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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波兰观
作者:孙昉 责编:

来源:《衡阳师范学学报》2022年01期  发布时间:2022-11-22  点击量: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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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代,中国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屡遭失败,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更是陷入列强瓜分狂潮。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忧心于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将已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完毕的波兰作为参照,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波兰亡国前后的历史,陈述自己对波兰亡国史的认识,从而形成具有强烈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的晚清波兰观。

对波兰亡国原因的探究和由此延伸而来的联想性性思考是晚清波兰观的中心内容。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兰给予充分的同情,由此联想到中国自身所处的危机。因此,波兰观的形成及所承载的蕴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危机感密不可分。可以说,波兰观是审视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视角之一。

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就关于晚清时代对波兰亡国史的叙说体系进行了探讨,如孔祥吉的《从〈波兰分灭记〉看康有为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主张》[1]80-84,邹振环的《晚清波兰亡国史的书写谱系》[2]81-91,冯克学的硕士论文《波兰亡国史与晚清民族主义书写》[3],胡闽苏的硕士学位论文《晚清小说中的域外亡国叙事》[4],以及发表的《救亡的寓言:晚清小说中的波兰亡国书写》。[5]42-50这些学术成果从思想史、史学史和文学史的角度来探讨晚清中国对波兰亡国历史的叙说体系的形成和演变。①笔者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波兰观的形成过程和所蕴含的内容,以及在不同时期所承载的现实政治诉求。敬请学界同仁不吝指教。

一、 对波兰史地知识的准备

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兰的认识是从历史地理方面开始的。对波兰历史地理的认识是建构波兰观的必要知识准备。

早在晚明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Aleni)在《职方外纪》中以“波罗尼亚”为译名,介绍波兰的风土人情,称其“极丰厚,地多平衍,皆密林,国人采之不尽”,还介绍波兰百姓“美秀而文,和爱朴实,礼宾笃备,绝无盗贼,人生平未知有盗”。

在艾儒略的笔下,波兰是一个平和无争的欧洲国家。实际上,艾儒略的介绍和真实情况还是有明显出入。与晚明同时代的波兰国势比较强盛。1569年,波兰与立陶宛组成联合国家,即波兰—立陶宛联邦,向东图谋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甚至一度占领莫斯科。

值得注意的是,艾儒略还特别介绍当时波兰的“自由选王制”(freeelectionofking)——“国王亦不传子,听大臣择立贤君,其王世守国法,不得变动分毫。亦有立其子者,但须前王在位时预拟,非预拟不得立。即推立本国之臣或他国之君亦然”。[6]卷2从行文笔调来看,艾儒略对自由选王制持有肯定态度,试图把其类比于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事实上,恰恰是这种自由选王制导致波兰未能走上中央集权的道路,为外国势力干涉波兰内政敞开了大门。由于中国正处于明清更替之际,故当时几乎无人对波兰有所关注,但艾儒略对波兰的简单介绍为晚清认识波兰提供了知识基础,特别是其所介绍的自由选王制成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探究波兰亡国缘由的切入点之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打开国门。此时波兰早已经在1795年(即乾隆六十年)被俄、普、奥三国彻底瓜分完毕。因而,当时清廷无法与波兰进行国家层面的外交接触,但是随着西方史地图书的陆续译介,加之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波兰亡国历史开始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居住澳门的葡萄牙人玛吉士(JoseMartinhoMarques)撰写了《外国地理备考》(GeographyofForeignNations),内中介绍已经从地图上消失的啵啰呢哑国——即波兰,称波兰“土地平坦,多湖河间隔,田土肥饶,谷果丰登,林木丛茂,禽兽蕃衍,土产银、铜、铁、锡、煤、白玉、纹石、硫磺、磁器等物。地气温和。一望平阳,无山障蔽,北风甚烈,人莫能堪”。虽然该书并未介绍波兰被瓜分之事,但是已经提到呃啰嘶国(即俄罗斯)皇帝钦派总督驻扎波兰首府咓嗦哑(Warsaw,即华沙)之事。[7]46同时,该书也没有介绍波兰亡国前的政治制度,更没有提及波兰亡国后的数次起义。然而,该书未将波兰视为俄罗斯属土是明确无疑的。当时,西欧国家普遍对俄国侵占波兰并进一步扩张在欧洲势力的举动,持有高度戒备。无疑,这种基调对中国知识分子认识波兰历史有较强的共鸣作用。

崇尚“经世致用”的魏源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人的波兰史地知识。在“悉夷情”这一主题下,参考当时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地理书撰成《海国图志》。该书在第四十六卷“大西洋”中介绍了波兰的地理沿革。魏源从《世界地理大全》(TheEncyclopediaofGeography)中摘录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的历史记载:

其后国中土豪,聚党数十万,擅权自恣,国王稍不如意,动辄废立;擅田土赋税,政自下出,王不能制。千七百七十余年,普鲁社、俄罗斯、欧塞特里阿三国遣人说波兰王,愿助兵诛锄顽梗,约割地酬劳,议未决。千七百九十有二年,三王合兵来攻,于是被俄罗斯国夺去十部落,普鲁社夺去东普鲁社、西普鲁社(即格但斯克)、波新(即波兹南)三部落,欧塞特里阿国夺去雅尔西阿一部落,波兰仅存洼肖(即华沙)与格纳耦两部落,而格纳耦近又不服统辖,波兰惟洼肖一区,然膏腴阜产,亦足供给。[8]1319

这段文字叙述了1772年的三国第一次瓜分波兰和1793年(引文误作1792年)俄国和普鲁士第二次瓜分波兰(奥地利未参加第二次瓜分,故引文中的“三王合并来攻”与史实不合)的历史事件。

魏源还从《万国地理全图集》中摘录关于波兰抗俄起义的历史记载:

波兰者,昔日自主治民。因五爵相争,峨罗斯(即俄罗斯)与奥地利亚(即奥地利)、陂鲁斯两国,分夺其大半。道光十二年,效死乱叛,然交战十余合,不足抵御,自后仍归峨罗斯统辖。[8]1320

虽然这些介绍性文字均系魏源摘引自别书,比较零碎,从“俄罗斯”与“峨罗斯”、“普鲁社”和“陂鲁斯”、“欧塞特里阿”与“奥地利亚”这些译名并存互见的现象,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魏源对波兰亡国历史的记载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兰有了崭新的认识。魏源所提到的道光十二年(1832)波兰与俄罗斯交战之事,当系1830年爆发的波兰十一月起义,亦称“俄波战争”。1830年11月29日,波兰自由派贵族领导士兵和城镇市民发动起义,占领华沙,宣布波兰独立,并废黜沙皇尼古拉一世所“兼任”的波兰国王。1831年2月,尼古拉一世派俄军镇压波兰起义。波兰起义军曾在斯托切克、多布雷和瓦韦尔等地击败俄军。不甘心失败的尼古拉一世于6月再次派军反扑。由于英、法等国拒绝支持波兰起义,加之起义领导人就土地问题和解放农奴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导致战事连遭败绩,形势发生逆转。9月,华沙陷落。俄国恢复对波兰的统治。大批波兰起义者惨遭杀戮。魏源这一记载除了时间有误外,基本上符合史实。

受信息匮乏的局限,旨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更多的是关注英、法、俄、美这样的欧美强国,对波兰亡国历史未作进一步探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专门了解波兰的亡国与抗争历史。而对时隔不远的1830年波兰起义的关注,更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当时图谋撕毁《尼布楚条约》侵吞中国领土的俄国的警惕。

自从魏源《海国图志》问世后后,国内又刻印了一些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内中介绍波兰亡国的历史。如美国人谢卫楼撰写的《万国通鉴》(上海美华书局光绪八年印)、英国人阚菲迪撰写的《俄史辑译》(益智书会光绪十二年刻)。其间,波兰曾于1848年和1863年两次爆发反抗俄国的起义,均遭到失败。与此同时,中国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并且与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了艰难的交涉。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虽然未见有史料表明中国人在洋务运动期间对波兰亡国史有所述评,但“已亡之国”成为中国人认识波兰的醒目特征,可以说,“瓜分”和“抗争”构成了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波兰观的两大关键词。随着主权危机的日益加剧,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兰亡国历史有了更多的切身感受。

二、 波兰观的形成和蕴意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变法图强。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兰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提升。

就在马关和谈的当年,上海有用斋出版了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该书介绍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其中讲述了18世纪末的波兰科希秋什科起义。[9]15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撰文《波兰灭亡记》,向读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波兰被瓜分,屡次抗争而遭失败的历史。这也是国内第一篇专门详述波兰亡国历史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勾画了波兰从中世纪的大国沦为列强鱼肉不已的弱国的过程:

波兰当一千六七百年间,固欧洲之雄国也,既而国政不修,君民上下习于疲软,在官诸臣贪惰夫职,民乱毛起,不能自救,公私困穷,日甚一日。至一千六十三年,俄命甘斯临为驻波公使,大出金帛以赂波人,于是,波廷诸臣皆有倚俄之心。甚至百姓欲为俄民者过半。是年十月波王卒,俄遂以兵强立所爱为波王,复与布立密约,有波兰王位不得循世及之常王死,则令百姓公举,如有擅立,吾两国共废之等语。六十五年,波国民乱,乞兵于俄,以遏寇虐,俄兵乘势如波,焚掳甚惨。是时波兰孱弱已极,廷臣皆俄所命,俄以波百姓尚多固结,阴以贿结其豪使,各相携贰,波廷惩兵乱之事,下令凡士民聚会讲论政学者,皆禁之,民气益衰。

梁启超这段叙述大体上符合波兰历史真实情况。17世纪,波兰确立了以自由否决制为突出特征的贵族议会制度,即只要有一个议员不同意,贵族议会就不能通过任何议案。这种与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自由否决制使波兰高层无法形成政治共识,与前所述及的自由选王制构成两大祸害,波兰国内长期处于严重失序的状态,——即梁启超所说的“国政不修,君民上下习于疲软,在官诸臣贪惰夫职,民乱毛起,不能自救,公私困穷,日甚一日”。梁启超还将波兰和瑞典、丹麦予以对比,认为波兰亡国前“内政不修,积弱滋甚,家有狐鼠,乃欲倚虎狼以自壮,乃至择肉以食,始相顾失色,无可为计。”

梁启超在该文中叙说1772、1793和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的大致过程:

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俄、奥、布共立约,分波兰地,俄得一万九千八百方里,奥得一万三千五百方里,布得六千三百方里,强使波王上书献地求和,所余之地仅四万二千方里而已。土耳其特倡义师遏强扶弱,旋为俄所败,欧洲诸国皆惧俄威,惴惴自保,无复有过问波事者。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俄与布廷私议,欲尽灭波兰,免至遗民蠢动。九十三年率兵八万压波境。波弁哥斯基乌锁起义拒俄,不克,遁至意大利。九十五年,俄、奥、布再分波兰地,逼令波王逊位,许岁给银二十万,以资食用,官欠债项,悉为代偿,波兰遂亡。

该段文字还叙说了科希秋什科(即引文中的“哥斯基乌锁”)起义。接着,梁启超又概述了波兰亡国后的抗争:

其后波民屡怀再造。一千八百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至六十五年两次倡议血战,频年或以将帅失机,或以军民不习,或以众寡悬殊,卒被强俄摧陷廓清,废波兰总督为圣彼得堡直隶,波兰再亡。

相比于对波兰亡国和抗争历史的叙说,梁启超对波兰亡国后所遭受的民族压迫倾泻了更多的笔墨:

吾闻之波兰之再亡于俄也。俄人穷治倡义之党,凡迹涉疑似稍预其谋者,皆解往西比利亚及靠喀苏山,勒令充兵。迁波人三万至靠喀苏开垦荒芜,无许随带眷属,其人皆权爵绅富及为士者,槛车累累相属于道,如驱羊犬。田产没于异族,妻子夷为奴丐。一千八百三十五年三月,俄王谕波人自七岁以上,凡穷困及无父母者徙置边地。初则夜拘幼孩,继则白昼劫夺。其年五月十七日有长车一队,内置孩提无数,将解往西伯利亚展轮之际,其父母号哭攀援,愿与偕行军士怒殴伤踣地,或入车下,甘为轮蹄蹂死,血肉狼藉,阗衢溢轨。孩童途中仅食粗馒,有病即弃置于路既毙,其馒尚在其侧。乃至禁士民言语用波土音,令悉从俄人方言。书院、学塾咸习俄文,时有士子及少年潜聚伟埒那,用波土音问答,为逻者所执,遂科重罪。呜呼!国之不竞而受人缚轭,其荼毒之苦,岂可言哉![10]138-141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俄国残酷镇压波兰民众的愤慨。读者阅读此文,在同情波兰民众之余,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自身所处的危急现状。

邹振环先生认为,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是“晚清学界第一篇研究波兰亡国史的著作”。[2]84以笔者目力所及,邹先生这一判断是符合史实的。可以说,梁启超此文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兰亡国史开始予以关注,并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波兰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波兰观也承载了不同的蕴意。

三、 波兰观所承载的维新变法政治主张

1897年底,德国制造胶州湾事件,强行“租借”胶州湾,而俄国又利用调停胶州湾事件,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湾,随后英国也强行“租借”“新界”,法国强行“租借”广州湾。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瓜分危机中,而德、俄两国均曾参加瓜分波兰。正如康有为笔下所云:“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笔底龙蛇,尚十余国。”[11]32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更是成为中国朝野的历史殷鉴之一。许多思想倾向维新的知识分子屡屡以波兰为史例,警示国人,并且将对波兰亡国历史的叙述转化为对中国实行变法维新的迫切性的强调。其中,以康有为进呈给光绪帝载湉的《波兰分灭记》最为出名。

据孔祥吉先生考证,康有为“当于六月二十九日进呈。”[1]80换言之,《波兰分灭记》是在光绪帝下诏宣布实行变法后写就,进呈给光绪帝。但是,这篇文章并未公开发表,仅供光绪帝御览。就在康有为呈进该文后不久,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而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被迫远走海外。《波兰分灭记》遂长期封存于宫廷库房,密不示人。而康有为本人似乎没有留存底稿,或许在仓促出逃之际,未能将底稿携带而出,在《戊戌奏稿》中仅有《波兰分灭记序》。以至于后人仅知标题,而未能目睹全文,认为该文早已经湮灭无存。可以想见,该文在当时的影响力也只能局限于光绪帝及少数可能寓目该文的人物。光绪帝是否细览此文并有何感想,均未见正史记载。康有为则有绘声绘色地回忆道:

当万寿之后,进《波兰分灭记》,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哀痛言之。上览之,为之唏嘘感动,赏给编书银二千两。[12]155

由于康有为本人为自抬身价而好放空辞,一些言论都有夸大的现象,故前引康有为的回忆的可靠性相当低。所幸的是,该文并未散佚,而是长期保存于昭仁殿,直到溥仪出宫,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该文方才重见天日,成为研究戊戌变法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

尽管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当时未能公布于众,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探知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波兰观及所承载的政治诉求。

在《波兰分灭记》中,康有为极尽所能地渲染波兰亡国的惨痛历史,以图强化对光绪帝本人的思想冲击力。康有为重在阐述他对波兰亡国原因的理解。在康有为笔下,波兰守旧不前,是亡国之重要成因。康有为又强调,波兰有图变之主,却无图变之臣,因而掣肘于守旧群臣——“以波兰王之明,决意变法,可谓贤主。而内制于大臣,外胁于强邻,因循不早计;遂至于国亡身辱,妻子不保,备受古今寡有之酷毒。”这段文字很容易使人意识到光绪帝与波兰国王的突出共性——毫无实权。

更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还特意详细叙述俄国女沙皇卡他利那(即叶卡捷琳娜二世)视波兰国王为傀儡的行径。在康有为笔下,这个权力欲极强的女沙皇就是当时已经“撤帘归政”却又不肯放权的慈禧太后的影子。无疑,康有为试图借助此文来引起光绪帝本人的共鸣,促使光绪帝完全靠拢维新派,成为维新派的强力后盾。

康有为同样也注意到波兰贵族议会的自由否决制所导致的政务低效:

又有议院之制,其始取其采众长,达民隐,择善而从,所以美也。乃波兰议院积久弊生,定章二年始一集议院。其集议期日由王定,告各议员,到日各议员齐集院中议事焉。此际尊卑之分极严,论其官之大小而定其位之高下,无敢越次者。以故各不能抒其议论,游移推委(诿),常有一事而议数十日不决者。今举其所以不决之故有二:定期以亦六周间议一事,苟过期限,虽重要之事,议员不复顾问;二,不论何事,必要群僚画押乃准,若有一人阻之,虽最良之策不得行。国王又微弱无权,意见多与各议员龃龉,以故事之不成者甚多,议员亦徒具虚名而已。[13]348

显然,康有为此语是提醒光绪帝,强化中央集权,是有效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条件。由此,要救国,就必须先有一个乾纲独断的皇帝:

推波兰所以致分灭之由,一由其君忍受耻辱,不早英武自强也;一在其宰相大臣守旧保禄,苟延旦夕,而甘心卖国也。夫以列强之窥逼如彼,而波君相之怯偷如此,未有不亡国者。使其民早同心协力,以与君相争国会,不二心,不易虑,不畏囚死,波王本亦宽柔爱民之主,未尝不可得也。徒惑于其大臣耳。乃国民爱死坐视,不早争之,至于国已濒危,大势尽去,虽得开国会,而已为强邻所制。虽有圣者,无救于亡也。[13]344

康有为还认为,俄国对中国怀有吞灭之野心,波兰亡国即可为殷鉴,故对俄国不可不加以警惕。康有为此意说得极为明确:

我为辽东之归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然则吾为其为波兰乎?而守旧阻挠变法者,非助俄自分之乎?[13]343

康有为还向光绪帝讲述波兰亡国后的惨状:

臣窃闻波兰分灭后,其民散走欧美,俄人虐待之,几同犹太。俄、普皆禁其作波兰语文,禁买地。即美至平等,均为奴婢,亦耻与波兰人伍。盖虽为欧种,几视与印度人等矣。哀哉,亡国人也。波兰分灭事,未入中国载记,臣每读之,睹夫列强同谋之诡,连兵压逼之酷,波兰君相忍辱频仍之苦,割讲渐次之尽,及将分灭,君主、后妃、亲王、大臣迫劫之惨,若读晋怀、愍,宋徽、钦,石重贵故事,岂徒富贵皆空,其戮辱困苦,求为奴隶不可得也。国民性懦,不早事力争。及经万变,流血无数,获开议院,而俄人环兵三千,陈炮对院,以监囚诸议员,莫敢噤声,其勇烈者言出而戮矣。臣既痛波兰之君民,行复自念中国,未尝不为之掩卷流涕,泪下沾襟也。[13]344

在康有为的笔下,类似波兰的亡国,绝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作为主权国家的消亡,一旦中国遭遇这种处境,在国际上是无人同情,更无人仗义执言。

四、 晚清最后十年的波兰观

戊戌政变后,维新运动失败,随后中国惨遭庚子国难,列强侵华,京津沦陷,慈禧远逃西安。俄国大举入侵东北,企图制造“黄俄罗斯”,永久占领中国东北。对中国人来说,波兰亡国已经不是可以隔岸远观的别国之灾,而是即将重演于中国的惨剧。在这种切肤之痛的共同感受下,新闻界和文艺界都程度不等地以波兰亡国史作为警醒国人的叙述题材。

还在“出狩”西安的清廷即将“回銮”京师之际的1901年,《国民报》刊出题为《中国灭亡论》的评论:“波兰之亡,以死战而亡,亡之烈者也。菲律宾、杜兰斯哇尔之亡,于欲独立时而亡,亡之杰者也。印度之亡也,亡于文明国之手。支那之亡也,以四千年神明之胄,亡于彼游牧水草之民。”[14]343

1902年,《外交报》刊载《论俄德虐待波兰近事》,作者未署名,已经难以确考其姓名和身份。该文指出俄国是瓜分波兰最为凶狠的国家:“外国之干涉内治也。俄也,德也,奥也,皆以干涉波兰之内政而侵割其地者,而俄为甚。”该文还谈及波兰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无法凝聚抗敌力量的现实:“分其民族为二等,一称贵族,一称奴隶,贵族二十万人,余数百万人皆为奴隶也。凡生杀予夺之权,皆操之贵族之手。”波兰贵族“其志原不善,特军无纪律,且有疲弊之色”。该文极为惋惜地写道:“学生之肆咆哮而反受禁锢,及其遗民思结秘密社会而反受俄人严酷之刑律也,则不得不正其说以救其失也……目前血气之争,无所用之矣。”[15]76

1903年,《外交报》刊发未署名文章《波兰亡国之由》。该文旨重点讨论俄国在欧洲的扩张,认为瓜分波兰是俄国西进的重要一步:“东欧问题与西欧问题有密切之关系,而波兰适当其冲故卒为俄、普、奥瓜分其地。其所以遭覆亡之惨者,原因甚多。试列举俄法政策,则其故不难推球已。”而且,俄国绝非止于灭亡波兰,而是觊觎同为波罗的海国家的瑞典:“俄国之意,非欲灭波兰,实意欲并瑞典。”该文认为德国(应为普鲁士)对俄国灭亡波兰之举未加阻止,反而参与瓜分,是德国外交一大失策:“俄之所以成功,由于德之为助。德不察俄人真意,惑于利益均分之一言,卒至举其大利,为俄所吞,此德之无谋也。”[16]8-9

一些善于撰写时事评论的记者也以波兰亡国史为专题,在报刊上发文警醒国人关注俄国侵略东北的野心。1901年,《杭州白话报》分三期连载《波兰的故事》。作者署名为“独头山人”。②1903年,该小说以《波兰国的故事》为题,略加修改,在《京话报》上刊载。[17]1-8《波兰的故事》写得极为痛切:“列位!你想俄国的人,要捉拿波兰小孩,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要灭他的国度,便要先灭他的人种。那班波兰的孩子们,早已死去,孩子们的父母,老的老了,死的死了,不上二三十年,那波兰人种,都灭绝了。”[18]7

当时流行的谴责小说,如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用文学笔法叙述波兰亡国后的悲惨现状。该小说中,伯述向“我”(即小说主人公“九死一生”)讲述波兰亡国后的处境:

伯述叹道:“……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单说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罢。俄罗斯灭了波兰,他在波兰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还不许用波兰文字。”我道:“那么要说甚话,用甚文字呢?”伯述道:“要说他的俄罗斯话,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呢!”我道:“不懂的便怎样呢?”伯述道:“不懂的,他押着打着要学。无论在甚么地方,他听见了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我道:“这是甚么意思呢?”伯述道:“他怕的是这些人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我道:“这个意思更难解了。”伯述道:“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代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道:“你说可恨不可恨!”[19]134

1903年,《湖北学生界》刊载题为《波兰少女之愤慨》的短篇小说。该文讲述波兰百姓在普鲁士占领区下的悲惨生活。[20]104这些小说都无一例外地提醒读者把波兰的亡国历史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联系起来。

戏剧界也出现以波兰历史为题材的剧本。1904年,汪笑侬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剧本《瓜种兰因》。与其他以三国瓜分波兰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同,该剧本以土耳其侵略波兰的历史为背景。汪笑侬认为,波兰四面环敌,生存环境险恶,俄国与波兰同属斯拉夫民族,却毫无悯意。这一见识体现于汪笑侬的自题诗:“拒虎前门原不易,岂知后户引狼来。驱除异族仍无救,种教相同亦祸胎。”[21]99显然,汪笑侬提醒国人,在警惕俄国侵华的同时,不可受惑于日本所谓“中日同文同种”的宣传。

倾向反清革命的知识分子对波兰的抗争历史同样予以关注,并表达钦佩之意。1903年,柳亚子以“亚卢”之署名,在《江苏》上发表《中国立宪问题》:“不然则为匈牙利之噶苏士(即科苏特),则为非立宾之阿圭那度(即阿奎纳多),则为杜兰斯哇(即德兰士瓦)之古鲁家,扬民族主义之潮流,其犹可行乎?又不然则吾愿为波兰之高节公。”[22]5

波兰历史上多次掀起反抗外来侵略,特别是反抗俄国侵略者的起义。就在中国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波兰爆发罗兹起义。虽然波兰反抗侵略的起义屡遭失败,但是波兰爱国抗争精神和行动对中国人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1904年,《东方杂志》刊载未署名文章《波兰志士》,就指出:“波兰祖国形势虽亡,波兰民族精神不可亡。”[23]9《东方杂志》还从《岭东日报》转载题为《中国与波兰之比较》的未署名文章,该文认为:“夫以其名言之,中国犹自主,而波兰已为俄国属,中国犹现存,而波兰已久亡。以国民精神上言之,而我中国且有深愧弗如者。”[24]163还有一些人表达对波兰复国的期望。《江苏》刊载未署名文章《民族精神论》,该文如是叙说:“波兰之国既亡矣,其民族之精神犹俨然在也,其兴也,吾未可决也。”[25]7

总的来看,在晚清最后十年中,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兰的关注程度不仅超过了维新运动时期,而且表述的方式和载体也更为丰富,不仅有侧重于思辨说理的评论,还有小说和戏剧。这种情形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兰亡国史和抗争史的认识更趋于细化和形象化,而且对波兰的抗争前景也多持乐观态度。《波兰之志士》就信心饱满地预言:“二十世纪初必有一波兰新国出现于波罗的克(即波罗的海)之滨。”[23]10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共和国宣告成立,波兰终于实现了复国。这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件具有鼓舞作用的重大事件。可以说,虽然自身实力不足,但是中国人在道义上一直坚定地支持波兰复国。

结语

从魏源出版《海国图志》述及波兰亡国历史,到波兰复国,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兰亡国和抗争历史关注了将近七十年,并形成了富有高度现实意义的波兰观。

波兰观的演进反映了中国人对自身现实危机的认识的深化。中国知识分子从波兰这个遥远的国度思考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加深了对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警惕。由于同为斯拉夫民族的俄罗斯与日耳曼民族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共同瓜分波兰,这就更使得中国人不能不对当时日本所鼓吹的中日同文同种之说有所疑虑,担心日本和欧美列强联手侵华,而且成为侵华的急先锋。随后的历史演进证明,这种疑虑并不是多余的。

波兰观还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兰亡国历史的叙述并不是简单而消极的,而是承载了现实政治诉求,特别是维新变法的诉求。类似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著述,用波兰作为同时代的横向殷鉴,强调对维新变法的紧迫感。戊戌变法失败后,与清朝决裂的革命党人从波兰爱国者前仆后继的不屈抗争汲取力量,树立信心。

可以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从列强寻找兴国之路,而且从类似波兰这样的弱国来探究如何避免亡国的经验教训,而且以波兰爱国抗争历史为榜样。从这一事实来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世界历史范围中来认识自身的危机,通过对类似波兰这样的弱国抗争历史的认识和思考,丰富充实中国的爱国传统精神。就确切意义上而言,波兰观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爱国抗争在世界上与诸多弱小国家有着强烈的共同诉求。

注释:

①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还重点参考了如下学术成果:俞旦初:《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亡国史鉴初考》,《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宋淑玉:《域外兴亡史鉴与戊戌维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于沛:《近代早期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刘雅军:《“衰亡史鉴”与晚清社会变革》,《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②据何扬鸣先生考证,“独头山人”系林白水的笔名。参见何扬鸣:《林白水与〈杭州白话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则认为该署名系《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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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佚名.波兰志士[J].东方杂志,1904(4).

[24]佚名.中国与波兰之比较[J].东方杂志,1904(8).

[25]佚名.民族精神论[J].江苏,1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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