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844 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辟传教区域，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共有 71 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地区”传教，其中在宁波传教时间超过5年的仅有36人，超过10年的只有19人。a 值得注意的是，宁波的气候和饮食时常导致长老会传教士身体出现问题，这明显耽搁他们口语学习的进程。事实上，对三分之一强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来说，宁波口语的学习几乎占了他们本就不长的传教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一些传教士甚至尚未掌握口语，就因病被迫离开宁波，从此再没踏上中国土地。
很多差会材料及后世著作往往将著名传教士学习语言的过程和结果浪漫化了，过于突出这些人的语言成就，而径直将跨文化交流放在不同语言可以无缝对接的层面来论述。这种思路一方面默认丁韪良（W.A.P. Marti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狄考文 (Calvin Mateer) 等传教士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理解只有视角上的偏差，而没有能力上的鸿沟；另一方面则以这些代表性的传教士来推导整个在华传教士的语言水平 , 夸大了一般传教士的语言能力。换言之，这些叙述忽略了不同的语言系统转换过程中存在语义漂移和丢失的情况。b
a 本文所说的“宁波”和“宁波地区”的概念多随传教士传教范围的变化而有所损益。整体而言，“宁波地区”既包括宁波府属下五县和定海厅，也包括绍兴府、台州府部分与宁波府接壤的地区，如余姚、上虞、宁海等地。这一地区的口语则基本以宁波土白为主。本文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人数统计资料源自“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844-1912）。
b 在海外传教活动中，传教士的表述都深嵌于所传教地区的语言系统，他们对各类非母语语言的认识既依赖以母语为参照基础的格义方法，也依靠当地人的解释和转述，故对其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解。其中，涉及传教士和本土翻译者的问题可参见 Lamin Sanneh, Translating the Message: 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Culture, Orbis Books, 1989; Frances Karttunen,Between Worlds: Interpreters, Guides and Survivor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4 ; 而直接涉及欧洲语言与汉语之间的接触和碰撞可参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02 年。
目前，欧美学界对传教士语言学习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语言、翻译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既共谋又互相拒斥的关系上，并且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非洲、太平洋群岛、印度、拉丁美洲等地，基本没有涉及中国。a国内学界对传教士语言学习层面的关注较少，且多是综合性的论述，很少以地方社会为背景探讨某一差会传教士群体的语言学习，同时均未对文理和口语的学习做明确区别，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b本文拟从宁波地方社会出发，利用差会档案、传教士个人撰述、年度报告等材料来探讨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长老会传教士口语学习过程和方法的演变，以期勾勒一幅 19 世纪在华传教士语言学习状态的图景。
一、从“官话”到“宁波土话”
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清代官话是否有一套“标准音”是一件聚讼纷纭的事情。c不过，这些说法都认同官话乃是一种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共通语，并因其流传较广而与其他地方方言相对。同时，官话内部又可分为南方官话、北方官话、西部官话等。各大区域内又有不同变种，甚至一省之内也有明显差别。这些研究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清代官话标准的判定。按现代语言学家的眼光，19 世纪来华传教士都非常缺乏专业语言学知识。d甚至在很多时候，这些传教士仅仅是中国口语的初习者。不可避免地，在早期来华传教士眼中，中国语言（Chinese Language）、口语（Colloquial Language）、官话（Mandarin or Court Dialect）、方言（Dialect）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的想象空间。
1844 年 6 月 21 日，美国长老会医疗传教士麦嘉缔（D. B. McCartee）抵达宁波，准备展开医疗传教活动。麦氏是第一个抵达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此时，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已经编写了不少学习官话、粤语和闽南语的字典和词汇手册。这些字典或手册都或多或少描述和分析了中文语义和发音分离的现象，也都尝试用欧洲语言学的知识重整一套“中国的语法标准”和语音系统。e不过整体而言，在五口通商之前，即使是在语言上颇有造诣的传教士，依然对中国
a J. Fabian, Language and Colonial Power: The Appropriation of Swahili in the Former Belgian Congo, 1880-193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seph Errington, Linguistics in a Colonial World: A Story of Language, Meaning, and Power,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
b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明清耶稣会士的汉语学习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可参见张西平等编著：《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年；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关于基督教传教士语言学习方面的研究，刘家峰、卞浩宇、岳岚等人有所涉及，但对传教士学习语言过程依然语焉不详，参见卞浩宇：
《晚清来华西方人汉语学习与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刘家峰：《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岳岚：《晚清社会变迁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清史研究》2017 年第 2 期。
c 鲁国尧等人认为清初以来官话以“南京音”为标准音，一直要到 19 世纪 50 年代之后，才逐渐被“北京音”取代。鲁国尧：《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语言科学》2007 年第 2 期；而耿振生、麦耘等认为官话并没有一个标准音，参见耿振生：《再谈近代官话的“标准音”》，《古汉语研究》2007 年第 1 期；麦耘、朱晓农：《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科学》2012 年第 4 期。
d 据高本汉（K. B. J. Karlgren）的说法，在华传教士中，除艾约瑟（Joseph Edkins）勉强可以称得上一个语言学家，其他诸如卫三畏（S. W. Williams）、欧德理（E. J. Eitel）、庄延龄（E. H. Parker）、狄考文等人都缺乏语言学的训练，其著作都很粗疏。参见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 年，绪论，第 1—13 页。
e 具体讨论参见 E. C. Bridgman,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No.6 (June 1842), pp.317-322。
口语的基本内涵充满想象。麦都思（W. H. Medhurst）在 1832 年出版的《福建方言字典》中就指出：
在清帝国，见多识广的居民以及中部地区的民众能部分听懂官话。据说，官话现在是民众的通用语，但是在南方，粗鄙的方言则或多或少与这种宫廷语言（笔者注：即南京官话）不同。尤其是在福建，这种口语间的差异更为明显，这地区很少有人能掌握官话音。a
“部分”（partially）、“据说”（said）、“或多或少”（more or less），此类作者为表述严谨而采用的词汇，却不能给读者留下中国各地口语情况的清晰印象。麦氏在日后的著作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模糊看法，他通过在山东的游历，除证实当地民众能大致听懂他所说的官话外，其余观点与 1832 年时并无二致。b
同时期的裨治文（E. C. Bridgman）在撰写《中国语言》一文时则注意到“官话”和“鞑靼语”的区别。按照现代语言学常识，裨治文所说的“鞑靼语”系北京官话，而其所指“官话” 则是南方官话（也称南京官话）。出于某种原因，裨治文错误地把清朝排除出中国正统王朝的谱系。同时，裨治文注意到鞑靼语（北京官话）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流行范围正不断扩大，并有进一步侵蚀“纯正汉语”的趋势。有趣的是，他也模糊地提到“在浙江和江南地区，纯正的汉语（那个地区很多人所说的口语），与当地方言间的区别也是十分显著的”。c与裨治文关心“中国口语”的纯洁性不同，郭实猎（K.F.A. Gutzlaff）和罗伯聃（Robert Thom）则从流通性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延续麦都思的思路认为官话是通行语，另一方面则进一步点明官话在中国各地存在多种形式。d
上述关于中国口语的评论都发生在 1832—1842 年间的传教士圈子。这些言论大致能反映彼时传教士对“中国口语”多样性认识的逐步演进过程。不过，所有评论都无意或者无力争论官话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官话到底在多大范围内通行于中国各地；官话与各地土白的差异究竟有多少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些颇有名望的传教士语言专家的模糊乃至错误判断，大多通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亚洲杂志》（The Asiatic Journal）、《传教士纪事》（The Missionary Chronicle）等杂志返回到美国本土。这同样造成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口语的错误想象。尤其是在长老会刊物《传教士纪事》中，有时传教士会对各地方言和官话稍作区别，但仍存在诸如舟山群岛方言与官话颇为接近的误解。不过，更多时候，他们将中国口语视为一个整体，并未对此做任何区分。e因此，当 1843 年长老会海外传道部决定派麦嘉缔前往宁波传教时，海外传道部的同仁，包括麦嘉缔本人都一致认为“缅甸以东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说同一种语言”。f这种中国语言或者中国口语，也就是在华传教士眼中的官话。麦嘉缔于 1844 年初抵达香港，并在此等待北上宁波的船只。在此逗留的数月间，他请一位马礼逊学校的学生用汉字写下一些句子，好方便日后在宁波与当地人交流使用。g
与麦嘉缔初入中国，完全不知道中国口语存在多种变种不同，比麦氏早两年进入中国的娄礼华（W. M. Lowrie）多少知道中国口语的多种形态。不过，他对官话和各地方言的认识也没
a W. H. Medhurst,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32, preface, p.1.
b W. 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John Snow and Paternoster Row, 1838, p.440.
c E. C. Bridgma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No.1 (May 1834), pp.2-14.
d 参见 Philo-Sinensis,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Mission Press, 1842, pp.1-7; Robert Thom, Esop’s Fables Written in Chinese,Canton Press Office, 1840, pp.5-10.
e R. W. Orr,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The Missionary Chronicle, (August 1843), p. 236.
f Robert. E. Speer ed.,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A Memorial of Divie Bethune McCartee,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922, pp.45-46.
g Robert. E. Speer ed.,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pp.77-78.
有跳脱出裨治文、麦都思等人的思路。娄礼华在 1842 年 5 月 27 日抵达澳门，在经过半年的游历调查之后，他开始致力于中文学习。因为不知道将来要去哪里传教，娄礼华没有选择当时传教士圈子流行的粤语、潮州话和厦门话，而是选择学习北京官话。这符合当时在华传教士圈子普遍存在宁波、上海及以北地区通行的口语更接近北京官话或南京官话，而非闽粤等地土白的判断。并且在娄礼华看来，北京官话属于“文人和政府雇员”的语言，通行于各地衙门和智识阶层。a
带着这种印象进入宁波社会，麦嘉缔发现马礼逊学校学生为他准备的小册子在宁波并不适用。他只能指着上面的汉字，同宁波人进行艰难的交流。在接触中，他才逐渐掌握一些简单的宁波土白发音，并学会用土白词汇代替册子中标粤音的汉字。此外，《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麦都思分别翻译的两个版本的《新约圣经》，也承担类似的角色。b晦涩的文言、极度不标准的官话及粤语，这些文本与宁波土白之间的艰难转换，使麦嘉缔对存在一个基本统一的“中国口语”的想象彻底破灭。
因为缺乏有效的教材和语言环境，娄礼华在学习近 10 个月官话后，口语水平依然只能与中文老师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不过，他寻找到机会并在 1843 年 9 月对定海进行短暂的游历。他兴致勃勃地试图与当地人交谈，却惊讶地发现“当地人说的方言我们完全听不懂”。c这个现实与他一年前的想象出入颇大，彼时他还认为舟山的“方言”与官话之间有很高的相似性。d
口语上的落差，使长老会传教士开始认真考虑作为通行语的官话与“宁波方言”之间的真实差异。娄礼华在抵达宁波一个月后，就在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对“宁波方言”的观察结果。他注意到宁波流行的两种“方言”，一种叫“宁波土话”（Ningpo Too Hwa），一种叫“宁波官话”
（Ningpo Kwan Hwa）。在娄礼华看来，两者都是北京官话的讹用，其中宁波官话与北京官话之间转换相对较为容易，而土话与两种官话的差异则都十分巨大。首先，“能说官话的听不懂宁波土话”；其次，娄礼华认为宁波官话更文雅和纯洁，而土话虽然粗鄙却在更多普通人中间流行。对娄氏而言，他关心的是哪种口语可以作为未来传播福音的工具，以及在未来布道活动中宁波官话和土话所占的比重又将如何。此外，娄礼华将宁波官话比附纯正的英语，土话则对应美国 “有色人种”说的“蹩脚英语”。在他看来，宁波官话似乎是能宣扬福音真理更纯洁的语言，而土话则更通俗，面向一般民众。他陷入了一种困惑的境地。不过，他觉得在取得更多关于宁波地方口语的知识之前，不能确定将来到底用何种口语布道。最终，他认为宁波土话和宁波官话都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并渴望听到更多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方“有色人种”中布道的传教士的经验。e
娄礼华就宁波土话与官话之间有着不可逾越鸿沟的观点，基本代表绝大多数在宁波的英美传教士的看法。在宁波传教多年的倪维思（John Nevius）曾在山东与一位当地文人谈话，那个文人在谈话间隙一直很仔细地偷听倪维思和仆人之间的宁波土白对话，并好奇地问他们讲的是不是英语。f不过，丁韪良在回忆录中却指出宁波土白和官话非常接近，“事实上，它们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那些懒得花功夫去学习官话的宁波人，也能含糊地讲上几句官话”。g
a Lowrie to John Lloyd, Macao, December 29, 1842, in Walter Lowrie ed., Memoirs of the Rev. Walter M. Lowrie, Robert Carter &Brothers, 1849, p.189.
b Robert. E. Speer ed.,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p.78. c Walter Lowrie ed., Memoirs of the Rev. Walter M. Lowrie, p.211.
d W. M. Lowrie, “Extracts from a Letter of the Rev. W. M. Lowrie”, June 11, 1842, Macao, The Missionary Chronicle, (February 1843), P.45.
e Lowrie to His Father, Ningpo, May 30, 1845, in Walter Lowrie ed., Memoirs of the Rev. Walter M. Lowrie, pp.317-318.
f John L. Nevius, China and the Chinese, Harper & Brothers, 1869, p.201.
g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6 , p.67.
值得注意的是，丁氏的观点属于特例，非常另类。
虽然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认为在传播福音时宁波土白和官话之间有纯洁性和通俗性的纠葛，但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们都首先投身到宁波土白的学习，其中包括娄礼华。娄礼华虽然多次表示不放弃官话的学习，但实际上已将主要精力放在宁波土白的学习中去了。麦嘉缔雇佣了一位略懂烹饪的宁波人作为仆人，开始向其学习宁波土白。由于语言不通，麦氏只能指着一个个物体，然后一遍遍地模仿宁波仆人的土白发音。这种实物教学方法，在当时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是十分通行的做法。因医疗传教士的身份，麦嘉缔比其他同事有更多接触一般民众的机会。大量的接诊和出诊机会，使麦氏在抵达宁波一年内在口语方面的进步比其他传教士快得多。他还为稍后抵达宁波的娄礼华、露密士（A. W. Loomis）、克陛存（M. S. Culbertson）准备了一份用汉字标注宁波土白音的词汇册子。大约在 1845 年 8 月，在抵达宁波 14 个月后，麦嘉缔开始在每周日用宁波土白做正式的布道工作，这种布道依然磕磕绊绊，但民众大致能听懂。a
1846 年下半年，抵达宁波 14—18 个月后，克陛存、露密士、娄礼华先后开始尝试用宁波土白进行布道。1846 年 10 月 4 日，娄礼华在家中用宁波土白举行了第一次布道。这次布道约有 40 人参加，虽然娄礼华的布道不足以让人听懂，他还是鼓足勇气讲完了提前准备的布道词。b自此，每周日在家用宁波土白布道成了娄礼华的习惯。近 3 个月后，娄礼华审视自己布道中体现的口语水平，认为自己的“流利度，还是少说为妙”，但起码布道已经“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和困难”了。他经常从听众口中听到诸如“一个外国人说我们的话就像嘴里含满了食物！一个外国人宁波土话怎么能说得这么好，福建人十年内都没他说得好……”之类的评价。c不过，娄氏一直认为自己的口语水平只能进行简单明了的交流，并不足以表达迂回婉转的意思。d
种种迹象表明，在具体实践中，早期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前两年基本把中文学习的重心完全放在了宁波土白上。除娄礼华在澳门有近两年的文言学习经验，其他长老会传教士都极有可能在前两年的传教生涯中没有接触过包括《三字经》在内的任何中国典籍。e至于官话，除娄礼华有些不怎么扎实的基础，以及麦嘉缔出于偶尔与地方官府打交道的必要，在 1846—1847 年间开始学习之外，其他传教士则只专注于宁波土白的学习。娄礼华曾经提出传教士需要同时学习和掌握土白和官话，并在此基础上判断两者在传播福音中的优劣。这种设想在具体实践中却难以实现。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A. E. Moule）曾概括在宁波活动的英美传教士的语言能力，明确指出“很少有传教士能掌握一种以上的方言”，而他也只会讲宁波土白。f
二、用拼音和汉字来书写宁波土白
在很多传教士看来，学习地方方言最重要的乃是准确掌握语音、语调和习语。g 除依赖中文老师的口耳传授，同时在与宁波民众的有限交往中扩大自己的土白词汇，早期美国长老会传教
a A. W. Loomis to Lowrie, Chusan, August 25, 1845, Foreign Missions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 1837—1911 Archives,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Microfilm, Roll 189, Vol.2, No.99. Hereafter “FMCR/BFMPC Archives”.
b W. M. Lowrie to Lowrie, Ningpo, October 20, 1846, FMCR/BFMPC Archives, Roll 190, Vol.1, No.171.
c Lowrie to His Father, Ningpo, December 31, 1846, in Walter Lowrie ed., Memoirs of the Rev. Walter M. Lowrie, p.374.
d Journal of Lowrie, Ningpo, March 28, 1847, in Walter Lowrie ed., Memoirs of the Rev. Walter M. Lowrie, p.415.
e 例如，麦嘉缔曾提到自己除从一本中国医书中获得了一些医学术语和概念外，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阅读过《三字经》之类的中国典籍，参见 Robert. E. Speer ed.,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pp.100-101；同时，麦嘉缔撰写的第一本中文宗教册子是 1847 年出版的《鸦片六诫》（14 页），稍后则出版《三字经注解》（34 页）。按照当时传教士一边学习文言一边编写宗教册子的习惯也可推知，至少在 1846 年底麦嘉缔尚未阅读过《三字经》之类的中国典籍。
f A. E. Moule, Four Hundred Millions: Chapters on China and the Chinese, Seeley, Jackson & Halliday, 1871, pp.59-60.
g E. H. Parker, “The Ningpo Dialect”, The China Review, Vol. 13, No. 3 (September 1884), pp.138-160.
士在学习宁波土白时也别无良法。甚至在抵达宁波 3—4 年后，除麦嘉缔以外的长老会传教士的布道水平也仅限于让人勉强听懂，而不能自由顺畅地进行交流。a如何准确地记录并复制华人老师口中的发音，如何有效地掌握浩如烟海的土白习语，成为传教士新的关注重心。在此背景下，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或通过与其他差会合作，或依靠自身努力，先后发明两套系统来帮助学习宁波土白。这两套系统，一套是罗马字拼写宁波土白系统，一套是汉字拼写宁波土白系统。这两套系统在此后几十年间成为长老会传教士学习宁波土白的最重要依靠。下文将分别分析这两个体系。
1.罗马字拼写宁波土白
1849-1850 年间，一批新的长老会传教士陆续抵达宁波。其中，兰显理（H. V. Rankin）、孟丁元（S. N. Martin）和丁韪良三人将在宁波度过较长的传教生涯。他们在口语学习中也经历了前辈传教士的困境，几乎没有课本和词汇表能指引他们的学习。在摸索中，丁韪良为更好地复制华人老师的发音，借鉴欧洲语言系统，自创了一套以罗马字母拼写宁波土白的注音系统。b 不久之后，丁氏和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一起修正了这个注音系统。他们借鉴了中国韵书通行的做法，把每一个音节都分成声母和韵母。这一做法能帮助初习者在掌握声母表和韵母表之后，相对忠实地记录他们听到的土白发音。据来会理（Willard Lyon）的研究，这套系统尤其能忠实地记录送气音的发声。c
事实上，这种类似的注音传统可以追溯到明末耶稣会士的努力。d基督教方面，麦都思、裨治文等英美传教士都对罗马字注音体系有所讨论，而美国归正会传教士打马字（J. V. N. Talmage）更是早于丁韪良等人在厦门创造了一套罗马字拼音方案。e然而这些注音体系往往各自为政，并无统一标准。f宁波的罗马字注音体系，则自 1852 开始直到民国初年都较为固定，它在很长时间内在约 500 万—800 万人口的宁波方言区广泛流通。这种稳定性也导致其成为在官话、上海、福州方言之外口语文学的重要来源。g
罗马字注音体系原本是为了帮助传教士更快掌握宁波土白，结果马上被应用于帮助不识字的民众阅读圣经。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独立或者联合其他差会的传教士，刊布了大量罗马字本的宗教书籍、册子和赞美诗。h其中，新约的《四福音书》因具有浓重的口语风格，最先被翻译成宁波土白。1852 年，《路加福音》在宁波出版，成为中国最早的罗马字本土白圣经。截至 1860 年，罗马字本宁波土白《新约全书》已陆续出版完毕。i吊诡的是，除了差会学校的学生，一般基督徒和民众中很少有人能熟练掌握罗马字注音体系。不过，对长老会传教士而言，罗马字注音体系一方面大大减少了他们跟随华人老师学习并不断模仿对方发音的时间；另一方面，他们也无需再为在布道中将文言版本的圣经内容重新转化为宁波土白而苦恼。这意味着传教士甚至可以在没有认识多少汉字的前提下就能较为顺利地展开布道活动。兰显理曾长期受困于此，所以他一直非常热心推动罗马字版本圣经的翻译和刊行工作。他认为在罗马字本《新约》刊布之前，传教士在各地布道中需要援引《圣经》原文时，只能临时将文言版本
a The Twel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 Mission Press,1849, p.34 b W.A.P Martin, “Conversion of Two Chinese”, April 22, 1853, The Foreign Missionary, Vol.7, No.6 (November 1853), p.101.
c Willard Ly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37, No.8(August 1906), pp. 415-424.
d 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商务印书馆，1934 年，第 1 页。
e J. G. Fagg, Forty Years in South China: A Biography of the 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D. D., Mission Press, 1894, pp.101-107.
f Bridgem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5, No.3 (March 1846), pp.145-150. g “Statistics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3, No.2 (March-April 1877), p.136. h 参见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54-58、195-197 页。
i Emily Headland, The Right Rev. 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D.D.: Missionary Bishop in North China, James Nisbet &co, No Date, p.8.
的内容转译成宁波土白。如此一来，《圣经》的真实意义往往会游移不定，且更不容易被民众理解。a事实上，自 1852 年之后，所有基督教传教士的宁波土白学习之旅都从掌握罗马字注音体系开始。这套体系，也迅速因应上海、杭州等地的情况，在作适当改变后被当地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采用。
1854 年 3 月，倪维思夫妇抵达宁波。他们是罗马字注音体系确立之后最先抵达宁波的长老会传教士。抵达宁波几天后，倪维思夫妇马上投入宁波土白的学习。除了一位良好的中文老师，他们非常得益于“一套由（宁波）传教士创建的出色的罗马字注音体系”。b倪维思每天投入中文学习的时间是早饭后到下午两点。他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复练习通过罗马字注音体系标注的宁波土白发音。此外便是学习阅读罗马字本《四福音书》。经过六个月的学习，倪维思第一次开口与镇海小教堂内的民众聊天。据倪氏所说，他磕磕绊绊的宁波土白不能让民众真正听懂。c 在经过八九个月的学习之后，倪维思能以一般对话的形式参与教会工作。当然，其口语尚未达到正式布道的水平。一年后，倪氏才开始陪同其他资历较深的传教士进行乡村布道活动。d
倪维思宁波土白的学习经历说明新来的传教士几乎不用再像早期传教士那样需要通过接近当地民众的方式来学习口语。中文老师和罗马字本《圣经》成了他们学习的主要依据。其他新来传教士的第一年也几乎全身心投入口语学习中去，并在第二年开始从布道中继续学习口语。即使是人手非常缺乏的 19 世纪 60 年代末到 19 世纪 80 年代，长老会传教士依然保持此惯例，这也导致更多传教的重担落在华人助手肩上。e自此，掌握罗马字注音体系成为长老会传教士语言学习的重中之重，甚至在某些时候，出于传教工作的压力，他们学习文言的动力显得不够充足。
2．汉字拼写宁波土白
据睦理逊（W. T. Morrison）回忆，在 19 世纪 60 年代之前的宁波土白出版物中，只有《众祷告文》采用汉字拼写宁波土白的方法，其他均采用罗马字注音体系。f睦氏夫妇于 1860 年 7 月抵达宁波。与其他传教士一样，睦理逊的宁波土白学习也根植于罗马字注音体系。不过这种学习办法虽然能相对成功地复制宁波土白的发音，但其学习文本太过依赖罗马字本《圣经》和其他宗教册子，并不利于传教士快速掌握各种习语，尤其是日常生活和传教用语。这让睦理逊感到积累宁波土白字汇是一项特别费力的工作。于是，他决定向后来的传教士分享自己在积累宁波土白字汇方面的经验，希望帮助他们更好地克服这一困难。当然，他觉得字汇手册的目的是补充习语，而真正学习音调和发声仍需依靠华人老师和罗马字注音体系。g因此，睦理逊在《字语汇解》中所采用的音节完全遵照当时通行的罗马字注音体系，包括 762 个音节，30 个声母和 44 个韵母，共记录 9000 多条宁波土白字汇。
对长老会传教士来说，用汉字记录宁波土白发音的难度要比罗马字拼写土白发音大得多。据娄礼华的调查，宁波土白和具有书面语特性的官话之间大约有近一半的词汇可以互通，但它们的发音则完全不同。比如，官话书面语中的“人”“儿子” “这个”对应的宁波土白发音分别是“nying”“ nytz”和“kihko”。h睦理逊也注意到类似的困难。首先，汉字不能十分准确地表达土
a Journal of Henry Rankin, Ningpo, October 31, 1851, The Home and Foreign Record, Vol.3, No.6 (June 1852), p.176.
b Helen S. Coa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1895, p.128.
c Helen S. Coa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p.130.
d Helen S. C. Nevius, Our Life in China, Robert Carter & Brothers, 1869, pp.32-33.
e The Thirty-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the USA, Mission Press, 1870, p.30.
f W. T. Morrison,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6, preface, p.5.
g W. T. Morrison,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preface, p.1, 6.
h Lowrie to John Lloyd, Ningpo, April 21, 1846, in Walter Lowrie ed., Memoirs of the Rev. Walter M. Lowrie, p.261.
白音，有时为了表达土白音，字义则难免有所牺牲，或者为了迁就字义，土白音的表达则有失准确性；其次，帮助编辑字典的中文老师来自宁波、上海两地，他们对许多土白音的表达用字并不完全一致；第三，很多土白音无法在汉字中找到相应的表达。a为此，睦理逊决定有必要引入相当一部分的文言和官话字汇来拼写宁波土白音。例如，宁波土白中的“na-hwun”一词指的是婴儿，但是在不同中文老师眼中，其表述可以是“奶欢”“奶唤”和“奶花”中的任意一个。睦氏决定借用文言中的“婴孩”一词来表达“na-hwun”。有时他也借用官话来表达，比如宁波土白中的“siao-nying”一词指的是儿童，但它对应的文言词“小人”有非常强烈的贬义色彩，故睦氏采用官话书面语中的“小孩”（siao-a）一词来表达。b这种文言和官话词汇在《字语汇解》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不容忽略。
有意思的是，睦理逊在编写《字语汇解》时所参考的全是传教士编写的字典，而非当时已颇负盛名的威妥玛（T. F. Wade）所编写的字典。c睦氏并没有说明这么做的原因。不过虽身任领事官员，却依然心系传教事业的卫三畏（Wamuel W. Williams）编写《汉英韵府》的心迹可为我们提供某些线索。卫三畏在该书序言中明确表示他编撰字典的动力乃是“为基督教真理传播给汉人的事业添砖加瓦，尤其是通过宗教和科学真理的灌输来基督化并提升他们”。d字典或者字汇手册中所表达的宗教意义一直是长老会传教士关心的重点。相较外交官编撰的字典和字汇手册，乃至早年马礼逊编写的《华英字典》，睦理逊等传教士的字典和字汇手册具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毕竟对传教士来说，中国口语和词汇的学习并不需要商业或公文的内容。商业的中文，对于长老会传教士来说“不能用来展示真神的神谕（God’s Oracle）”。e在《字语汇解》中，睦理逊收录了大量有关基督教、天主教和中国民间信仰的词汇，其所举的句例也多是遵循布道的句式。
三、长老会传教士的宁波口语考核
19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开始逐渐将中国传教重心转移到山东、北京等地。在此后近 20 年中，宁波通常只有 2 名男传教士及其夫人驻守。这些传教士的时间经常为繁重的传教事务所占满，疾病也经常影响他们的工作。目前很少有材料能反映此阶段长老会传教士的口语学习情况。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一阶段的传教士基本延续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口语学习习惯，并且相较于早期传教士，他们更注重宁波土白的学习，相对忽视文言的学习。
1885 年 10 月，在宁波传教 14 年的蒲德立（John Butler）因染霍乱去世，其同事麻维礼（W. J. McKee）在悼念文中提到蒲氏“宁波土白流利，文理掌握也尚可（ fair scholar in wen-li）”。 f按当时长老会传教士的一般标准，用“尚可”形容其文言水平，则蒲德立多半没有掌握超过书写 500 个汉字的文言水平。g根据现有材料，蒲德立所有出版著作都采用罗马字注音体系，还有一部分未出版的则借用睦理逊的汉字拼写宁波土白体系。h麻维礼也曾致信海外传道部报告他的口语学
a W. T. Morrison,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preface, pp.3-4. b W. T. Morrison,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preface, pp.4-5.
c 睦理逊参考的是罗存德（William Lobschied）、麦都思、卫三畏和艾约瑟等传教士编写的字典。
d 卫三畏、廉士甫编译：《汉英韵府》, 美华书馆铜板梓印 ,1874 年 , preface, p.5。
e Lowrie to Father, Ningpo, October 26, 1846, in Walter Lowrie ed., Memoirs of the Rev. Walter M. Lowrie, p.238.
f W. J. McKee, “In Memoriam: Rev John Butlter”,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17, No.11 (December 1885), pp.467-469.
g 整体看来，会写 500 个汉字，认识 2000 字左右，是当时长老会传教士掌握文言的平均水平。这个水平可以较为顺利阅读《四福音书》的浅文理版本和基督教三字经，但无法达到脱离中文老师、字典或译本独立理解《论语》等中国经典中一整
页文字的水平。
h W. J. McKee, “In Memoriam: Rev John Butler”,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17, No.11 (December 1885), pp.467-469.
习情况。在信中，麻维礼指出他在抵达宁波的前 5 个月里，重心全在宁波土白的学习上，在经过 5 个月学习后，他依然“只能表达一些我的想法，但并不熟练……学习进展缓慢”。a此外，麻氏的著作也全部采用罗马字注音体系。b
1883 年，长老会华中教区（Central China Mission）首先响应海外传道部的要求，对其下属的宁波、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总站的新来传教士进行语言能力考核。这是在华长老会传教士的第一次语言考核，其目的是为了激励传教士的语言学习。c这种形式的考核在当时各国在华差会中并不多见。d虽然海外传道部没有透漏考核的具体内容，不过侧重仍在考察传教士对上述各地土白的掌握情况。1890 年 5 月，华中教区的会议记录提到对刚抵达宁波 18 个月的包复祺（V. F. Partch）进行语言考核。考核委员会认为其文言和口语方面都进展很大，但主要建议其“此后对口语要尤其注意”。e 更大的改变来自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 1897 年长老会华中教区的年会中，传教士通过了 “美国长老会华中教区总则”。其中详细提到针对新来传教士的语言考核计划。此计划规定新传教士：“1. 需要在抵达中国的前两年内，由其所在总站经验较为丰富的传教士每三个月测试一次新来传教士的语言水平。2. 在新传教士抵达中国的第一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底由华中教区组织考试委员会测试其语言水平。3. 制定考核相关的课程和内容。”f这个课程内容安排，虽然涉及到文言部分的能力，但是要求非常简单，只需“在第一年课程中会写 200 字，认识 500 字；第二年课程会写 500 字，认识 2000 字”。g这个程度的文字水平只能让传教士在自己熟悉的阅读范围之内写一些非常有限的日常中文句子。h甚至在实际运作中，长老会传教士并不需要严格遵守规定达成上述文言学习的目标。因为他们被建议第一要义乃是掌握当地土白，而文言学习只能在不损害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进行。例如，1907 年长老会传教士迪基（Edith Dickie）在报告中指出， “我第一个为期 6 个月的课程……不包括汉字的学习……人们建议我在第 1 年先不要学习汉字，而是集中学习其他项目（宁波土白）”。i
所有学习的重点都在口语，其中针对口语学习的课程内容和要求如下：
第一年：1. 鲍康宁（F. W. Baller）《英华合璧》的前 20 课；狄考文《官话类编》的前 20 课；
或者与前两者程度相当的教材。2. 阅读并翻译《四福音书》以及《领经问答》。3. 阅读和翻译 10 首赞美诗，并尽可能多地背诵其内容。4. 对话。5. 掌握罗马字注音体系。第二年：1.《官话类编》第 21-60 课内容，或其他同等程度教材。2. 阅读翻译《新约》的
a McKee to Lowrie, Ningpo, June 23, 1879, FMCR/BFMPC Archives, Roll 201, Vol 2, No.245.
b “Minutes of the Twenty-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hina Mission Held at Shanghai”, November 15th to 20th, 1890, FMCR/BFMPC Archives, Roll 214, Vol.46, No.21.
c The Forty-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 Mission Press,1884, p.101.
d 李提摩太在 1880 年便注意到当时至少有一半在华差会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考核，而在有考核的差会中，考核也大多是
临时性的，并不深入。具体参见 Timothy Richards, “Some Thoughts about Christian Missions: Examination”, The ChineseRecorder, Vol. 11, No. 4 ( August 1880), pp.293-295。
e “Minutes of the Twenty-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hina Mission Held at Shanghai”, November 15th to 20th, 1890, FMCR/BFMPC Archives, Roll 214, Vol.46, No.21.
f “Minutes of the Twenty-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Held at Shanghai” September 22nd to Sept. 30th, 1897, FMCR/BFMPC Archives, Roll 211, China Letters: Central China Mission, 18971898, No.61.
g “Minutes of the Twenty-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hina Mission”, pp.26-27.
h William Lyon, “On Mastering the Form and Use of the Most Frequent Words in the Mandari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39, No.7 (July 1908), pp.390-395.
i Edith Dickie to Speer, Ningpo, March 22, 1907, FMCR/BFMPC Archives, Roll 247, Vol.62, No.18.
剩余内容。3. 一半的《天路历程》或者 6 章《圣谕广训》 的内容。4. 用罗马字或者汉字书写对话。
5. 英译土白。6. 对话。a
上述《英华合璧》和《官话类编》分别是内地会和美国长老会为帮助新来传教士通过语言考核所准备的官话口语学习教材。其中，《英华合璧》的初版于 1887 年刊行，到 1915 年已经重新修订 3 次，共计 9 个版本。《官话类编》的基础内容则已经在正式编订成教材前就在山东、北京等地经过了 10 余年的实际教学实践，初版于 1892 年 , 此后也有多个修正版。
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口语学习经验来说，狄考文和鲍康宁的教材虽然在宁波土白的学习上并没有直接帮助，但这些教材使用的音节表和注音体系则与宁波通行的罗马字注音体系基本相通。《字语汇解》的重点在于为新来传教士提供习语的学习，而现在推荐的教材则有一套从字、习语到例句和对话的完整体系。对比《字语汇解》和《官话初编》收录的字，绝大多数都能互相对应。诸如“这个”“那个”“你”“我”等代词；表时间的“今日”“明日”“后日”“前日”等；连接词“和”“也”“又”“再”等；亲戚关系的“爹”“母亲”“舅舅”“爷爷”“外婆” 等 , 这些词在两书中都存在，且意思一致。偶尔双方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官话教材中的“没有”，在宁波土白中标注则为“弗可”（feh ko），“他”在宁波土白中则标注为“其”（gyi）等。同样作为口语，对比宁波罗马字本《路加福音》和《官话初编》的例句，两者之间的句式结构也十分类似，很少面临文言转官话时句式结构互相冲突的问题。对于基本能在半年内熟悉罗马字注音体系的长老会传教士来说，借助教材和老师，将官话课本的句子转换成宁波土白并非难事。
同时，对于语言初习者来说，无论是官话口语教材还是官话本的《新约圣经》《圣谕广训》，都具有浓烈的口语风格，且都由文字作为标注工具。狄考文早就注意到官话和文理的风格之间并没有十分明晰的界限，并认为“官话是学习文理书写风格的绝佳入门”。b此外，汉字拼写宁波土白的《约翰福音》《以弗所书》《提摩太前后书》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相继出版。c对长老会传教士来说，官话和土白的口语体风格，使得文字不仅成为“文理”学习的范畴，也正式成为口语学习的一部分。据来会理的调查，来华传教士语言学习的绝大多数时间主要集中在口语教材、官话或土白版《圣经》及其他宗教册子、对话等练习上，三者相加的时间占据总学习时间的百分之八十五，而文理阅读所占时间仅为百分之六。d对长老会传教士而言，这意味着 “文理”的学习，已经可以完全脱离中国儒家经典而在口语教材中获得。这一现象在庚子之后抵达宁波的长老会传教士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整体而言，这些新来传教士都倾向于依赖《字语汇解》《英华合璧》《官话类编》之类的口语教材和字典来学习“汉字”，并且多将字典的权威置于华人老师的讲授之上。e同时，也要求他们在官话《圣经》和土白《圣经》之间进行互译。甚至他们将这个学习方法推广到崇信书院的教学中。f
从目前的材料判断，迟至 1911 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自 19 世纪末以来抵达宁波的长老会传教士会讲官话。从这个角度看，口语教材和圣经互译工作的意义便是借助罗马字注音体系，将官话的文字与宁波土白音一一对应，完成口语和部分汉字的双重学习。来会理更是为新开办的牯岭语言学校（The Kuling Language School）列出一份 500 字的高频官话文字，里面收录的文
a “Minutes of the Twenty-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hina”, pp.26-27.
b C. W. Mateer,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0, introduction, p.14.
c John R. Hykes,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p.28.
d J. W. Crofoot, “A Consensus of Student Opinion on Language Study”,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30, No. 7 (July 1908), pp.375-381.
e E.F.Knickerbocker to Speer, Ningpo, February 16, 1910, FMCR/BFMPC Archives, Roll 247, Vol.65, No.4.
f Robert Fitch Personal Report, Ningpo, July 20, 1901, FMCR/BFMPC Archives, Roll 247, Vol.67, No Number.
字几乎都能在《字语汇解》中找到对应。a
当然，直至 20 世纪初，关于书面体的官话、文理以及罗马字注音体系哪个更能代表未来中国文学的标准，传教士圈子内并没有达成一致见解。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宁波口语学习经验来看，他们也没有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过，他们通过官话口语教材、《字语汇解》、官话版《圣经》、罗马字本宁波土白《圣经》、汉字拼写宁波土白《圣经》的学习和互译，已经将长久以来独立于口语之外的相当一部分“汉字”自觉纳入到了口语文学的范畴。
四、结语
自 1844 年以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宁波口语学习经历了从茫然无知到逐渐系统化的演进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既与整个在华传教士圈子对“中国语言”的不断深入认识相关，更与长老会传教士在宁波地方社会的具体实践密不可分。最初，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经历了对统一的“中国口语”想象的幻灭，进而认识到宁波方言的多种样式。娄礼华注意到宁波土话和宁波官话之间存在纯洁性和实用性方面的纠葛，并在观念上对两种方言持开放选择的态度。不过由于长老会传教士很难同时掌握两种口语，他们在具体实践中将口语学习的侧重放在宁波土白上。经过数年实践，长老会传教士开始从传教实用性的角度出发来学习宁波土白，纯洁性的问题被搁置。
19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口语学习完全立足宁波地方社会。他们基本都没有关注 19 世纪 60 年代之后非传教士群体对官话和各地土白的研究。在这 30 余年中，他们相继确立了两套拼写体系来学习宁波土白。这个结果大致反映两个趋势。首先，罗马字注音体系被确立为口语学习的根基，而汉字拼写体系则促进了传教士对日常生活和布道中可能遇到的字汇和句子的学习，两者结合使得后来的传教士在学习宁波土白时有一个可以遵循的路径。其次，汉字拼写宁波土白体系的引入，使得相当多的浅文理和官话词汇被纳入宁波土白的表音系统，三者之间形成复杂的纠缠，汉字与土白之间的界限开始渐趋模糊。
在 1897 年的口语考核规定中，官话教材和官话版《圣经》也开始被列为口语教材。这一转变，符合 19 世纪 90 年代在华传教士圈子颇为流行的一种思路，即为中国建立一个新的言文一致的语言体系。这种讨论主要以官话的书面语为基础，但也涉及土白的地域独特性。如一些传教士就认为要满足于与中下阶层交流的现状，不要幻想马上进入官员和文人阶层传教，因此呼吁进一步增加上海等地土白文献的出版。b而丁韪良则更希望废除官话的书面语形式，统一用罗马字拼写官话，并推广到全国。c从宁波的情况来看，长老会传教士并不怎么关注“官话”“土白”“汉字”“罗马字”之间形而上的问题。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新的官话口语教材，是因为这些教材从字、习语到例句和对话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且不与过往的学习经验相冲突。不过，这在现实层面依然对长老会传教士学习口语的方式带来了不小的转变，一方面，土白和官话之间的转换正式有了一套可互相转译的工具，另一方面，文字最终被纳入口语学习的范畴，曾经《字语汇解》所产生的模糊边界被拆解重塑，并日趋清晰化了。
References
Bian Haoyu. “Wanqing laihua xifangren hanyu xuexi yu yanjiu” (The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Westerners coming 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Suzhoudaxue boshixuewei lunwen, 2012.
a 具体字汇列表可参见 William Lyon, “On Mastering the Form and Use of the Most Frequent Words in the Mandarin Langu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39, No.7 (July 1908), pp.390-395。
b Y.K. Yen, “The Shanghai Vernacular”,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23, No.8 (August 1892), pp.386-388.
c W.A.P. Martin, “A Plea for Romaniz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38, No.9 ( September 1907), pp.501-502.
Geng Zhensheng. “Zaitan jindai guanhua de ‘biaozhunyin’ ”（A new observation on standard sound system of the Mandarin）. Guhanyu yanjiu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1 (2017).
Liu Jiafeng. “Jindai laihua chuanjiaoshi de zhongwen xuexi: yi jinling daxue huayanke wei zhongx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of Missionaries in 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Jinling University). Shanghai daxue xuebao (Shanghai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 Edition]) 6 (2008).
Liu, Lydia H. Kuayuji shijian: wenxue, minzu wenhua yu bei yijie de xiandaix(zhongguo, 1900-1937)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Translate by Song Weijie el al.,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2002.
Lu Guoyao. “Yanjiu mingmo qingchu guanhua jichu fangyan de niansannian lichen: ‘cong zifengli kan’ dao ‘cong zimianshang kan’ ”(23 years of research into the Guanhua base dialect: From “looking between the characters” to “looking on the characters”). Yuyan kexue (Linguistic Sciences) 2 (2007).
Luo Changpei. Guoyin zimu yanjinshi (A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34.
Medhurst, Walter.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32.
Medhurst, Walter.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John Snow, 1838.
Morrison, William. 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6.
Nevius, Helen.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for Forty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5.
Nevius, Helen. Our Life in China, New York: Robert Carter & Brothers, 1869.
Parker, Edward. “The Ningpo Dialect.” The China Review 13, No,15 (Sept, 1884).
You Rujie. Xiyang chuanjiaoshi hanyu fangyan zhuzuo shumu kaoshu (A study of the bibliography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ese dialects). Ha’er Bing: Heilongjiang jiaoyu chubanshe, 2002.
Yue Lan. “Wanqing shehui bianqian yu xifangren de hanyu xuexi” (The Social Changes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Westerners’ Chinese Study).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2 (2017).
Zhang Xiping et al., eds. Xifangren zaoqi hanyu xuexishi diaocha ( A survey of early Chinese learning history of westerners). Beijing: Zhongguo dabaike quanshu chubanshe,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