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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座上客
作者:朱偰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5-06-27  点击量: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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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说明:先父的这两篇遗作(《我家的座上客——交游来往的人物》、《回忆北大人物》),是文革中他在极其困苦的境遇下,用“革命造反派”的油印传单纸的反面,写的回忆录的补充章节中的内容之一。因为在被揪出批斗期间晚上偷偷写回忆录,被“造反派”发现,招致更进一步的残酷迫害,回忆录被抄走。稿纸原来纸质很差,平反后发还时更是残破不堪,但字迹工整可辨。父亲那时写的最多的是自我批判,认罪书。迫于当时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全凭记忆和写作“惯性”进行写作,文中很可能有差错。为真实反应当时父亲境遇和思想,我完全照手稿打出,没有做任何修改和删节。

朱元春 

2004年11月27日 

北洋政府时代的北京,虽然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手段,然而在学术思想上还是比较放任自由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北京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才产生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他的交游颇广,在北京的起初十年,几乎“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高谈阔论的,尽是一些通儒硕学。那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高级知识分子社会,是一个“文艺沙龙”,我耳闻目睹,当然也间接受他们的影响。 

在民国初年,当我们还住在东城吉兆胡同的时候,来往的人以章太炎先生和章门弟子为主。来得最多的是钱玄同(他当时还叫做钱德潜)、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钱玄同是章先生的弟子,传了他小学方面的绝学,可是在经学思想上却与本师走了相反的方向,章先生是相信古文经学的,玄同则受了最初先生崔觯甫的影响(1),所主的是今文,他的别号“疑古玄同”即是由此而起的。他的谈风很健,记忆力最强,往往一讲就是半天,讲的人听的人都觉得津津有味。他知道的掌故真多:清末在东京的同盟会和光复会;《民报》与《新世纪》;以及章太炎、陶成章、鲁迅、张溥泉、许季茀等在日本的轶事,北大、师大民初以来的经过,说来都井井有条,而且记性特别好,有些话和文章的一段落都能记得背诵得出来,听了不但有意思,而且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史料。美中不足的是他讲起话来气太急,有时上气不接下气,使人替他着急。沈尹默不大多讲话,但是讲起话来却最为幽默,引起大家一笑;在“三沈”之中,他最工于心计,有“鬼谷子”之称。章太炎先生是老前辈,在民国初年又是袁世凯注意监视的人物之一,轻易不大出来。有一次他到我家来了,门弟子前呼后拥,还带了他的两位女公子同来——一位名叫爻爻,一位名叫  ——章先生穿着玄色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中间,道貌岸然。门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但是那是纯粹出于自然的敬爱,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空气非常融洽。因为他的女公子也来了,母亲也出去招待。那时二弟还不过四五岁,从客厅门外探头向里望,拉着母亲的衣裾,轻轻地问道:“那中间坐着的,是皇帝吧?”客人走后母亲告诉大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章太炎先生自从辞去东三省筹边使(一个袁世凯为了笼络他给他的空头衔)以后,回到北京,袁世凯很注意他的行动,暗中派人监视。袁氏阴谋称帝,章先生大愤,几次想回上海,竟走不脱。遂跑到总统府,要当面诘问袁世凯,又不被接见。章先生拿勋章做扇坠,在会客室里顿足大骂。袁世凯命令把他幽禁在龙泉寺,后来又移到东城钱粮胡同的一所空宅里。北京常有一些“凶宅”,没有人敢住,这钱粮胡同房子,听说也是“凶宅”之一。章先生住进去,所有听差人等,表面上算是别人荐的,其实都是警厅暗探。来客起初并不限制,有一天,来了个日本人谈学,因为言语不能畅达,彼此都用笔谈。暗探们听不到声响,从窗里往内一张,以为定是商量什么机密,赶着去报功邀赏。警厅小题大做,便密令断绝宾客来往。章先生一连好几天不见客人前来,知道是遭到禁闭,绝食表示抗议。章门弟子竭力营救,内中有一个汪东,在内政部做事(2),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给总统府机要局长张仲仁,说章先生绝食已经好几天,恐有不测,政府将有“杀士”的责任,请他设法解救。张氏把这封信给袁世凯看了,亲笔批了“交办”两字,这自然是交警察厅的,既有了批,便好说话。于是章门弟子,开了一个会,当即推举代表,我父亲也在内,跟警察厅长吴炳湘接洽(3),议定一张名单,共十二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汪东等都在内,这十二个人,是可以随时自由往见的。一面报告章先生,已经解禁。只要每天有人轮流去谈,章先生也不至感觉寂寞。在这个时期,我父亲常常去钱粮胡同照料,劝他复食。直到袁世凯帝制失败,黎元洪继任总统,章先生才恢复了自由,不久也就离京南下了。 

章先生南归以后,他的门弟子还是常相来往。那时常到我们家里来的,有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二马(马裕藻、马叔平二兄弟),加上黄季刚、钱玄同等。记得有一次父亲在家里请客,酒席已经设好,黄季刚来了,烧酒、绍兴酒都不肯喝,偏偏指名要喝五加皮酒。父亲没有办法,只好临时派人去买。为了这件事,父亲还狠狠地受了母亲的埋怨。 

陈独秀那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也到我家来吃过饭。父亲请他上坐,谈着办《新青年》的事情。母亲偷偷地去看一下,见陈独秀说话的时候,先挺一挺眉毛,眉宇之间有一股杀气。客人走了之后,母亲对父亲说道:“这人有点像绿林好汉,不是好相与的。你怎么同这些人打起交道来了?”后来陈独秀因提倡共产主义,鼓吹社会革命,在“新世界”七层楼上散发传单被捕下狱。母亲听见了,又对父亲说道:“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劝你以后还是少同这些人来往吧!”父亲笑了笑,没有同她进行分辩。 

“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提倡教授治校,组织评议会,以各科系主任及教授代表二十余人,为评议员,共同组成,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校长不过是评议会的当然主席。举凡关于学校行政的重要措施,教务课程的增损改革,以及聘请新的教授,都必须先经过评议会的审核通过,然后才能付诸执行。这是蔡元培校长民主作风之一,当时很少学校能够贯彻这种民主精神的。在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二三年前后,蒋梦麟、胡适、陶孟和、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马叙伦、陈大齐和我父亲,都是评议员。在北大有“三沈”“三马”(指马裕藻、马衡、马叙伦)、“一朱”(指我父亲)之称,都是具有势力的名教授,可以左右评议会。当时评议会设在公主府(即北大第二院),蔡元培是丁卯年(一八六七)生的,我父亲是已卯年(一八七九)生的,胡适是辛卯年(一八九一)生的,都是属兔,各相差十二岁,所以有老兔、中兔、小兔之目。胡适初回国任教时,在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因得到蔡老先生的赏识,所以步步高升。后来又以提倡白话文学得名,一直做到文学院院长、北大校长。他也常到我家里来,看看我父亲的藏书,谈谈版本。父亲不大看得起他,批评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得肤浅,而且肯定地说,他出了中卷以后,下卷是写不下去了,因为他既不懂佛学,又不懂宋、明理学。果然,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到中卷为止,下卷始终没有能够出版。 

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我家来往的人,都是史学家或藏书家。史学家有陈垣、陈寅恪等;藏书家有伦明(伦哲如)、郑振铎、马隅卿等人。鲁迅和周作人也到我家来过,但是次数不多。至于学生一辈,如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朱自清、姚从吾、毛子水…则来得更勤了。 

一个人在社会上,总需要社交生活,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在感情上有所安慰,在思想上有所交流。我父亲的一辈朋友,以北大文学院教授为主体,组织过生日会,按生日的先后轮流聚餐。一九二六年以后,又组织过“驼群社”——取名“驼群”是取任重致远的意思——每逢春秋佳日,时常出去郊游,我们小一辈的人,也时常去参加远足旅行。但是自从张作霖进关以后,实行白色恐怖,对北大采取高压政策,改组为京师大学校,这班朋友纷纷离开了北大,有的南下参加了革命,有的到南京去做官;有的改就他校教职(我父亲到了清华大学、钱玄同早已到了师大,沈士远到了燕大,沈兼士到了辅仁大学,惟有马裕藻还留在北大)。于是从前的交游,也就大半星散了。 

注释: 

(1)“章先生是相信古文经学的,玄同则受了最初先生崔觯莆的影响,所主的是今文……”查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他是在丙午年(1906)“始謁章公”於日本,辛亥年(1911)才在故乡吴兴“謁先師崔公〔按:即崔适〕,得读其伟著《史記探原》”。可見钱玄同识章太炎在前,見崔适在后,“最初先生”之說,恐怕不能成立。 

(2)汪东“在内政部做事”,“內政部”应作“內务部”。 

(3)“警察厅长吴炳湘”,查刘寿林等編的《民國職官年表》,1914年吳炳湘是任“京師警察廳总監”;徐一士的《章炳麟被羈北京軼事杂記》,也說是“京師警察总監吳炳湘”,所以此处应称“警察总監吳炳湘”。 

(本文注释由台湾东海大学陈以爱博士提供,特此致谢!) 

(资料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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