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是辛亥革命中一个复杂的人物，从武昌首义身不由己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到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止，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他是一个重要角色。黎由清军协统摇身一变成为起义队伍的首领，其戏剧性的变化早已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兴趣。

　　以往的史著集中注意他上台后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把他当作封建旧势力的代表而加以揭露和批判。诚然，黎元洪是有其阶级属性的，他不是革命党，对革命本是不赞成的。但是，在急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刻，受时局的感召，有的旧人物思想感情发生转变，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革命的洪流，成为对历史发展有贡献的人，这在中外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黎元洪的转变就是其中的一例。如果仅仅因为黎曾是清军协统，就认为他一贯代表反动势力，而不作具体分析，看不到他顺应历史发展的一面，是大有商榷之余地的。

　　本文仅就武昌首义中有关黎元洪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革命党推黎上台的原因

黎元洪被迫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他的上台，对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对黎上台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黎在首义中的作用。对于黎本身来说，革命党选中他，是存在着某种偶然机遇的；而对于革命党来说，他们让位于黎却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一）“排满”思想是让位的主观根源革命党把黎元洪推上都督宝座，与他们一贯主张的“排满”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本来，革命党用来动员民众借以实现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排满”口号，由于宣传上的大力渲染，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在清朝贵族身上，以致民众和党人普遍认为唯有满人是革命的敌人。辛亥革命元老胡汉民承认：“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上。”(《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一方面，革命党的“排满”口号具有极大的政治号召力；另一方面，由于排满思想的局限，使得革命党容易模糊阶级界线。一个党人回忆说：“当时党人惟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页。)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革命党采取特殊的应变策略，把都督的头衔让给汉人军官黎元洪，试图利用他的名望来实现“排满”的革命目标，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有的党人认为黎元洪“以彼同属汉族，终必表同情于革命”。(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页。)此种看法在革命党人中颇具代表性。

　　（二）缺乏强有力的核心是让位的客观根源

　　列宁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0页。)武昌起义前后一段时间里，革命党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起义的领导机关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起义前半个月才实现联合，而究竟由谁出任军政首脑，在两个团体领导人之间始终相持不下。在蒋翊武、刘公、孙武、居正等人中，推不出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武昌起义是在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后仓促发难的，“及倡义时，刘公在汉口，避匿未出，众望所推之黄兴未到鄂，各军将校，又以资望浅，且均不能相下。”(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52），文海出版社出版，第82页。)在主要领导人非伤即逃的情况下，起义队伍缺乏核心，处在群龙无首的窘境之中。在党人之中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黎元洪就被视为军政府都督的最佳候选人了。

　　革命党看中黎元洪，主要原因是黎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他是鄂籍名将，在武昌驻军中地位仅次于张彪，而他不像张那样劣迹多端，因此更得人心。革命党要利用黎的名望来稳定民心，慑服清廷，号召天下。一个党人事后总结说，“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较厚，爱惜当兵文人，又属鄂籍将领，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无不可。”(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52），文海出版社出版，第87页。)

　　由此可见，革命党是为了弥补本身缺乏领导核心的弱点而让位于黎的。这一举动是在自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为了顺利建立革命政权而采取的一个主动的应变策略。

二、黎出任都督的客观作用

起初，革命党把黎推上鄂军都督的位置，只是想用他的空名来镇定人心，而黎也毫无思想准备，处境极为被动、尴尬，参加会议时他总是瑟缩不语，态度很消极。可是，就是这个被时人戏称为“泥（黎）菩萨”的人，因为他出任都督，客观上给革命带来他人无法替代的影响，造成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清廷的政治格局。

　　（一）黎出任都督，使起义队伍有了一个领导核心，维系了军心，稳定了局势

　　由于革命党党派之间的门户之争，武昌起义后有可能因为推举不出一个公认的领袖而使政权无法顺利建成。蒋翊武在起义前就曾议论过要由黎出任都督而不推举当时的领导人，理由是：“革命团体，前有日知会、共进会以及群治学社等，孙武、刘公、季雨霖均可推为都督。革命党人之不争权夺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52），文海出版社出版，第87页。)党人之间有可能为争执都督一职而发生“裂痕”，为避免此种情况发生，由黎出任都督不失为明智之举。事实上，黎的出现，缓和了革命党内部的矛盾冲突，使革命派之间为都督一席而可能出现的争执得以避免，也使政权的建立不致因都督的难产而搁浅。

　　黎出任都督后，还改变了起义队伍群龙无首的局面，使起义群众有了依靠，有了内聚力的核心，从而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由于黎有威望，因此他的行动引起了广大民众和军队的关注和支持。在没选出都督前，众人集中咨议局，一筹莫展，各标、营纷纷探问，消息沉闷；而黎当选后的情景是：“午后则见武昌城内外遍贴湖北都督黎元洪布告，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人心为之大定。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页。)

　　（二）黎出任都督，可以使汉族官绅、军界附和起义，从而减少了起义的对立面黎元洪上台本身就给汉族官绅、军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以原清军协统的身份出任新政权的都督，自然成为旧人物竞相效尤的对象。黎的名望在军中具有较大的号召力。他不仅军阶高，有威望，而且与部属关系密切。他儿子回忆说：“我父与部下比较接近”，“与士兵关系较好。”(黎重光：《我父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所以，“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熊秉坤：《辛亥武昌首义亲历记》，《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革命党人章太炎在《黎公碑》文中写道：“军政府初立，纲纪未具，将校入谒，语人人异端，不合，或抵掌捶书案；然皆以公厚重知兵，无敢轻动摇者，故军政虽纷，纪律未尝乱。”(张义痴：《湖北革命知之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854），第293页。)当地的大小官绅，得到黎出任都督发布的电文后，立即表示附和起义，“各县士绅俱出而负地方治安之责。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张义痴：《湖北革命知之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854），第292页。)由于黎的名望的号召，大量的官僚、军人附和起义，大大减少了起义的阻力。尽管这些旧人物涌进革命阵营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是当革命还处在摇篮之中，还无力“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候，能否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扩大同盟队伍，就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个重要砝码。从这个意义来看，其利大于弊。

　　（三）黎出任都督，为各省官绅、军阀作了楷模，得到了他们的响应，使清廷众叛亲离

　　武昌首义成功后，全国各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这固然是革命在全国发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也与黎元洪出任鄂军都督有关联。一位参加首义的党人追忆说：“平心而论，各省闻风响应，黎之被迫参加革命也有一点推动作用。”(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在独立的省份中，许多地方是由督抚、统制、军阀宣布脱离清政府管制而倾向革命的，如广西、江苏、浙江，等等。独立的各省以武昌为中心，它们的政权大都按湖北军政府的模式建立起来。

　　虽然各个独立的省区的巡抚衙门里，有的是旧巡抚穿上新都督的外衣，政权的实质依然如故，但是，正是各省换上了“共知”的招牌，才使得清廷成为孤家寡人。清王朝就是在四面楚歌声中，分崩离析，迅速走向覆灭的。即使像广西这样的省份，宣布独立后仍旧由原来的军阀掌权，但是，在革命党的推动下，独立后的广西组织北伐军队，声援首义的武昌，这无疑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清廷。

三、黎元洪与湖北军政府

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是一个革命政权，以往研究者对此认识均无异议。那么，作为革命政府的都督，黎元洪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如果说黎的上台客观上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那么，在军政府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黎主观上的革命举动为他的一生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一）黎的革命行动

　　随着形势的发展，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黎元洪改变初衷，开始倾向反清革命。标志着他转变态度的事件是经过了三天的思考，接受了革命党人的建议，终于把长辫子剪掉了。他表示：“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张义痴：《湖北革命知之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854），第280页。)他公开声明赞成民主共和，反对满清专制，走上了反清的道路。史载：“黎元洪就任都督职后，即召集军官训话，略谓：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39页。)

　　10月16日，武昌起义后第一个来到武昌的同盟会重要领导人谭人凤，热心为黎提高威信，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向黎授旗授剑，慷慨誓师，为黎涂上了一层浓厚的“革命”色彩。此举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一时欢声雷动，革命军自黎公以至士兵，上下一心，自此始也。”(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3辑（527），第49～50页。)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谭人凤等党人的扶持下黎从此不再只是一个“泥菩萨”，他开始发号施令，行使都督职权。

　　在革命军占领武汉后，到10月17日，民军与清军之间没有战事。军政府当务之急是要扩充革命力量，保卫首义成果。黎元洪不失时机地发布命令，招募新兵：“凡我同胞，皆宜本尚武精神，抱汉人立国思想，踊跃应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52），文海出版社出版，第94页。)群众看到命令后，无不踊跃参加，几天后即已招募足额。10月15日，黎都督祭天文说：“兹湖北伪督瑞澂，收我汉族军械，欲以满奴之百人，歼我国民全军。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表达了抗击清军，保卫武昌的决心。

　　清政府派北洋军南下后，命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海军军舰协助进攻武昌。萨是黎元洪水师学堂的老师，师生感情甚好。那时军舰火炮威力大，如海军参战，势必给武汉造成严重的威胁。黎及时地利用他同萨的师生关系，写信策划萨叛清：“吾师向来知道元洪为人一贯谨慎，这次起事实是人心所向。经再三考虑，乃接受此职。望吾师眼光看得远一些，与革命军合作。”(黎重光：《我父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前后》，《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黎的策反很有成效，萨为之动，即在九江宣布归顺清军，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

　　10月18日，汉口、汉阳保卫战——阳夏战役爆发。黎元洪同军政府的革命党领导人一起指挥民军同清军作战，给清军迎头一击。战役初期，革命党人是比较团结的，将士也很用命，因此取得了一些胜利。黎当时虽居都督之位，仍无法号令一切，但他已经站在革命队伍一边并成为其中的领袖之一，在战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二）“黎黄之争”辨析

　　10月28日，在前线的局势趋于恶化，阳夏战役的形势对民军极为不利之时，黄兴、宋教仁等由上海乘船赶到武汉。由于黄兴具有崇高的革命威望，他的到来使民军士气大振，同时也引发了湖北军政府内部重新分配权力的纷争，即所谓的黎黄之争。

　　黎元洪欢迎黄兴来扭转不利的战势，他不仅派卫队把黄兴从船上接到都督府商讨大计，而且当即委任黄兴为汉口民军总司令，指挥民军作战(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回忆辛亥革命》，第143页。)。可是，革命党内部却对黄兴该任何职务和名义问题上发生争执。蒋翊武、宋教仁一派主张拥黄为两湖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而军政府首义各员，如刘公、孙武等人仍要黄兴属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下，只称战时总司令，不冠“南方”二字(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57页。)。由于黄兴一直有不重权位的思想，宋教仁也以大局为重，因此10月3日由黎高筑“拜将台”，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使黄兴名属黎之下。这并非是黎剥夺了黄兴的领导权，而是革命党内部同盟会人和首义的武昌党人之间的矛盾。一些原共进会员当时有着挟黎元洪以自重的想法，黎在这起争论中处于被动状态。此后，战时总司令黄兴掌握了军权，勇敢地担负起了保卫武汉的重任，直接指挥民军同清军战斗。

　　大敌当前，黎黄的合作大大激发了民军的斗志。由于敌我力量的过分悬殊，阳夏战役持续一个半月后，还是以民军的失利而告终，黄兴离开了武汉。有人认为，“黎黄之争”是导致战败的主要原因。我们且先来看看革命党领袖是如何总结这次败因的。黄兴的参谋长李书城认为：“这是因为我在战略战术上都犯上极大错误所致。……我对这两次战役的失败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我的作战计划错误，使黄先生受‘常败将军’之讥，使革命形势受到挫折，我至今犹引为遗憾。”(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回忆辛亥革命》，第150页。)黄兴当时就指出：“其所以致败的原因，第一系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枪。有此三缺点，故每战失利。”(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0页。)可见，战役的败北有其必然因素。在此，黄兴和他的参谋长都没有推卸责任，没有提及“黎黄之争”。把败因推诿在“黎黄之争”上，认为黎从中作梗使得黄兴指挥不灵而导致战败之说，显然是把“黎黄之争”问题扩大化，是不妥当的。

　　（三）黎与南北停战议和

　　在民军方面连遭败绩的情况下，经英国领事的调解，12月1日，黎元洪以都督名义发表了停战宣言，并准备举行南北议和谈判。这是否意味着黎出卖革命呢？答案是否定的。

　　在此之前，当袁世凯举兵南下攻占汉口时，剿抚兼施，曾指派亲信刘承恩利用他同黎有故交的关系，致函黎提议和平了结战事。黎严词拒绝，尤其是对袁的议和条件上保留“君主立宪”这一条款更是严加驳斥，并表示“同志人等，皆能自树汉族勋业，不愿再受满人羁绊，勿劳锦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52），文海出版社出版，第280页。)。在停战议和期间，黎仍然积极备战。12月9日，他致各省都督电云：“第军情瞬息万变，所有军事上一切筹备，仍须严密施行，恐一旦和议不成，难于措手。”(《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12月14日，他致各省都督的电文中再次宣称：“如果袁仍违约，候援兵一到，当可谢绝和约，即时宣战。”(《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黎在议和谈判中坚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原则立场。同黄兴一样，黎也主张袁世凯可以当选总统，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赞成共和(《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黎的和谈代表伍廷芳在谈判中坚持认为：“谓今日人心倾向共和，若非承认共和，别无议和之法。”(《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当袁世凯企图违约进攻民军时，黎通电说：“如达共和目的，固属万幸。设不如愿，惟有以战争为第二之解决，愿共讨军实以待。”(《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页。)即使是在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玩弄阴谋拖延和谈时，黎也仍然主张北伐，他致孙大总统电云：彼方若不决定退位，共同组织共和民国，再议展期决不承认。”(《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黄兴等革命党人对停战和谈持支持态度，他甚至认为只要袁世凯帮助革命党推翻清王朝，袁还可以当民选总统。(《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页。)可见，黎元洪的停战议和活动，基本上符合革命党的意愿，与革命党人的主张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武昌首义中的黎元洪作为起义队伍中的一个复杂人物，对首义的胜利以及对全国局势的向前发展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起到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他毕竟不是革命党人，对革命党的附和和支持是暂时的，后来他又走向革命的反面，勾结袁世凯，反对孙中山，残害革命群众。这是因为黎虽然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并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思想没有转变到真正的反封建或民主共和思想上来，因此，当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他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终究没有超越本阶级的局限。尽管如此，从武昌首义这段时间来看，黎元洪的行动基本上代表了革命党的意愿，是应该肯定的。孙中山曾在1912年春称赞黎是“共和革命的第一个伟大人物”(《居觉生先生全集》第二卷，台北版，第55页。)。

【资料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