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梳理了清初有关“罗刹”名称的各种记载，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早期中俄两国相互接触和交往的史实，对“罗刹”和“俄罗斯”名称来源做了详尽的考述。认为汉语“罗刹”即清初索伦土话loca的汉字音译，而索伦土话loca又来源于俄语的ловцы或ловчий(猎人)；“俄罗斯”则来源于蒙古人对俄罗斯的称呼oros一词。
关键词：罗刹 俄罗斯 清朝 早期接触
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邻国，但中国人对俄罗斯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而清人对俄罗斯称呼的演变即反映了这一点。清人有很多关于“罗刹”、“老枪”、“老羌”的记载，关于“罗刹”一名的释义及其由此引发的聚讼纷纭，主要由康熙年间谪戍黑龙江的汉人知识分子所引发。例如，吴兆骞在《秋笳集》卷2《奉送巴大将军东证逻察》云：“逻察，一名老羌，乌孙种也。”①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记：“余五岁，始就塾读毛诗，时逻车国人造反。”②方式济《龙沙纪略》亦云：“入通市者，皆泥扑处(尼布楚)人，别其种曰罗刹，误老枪，又误老羌。”③而方拱乾《绝域纪略》则认为：“逻车，亦不知其国在于何所，云舟行万二千里，不知其疆。所遇皆擅鸟枪，又遂讹鸟为老，讹枪为羌云。”④
康熙以后，随着对俄罗斯认识的加深，清人开始将“罗刹”等与俄罗斯联系起来考察。例如，松筠在《绥服纪略》中说：“黑龙江索伦土语，谓俄罗斯为罗叉。”⑤俞正燮于《俄罗斯事辑》中记：“俄罗斯……其先，起于右哈萨克部西鄙，其人曰罗刹，亦曰药刹。当南北朝魏太和时，罗刹始立国曰俄罗斯，其人用天主教，欲杀佛。佛遇恶物奇怪，辄以罗刹名之。”⑥他在《癸巳存稿》又进一步对其源流及名称之由来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称：“罗刹者，红毛诸番。其正名罗刹国者，今之俄罗斯。其国东北自黑龙江边外，北尽北海，西尽西海，西南包额纳特珂克外。罗刹种人素与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强盛，当佛时，罗刹王名阿修罗，欺浚佛，并欺浚佛国。佛国深畏之，遇恶人、恶物，则皆以罗刹名之。故有在山罗刹，有在海罗刹，有飞天罗刹，皆假名罗刹而于真罗刹无与也。罗刹至今俄罗斯而极大。《潜邱札记》言俄罗斯定非罗刹，谓长安贵人为不考。阎(若璩)盖略见佛书，不能详悉，且俄罗斯自称为罗刹，何得谓之定非也。”⑦
何秋涛虽然批评俞正燮说：“佛经所谓罗刹，与俄罗斯之别称罗刹，名同实异。俞正燮，溷合为一，非是。”⑧但他本人也未能做出更确切的解释，只不过对前人的结论略作修正，称：“俄罗斯本羌种，老枪误，老羌不误。”⑨
一、今人对清人记载的研究
在现代学者中，最早关注此问题的当属韩儒林。韩儒林《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一文指出“清初黑龙江索伦(Solon)土语称扰乱尼布楚(Nibchu)一带之俄罗斯人为‘罗叉’”，认为上述何秋涛诸说，“固不值辩”，⑩同时也指出，劳费尔(B. Laufer)所谓“于‘老’字译意，于‘枪’、‘羌’二字译音”的说法，“亦不可从”。韩儒林据《蒙文总汇》Loca即“罗叉”条，引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观点：Loca、Locan诸异称，是“罗叉”、“老枪”、“老羌”与Loca、Locan对音，鼻音收声不固定，非有误。(11)这个观点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张维华、孙西在《清前期中俄关系》一书中，对清人有关“罗刹”、“老羌与老枪”的记载做了全面的梳理，并引松筠《绥服纪略》注“黑龙江索伦土语，谓俄罗斯为罗叉”之说，认为“罗刹是清初中国人对于俄罗斯人的另一种称呼，还有的称为逻察、逻车、罗叉，都是罗刹一音的异译。所以称‘罗刹’，是因为其音来自索伦，有所不同。”(12)至于“老羌”与“老枪”，张维华、孙西认为，“罗”、“老”音相似，而“刹”、“羌”、“枪”等字的音，也有相同或相近处，所以很可能就把罗刹称为老羌、老枪了。(13)张维华、孙西二人观点看似与韩儒林的看法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关于“罗刹”即俄罗斯的本名Russe的音译的说法，(14)需做进一步探讨。
近年，蔡鸿生在其《俄罗斯馆纪事》一书中对“罗刹”做了重新考释。他将“罗刹”之名在清初的各种异写依次排队，分出如下“老”字头和“罗”字头两组：老枪、老掐、老羌，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
蔡鸿生发现，从译音用字看，这两组译名有一个显著特点：无论哪一组，第一音节的译读都很稳定，即第一组用“老”字，第二组用“罗”字，并未出现“老刹”或“罗枪”等交替使用的情况。他认为：“此点未经前人拈出，也许正是问题的关键。”(15)
此外，蔡鸿生据俄国伊·伊斯列兹涅耶夫斯基《古俄语词汇资料集》第二卷(彼得堡，1902年俄文版，第39—40页)，找到可拟音为“老”的лов一词的同根亲属词：лов(行猎)、ловец(猎人)、ловцы(猎人们)，并结合当年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以打猎为名”，亦猎亦劫的特点，提出“前述第一组译名的词源，很有可能就是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的观点。至于第二组译名的语源，蔡鸿生则肯定了王之春《使俄草》所云“其称罗刹者，乃鲁西牙之转音，急呼之则成罗刹二字”的说法，称其为“已得其实”。(16)也就是说，在蔡鸿生看来，第一组译名“老枪、老掐、老羌”源自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第二组译名“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等是“鲁西牙”(Russia)音译。
蔡鸿生对此问题的阐释，使得学术界意识到，对“罗刹”名称的探讨尚不能画上句号。
二、“罗刹”即“ловцы”(猎人)考辨
《平定罗刹方略》载：“罗刹者，鄂罗斯国人也。鄂罗斯，僻处西北绝域，自古不通中国，其人率皆犷悍贪鄙，冥顽无知。所属有居界上者，与黑龙江诸处密迩，我达呼尔、索伦之人因呼之为罗刹。”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0《俄罗斯丛记》中有“论罗刹即可萨”：“本朝记黑龙江边境之种族，曰罗刹，或以为即俄罗斯之转音，而官书多云俄罗斯所属之罗刹。则俄罗斯乃总国名，罗刹乃属部之名耳……今按：可萨、可沙与罗刹音相似，盖当年为患于黑龙江、雅克萨诸城者，即此种人也。隋唐时，突厥有可萨部，近西海，与波斯、大食邻境，是史籍言可萨之始。”何秋涛所说“当年为患于黑龙江、雅克萨诸城者”，的确是被称作“罗刹”的一股“可萨、可沙”(哥萨克)，但要说“可萨、可沙与罗刹音相似”，则有些牵强，而将“可萨、可沙”(哥萨克)与隋唐时期的突厥可萨部扯上关系，更是张冠李戴，风马牛不相及。
今人关于“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俄罗斯人为‘罗刹’或‘罗叉’”的表述，基本一致，都源于《平定罗刹方略》“所属有居界上者，与黑龙江诸处密迩，我达呼尔、索伦之人因呼之为罗刹”或松筠《绥服纪略》里“黑龙江索伦土语，谓俄罗斯为罗叉”的记载。但是，“罗刹”是俄语“俄罗斯”一词异译，以及“罗刹者，乃鲁西牙之转音，急呼之则成罗刹二字”的说法，都值得商榷。
在这个问题上，韩儒林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但韩先生在说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尼布楚一带的俄罗斯人为‘罗叉’”的时候，却以清代编纂的辞书《蒙文总汇》Loca即“罗叉”条为凭据，看似有所不妥，其实不然。因为，《蒙文总汇》所收Loca(罗叉)一词，并非蒙古语词，而是借自满语的借词。康熙年间内府满文精写本《平定罗刹方略》满文书名叫Loca be necihiyeme toktobuha bodogon i bithe。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locha“罗刹”条，(17)其根仍为索伦土话。
苏联学者瓦西列维奇编《鄂温克语俄语词典》指出：луча，名词，俄罗斯人(指男性)，最常用的形式是лōча。此外，在鄂温克语的不同方言中还有лута、лоча、нюча、луса、луча等变体形式。(18)与鄂温克相邻而居的雅库特(萨哈)人，称俄罗斯人为“нууччалар”(按：－лар，为复数附加成分)。(19)究其来源，亦应来源于鄂温克语，即“索伦土话”。
这样看来，前人关于“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俄罗斯人为‘罗刹’或‘罗叉’”的表述，似乎需要做一点修订。不妨改为：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俄罗斯人为“loca”，“罗刹”、“罗叉”、“老枪”、“老羌”都是索伦土话“loca(－n)”的不同汉字音译。韩儒林所说的“鼻音收声不固定”，是指“loca(－n)”的词尾音－n，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也就是说“loca”(罗刹)，有时以“loca”(罗刹、罗叉)的形式出现；有时以“locan”(老抢、老羌)的形式出现。词尾音－n出现与否，或者说词尾音－n是否脱落，取决于其后所接的词语。这是阿尔泰语系某些语言的一种语言现象，并非可有可无。
现在的问题是，“索伦土话”loca(－n)，是“鲁西牙(Russia)之转音，急呼之则成罗刹二字”，还是另有来源呢？
按照蔡鸿生的看法，汉语“老枪、老掐、老羌”等译名直接来源于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而“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等则是“鲁西牙”(Russia)音译。这里，蔡鸿生似乎忽略了“黑龙江索伦土语，谓俄罗斯为‘罗叉’loca(－n)”的基本事实。另外，蔡先生前文所引清末王之春《使俄草》中的“鲁西牙”似乎又来源于英文的Russia，而非俄文Россия。今天检阅苏联时期出版的两卷本俄国档案资料汇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莫斯科1969年版)，至少在17世纪中叶以前，俄语中代表俄国或俄罗斯的词语是：Русъ、Русия。而Росия以及我们今天所非常熟悉的Россия的形式，大概是在17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这是其一。其二，“索伦土话”，即鄂温克语，以及满语等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是有r音存在的，无需用“l－”音代替“r－”音。
蔡鸿生“从当年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以打猎为名’、亦猎亦劫的特点来看，前述第一组译名(老枪、老掐、老羌)的词源，很有可能就是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的新论，(20)看上去难免有“老枪”一名因“所遇皆善鸟枪”而得名的嫌疑，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是ловцы。俄语中还有另外一个与其同根的词语也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ловчий。当这个词作为形容词出现时，具有“捕猎的；捕猎用的”意思，可以组成：ловчие собаки(猎犬)、ловчие птицы(猎禽)和ловчий ров(捕兽的陷阱)等词组。当这个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使用的时候，则具有特定的含义。词典中这个词的释义有两项：(1)(俄国古时掌管大公和沙皇狩猎事务的)狩猎长；(2)狩猎执事(大贵族和地主家里经营狩猎的人)。(21)我们知道，起初，诸如叶儿马克及其继承者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之流，无不都是这样一批因毛皮贸易利益所驱动而到处打家劫舍的哥萨克猎手和冒险家。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毛皮贸易是导致俄国扩张的动力。当狩猎场地的潜力耗尽之后，富有冒险心的猎人和商人便向东方推进。新的猎场一经开发，征服随后而至，有时则是先征服后开发，政府和地方官吏想方设法从土著那儿勒索贡赋，以分享西伯利亚的皮货财富。对毛皮的大量需要，是一个猎场接着一个猎场的资源被迅速猎光的原因，从而加速了西伯利亚的被征服。”(22)
这样看来，“索伦土话”loca与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或者表示“大贵族和地主家里经营狩猎的人”的ловчий，似乎不无某种联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初黑龙江索伦人称俄罗斯人为“loca”，而“索伦土语”loca则来源于俄语中表示猎人的ловец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或表示“大贵族和地主家里经营狩猎的人”的ловчий。汉语中不论是带“老”字头的“老枪、老掐、老羌”，还是带“罗”字头的“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都是“索伦土语”loca的不同汉字音译。之所以出现带“老”字头的一组和带“罗”字头的情况，是因为“索伦土语”loca一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出现零词尾和带－n词尾两种变体形式，换句话说，有时以loca的形式出现，有时以locan的形式出现。
三、关于“俄罗斯”一词的由来
最早提出汉语中现行“俄罗斯”之名来源于蒙古语一说的是韩儒林。他在《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一文中提到：“元代‘斡罗思’与现行‘俄罗斯’两名词(清初陆次云《八纮译史》卷二‘阿路索’一名不通行)，皆间接由蒙古文Oros来(I. J. Schmidt《蒙德俄字典》页五六译言‘俄国人’)，非直接由Rossiya或Russiya一字译出。蒙人遇r发声之外来字，必取r后之元音于r前重迭之，始能读出。故吾人简称俄国之‘俄’，不能于Russiya一字中求出也。”(23)
张维华、孙西也说：“蒙语称俄国人为Oros，俄罗斯一名即由此而来。因为蒙古人不能读r的发音字，必须把r后的母音在前重叠读，才能读出，所以其发音就与俄罗斯的原音略有不同。”(24)这种表述，基本上是韩儒林上述观点的翻版，但有一点尚不如韩先生说得明确。如，张维华、孙西也说：“蒙古人不能读r的发音字，必须把r后的母音在前重叠读，才能读出。”这种说法虽然不能算错误，但至少不够全面，要知道蒙古语中是有－r－这个音的。我们应该注意到，韩儒林强调了“蒙人遇r发声之外来字”，这一点很重要。
俄语中凡以字母а－和字母ф－开头的词语都是外来词，不是俄语固有词。蒙古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蒙古语中，字母r，或者说r－音，不会出现在词首。这就是为什么蒙古人遇到以r－音为词首音的外来词时，“必取r后之元音于r前重迭之，始能读出”的原因。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取r后之元音于r前重迭之”，而不是取其他任意一个元音，这与蒙古语中存在的元音和谐规律这一语言现象有关。
蒙古语有7个基本元音，分为阳性元音：a、o、u和阴性元音：e、K24Y801.JPG、ü，另外还有一个中性元音：i。所谓“元音和谐”，简单说来就是，在同一个词语里，前一个音节的元音与后一个音节的元音要彼此制约、相互匹配，也就是说，要么都是阳性元音，要么都是阴性元音。而中性元音i，既可以出现在阳性元音的词中，也可以出现在阴性元音的词里。蒙古语的元音和谐规律还扩展到所有的构词和语法附加成分。因此，蒙古语的所有附加成分都有阴性和阳性两种形式。韩儒林所说“必取r后之元音于r前重迭之”，遵循的就是这样一个规律。
四、中俄早期接触与“罗刹”与“俄罗斯”的来源
清初文献对俄罗斯(俄国)的记载大体有两种：一是鄂(俄)罗斯，(25)一是“罗刹”。鄂(俄)罗斯，主要用来称呼经北部蒙古地区而来的俄国人；而“罗刹”主要用来称呼窜入黑龙江流域，到处烧杀抢掠的哥萨克匪徒。这似与清初中俄两国的接触主要在中国东北和北部边疆两个方向发生有关。
中俄两国从开始接触到彼此了解经历了一个曲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的过程。
从俄国方面来讲，一方面，从17世纪初到1654年6月从托木斯克向北京派出以费·伊·巴伊科夫为首的商队为止，(26)俄国一直在寻找经蒙古通往中国的商道；(27)另一方面，俄国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实际控制西伯利亚中部以后，分南北两路向东推进。至40年代，所谓“新土地发现者和猎户”关于富饶的达斡尔地区和阿穆尔河的消息传到莫斯科。(28)而此时的俄国当局，仍未将“有关满洲人的情报和中国联系起来”。(29)
从清朝方面来讲，对俄国的了解更是非常有限，对罗刹与俄罗斯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
1676年3月，俄国使臣尼·加·斯帕法里(米列斯库)(30)记录了他与礼部侍郎马喇在嫩江的一次谈话，也说明了这一点。尼·加·斯帕法里(米列斯库)写道：“阿思哈尼昂邦(31)(指‘礼部侍郎马喇’——著者)针对这点回答说：其实，博格德汗要涅尔琴斯克寨派哥萨克来，并不是为了根特木尔其人，因为单单为了这个人是不值得这样两位伟大的君主进行接触的。召哥萨克前来，写国书给大君主，主要是要弄清楚在阿尔巴津、涅尔琴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在其他各寨住的是些什么人——是不是大君主的人？因为我们认为只有那些经常从托博尔斯克经过草原来到我们这里的才是大君主的臣民，我们称他们为鄂罗斯人。我们以为，过去和现在住在上述各寨的当地人是另一个民族，而不是大君主的人，因此我们给他们取了另一个名字——罗刹(луча)，(32)即匪众(воровское войско)。这次你来到以后，我们才知道，他们真的是大君主的人，今后我们也就相信他们。”(33)这段记载应该是可靠的，真实反映了清廷对罗刹的认识。
17世纪初，俄国势力已经扩张到叶尼塞河流域。1604年，俄国人在鄂毕河支流托木河上建托木斯克城堡，1619年又在叶尼塞河畔建成叶尼塞斯克城堡。到17世纪30年代，俄国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勒拿河流域。1632年，哥萨克百人长别克托夫(П．Бекетов)在勒拿河中游建雅库茨克。
1636年，俄国人第一次与居住在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一带的鄂温克人(清代文献称“索伦”)发生接触，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有关黑龙江流域的信息。(34)索伦人(鄂温克族)对俄国人的称呼“loca”，最早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17世纪30年代后期，俄国人得到了一些有关黑龙江流域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十分模糊，但仍激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为了证实这些传闻，俄国方面先后派出了数批侦察队伍东进：打探黑龙江流域的具体情况。这些侦察队伍虽然没有真正到达过黑龙江流域，但他们带回来的情报已经引起了俄国政府的极大重视。为了永久占据这块“新土地”，俄国西伯利亚当局使侦察活动逐步升级，开始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1643年7月25日(俄历7月15日)，雅库次克督军彼得·戈洛文(П．Д．Боловин)派遣他的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В．Д．Поярков)率领一支130余人的武装军役人员“远征”黑龙江流域，于1646年6月返回雅库茨克。1649年，哈巴罗夫(Е．П．Хабаров)开始招募约150人的队伍深入黑龙江流域，向当地各族强征贡税。次年夏，他再次出动，袭击达斡尔人城寨，攻占雅克萨城，并把雅克萨改名为“阿尔巴津”。
不论是所谓的“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还是以后的斯捷潘诺夫(О．Степанов)，他们所到之处，无不伴随着烧杀劫掠和无恶不作的行径，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可恶的吃人恶魔”的形象。(35)因此，后来谪戍黑龙江的汉人知识分子在记录当地少数民族有关俄国人的传闻时，有意将“loca”一词用汉字记作“罗刹”，亦未可知。
清初，俄国哥萨克侵入黑龙江流域，中俄两国在边境地区发生接触，但因两国间尚无官方层面的直接接触，导致两国对彼此的了解进入了误区。从俄国方面来讲，俄国虽从进入黑龙江流域地区起就了解到该地属“沙姆沙汗”或“博格达汗”管辖，但是，当时未能将“博格达汗”(36)与传统认识中的中国结合起来；而从清朝方面来看，清廷虽了解到“罗刹”经常“犯我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戕害居民”，成为边境一患，(37)但此时尚不清楚罗刹与俄罗斯国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只认为“罗刹”是一股匪众，因而对其采取了剿灭的方针。(38)这样一来，中俄雅克萨战争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
另一方面，自1581年以叶尔玛克为首的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到1639年莫斯克维金到达鄂霍茨克海边，俄国基本征服东、西西伯利亚，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俄国人在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中开始与西蒙古卫拉特部和漠北喀尔喀蒙古发生了接触。比如1604年俄国第一次与西蒙古卫拉特人发生接触，1608年首次与蒙古和托辉特部发生接触。
自17世纪初起，俄国与卫拉特蒙古之间开始了贸易关系，而贸易问题则一直是双方外交谈判的经常性主题。(39)1607年9月，卫拉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的商队来到俄国塔拉城(当时俄国西伯利亚最南段的城市)，用550匹马换取了俄国人的衣物、金钱和书写用纸。(40)1616年，卫拉特蒙古人的第一批使者也到达莫斯科，并受到沙皇的接见。(41)1616年，莫斯科派出的使者首次来到位于乌布苏湖畔的“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的驻地。同年，硕垒乌巴什的使者随俄国使节到达莫斯科，也受到沙皇的款待。(42)
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之际，沿西伯利亚南路东侵的哥萨克武装在贝加尔湖以东首次接触蒙古喀尔喀左翼车臣汗的属民。1647年，哥萨克使者来到了车臣汗硕垒的驻地。1649年，车臣汗的第一个使团到达莫斯科。(43)
1653—1556年，俄国政府派往清朝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巴伊科夫使团出使北京。巴伊科夫此次出使经由卫拉特、喀尔喀和漠南蒙古地区，并在额尔齐斯河左岸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阿巴赖台吉的兀鲁思逗留很长时间。阿巴赖台吉为他们提供了许多驼马、粮食等旅途所需，还派人一路陪同并充当翻译。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巴伊科夫在北京与清廷官员的谈判是这样进行的：先由布哈拉人伊尔基·毛拉(Ирки Мулла)把汉语译成蒙古语，然后由巴伊科夫的随从托波尔斯克哥萨克骑兵彼得·马利宁(П．Малинин)把蒙古语译成俄语。(44)
这样，清初对于俄国有“罗刹”和“俄罗斯”两个称呼，也就不难理解了，一个称呼来自索伦土语，一个来自蒙古语。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7世纪40年代，诸如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之类的俄国所谓“新土地发现者”和哥萨克猎手先后侵入黑龙江流域，“侵扰虞人，戕害居民”，一时成为边境一患。他们在窜入黑龙江流域的过程中，最先遇到的是被俄国人称作“通古斯人”的鄂温克族(清初文献称之为“索伦”)，还有鄂伦春、赫哲等其他满通古斯系民族和达斡尔族。由于他们在与这些民族打交道时，常常自称为“ловцы”或“ловчий”(猎人)，并向这些民族强征毛皮实物税，就被称作“loca”。而我们经常所见“罗刹”、“罗叉”、“老枪”、“老羌”无不都是索伦土话“loca(－n)”的不同汉字音译。之所以出现带“老”字头的老枪、老掐、老羌和带“罗”字头的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等两组译名，是因为“索伦土语”loca一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出现零词尾和带－n词尾两种变体形式，换句话说，有时以loca的形式出现，有时以locan的形式出现。
俄国政府派往清朝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巴伊科夫使团于顺治十三年(1655)到达北京之前，俄国与西蒙古以及漠北蒙古诸部有较长时间的交往，双方贸易往来密切。后来，京师俄罗斯互市开通以后，俄国来华贸易使团、商队也大都经蒙古草原来京，并带有蒙古语通译。从清朝方面来讲，蒙古语又是清朝的官方语言之一，因此对于清俄双方来说，蒙古语是双方交流和沟通的最佳选择。事实上，蒙古人及蒙古语在早期中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清政府的早期对俄外交事务当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源自蒙古语的“俄罗斯”(Oros)一词渐趋流行并最终取代“罗刹”这一称呼，也就不足为怪了。
【作者简介】阿拉腾奥其尔，196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注释：
①吴兆骞撰、麻守中点校：《秋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②吴振臣撰、赵江平校注：《宁古塔纪略》，《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
③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5《考订〈龙沙纪略〉》。
④方拱乾：《绝域纪略》，李兴盛、张杰点校：《黑龙江述略(外六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⑤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6《考订〈绥服纪略〉》。
⑥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8《考订〈俄罗斯事辑〉》。
⑦俞正燮：《癸巳存稿》卷6《罗刹》。
⑧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8《考订〈俄罗斯事辑〉》。
⑨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5《〈尼布楚城考〉叙》。
⑩韩儒林：《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学思》1941年第2期。该文收录于《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页。
(11)韩儒林：《穹庐集》，第505页。
(12)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13)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第41页。
(14)张维华、孙西指出：“俄罗斯的本名，应当读作Russe，索伦人是按这个音来称呼俄国人的，并没有错误。”(《清前期中俄关系》第40页)
(15)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页注释③。
(16)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29页注释③。
(17)参见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页。
(18)参见Василевич Г．М．Эвенки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ъ，М．，1958，стр．242。
(19)参见Краткий русско－якутский словаръ，Якутск，2008，стр．236。
(20)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29页注释③。
(21)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编：《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896页。
(22)［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编、杨诗浩译：《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4页。
(23)韩儒林：《穹庐集》，第505页。
(24)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第41页。
(25)从《清实录》的记载来看，“鄂罗斯”，主要出现在乾隆朝以前；“俄罗斯”出现于乾隆朝及乾隆以后各朝。
(26)这个使团于1656年3月才抵达北京。
(27)1606年，根据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的谕旨派出了伊别洛戈夫为首的一些托木斯克哥萨克去探寻阿拉坦皇帝和中国。这就是俄国政府在这条路上迈出的第一步。1618年5月9日，以伊凡·彼特林为首的一批哥萨克由托木斯克动身，9月1日到达北京，共逗留4天。1641—1642年，塔拉哥萨克骑兵杨维尔申宁随土尔扈特岱清台吉的贸易商队到过中国。他不仅在西宁城做过买卖，而且还给俄国沙皇带来了以明朝思宗皇帝名义写的一封“国书”。参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6页。
(28)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第6、7页。
(29)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第11页。
(30)《清圣祖实录》卷61，康熙十五年(1676)五月丙戌载：“鄂罗斯察罕汗遣其使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贡方物，奏称鄂罗斯僻处远方，从未通中国，不识中国文义，不谙奏疏仪式，今特向化输诚，愿通贡使。得旨：鄂罗斯国所处甚远，诚心向化，特遣其臣贡献方物，甚属可嘉，所奏之处，议政王大臣等议奏。”此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即为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怕法里(米列斯库)(1636—1708)，出生于摩尔达维亚的希腊人后裔，自1671年起在俄国外务衙门担任翻译官，被俄罗斯学者称作著名外交家和学者。他于1675—1677年使华，其随行人员达160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页；［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57—1264页。
(31)又作阿思哈尼按班。满文作ashan i amban。ashan“阿思哈”，意为“陪伴、侍、旁、侧”；i是满语领属格附加成分，相当于汉语的“的”；amban“昂邦”(按班)，意为“大臣、大员”。ashan i amban(阿思哈尼昂邦)，汉译为“旁侍之臣”。后金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设六部，以贝勒掌各部事，置承政、参政等官。参政，满文称ashan i amban。顺治元年(1644)，定汉字官名，改参政为侍郎，各部院置左右侍郎，官阶正二品，满、汉各一员。十五年(1658)，定满汉官名并用，侍郎，满文仍称“ashan i amban”(阿思哈尼邦)，汉文仍称“侍郎”。
(32)苏联学者对“罗刹”的注解是：Луча(лоча)—буквалъный перевод этого слова—демоны(汉译为：罗刹的直接含义是魔鬼)。参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3册，第855页注释54；俄文版第1卷，第562页注释54。
(33)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3册，第209号文件，第762、763页；俄文版第1卷，第506页。
(34)参见［俄］普·季·雅科夫列娃著、贝璋衡译：《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4页。
(35)赫建恒等译：《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22页。
(36)在当时俄国看来，“沙姆沙汗”或“博格达汗”，只是“满洲”的皇帝，尚不了解此时其已经入主中原，定都北京。
(37)《平定罗刹方略》卷1。
(38)参见刘民生等编：《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39)参见［俄］Ш·Б·齐米德道尔吉耶夫：《俄国与蒙古》，莫斯科1987年版，第33页。
(40)参见［俄］И·Я·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0页。
(41)参见［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79、980—981页。
(42)参见［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第998—1019、1035—1036页。
(43)参见［俄］Н·П·沙斯季娜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6—57、67页；［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第1131—1133页。
(44)古代文书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122张。转引自［俄］普·季·雅科夫列娃著、贝璋衡译：《15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