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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与“华夷之辨”的理论对决 ———《大义觉迷录》解读
作者:李治亭 责编:

来源:《历史档案》2021年02期  发布时间:2021-07-14  点击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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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皇帝与一个囚徒展开书面理论对话,辩驳当时的治国方略与民族问题,这并非是天方夜谭,却是一桩实实在在的史事。

这位皇帝,就是雍正帝。囚徒名叫曾静,是湖南永兴人,科举落第,在家收徒教书,自著两书,一曰《知几录》,一曰《知新录》,表达出“华夷之辨”的强烈意识。他深受吕留良民族思想的影响,竟于雍正六年(1728)秋,派他的弟子张熙去见川陕总督岳钟琪并呈上一信,策动他举兵谋反。曾静为何选中岳钟琪?他误以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相信他必然忠于华夏,反夷狄即反清。但他想错了,身为封疆大吏的岳钟琪不会为其劝说而有丝毫动心!岳钟琪迅速将此信上报,雍正帝下旨,将曾静与其弟子张熙一并逮捕,监押北京。从曾静的家中抄出两部书,为其定罪提供了证据。按大清律,曾、张以叛逆罪必然处死无疑。结果却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雍正帝并未出手,相反,还和曾静进行书面对话:一方面,审讯曾静,录其口供;一方面,雍正帝据其口供,又从其两书中摘出相关文句,予以严辞批驳,还提出问题,进一步追问,责令曾静回答。于是,曾静有问必答,写成文字。雍正帝读后再批驳、追问。如此往复,以至问无可问而止。曾静将自己的反清思想,种种错误的观点,一一交代,而且重在自我批判,赞颂雍正帝:“天亶聪明,恢弘前烈。”至此,案情已清。接下去的结果又是出人意料,雍正帝不但没有处置曾静,还将他释放出狱。

之后,雍正帝把他与曾静的一问一答和他对此案发出的多次长篇谕旨,一并汇辑成书,于雍正七年公开刊布。这就是《大义觉迷录》的由来。《大义觉迷录》是这一特殊案件的文字记录,也可视为此事件的实录。如果研讨清盛时的治国理念、民族观念的新变革,尤其是就“大一统”论的内涵及“华夷之辨”的批判,该书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文献史书。尤其可贵的是,书中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问题,并加以深入阐述,即使当代人也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为真正认识、正确解读清史提供理论依据。

回顾以往清史研究,多在批评“文字狱”时,才提到曾静其人其事;评价雍正帝时,才引证《大义觉迷录》,用以证明他对自己“夺嫡”“篡位”作自我辩解,为清朝之“正统”正名,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大义觉迷录》记载的内容之一。但最核心的内容不在此,而是雍正帝对清朝实践“大一统”的理论阐发,表达他的新的民族观,同时,对曾静所持“华夷之辨”亦即千百年沿袭的传统观念展开批判与清算。两人的“对话”,实际是两种不同理论、两种不同观念的对决。恰恰是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尚未意识到《大义觉迷录》具有特殊的理论认识与实践借鉴价值,迄今为止,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也缺少相应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雍正帝与曾静的理论驳辩概括为三题,以解读《大义觉迷录》,为清史研究提供新思考。

① 《大义觉迷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一 夷狄“禽兽”辨

何谓“夷狄”?史学界皆知,是指中国古代社会对华夏以外的“四裔”族群的通称,如当代所称诸少数民族之谓。古人将各民族、族群概括为“五方之民”,即中国(华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除华夏(汉)外,其他四方之民,概称或泛称“夷狄”。

夷狄是人,还是“禽兽”?曾静提出这一严重问题,直接给出回答:“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又说:“夷狄异类,詈如禽兽。”类似的说法还有,不赘引。曾静明指“中土”即中国之华夏为“人”,而夷狄为“异类”,性“邪僻”,等而下之,是谓“禽兽”。

其实,曾静的“夷狄禽兽论”并非他的发明,早在先秦时代已有此论。如《左传》襄公四年(公元前569)载:“戎,豺狼之德也。”即使如管仲这样的政治家也认定:“戎狄豺狼。”戎狄以文化极端落后,无中原华夏之礼,被视为“禽兽”。相反,华夏深度文明、礼仪俱备,才称为“人”。故华夷之分,是人与禽兽之分。由此而形成华夏自尊、蔑视夷狄的民族观念,世代传承,不可动摇。

至明代,“夷狄禽兽论”更甚于往代。如明初著名学者方孝孺说:“如夷狄入主中国,是率天下人为禽兽也。”明中叶理学家丘濬称:“为生人主,必攘夷狄,必驱猛兽。”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也力主华夷不可混杂,“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

可见,“夷狄禽兽论”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并非明代几个人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早已成为历代承袭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汉族所建王朝,直视夷狄为“非人类”,如明斥蒙古、女真人为 “犬羊”“丑类”。四千年来,是否有人提出过异议?遍查历史,难觅其人,惟唐太宗视夷狄与华夏同为人,终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夷分离的格局,在唐治下,华夷也仅和平共处一段时期而已。

直到雍正帝,才对“夷狄禽兽论”展开真正的大批判,他是针对曾静谬论而发,但也是对中国千百年这一传统民族旧观念的批判与清算。雍正帝直奔主题,论人与禽兽之不同:“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其道理很简单:“行人伦”就是人,“灭天理” 就是“禽兽”!怎么可以用华夷来区分“人禽”?

雍正帝另一篇“上谕”中继续批判“人禽”之分论。他指出:“夫人人皆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他举例说,如处荒僻深山旷野之“夷狄”“番目”,“不识纲维,不知礼法,蠢然漠然”,或可加之以“禽兽”之名,也未尝不可。但看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人,“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他们也是“夷狄”,岂能“以禽兽目之乎”?

他又以“本朝”为例,“自关外创业以来,存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等等,还能说“满洲夷狄”,“为异类禽兽乎”?所以,“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禽兽之类,宁在地之内外哉!”他的意思是,人与禽兽之分,不在于居地是内是外,也不论华与夷,关键是能否实践礼仪、行礼法。

接着,雍正帝与曾静辩论汉人是否是“禽兽”的问题。如前言,在曾静看来,华夏-汉人为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21页。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后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06页。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82,《梓材谨案谢山札记云长山载入衡运诸篇》,《续修四库全书》第5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8页。

人,乃千古不易之理。但雍正帝提出:汉人未必都是“人”!内中也有“禽兽”。他举例说:“明之将弁……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他们“标名竹帛……岂不谓之贤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他又举“吴三桂反叛之时”,其“攻城破敌,转饷挽粮,多半汉人也”。又如三次出征

“朔漠”,又有多少汉人将士“宣力行间”,贡献不小,“岂不谓之忠且义乎,而得以禽兽目之乎”?如曾静鼓动反清的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以勇”,在西藏、青海立下大功,堪称是“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与这些汉人相比,曾静之所想所为,雍正帝斥为“乃汉人之禽兽也”!

最后,雍正帝总结:“盖识尊亲之大义,明上下之定分,则谓之人;若论丧天常,绝灭人伦,则谓之禽兽。此理之显然者也。”

雍正帝破除“华夷之辨”,不分地域与远近,对华夷一视同仁,皆以人相持,提出以文化伦理纲常来区分人与禽兽。应该承认,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进步之论。他以理以情驳斥了曾静之谬言,也是对千百年传统民族观念的历史性判决与清算。曾静对雍正帝之论,无言以对,俯首认错。他说:他“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今日伏读皇上谕旨……义更精实,理更显明,虽顽石无知,亦应灵动了”。他进一步声明:“华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即以地言,亦无定限……况夷狄本是论人,亦善恶为性克全,无所亏欠为人;五性浊杂,不忠不信为夷狄。”看来,曾静完全为雍正帝的辩论折服,表述出他对“夷狄禽兽论”的新认识,对个人的谬言予以自我批判。至此,这一问题的驳辨告终。

二 “大一统”与夷狄“入主中国”

“大一统”理念,源于孔子著《春秋》,自汉以后历代承袭,成为历代建国、治国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正如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那么,何谓“大一统”?《礼记》做出解释:“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也。”即天下由一个政权、一个君主统治,反对分裂反对割据,必归于一统。可以认为,“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条主线,也是关系中国内向凝聚而不断发展的一条生命线,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不可低估。

但是,《春秋》所主“大一统”,也存在严重缺欠,就是“内诸夏而外夷狄”,严格区分华与夷,只可华夏实行“大一统”,夷狄只能做“大一统”的附庸。至秦始皇筑长城,就从地理上将华与夷分开,华处长城内,夷狄处长城外,“华夷之辨”自此成定式。再引用明太祖的一句话,就把华夷之辨说的更清楚了。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区分内外、华夷十分清楚。其中还表明:夷狄不得入中国(指长城以内),更不得主天下,换言之,夷狄无权统治“中国”,而只能接受“中国”统治!

以上,扼要地说明大一统与“华夷之辨”的由来及其内涵,有助于对雍正帝与曾静辩论之是非曲直作出判断。

曾静自著的《知几录》《知新录》及其口供中,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清入主中原是否合法?也就是所谓“正统”、非“正统”之意。曾静以清为“夷狄”,为“匪类”,以明“君丧其德,臣失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22页。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28页。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29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二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23页。

 《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寅。

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居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曾静的说法,完全是“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以夷狄入中国为非法,亦即非正统,与前引明太祖的话如出一辙。黄宗羲也说, “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兽不可混杂!可见,他们所主“大一统”,是“华夷分治” 的“大一统”,如前已指出,实际是华夏的大一统。

雍正帝对此痛加驳斥。他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这是说,“皇天”只辅助有德行的人,才有资格为“天下君”,从未听说不以德却以居何地的人而辅之。进一步说,不论居何地,即便是居于“外”的夷狄,只要有德,就可以为君!他进一步反驳曾静的“华夷分离”论:“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处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圣人之所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

概括雍正帝所论,质言之,就是一句话:中华、夷狄同在一个天地中,同在“圣人”的抚育之下。这就是他的新“大一统”论:合内外华夷为一家即“天下一家”,与历代所行“华夷之辨”的“大一统”成一鲜明对比。

雍正帝的论证还在继续:“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他又说到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问题:清以前,历代为何不能“中外一统”?原因就是划定“此疆彼界”,区分内外,难成大一统!即华与夷狄以长城为界;夷狄中各部落彼此各分疆界,各自主其地。如此,不仅不能成一统,而且矛盾冲突不断,战争不断。他以明朝为例,说:“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事实是,明与蒙古争战200余年,蒙古始终未被明完全统一。

雍正帝总结清朝入关80余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会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宇,至今日而开廓……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此言并非虚语,亦属实情。所以,他宣称:“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他斥责曾静:“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

为进一步揭示清创造新“大一统”理论的实质,不妨引证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说的一段话:

“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这是他对清实践“中外一家”大一统的生动解释,也是对大一统的理论概括。纵观中国历史,此一理论实为千百年来的一次思想的民族意识巨变,是一划时代的理论创新。

曾静是读书人,又能自写书,其文化素养较高,但在雍正帝雄辩面前,已是苍白无力,不能应对。问题的关键是,雍正帝的民族观、大一统是全新的内容,曾静以传统的旧观念无能与之对阵,只好乖乖认错认罪,对自己严加批判。其言也真,其情也诚。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29页。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3页。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55页。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85页。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5页。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4—5页。

 《清世宗实录》卷13,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三 “中国”与“中外”辩

与上两个问题相联系,雍正帝又与曾静辩“中国”与“中外”。这不仅仅是个概念问题,也是困扰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实际问题。为了说明两人驳辩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必要回溯历史,以明“中国”与“中外”之来历。

商周之际,方国、诸侯国林立,商周王居处即后来所称之京城,自认处“天下中心”,故称“中国”。周时,凡奉“周礼”的诸侯国,皆称“中国”,夷狄是处“中国”(诸夏)之外的“四裔”,遂形成“内中国,外夷狄”或“内诸夏,外夷狄”的“华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至秦始皇设郡县,

“筑长城,界中国”,才使中国的地理坐标确定下来,将“三北”的夷狄即游牧民族隔离在长城以外,而长城以内凡设郡县之地,皆为中国。所谓“内外”之分、“中外”之别,概以长城为界。正如汉时人所认识:“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

秦汉以降,历代坚守万里长城一条线,“内外”或“中外”的观念传承不变。前引明太祖等人之论,“中国”必以华夏———汉族统治为合法正统,夷狄入主中国就是非正统。尽管元为一代王朝,仍受到明的批判与否定。甚至连孙中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还大声疾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府,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国家。”可见,“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何等顽强,阻滞“中国”千百年徘徊在长城脚下。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长城不再修理、不再驻兵。长城防御自此废除,“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宁无边患?明崇祯中,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各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徳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他声明:“朕君临天下,无分内外,视同一体。”废长城,无内外,与内地视同一体,这就是合内外疆域为一国———一个新的中国。突破千百年之限,“中国”顿时改观,成内外华夷“大一统”!

在这个大背景下,雍正帝继承康熙帝开创的伟业,同时,进行理论总结,阐述他的一系列新观念思想。

曾静思想上完全是旧思想、旧观念、旧语言。如前引,他仍然把来自东北的满洲视为“夷狄”,借明之机,“乘虚入我中国”,“窃据”中国统治权。他把“中国”看成是他的,汉族的,满洲非中国之人,也就是“外人”,或者说中国之外的人。他说:“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转与禽兽无异。”简言之,远离中国的夷狄,“与禽兽无异”!他也承认,他的种种说法,是“强分中外华夷者”。这反映曾静无视现实的重大变化,还沉浸在旧的观念中,提出反现实反“夷狄”的种种谬论,理应当然地受到雍正帝的批驳。

康熙帝废长城,消除内外、中外之限,雍正帝解释,就是消除“此疆彼界”的弊端,才使“中国成一统之盛”。他理直气壮,宣称:“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与历代特别是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2—3873页。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92页。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7页。

 《清圣祖起居注》卷27,康熙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清圣祖实录》卷191,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丙戌。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55页。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89页。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四辑),第62页。

与明朝相较,清朝划时代的变革实有过之而为历代所不及!因此,雍正帝的说法,并不过分。

雍正帝与曾静辩“中国”与“中外”,与前两个问题密切相关,这里,就不再引证类似的言论了。实际上,说清楚“中国”与“中外”之说的由来与变化,两人的论辩是非不言自明。其结果还是曾静认输,对雍正帝的不断诘问做出解释,当然是附和雍正帝的观点,表明其立场的转变。

毫无疑问,两人“三辨”,以雍正帝之论获胜。应当指出,皇帝与一个囚犯的对话,身份与地位完全不对等,如天地悬差。如果雍正帝只从大清律例方面历数曾静犯下的种种罪行,这对于学术研究就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大义觉迷录》所刊载的并非是曾静的罪行录,却是两人展开意识形态的讨论,诸如大一统、华夷之辨、中国、内外、中外等,皆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雍正帝的史论结合的论证,完成对“华夷一家”大一统理论的构建,与康熙帝废长城,改变中国历史大格局一样,变革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曾静对雍正帝的大一统之论,心悦诚服,深刻揭示内心深处的旧思想、旧观念,予以清算,严加批判。这件事,一方面,说明当时类似曾静的思想意识在社会中特别是在知识界还普遍存在;一方面,说明旧思想旧观念终究会被新思想新观念所取代,预示着中国历史演变的发展方向。

雍正帝与曾静的辩驳,提供了一个理论探讨的范例,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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