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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的东三省总督更替
作者:李 皓 责编: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04期  发布时间:2019-05-30  点击量: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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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清王朝而言,东北地位特殊,既为陪都所在,又系“龙兴之地”与战略后方,正所谓“朝廷根本,畿辅屏藩”。然而,因长期封禁造成地广人稀、积贫积弱,咸同以后,转为强邻觊觎,日益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目标。至光宣之际,“东三省无内政不与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局势益危。为加强对“龙兴之地”的管理,抵制强邻侵蚀,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改三个将军辖区为行省,分设巡抚,其上置总督一员。东三省总督加钦差大臣衔,系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位高权重。

尽管如此,由于内外局势日益恶化、地方政务推进艰难,大吏多不愿主政于此。首任东督徐世昌莅任未及两载,因谤议太多,奏请开缺。宣统元年( 1909) 正月十九日,清廷调云贵总督锡良接任。选择这位屡任封疆、实心任事的大吏继任东督,意在以其稳慎纠偏救弊,收拾乱局。此外,


徐世昌: 《经营东三省说帖》,《退耕堂政书》第 33 卷,中国书店 1984 年版,第 3 页。

宣统元年正月初六日,徐世昌借口身体原因奏请开缺调理,被拒( 徐世昌: 《徐世昌日记》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895—2897 页) 。徐氏此请,显然与不久前袁世凯之被罢黜不无关系。时人日记曰: 初九日,“入直,徐菊人制军奏请开缺,奉旨不允,摄政王笑谓其过虑”。( 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 《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232 页。)

《清实录》第 60 册,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第 122 页。

关晓红: 《从幕府到职官: 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192 页。


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清理袁世凯影响、强化旗人权力的考虑。然而,东北政情极为复杂,内外事务繁重棘手。种种施政主张又因无法获得朝廷支持加之日俄掣肘,难以付诸实施。面对“尸位素餐”的窘境,锡良不免自责于事无补,考虑让贤,加之清廷在东事上的态度,使其大为不满,乃屡次称病请辞或荐贤自代,急于开缺。面对锡良日益坚决的请辞,清廷也在寻找更加适合的留守人选,以便有效维护主权,守护其战略后方。然属意之接替人选,纷纷敬谢不敏,力荐他人自保。可以说,宣统庚戌、辛亥之际东督更替,颇多周折。宣统三年(1911) 三月二十二日,此事终于尘埃落定。清廷允准东督锡良开缺,以四川总督赵尔巽继任。

笔者以为,此次东督更替,内情复杂,反映了辛亥革命前朝廷与地方大吏之间的微妙关系、东北地方敏感而复杂的内外局势暨清廷之对策。然而,学界并无太多关注。考察此一过程,有利于厘清上述问题,更好地理解辛亥鼎革之际的政局变迁。

锡良之请辞

锡良留守陪都,本非其所愿。受命之初,即曾因东事棘手借口无法胜任请求收回成命,未获允准,无奈北上陛见。在京商议东三省事宜期间,复因财政困难和外交棘手再作推辞,但终未如愿,只得领命东行。

锡良督东,尽管并非情愿,但以其性情,既已领命东来,便不愿敷衍了事,而颇想有一番作为。在出京前奏陈施政主张的密折中,锡良将充实内政与谋求外交抵制相结合,请求朝廷主持于上,各部统筹于下,共济东事:

东省介于两强,一切设施均非内地行省可比。……至于外交之危迫,全在我无实力以为抵御,故相逼而来,几无余地。然我急欲筹抵御之方,则必先扩充实力。而所谓实力者,如开银行、修铁路、开放商埠、兴办实业、广开屯垦、筹边驭蒙诸大政,均属急不可缓之事。然非有大宗巨款,断难集事。此非东省之力量所能办而必须国家之全力以图,亦非奴才之权力所能为而尤仗枢部之协谋以应。

其各项主张,既出于改革弊政,推动地方发展,又是应对日俄侵蚀、保卫边疆的当务之急与终极解决之道。揆诸其日后举措,可见所言不虚。

正如前文所言,以锡良继任东督,清廷自然期望甚殷。然而,锡良很快发现,自己的施政主张往往难以落地。除客观条件限制或外交阻挠之外,还有内部的掣肘。很多主张———即便是借款、筑路


除总督之外,三省各大要职,亦多为北洋集团势力所把持。参见马平安《北洋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 年第 4 期。

有学者对此间锡良坚决奏请开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对接替人选的确定以及其间的博弈,并无太多涉及。详见连振斌《锡良与清末新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8—224 页。

锡良: 《奏报起程赴京陛见日期事》( 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04 /01 /12 /0671 /062。

连振斌: 《锡良与清末改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1 年,第 220 页。

锡良: 《奏为遵旨筹商东三省事宜事》( 宣统元年三月二十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 /7472 /007。


等挽救危局的关键举措,亦屡遭中枢否定。尽管锡良曾以开缺要挟、晋京面陈监国等办法力图实现自己的主张,但终究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乃坚请让贤。因此,锡良历次请辞的真正用意,不可一概以真心离任视之。前期更多的是以退为进的要挟,意在引起朝廷重视,争取支持或抗议朝命,表达不满。后期则是决意乞退。

为获取朝廷支持,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二日锡良以旧病复发奏请开缺。宣统二年( 1910) 十一月初八日,又以旧病增剧奏请休假半月调养。尽管此前锡良曾不止一次请假调理身体,但是以其后来的坚决请辞反观此次调养之请,不能不令人怀疑是为其奏请开缺预埋伏笔。未及半月,锡良便以“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恳恩开缺”;同时,自责莅任以来一事无成,“辜恩溺职,罪无可逭”。对于国际关系波谲云诡的东北边疆而言,大吏尤其不能轻易更动。因此,清廷再次给假半月调养,强调毋庸开缺。二十五日的朱批颇具深意:

东三省地方重要,正当提前筹备宪政之时,该督自应力任其难,毋得诿卸。

显然,清廷进一步看清了锡良托病开缺的心思,所以,除给假挽留之外,又有“自应力任其难,毋得诿卸”之语,但言辞尚属平和。

半月假期届满,十二月初八日,锡良再请开缺,被拒。给假半月的同时,朱批重申“东三省关系重要,仍责成该督认真经理。毋得诿卸,不准开缺。凛遵旨行!”“凛遵旨行”四个字,已然颇具申斥味道。

然而,此时的锡良去意已决。在锡良请求开缺的同时,北京的家宅已然在着手准备其回家事宜。只是碍于当时东北日益严重的疫情,锡良不便继续请辞,遂于十二月十九日致电军机处,“力


在时人看来,“锡良性清刚,自官牧令,即挺立无所倚。嫉恶严,所莅止,遇不职官吏,劾治不少恤; 非义之财,一介不取; 于权贵尤一无馈遗,故遇事动相牵制云”。( 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第 449 卷,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535 页。)另有学者认为,锡良莅任后改革官制,自请削权,终因失去特权而致使阻力过大。( 关晓红: 《从幕府到职官: 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第 198 页。)

参见潘崇《锡良督东时期东北铁路规划始末》,《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借款筑路是锡良挽救危局的重要主张,该文探讨了锡氏筑路计划从提出到最终无奈放弃的来龙去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锡良在东北的困境。

锡良: 《旧病复发吁请开缺折》(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二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 《锡良遗稿·奏稿》,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950—951 页。

锡良: 《奏为因病请假调理事》(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 /7484 /035。

锡良督东之后多次因病请假: 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日至六月初五日,锡良北巡,考察吉江两省。〔《恭报巡阅吉江回奉日期折》( 宣统元年六月十二日) ,《锡良遗稿·奏稿》,第 922 页。〕返奉翌日,电奏请假,获半月假期调理,二十一日销假。[锡良: 《奏为病痊销假事》( 宣统元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04 /01 /12 /0670 /135。]同年七月的请辞虽为获取朝廷支持,但旧病复发既是借口,也是事实。十月初十日,因天寒触发旧疾,锡良又请假半月调理。[锡良: 《奏为旧病加剧请假调理事》( 宣统元年十月初十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04 /01 /12 /130 /1272。]

《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恳请开缺》( 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锡良遗稿·奏稿》,第 1258 页。

锡良: 《奏为假满病仍未痊恳请开缺事》(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7447/169。

锡良: 《奏为假期又满病仍未痊再恳开缺事》(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 /7448 /080。按: 锡良此次请辞以及清廷之拒绝,或与庚辛鼠疫有极大关系。其时,发源于俄境的肺鼠疫,沿铁路传入中国境内后迅速扩散,很快贯通辽东半岛,席卷东三省。十二月初二日,“发现于奉天省城七区之南满车站( 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 《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 1 编,第 1 页) ”,十二月初五日,大连报告第一例鼠疫感染。详见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Report on Progress in Manchuria1907—1928,Darien,March 1929,p. 171。鉴于事态严重,就在拒绝其开缺两日后的十二月十三日,清廷要求在山海关设局严防,“毋任传染内地”。( 《清实录》第 60 册,第 828 页。)

连振斌: 《锡良与清末改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1 年,第 227 页。



疾销假”,全力投入到鼠疫的防控事务之中。据报道,待翌年春疫疠基本消除之后,锡良在继续请辞的同时,还极力推荐袁世凯、赵尔巽、程德全等人接任。其中,推荐赵尔巽自代之电文极为恳切:

窃谓外省官制,现正协商厘订。论者佥谓边省总督责大任重,必须加重事权。而东三省总督一缺,所处地位关系尤为重要,非有声猷卓越、洞悉内政外交之大员不足以资镇抚。查现任四川总督赵尔巽魄力雄厚,素著公忠。前任奉天将军,日俄战后收回主权、创办要政,勋绩昭著。其才望实胜锡良十倍,久荷朝廷洞鉴。锡良为东省地方重要起见,谨本以人事君之义,冒昧奏陈。伏乞朝廷特降恩命,俾令督东,该督必能胜任愉快。

锡良与赵尔巽颇为交好。荐其自代,是否曾有沟通,尚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赵尔巽无疑是继任东督的不二之选,朝廷属意(详见后文)。此外,不排除尚有为其旧属、赵尔巽之弟赵尔丰谋求进身之阶的用意。赵尔丰追随锡良辗转山西、河南、四川等地,锡良对其青眼有加,几度专折力保其堪当重任。二人合作既久,于公于私均颇为默契,相交密切。赵尔丰对这位有知遇之恩的老上司极为尊重,亲笔致书多正楷书写。所谈内容又多推心置腹,极为私密,颇见真情。锡良也自视为赵尔丰之知己。尝言与赵交谊最厚,知之最深。

由此说来,锡良推荐赵尔巽自代,可谓一举两得,不仅有助于自己迅速脱身,而且也为赵尔丰开辟了一条上升通道。更何况赵尔丰曾一度护理川督,以其继任川督似乎也更加顺理成章。事实也是如此。赵尔巽奉命陛见之际,川督一缺本由布政使王人文护理。赵尔巽调补东督公布翌日,即改由赵尔丰署理,以布政使王人文改充川滇边务大臣。10 对于赵尔巽而言,继任东督既可以成全锡良,又有助于乃弟升迁,自当乐见其成。正因为如此,在锡良荐其自代


《致军机处电》(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京师来电》第 15 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 以下简称“近代史所档案馆”) 藏,锡良档案,甲 374—46。

《锡清帅仍请乞退之近闻》,《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二月初四日( 1911 年3 月4 日) ,“东三省新闻,奉天”,第5 版; 《锡督告退之决心》,《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十三日( 1911 年 4 月 11 日) ,“东三省新闻,奉天”,第 5 版; 《锡制军又荐贤自代》,《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十七日( 1911 年 4 月 15 日) ,“东三省新闻,奉天”,第 5 版。

《东督荐举赵尔巽自代原电———其如他人不愿何》,《申报》,宣统三年三月初五日( 1911 年 4 月 3 日) ,“紧要新闻二”,第1 张后幅第 2 版。

详见《盛京将军赵尔巽与外务部袁世凯等往来电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档案,第 198 号; 《致奉天赵次帅》( 宣统三年五月) ,《锡良任云贵东三省总督及热河都统时文件》,近代史所档案馆藏,锡良档案,甲 374—196。

详见《委赵尔丰办理固关防军营务片》(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 、《赵尔丰俟服阙后送部引见片》(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委赵尔丰总办河工事宜片》(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调赵尔丰等来热差遣片》(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敬举贤才折》(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七日) 、《密陈四川文武切实考语折》(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密保建昌道赵尔丰折》(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二日) ,《锡良遗稿·奏稿》,第 56、133、184、273、302—304、457、595 页。

详见《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存赵尔丰函》,《锡良存札》第 4 册,近代史所档案馆藏,锡良档案,甲 374—171、甲 374—201。

《赵尔巽的私人来往信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档案,第 615 号。

锡良调任云贵总督之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清廷以督办川滇边务大臣( 后兼驻藏办事大臣) 赵尔丰护理川督,直至乃兄赵尔巽接印视事之后,为时一年有余。《清实录》第 59 册,第 533 页。

《奉旨赵尔巽著速来京陛见事》(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谕旨类—电寄谕旨

档—宣统—002,1 /01 /13 /002 /0296。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37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1 页。



之时,赵尔巽已然受命继任东督。锡良此电,大概意在催促朝廷尽快公布决定,以便自己早日开缺。

赵尔巽之推辞与接受

面对锡良日益频繁的请辞,清廷在极力挽留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寻找适合的接替人选。鉴于东北地方内外局势的特殊性以及危迫局面,是否熟悉地方政情以便迅速入手政务,成为甄选继任者的一项重要指标。加之与日本的交涉愈益繁重、棘手,曾经主政东北地方尤其是奉天的大吏遂成热门人选。庚子以来,曾主政奉天者主要有四人:盛京将军增祺、盛京将军赵尔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此时,徐世昌已入中枢,协理内阁。唐绍仪继徐世昌署邮传部尚书。但任职期间,唐绍仪因反对载洵抵押铁路筹借海军部经费而与亲贵不协。任职不久,又因被指奢侈无度而遭弹劾。加之作为“项城旧人”,亦不免遭忌于摄政王载沣。如此,则只剩下曾经担任盛京将军的两位人选。考虑到强化“龙兴之地”旗人权力的需要,此二人遂成热门人选。

然而,具体继任者的确定,却颇费一番功夫。鉴于增祺此前留守陪都的糟糕表现,朝廷令其再度主政东北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增祺舆情亦不洽,奉天民众极力反对,甚至“拟联合团体拒绝增祺到东”。地方民众的态度自然不可能左右清廷的决策。但是通过他们的反应,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朝廷的选择。而增祺本人亦向枢臣申明“以东三省大局不可收拾,且己之资望亦不足以震慑之,不欲前往”。于是,尽管枢臣各执己见,但赵尔巽无疑成为接替锡良的不二人选。

在清廷的催促之下,赵尔巽趱程北上。抵京后,摄政王多次召见。当被问及整顿东北政策时,赵尔巽答以东三省今非昔比,“盖中日战争以后,俄人之势力范围未广。日俄战争以后,俄人又以元气未复且与日本互相猜忌,故尚易着手。今则日俄协约既定,无事不称棘手”,要求假以事权,深信不疑;遇事不加掣肘,尤应在财政上全力支持,或可补救于万一。“监国闻之,颇韪其议。”10赵之应对,颇具深意。若摄政王载沣采纳其主张,则可能以此留住锡良。更主要的是,即便锡良开缺,也能够为继任者———很可能是他自己,谋求更大的自主权力与转圜空间。

对于清廷以其继任东督的意向,赵尔巽或力言锡良心细才长、公忠体国,所办外交内政均能力


三月初五日,赵尔巽拜访伦敦《泰晤士报》派驻北京记者莫理循( George Ernest Morrison) ,曾向其透露自己将出任东三省总督一职。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严四光等校: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 1895—1912) ,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12 页。

事实上,三月二十一日,锡良出京之前已奉旨兼署奉天巡抚一缺。( 《锡良任云贵东三省总督及热河都统时文件》,近史所档案馆藏,锡良档案,甲 374—196。)宣统二年,奉抚裁撤,以东督兼任。奉天与北部两省不同,外交事务多与日本相关。而且,在时论看来,陈昭常与周树模皆非外交之才,故简其一为东督亦非明智之举。( 《辇毂下之人物表———形形色色,好好丑丑》,《申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日( 1911 年 4 月 18 日) ,“紧要新闻一”,第 1 张第 4 版。)于是,是否熟悉奉天地方事务,便成为决定接替人选的一项重要条件。

此外,奉天巡抚程德全从署理到实授,终未及一载。以故未列。

详见张晓辉、苏苑《唐绍仪传》,珠海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6—125 页。

增祺,字瑞堂,满洲镶白旗; 赵尔巽,字公让,汉军正蓝旗。

详见《申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1911 年 2 月 20 日) ,“东三省通信”,第 1 张第 5 版。

《伤哉竟无人敢任东督者》,《申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1911 年 2 月 26 日) ,“紧要新闻一,北京”,第 1 张第 5 版。

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清廷电寄谕旨催促其迅速来京,勿过耽延。《奉旨赵尔巽著迅速来京毋过耽延事》( 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谕旨类—电寄谕旨档—宣统—003,1 /01 /13 /003 /0009。

详见《申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1911 年 3 月 23 日) ,“专电,电五,北京”,第 1 张第 4 版;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1911 年 3 月 24 日) ,“宫门抄”,第 1 张第 3 版;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1911 年 3 月 28 日) ,“专电,电三,北京”,第 1 张第 4 版。

10 《赵次帅: 欲知过来事,还问过来人》,《申报》,宣统三年三月初六日( 1911 年 4 月 4 日) ,“紧要新闻”,第 1 张第 5 版。


持大体,不可轻易更动,“否则,多一番更动,必多一番棘手。不但启外人轻视之心,且恐为边陲之患”;或自称才力不足,请以岑春煊、袁世凯、端方或程德全自代。

鉴于其离川督东,川督一缺可能由其弟赵尔丰继任,愈见赵尔巽大概并非绝然拒绝东行。赵尔巽之所以推让,应与锡良之坚辞大体相当,既有畏难情绪和对朝廷的不满,又意在以退为进,博取更多的特权与支持,尤以后者为主。正是这种“矜持”,迫使“摄政王面许种种特权,遇事随时电商,不任独自为难”。赵尔巽得到清廷在东北地方人事、行政、外交等方面的特权承诺之后,亦即欣然领命东行。

结论

宣统年间,清廷内外交困。内部,革命与改良风起云涌,南方革命形势持续发展。北方,尤其是迫于内外压力的东北,在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异常激进。外部,边疆危机益亟,东北尤为严重。在东北,除中韩界务交涉之外,日俄两国的侵略态势咄咄逼人。面对东北日益严峻的外部局势,两任东督的应对又多以失败告终,清廷需要一位既能控制地方,又极具外交经验的大吏留守

“龙兴之地”。宣统庚戌、辛亥之际,东三省总督锡良与赵尔巽的更替,即反映了这一情形。

以后见之明来看,赵尔巽接替锡良颇合时地之宜。有学者认为:“赵尔巽在当时所有汉满封疆大吏之中,最适合东三省的特殊情况;清廷在当时,也只能作这一人事安排。”清廷选择赵尔巽接任东督,亦与其履历不无关系。从知府到总督,赵氏曾主政多地,对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以及推动地方发展转型贡献良多,在清季督抚中颇负盛名。尤其是日俄战争后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主持战争善后,颇孚人望。在清廷致力于旗人集权以及面对日俄咄咄进逼,尤其是在日本侵略之下东北日益危迫的大背景下,旗人身份、执政能力以及当时迅速改变内政外交危局的现实需要,使赵尔巽成为继任东督的不二人选。


《赵督力保锡督志闻》,《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 1911 年 3 月 30 日) ,“东三省新闻,奉天”,第 5 版。

《赵尔巽与东三省》,《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十四日( 1911 年 4 月 12 日) ,“东三省新闻,奉天”,第 5 版。

《申报》,宣统三年三月十六日( 1911 年 4 月 14 日) ,“京师近事”,第 1 张第 6 版。

《申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1911 年 4 月 21 日) ,“专电,电二,北京”,第 1 张第 3 版。

赵中孚: 《辛亥革命前后的东三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1 期,1982 年 7 月,第 1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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