千百年这一传统民族旧观念的批判与清算。雍正帝直奔主题，论人与禽兽之不同：“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④ 其道理很简单：“行人伦”就是人，“灭天理” 就是“禽兽”！怎么可以用华夷来区分“人禽”？
雍正帝另一篇“上谕”中继续批判“人禽”之分论。他指出：“夫人人皆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他举例说，如处荒僻深山旷野之“夷狄”“番目”，“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之名，也未尝不可。但看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人，“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他们也是“夷狄”，岂能“以禽兽目之乎”？
他又以“本朝”为例，“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等等，还能说“满洲夷狄”，“为异类禽兽乎”？所以，“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他的意思是，人与禽兽之分，不在于居地是内是外，也不论华与夷，关键是能否实践礼仪、行礼法。
接着，雍正帝与曾静辩论汉人是否是“禽兽”的问题。如前言，在曾静看来，华夏－汉人为
①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２１页。
②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后正统论》，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０６页。
③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８２，《梓材谨案谢山札记云长山载入衡运诸篇》，《续修四库全书》第５１９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１７页。
④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８页。
人，乃千古不易之理。但雍正帝提出：汉人未必都是“人”！内中也有“禽兽”。他举例说：“明之将弁……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他们“标名竹帛……岂不谓之贤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他又举“吴三桂反叛之时”，其“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又如三次出征
“朔漠”，又有多少汉人将士“宣力行间”，贡献不小，“岂不谓之忠且义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如曾静鼓动反清的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以勇”，在西藏、青海立下大功，堪称是“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与这些汉人相比，曾静之所想所为，雍正帝斥为“乃汉人之禽兽也”！
最后，雍正帝总结：“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论丧天常，绝灭人伦，则谓之禽兽。此理之显然者也。”①
雍正帝破除“华夷之辨”，不分地域与远近，对华夷一视同仁，皆以人相持，提出以文化伦理纲常来区分人与禽兽。应该承认，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进步之论。他以理以情驳斥了曾静之谬言，也是对千百年传统民族观念的历史性判决与清算。曾静对雍正帝之论，无言以对，俯首认错。他说：他“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今日伏读皇上谕旨……义更精实，理更显明，虽顽石无知，亦应灵动了”。② 他进一步声明：“华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即以地言，亦无定限……况夷狄本是论人，亦善恶为性克全，无所亏欠为人；五性浊杂，不忠不信为夷狄。”③ 看来，曾静完全为雍正帝的辩论折服，表述出他对“夷狄禽兽论”的新认识，对个人的谬言予以自我批判。至此，这一问题的驳辨告终。
二 “大一统”与夷狄“入主中国”
“大一统”理念，源于孔子著《春秋》，自汉以后历代承袭，成为历代建国、治国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正如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④ 那么，何谓“大一统”？《礼记》做出解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也。”即天下由一个政权、一个君主统治，反对分裂反对割据，必归于一统。可以认为，“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条主线，也是关系中国内向凝聚而不断发展的一条生命线，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不可低估。
但是，《春秋》所主“大一统”，也存在严重缺欠，就是“内诸夏而外夷狄”，严格区分华与夷，只可华夏实行“大一统”，夷狄只能做“大一统”的附庸。至秦始皇筑长城，就从地理上将华与夷分开，华处长城内，夷狄处长城外，“华夷之辨”自此成定式。再引用明太祖的一句话，就把华夷之辨说的更清楚了。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⑤ 区分内外、华夷十分清楚。其中还表明：夷狄不得入中国（指长城以内），更不得主天下，换言之，夷狄无权统治“中国”，而只能接受“中国”统治！
以上，扼要地说明大一统与“华夷之辨”的由来及其内涵，有助于对雍正帝与曾静辩论之是非曲直作出判断。
曾静自著的《知几录》《知新录》及其口供中，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清入主中原是否合法？也就是所谓“正统”、非“正统”之意。曾静以清为“夷狄”，为“匪类”，以明“君丧其德，臣失
①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２２页。
②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２８页。
③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２９页。
④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５６《董仲舒传第二十六》，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５２３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２６，吴元年十月丙寅。
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居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① 曾静的说法，完全是“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以夷狄入中国为非法，亦即非正统，与前引明太祖的话如出一辙。黄宗羲也说， “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兽不可混杂！可见，他们所主“大一统”，是“华夷分治” 的“大一统”，如前已指出，实际是华夏的大一统。
雍正帝对此痛加驳斥。他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② 这是说，“皇天”只辅助有德行的人，才有资格为“天下君”，从未听说不以德却以居何地的人而辅之。进一步说，不论居何地，即便是居于“外”的夷狄，只要有德，就可以为君！他进一步反驳曾静的“华夷分离”论：“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处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圣人之所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③
概括雍正帝所论，质言之，就是一句话：中华、夷狄同在一个天地中，同在“圣人”的抚育之下。这就是他的新“大一统”论：合内外华夷为一家即“天下一家”，与历代所行“华夷之辨”的“大一统”成一鲜明对比。
雍正帝的论证还在继续：“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他又说到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问题：清以前，历代为何不能“中外一统”？原因就是划定“此疆彼界”，区分内外，难成大一统！即华与夷狄以长城为界；夷狄中各部落彼此各分疆界，各自主其地。如此，不仅不能成一统，而且矛盾冲突不断，战争不断。他以明朝为例，说：“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事实是，明与蒙古争战２００余年，蒙古始终未被明完全统一。
雍正帝总结清朝入关８０余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会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宇，至今日而开廓……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④ 此言并非虚语，亦属实情。所以，他宣称：“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⑤ 他斥责曾静：“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⑥
为进一步揭示清创造新“大一统”理论的实质，不妨引证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雍正帝说的一段话：
“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⑦ 这是他对清实践“中外一家”大一统的生动解释，也是对大一统的理论概括。纵观中国历史，此一理论实为千百年来的一次思想的民族意识巨变，是一划时代的理论创新。
曾静是读书人，又能自写书，其文化素养较高，但在雍正帝雄辩面前，已是苍白无力，不能应对。问题的关键是，雍正帝的民族观、大一统是全新的内容，曾静以传统的旧观念无能与之对阵，只好乖乖认错认罪，对自己严加批判。其言也真，其情也诚。
①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２９页。
②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３页。
③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５５页。
④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８５页。
⑤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５页。
⑥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４—５页。
⑦ 《清世宗实录》卷１３，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三 “中国”与“中外”辩
与上两个问题相联系，雍正帝又与曾静辩“中国”与“中外”。这不仅仅是个概念问题，也是困扰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实际问题。为了说明两人驳辩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必要回溯历史，以明“中国”与“中外”之来历。
商周之际，方国、诸侯国林立，商周王居处即后来所称之京城，自认处“天下中心”，故称“中国”。周时，凡奉“周礼”的诸侯国，皆称“中国”，夷狄是处“中国”（诸夏）之外的“四裔”，遂形成“内中国，外夷狄”或“内诸夏，外夷狄”的“华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至秦始皇设郡县，
“筑长城，界中国”，① 才使中国的地理坐标确定下来，将“三北”的夷狄即游牧民族隔离在长城以外，而长城以内凡设郡县之地，皆为中国。所谓“内外”之分、“中外”之别，概以长城为界。正如汉时人所认识：“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②
秦汉以降，历代坚守万里长城一条线，“内外”或“中外”的观念传承不变。前引明太祖等人之论，“中国”必以华夏———汉族统治为合法正统，夷狄入主中国就是非正统。尽管元为一代王朝，仍受到明的批判与否定。甚至连孙中山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还大声疾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府，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国家。”③ 可见，“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何等顽强，阻滞“中国”千百年徘徊在长城脚下。
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康熙帝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长城不再修理、不再驻兵。长城防御自此废除，“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宁无边患？明崇祯中，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各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徳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④ 他声明：“朕君临天下，无分内外，视同一体。”⑤ 废长城，无内外，与内地视同一体，这就是合内外疆域为一国———一个新的中国。突破千百年之限，“中国”顿时改观，成内外华夷“大一统”！
在这个大背景下，雍正帝继承康熙帝开创的伟业，同时，进行理论总结，阐述他的一系列新观念思想。
曾静思想上完全是旧思想、旧观念、旧语言。如前引，他仍然把来自东北的满洲视为“夷狄”，借明之机，“乘虚入我中国”，“窃据”中国统治权。他把“中国”看成是他的，汉族的，满洲非中国之人，也就是“外人”，或者说中国之外的人。他说：“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转与禽兽无异。”⑥ 简言之，远离中国的夷狄，“与禽兽无异”！他也承认，他的种种说法，是“强分中外华夷者”。⑦ 这反映曾静无视现实的重大变化，还沉浸在旧的观念中，提出反现实反“夷狄”的种种谬论，理应当然地受到雍正帝的批驳。
康熙帝废长城，消除内外、中外之限，雍正帝解释，就是消除“此疆彼界”的弊端，才使“中国成一统之盛”。他理直气壮，宣称：“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⑧ 与历代特别是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９６上《西域传上》，第３８７２—３８７３页。
②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９０《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９９２页。
③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９６—２９７页。
④ 《清圣祖起居注》卷２７，康熙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⑤ 《清圣祖实录》卷１９１，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丙戌。
⑥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５５页。
⑦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８９页。
⑧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６２页。
与明朝相较，清朝划时代的变革实有过之而为历代所不及！因此，雍正帝的说法，并不过分。
雍正帝与曾静辩“中国”与“中外”，与前两个问题密切相关，这里，就不再引证类似的言论了。实际上，说清楚“中国”与“中外”之说的由来与变化，两人的论辩是非不言自明。其结果还是曾静认输，对雍正帝的不断诘问做出解释，当然是附和雍正帝的观点，表明其立场的转变。
毫无疑问，两人“三辨”，以雍正帝之论获胜。应当指出，皇帝与一个囚犯的对话，身份与地位完全不对等，如天地悬差。如果雍正帝只从大清律例方面历数曾静犯下的种种罪行，这对于学术研究就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大义觉迷录》所刊载的并非是曾静的罪行录，却是两人展开意识形态的讨论，诸如大一统、华夷之辨、中国、内外、中外等，皆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雍正帝的史论结合的论证，完成对“华夷一家”大一统理论的构建，与康熙帝废长城，改变中国历史大格局一样，变革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曾静对雍正帝的大一统之论，心悦诚服，深刻揭示内心深处的旧思想、旧观念，予以清算，严加批判。这件事，一方面，说明当时类似曾静的思想意识在社会中特别是在知识界还普遍存在；一方面，说明旧思想旧观念终究会被新思想新观念所取代，预示着中国历史演变的发展方向。
雍正帝与曾静的辩驳，提供了一个理论探讨的范例，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