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先生命我为“秘密书架”专栏作文，使我回应为难。还在中学时代，我就相信“开卷有益”。以后习史，又相信马克思的话，认为世上学问，除了自然科学，无不可称“历史科学”。于是养成乱翻书的习惯。至今年逾“耳顺”，仍然不论文史哲经，或者医卜星相，凡未尝经眼的旧典新册，得间即读。尽管大多阅后如感面对文字垃圾，却也对生产并鼓励生产这类垃圾的历史人文的生态环境，长了见识。当然积习与积弊共生，就是浮沉史海半世纪了，依旧只配被讥为杂家，所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或者说对于中国的前天和昨天，都曾教书作文，但都只限于说点写点自以为是的心得，而后即学有旁骛。这在同行专家看来，无疑学无专精，杂七杂八是也。
因而，读了编辑先生的邀请信的两点质疑，即：“1.什么书对您的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帮助？2.为什么是这些书？”我苦思冥索，发现只可抄鲁迅二语，聊充答复：“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难点在于，说不出也得说。想来想去，自己的书架，虽无“秘密”，有几部书，却常置于随手可取的地方。其中一部，便是王亚南、郭大力中译的马克思《资本论》。
犹忆45年前，我大学毕业，留本系担任陈守实教授的助教。首次拜谒陈先生，请教该读何书，陈先生素来严峻寡言，无语半小时，讲了一句话：“你去把《资本论》读一遍。”我大吃一惊，因为没料到他对中国土地制度史的新任助教的第一个要求，竟是通读连《剩余价值学术史》在内的四大卷《资本论》。
那时正值“三面红旗”在实践中大败的开端，复旦党委书记公开提倡青年助教要服从导师，乃至应有“倒夜壶”精神。陈先生不以旧行会的徒弟相待，却要我通读马克思首要经典。这使我既困惑又感动，领了第一个月工资，赶紧去买了《资本论》，从第一卷序跋读起，每周写一篇读书笔记，呈送陈先生。如此年余，读毕第一卷，即因受命同时兼任周予同教授主编的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的助手，又开始主讲本系基础课，而无法全力以赴。岂知陈先生每于傍晚散步时光临寒舍，照例很少说话，但每说必指点我治学门径，包括如何读《资本论》。正因如此，我渐悟出陈先生其实要我摆脱大学时代所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斯大林教条的影响，从读马克思原著做起，理解唯物史观是怎么回事。
那以后，拙著《走出中世纪》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收到数百通读者来信，颇出我意料。当初我用“中世纪”一词，代替史学界习用的“封建时代”，无非由于读《资本论》，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封建”，最多只可形容华夏的“先秦”或此后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及满洲相继入主中原的初期的历史实相，而在秦统一后的列朝主流，都非马克思所述的“封建”。因而列宁称道王安石为11世纪中国的改革家，似乎注目于王安石反“封建”。此后斯大林称许中国当代革命是“农民战争”，已将中世纪和近代混为一谈。人所共知，恩格斯早称《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假如连《资本论》首卷序跋都没读过或没读懂，便可称作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正应了马克思当年的批评，只能说是相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他本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吗？
因此，既蒙编辑先生垂询，要我说说读书的心得，那么结合我50年来的治学历程，能向读者推荐的一部常读书目，便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首先是此卷的序跋，其次是论“劳动日”、“原始积累”诸章。我不佩服海内某些经济学家的高论，因为彼辈恰如《资本论》再版跋所批判的那种辩护论者，将官商勾结或盗窃国库或剥民工而大发横财的若干豪富的发迹史，描绘成诗意般的夏秋更迭。如果读者没有时间，那就希望他们读一读载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版序和再版跋。二文都很短，浏览不需半小时，如果不挟成见，或许读后会由思而悟吧？
由于务广而杂，寒舍早被各类书籍充塞，以致来客无坐处，我自己更为找书困扰，往往连已刊拙作也不知所在。惟恐用时失踪，常置案边的，只有几种所谓工具书，计有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陈垣、董作宾编制的两种中西历日对照表，姜亮夫撰《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以及坊刻廿四史索引、《说文》段注等。
我常说，时地人事，是习史治史的起码常识。如果对年代、地理、职官、目录等，即前贤所称读史的“钥匙”，都常弄错，乃至混搅，那可称作史家么？近来以史学为名的鸿篇巨制，竞相上市，然而在这类常识方面，不出“硬伤”者有多少？
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自知没有过目不忘的天赋，读书越多，越不敢轻信自己的记忆。教书作文，凡涉及古近历史的时地人事，尤其在“是什么”问题上不敢苟同前贤时彦所下裁断者，总要翻检前列诸书并力求核对原出处，所谓征而后信，才敢上课下笔。这就是我伸手可及的常用书，不过限于几种可信工具书的缘由。
顺便一说，我案边不放目前流行甚广的新编辞书，倒是颇受訾议的旧《辞海》、《中华大字典》等，有时会找出翻翻。理由也很平凡，查辞书本为“温故”，而新编辞书多半着眼于使读者“知新”，说白了就是貌似客观，实则止以导迷。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