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1899—1981），原名庆，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毕业后，参与筹建厦门大学。1922年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并参加整理明清档案，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1952年后任教于南开大学。1933—1937年任北大秘书长，主持校务工作。西南联大期间，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兼联大总务长。自1946年北大复原至1950年，任史学系系主任及校秘书长等职。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先后任历史系系主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并曾任南开大学副校长、校顾问，全国人大第三、五届代表等职。1961年兼任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历史组副组长。晚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组长及《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等。学术著作有《探微集》、《清史探微》、《清史简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等。主编与合编教材有《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史学名著选读》、《明清史资料》、《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等。

（一） 

　　郑天挺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其中以清史成就尤为卓著。促使他走向清史研究道路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他在北京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从家人和亲友处耳闻目睹许多清代掌故和官场作风，对清代的许多逸闻轶事多有了解，奠定了他对明清史兴趣的根基，且对他后来在明清史方面的成就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像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一样，郑天挺也有着十分深厚的国学根柢，但他在继承乾嘉余绪的同时，亦反对沉迷于考据、脱离社会的风气，讲求史学“经世致用”功能。可以说，儒家“因时而变”的学术精神在他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他四十年代以后著述文章的指导思想。此外，对明清档案的整理和运用，则大大推动了他对明清史的研究，使他的研究成果多具开创之功。上述数者相结合，致使其在四十年代后的学术研究渐渐走出乾嘉学术传统而步入爱国主义的史学轨道，其史学研究日渐贴近时代而为现实服务。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所谓满族不是中华民族成员、满族政权历来独立的荒谬观点也在泛滥。郑天挺忧虑国家民族危亡，痛恨奸人谬论，遂决定研治清史，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来驳斥敌人的无耻宣传。他首从清开国前后满族的源流、历史等进行研究，在《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中，用满族的历史，痛斥日本侵略者非法扶持“满洲国”。他说：“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①，证明清代皇室氏族中，含有满、蒙、汉各族的血统，原来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同内地各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上，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寓爱国思想于对史实的考证，有理有据地论证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非常可贵的。 

　　郑天挺以清史名家，其清史论文又以论典制者居多。在他之前，清入关前的典制虽然也有文涉及，但多语焉不详。郑天挺诸作如《“黄马褂”是什么》、《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多尔衮称皇父考》等，都对过去不甚清晰的制度、概念加以论述解释，填补和充实了清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面，为后学铺平了进一步研究的道路。在《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一文中，郑天挺在仔细考察了包衣的名称、性质、来源、组织以及清入关后关于宦官的几次斗争后，得出结论：“汉朝宦官利用了他们的密近地位，假借皇帝或太后的权威，‘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以专制朝廷。唐朝宦官把持住皇室兵权、东南财富，养成他们的特殊势力。明朝宦官以批红操政柄，厂卫立刑威，宫帑供财用。清朝宦官没有这些凭藉，所以清朝三百年无宦官之祸，这是包衣制的赐予。”②此一结论，高屋建瓴，纵观历史而得，厘清了清代包衣制的历史地位以及历代宦祸的来龙去脉。郑天挺还通过对多尔衮的研究澄清了世人在清朝典制方面的一些误解。多尔衮是清初发展史上起过杰出作用的重要人物，但是他的地位和生活给后世留下的迷雾最多，尤其是作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的所谓“太后下嫁”一事更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孟心史先生即反对此说，他曾著文《太后下嫁考实》对之进行澄清。郑先生也反对此说，他就此连写了《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墨勒根王考》、《释“阿玛王”》、《多尔衮与九王爷》等一系列文章，对之加以厘清，并对多尔衮与清初乃至整个有清一代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考证，使人们对清初的典制更加明了。他认为多尔衮之称皇父源于满族旧俗之称尊者为父，继而演化为最高爵轶，“皇父摄政王”一称呼中，“摄政示尊于国，皇父示尊于家”③，“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在”④。此外，他还考释出墨勒根王、阿玛王都是指多尔衮一人，对清史研究贡献极大。 

　　郑天挺还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清初的社会性质进行了科学探讨。从六十年代初所著的《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已可看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之娴熟；而至《续探》时，则可说是已基本成熟。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问题，关系到对满族的历史发展、满汉各民族关系及对清初历史的解释等多个方面，一直是学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大难题，也是郑天挺在解放后研究积年、着力开拓的一个重要课题。郑天挺于1962年在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上第一次发表的《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原理，对明末清初满族的社会性质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认为“满洲社会确曾经历过奴隶制，不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的”⑤，但是满族在努尔哈赤时期已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1616年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是封建制政权，满洲族已进入封建社会。”⑥尽管此文当时已大为学术界称道，但他并不因此感到满足而裹步。1979年他又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一文，继续对之进行探讨，且结论依然。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⑦等理论对之进行探讨，把“努尔哈赤最初建立的政权就是封建制国家的政权”⑧作为结论，史论结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郑天挺从全国解放以后即开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他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以此为指导的，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和解释历史，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也有了明显变化和飞跃。郑天挺学术思想的转变，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优秀品格，以及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所走过的历程。 

　　郑先生对清开国史、典章制度史和满族史的研究，涉及清代基本制度，说明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融合过程。他的论著大都解决了一些别人根本未曾提及或虽提及但未能解决的重大课题，筚路蓝缕，具有极大开创之功。 

（二） 

　　作为一个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浸濡国学传统的学者，受乾嘉余绪影响而深精考据之学，自是必然之薮。郑天挺一生的著述文章皆可看出他深厚的考据功底，除了清史方面已于前文述及之外，考据之迹亦可广见于他的其它文章，这从他关于考订、校勘方面的史学论著《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补注〉》、《〈张文襄书翰墨宝〉跋》、《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关于徐一夔〈织工对〉》等篇中大致可见端倪。 

　　《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补注〉》是郑天挺早年的一篇力作。赵一清著述颇丰，然而其作或遗佚或遭人窃据，所存《三国志补注》又与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多有雷同，因而他的《三国志补注》常被后人疑为抄袭杭文而得。郑天挺经过周密考证，查明赵一清生平，罗列出二人的学术活动年表，证明杭世骏著书在赵一清之前，且未见过后者著作，不可能剿袭赵书；但杭书博采异闻，失于疏证，稗贩为多，赵书则捃摭更丰，考订綦详，许多地方多可矫正杭书违误。由此，他得出结论：“杭、赵两书，盖由世骏创为义例，发其端绪，一清踵而广之；故体裁相同，征据相近。”⑨可惜赵未将杭的全部成果吸收，否则“赵书既行，杭书可废”。这样，就理清了赵、杭二书的关系，为赵洗冤正名，还其学者面貌，使后人可以放心吸收他的学术成果。《〈张文襄书翰墨宝〉跋》一文则解决了史学界的一道难题。孟心史先生曾经致函张之洞的幕僚许溯伊（同莘），询问张的幕佐“燕斋”为何人，但终未予以解决。郑天挺则根据《张文襄书翰墨宝》中的函匝和《文襄奏稿》中的三件奏折，考定燕斋姓蒋，为署两广盐运使蒋泽春。郑天挺在考据方面的其它力作还有《张穆〈斋集〉稿本》、《〈恬语文论著甲集〉序》、《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拓本跋》、《〈莲华书画集〉序》等多篇文章，具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 

　　郑天挺在考据文章方面的深厚功力从其在古地理学方面的成就亦可略见一斑。他从魏晋旁及西域史地，兼治中西交通，“旧治国志，继探求古地理”。⑩他抗战时在云南所写的《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等文，利用音韵学的方法和知识，研究藏族及其邻国不丹的历史，获知发羌居地与吐蕃旧居相当，而附国的“附”字是后汉发羌“发”字的转音，“亦即西藏人自称Ｂｏｄ之对音”11。他另从《附国传》所载的该地风土人情与康藏地区加以比证，得出它们近似的结论，说明附国确属藏地，其名取于Ｂｏｄ之对音，而“薄缘”即西藏南邻山国不丹。郑天挺关于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了发羌是藏族的祖先，藏族在隋唐时期就同中央政权发生密切关系，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对薄缘的了解，不仅有助于对西南边境的考察，更是对中国与不丹两国关系史的开创性研究。解放后，郑天挺对西北和东北史地用力尤勤，其中仍然贯穿着强烈的爱国思想。这种爱国主义的学术思想，是他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重要因素，也是他留给后学的精神财富。 

　　郑天挺不仅长于史学考证，同时他还坚持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对史实进行全面考察，综合分析。他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一文，就是用这两种方法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的集中探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自1936年吴晗介绍徐一夔《始丰稿》中的《织工对》发其端绪，至五十年代，学界对之讨论得更是如火如荼，但对于《织工对》所叙述的是元末还是明初的丝织业抑或棉织业始终未能取得一致解释。郑天挺从崭新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方法，对这一史料进行了精密考证，他认为，从“《始丰稿》的体例，《织工对》所用辞汇，元明钞值的比较各方面来看”，“《织工对》是徐一夔在元末所写，记的是元末情况”。12之后，他进一步运用织机与织工数目的比例等旁证材料，论定作品所述为丝织业状况，从而得出总结论：“徐一夔《织工对》叙述的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织工”13。这一论断从基础史料上对这一论辨作出了重要贡献，消弭了长期以来学界的纷争。 

（三） 

　　编修史书和整理档案密不可分，整理档案起源很早，且治史与治档常一致，司马迁即曾“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后世对于据档修史、以档证史更加明确和重视。清章学诚提出档案是“方志之骨”，龚自珍更注重收集档案、编写图志，以发抒他的爱国思想。本世纪也有许多学者直接参与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对史学和档案学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天挺先生即是其中一位突出代表。 

　　明清两代内阁文书档案浩繁，对研究明清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因管理与保存不力，多次横遭摧毁。1922年，陈垣作教育次长，将这批档案拨给北京大学一部分。北大专门成立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对其进行整理。抗战胜利后，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明清史料室，郑先生亲自主持，做出不少成绩。1952年5月，他负责举办“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展览，之后，又出版《宋景诗起义史料》，此二史与金毓黻先生所负责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一起，皆为《明清史料丛书》的组成部分，但《明清史料丛书》所未出的几种书最终却因先生调任南开大学而停版，成为史界一大损失。他所撰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一文，叙述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来源及流传、整理情况，介绍了清代公文文种，并将大库档案发现后分散各处的纷繁事实，列表加以说明。另外，它还对档案整理的方针、方法作了初步总结，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其对《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一书的介绍。郑天挺不仅在研究中身体力行地运用档案，还认为：“如果不用正确的理论观点来分析研究历史档案资料，就不能使历史档案发挥应起的作用。”14他对档案并非毫无批判地照单全收，他在《明清史料丛书》序言中说：“档案文件不尽是可信的，不尽是毫无问题的”，“因此，我们为了正确说明历史事件，必须对于所有的史料加以精密的审查和比较，并认清它的阶级性。只有这样，才不致为史料所蒙蔽，才不致阻碍人民的正确了解”。15此外，他还一再强调要以整理历史档案来带动清史的研究，展现了一代学人高瞻远瞩的学术关怀。 

（四） 

　　郑天挺一生萃力学术，于目录版本、史料、校勘和文字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素养，以此而从事考据，自能阐微发覆；悉心精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系统理解和灵活运用，又使他在较高层上对历史事实有所把握。他在诸多领域的开拓精神，对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有着积极意义。当我们今在回顾郑天挺的史学实践和史学成就时，可清楚地发现和把握其学术风格的某些特征： 

　　（1）探微知著，重视比证。郑天挺把文集定名为“探微”，以“表明书的内容微不足道”16，这固然为自谦之词，但微言大义，自有其深厚之宏旨在；他虽没有鸿篇巨制，但短小精悍，又有其自身的独特魅力。他采用探微的方法，研究比较小的题目，然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以求得对历史某个方面或大的历史事件有所说明。他的论题往往初看范围比较狭小，但阅读后即可了解其联系之广泛。他往往由人们所习见的资料中钩玄稽沉、探颐索隐，对他人观点敢所发覆，务使人们得到客观认识。他所倡行的研究方法，为后人提供了历史研究的钥匙。从中，我们可充分领略其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力，使后来读者窥其一斑可知全豹。此外，他还非常重视比证。他说：“我相信，解释历史，说明历史，总以根据具体事实加以比证，比较可信”。17他深知所有的社会现象都相互联系，他之比证，就是把研究对象同它前后的同类进行对比，把同时期的此事物与彼事物加以联系。他的这种方法自称是“比证”，但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比证”。他的“探微”和“比证”，都是从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着眼的，但其成就却大大发展了考据传统，将考据学推进到一个崭新高度，其中许多考证、论析，不仅大大超越前人，更启迪来者，成为后学者的典范。 

　　（2）求真、求新、求用。郑天挺主张治史应做到“三求”（即求真、求新、求用），认为研究历史应从客观事实出发，而目的即在于求真、求用。在他看来，求真就是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肃认识地探求历史的本来面目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求新就是要不断研究新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求用就是要力求使我们的研究课题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研究成果应具备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他一生的著述文章，无不体现了对“三求”的躬亲履践。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也要求后学以此进行研究。有所求才有进步的动力，郑先生之“三求”精神正是反映了近代学者关心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并进而以理论联系实际、以实际指导理论进行研究、锐意进取的治学精神与道路。 

　　（3）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情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学者，郑天挺更是如此，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意旨始终贯穿于他的史学研究之中，并成为他史学研究的内在动因。三十年代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残酷现实，进一步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将之倾注于史学研究之中，以期砥砺士气、有益于国家，从他多个时期的论著中，我们都可以清晰看出他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思想脉络。郑天挺之研治古地理学和清史，很大程度上即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推动，而他此时期的文章，无疑也对当时国内混乱的思想界与学术界注入了一股清音，对于人们思想的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 

　　（4）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郑天挺一生治学沿循从考据学而入爱国史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他熟谙传统文化，善于把握、吸收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科学成分，解放后又将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构建了他自己独特的史学体系。他经常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当很好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原理，他不仅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力求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且取得了可喜成绩。1980年10月，他以81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偿平生夙愿；同时，这也是他后半生矢志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其学术研究的必然归宿。 

　　当然，郑先生的某些文章也不免带有时代的烙印，有些结论也难免稍涉偏颇。但瑕不掩瑜，当我们今天回顾其学术文章时，益明其在史学界曾经起过的作用及他对史学所作的卓越贡献。 

　　注释： 

　　①《清代皇帝之氏族与血系》，见《清史探微》（1999年中华书局版，以下同）第5页。 

　　②《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见《清史探微》第75页。 

　　③《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见《清史探微》第79页。 

　　④《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见《清史探微》第83页。 

　　⑤《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见《清史探微》第405页。 

　　⑥《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见《清史探微》第41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页。 

　　⑧《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见《清史探微》第425页。 

　　⑨《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补注〉》，见《清史探微》第198页。 

　　⑩《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见《清史探微》第181页。 

　　11《〈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见清史探微》第233页。 

　　12《关于徐一夔〈织工对〉》，见《清史探微》第59页。 

　　13《关于徐一夔〈织工对〉》，见《清史探微》第65页。 

　　14《清史研究和档案》，见《清史探微》第325页。 

　　15见《明清史料丛书·序言》。 

　　16《探微集·后序》，见《探微集》第466页。 

　　17《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见《清史探微》第419页。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02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