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教授（1899—1981）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国学门，自此以后至1952年，除在厦门大学等单位短期任职及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作过研究生外，长期服务于北京大学，历任讲师、教授、史学系主任、校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等职。由于他在管理北京大学、学术研究和讲授课业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很早就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史学家。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郑天挺教授由北京大学奉调来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组主任、系主任，开始了其后半生长达30年的南开生活。在南开大学，他勤奋工作，开拓进取，以自己的卓越才识，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科特别是明清史学科的发展，成为校史上光芒四射的一颗巨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辉煌的建树
郑天挺教授在南开大学从事的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由于1966年至1976年有十年文革内乱的影响，大体可分两个阶段来叙述。自1952年至1966年文革内乱爆发，为第一阶段；自1976年四人帮垮台至1981年郑天挺教授去世，为第二阶段。
自1952年至1966年文革内乱爆发，郑天挺教授在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方面，主要的贡献有3项。
1. 建设、发展历史系
南开大学历史系虽然创建甚早（1923年），但直至1951年11月，仅有教师10人，学生20人，规模小，影响不大。郑天挺教授到来后，在上级的支持下，与全系师生一起，积极对之进行了建设与发展工作。
1952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正处于教学改革的热潮之中，因为其时教学体制、内容和方法，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缺乏计划性，课程的设置因人而定，讲课中教师随其兴致而任意发挥。郑天挺教授到来后，马上投入了这一改革热潮，全力进行组织和领导。改革的重点是加强专业基础课和政治理论课，制定出新的教学计划。主讲教师草拟的教学大纲，要经核心小组审查，对教材的要求是明确、具体和深入浅出。正式讲课前要在教研组内试讲，正式讲授时还须教研组主任跟班听课、随时指导。作为系主任、教研组主任的郑天挺教授，在这次改革中，或审查大纲、听课指导，或亲自授课，为其他教师作示范，工作十分繁忙，占用了许多的精力，然而由此换来了全系教学的规范化和质量的提高，他感到十分愉快。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郑天挺教授还非常重视组织、引导全系师生加强科学研究，从而使系内学术空气日渐浓厚，全系性及教研组内的学术讨论会经常进行。如1962年10月在南开大学第五届科学讨论会上，历史分会宣读论文12篇。1963年10月在南开大学第六届科学讨论会上，历史系提出论文13篇。为了了解校外学术动态，又经常邀请校外学者来系交流研究心得，这一阶段先后应邀来系作报告的有吴晗、吴于廑、何干之、陈翰笙、裴文中、胡厚宣、白寿彝、胡华等多位著名史学家。辛勤的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系内教师出版了《中国上古史纲》（王玉哲）、《秦汉史纲要》（杨翼骧）《隋唐五代史纲要》（杨志玖）、《印度尼西亚简史》（黎国彬）等多部专著。
对于延揽人才扩大师资队伍、增大招生数量，郑天挺教授也非常重视。据统计，到1964年秋季，系内教师已达58人， 在校学生增加到241人。随着队伍的扩大，系内的学术机构和研究方向皆有增加。除1956年创建了明清史研究室外，1963年还创建了分别以吴廷璆、杨生茂、梁卓生为首的日本史、美国史、拉丁美洲史三个研究室。
由于阵容强大和教学科研水平颇高，到本阶段的末期，南开大学历史系已经变成了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影响很大、地位颇高者之一。
2. 创立明清史研究室，发展明清史学科
郑天挺教授知识渊博，在北京大学服务期间，从事过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明清史、中国目录学史、历史研究法等多种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其兴趣最浓、成就最大的是明清史学科，尤其是其中的清史部分。他生于清末，成长于北京，自幼从亲友处耳闻目睹了许多清人掌故，因而对清史非常喜欢，1921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后，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从而奠定了他后来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在北大期间，除了讲授明清史课程之外，撰写过许多功力深厚的清史论文，于1946年出版了誉满学林的力作《清史探微》，于解放初出版有档案资料汇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和《宋景诗起义史料》等。这些成就标志着郑天挺教授站在了明清史研究的最前列。这一主观条件使之一到南开大学，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校明清史研究卓越的学术带头人，而他更充分运用这一优势，在南开大学大力地发展了明清史学科。
郑天挺教授在南开大学发展明清史学科的重要举措，是于1956年创建了明清史研究室，这是解放后全国高校中建立最早的研究机构之一。郑天挺教授亲自担任该室主任之职，“文革”之前在该室工作过的教师有林树惠、朱鼎荣、来新夏、陈作仪、王鸿江、傅贵久、王惠灵、汤纲等，主要的业务工作是标点、校勘了《明史》，并完成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清代部分）的编纂任务。明清史研究室的创立，为南开大学明清史学科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稳固的组织保证。
郑天挺教授在继续开展其他方面的课程教学（如讲授过《隋唐史》、《史料学》等课程）和科学研究（如发表有《历史科学是从争鸣发展起来的》、《关于曹操》等文）的同时，大力开展了明清史学科的课程教学和研究。这是他在南开大学发展明清史学科的又一重要举措。在这一阶段，他开设的有关课程包括《明清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等，听课的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自1956年起至文革内乱爆发，他先后收有陈生玺、陈世昭、曾至喜、冯尔康、赵涤贤、彭云鹤、倪明近、夏家骏等近十名研究生；他发表的有关论文，主要是《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马礼逊父子》，以及《关于徐一夔〈织工对〉》等，它们都是论述深刻、在史学界引起广泛注意的力作。郑天挺教授的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南开大学明清史学科的学术水平，而且扩大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队伍，培养了大量新生力量，为其长期持续发展准备了条件。
3. 积极参与全国性史学建设活动
郑天挺教授来南开大学以前已是史学界大师级的专家，对全国史学界的发展多有影响和建树，来到南开大学之后，全国性的史学建设活动，仍旧需要他的积极参与。郑天挺教授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满足了这一需要，在到南开大学的前15年中，在努力建设和发展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同时，继续热情地参加了多项全国性的史学建设活动。他积极参加历史学界热点问题的讨论，诸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清官等问题，他都写有文章，或发表过谈话，其精辟的见解为推动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提高中国史学界的学术水平，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他在南开大学先后接受了鄂世镛（辽宁大学）、黎邦正（西南师范大学）、孟昭信（吉林大学）、魏谦志（河南师大）等多位外校教师前来进修明清史，指导其学业，为兄弟院校提高明清史师资水平尽心尽力。更应一提的，是他多次参加了国家教育部组织的关于历史教学的研究或教材编写活动，从而对全国历史教学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大的影响。他参加的这类全国会议计有1953年9月的综合大学会议、1954年7月的文史教学研究座谈会、1956年6月的教材会议等。1955年，与武汉大学唐长孺共同编写了部定高校历史系《中国通史教学大纲》。1961年以后，参与了教育部组织的文科教材工作，担任历史组副组长，与组长北京大学剪伯赞教授一起主编了卷帙颇多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单独主编了《史学名著选读》（共出版五本）。这时由于工作需要，郑天挺教授必须经常住在北京，对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行政工作无法兼顾，因而于1964年辞去了系主任之职。但他每隔一二个星期，即回南开一次，指导明清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为研究生和进修生讲课。1963年上级还任命他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在北京期间，除主持教材的编纂工作外，他还经常应邀为北京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央党校等机构讲课或作报告，传播历史知识和治学方法。一直到1966年文革内乱爆发，他才回到学校。郑天挺教授在1966年以前对全国性史学建设活动的积极参加，在促进全国史学研究与教学发展的同时，也为南开大学增添了骄傲和光彩。
1966年爆发的文革内乱，打断了中国高等学校的正常发展，南开大学的历史学科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明清史研究室被解散，郑天挺教授本人更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由北京召回学校，遭到残酷的批判，打入牛棚，管制劳动，参加正常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的权利被取消。四人帮垮台后，郑天挺教授于1978年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获得平反。1979年重新出任副校长之职。自此，他不计个人的十年冤屈，趁着知识分子春天到来的大好时机，重新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繁忙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之中。由1976年至其1981年逝世，共计5年，这一阶段虽然时间不长，而且郑天挺教授已属高龄，但其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的内容却是非常丰富的，概括起来，其贡献主要有如下3项。
1. 重建明清史研究室和明清史学科
1978年，在上级的支持下，郑天挺教授召集分散在历史系及校内有关部门的原明清史研究室成员郑克晟、林树惠、王文郁、汤纲等，重新恢复了明清史研究室的建置，并出任研究室主任之职。鉴于其已年近八十，经各方面协商，笔者被作为新成员调入该室，担任副主任，帮助组织日常工作。后来，又有李小林、陈生玺、邱成希等相继调入，至郑天挺教授去世前，全室成员最多时达16位之多。自1978年起，郑天挺教授还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到1981年止，连续招收3届，计有白新良、林延清、汪茂和、王处辉、何本方等5人。 为了培养这些研究生和室内的中青年教师，郑天挺教授不顾年高体弱，亲自登上讲台或在家中讲课，每周一次或两次，每次二至三小时，所开课程有《清史概论》、《清代制度》及《明清史研究》等。此外，又鼓励林树惠先生招收近代史方向的研究生，扩大了研究室的教学范围。在科学研究方面，郑天挺教授自己写出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清代的幕府》等多篇论文；应中华书局之约，将历年所写论文，精选43篇，汇为一集，题名《探微集》，于1980年出版；组织研究室人员整理蒋氏《东华录》等有关古籍；制定和实施了全室集体编写教育部推荐全国文科选用教材《清史》的研究计划，并根据室内人员的具体条件，组织和引导每个人就明史或清史的某一具体领域，撰写论文和专著。为了督促和交流科研成果，室内实行了双周学术讨论会制度，届时轮流由一人就其研究心得，进行专题发言，而后与会者质疑补充，展开讨论。每次讨论，郑天挺教授都认真发言，这成了他传授学问的重要场合之一。上述举措，使南开大学的明清史学科一扫文革内乱爆发以来的停顿萎靡局面，再度振作兴盛起来。
2. 重返全国性的史学活动舞台
1979年下半年，郑天挺教授受教育部的委托，在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主办了全国高校明清史教师进修班。入班学习者有来自吉林大学（梁希哲）、武汉大学（张薇）、山东大学（周祚绍）、兰州大学（唐景绅）、四川大学（李映发）、内蒙古大学（包文汉）、暨南大学（杨国儒）、河北师大（白淑惠）、湖南师大（陈权清）、华中师院（张洪）、西北师院（徐立志）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詹家豪）等11个院校、单位的11位中青年明清史教师和明清史研究者。在开班半年中，郑天挺教授亲自并组织研究室研究人员，每周上课两三个单元。为了便于其学习，还特地主编了教材《明清史资料》上下两册。除了讲课外，又组织到西陵等地参观，以期增加感性认识，提高教学效果。
在1979年，郑天挺教授还就任了全国史学界主要力量共同参与编写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总编之职。本来早在解放以前，他就根据史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需要，有意编纂一部中国历史辞典，但因缺乏客观条件，未能如愿。1958年，他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又提出过这一主张，并得到师生的响应，开始了实际编写，后再次因条件不成熟，中途被迫停止。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有关领导也提出这一倡议，并希望他担任总编，带领全国史学界通力合作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郑天挺教授非常高兴，欣然就职，马上投入工作。1979年11 月在天津、1980年8月在太原、1981年5月在上海，分别召开了第一、第二及第三次编辑工作会议，他都前往参加，并认真准备，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编写的指导思想、目标和许多具体要求。对其中的明史、清史两分册，关心得更为细致。1981年12月中旬两分册编委在天津开会时，他因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无法参加，便在会前多次与有关同志联络，帮助筹备。
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在北京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郑天挺教授以最多的累数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次年五月，接任主席团执行主席。这一社会职务，使之担负起了团结全国史学界、推进中国史学发展的重任。为此，他花费了不少心血。
1981年夏，郑天挺教授参加了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的学科评议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担任历史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在这次会议上，他与有关专家一起，按照坚持标准、公正合理的原则，审核、通过了首批有权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和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单位名单与指导教师名单，为我国历史学科开始起步的学位制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积极开展明清史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
1978年以后，中国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史学领域的国际交流逐渐复苏。敏感而具有强烈事业心的郑天挺教授及时抓住了这一苗头，当机立断，立刻热情洋溢地着手进行明清史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为扩大南开大学的影响、提高南开大学以及全国、全世界的明清史研究水平，努力工作。
自1979年起，国外明清史学者岩见宏、郑培凯等先后慕名来南开大学登门拜访郑天挺教授，凡遇这种情况，郑天挺教授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热情接待。如在笔者陪同下与郑培凯的那次交谈，一口气谈了二三个小时，他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将来的研究计划，并对发展明清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交谈后，郑培凯非常满意，特意在香港等地的刊物上作长篇报道。这一时期，郑天挺教授还接受了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寺田隆信前来进修，每两周为之上一次个人指导课，传授自己的治学心得。略有遗憾的是，寺田来后三个月，郑天挺教授就逝世了，没能完成全部指导计划（原计划进修一年）；并且其他正在联系、计划中的接受外国留学生、进修学者的事均因其骤然逝世而未能实现。
这一时期郑天挺教授所进行的最有影响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是1980年8月上旬他在天津召开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应邀前来参加的有8个国家和地区的126名专家、学者，其中中国大陆以外的专家、学者34名，到会的国外学者人数之多，不仅是当时中国召开的其他有关明清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所少有的，也是迄今20年同类讨论会所少能达到的。到会的专家，学者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和外国大部分最享盛名的明清史权威，所提交的92篇论文广泛探讨了明清两代的典章制度、人物评价、秘密宗教、民族、阶级关系和民众运动等内容，大多具有新观点、新资料，有的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这次盛会，反映了当时国际上明清史研究达到的最新水平，除国内报刊予以报道外，日本《明代史研究》、美国《明史研究》等权威专业刊物也纷纷详加介绍，受到广泛的重视，对促进中外明清史学者的友谊和学术交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这次讨论会上，与会学者一致通过决议，由郑天挺教授主持，在南开大学设立筹备机构，筹建国际明清史学会。会后，郑天挺教授责成笔者牵头，与李宪庆、郑克晟、冯尔康、陈振江等同志落实这一决议，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也为此寄来信函出谋划策，提供参考资料，事情渐渐有一定的进展。可惜不久郑天挺教授遽归道山，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变化，筹备工作遂半途而废。
将文革内乱结束后数年间郑天挺教授在南开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与五、六十年代相比，可以看出前者比后者更有发展，而这一发展无疑为南开大学的明清史学科，也为南开大学的整个历史学科和整个南开大学，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二、宝贵的精神财富
郑天挺教授在南开大学的日子里，不仅从事了大量推动历史学科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而且在其从事这些工作和活动中，表现出了高贵的品德、优良的作风和高尚的情操，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尤其应当重视的。
1. 献身社会的高贵品德
郑天挺教授具有献身社会的高贵品德，他不计个人的得失、利弊，一切以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早在服务于北京大学时，就是如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迁向内地，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教授，为了继续为办好北京大学尽力，在夫人逝世不到一年的情况下，把五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只有13岁）放在北京，只身离京内迁，一去就是8年之久。奉调欣然来到南开大学，更是其将个人的一切服从社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这一调动使之离开了长期居住的北京，使之不得不再次离开子女而过单身生活，使之离开了其专业所不可缺少的清史资料最丰富的收藏处，给其个人生活和研究工作带来了不便。但他经过郑重考虑从国家的大局利益出发，最后决定不考虑个人的生活及其它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郑天挺教授已经年近八十，如果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他应该是只求安逸而不过问身外之事。但他没有这样，而是继续从事大量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这已在上文述及。非但如此，他在从事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时，还表现出了忘我的拼搏精神，更鲜明地说明了他献身社会的高贵品德。笔者其时作为郑天挺教授的助手，耳闻目睹了许多这类感人的事例，兹举两例，以见一斑。
1979年3月，郑天挺教授在四川成都参加全国史学工作会议，研究新时期史学工作的现状、规划今后的任务，时间非常紧张。但他仍旧不顾劳累，挤时间思考、指挥校内的明清史研究事宜。其时正值明清史研究室诸位教师协力编辑《明清史资料》，以为本年下半年入学的明清史教师进修班准备教材。为了指导这部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他竟在不到二十天里，给笔者写信三封。第一封信要求从《明清史资料》中删除他本人的作品，尽量多保留一些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资料，特别是黎澍同志的有关论述（1979.3.5）。第二封信，建议在所编每项专题资料的末尾，注明编选者的姓名（1979.3.28）。第三封信，建议尽量赶在开学之前出版资料，以作教材之用（1979.4.17）。 笔者与研究室诸同志当时接到这些来信，除了因得到郑天挺教授的具体指导而明确了搞好工作的方向、信心倍增之外，更特别为他在百忙中仍抽时间为研究室操心的忘我工作精神所感动。
1979年秋冬之交的一天，北风吹了一夜，夹杂冰珠的雨水也下了一夜，天亮后，风停了，雨水仍未停止。这天上午八点原计划由郑天挺教授为教师进修班讲课。笔者在七点半钟发现天雨路滑，决定到校汽车队叫辆汽车，以迎接郑天挺教授，如果叫不到汽车，就请他停讲一次，以免发生意外。可是，当笔者尚未行至汽车队时，就在半途遇到了郑天挺教授，他正让其子郑克晟教授搀扶着，步履艰难地冒雨前往教室。八点钟上课铃响起之时，他准时走上了讲台。进修班学员看着郑天挺教授带有泥水的裤管和被冻得发红的双颊，一个个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郑天挺教授一向身体健康，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仍旧面色红润，走路平稳，讲起话来，声音洪亮。但他终于在这一年的12月20日突然逝世。这不是偶然的，完全是由于他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分劳累造成的。以他逝世前六、七个月为例：除了为校内研究生及进修生讲课外，他还参加了一系列校外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其中包括4 月间赴厦门参加厦门大学建校60周年纪念会，5 月间赴上海参加《历史大辞典》编委会，7月到8月间作为历史组召集人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的学科评议组第一次全体会议，9 月间带领研究生进行毕业实习而赴北京十三陵作考察，10月间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赴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述活动进行中间，还穿插有筹划成立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组织和主持12月在天津举行的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及《历史大辞典》明史分册、清史分册的编委会议，为参加拟于第二年2 月在厦门召开的郑成功学术讨论会撰写论文。这样频繁的东奔西跑、北上南下，如此繁多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即使是中年人和青年人，也是承受不了的，更何况郑天挺教授已年过八十。其时，笔者作为其助手，曾单独或与有关同志多次劝他减少工作量，注意劳逸结合，暑假期间学校领导也曾安排他到北戴河疗养，但对这些，他一概婉言谢绝，年事越高，他越有抓紧时机为社会多做贡献的紧迫感，他心中全然没有个人的利害得失。他逝世后大家都后悔没能对其忘我的拼命式的工作进行“强迫性”的限制，同时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出其献身社会的追求是多么强烈，令人钦佩不已。
郑天挺教授献身社会的高贵品德也体现在他的学术主张中。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并不是单纯从兴趣出发的，主要的还是以为社会作贡献为目的。他在史学研究上的重要主张之一是“求用”，就是力求使研究课题符合社会现实或学术发展的需要，使研究成果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发展都有益处。如为配合社会现实的需要，早在来南开大学以前，为了批驳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而炮制的满洲独立论，他就撰写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等论文，以大量史实为根据，说明满族同内地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到南开后，他的这类研究更为活跃。如1953年，他根据史籍的记载，指出中国并非不产石油，为新中国发展石油工业提供历史依据。60年代初，我国与印度政府进行边界谈判，他即查找到证明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地区是我国领土的有说服力的地图资料等，供给我国谈判代表使用。后来中苏开始谈判边界问题，他又将奴儿干都司的地理和历史当作研究课题，论证黑龙江流域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1978年笔者作为助手协助郑天挺教授组织明清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后，更经常接触到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服从社会需要的生动事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在1978年至1979年主编《明清史资料》一书时的情形。当时，他通过我向参加编写的研究室全体成员传达过如下三点编辑原则。一为尽量使读者多获得一些东西。他讲，编选资料是为了方便读者，为其学习和研究提供情况、给予帮助。因此，在编选时，一定要从读者需要出发，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多提供一些信息，编进多方面的内容。要设身处地地决定编选范围，也就是说，在确定应收什么内容时，编者不要把自己当成编者，而是当作读者。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郑天挺教授提出，这本资料的编选内容，要包括四个方面：原始资料、论文、论文索引、年表。编进原始资料，是为了向读者提供研究的根据；编进论文，是为了使读者能够藉以了解研究概况，继承前人成果，受到启发，便于寻找新的研究角度，确定新的研究课题；编进论文索引，是为了向读者推荐限于篇幅而无法编选进来的研究成果；编进年表，是为了便于读者用极少的时间，把握全貌。二为原始资料的选用，要讲求实用，反对片面追求新奇。郑天挺教授认为，这部《明清史资料》是为高等学校教师教明清史课程作参考用的，同时兼顾高等学校学生和中学历史教师的学习、研究之需，因而选题应该抓住明清时期的基本内容之外，还应在选编原始资料时，以完整、系统地反映基本情况为原则，不要片面追求新奇，追求所谓海内孤本，否则就有自我炫耀渊博而不顾读者需要之嫌。他举“明末农民大起义”一题作例说：《明史》里的李自成、张献忠本传，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在所有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史料中，它是最简明、最系统的一种，非常便于读者掌握，因而在编选这一专题时，我们就不要因为它最常见而不予选入，却去另选其他所谓罕见资料。三为编选论文要注意显示研究的发展轨迹，不要忽视小人物的作品。郑天挺教授认为，史学界关于每一个专题的研究，都有其具体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些具体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可以给人以启发，使人掌握历史研究的发展规律，在以后的研究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提高研究水平，加快研究步伐，还可以使人加深对某些具体论点的理解，更好地接受前人关于这个专题的研究成果。所以编选论文时，除了注意兼收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外，还要尽量注意选取该专题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代表作，以向读者介绍出关于该专题研究的发展轨迹。这些代表作，有的出自名人，有的可能出于无名之辈；在编选时，要注意防止重视名人而忽视小人物的倾向发生。在我们的天平上，应该只称文章的“重量”，不计作者的地位。以上三个原则，内容虽有不同，但为读者服务的思想都在其中贯穿着，是它们共同的灵魂。笔者和研究室的全体同志，在编选过程中，贯彻了郑天挺教授的上述原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明清史资料》出版后，不仅得到了使用这部教材的明清史教师进修班的好评，也受到了有关史学工作者和读者的称赞。
2. 认真踏实的优良作风
郑天挺教授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脚踏实地的人，时时处处干实事，建实功，从不说空话、干花活、哗众取宠、弄虚作假。他的这一优良作风，在南开期间表现得非常突出。如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文革内乱爆发前，在郑天挺教授主持下，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诸位教师从事《明史》校点工作时，大家根据郑天挺教授确定的办法，分头工作，相当认真仔细，往往为查对一个人名、地名、河流或时间，要翻检许多书籍。遇到难点，大家还凑在一起，共同磋商。每一卷书都是经过再三斟酌，大家都认为已无问题，才呈请郑天挺教授审阅。然而郑天挺教授并不因研究室诸同志已下过很大功夫，而放松自己的责任；自己工作虽然繁忙，他也从不草率对待。对送来的每一卷书，他都一字一句地阅读、思考，或径直将不妥之处加以改正，或将需要研究之处提给大家进一步讨论，以求解决问题、提高标点校勘的质量，多半是经过多次往返，才告通过。郑天挺教授在这次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不仅保证了《明史》一书校勘、标点的高标准完成，而且使该书校勘、标点工作的参加者受到一次严格的作风训练，获益甚大，许多人经常以无限感激的心情，回忆在郑天挺教授指导下的这段工作经历。
在史学研究上，郑天挺教授有一个“求真”的主张，这一主张他不仅贯彻于自己的治学实践而且在南开的课堂上反复宣传。这是其认真负责、脚踏实地作风在学术主张上的体现。他讲的求真，就是在研究历史问题时，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地探求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反对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更反对歪曲事实、信口开河。为了确保求得历史的真相，他提出了详细占有史料并正确加以分析的“深”、“广”、“新”、“严”、“通”五字要求。所谓“深”，是对史料的理解、认识要深刻，多问几个为什么。所谓“广”，是对史料的占有、发掘要广泛，不仅注意正面的，也注意反面的。所谓“新”，是要尽力发掘新史料、提出新观点、找出新角度。所谓“严”，是对待史料的态度要严肃，不可歪曲，不可虚构，做到条条有来历，处处有交待。所谓“通”，是对史料的解释要能适用于所有的处所，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很明显，不花大力气，不下实实在在的硬功夫，这五个字的要求是根本无法达到的。
郑天挺教授在治学上，常用的方法叫“探微”，这也反映了其认真负责、脚踏实地的作风。他的“探微”，是指着重探讨一些具体的微小的史实。但对着重探讨的具体微小史实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联系着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大目标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探微，实际上乃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通过集中精力解决一个个具体史实，求取重大历史问题研究得更为深入、解决得实实在在。如60年代以前，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许多文章把元末明初人徐一夔的一篇题为《织工对》的笔记作为论据，但这篇笔记是写于元末还是明初，所叙的手工业是丝织还是棉织，笔记本身没有明确说明，引用的文章也未加辨别，这就使这些文章对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探讨难于深入，更远谈不上可靠。于是郑天挺教授起而对这篇笔记加以研究，他以极为认真的态度，作了大量的调查，审视分析了上百万字的资料，从元明两代金融用语的差别、钞值的变化、织机与织工数目的比例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最后写出《关于〈织工对〉》一文，论定这篇笔记叙述的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的情况。此文一出，立刻得到了史学界的公认，从此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在这篇重要资料的引用上，找到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郑天挺教授认真负责、脚踏实地的作风，也表现在他对学生及青年教师的要求上。当其研究生或青年教师向其请教治学门径时，他总是强调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1961年，其一名研究生登门求教并表示出了在学习上迫不及待的心情，他便讲了历史上许多学问家由博返约的故事，而后告诫这位研究生：要“注意打基础”，“弄通全局再进行专题研究，才会见微知著、洞察窍要、摸出规律、做出成绩”，“在学习上‘灭此朝食’的气概要有，但‘灭此朝食’的做法不行”。他在许多场合教导其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为了打好基础，一定要从一本本地精读基本史籍入手。要在一个时期内精读一本书：要仔细读，读不通不中辍；要前后对照着读，达到发现其对各种问题叙述的连贯性或矛盾之处；要反复读，不至熟能生巧不止；要对照有关史籍来读，以期实现充实、辨误、释疑、升华。60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等首都院校讲课时，也将在南开大学提倡的这些治学门径反复强调。鉴于其时历史系学生看书很少，对原始资料接触更少，他到处提倡认真读书，要求做到“博、精、深”三个字，即“博览勤闻”、“多闻阙疑”。提倡精读一本书，号召“精了一书再精一书”。南开内外的许多青年学子和中青年教师，由于听从了郑天挺教授的这一教导，最终成了笃实的大学者，有的后来因故改从其他行业，但也因从郑天挺教授学习扎扎实实的作风，受益匪浅，事业有成。
3. 不断前进，不懈追求新境界
郑天挺教授的一生，是不断前进、不懈追求新境界的一生，这一点不仅表现于来南开大学之前，尤其表现于来南开大学之后。
青年学生时代和服务于北京大学时期，郑天挺教授是一个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正直知识分子。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和福建学生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参加过追悼1926年“三一八惨案”受害者的集会，参加过1933年春天北京各界人士为共产党人李大钊举行的安葬仪式。在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学生时，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冒险保护列入黑名单的进步学生。在北京和平解放之时，他毅然留下不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在解放之后、特别是奉调来到南开大学之后，他不仅继续为了国家和人民在自己的职位上辛勤工作，而且开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把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早在50年代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文革十年内乱期间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没能改变他的志愿和决心。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他更一次次郑重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1979年下半年，笔者和历史所党支部书记李宪庆同他一起带领明清史教师进修班赴易县西陵考察，途中住宿于高碑店的一个招待所，当我们三个人在郑天挺教授的房间中相聚时，郑天挺教授主动谈起他申请入党的事情，说到激动处，年已八十的他竟然眼含泪花，笔者和李宪庆作为他的学生，由此不仅了解了他申请入党的迫切而真挚的心情，而且为他追求进步的高尚思想境界而深受教育。1980年10月17日，他终于以81岁的高龄光荣地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夙愿。
在学术上，郑天挺教授也是不断追求新水平。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一个“求新”的主张，这与前文提及的“求用”、“求真”合在一起，形成了其完整的“三求”体系。所谓“求新”，就是要不断研究新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一步，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或者提出新观点，或者发掘出新材料。他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解放后，特别是来到南开大学后，他不仅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觉悟，而且由于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提高史学研究水平的锐利武器，积极将之引入学术研究，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回答各种历史问题。他不仅自己这样作，而且教育自己的学生和身边的青年教师也要这样作。他经常对他们说：“马列主义是明灯，对知识分子来说，它既是改造主观世界的锐利武器，又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指针。”“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明确方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有的人错误地认为马列主义过时了，不能用做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郑天挺教授则坚决地教育他的研究生：“你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要认为这些理论都是过时的东西。经典作家的很多理论，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正是由于他积极地将最科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并坚持下来，而且教育自己学生也坚持这一先进的理论，这才使得他在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南开大学期间所写出的论文，视野比解放前大为开阔，对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揭示得更加深刻，其所培养的学生，则质量大为提高。
郑天挺教授在学术上不断追求新水平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关于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的探讨。1962年他写过《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在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没有以此为满足，此文发表后，又继续探讨了十几年，于1979年进而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一文，对前文在理论上及史实上，都作了大量补充，从而使研究的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郑天挺教授以谦虚著称。他在解放前出版的代表性专著，题名《清史探微》；1979年编成、1980年出版的汇集其一生主要论文的文集，又题名《探微集》。这都反映了他的虚怀若谷的修养。笔者在与他相处的日子里，经常见他对笔者或他人的文章、计划应邀提出修改建议后，总要加上一句：“我的想法，很可能是您已经考虑过而后来因某种原因而放弃了的，您不一定照我的意见办。”这不是他的客套话，从其诚恳的语气和表情可以看出，他说的这些话都是由衷之言。这使笔者强烈地感受到，郑天挺教授虽然学问渊博、声望极高，但确实不自以为是。正是这种虚怀若谷的谦虚品格，为他不断前进、不懈追求新境界，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三、南开人的爱戴与怀念
郑天挺教授以其高尚的人格和卓越的贡献，受到了教育界和史学界的广泛赞扬，而南开师生作为他的同事或学生，对他格外尊敬和热爱。1964年，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他被推举为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由于他以年迈为由多次要求辞退南开大学副校长之职，1981年10月，教育部同意了他的意见，但根据全校师生的意愿，任命他为南开大学顾问。这时，恰逢其执教60周年，全校师生又为他（同时为杨石先校长）举行了隆重的执教业迹庆祝大会，与会者还有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的代表和教育部的领导，大家高度评价了他哺育数代学人的功绩和学术贡献，表达了由衷的爱戴之情。
1981年12月20日，郑天挺教授因病逝世于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噩耗传出，南开人沉浸在深切的哀悼之中。在数百人参加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大家因失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功劳卓著的教育家、史学家而痛惜万分，教育部长蒋南翔的唁电，表达了大家的共同心声：“郑天挺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不断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他在垂暮之年仍壮志满怀，为在南开大学建立明清史的研究中心而积极努力。他的不幸逝世，对我国教育事业和史学界都是一大损失。”
南开人永远怀念着郑天挺教授。1982年3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一起在北京举行了郑天挺教授学术纪念会，白寿彝等著名史学家纷纷发言，回忆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1990 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郑天挺纪念论文集》，1991年4 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郑天挺学记》。这两种由郑天挺教授的几个南开同事和学生编辑的书籍，收集了郑天挺教授的几代弟子、众多朋友和同事撰写的近百篇学术论文和回忆郑天挺教授的生平、治学经历、学术思想的纪念文章，每篇文章无不表达着对郑天挺教授的真诚尊敬，寄托了作者们对郑天挺教授的不尽哀思。此外，在80年代至90年代，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南开史学》、《明代史研究》、《天津日报》等多种中外报刊上，还陆续发表有许多类似的纪念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出于郑天挺教授的南开同事和弟子之手。
然而南开人对郑天挺教授表达深切怀念的主要方式，还是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千方百计发展南开的历史学科。郑天挺教授逝世十多年来，在南开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南开的历史学科已成为在全国各高等院校中名列前茅的专业。1981年起，已经开始有了博士导师。迄今为止，不仅整个学科各个方向均有了博士授予权，而且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三个二级学科名列全国重点学科之列。1996年，更被国家教委确定为“211”首批立项支持的单位。自1998年起，博士后流动站也设立起来了，博士生导师总数已达20多名。教师队伍的规模比以前大有增加，总人数接近200名。 行政建制也不再是一个历史系，而是从中先后分出了历史研究所、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等三个单位，其中母体历史系于1994年还被国家教委确定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郑天挺教授尤为关注的南开明清史学科，同样情况喜人。先后培养出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已近百人，其中有多人已拥有教授、副教授的头衔，在明清史研究中成为重要的新生力量。承担过的国家、国家教委和天津市规划的科研项目已超过10项，出版问世的专著、教材等接近40部，发表的论文超过500篇， 获得的各级科研成果奖近20项，其中有的是全国图书奖或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社会科学中层次最高的奖项。继第一次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又先后召开过两届同样的盛会。此外还与有关单位合作，多次充当了全国或国际的明史或清史的学术讨论会的举办者。许多国内外的著名明清史学者来南开讲学，南开的明清史学者也有多人次走出国门，到日本、加拿大、荷兰、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讲学与访问。1996年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举行建室40周年学术讨论会之时，日本著名明史专家山根幸夫、中国著名清史专家王锺翰等明清史界权威人物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等明清史研究单位，或发贺信，或到会致辞，赞扬本室“不愧是中国明清史研究的中心”、“成为世人瞩目的明清史研究重镇”。郑天挺教授的崇高精神，鼓舞着南开师生，使我们在发展历史学科中，有永远用不尽的力量。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功劳卓著、品格高尚的著名教育家和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将永远活在南开人的心中。
（资料来源：《南开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