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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史学与郑门学风
作者:萧石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7-01-09  点击量: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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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以前,“历史系”在南开大学实在是不成气候,历史这门学科也不被重视,名师寥寥,学生稀少。虽然南开大学历史学系(现称历史学院)始建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23年,但当时的历史系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南开文科建制虽早,却偏重经济与政治之类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似乎只是补充课程而已,所以直到1927年时,南开文科的情状还很不乐观,文科内的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心理、历史五系,始终无法摆脱“教授少,力量分散;学生少,各系所开课程只顾一系”的局面。尽管早在1923年之前,梁启超便在南开筹划创建东方文化研究院,希望通过此一机构来实现自己在学术上的抱负,用以发扬国学,惜之响应者寡,社会反响亦是平平。其中奥妙自然是缘于南开自身的经济条件与文化背景所限,一个私立大学根本不能满足此类纯学术机构“为学术而学术”的发展要求。不过,南开的后辈们议论校史向来以梁启超讲学南开为荣,甚至追尊其为历史系的四大名师之首(另外三位分别为蒋廷黻、郑天挺、雷海宗),每以谈论梁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为美。此一史话留给外人的感觉便是南开史学似乎素有家承,传统也甚为悠长。其实不然!南开人的这种自鸣得意实乃缘于一种颇为牵强的自家“传说”。其实,梁启超的那次学术经历对于其个人而言,只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普通片断而已。梁启超本人虽然对于倡办南开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极为热心,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演不太满意。他称:“重以讲堂匆匆开演,讲义随讲随布,曾未获稍加研勘,则其比谬舛误矛盾漏略之多,又岂俟论。”他还曾坦言,要“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可见,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最终行诸于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并不能成为南开向世人夸耀学术资本。仅仅一个学期且未形成规制的学术讲演,单是梁启超的一家之言,似不大可能会对一个学科,一个学系,乃至一个学校产生太大的影响。更何况,晚年的梁启超常常寓于京津两地,而其学术活动又多侧重于清华,若论南开史学传统之中继承了多少梁氏的精华,恐怕还需细细辨之!

  或有以1923年蒋廷黻受聘南开讲授西洋史作为南开史学的滥觞而立论者,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可过于推崇,毕竟其时南开史学的研究状况确是名实俱渺。假设当年南开的学术环境宜人,条件可用,蒋廷黻也不会有“每一想到哥大教授们教给我的伟大理论和当时南开的情形我就不耐,有好几次要发火。我认为张(伯苓)本人和南开太土、太保守”的一番感慨。尽管在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他承认多年后终于理解了张伯苓的教育理念,但那番记述的确表达出当时蒋廷黻的真实心态和南开史学研究的尴尬。而蒋氏移砚清华大学后,认为学校“有休假,并可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它大学中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由蒋氏回忆,大致可以看出当年南开、清华两校学术机制的优劣。讲学南开期间,蒋廷黻虽已注意到近代外交史料之重要,但研究还并未走上正规,数年间也仅有一篇文章问世,若尊其为南开史学的“远祖”,似也颇为牵强。南开人如果远追(院)系之史,似可以梁、蒋史迹为美,但若论起当年南开史学之学术传统、治学门径、研究方法,却实在称不起有何鲜明特色。  

  至于南开史学之有所展进,倒是在西南联大时期,那时不仅系科规模略有扩充,而且学校也开始注意搜罗史学研究人才,及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南开大学历史系才粗具规模,先后有杨志玖、王玉哲、吴廷璆、杨生茂诸先生加盟。不过,南开历史学科真正意义上获得生机则还是要归功于1952年的那次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那一年,北大、清华两位重量级学者——郑天挺、雷海宗——调入南开大学参与系科建设、完善建制,并明确教研方式,名家的到来固然是历史系日后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更为要紧的是,按照学科的标准而言,自此以后的南开大学终于确立了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特定的概念体系的历史学科,这门学科正式在南开确立了地位,从而奠定下南开史学扎实、谨慎;重考证、轻玄谈的学术风格,由此以后逐渐开创出有自家特色的学术风范。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自入学起便不时听到师长们论说郑天挺等先生对南开史学的贡献。不过,当时对我们这样一群初涉史河的青年人来讲,不论是已逝的蒋廷黻、蔡维藩、郑天挺、雷海宗等前辈学人,还是健在的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魏宏运、来新夏诸老,无疑都是极为陌生的。上到大二,对于那些大师级的学者还鲜有了解,更不必说对南开史学的传统会有多少真切的感受了。我们入学的时候,历史系四大名师中的郑、雷两位先生也已经作古久矣,不能及门是自然的,但是对于先生们的为人与为学还是能通过后人的忆念文字和口传中了解到一些模糊的片断。  

  1998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建系七十五周年庆祝大会,因而有机会粗略了解系史,后来翻阅“纪念文集”,才对前辈学者们的治学情状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读到白新良师所写《郑天挺在南开的日子里》时,对其所述“正是赖以郑天挺先生为代表的南开老一辈史学家以及一批又一批新的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南开大学历史系才越办越兴旺,成为全国高等院校中史学教学与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的一段话颇为注意。读罢全文,脑海中对于郑先生之于南开史学之影响和他个人的沉浮与荣辱有了一个大概的认知。对郑先生也多少留下了些具体印象,那是一位“国家一级教授,但是却待人宽厚,慈祥和蔼,从无疾言厉色”的老先生。1999年9月,时值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历史系主办了“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纪念郑天挺教授百年诞辰(1899~1999)学术研讨会”,海内外百余名学者聚集一堂,以学术研讨的方式纪念郑先生,缅怀他的道德文章和卓然的功绩。当时,从图书馆检出三联版的《郑天挺学记》狠读了一番,又结合一些师友对先生的回忆大致在脑海中勾勒出了郑天挺先生的较为清晰的轮廓。先生为人,“忠以尽己,恕以及人”;先生为学,“求真、求用、求新”,这“三求”箴言是郑天挺先生为学之道的精髓,向来被系中师长们倍加称颂,引为“系训”,亦被南开史学研究者们奉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圭臬。 

  很有意思,本科四年下来,我们一干青年学生对于前辈学人开创出的南开史学传统依旧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对系中师长们的“兴趣”反而比对历史的兴趣要浓厚些。起初时,他们平日里的衣着相貌、讲课时的神态及平时的谈吐都会成为我们的谈资。后来随着与诸位师长的接触日深,我们所谈的话题渐渐转移到他们的师承渊源、治学特点、为人处世、学养学识、授课风采等方面,进而又将其中一些师长进行分类,自然地也产生出不少评价。他们课上、课下,笔书、口传的那些教学内容、读书方法、治学心得,乃至他们的板书与口才都成为我们评论的焦点。不过,当时我们评判教师水平高低的标准比较幼稚与简单,大致脱不开他们个人的学术背景和治学的特点等几项指标。那时,有着海外学术训练背景的师长,以及多少有些社会效应的学者往往会成为我们“钦佩”的对象。就连选修课程、聆听讲座也偏爱那些所谓的新锐学者,那些看似具有新理论、新方法、跨学科类的课目与讲题也往往对我们有极大的吸引力,相反对于一些基础性的,像中外通史、历史文献学、史料学、史学史、史学方法之类的课程与讲座反而兴趣不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学界风气日渐嚣张和浮躁,年轻的习史者也深受功利性学术风气的影响,沾染上不少恶习。小小年纪便好博文名,追求文章的标新领异,甚至是“弃同求异”。因急于发表文章,而忽视了基本的学术训练,使得圆融浮滑之气很盛,恨不得由史学新秀一跃而为史学“明星”。那时,我们做起文章来,总好“卓然自立”,结果行文却要么忽视史料的分析与运用,以论带史;要么堆砌史料,以类似“剪刀加浆糊”的方式移来他人的成果便用,不加辨析与考证,最终吃了基本功不扎实的大亏。以至现在回首披览当初的习作,还觉得汗颜,四年时光竟未能打下些治学的基础,只不过是摹仿了一些粗鄙的技巧而已,以至累及今日,甚至至今仍被友人批评为“毫无史学修养”。 

  回想起来,当时年少轻狂,对一些师长的讲学与治学颇为不屑,对于那些勤奋有余,而“聪明”不足的老师很有些议论,虽然对他们勤恳治学的态度表示肯定,但总觉得他们“太笨”,做起学问过于规矩,似乎有些墨守陈规。在我们看来,有几位教师,如常建华师、阎爱民师不仅授课风格相近,而且性格也近乎相同。他们讲课基本上没有什么生动性可言,讲起话来也实在是过于“不温不火”。比起当时一些授课、著文均有些“古灵精怪”的教师来,他们给人的感觉是虽有学问,却缺乏才情;著述多以史料的综合与分析见长,而少新奇和宏大的议论,为人为学不免迂阔。对于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来讲,这几位师长确实不能满足我们求新探异的“口味”。不过,这些师长也有极为温婉的一面,他们对学生,尤其是还未真正踏进学术门槛的本科生们有问必答,从无疾言厉色,待人亦无傲色,与当时那些比较张扬与自赏的学者相比,他们反倒更为可亲可近。 

  说到郑门一脉,不能不提清史学家冯尔康先生,冯先生亦是位忠厚的长者,待人接物有更深、更细处的周到。无论是为后学答疑解惑,还是有事相求于学生,抑或以著述赠人,均以“学友”相称、相待,绝无大学者的架子,春风满面,毫无半点怠慢,我们同学在与他的多次接触中都深有同感。对于冯先生的学问,我本来是没有资格评论的,但不妨说说个人对先生学问的认知过程。最早接触冯先生的著述便是那本在海内外学术界赫赫有声的《雍正传》,但是进入大学前读惯了文艺类的作品,原本以为是部关于“帝王与剑侠”之类的通俗演义,没料到是本学术著述,读起来甚感“没劲儿”,基本上没有看完。以后接触先生的专业文字,如《清史史料学初稿》、《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清人社会生活》也大都怀有“敬畏”的心理,未能深入领教先生学问的真谛。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率先倡导并推进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具体的研究而至社会史理论的建构均有不凡的建树。当时,我们不少青年学生虽然于“社会史”抱有极大兴趣,但对它的认识还只是流于表面,天真地认为社会史研究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需要多方汲取其他学科的养料,以至更加轻视系中基础史学课目的训练,盲目地到其他学系选修诸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课程,以为这样就能扩展知识面而能深入研究社会史。实际上,社会史研究亦不能离开史料的基本建设,跨学科研究固然需要,但本学科研究的基本训练更不应忽视。不过,认识到这一道理,竟是四年以后的事情了。 

  本科毕业后,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读研究生,开始学术上真正正规的训练。历史研究所前身便是郑天挺先生亲手创设的明清史研究室,学风纯然,所内不少师长亲受过郑先生的教泽,有着深厚的史学修养,入学时我便感受到了所内扎扎实实的学术风气。历史学院成立后,选修陈振江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料学与名著选读”的课程,一学期下来,才逐渐理解了扎实的基础训练与熟悉掌握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发现了以前学习的偏差和不足。陈先生较为推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建议我们精读、细读,读后撰写阅读体会。当时我找来那本有朱维铮先生导读的上海古籍本读了,其中朱氏所写的一段文字给我不小震撼。他称:“我不否认人间有天才,但我以为历史学的研究,要想真正有所成就,依赖的不是天才,而是勤奋。没有对材料的辛苦爬疏,没有对种种矛盾陈述的认真清理,没有对何谓历史实相的细致考察,没有对已有旧论新说的多方比照,没有对历史生态环境的整体认识,是不可能对业成过去的某种历史现象洞幽发微的。人们常常用效应作为判断学者资质的尺度,却往往忽视历史学家的才学识的增长过程。”忽然之间,对从前系内师长们口耳相传的治学方法、学术特点有了些许领悟,再次将目光投到那些治学“循规蹈矩”的教师身上,体会他们那严谨的治学作风时,也终于对郑天挺等前辈先生开创出的南开史学传统有了些切身的感受。 

  当回首再次领教冯先生的治学方法、学术经历与学术成就时,便发现了其 “朴于外而慧于中”的治学特点。先生在自己的一篇自述中曾概括其史学研究特点,即“重视史料的实证,在‘以小见大’的微观研究中不忘宏观的旨趣;研究的领域,以断代史的清史为根基,而随兴之所至,不限于某一方面;深入而严密的论证文有之,通俗读物亦相伴而生。”所以当拜读先生近些年所著的《古人生活剪影》、《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等受众较广的社会史著述时,便觉文趣盎然,彷佛感到与历史的距离感在逐渐缩小;复读《雍正传》、《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等纯学术著述时,不复有先前的枯燥感觉,对于学术研究的真谛也有了豁然于心的深层体会。冯先生正是因为熟悉史料,又不被史料所囿、所惑,故而行文能进退自如,伸缩有度,论从史出。由“求真”自然地产生出新见,最终达到致用。因为先生历来治学踏实、刻苦,所以能在其朴实的治学中积累下丰富的经验与心得,进而能于读史中发现历史的“智慧”。 

  我在南开求学与工作已有十年,十年的时间不长,但亦不短!以个人十年的观察,对历史学院诸公的学术进展与个人沉浮算是有些了解,新人来,旧人去,各色的“人才”也着实地见了不少。但在学术上稳如磐石、风头健劲者还是郑门传人,所谓“蓄势既久,其势必猛”。过去读常建华师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文论,甚觉无味,认为凡受过史学学术训练者均能胜任那种综合、比对、分析、提炼的工作。但现在却愈发意识到,没有深厚的史料考据功夫及史学修养根本无法驾驭那庞杂繁复的史料,更不要说会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产生出什么史识了。过去的短视与浅见,恰好证明自己有史癖而未通史实的短处。而这几年,常师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各类著述,如《明代宗族研究》、《朝鲜族谱研究》、《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益发显示出其浑厚的史学功力和理论修养;又如《岁时节日里的中国》、《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正是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化繁为简,将枯燥的史料文字化为了形式活泼的讲述内容,为学不仅颇承乃师之风,于理论建树上更显出超越其师的迹象。 

  当下的学术界,有点像个自由市场,卖家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但叫嚷最凶、声响最大者,所售物品不见得是物美价廉的好货。中国人现在不太信服“好酒不怕巷子深”之类的言说了,大都认为好酒也要靠充分的宣传。此话不错,但是好酒值得宣传的前提是必须保证品质俱佳。做学问亦如酿酒,工序要严格,方法要得当,没有经历朱维铮先生所述的那种“才学识的增长过程”,不经过王国维先生归纳的治学三境界的磨砺,想必不会做出扎实的学问。曾经听校内的一些老先生评价,说郑天挺先生的一些弟子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如冯尔康先生、陈生玺先生、郑克晟先生。起初,颇为不解,后来近距离观察而明白,这些学者在校内大都属于默默耕耘,不斤斤于名利的那种人,他们的学术成就颇高,却不喜欢卖弄,在校内比起一些头上有各色光环的“学术明星”来说,他们不太耀眼,却在校外学术界颇有极佳的口碑,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郑天挺先生为人与为学的影子。而我所接触的郑门的再传弟子及三传弟子们亦有前一辈师长的风范,像白新良师、杜家骥师、常建华师、阎爱民师等人不仅学风严谨,而且待人宽厚。他们的弟子,我的一些同窗也都承继了各位师长的优良作风。做学问“言必有据,不写虚文”,此言可表明郑门传人历来的学术态度。闲时,与几位同窗曾环坐博士生宿舍吞云吐雾,品评南开学术,大家一致认定,在现在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里,还是“郑门学风”担当得起一个“健”字。记得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时,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致贺时曾言,郑天挺把自己的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北大。对于南开而言,郑先生则是将自己安身立命的学术志业留给了南开,因为他将其最成熟的学术带到了南开,从而培育出了有自家面目的南开史学的真正风范和传统。 

  综及前述,南开史学能够得以薪火相传,正是得益于郑天挺等前代学人开创与遗留下的优良学术风气,口传心授的治学真谛,以及严格的史学训练。但愿后来的南开史学工作者能将此种传统护持久远,发扬光大。 

  郑天挺先生逝世廿五周年之际,写就此文以示纪念。 

  (转自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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