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江浙地区久为财赋根本之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廷与湘淮集团对清政府所控制的最大税源地江浙地区的争夺，是晚清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内容。咸丰十一年（1861），随着聚集清军绿营精锐的江南江北大营再度崩溃，清廷在不得不依靠湘军对付太平军的同时，也企图从饷需等方面着手操控。而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按规制统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后，又受命节制浙江省军务，这就将原不属于两江地区的浙江省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也使得传统的江浙财赋之区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斗争，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那么，当时这种激烈的权势争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状态，需要根据详实的史料做出细化的研究。a
一、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围绕江浙巡抚职位的权力争夺
咸丰十一年下半年到同治元年（1862），是湘淮集团在两江和闽浙地区对太平军作战的关键时期，也是清廷和湘淮集团对江浙财赋之区控制力争夺的一个关键时期。
a 关于这一问题，学界研究不多。较为密切的研究成果有董蔡时：《论曾国藩与何桂清争夺江浙地盘的斗争》，《浙江学刊》1985 年第 2 期。此外，一些研究湘淮集团的论著对本文主题略有涉及，参见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83-291 页。笔者相关专著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参见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75-196 页。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与深化。
按照曾国藩的意图，他总领两江、节制浙江，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均由湘淮将领带兵进剿，并由湘淮人员出任四省巡抚，这样兵饷合一，对于江浙战事就可统筹规划，与湖广地区也可协调如一（当时，湘军悍将李续宜在咸丰十一年八月起署、任湖北巡抚，十二月因李续宜回任安徽巡抚，湘军集团重要成员严树森接任湖北巡抚，湘军另一重要成员毛鸿宾咸丰十一年二月起署、任湖南巡抚a）。在曾国藩的计划中，他决意利用战争形势，力推安徽由李续宜任巡抚，江苏由李鸿章带兵为抚兼筹饷，浙江由左宗棠带兵为抚，江西由沈葆桢任巡抚负责筹饷，这样就能从兵、饷两途确保规复江浙战事的顺利进行。b
但是，曾国藩等湘淮将帅的筹划和力荐，与清廷的权力版图、人事行政和对外交涉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符的。当时，清廷面临外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和英、法等西方列强扩大在华特权的巨大压力，内则因祺祥政变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权力洗牌的压力巨大，如何对待曾国藩集团当然是一个重大问题。当年，咸丰帝与肃顺对曾国藩集团实施的就是利用与压控并重的手段。辛酉之后，在绿营精锐损耗殆尽的情况下，新掌权的清廷中枢必须依靠湘军承担对太平军作战的军事重任，对曾国藩集团展示更为信任和器重的姿态，在危局中尤为紧要，然这种“器重”并非清廷对湘军集团武力和忠诚的绝对信任。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在江苏，清廷仍想利用江苏巡抚薛焕来牵制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浙江，清廷暂时也没有撤换巡抚王有龄的打算。面对这种状况，湘军集团在江西、安徽人员眉目初定的情况下，顺势展开扳倒现任江浙巡抚薛焕、王有龄的凌厉攻势。
薛焕长期在江苏任职。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任江苏金山县知县开始，历任松江府知府、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咸丰九年十一月擢江宁布政使，十年闰三月调江苏布政使，五月升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在江苏有较强的控制力。c薛焕出任苏抚，是在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但尚未赴任之际，清廷用他牵制曾国藩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现有中外材料显示，薛焕其人确是清廷在江苏的一名干员，无论在组织武力、攻剿太平军的军务方面，还是在筹饷、对外交涉等方面，都表现得颇为突出。清廷对他也颇为赏识，咸丰十年五月初一日他出任江苏巡抚。随后不久，即在七月二十六日赏给他头品顶戴。d王有龄也长期任职于江浙。咸丰七年六月，他由云南粮道迁江苏按察使，八年二月迁江苏布政使，十年三月迁湘抚，未赴任即署理浙江巡抚，次日即实授。e无论是从清朝中央的角度，还是从薛焕、王有龄力求巩固自身地位的角度，薛、王二人都是清廷在江浙制约曾国藩集团的力量。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湘淮集团对江浙两省巡抚等军政要职，有着自己的战略要求。而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长期盘踞江浙，颇有势力，对湘淮集团并不友善。薛焕屡屡拖延湘、淮军兵饷，王有龄在拖欠湘军饷糈之余还千方百计拉拢湘军将领李元度，f都成为清廷牵制、打击湘军集团的重要力量。因此，曾国藩等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们寻找时机，展开了一轮轮猛烈的攻势。
a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 204《疆臣年表八》，中华书局，1977 年，第 7856-7859 页。
b曾国藩没有留下文献明确述其意图，但从他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元年荐举这些省份督抚的奏折，可以看出其筹划的大致脉络。另外，曾国藩这一时期军事战略大局的考虑，与清廷奏对的内容，也可见其概貌。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八日曾国藩的《复陈左宗棠军暂难援浙折》，既摆明军情实况，又暗含要挟之情。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7 年，第1586 页。随后湘系要员毛鸿宾在七月十三日奏请授左宗棠以封疆重任。见毛鸿宾：《通筹东南大局折》，《毛尚书奏稿》卷3，宣统二年刻本，第 26-28 页。
c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 53《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九·薛焕》，中华书局，1987 年，第 4190-4191 页。
d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23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499 页。
e 《清文宗实录》卷 310，咸丰十年三月丁丑；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 2 册，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703-1704 页；第 3 册，第 1924-1926、2161-2162 页。
f 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第 255-256 页。
这时战场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清流御史的频频奏劾，给曾国藩集团提供了契机。咸丰十一年，湘军在江西、安徽、湖北与太平军激战，挫败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的合军西征。四月至八月，湘军经反复争夺，更是攻克战略重镇安庆等地，陈玉成部大挫，退守庐州。a太平军南北呼应之势已失，李秀成只得率部退出江西，东进浙江，连克常山、临安、衢州、绍兴、萧山等地，从九月下旬到十月初先后向杭州外围各县和府城发动进攻。b在这一时期的战争进程中，湘军的节节胜利和江浙一带清军的连连败退形成了鲜明对比。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杭州将军瑞昌、浙江巡抚王有龄因督办浙江军务，连失郡县，谕命革职留任。九月，御史杨荣绪等奏劾江苏巡抚薛焕贪劣各款。c十月十六日，又有人上《请饬密查江浙抚臣能否胜任折》，指出江浙在筹集粮饷方面的重要性及战争的破坏性：“特是各省军务，皆宜迅速蒇事，而东南尤为紧要。何则？江、浙为财赋之区，地丁、漕粮甲于天下，海运、织造，国家之衣食资焉。自上年金陵贼焰窜踞苏、常，蔓延两浙，焚烧掳杀无孑遗。”随后将皇帝的期望和薛焕、王有龄的失职串连起来说：“我文宗显皇帝宵旰勤劳，特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薛焕、王有龄为江苏、浙江巡抚，固冀其速奏肤功也。乃至今一年有余，曾国藩尚能整师而出，克复城池。而该抚等旷日持久，捷奏无闻。一则久驻海滨，处偏隅以自固；一则专防省会，顾他郡而未遑。岂仅以此塞责耶？抑将谋定而动耶？或曰非不欲进攻也，兵不足也，饷不充也。然臣窃谓今日之贼，大半皆由于裹胁，其迹易聚，而其心亦易离。果能奋勇进剿，尚可次第扑灭。若推委于兵单饷缺而委靡不振，岂迟之又久而兵可足、饷可充乎？恐迟之又久而兵愈老、饷愈竭也。”d 这一点的厉害之处在于，薛焕升任江苏巡抚既因其筹饷、筹兵、“保卫地方”的能力为清廷所看重，又曾为江浙地方士绅社会乃至外人认可，而王有龄能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也是因其长期表现出的较为出色的筹饷能力。而该折则借薛、王二人长期形成的对供饷湘军的掣肘惯习，以两江总督的责权和皇帝的要求，正显出薛焕和王有龄二人得受重任之所长变而为履职无力之短象。这一奏折进而指出，江浙安危直接牵连上海这一中外汇聚的贸易与饷源地的安危，
“现在浙省四面皆贼，岌岌可危，万一杭城有事，上海岂能独安？该抚等虽势处万难，亟宜谋勇交资，力除逆焰。若再迁延日久，贼久踞财赋之区，征银索米，盗粮足而分股四出，臣恐时事之难图有日甚一日者，不可不早虑也。伏愿皇上一怒安民，严饬江苏、浙江抚臣会同两江督臣曾国藩，迅速进兵收复郡县，万不可托防堵之名而失进剿之实。至该抚等为大局所关，果否能胜其任？并恳饬议政王密查酌择”。该奏折在强调薛焕、王有龄的畏葸、不胜其职，请求清廷查明之意后，最后突出曾国藩的作用，并建议由曾国藩推荐能扭转江浙局面的江浙巡抚人选：“兵不论多寡，要在将帅得人。臣窃见用兵以来，惟楚兵最勇而善驭。楚兵者，惟曾国藩最著。曾国藩出师数载，凡有胜仗，从无虚饰捏报之语。此即忠直可靠之征也。现在东南军务需才孔亟，可否请旨专饬曾国藩于军营中择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将帅之任者，酌保数员，听候简用。”e 这一奏折对曾国藩等湘淮将帅赞扬有加，对苏抚薛焕、浙抚王有龄则痛加指责，并建议由曾国藩于其营中择人取代薛、王二人，显然是站在湘军集团一边，为曾国藩的筹划助力。紧接着，在十月十七日，又有人奏上一折，以“浙省军务不振，疆地日蹙，请皇上另简贤员督办，以保危疆而维大局”为由，直接奏参王有龄、薛焕。该折称：“窃惟东南大局，固以克复金陵为要。而浙江与江苏省唇齿相依，尤为全局所关。若浙省疆吏得人，内守外攻，与楚军相为犄角，即可以制贼命而收全功。溯自上年瑞昌、王有龄督办军务以来，将及二载，府县纷纷失守，
a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学生书局，1964 年，第 630-633 页；《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461、1630 页。
b 华学烈：《杭城再陷纪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 6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627 页。
c《清史列传》卷 53《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九·薛焕》，第 4192-4193 页。
d 佚名：《请饬密查江浙抚臣能否胜任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655 页。
e 佚名：《请饬密查江浙抚臣能否胜任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655-1656 页。
处处戒严，该将军等一筹莫展，几有坐以待毙之势。刻下贼氛日逼，宁、绍二郡危在呼吸。若宁、绍不保，即省城不能固守。浙省苟有他虞，贼势愈炽，曾国藩一军，独力难支，东南大势去矣！查瑞昌朴忠素著，惜乏智谋。始居将军之职，颇有令誉。继秉总统之权，竟无胜算。王有龄但知理财，不娴将略。又不能选择贤才，讲求吏治”，这是将理财、筹饷“能员”王有龄治下的浙江所处危局，归结于王有龄等人之无能，从后来曾国藩湘军坐视杭州城围、王有龄殉城来看，是要达到两重目的，一是王有龄死可为湘淮将帅让出浙江巡抚之位，但这还不足以让清廷任命湘淮将帅为浙抚，所以二是让清廷看到弹劾奏折所言非虚。该折还进一步说：“竭数百万捐输易尽之脂膏，以养数万千骄惰不职之士卒，日复一日，终有财尽兵溃之时，况浙省统兵大将如张玉良等，皆拥兵观望，动辄挟制。本年四月间，金华失守，张玉良不但不肯剿贼，并且手执令旗，督率兵勇，恣情抢掠。万目共睹，哭声震野，该将军等岂无见闻！然竟不敢申明军律，一味优容，以致百姓畏兵同于畏贼。似此督率无方，岂能济事？”这就是将浙省将帅军事无能之状具体化。随即，该奏折建议：“臣愚以为当今将才都在楚营，诚得如左宗棠者统率一军来浙，畀以封疆重权，与两江督臣曾国藩声气相通，谋定而战，互相援应，庶几浙省可保，郡县可复。可否……就楚营带兵大员内公举一人，请旨简授浙江巡抚，专督浙军剿贼；其现任巡抚王有龄，或另行简用，出自圣裁。”a
同一奏折专门提及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等“其所信任属吏，皆系贪鄙之徒，但以掊克夤缘为事”，b故附上《奏参薛焕违旨拒解何桂清及不胜封疆重任片》称：“江苏巡抚薛焕，屡次奉旨派员押解何桂清到京严审，竟敢有意抗违，延不拿解，实属胆玩。复以收复苏、常专折保奏何桂清，显谓不准其保奏，该抚即无收复苏、常之日，迹近要挟，情尤可恶。现闻该抚在上海娱情古玩，不理军务，实不胜封疆重任。”这是要报何桂清任两江总督时与曾国藩湘军集团争夺江浙饷源地，当时陷湘军以窘境、困境、危境之恨。该奏片又称，“至总办粮台之金安清，声名狼藉，行止卑污，恃与薛焕拜认师生，侵蚀粮饷，兵民啧有怨言。应请旨一并查办”，这就将素称筹饷、通商人才的江苏巡抚薛焕及其任用的办粮饷人员的劣迹牵连，公之于廷。c
虽然目前缺乏直接证据来判断这些奏折的作者与湘淮集团的关系，故无法判断其是否有曾国藩等人的授意，不能径直将其作为湘淮集团攻击薛焕、王有龄等人的直接证据，但雪片般的奏劾之章起到了曾国藩等湘淮将帅所期望的作用。正如前面分析的，清廷在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薛焕、王有龄作为清廷在江浙一带的两枚棋子，对湘军势力的发展和扩大在江浙的控制力，起着重要的牵制作用，是制约曾国藩、维护清中央权威的重要力量，且二人在军务、筹饷、行政等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当然，这也与苏抚薛焕在上海与外人交涉颇称得力，浙抚王有龄在九月中下旬杭州周边府县连失、随即杭州被围，太平军兵临城下，无法临阵换帅也有关系。所以在九月份参劾折奏上后，清廷并无动作。于是，曾国藩坚持一面让李鸿章加紧募练淮勇，却坐视李秀成威胁上海，一面令左宗棠率一支湘军稳固浙赣走廊，却借口兵、饷不足坐视杭州围城。十月十六、十七两日连上的两折，“请饬密查江浙抚臣能否胜任”，以及再次奏参王有龄和薛焕，显与湘军集团加大的攻击力度相呼应。没有证据证明是湘淮将帅的怂恿，更显此为朝野之“共识”。这就更是迫使清廷在十月十六日接到奏折后，当天就对此奏折发出谕旨，“著曾国藩察看苏抚薛焕、浙抚王有龄能否胜任”。十月十七日又发上谕给曾国藩，要求他相机派军援浙并确查所参薛焕、王有龄各款，同于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廷寄的方式发给曾国藩。
清廷在十月十六日的上谕中称：“江浙所属郡县，为东南财赋之区，岂容任贼久踞！曾国藩
a 这一奏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657-1658 页。
b《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657 页。 c 《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659 页。
驻军安庆，规取金陵，若得江浙两省抚臣并力进攻，自不难将被陷城池次第收复。薛焕前在苏州府任内，声誉颇著。惟该省军务正当吃紧，督带兵勇，或恐非其所长。且前据有人奏：该抚在上海偏隅自固，日享安福等语。如果属实，即不能胜此重任。浙抚王有龄颇有才具，前任苏藩时，虽尚能筹办军饷，惟于浙抚一缺，未知能否胜任？以上二员，均著曾国藩悉心察看，据实具奏。又另片奏：东南军务，需才孔亟，请饬曾国藩酌量保奏等语。该大臣久历戎行，见闻较广，著择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将帅之任者，酌保数员，听候简用。”a
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上谕称：“本日有人奏，浙省军务不振，请另简贤员督办一折。浙省贼氛日炽，宁绍两郡情形，较为吃重，必得谋勇兼备大员统兵援救，可期渐有起色。鲍超追剿贼匪，已抵广信。如江西全境肃清，即著该总兵前赴浙江督兵进剿。左宗棠一军，能否可以抽拨？并著曾国藩相机筹办。王有龄叠被参劾，其平日不洽舆情，已可概见。著该大臣仍遵前旨，确切查明，迅速具奏。又有人片奏：江苏巡抚薛焕娱情古玩，不理军务。其总办粮台之金安清，声名狼藉，恃与薛焕拜认师生，任意侵蚀粮饷各等语。并著曾国藩秉公确切查明，一并据实复奏”。b
清帝上述两道谕旨虽要求查明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是否胜任、有否情弊等问题，甚至要求曾国藩等推荐替代人选，但毕竟均未坐实。故在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前后，又有参劾薛焕、王有龄的奏折，直指“牧令之贤否，全在督抚之得人。未有督抚实力整顿而牧令不知振作者也”。该折指出，苏抚薛焕已经不是那个筹兵、筹饷的干员了，“江苏省郡久陷，地方糜烂。臣闻抚臣薛焕安居上海，遍召画工，日写丹青以自娱，购买玩好珍物，无远不搜。自办理通商以来，广进贿赂，时辇金银赠遗权贵，以为固身之计。军务则不复一城，吏治则不办一事。大江南北，民生涂炭，不可问矣”。浙抚王有龄则不仅军务无能，还从理财能员变为聚敛贪婪之人，“浙江抚臣王有龄，自到任以后，失城无数，遍地皆贼。该抚不以克复为事，惟以暴敛为能，贪婪无厌，任用私人，兵不加增而征税日益加倍。臣闻其捐输之入，作为三分：一济军饷，一充私橐，一为交结馈遗之用。该抚籍隶福建，离浙甚近，运金归里，舆论哗然。是以人心瓦解，而寇患日深”。奏折最后归结起来，“尤可诛者，该二员营私纳贿，宦橐丰盈，已足肥其身家矣。亦自知无平贼之才，只求参劾，以罢黜为福，得以安享余生。此极巧宦之变计，而为圣世所难容。”请求，“伏祈皇上垂念东南大局，关系非轻，严法律以惩治贪庸，简贤良以救民水火”。c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前后，有人又上呈参劾金安清的奏折，更加具体地指称他在“江北总办捐输。该员旋驻泰州，令人风示地方，向伊捐资投效，方得差委。于是牟利者争相贿赂，委员遂至百数十人之多，其余职员、生监希图渔利者又凡百数，四出需索，民不聊生。…… 窃思里下河南邻苏、常，西邻天、六，北邻徐、海，粤逆捻踪，三面逼近，民情时虞摇动。今复迫以贪虐，道路怨咨，情势汹汹，诚恐激而生变。应请旨饬下该省大臣，严行查办，据实参奏”。而且，此事仍将薛焕牵涉在内，“其（指金安清）经手安徽捐项，以多报少，至今款数未清，前经袁甲三奏请谕令该员赴皖核算。……该员不敢赴皖，潜至里下河地方避匿，复营求江苏巡抚薛焕，奏派江北总办捐输”。d显然，通过参劾薛焕周围的人，目标还是直指薛焕，同时清除其身边势力。
当然，十月十六、十七日的参劾奏折能够产生显著效果，不能忽视清廷内部的变化。辛酉政变后，慈禧、奕 掌权，加大重用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发挥作用的汉族官僚的力度，当月命曾
a 《清穆宗实录》卷 7，咸丰十一年十月辛未。 b 《清穆宗实录》卷 7，咸丰十一年十月壬申。
c 此奏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755-1756 页。
d 这道奏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759-1760 页。
国藩统辖四省军务。当时，清廷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对外在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正面临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要求扩大在华特权和利益的巨大外交压力；对内则因政变之后，从京师权力中枢到地方督抚大员，都需要重新洗牌。曾国藩是被慈禧、奕 清洗的原权力中枢肃顺集团所器重的大员，那么在肃顺被杀后，如何对待曾国藩当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不过，当年咸丰帝与肃顺对曾国藩集团实施的就是利用与压控并重的手段，并非无条件的信任与推重。在绿营精锐损耗殆尽的情况下，新掌权的慈禧、奕 等必须依靠曾国藩湘军承担对太平军作战的军事重任。清廷中枢困难重重，对远在江南的曾国藩集团继续实施原有政策，甚至显出更为信任和器重之姿态，对于安抚内外危局，使曾国藩等汉族官僚能在危局中展现对清廷的“忠诚”，就尤为紧要。当然，这种“器重”的出发点，是需要他们的武力支撑，并不表明清廷绝对信任湘军集团。
紧接着这一系列事件的是在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清廷“准兵部火票递到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称：“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著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著杭州将军瑞昌帮办。并著曾国藩速饬太常寺卿左宗棠驰赴浙江，剿办贼匪，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a同日，廷寄给曾国藩、闽浙总督庆端、福建巡抚瑞瑸、江西巡抚毓科，再次明确曾国藩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饬即统筹兼顾，并命左宗棠赴浙督办军务。b显然这是问题的另一面，清廷在湘淮集团夺取江苏、浙江巡抚之位的凌厉攻势面前，不为所动。但是，太平军发动的战局为曾国藩提供了有利条件，迫使清廷做出妥协。
二、曾国藩的审慎与猛力出击
这一时期，太平军二次西征虽然失利，但太平军在东线作战却获得重大进展。从咸丰十一年三月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率部攻入浙江，连克浙东、浙西重镇，到八月下旬忠王李秀成由江西入浙，连战连捷，十一月二十八日攻克杭州。在江苏一带李秀成展开军事逼压态势，再攻上海以切断清军饷源也迫在眉睫。清廷只能依靠湘淮集团做军事应对，不得不在江浙巡抚问题上做出妥协。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清廷以廷寄的方式将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上谕发给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前因有人奏，江浙抚臣不洽舆情、玩视军务各节，业经谕令曾国藩秉公查奏。兹有人奏：江苏巡抚薛焕，自到任后，株守上海，莫展一筹，且收买宝玩，性耽曲蘖。并将丁忧候补盐运使金安清违制保奏，派伊劝捐。金安清于通泰设局，烜赫奢侈，逐户搜刮，怨声鼎沸。又有人奏，薛焕自办理通商以来，广通贿赂，时辇金银，赠遗权贵。浙江抚臣王有龄，不以克复为事，惟以暴敛为能各等语。江浙军务孔亟，全赖封疆大吏实力整顿，方能维持危局，保卫地方。如所奏情形，营私纳贿，惟顾身家，又安望其奠民生而扫贼氛耶？”该上谕要求， “曾国藩将所参薛焕、王有龄、金安清各款，汇入前参各款内，一并秉公严密详查，据实复奏，毋稍徇隐。原折片著钞给阅看。曾国藩如果察看薛焕不能胜任，即遵奉前旨，迅速保奏数员，候旨简放。江苏巡抚现驻上海，所保之员，必得于军务、地方及外国事务均属相宜。”c
清廷随后又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发出上谕，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廷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巡抚彭玉麟，令“曾国藩严密确查，汇并前案据实参办”。d
a《清穆宗实录》卷 7，咸丰十一年十月癸酉。
b该廷寄见《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660-1661 页。
c 《清穆宗实录》卷 8，咸丰十一年十月庚辰。
d 《清穆宗实录》卷 9，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己丑。
曾国藩前后奉旨确查薛焕、王有龄以及薛焕的部属金安清，相关上谕达四道之多，而曾国藩好像并不急于查清并回奏此事，以定事局。那么，他是要袒护薛焕、王有龄等人吗？当然不是。从薛焕、王有龄的作为及其与湘军集团尤其与曾国藩的关系来分析，薛焕、王有龄不仅不能在粮饷等方面支援曾国藩，反而多方给曾国藩以掣肘。薛焕耗费大量钱财组建洋枪队的同时，企图通过外国势力组建一支地方近代水师，a王有龄更是直接挖湘军的墙角，暗中拉拢李元度等。从曾国藩查访上奏的结论来看，曾国藩绝不想保留这两位江浙抚臣与自己共事，而是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么是战事让曾国藩无暇查访参奏？似乎也不是，而且从战事的需要来说，清廷终于也准许曾国藩举荐适宜之人，曾国藩应该尽快上奏才是正理。曾国藩迟迟不上奏了结此事，主要原因还是奏参薛焕、王有龄的这些奏折，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与湘淮集团有关系，都与他们谋求在战局中真正掌握江浙军政权力的战略部署有关，所以曾国藩在查看此前的参劾奏折上呈后各方面的反应，以决定自己的出手时机。从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奏他查明事情原委的奏折——《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来分析，可以看出他的意图。
首先，曾国藩在奏折中将清廷所发出的四道上谕一一列出，固是显示他对朝廷谕命的尊重，更是在时间拖延较长的情况下要大家都看到参奏薛焕、王有龄一事的严重程度。b其次，在奏复薛焕、王有龄、金安清被参各人的情况时，表面上看似公正客观，对参折中的一些不确切之词，或一时无法查证之弹劾内容，都如实指出，不予确认。对二人某些方面的才能和政绩还予以肯定。但是，对参折中真正核心的部分皆予以坐实，结论也明显对被参者继续担任其职位不利。金安清在这一事件中，仅是为了坐实薛焕贪劣各款的附带被弹劾者，所以曾国藩对他的查证仅是简单说明参折内容“多相符合”。而薛焕、王有龄二人，则是真正的参劾目标。
曾国藩在奏折中，一开始肯定王有龄任江苏布政使时的“筹饷之才”，并似乎很能体谅他在担任浙江巡抚后的苦衷和困境，“臣查王有龄前任苏藩，其筹饷之才，为远近所推许。上年升任浙抚，适值金陵师溃、苏常并陷之时，败将逃兵，萃于浙省，以万难整驭之卒，又素无统辖之权，时势之难，亦为远近所共谅”。但随即在奏折中就坐实其无能且贪婪之状：一是不谙军情，部署军务无方，“然使另练亲兵，裁汰疲卒，亦未始不可以主而制客，转弱而为强。王有龄不谙军情，但求速效，整理尚未就绪，即催令进围嘉兴，且言嘉郡即日可克。臣于去夏颇以为虑，曾奏明嘉兴师疲，恐生他变”；二是无能节制辖下兵将，奖罚无度，“厥后嘉兴果败，王有龄不能严参以治罪。严州贼退，又复冒奏以饰功。于是将领狎而生玩，兵勇败而转刁，遂成不可制之象矣。逮至本年金华之失，兰溪之陷，兵团仇杀而不能究，弁勇抢掠而不敢问。谕旨所询，动受张玉良等挟制，系属实在情形”；三是无抚缉官绅之能，从“筹饷之才”变为筹饷毒瘤，“今则贼氛环逼，饷项久亏，即使杭省幸而保全，而数万败军亦断非王有龄所能管辖。自去夏以来，浙饷月需三十余万，大率取之宁波、绍兴，输将不为不尽力，绅士不为不竭诚。乃王有龄奏参团练大臣邵灿，立予罢黜，其下委绅数人，皆革职永不叙用。其所参者，并非军旅之大端，但争体制之末节，以致宁、邵众绅，各怀公愤，痛恨次骨。外间相传有杭兵不许守绍，绍饷不准入杭之说。驯至绍郡沦陷，杭省围困，皆由官绅水火之所致。谕旨所询‘舆论哗然’者，或由于此”；四是私党朋比，掊克夤缘，朘削中饱等情弊，“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夤缘钻刺为能，以巧猾谲诈为才。王有龄起自佐杂微员，历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员赴苏，去岁又带苏员赴浙，袒庇私党，多据要津，上下朋比，风气日敝。其委员派捐，但勒限以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既取盈于公数，又欲饱其私囊，朘削敛怨，势
a 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有所论及，参见 R.J. 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汝企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4-15、30-55 页；于醒民：《一八六二年亨利·华尔购买舰炮案》，《史林》1986 年第 2 期。
b曾国藩：《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763-1765 页。
所不免。谕旨所询‘属吏多贪鄙之徒，但以掊克夤缘为事’，证以臣之所闻，殆非无因”。在这道奏折最后，曾国藩还不忘显示一下他的客观公正：“至抄阅折内所称：捐输之入，作为三分：一济军饷，一充私橐，一为交结馈遗之用。该抚籍隶福建，运金归里等语。非吊查卷宗，明察暗访，不能悉其底细。臣处相隔较远，道途久梗，尚无所闻。此遵查王有龄之大略情节也。”a
对薛焕，曾国藩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先是肯定清廷看重的薛焕此前展现的能力，“江苏巡抚薛焕，前在苏州府任内，颇著循声。在上海道任内，办理关税及外国事宜，亦臻妥协”。但随即在奏折中就强调薛焕出任江苏巡抚后剿贼不力，且信任之部多系朝廷禁用的广勇，纵兵扰掠，商民怨愤。“及擢任巡抚，驻扎上海，陆续募勇四万余人，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江苏所存地方，惟镇江、扬州两处尚据形势，该抚未尝亲至两郡一行，又不能多济饷项以联声援。上年夏间，薛焕奏请通饬各路，禁用广勇。而该抚信任之曾秉忠、冯日坤等所部，多系广勇，纵兵扰掠，商民怨愤。曾秉忠之勇，抢劫洋船，酿成巨案；冯日坤之勇，在金山围杀绅首、团勇多名，目无法纪，薛焕莫可如何。沪城绅民，既畏贼踪之环逼，又虞兵勇之肆掠，日夕惊惶，不获安处。谕旨所询‘带勇非其所长，株守上海，莫展一筹，三十里外即有贼垒’ 等语，臣之所闻，大约相符。”该奏折又点明薛焕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并点明金安清等人的具体情状，“自苏、常失陷，各县镇市流离转徙，萃于上海一隅，又为西洋各国交汇之所，人民如海，财货如山。中外商贾，文武员弁，肩摩毂击，昼夜喧嗔。地少员多，人浮于事，每有差委，不能不由营求而得。或并无可派之差，亦谋为位置之法，辄复添一捐目，给一委札。其官职较大者，如奏派金安清总办饷局，奏免前藩司蔡映斗、首府吴云失守罪名，且委吴云总办捐局。此数人素工应酬，不惬人望，其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谕旨所询‘官吏奔竞如常’，殆即此类也”。曾国藩奏折中最后还专门论及薛焕不思报效皇恩的种种情状：“上海既繁盛异常，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卖而出，亦充积市肆之中。薛焕设立书画局，多延画工，购买名迹。谕旨所询‘日享安富、娱情古玩’者，与臣之所闻相同。……风闻薛焕九年由臬司进京，途次有失银之案，在京有馈遗之情”。b
对于薛焕，曾国藩还特别痛恨他设立筹饷总局，在江苏办饷，严重阻碍了自己在两江地区筹饷的意图和举措，并且，薛焕并不积极供给曾国藩军粮饷。而为薛焕在江苏具体办饷的人员是金安清。因此，他对为薛焕“总办饷局”的金安清也绝不放过：“金安清才略颇优，而物议最劣，应请旨即行革职。撤去筹饷差事，不准仍留苏境。”c意谓有才无德不可用，再次剑指薛焕。清廷明谕允准，金安清“先行革职，并著吴棠押赴袁甲三军营销算款项”。d
曾国藩对王有龄、薛焕的处置建议是：“苏、浙财赋之区，贼氛正炽，该二员似均不能胜此重任。应否降革之处，出自圣主鸿裁。”e
对于江浙抚臣的人选，曾国藩为首的湘淮集团已有针对战局和江浙权力控制格局的较为系统的考虑。尚在咸丰十一年七月中旬，原江苏布政使署理湖南巡抚毛鸿宾就在奉旨统筹东南大局，审地势察人才时，荐请授左宗棠封疆重任。f此前，奏参薛焕、王有龄的奏折，不排除湘淮将帅与上奏臣工有沟通，上折大臣已经具体地提到左宗棠可带一支湘军援浙江，并可代王有龄出任浙江巡抚的建议。十一年十二月，清廷命左宗棠速援杭州，并授权他调度节制浙江和援浙
a 曾国藩：《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765-1766 页。 b 曾国藩：《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766-1767 页。 c 曾国藩：《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767-1768 页。
d《清穆宗实录》卷 14，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辛巳。
e 曾国藩：《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768 页。 f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23 册，第 371 页。
诸军，自行奏报军情。对更换浙抚之议则不予理睬。a对于江苏，清廷曾命曾国藩奏荐江苏巡抚：“曾国藩如果察看薛焕不能胜任，即遵奉前旨，迅速保奏数员，候旨简放。江苏巡抚现驻上海，所保之员，必得于军务、地方及外国事务均属相宜，方为妥协。”b曾国藩随即保举李鸿章才堪重寄，可为江苏巡抚人选。但是，清廷根据自己的战略考虑，当时仅是这样安排的：“道员李鸿章既据察看其才可胜重寄，著照所拟，即饬督带水军，并再由曾国藩拨给陆军六七千，驰赴下游。”显然，只是同意了曾国藩上奏中的部分内容，也是对清廷有利的部分，让李鸿章负责江苏援剿。而在江浙巡抚的配备上，清廷却以战局、对外交涉为由，暂不考虑二人的撤换问题。清廷上谕是这样说的：“曾国藩遵查王有龄各款，持论平允。惟王有龄困于危城，左宗棠尚须赴救，一时骤难更换。鲍超之军，仍著迅攻宁国，以牵贼势。薛焕被参各款，亦经该大臣查明得实。上海系僻处一隅，该大臣所筹苏抚应于镇江驻扎之处，于地势军情极得要领。道员李鸿章既据察看其才可胜重寄，著照所拟，即饬统带水军，并再由曾国藩拨给陆军六七千，驰赴下游。诚如所奏，北可联络淮、扬，南可规复苏、常，拊金陵之背，与该大臣搤吭之师，相为策应，实中机宜。薛焕现在办理通商等事，一俟可以移交，再降谕旨，或令其专办外国事宜，分别交替。”c对于曾国藩奏查复薛焕等人贪劣之情，清廷到了同治三年四月在上谕提及时还说：“至薛焕巡抚任内被参各款，前此业经曾国藩查明复奏，尚无实据。”d清廷显然仍在袒护薛焕，表现出对迫于战局压力，顺湘军集团之请换苏抚的不甘。
湘淮集团还未达到由湘淮人物出任江苏巡抚的目的。虽仍无证据显示与湘淮集团有直接关系，但在同治元年二月，又有御史再次奏参薛焕“不以军务为重，恣意营私”，三月十三日，清廷谕命曾国藩“将所参各款，秉公详查，据实具奏”。e至此，湘淮集团方才在这次权力斗争中收获一定胜果。三月，“上命道员李鸿章署江苏巡抚，焕以头品顶戴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按制，江苏巡抚一般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清廷虽然出于战局的考虑，向弹劾薛焕的势力妥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但是，并未给予李鸿章以江苏巡抚应得的所有权力，而是仍令薛焕分享部分权力。而接管江苏所有权力，包括通商权力，以与外国接触，获得外国势力在军械甚至人力上的支持，显然是曾国藩、李鸿章的盘算之一。因此，仍盘踞上海的薛焕，就成为湘淮势力要进一步扫除的障碍。于是，“有言焕增兵糜饷及借兵外国为非者”。而在江苏，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的排挤，薛焕诸事扞格，也不得不自请裁撤。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上谕命曾国藩等人议商。曾国藩很痛快地在六月初六日上《议复兼摄通商大臣折》，进一步暗示清廷应撤换薛焕。f最终，清廷不得不在十二月“命焕来京，另候简用”。g而实际上，李鸿章执掌江苏一省权柄之后，所做的事情，也是增兵、筹饷，借兵外国。
而作为江浙抚臣，薛焕和王有龄也没有坐以待毙，在为清廷的军务和筹饷方面也是竭力建功，以期扭转自身在权力斗争中的颓势。其实，在湘淮集团发动攻势之前，薛焕、王有龄就有许多针对湘淮集团的动作，企图分化、拉拢湘淮带兵将领。王有龄在此前，利用李元度战败被曾国藩奏参，有离心倾向之机，将他拉到自己手下，只是因受各种阻挠，李元度暂时无法率兵赴浙江。李元度事件发生后，王有龄知道曾国藩集团必然会寻找机会打击自己，把自己排挤出浙江。他自知职位难保，便努力在湘军中寻找接替自己的合适人选，他找到了左宗棠。王有龄
a 曾国藩：《左宗棠定议援浙请节制广徽饶诸军并自行奏报军情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 1664-1666 页；《清穆宗实录》卷 12，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辛酉。
b 《清穆宗实录》卷 8，咸丰十一年十月庚辰。
c 《清穆宗实录》卷 13，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丁卯。
d《清史列传》卷 53《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九·薛焕》，第 4194 页。 e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1988 年，第 2149-2151 页。
f 《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 2358-2360 页。
g《清史列传》卷 53《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九·薛焕》，第 4193、4194 页。
对人表示：“一年以来，失地丧师者屡矣，若再不知难而退，则大局不堪设想。近看各路统兵大员，如左季高京堂，有胆有识，为贼所畏惧，能得其抚浙，则桑梓之邦军务定有起色。”a当然，也不排除王有龄在太平军大军压境之下，想全身而退的想法，但这不是清廷的意图，清廷并未立即更换浙抚。
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元年发生的这一场争夺，最终还是战争形势推动湘淮集团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安徽由李续宜任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但是，通商大臣仍由薛焕担任；王有龄战死后，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江西是沈葆桢任巡抚。从面上来看，似乎曾国藩的筹划得以实现，但是，经过清廷长时间的阻挠，多方牵制，四大巡抚的气势已经被消磨很多，在江浙地区的控制力争夺上出现超乎曾国藩等人意料的复杂局面。
其实，清廷为应对可能到来的湘淮将帅占据沿江督抚职位的局面，预先也有所筹划。在咸丰八九年之后，清廷在几个重点地区督抚人员中都做出安排，以牵制湘军集团。在湖广地区，由于胡林翼、骆秉章久居湖北、湖南巡抚，因此，清廷便以官文久居湖广总督之位，监视并牵制他们。两江地区，尤其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江苏巡抚为非湘系的薛焕，安徽巡抚则是根据战争形势，由湘军人物和清廷信重之员交替占据。江西本来也是由清廷安排的人员任巡抚，同治元年开始由沈葆桢担任江西巡抚，但是，这恰恰是清廷实施“众建督抚而分其力”b等分化策略甚见效果的时期和地区，沈葆桢与曾国藩并不能协力同心，而是围绕筹饷等问题矛盾很大。沈葆桢之后任赣抚的刘坤一，与曾国藩等其他湘军派系也较为疏远。在闽浙地区，清廷显然对湘淮人物的性格、来历等情况摸得很清楚，清楚左宗棠与前督抚大员陶澍、林则徐的关系，对左宗棠似乎比较信任一些。对此，曾国藩也是知道的，故在咸丰十一年末杭州城破和王有龄死后，曾国藩立即“密疏荐公（左宗棠）巡抚浙江”，就是想抢在清廷借机卖好之前，拉拢左宗棠。同时，曾国藩致函左宗棠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俞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c因此，闽抚和浙抚的安排也是着意为之。其他省份，如广西巡抚在咸丰十年闰三月到同治元年闰八月由刘长佑担任后，除同治六年郭柏荫署桂抚，未成行即留署江苏巡抚外，长时期都是由非湘淮系人物担任，只是在同治十年以后，清廷重新控制局面才陆续由降调之刘长佑、严树森以及涂宗瀛等湘淮人物担任。d
三、同治二年以后围绕江浙督抚职位的权力斗争
清廷与湘淮集团围绕两江地区的权力之争，是双方在沿江省份控制力争夺的焦点之一。江南为财赋之区，也是攻剿太平天国的重要战区之一，先后担任江浙督抚的薛焕、王有龄、吴棠、乔松年、马新贻等人与湘淮集团的权力争斗中，在各个时期均有典型事件。前述清廷及其在这一地区的代理人薛焕、王有龄与湘淮集团在江浙地区的斗争情况，即是如此。吴棠和马新贻则是薛焕、王有龄之后，清廷在两江和闽浙陆续布置牵制湘淮集团的力量。
吴棠长期在江苏任职，道光二十九年（1849）补江苏桃源县知县，咸丰十一年擢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其后，吴棠出任封疆之地皆是对湘淮集团很重要的江苏、
a 《王有龄致吴煦函》（1861 年 5 月 3 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48 页。
b 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第 138-154 页。
c 罗正钧编：《左文襄公年谱》卷 2，湘阴左氏光绪二十三年刊本，第 44 页；曾国藩：《复左宗棠》（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1992 年，第 2373 页。
d 有关人员任职变迁的情况，参见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第 1703-1718 页。
广东、浙江、福建、四川等地。他在同治二年十一月署江苏巡抚，四年二月调署两广总督，五年八月调补闽浙总督，同治六年十二月调四川总督。a在江苏作为战局重点，也是湘淮集团逐渐形成盘踞之势时，吴棠受命为江苏藩、抚，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后，他代替李鸿章推荐的署抚刘郇膏，署理江苏巡抚，而清廷借机将湘淮人物调离，形成清廷控制江苏的局面。同治六年，吴棠又为清廷打击湘淮人物立功。“十一月，（两广）总督瑞麟疏劾益澧任性妄为，列款入奏，命闽浙总督吴棠查办。吴棠奏称：‘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惟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不免径情直遂，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例案，请交部议处。’寻议降四级调用，上改为降二级，以按察使候补，发往左宗棠军营差委。”b湘系将领蒋益澧因此丢掉广东巡抚之职。《清史列传·吴棠传》也记载了此事。c
对于吴棠作为清廷牵制湘淮集团的重要棋子，在牵制湘淮集团的揽权，打击湘军人物方面所起的作用，湘淮集团成员内心是很明白的。在湘淮集团掌控着战局的时候，为了不进一步引起清廷的疑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吴棠采取的主要是常规的防范措施。但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湘淮集团的作用和地位难免处于下降趋势，那么，吴棠的举动就无疑是雪上加霜，尤其是他不仅实施牵制作用，还逐渐站到打击湘淮人员的前列。因此，湘淮集团就不能容忍，开始对这一枚清廷的重要棋子实施打击。同治六年十二月，吴棠调任四川总督后，同治八年五月湘系云贵总督刘岳昭“疏劾棠眷属抵川时，役夫三千余名，仆从需索门包，属员致送规礼，荒谬贪污，物议沸腾等款”。d清廷谕令湖广总督李鸿章驰往确查。李鸿章先是迎合清廷打击湘军集团的策略，提升清廷对自己的信任度，在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复奏说：“吴棠自为江苏州县，有循吏之目，迨荐擢封圻，惕厉数省，官声尚好，僚属皆知，何至一旦有此悖谬之举，想在圣明烛照之中。然浮言之所由兴，则亦有故。近年川省官场习气，颇尚钻营，遇有大吏新任，多方尝试，稍不如意，则编造竹枝词等私行散布。……臣访闻吴棠履任后，广收呈词，严批痛斥，派员分赴各属查禁私设班馆，饬裁州县夫马局，捐费多用正途而少用捐班，此皆应行整顿之事，殊于贪官猾吏不便，遂造言腾谤以倾之，此等风气最为地方人心之患。……臣详查事实，密察舆论，该督被参各款，毫无证据。”e于是清廷发出上谕：“川省吏治防务，均关紧要。吴棠务当振刷精神，力筹整顿，毋稍瞻顾贻误。刘岳昭于所参吴棠各节，并未详查虚实，辄以传闻无据之词，率行入奏，实属不合，著传旨严行申饬”。f李鸿章也并未放过吴棠，“复以御史张沄等奏参道员钟峻等包揽招摇，棠任用之幕友彭汝琮系奉旨饬令回籍之员，经李鸿章查实奏入”。g清廷不得不下谕“著交部照例分别议处。寻吏部议，崇实、吴棠均照上司滥邀属员充当幕友进署办事私罪例革职。得旨：均著加恩改为革职留任”。h李鸿章在这一事件中先打击了湘系，后又打击了吴棠，可谓一箭双雕。
马新贻长期在安徽战区任职，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非湘淮系地方大员。他从道光二十七年以进士分发安徽以知县即用，“咸丰二年补建平县知县。寻署合肥县知县。……（六年）十二月，补安庆府知府。七年七月，调庐州府”，后在署按察使任上革职留任。他追随袁甲三、翁同书等，并深得信任。“（咸丰）十年，钦差大臣袁甲三奏新贻督练助剿，
a《清史列传》卷 53《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九·吴棠》，第 4202-4206 页。
b《清史列传》卷 50《大臣画一传档后编六·蒋益澧》，第 3920 页。
c 《清史列传》卷 53《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九·吴棠》，第 4206 页。 d 《清史列传》卷 53《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九·吴棠》，第 4207 页。
e 李鸿章：《查复吴棠参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15，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第 45 页。
f 《清穆宗实录》卷 269，同治八年十月甲寅；《清史列传》卷 53《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九·吴棠》，第 4207 页。
g 《清史列传》卷 53《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九·吴棠》，第 4207 页。
h 《清穆宗实录》卷 269，同治八年十月甲寅。
著有微劳，请开复革职留任处分。”a咸丰十一年二月，“翁中丞（翁同书）以公（马新贻）深得民心，为皖省第一贤员，特疏保奏，请开庐州府缺，以道员用，暂留军营差委”。b清廷“均从之”。可见，马新贻长期在“八战之地”安徽任职。这一时期清军在安徽的势力分为湘军、安徽巡抚翁同书、团练大臣袁甲三等三股。马新贻并未依附湘系，而是先后追随翁同书、袁甲三，清廷对他也是颇为眷顾，成为本身有一定实力，清廷能用以牵制湘系的人员。同治二年三月，因“叠著战功”，马新贻以记名道擢升安徽按察使，九月迁安徽布政使。清廷甚至安排马新贻在巡抚李续宜开缺后统领包括湘军在内的安徽驻军：“（同治二年）九月初一日安徽藩司马新贻奉旨暂统临淮官军”。c同治三年九月马新贻升任浙江巡抚，从此就在湘淮集团经营颇力的江苏、浙江等省份任职。同治六年“擢闽浙总督，七年七月，调补两江总督。八月，命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d随即，马新贻就安插本系得力干员进入曾国藩湘系势力盘踞的两江权力系统，“十月，奏调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安徽候补知县桂中行前赴两江备差委，得旨俞允”。e他熟悉安徽、江浙等战区情况，在战争中得到历练，又不依附于湘淮集团，显然是清廷在两江牵制、挤压湘淮势力的重要人选。但是，马新贻出任两江督臣仅两年，就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巳刻，校阅甫毕，由偏门步行回署，突有不识姓名人伪作跪状，持刃行刺，各将领奔救，已伤公胁肋。深入数寸，扶归正寝，至二十七日未刻薨逝”。f而因天津教案“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又困于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得以回任两江，不管马新贻被杀是否与湘淮集团有关，毕竟客观上给了正处于清廷严厉打压下的湘淮集团以喘息之机。
马新贻被刺杀后，大学士曾国藩由“久困之地”的直隶返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李鸿章由湖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浙江巡抚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不久实授，浙江巡抚由浙江布政使杨昌濬署理，不久也实授。至少在客观上，马新贻之死为湘淮势力重新占据江浙，提供了机会，难怪清廷会疑心刺杀马新贻是湘淮势力的举动。
在马新贻事件上，清廷对湘淮集团的疑忌，可从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看出。曾国藩日记称：“同治九年八月初四日。接奉廷寄，马谷山被刺客戕害；余调两江总督，李少荃调直隶总督。……九月二十六日。巳正三刻，入养心殿之东间，叩谒皇太后、皇上圣安，旋即叩头恭谢天恩。西太后问曰：‘尔何日自天津起程？’对：‘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问：‘我看你起跪等事，精神尚好。’对：‘精神总未复原。’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对：‘他办事和平、精细。’旋即退出殿门以外……”g清廷疑心这是曾国藩等为重回两江的举动，必然会对湘淮集团极力谋求长期占据两江地区产生极大的警惕，也必然会采取相应的牵制措施。
作为两江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安徽，是清军攻剿太平军和捻军的重点地区。湘淮集团渐成盘踞之势时，同治二年十月，清廷任命乔松年为安徽巡抚，他所取代的原湘系巡抚唐训方则降调为布政使，后更以满员英翰为安徽布政使，使清廷能更有力地控制安徽的局面。随后在同治四、五年，陕西成为攻剿捻军和回民起事的重要战区之后，清廷借军事不利，将陕西巡抚、湘军成员刘蓉降一级调用，因军事需要，只能命刘蓉暂署陕西巡抚。而在安徽局面进一步稳定之后，同治五
a 《清史列传》卷 49《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五·马新贻》，第 3835 页。
b 马新祐编：《清马端敏公新贻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18 页。
c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 8，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本，第 23 页。
d 马新祐编：《清马端敏公新贻年谱》，第 65 页。
e 《清史列传》卷 49《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五·马新贻》，第 3837 页。
f 马新祐编：《清马端敏公新贻年谱》，第 93 页。
g《曾国藩全集·日记三》，岳麓书社，1989 年，第 1771、1780、1786-1787 页。
年八月初，清廷命英翰为安徽巡抚，调乔松年任陕西巡抚，a取代刘蓉。乔松年到陕后，屡屡奏调员弁到陕差遣，以逐步肃清刘蓉在陕西经营起来的势力。b因此，乔松年在两江重地安徽和陕甘之
陕西，既为清廷在战局中发挥作用，又为清廷钳制湘淮集团在安徽、陕西的控制力发挥重要作用。四、清廷在咸同时期江浙权力争夺中的攻守进退
自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后，两江地区已是曾国藩湘系控制的腹地，也是清廷必须重新掌控的财赋之地，故清廷的部署往往有多重目的。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清廷为了剿捻的需要，命两江总督曾国藩“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暂行署理，也似乎顺理成章。此部署其实是符合此时清廷“以淮制湘”的思路，这实际上就多暗含了一重目的。仅仅四个月之后，九月初六日清廷又颁上谕，“曾国藩现在徐州调度，正当吃紧。若复令分兵进驻豫西边境，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但河洛现无重兵，豫省又无著名宿将可以调派。该处居天下之中，空虚可虑”，命李鸿章“亲自督带杨鼎勋等军驰赴河洛一带，扼要驻扎，将豫西股匪迅图扑灭”，而命清廷信任的漕运总督吴棠接替李鸿章的署理两江总督之职。“至两江总督事繁任重，李鸿章带兵出省，不可无人署理。吴棠办事认真，且在清淮驻守有年，于军务亦能整顿，即著吴棠署理两江总督”。c需要指出的是，吴棠署理两江总督一事，清廷并未谕命带兵在外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议奏，而是清廷的独断。
同治五、六年以后，清廷对包括湘淮督抚的封疆大吏的人事黜陟权力，逐步重新纳入清朝权力规制中。在两江地区，曾国藩在同治六年虽从剿捻前线返任两江总督，但背负剿捻不利的名声，威势顿减，更在同治七年时被清廷调离盘踞达 9 年的两江总督之位，出任直隶总督，又并未像他的继任者李鸿章那样兼任三口通商大臣。两江总督由清廷信重人员马新贻担任，负责强力弹压湘军在两江的势力。两年后的同治九年，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时，已是一个背负天津教案处置不力骂名的衰惫老人，他作为湘淮集团精神领袖的形象已然死去，也不复有凭借湘军在两江势力继续做强势督抚的精气，而只是清廷稳定湘系留住人员甚众的两江局面的一枚棋子而已。d自此，清廷在两江地区收复权力控制的部署，收到重大成效。
在浙江，浙江巡抚左宗棠在同治二年三月升任闽浙总督后，由江苏布政使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留办江宁军务，即不赴浙抚任，仍负责围攻天京，而命左宗棠兼署浙江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之后，曾氏兄弟中曾国荃首当其冲成为清议、弹劾的对象，也是清廷收拾曾国藩嫡系湘军的首要对象，最终清廷允准曾国藩之“请求”，九月浙江巡抚曾国荃以病免职。e在此之前，同治二年三月左宗棠已升任闽浙总督，节制广东、浙江、福建三省军务。这时，清廷对镇压太平天国之后于左宗棠究竟是采取扶植还是压制政策尚未明确，故概不接受湘系或淮系的人员推荐。同治三年九月初四日直接任命原安徽布政使马新贻为浙江巡抚，以牵制湘淮督抚。马新贻不仅在浙江巡抚任上是清廷牵制湘淮集团的棋子，后迁两江总督，更是清廷用来遏制留在两江地区的湘军势力的重要力量。f
a 乔松年：《谢调授陕西巡抚恩折》（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乔联宝编：《乔勤恪公奏议》卷 11，强恕堂光绪年间刻本，第 45 页。
b 乔松年：《恭报交卸皖抚赴陕履任并请带员差遣折》、《调员差遣片》，《乔勤恪公奏议》卷 12，第 1-2、4、12 页。
c 《清穆宗实录》卷 138，同治四年五月乙未；卷 153，同治四年九月戊辰。
d 《清穆宗实录》卷 283，同治九年五月乙未，卷 284，同治九年六月丙申；《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 6984、7013 页。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备受打击的情况，参见邱涛：《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晚清权力格局变迁（1862—18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141-169 页。
e 《清穆宗实录》卷 114，同治三年九月辛丑。
f 《清穆宗实录》卷 61，同治二年三月甲子；卷 114，同治三年九月辛丑。
同治五年八月，左宗棠由闽浙总督改任陕甘总督，承担起镇压陕甘回民起事和收复新疆的军事重任之后，清廷任命马新贻为闽浙总督，浙江巡抚则由李鸿章之兄李瀚章担任，利用这时已明显的湘淮派系矛盾消除左宗棠在浙江的势力和影响。后来，清廷在明确了扶植左宗棠的策略后，为使左宗棠安心在西北作战，保证其饷糈供给，才重新任命左系人员担任闽浙一带的督抚。同治八年十二月，左宗棠系的浙江布政使杨昌濬署理浙江巡抚，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实授。而湘军曾国藩系在闽浙一带的影响和势力，则被基本肃清。a清廷在闽浙地区通过所谓“扬左抑曾”，为其对地方势力采取重点抑制政策，实施在湘淮集团内部重点抑制，打击实力与影响力最大的曾国藩嫡系的策略，而扶植湘军集团内部左宗棠等其他派系，在湘军和淮军集团之间造成制衡均势，使他们各树一帜而不相统属，为确立“湘淮分立”以便于清廷操控格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a 《清穆宗实录》卷 272，同治八年十二月甲辰；卷 288，同治九年八月丁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