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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与北京大学
作者:郑嗣仁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5-24  点击量: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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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0年毕业。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进修研究生。1924年留校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北大秘书长等职。在西南联大期间,任历史系教授兼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秘书长等职。郑先生自 1933年—1950年任北大秘书长,历时18年,是三四十年代北大的重要负责人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顾问、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郑先生青年时代进入北大,步入老年走出北大,先后三十多年的北大生活,风风雨雨,岁月沧桑,留下一些雪泥鸿爪。值此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我们根据郑先生遗留的日记、信件、回忆资料等,选取部分历史片断,写出《郑天挺与北京大学》,含北大轶事,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并深切地缅怀郑天挺先生。 

一、三十年代北京大学 

  1933年就任北大秘书长 

  30年代的北大,蒋梦麟任校长(无副职 )。学校的机构设置为三院、两长。三院为文、理、法学院,文学院长胡适,理学院长刘树杞(1935年病故,由饶毓泰继任),法学院长周炳琳。两长为教务长(原称课业长)和秘书长。教务长樊际昌主管教务和教学;秘书长负责校务行政和总务。 

  1933年暑假,北大秘书长王烈(地质系教授)辞职,由校长蒋梦麟暂兼。11月28日,由于学校浴室突然倒塌,不幸压死学生邹绵昌,重伤叶祖灏、陈仰韩二人,引起了学潮。蒋校长急忙物色秘书长。法学院长周炳琳推荐由郑先生担任,蒋征得胡适、刘树杞、马裕藻、刘半农诸教授同意,遂于是年12月正式任命。 

  老北大的“三大建筑” 

  1933年,郑先生任秘书长后,首先受命主持修建图书馆、地质馆及灰楼学生宿舍三大建筑。三个建筑工程一起上马,事务异常繁忙。郑先生每天都亲赴工地监督施工。许多问题现场商议,就地解决。学校襄助工程建筑的还有沈肃文先生。 

  北大的“三大建筑”是当时了不起的高级工程。图书馆庄重典雅,质朴明快。内部陈设先进,书桌的木料、尺寸,台灯的款式、距离,大多参照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模式,施工要求极为严格。建筑之质量,图书之收藏,在当时北平各大院校中堪称一流。土木工程由公兴顺承建,投资13. 8万元。灰楼学生宿舍,每室8平方米,附壁橱2平方米,每室住一人,住房条件优越。基建投资11.1万元。 

  1935年8月27日验收图书馆工程。 

  10月10日下午2时北大新图书馆和地质馆举行落成茶话会,在图书馆顶层招待中外人士,到会 300余人,盛况空前。灰楼学生宿舍亦已建成。 

  营救“一二·九”运动学生 

  北大是全国著名的最高学府,也是革命的据点之一。郑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保护进步青年。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中,北京大学许多主张爱国抗日的学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打伤。郑先生身为北大秘书长,积极站在学校第一线,同国民党当局据理力争、交涉,并利用各方面的关系,营救被捕者,慰问受伤同学。据12月17日查明:校中受伤学生共9人,被捕者5人。当日下午,郑先生与教务长樊际昌同往协和医院探视受伤学生。 12月19日下午,郑先生赴公安局将被捕同学 5人先后无条件保释出狱。 

  据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先生回忆文章略称:“一二·九”运动起来后,坚决主张抗日的同志结成了同盟。“一二·一六”的清晨,北大的示威队伍尚未集合,我在去西斋的途中被捕,我和被捕的同学同囚在前门警局。其中有史学系巫省三,外语系李俊明等人。我们这次被捕是(郑)毅生师以学校负责者的身份,把我们保释出去的。记得有一天,管牢的叫我们北大的几个学生出去,我们以为又要提审过堂了,但出去却见(郑)毅生师在外面,营救我们出狱。郑先生爱国进步之举,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 

  “七七事变”,保护师生安全转移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1937年暑假,原定北大与清华大学联合招生,考场设在故宫,时人戏称为“殿试”。当时北大的桌椅都运至故宫,招生试题已在北大红楼地下室印好。一切招生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却因“七七事变”而中辍。 

  “七七事变”时,校长蒋梦麟去南方开会,不在北平。次日,文学院长胡适也离平去庐山开会。不久,学校其他负责人纷纷南下,于是北大的一切工作全由郑先生负责。当时,北平形势异常危急,在北平各国立大学的负责人及教授代表天天来开会,紧急研究对策,而蒋校长离北平后久无音信,对学校下一步如何处理,大家茫无所知。当时,北大学生离校返乡走了一部分,留在学校的学生,大都是经济上非常困难的。于是郑先生决定,在校学生每人发给20元(相当二、三个月生活费),使之南下或返乡而安全离校。故到 7月 29日北平沦陷时,北大校内已无学生。 

  日冠进入北平后,郑先生面对着敌人的威胁迫害,做到了临危不惧,沉着镇定,不顾个人安危,与日伪斡旋。当时北大办事处在二院。郑先生每天上班办公如旧。八月某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校中人已极少,办公室只先生一人对付,情况异常紧张。日本宪兵在办公室内发现抗日宣传品,问是谁的办公室,郑先生说:“是我的。”他们看了一下,似乎不大相信,因为当时北平各单位的负责人,早已逃散一空。 

  8月9日,是郑先生38岁生日,又恰逢阴阳历同日。这次的生日过得极不寻常。 

  生日的前一天,他的表姐夫力舒东大夫因传闻日本人要逮捕他,急忙雇辆汽车强拉到力大夫的私人诊所尚志医院(在西长安街)三楼病房躲避,并关照护士好好照看。郑先生住了一夜,因次日还要和清华同仁商议南下之事,乃于次晨悄悄离开医院。 

  生日当天,先在欧美同学会开会。会后,郑先生与罗常培先生同去东单一小饭馆吃饭,共度寿辰。缘罗、郑二人系同年同月同日生,既是北大同学,后又在一起工作,相知甚深,感情甚笃。而今国事、校事、家事交织在一起,百感交集,相对唏嘘。是日,他的姑夫董季友也来家看他,知他正在校内外紧张奔忙,乃在他的案头上写了“鸿冥”二字,促他远走。 

  在此期间,有一令人困惑的插曲。九月九日,胡适从南方给郑先生来信,劝郑天挺、罗常培、魏建功等一些人留在北平读书,认为“此为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期著述,完成年来未能完成的著作。”又言,经济问题已托浙江兴业银行“为诸兄留一方之地,以后当可继续如此办理”等语。信是用隐语写的,言词恳切。大家收信后,一方面感到欣慰,但又模糊不解,急切等待校方消息。 

  9月以后,陆续传来南方信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南迁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指定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 11人进行筹备工作。 

  10月,北大正式派人北上接教授南下。十月底款到,郑先生负责把钱分送每位教授家中,敦促北大同仁陆续南下。 11月 17日,郑先生与罗常培、魏建功、陈雪屏、罗庸、周作仁等教授离平赴天津,这已是最后一批了。 

  到了天津,住在租界的六国饭店,这里是北大南下的交通站。当天下午钱稻荪从北平追来,劝郑先生不要走,说一走北大就要垮,要为北大着想。郑先生当即严词拒绝,并辩论很久。钱是北大日文系教授,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后来当了伪北大校长。 

  从天津乘湖北轮至香港,经广西辗转到了长沙,到长沙已是12月24日。不久,学校又准备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是1938年的1月批准的。 

  郑先生负责保护北大师生安全撤离北平,博得师生的赞赏。罗常培先生在1948年北大 50周年纪念特刊中所撰《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一文,曾这样写到:“在这四个多月中间最值得佩服的是郑毅生。自从‘七·二九’以后北大三院两处的重责都丛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除去去支应敌寇汉奸的压迫外,还得筹划员工的生活、校产的保管和教授们的安全。别人都替他担心焦急,他却始终指挥若定,沉着应变。一班老朋友戏比他为诸葛武侯,他虽逊谢不遑,实际上决不是过分的推崇。”“由‘七·二九’到10月18日他每天都到学校办公,并且决不避地隐匿。到 10月 18日那天,地方维持会把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第二院门口,他才和在平全体职员摄一影,又在第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 (见北大50周年校史展览),以后就不再到校。”当时一些报刊,如湖南《力报》1937年11月1日至10日,连载《沦陷后之平津》一文,述及“北大郑某支柱艰危,忍辱负重”云云。上海的《宇宙风》杂志等,都对郑先生当时这种不畏艰险,苦撑危局,又富于正义感的爱国精神,予以肯定。 

二、西南联合大学时期 

  1940年任西南联大总务长 

  1938年7月,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务委员。原定主席由三校校长轮流担任,一年轮换一次。首届由梅贻琦担任。后因蒋、张不常驻昆明,实际上常委会工作始终由梅主持。联大机构设置为五院、三长。五院为理、文、法、工、师范;三长为教务、总务、训导。下设中文、外语、历史、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土木、机械、电机、化工、航空、教育等 25个系。招生办法为西南联大统一招生(惟研究生仍由三校分别招收,不属联大范围 )。三校教授由三校聘任,并转报联大加聘,即为西南联大教授。西南联大除三校教学人员外,还有联大自聘教授。 

  三校在昆明各设办事机构,各有其校务会议、院长、系主任、教务长、秘书长等。郑先生仍兼任北大秘书长。 

  郑先生在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大,已正式转入历史系任教,讲授隋唐五代史。多年来冗杂的行政工作,费去了他很多宝贵的治学时间,他希望能更多地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 

  1938年暑假,联大文法学院由蒙自迁回到昆明,教学秩序正常后,郑先生即向蒋校长提出辞去北大秘书长职务,蒋表示理解。而当时担任联大常委会主席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郑先生非常赞赏,多次希望他担任行政工作。1940年初,联大总务长沈履去川大,梅及联大一些人一致盼望郑先生担任此职,态度诚恳。郑先生一再拒绝,而常委会于 1月 9日通过了,聘书也送来。北大领导人为照顾三校关系催促上任,郑先生遂于二月从命就职。当时物价飞涨,物资匮乏,米珠薪桂,总务工作开展维艰,且三校的工作人员正处于磨合期,亦有不少矛盾。郑先生对人谦逊,多方疏通,总务工作得以步入正轨。后来,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由重庆回昆,当着梅、郑及其他教授的面赞誉郑先生说:“现在内地各大学无不痛骂总务负责人,只有西南联大例外。” 

  主持北大文科所 郑天挺与陈寅恪 

  1939年5月,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副所长郑天挺。傅事情多,不常在昆,由郑先生主持文科所工作。并聘陈寅恪、傅斯年、汤用彤、杨振声、罗常培、罗庸、唐兰、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为导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陈系清华教授,按西南联大的规定,研究所由三校分设,导师、研究生均各自负责。陈寅恪先生是傅斯年及郑先生特别聘请的。 

  陈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学贯中西,诚为 20世纪以来之史学泰斗。他在柏林大学研究梵文时,即与傅斯年熟识,回国后在史语所共事,关系更深。陈先生长郑先生九岁,是他的师长。陈之父陈三立先生与郑之父郑叔忱亦相识,可谓世交。抗战前,陈老先生曾为郑先生书写“史”之横幅,郑先生一直高悬书房之中。在蒙自时,陈先生与郑先生等人同住在歌胪士洋行楼上。到昆明后,陈先生亦与郑先生、傅斯年、汤用彤、姚从吾、罗常培等同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此前为史语所)楼上。大家经常来往,交谈涉猎甚广。陈先生对郑先生在北大《国学季刊》写的《多尔衮称皇父臆测》一文,很为称赞。陈谈当时中山大学吴宗慈教授原写一文,反驳孟森教授有关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疑的种种观点,并已发表在该校之《史学专刊》中。后吴见到郑先生论述后,颇悔其原作之不足,乃在后记中特别标明之。在蒙自时,郑先生读《新唐书·吐蕃传》,疑发羌即西藏土名 Bod之对音,乃草成一文,名《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写完之后随即就正于陈寅恪先生,头天晚上送去,次日下午陈即送还,并为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陈先生对该文表示赞许。在北大文科研究所陈寅恪先生培养了汪篯、王永兴等隋唐史专家。汪、王两位先生以后都在北大历史系任教。1946年10月陈先生因目疾难以复明,给当时北大史学系主任郑先生写信,其中道:“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而汪先生此时正在长白师院任教,亦曾多次写信给郑先生,希“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名义、待遇,在所不计”。郑先生为感谢陈寅恪原对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情谊,又为了照顾陈先生的身体,遂想方设法将汪篯先生于1947年调回北京大学任史学系教师,而做清华大学陈先生的研究助手,薪金待遇全部由北大支付。 

  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抗战胜利前夕,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1945年6月,北大蒋梦麟校长去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此事引起北大同仁不小的波动。早在年初,蒋去美国考察教育,遍访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和北部。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此次访美能洽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校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蒋在美期间即应就秘书长之职。此事他事前既未与北大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直到六月末,他就职后,才给郑先生一信,说他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而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北大法学院长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郑先生偏劳。 

  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教授咸主张(含郑先生)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应辞职,建议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在胡未回国前,一些教授则主张应由周炳琳、汤用彤、郑天挺三人中之一人代理校长。但三人均表示无意此职。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傅斯年先生对蒋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面陈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给郑先生的信中写道:“先与(蒋)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7月8日,蒋校长给郑先生信中也谈及此事,其中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两人友好如初。 

  9月份,教育部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 

三、胜利复员后的北大 

  返北平接管北大 三学院扩充为六学院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昆明街头游行庆贺,鞭炮齐鸣。像郑先生这样远离家庭八年只身来昆明的人,即将全家欢聚,其内心之喜悦,更不待言。此时,北京大学派郑先生回北平接收校产,筹备复校。8月末,郑先生北上,9月初到重庆,由于机票紧张,教育界人士排不上队,在重庆、南京候机各一个月,11月初才飞抵北平。这时北平各大学正在上课,不能接收,只好等待学年终了。1946年暑期,在胡适校长、傅斯年代校长等各方面的努力下,北大乃由文、理、法三个学院扩充为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教师、学生、校舍等都是成倍增加。农学院内设十个系,还有几个规模很大的农林场。医学院设备齐全,专家云集,教授阵容极强,如马文昭(病理)、胡传揆(皮肤)、林巧稚(妇产)、关颂韬(脑)、吴朝仁(内)、钟惠澜(内)、诸福棠(儿)、刘思职(生化)、毕华德(眼)等。并在此期间,于府右街北新建一颇具规模的北大医院。 

  1946年北大复校 

  1946年暑假,北大复校。校长胡适是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社会名流,从事政治活动,暇时研究《水经注》,不管学校的具体事务。北大不设副校长,而设秘书长、教务长、训导长,由三长代行校长的部分职责。其中秘书长尤为重要,是北大的“不管部长”,负责处理校内外的事情,实际上是这座名闻遐迩的最高学府的“大管家”。 

  北大复校、扩校任务艰巨,机构繁多,任重事繁,全校几千人学习、生活、校舍、吃饭……等等,加之物价飞涨,经费拮据,郑先生肩上的担子很重。早晨八时准时到校,晚上暮色苍茫,才能回家,早去晚归,风雨无间。办公室里经常高朋满座,应接不暇。办公桌上两台电话,铃声不断。郑先生工作那样繁忙,待人接物总是和蔼近人,从容不迫,有条不紊,效率很高。白天忙于治校,每晚在家看书备课,著书立说,直至深夜,从无闲歇。 

  坚决支持学生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郑先生曾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北大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每当爱国进步学生遭到迫害时,郑先生总是以北大负责人的身份,多方奔走,并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一次次救援进步学生。 

  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准备武装镇压进步学生,颁布《戡乱治罪条例》。四月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特务夤夜闯进北大校园撕壁报,砸家具,冲教授宿舍,捣乱破坏。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逮捕学生,声称将武装冲进北大进行搜捕。此时,学生紧急动员,针锋相对,形势十分严峻。当时北大学生自治会代表、现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在回忆郑先生的文章写道:“我们当时的策略是:团结全校师生,也要争取学校当局能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刚好校长胡适不在北平,郑天挺教授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我和他多次恳谈接触……郑先生的态度十分明确,决不交出一个学生,并用一切手段阻止军警入校。”“他怀着正义感和高度责任心,同北平警备司令部周旋,为保护学生的安全,竭尽全力。”由于北平各校师生员工的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国民党政府只得暂时退让,没有武装入校,避免一场流血冲突。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1948年暑假发生了“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大批进步学生被列入黑名单。戴逸先生写道:“我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当时,我放假回到了南方,对北平和学校中的情况一无所知,从报纸上看到了被通缉的消息。不久,我的父亲接到了郑天挺教授的一封信,告知我被通缉的消息,叮嘱我善自躲藏,不要住在家里,以免搜捕。信中还说今后的生活和前途,等待事态平息,他可以设法介绍职业。以后,我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经过一些迂回曲折而前往解放区。但郑先生的来信是我在被通缉以后从北平得到的第一个信息。” 

四、保护校产,迎接解放 

  反对北大南迁 

  1948年秋,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北平、天津已处于解放军包围之中,国民党政权濒于垮台。十月,教育部长朱家骅曾派督学主任段先生来平,联系北大、清华及其他国立院校准备仿照抗战时的办法,迁往南方安全山区(如浙、皖一带)。朱也给胡适打电报促劝北大早下决心。郑先生和其他教授都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绝无前途,不愿与其同归于尽。当胡校长与郑先生及一些负责人商议此事时,郑先生表示迁校是不可能的。理由:一、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即使领到搬迁费也不敷用;二、运输工具缺乏;三、无适当地方及校舍;四、抗日战争时期南迁图书、仪器均损失很大,清华、南开亦有实例。郑先生是管行政的,又有过去的经验教训,经他这样一说,大家也以为然。何况大家经过八年抗战,还没有安定两年,谁愿意搬迁再折腾呢? 

  段先生住了几天,又到天津去了一次,见无结果,就回南京了。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校长走后,北大校务由汤用彤、周炳琳及郑天挺三人小组负责维持。是时北平已处于解放军包围之中,和平谈判正在进行。这时国民党派飞机接北平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南下,名单是傅斯年在南京开的,理、工、医较多,文科极少,法学院没有。据郑先生“文革”初期交待材料:傅斯年信中所开名单(第一批)为:李宗恩(协和医学院院长)、孟继茂(协和)、林巧稚、钟惠澜、胡传揆、马文昭、吴朝仁(以上北大医)、汤佩松(清华农学院长)、俞大绂、林传光(北大农学院)、施嘉炀(清华工学院长)、马大猷(北大工学院长)、陶葆楷(清华)、赵宗尧(清华理学院长)、饶毓泰、江泽涵、许宝葵(北大)、华罗庚、钱思亮(北大)、朱光亚、傅鹰(北大)、汤用彤、郑天挺(北大文学院)等三十余人。均由傅出面写信及电报催促。他还多次写信,让郑先生速飞南京。 

  当时郑先生已决心留在北平,迎接解放。 

  北大50周年校庆送郑先生“北大舵手”锦旗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50周年校庆,学校举行了纪念会。为了筹备这次校庆,学校已做了充分准备,出版了不少学术论文集及纪念论文集。未过几天,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送给郑先生一面锦旗,题了“北大舵手”四个字。郑先生深受鼓舞,非常高兴。这时华北城工部通过各种渠道做了郑先生工作,同时发给各机关人员广告,让大家好好保护人民财产。解放区石家庄的北大同学也给郑先生写信,鼓励他看好北大的家。这样,北大在全校师生共同配合及保护下,校产并未受到任何损失。 

  解放前后 

  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托邓宝珊将军出面,通过大公报记者徐盈代邀请北大汤用彤、周炳琳、郑先生及杨振声先生在邓家吃午饭,探询教育界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保全北平,以民意为依归(意即和平解放)。邓亦表示了相同的意见。过了几天,傅作义又约了更大范围的人在中南海座谈(郑参加),大家亦多如此表示。1949年1月底,正式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当天下午,傅作义召集各大学及其它机关负责人宣布此事,并说第二天早晨有飞机飞往南京,愿走的仍可以走。郑先生坚决不走。他决定保护学校,迎接解放。 

  郑先生把北大的物资、财产、仪器、图书等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 

  2月,解放军入城,文管会召集各校代表开会,北大由汤用彤先生及郑先生参加。5月,文管会接管北大,成立校委会,任命郑天挺为校委会委员、秘书长、史学系主任,并指定为常委会书记(秘书,郑自 1934年刘半农逝世后一直担任北大行政会议书记。这一职务在北大至关重要)。 

  1950年5月,他辞去已担任18年的北大秘书长职务,专任史学系主任及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北大校委会对他18年的辛勤工作评价甚高,正式给予表彰。 

五、坚持教学第一线 

  几十年来,郑先生在北大虽担任繁忙的行政工作,但自始至终坚持教学与研究,从未间断。30年代,他在中文系讲授古地理、校勘学等课程,继又在史学系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等课程,不仅讲课且大多编有讲义。1938年后,他即侧重明清史的教学与研究,写出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很为当时学人所称道。如《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等,均刊于30年代北大《国学季刊》之首篇。抗战期间,他为了针对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等谬说,先后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几种礼俗的变迁》等重要论文,用大量史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满、蒙、汉三族的血统,关系密不可分,是中华民族之一员。“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国名,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这就有力驳斥了日本侵略者之谬论。这些论文均收集于他的论著《清史探微》中。除明清史外,他还在史学系讲授清史研究、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中国目录学等课程。解放后,他在北大时间虽短,但仍开设了元、明、清史及中国近代史等课;并利用北大的明清档案,主编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等书,对开展我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郑先生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一级)、系主任、副校长;80年代又任校顾问。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1981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直至1981年冬病逝。 

  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深厚的功力。他博通中国历史,尤精明、清两代。他对历史地理、史料学、校勘学、音韵学等学科,也有深入的研究,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清史探微》、《探微集》、《列国对华领事裁判权志略》、《清史简述》等。60年代,他还主持校勘标点了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并在 1961年夏,参加教育部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八册及《史学名著选读》五册,《明清史资料》两册。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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