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姓爱新觉罗，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4子。崇德八年16 43年八月，皇太极猝死，年甫六岁的福临即位，由多尔衮及济尔哈朗共同辅政。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率大军进关，同年九月被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十一月，称皇父摄政王。实际上享有皇帝的权威，是清朝入关后的实际创业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病死。
父死母殉的不幸
努尔哈赤是清王朝的奠基者。他统一女真诸部，形成新的满族共同体；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保卫满族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后金政权，为清入主中原打下坚实基础。但是他个人和家庭却是不幸的，如胞弟舒尔哈齐投敌叛逃被幽死，长子褚英阴谋夺权被处死，宠妃富察氏窃藏金帛被勒令离弃，爱女穆库什婚姻不幸遭受凌辱等，在这一幕幕家庭悲剧中，多尔衮的生母乌拉纳喇氏，亦遭到不幸。
乌拉纳喇氏，名阿巴亥，她是海西乌拉部贝勒满泰之女，满泰死后为其叔布占泰收养。乌拉部在吉林乌拉街一带，辖区辽阔，人口众多，又有貂参之利，是海西女真四部中实力最强者。当时努尔哈赤为了统一海西女真，对乌拉部采取团结拉拢的联姻结盟政策，将自己的侄女和女儿许给布占泰国为妻。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布占泰亦运用同样的手段，以缓和乌拉与建州的矛盾，亲自把年方12岁的侄女送往建州费阿拉城，嫁给比她大3l岁的努尔哈赤为妻。
阿巴亥，聪明美貌，强大的乌拉部为其后盾，因此努尔哈赤不敢轻视慢待，到来后便立为地位较高的侧福金即侧妃，在诸福金中最受宠爱，二年后就由侧福金晋为大福金即大妃。到了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她被告发与大贝勒代善努尔哈赤次子，比阿巴亥大七岁之间有不正当的暖昧关系。努尔哈赤对代善这种欺君蔑父的行为十分痛恨，不久就废除他作为后金汗的继承人。而对阿巴亥，怕丑事外扬有失自己的名声，虽然暂时没有追究，但是夫妻间出现了很深的感情裂痕。一波未平，另波又起。紧接着阿巴亥私匿财物的罪行被揭发，努尔哈赤对她更加愤恨，地位一落千丈。努尔哈赤当众宣布她的罪恶说：“此福金存心奸诈，险恶，是一心狠虚伪的贼徒，凡是人们所有之凶恶心肠，她全都具备。我以金、珠装饰你的身体，使你不胜其用，以人所未见的绸缎使你穿用，加以恩养。而你不爱为汗的丈夫，背着我的眼睛，将我放置于一旁，越过我而去看视别人，如此罪行不杀怎么可以？”然而，他又想到阿巴亥所生三子年龄尚小，无人照顾，当时阿济格16岁、多尔衮9岁、多铎7岁，所以没有把她处死。可是努尔哈赤从此和阿巴亥分居，即被“休弃”，并且宣告：“今后无论这福金给任何人东西都不要收取，此福金无论说的什么话，任何人都不要听闻。如此命令，如有任何男女以后违背此令，听了大福金的话，被我知道了，或是任何人接受了她给的财物时，即将那人问斩”。
尽管母亲阿巴亥失宠，多尔衮在诸贝勒中受到歧视，但是其父努尔哈赤仍然很喜爱他们兄弟三人。同年九月，努尔哈赤提出不再立嗣子，由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多尔衮兄弟三人皆为和硕贝勒。后来努尔哈赤又将两黄旗的大部分牛录分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子，并且“使领全旗”，多尔衮年龄虽小，却受到努尔哈赤的钟爱器重。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于瑷鸡堡。由于努尔哈赤对大妃阿巴亥深恶痛绝，早有处死之心，所以在他临死之前的遗诏中命阿巴亥殉死。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阿巴亥“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日俟终必令殉之”。这段话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努尔哈赤对阿巴亥的看法，诸王是很理解的。因此，当阿巴亥向诸王哀求不死时，诸王皆不同意，执意要她从诏殉死。阿巴亥说：“吾自12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26年。吾不忍离，故相从地下。吾二幼子多儿哄即多尔衮、多躲即多铎，当恩养之”。诸王回答说：“二幼弟，吾等若不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阿巴亥挂弓悬弦上吊身死，“与帝同柩”。
此时多尔衮只有15岁，父死母殉对这个少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家庭悲剧使他深深感到人世间的冷酷无情，故养成孤僻、放荡、任性、残暴的性格，这对他一生的成长和政治生涯，都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墨尔根王助成大业
皇太极即位后，他恪守向大妃阿巴亥殉死前的许诺，对她留下的三个弟弟十分照顾，特别是对聪明果敢的多尔衮更是“特加爱重”，让他以贝勒的身分和诸王一同议处政务。
天陪二年1628年二月，皇太极以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屡杀后金使臣，亲率大军往攻，命多尔衮从征。多尔衮首次跃马张弓，披甲上阵，在万马军中表现无比英勇机智，破敌于敖穆 。皇太极非常赏识多尔衮的军事才能，回师途中，宴请诸贝勒大臣时，赞扬多尔衮“随征远国，克著勤劳，尅期奏凯，宜锡美号，以示褒嘉”。于是赐多尔衮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王”。随后，多尔衮领镶白旗，成为后金的著名统帅之一。
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多尔衮随皇太极征明，由龙井关入关，攻占汉儿庄，趋通州，薄燕京，败袁崇焕、祖大寿援兵于广渠门外。皇太极用反间计杀了袁崇焕，为父汗努尔哈赤报了宁远兵败之仇。又歼灭山海关援兵于蓟州。次年正月，皇太极旋师，遇明军截击，多尔衮率军破之。三月，后金兵回到沈阳。这次多尔衮入关征明，作为一名17岁的少年将领，冲锋陷阵，立了大功，声望大增。
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极以“征讨明国及朝鲜、察哈尔，三者用兵何先?”命诸贝勒大臣，各抒己见陈奏。这是后金关于战略决策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大讨论，几乎所有主要将领都发表了意见。多尔衮主张以征明为先，他说：“今春宜整顿兵马，乘谷熟之时，入边围困燕京，残毁其屯堡诸物，为久驻之计，可坐而待其毙也”。皇太极采纳了多尔衮的建议，深入明境，实行蹂躏、残毁的方针，以削弱明朝力量，再与之决战，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因此，天聪八年16 34年五月，皇太极率领大军伐明，命多尔衮随征，西行出上榆林口，至达代塔前驻营。七月，多尔衮等奉命自巴颜朱尔格地方入龙门，会大兵于宣府，沿途大败明军。随后又同阿济格等，率领两黄旗往略保安州一带，攻克其城，杀其守备，再会大兵于应州城，献所俘获。八月，多尔衮又奉命统领左翼兵往攻朔州城东，兵至五台山而还。不久，他领兵至大同，击败在城南立营的明军，获马百匹。直到九月，多尔衮随皇太极返回沈阳。这次多尔衮随皇太极率军征明，历时三个多月，兵锋及于河北、山西40余州县，所到之处“禾稼尽蹂躏，庐舍尽焚毁，台堡之人，俘斩甚众”。后金军完全实现了多尔衮提出的“残毁”明境的策略。
与此同时，皇太极为了统一漠南蒙古，在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用怀柔政策使蒙古各部归服后金，而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却投靠明朝，与后金对抗，皇太极发兵征讨。林丹汗战败渡黄河西奔之后，皇太极对察哈尔部由武力征讨变为积极招抚。天聪八年九月，当皇太极得知林丹汗患天花病死在甘肃大草滩的消息，便于翌年二月命多尔衮等人率领一万人马，前往黄河河套一带，收抚察哈尔部众，寻找林丹汗长子额哲等人的下落。三月，多尔衮领大军至宣府水泉口，囊囊福金林丹汗八大福金之一和其子阿布奈及琐诺木辖台吉率部众1500户来降。多尔衮设宴款待，从他们口中得知额哲在鄂尔多斯的托里图地方。四月，多尔衮等人率军抵达托里图，这时天雾昏黑，额哲无备。多尔衮恐其众惊溃逃亡，故按兵不动。额哲的母亲苏泰福金是海西叶赫部金台什贝勒之孙女，其弟南楮和族叔祖阿什达尔汉，皆已归顺后金，此次随军前来。于是多尔衮便派遣南楮、阿什达尔汉往额哲驻营宣谕慰抚，“告以满洲诸贝勒奉上命统大军来招尔等，秋毫不犯”。南楮等急驰至苏泰褐金营帐，姐弟抱见恸哭，遂令其子额哲率众出迎大军。多尔衮恐怕额哲及其部属生疑，乃誓告天地说：“我等待额尔克孔果尔即额哲若有异念，天地降谴。我等推诚敦信，如此盟誓，若伊等不从，包藏异心，伊等当被天地谴责”。随后，苏泰福金、额哲宴请多尔衮等人，赠驼马等物。多尔衮亦设宴答礼，赠以黑貂裘、雕鞍马等。额哲遂率领部众1000户归顺后金。此时多尔衮得知，在后金兵未到之前，鄂尔多斯部的济农，来招额哲，令遵其约束，与之盟誓。多尔衮命阿什达尔汉等将济农追回，并对济农说：“凡察哈尔有遗物在尔国者，当尽数送来。不然，我兵即前进矣”。又对察哈尔诸臣说：“鄂尔多斯凡有尔国遗物，皆具数报来’’，然后派人赍往鄂尔多斯。由于济农被拘留在后金军营中，又畏惧后金兵来攻，因此鄂尔多斯部只好遵令，把额哲之妻及其部众1000余户，併一切遗物皆送还。额哲等人非常感激，苏泰福金献出元朝的传国玉玺“制诰之宝”。
孝尔衮第一次作为一军统帅，积极推行招抚政策，最后完成统一漠南蒙古的历史任务。同时又获得元朝的传国玉玺，于是皇太极接受尊号，改汗称帝，年号崇德，国号为清。皇太极为了奖赏多尔衮的功绩，封他为和硕睿亲王。
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二日，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反对他上尊号称皇帝为由，亲率12万大军，侵略朝鲜，命睿亲王多尔衮随征。行至沙河堡东冈，遣多尔衮等人率领左翼兵，从宽甸入长山口，以牵制朝鲜东北诸道的兵力，而自将大军直趋朝鲜王都汉城。十四日，马福塔等人率领的清军先头部队进抵汉城，朝鲜国王李倧派人把宗室嫔宫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自己则带领群臣退守汉城东30里的南汉山城。皇太极率领大军到达南汉山城，认为此城高大坚实，易守难攻，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胁迫朝鲜国王献城投降。
皇太极从俘虏口中得知，“朝鲜王受困城中，粮米薪水俱乏”，“国王与长子及群臣俱在南汉，其余妻子在江华岛”。因此决定“造船先攻此岛，若得其妻子，则城内之人，自然归顺，若犹不顺，然后攻城”。于是命多尔衮等人率领左翼兵约3万人，大小战船80余只，往攻江华岛。守岛的朝鲜兵乘大小战船30余只，分两路拒战，皆为清军红衣大炮击溃。清军攻占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一人，王子二人，阁臣一人，侍郎一人，及群臣妻子家口等。皇太极得到多尔衮已占领江华岛的消息，非常高兴，遣使通告朝鲜国王，清军攻占江华岛，宗室嫔妃及文武百官的妻子都被俘，朝鲜国王李倧和群臣得知此讯，举朝震惊，遣使致书皇太极，表示愿出城投降。随后，李倧接受皇太极提出的17条投降要求，身穿青衣，带领群臣和长子李 、次子李淏、三子李滘等，出西城门，步行至汉江东岸三田渡，向皇太极称臣投降。皇太极先行班师，多尔衮奉命后行。多尔衮等人率领大军，携带大量财物，押着50万朝鲜俘虏，及世子李 、次子李淏的内眷、侍卫、宰臣等50 0余人，离开汉城往沈阳。由于人众物多，行军缓慢，走了70多天，直到四月中旬才全部回到盛京。从此，朝鲜永绝明朝，奉大清为正朔。多尔衮在“丙子之役”中牵制及消灭朝鲜东北诸道的兵力，攻占江华岛，因此他回到沈阳时，受到皇太极和诸贝勒大臣的隆重欢迎。
皇太极解决蒙古和朝鲜问题以后，便集中全力进攻明朝。崇德四年1639年二月，皇太极率军进攻锦州，拉开了松锦大战的序幕。崇德五年1640年六月，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锦州作战总指挥，并敕谕“将两翼兵暂行分驻，一断敌往来之路，一投诚人可乘便而来，一我兵易于收获，弗为敌乘间窃刈，其已收粮草，择坚固两处存贮”。可是，多尔衮来到锦州前线，没有贯彻执行皇太极围困锦州的方略，却下令每牛录甲兵三人还家一次，后来又允许每牛录甲兵五人、每旗章京还家一次，还下令把包围锦州的清兵后撤30里驻营，致使军心浮动，许多人逃回沈阳，明军乘机运大批粮草入城。皇太极得知后大怒，严责多尔衮说：“原令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今离城远驻，敌必多运粮草入城，彼此相持，稽延月日，何时能得锦州耶”。为了严肃军纪，以“不能防塞之罪”，免去多尔衮的职务，降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
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取代多尔衮为统帅，加紧围困锦州，调集几十门大炮，不断向城内轰击。明军锦州守将祖大寿派人突围向明廷求救。明崇祯帝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王朴、吴三桂等八总兵及副将率领步骑13万，火速驰援锦州。五月，洪承畴派总兵扬国住率部深入到松山境内，济尔哈朗作战失利，人马损伤甚众。皇太极将济尔哈朗去职，又一次命多尔衮为统帅，指挥松锦战斗。
七月底，洪承畴统领全部明军进抵锦州城南五里的乳峰山。多尔衮率右翼驻守乳峰山东面的东石门，命豪格率左翼驻守乳峰山西面的西石门，以围锦打援，阻止明军进入锦州城，由于城内外明军仅隔五里，清军反而陷入腹背受敌。多尔衮为了摆脱不利的形势，亲率骑兵“直冲汉阵，不利而退，清人兵马死伤甚多”。他便“退60里，分守各隘，上疏请兵”。
皇太极得知多尔衮急报请援的消息，率领援军，日夜兼程，奔赴锦州，到达锦州城北50里的戚家堡，立即派刚林往谕多尔衮，要他派兵“先在高桥驻营，俟朕至时，合围松山、杏山”。多尔衮向皇太极回奏：“今圣驾亲临，臣等勇气增倍，惟务进攻，但为国图功，敢陈一得。观明兵甚众，臣等先率兵围锦州，累经攻战，微有损伤，如再速战，恐力不及。顷皇上令屯营高桥，倘敌兵为我所迫，约锦州、松山兵内外夹攻，协力死战，万一有失，如之奈何。皇上即欲自高桥来援，亦必待胜负少分之后。今如暂驻松山、杏山之间则臣等大有益矣。"皇太极采纳多尔衮的建议，在松山和杏山之间横截大路，绵亘驻营，对乳峰山的明军形成反包围。洪承畴见形势不利，决定夜间突围逃往宁远，由于总兵王朴怯敌，未到全军约定的突围时间，率部先逃，致使明军大乱，遭到清军伏击。洪承畴突围未成，率领一万多人退守松山城。清军乘胜“行猎山野，并搜剿逋敌”，把逃亡和藏匿的明军全部收降。这次松山大战，斩杀明军53780余人，获马7444匹，甲胄9346件，另外，投海死亡的明军、马匹也以数万计。
清军虽然取得松山大捷，消灭了明军主力，但是松山、锦州、杏山三城仍为明军所据，关外的宁锦防线尚未彻底摧毁。因此，十一月初多尔衮又奉命往围锦州。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攻占松山，次日生擒洪承畴。三月初八，明锦州守将祖大寿见松山已破，粮尽援绝，解围无望，便出城至多尔衮营前投降，清军占领锦州。四月二十二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毁杏山城垣二十多丈，明守军不战而降。至此，明清松锦大战结束。此役历时三年多，多尔衮三次出任统帅，他是这次松锦决战取得胜利的有功之臣。
多尔衮从一名幼稚的少年成为千军万马的统帅，功名显赫的亲王，除了他“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的才智外，当然和其兄皇太极的培养重用是分不开的。皇太极曾对多尔衮说：“朕爱尔过于诸子弟，赉尔独厚”。多尔衮也曾对众人说：“太宗恩育予躬，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惟予能成立也。”多尔衮深得皇太极的信任，“凡所谋议，无不得参”，他确实是“助成大业”的开国功臣，其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都已跃居诸王之上。
拥戴福临并不甘心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突然患脑溢血暴逝。他生前未立嗣子，因此，在满洲贵族内部为了争夺皇位，发生了尖锐、复杂的斗争。
当时有力量争夺皇位的是睿亲王多尔衮太宗之弟和肃亲王豪格太宗长子。皇太极的遗体装殓后，双方的拥立者立即展开活动。皇太极生前自将的正黄、镶黄二旗将领拥戴豪格他又是正蓝旗主旗贝勒嗣位。图尔恪、索尼、图赖、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到豪格家中，“私相计议”，“欲立肃王为君”。图赖、索尼等六人又“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豪格欣然同意，派人四处活动，遣何洛会，杨善往告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需尔议”。济尔哈朗镶蓝旗主旗贝勒表示“我意亦如此”。
就在豪格为继承皇位积极策划的时候，多尔衮也在秘密准备夺取皇位。多尔衮和多铎统率的两白旗皆主张拥立多尔衮。多尔衮的同母兄弟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跪劝睿王，当即大位”，并说：“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我舅阿布太，及固山额真阿山曾有言，两黄旗大臣愿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耳，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多尔衮确实把两黄旗视为夺位的最大障碍，但对两黄旗中少数几人要立豪格，有些人欲立己为君的说法，不敢轻意相信。因此，多尔衮亲自到三官庙，单独召见两黄旗的代表人物索尼议册立，索尼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多尔衮看到索尼的态度十分肯定、坚决，已经意识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必然认真对待。
皇太极死后第五天，在停放皇太极棺柩的崇政殿，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议立嗣君。会场内外气氛非常紧张。当天凌晨，“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精锐内兵，即护军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同时对两白旗的行动严加戒备，摆出兵戎相见之势。会议开始，索尼、鳌拜首先发言，力主“立皇子”。这时，足智多谋的多尔衮以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旧制为由，命令大臣们退出会议，只召开诸王会议，索尼等人无奈，只好暂退。会场的形势骤然发生了变化，对多尔衮十分有利，因为阿济格、多铎皆能参加此会，成为他的代言人和支持者，而主张拥立豪格的势力却大大削弱了。
诸王会议上，礼亲王代善首先发言，他说：“虎口王豪格，帝之长子，当承大统”。接着，郑亲王济尔哈朗亦表示赞同。由于两位年长的亲王率先倡言，对会议有很大影响，形势有利于豪格。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豪格却做了一件蠢事，他对眼前的有利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想效法先王以谦让提高自己的身价，因此他说：“福小德薄，非所堪当”，于是“固辞退去”。这时“定策之议，未及归一”。会议陷入僵局。豪格看无人出来坚请嗣位，感到形势不妙，便指使两黄旗大臣举行武荐，于是“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因此，诸王会议围绕是否立豪格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阿济格、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多尔衮不敢冒然接受，“犹豫未允”。这时原先主张立豪格为君的代善、济尔哈朗的态度有些动摇。当多铎提出多尔衮“若不允”，“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立刻表示，“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碣，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而且心情不快地说：“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便起身离开会场。济尔哈朗亦认为豪格“性柔，力不能胜众，议遂寝”。
此时，多尔衮分析了形势，虽然在会场内他占优势，但是在会场外两黄旗将领剑拔弩张，如果处理不慎，就要发生火并。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便对诸王说：“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即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即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个方案，一则利用豪格的谦词，否定了立豪格；二则提出立六岁的福临为帝，以满足两黄旗大臣欲立皇子的要求；而且让济尔哈朗与己共同辅政，削弱了豪格的支持力量；同时表明自己无嗣君之意，从而提高在诸王贝勒大臣中的声望；而福临年幼，便于自己控制弄权。多尔衮立福临为帝的意见为多数人赞同，一场继统危机暂时宣告结束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对多尔衮最有利，既打击了对手，又获得了实权。这时代善说：“天位不可久虚，伏观大行皇帝的第九子福临天纵徇齐，昌符协应，爰定议同心翊戴，嗣皇帝位。我们当共立誓书，昭告天地”。于是诸王宗室、文武大臣皆对天宣誓，忠于新帝。最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作为辅政王亦向天发誓说：“兹以皇上幼冲，众议以济尔哈朗、多尔衮辅政，我等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虽然诸王贝勒大臣都宣誓拥戴福临为帝，但是“群情颇不悦”，争夺皇位的斗争在各个势力集团之间仍然继续发展。
多尔衮首倡立福临为帝，可是深憾自己未能登上皇位，不甘心就此罢休。宣誓后的第三天，硕托代善之子、阿达礼代善之孙，图谋推翻成议，拥立多尔衮为君。阿达礼“往谓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日：王正大位，我当从王”。接着硕托“遣吴丹至和硕睿亲王所，言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为君”。当时多尔衮对这种“扰政乱国”的行为没有阻止揭发，而是默许认可。所以他们更加大胆，四出活动，阿达礼先去拉拢济尔哈朗，然后两人又去见代善，耳语说：“众已定议立和硕睿亲王矣，王何嘿嘿”。代善立刻指出：“既立誓天，何出此言?更无生他意!”于是很快揭发了此事。当多尔衮得知硕托、阿达礼等人的活动已经暴露，“惧罪及己”，不得不出来“揭发”，并杀人灭口，未经审讯，当天晚上就将二人“露体绑缚。并其俊王即阿达礼母及小退即硕托妻即缢杀之”。吴丹以同谋者，并被处死。这次多尔衮阴谋夺取皇位．未能得逞，但正暴露其心迹。
统率八旗劲旅入关
福临即位后，多尔衮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清的实际统治者和最高决策人。当时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中原大地，规模之大，威力之猛，都是空前未有的。于是多尔衮继承了其兄皇太极欲联合农民军，消灭明王朝，建立全国统治政权的战略方针。顺治元年1644年一月．他派遣迟起龙等人为使者，入关给农民军将领致书，希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可是伫待多日，不见回音。这时，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启奏：“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蘖，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他适时而全面地分析了形势、任务和策略，提出改变原先企图联合农民军灭明的方针，请求派兵火速入关，攻占明都北京。
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四月初九，他统领满、蒙、汉三军，约14万人马进关。十一日，多尔衮行至辽河时，得到探报，方知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王朝被推翻了。这时他感到进退两难，便征求熟知关内情况，对农民军颇为了解的明降将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坚决主张入关。他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进军方案，以农民军为主要敌人，以北京为主要攻击目标，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民军手中夺取胜利果实。多尔衮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决定继续进军，由内蒙入关，攻打北京。
十五日，多尔衮师抵翁后今辽宁省阜新境内，遇见退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派来的使臣杨坤、郭云龙二人，并带来乞援的书信。吴三桂在书中向多尔衮请求说：“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关等处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极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多尔衮收到此书，认为这是清军入关的大好机会。他对吴三桂的乞援“大喜许诺”，应允出兵，但是对来书中有两点是不同意的：一是所谓“泣血求助”，意味着向清借兵而不是归降；二是要清军“直入中协西协”，却不许从山海关合兵进京。多尔衮明知吴三桂对清存有戒心，但是他想利用吴三桂乞援的时机，能够迅速进关，所以没有同吴三桂商量，便改变了原先想取道内蒙，由密云进攻北京的计划，而是由义州辽宁省义县南下，直趋山海关，迫使吴三桂投降，控制关镇战略要地。多尔衮给吴三桂复书，表示同意出兵，但要他降清：“伯即吴三桂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吴三桂收到来书后，看到李自成大军压境，只好向多尔衮的逼降让步，请求火速救援。二十日，多尔衮率军到达连山，见到吴三桂遣使送来的书信，信中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还说：“贼兵已朝夕且急，愿如约，促兵以救”。多尔衮对来书中“愿如约”三字的内容含意是心领神会的，说明吴三桂表示愿意降清。此外，他从信中得知山海关军情紧急，一旦为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后果难以逆料，遂统领大军，日夜兼程奔赴山海关。据《沈馆录》记载：“九王即多尔衮即发驰行，……一行皆未及打火矣，达夜疾驰，人马饥渴，黄埃涨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二十一日，……至关15里许，日已昏黑，屯兵不进，一昼夜之间行200里矣”。
当多尔衮率领八旗劲旅赶到关门外。李白成率领的农民军已于这天早晨比清军抢先到达山海关，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军对阵。山海关形势险要，它是以关城为主体，四面各有辅城互卫，同附近的长城、城堡、墩台，关隘等组成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李白成为了迅速占领山海关，一方面命唐通率领一支人马，出九门口即一片石，企图切断吴三桂与清军的联系，以防止他降清；另一方面令吴襄吴三桂父亲阵前下书劝降。吴三桂不从。李自成命令农民军向吴军发起进攻，很快突破吴军的石河防线，包围了山海关。
吴三桂见势不支，急待清军速援。此日傍晚．多尔衮率军进抵山海关外15里处，观察关城的局势。这时得到“吴三桂哨骑来报，贼已出边立营”。多尔衮派兵迎战，在一片石打败唐通，唐通率残部退入长城内。多尔衮率军来到离关城二里的威远台堡，“高张旗帜，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营觇之。三桂复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信。请之者三，九王始信，而兵犹未即行”。这显然是多尔衮对吴三桂施加压力，所以吴三桂只好出关，来到清营。多尔衮在大帐中接见吴三桂，并迫使他投降。吴三桂在个人私利驱使下，向多尔衮剃发称臣，投降了清军。此时突然得到探报，北翼城部分吴军哗变，投奔农民军。多尔衮命吴三桂先行，并对他说：“尔回可令尔兵各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随后，他率军进入关城，英郡王阿济格等率左翼入北水门，豫郡王多铎等率右翼入南水门，时值大风扬尘，咫尺不见，入关的清军隐蔽在关城之下。多尔衮告诫众将说：“吾尝三围彼明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人者”，因此“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即农民军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可成”。多尔衮“不肯先与自成轻战”，故命吴三桂为前锋，一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觇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渔人之利”。
这时李自成知道山海关易守难攻，想诱吴军出关城野战，一举歼灭。因此停止攻城，把10万大军自北山横亘至海，沿石河西岸一字摆开列阵，作战时可以首尾相顾。身经百战的多尔衮观看李自成的布阵后，决定避免同农民军对阵作战，而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发动出敌不意的突然袭击。他说：“我军可向海对贼阵尾，鳞次布列，三桂兵可分列右翼之末”。多尔衮选择关城以南石河口一带为突破农民军的战场。一则这里离李白成中军大帐最远，是个薄弱之处；二则这里东南临海，又是平阳开阔地，便于发挥清军骑射的威力。他为了暂时不暴露清军参战，并保存八旗兵的实力，派吴三桂率领部众打先锋，以吸引农民军主力来战。吴军在龙王庙和谭家颇罗地区同农民军交战。吴三桂陷入重围，多次突围未成，面临全军败灭的危险。此时，多尔衮认为时机已到，命阿济格、多铎等统领两白旗，“以二万骑，自三佳阵右突入，腾跃摧陷”。战局立刻改观，农民军遭到清兵突然攻击，反而处于清军和吴兵的包围与夹击之中，清吴联军以全力冲杀，把农民军压向海边，战斗十分残酷，史料记载说：“一食之顷，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骑贼之奔北者追逐20里至城东海口，尽为斩杀之，投水溺死者亦不知其几矣”。
这时李自成骑马按辔立于高岗之上，“见白旗一军，绕出三桂右，万马奔腾，不可止。自成麾后军益进”，准备火速驰援。但是，他身边有一僧人告知，“此非吴兵，必东兵即清兵也，宜急避之”。李自成虽经南征北战，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可是此次却没有从战争全局考虑，自己策马先逃，动摇了军心。他率领残部退至永平，在范家店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斩首示众。然后继续西撤，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二十九日在武英殿仓卒称帝，三十日凌晨率部退出北京。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军进入北京。清军取得山海关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是定鼎燕都关键性的一仗，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由胜转衰，开始走上失败的道路。
开国创业的不凡气度
多尔衮率军占领北京以后，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清朝、大顺、大西和南明三种政治势力鼎足的局面，在原有的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为了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多尔衮以“除暴救民”、“复君父仇”为号召，以此争取、笼络汉族官僚地主，扩大清统治的阶级基础，实行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坚决镇压农民起义军。
早在山海关大战胜利的当天，多尔衮就对诸将说：“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次日，他有意避开满汉民族关系问题，命汉人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署名，向故明官民宣称：“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又令吴三桂以他的名义出示榜文：“照得逆闯李白成戕主贼民，窥窃神器，滔天罪恶，磐竹难书。荷蒙大清朝垂念历世旧好，特命摄政王殿下大兴问罪之师，怀绥万邦， 用跻和平之诚。……为此示仰一带地方官生军民人等，务期仰体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投诚皈命，各安职业，共保身家，毋得执拗迷谬，自罹玉石俱焚之惨”。由于多尔衮利用汉人范文程、吴三桂宣传清的功绩及其政策，因此消除了许多汉族官僚地主的疑虑，把清军视为仁义之师，所以多尔衮率军向北京进发，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反抗，“自山海以西各城堡文武将吏，皆争先奉表迎降”。
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故明文武诸臣皆出迎五里外，多尔衮入居武英殿，下令禁止兵士入民家，宣布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似以原官录用”，“罐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朱姓各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如恩养”。又下令军民为明崇祯皇帝服丧三天，发丧安葬，并遣官祭明诸帝，以此安抚明官吏。这些措施，表现了清入主中原、开国创业的不凡器度，收到很好的效果，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官僚士绅纷纷归顺清朝。
到了六月，清廷议定迁都北京，以示新王朝建立全国政权的标志。可是在清的诸王中却有人不同意迁都，实际上是反对统一，愿意继续割据辽东。英王阿济格对多尔衮说：“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多尔衮严厉批驳阿济格说：“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这时顺天巡按柳寅东进言：“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多尔衮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先平西北，次定东南，以实现统一全国的战略总方针。
十月，顺治帝“定鼎燕京”后，多尔衮命令南北两路大军进攻农民军，北路主帅阿济格，取道内蒙，经陕北，趋西安。南路统帅多铎，渡孟津，下陕州，克灵宝，破潼关，攻占西安。阿济格、多铎两军在西安会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退出西安，逃往商洛地区。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多尔衮得知胜利的捷报，认为“攻破流贼，大业已成”，命多铎把追歼李自成农民军的任务交给阿济格，回军南下，征讨弘光政权。
早在清军进入北京不到半个月，麕集在江南的明朝官僚地主，扶植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这个弘光政权是以“讨贼复仇”为宗旨，企图要地主阶级“戮力劻勷，助予敌忾”，与农民军为敌。因此，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军，弘光把他视为功臣，封他为蓟国公，赐银5万两，米10万石，以示嘉奖。以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一批大臣，幻想联合清军共同进攻农民军，于是六月中旬，他给弘光帝上《请遣北使疏》，提出“联清讨贼”的主张。朱由崧接受了史可法的意见，派遣左懋第、陈洪范、马绍愉等人，北上与清议和。七月十八日出发，十月十二日到达北京，以割地、岁纳白银10万两等为条件，请求清军不要南下，希望联合镇压农民军。
多尔衮对弘光政权的态度有个变化过程，开始对其竭力安抚，避免冲突，以稳定新占领区的社会秩序，集中力量进攻农民军。所以，六月十五日多尔衮在给江南的诏书中说： “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悖睦邻之谊”。这显然是麻痹南明弘光政权的一种策略。到了七月份，因为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为清军占领，因此对弘光政权的态度有了变化。多尔衮在七月二十七日致史可法书说：“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羁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乎?……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此书很清楚就是要弘光降清。可是九月十五日，史可法在复书中不提归降一事，却大谈联合灭“贼”，他说：“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陇。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泉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此时，多尔衮对史可法提出的“合师进讨”和弘光使臣许以“割地纳银”都不感兴趣，他的目标是要消灭割据的弘光政权，统一东南诸省。
因此，当多铎攻占西安后，多尔衮便命他率军进攻南京。盘据南京的弘光小朝廷十分腐朽，朱由崧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军政大权控制在阉党马士英、阮大钺等人的手中，他们打击异己，以权谋私，江南广大人民恨之入骨，许多人对清朝廷“致望改革”。另外，原先一些北方的明朝官吏投奔弘光政权，来此后大失所望，纷纷北上降清，例如王崇简、王熙父子等人。因此，清军南下比较顺利，顺治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多铎率领清兵破扬州，史可法被擒杀。五月十五日，清军占领南京，朱由崧逃至芜湖就擒，弘光政权灭亡。随之清军连下常州、苏州、太仓、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
自清军入关到攻占南京，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多尔衮打着“除暴救民”，“复君父仇”的旗号，实行笼络汉族官僚地主、坚决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政策，以此来冲淡和掩盖满汉民族间的差异与矛盾，统一事业取得很大成绩，黄河以北，及江南地区已归顺清朝。但是，到了五月底，多尔衮出于狭隘的民族意识，采取了强行剃发这一落后、野蛮的措施，激起一部分汉族地主的反抗。六月十五，多尔衮不顾许多汉官的反对，悍然颁布严行薙发令，宣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薤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并且还规定，“复有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真可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种强迫剃发，是对汉族传统习俗的破坏，无疑是野蛮的民族压迫，使原先顺利推进统一的大好形势发生了突变。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因此，剃发令激化了民族矛盾，爆发了遍及清统治区的反剃发斗争。多尔衮颁行“瘫发令”，是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对清初社会影响非常深刻，产生了不好的社会效果，在客观上直接促使大顺军、大西军联明抗情，从而形成了全国抗清斗争高潮，推迟了清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正如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所言：“剃发令下，而故臣遗老之遂命抗拒，劳王师者十有余岁”。直到康熙亲政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缓和了民族矛盾，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摄政七年的行政得失
多尔衮摄政七年间，从辽东进入中原，基本上占领了黄河上下，长江南北的广大地区，人口约四五千万。他面临的新问题，最主要的是对新占领区的汉族如何进行有效统治，及随军入关的满族官民怎样解决生计。颇有雄才大略的多尔衮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承明旧制。早在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参照明制，设置了掌管国家政务的内三院、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等机构。多尔衮入据北京后，继续沿袭明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套政权组织。多尔衮把“三院八衙门”作为清初中央机构的核心，他仿效明朝内阁，使其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于是按照内阁的模式改革内三院，提高它的权力和作用。顺治二年1645年，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称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宏文院，大学士兼领六部尚书衔。六部是中央的政府机关，各部原由诸王管理，尚书从满洲官员中任命。顺治五年1648年，增设六部汉人尚书，满汉兼用。顺治六年1649年，取消诸王掌管部务的权力，由尚书、侍郎主持其事，皆为满汉兼用。同时，沿袭明朝旧制，增设了通政使司掌受内外章疏，中书科掌缮写册文诰敕，太常寺掌坛庙祭祀，光禄寺掌典礼筵席，鸿胪寺掌朝会与国家宴会赞导礼仪，国子监掌国学政令，詹事府掌讲读牒奏，钦天监掌观测天文气象和编制历书，太医院掌医药事，太仆寺掌牧马事务，六科掌勘察官府公事，五城察院掌稽察京都地方，大理寺掌平天下刑名，銮仪卫掌皇帝车驾仪仗等。地方机构除了各省督、抚，司、道、府、厅、州、县之外，尚有学政、盐务、漕运、河道、关税等衙门。这一套国家机器迅速开动运转起来，对加强新政权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作用，确实是明智之举。
——重用汉人。多尔衮认为“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故帝王图治，必劳心于求贤”，入关后百废待举，“治理需人”，多尔衮深知非汉人不能治理汉人，于是重用汉人为清服务。
首先，他对明朝降官，皆以礼相待，一律加官进爵，有的委以重任。对这些汉官过去的敌对行为“不必苛求”，只要他们拥护清王朝，实心任事，就给予信任。在决定军国重大事情中，更倚重汉官出谋献策，如范文程、洪承畴、冯铨、陈名夏、金之俊等人。在中央国家机关中，有些部门只有满官，但是很快增设汉官，使之满汉兼用。尽管满官掌握大权，可是汉官人数不断增加，他们有统治经验，因此所起的作用往往超过满官。而地方上的督、抚、司、道、府、厅、州、县的官吏，都是由汉人担任，其中大部分是降清的汉官。
其次，他为了笼络和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决定恢复科举制度。顺治元年十月初一，在福临的登极诏书中宣布：“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省直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凡举人不系行止黜革者，仍准会试。各处府州县儒学食廪生员，仍准给廪。增附生员，仍准在学肄业，俱照例优免。……京府并省直各府州县学廪生贡额年分不等，今正贡准改恩贡，次贡准改正贡，每处贡二名，止行一年，后不为例。有才华出众、孝悌著闻者，不拘廪增附学，俱许提学官特荐试用。前朝文武进士、文武举人仍听该部核用”。二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因该地“近有借口薙发，反顺为逆者”，建议清廷“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大学士范文程也说：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八月，下令开科取士，仍依明朝旧制，分天下乡试为15榜，所定中额为1428人。三年三月，在京会试天下举人。四月，举行殿试。乙酉科，仅顺天乡试“进场秀才三千“：使多尔衮惊叹：“可谓多人!”又如己丑会试，“中式四百人，阁臣七人典试，前代未有”。可见，多尔衮开科取士，“而士之怀才抱器，毅然思有所表见于当世者，靡不由是以进矣”。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也加强了满族统治者的统治力量。
——革除弊政。清入关后，大批明朝官吏降清被留用，其中许多人恶习不改，依然贪污枉法，鱼肉百姓，正像部察院左副都御史刘汉儒指出的：“积猾老蠹，枭张虎噬，人莫敢谁何。或指盗以诈良愚，或包讼以陷无辜。室中之藏可窥也，立地便起风波。睚眦之恨欲报也，觌面即加锋刃，一票到手，百姓股栗，倾家破产，比比皆然，民有愿死见阎罗，而不愿生逢皂衣者’：多尔衮认为这样下去“仍蹈明朝故辙”：所以在福临登极诏书中规定：“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同时又宣布：“有司征收钱粮，止取正数，凡分外侵渔、秤头、火耗，重科加罪，巧取于民者，严加禁约，违者从重参处”。以后曾多次重申上述内容，并严惩了一些不法之徒，使清初的吏治得以整饬。
另外，明末统治者为了辽左用兵和镇压农民起义，实行三饷加派。万历末年，全国田赋每亩加银9厘，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再加3厘，共加派1分2厘银，总计660万两，称之“辽饷”。崇祯十年1637年，每亩又加粮6合，每石折银8钱，共增银280万两，称之“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年，每亩再加银1分，共加增730万两，称之“练饷”。以上三饷加派，共增饷银1670多万两，加派大大超过正赋。三饷之外，还有各种私派，使得民不聊生。因此，多尔衮下令废除明末加派私征，他说：“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20余年，近者10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通同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他在福临登极诏书中还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卖等项，悉行蠲免”。这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得到百姓的拥护，对安定民心起了积极作用。
——尊孔崇儒。多尔衮进入北京以后，许多降清汉官上疏说：“自古圣帝明王教育海内，未尝不以崇祀先圣为兢兢也”，建议“崇儒重道”。多尔衮接受他们的意见，很快遣官祭祀孔子。是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定鼎登基的第二天，即封孔子第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仍袭衍圣公。顺治二年，清廷给孔子定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多尔衮还亲自到孔庙行礼。三年四月，又下令修饰沈阳孔庙，规定每年二月和八月上句丁日遣大学士祭祀孔子，作为定例。这种尊孔崇儒的活动，表示满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尊重，无疑受到汉族士大夫的欢迎。
此外，多尔衮为了消除汉族历史上否定少数民族王朝的华夷思想，大力宣扬满汉一体，奖励满汉通婚，皇帝可以选汉女入官为妃，满汉官民亦可相互婚娶。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又规定“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这种满汉通婚的政策，尽管当时满汉之间的嫁娶不是很普遍，但是对缓和满汉矛盾，融洽民族感情起了一定作用。
——跑马占地。清朝定都北京后，大批满族官民随之迁入关内，分布在北京及京畿地区。多尔衮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便把在关外实行的“计丁授田”移植到关内，于是开始大规模圈占土地。顺治元年十二月，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来诸王各官兵丁，及现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这里所谓近京民人无主荒田和明朝贵族无主田地，实际上大部在农民战争中已重新分配，为贫苦农民所占有，许多土地不是无主而是有主。因此，多尔衮下令圈占土地，就是从农民手中夺取田地。他摄政七年，掀起三次圈地高潮，根据《直隶通省赋役全书》统计，从顺治元年至七年，共计圈地约200400余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l／14，分布在顺天、永平、天津、保定、河间、宣化、易州等42府州县内的广大地区。
当时朝廷派出官员，骑在马上，拉开户部发的绳索，纵马圈占良田，俗称“跑马占地”。按照上谕规定，被圈占的田地上，“满汉分居，各理疆界”，实际上就是把汉族农民赶出家门，所以“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清廷为了解决失地汉民生活问题，采取“拨补”的办法，“拨补”的土地多在外府州县，而且都是碱薄沙地。这些人“离其田园，别其坟墓，甫种新授之田，庐舍无依，籽种未备”，人生地疏，生活无着。由于清朝统治者圈占了大量田地，分给王公贵族和旗下官兵，编庄耕种，可是缺少劳力，便实行逼民“投充”的政策，招收有地或无地的农民为其役使，这些人不愿离开故土，为了得到满洲贵族和官兵的保护，纷纷投充旗下，充当奴仆。依据《直隶通省赋役全书》统计，多尔衮主政期间，投充人数为九千九百多丁，连同家口约有数万人，投充旗地为三万一千多顷。而多尔衮本人就收投充人一千四百多名。
清朝统治者圈地编庄，推行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必然使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发生大批奴仆的逃亡，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逃人”问题。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谕兵部说：“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多尔衮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制定了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他说：“自人主以来，逃亡已十之七八，不严此令，必至无复一人”，实际情况是究治愈力，逃者愈多。尽管“逃人法”十分严厉，可是颁行将近三年，满洲官兵仍纷纷控奏，他们的奴仆“今俱逃尽”，可见此法没有解决问题。奴仆大批逃亡，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农奴制，促使向租佃制过渡。
觊觎帝位和“太后下嫁”
福临即位后，多尔衮摄政，独揽军政大权，成为不是皇帝的皇帝，但是他不满足，想要夺位当真正的皇帝，因此在满洲贵族内部又展开激烈的斗争。
多尔衮挟制幼帝福临，并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夺位称帝准备条件。首先是打击政敌。多尔衮认为豪格是太宗的长子，得到两黄旗将领的支持，另外济尔哈朗与己不睦，亦是辅政，地位相当，这两人是自己夺位称帝的绊脚石，决心要把他们搬掉。他对两黄旗的将领谭泰、图赖、索尼等人，进行分化、拉拢，使之“率二旗附和硕睿亲王”，皆背离了豪格。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济尔哈朗“府第逾制，罚银二千，罢辅政”。七月，“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并说： “今和硕郑亲王已经停罢，止令辅政德豫亲王与闻”。不久，又罗织济尔哈朗十几条罪状，把他降为多罗郡王，罚银5000两。早在顺治元年四月，多尔衮以豪格“图谋不轨”，将其削去王爵，夺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5000两，废为庶人。到了十月，因豪格仍有很大势力，故恢复他的王爵。三年正月，多尔衮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往四川镇压张献忠大西军。五年二月，豪格凯旋回京，没有举行盛大欢迎，只是在太和殿宴劳。三月，多尔衮以豪格“徇隐部将冒功，等微小罪名，将他幽禁，没收全部财产。因此，豪格忧愤填膺，不数日，死于狱中。紧接着，多尔衮遂兴大狱，对反对自己的一些开国功臣及其子弟横加罪名，或下狱，或被诛。至此，他的许多政敌，有的被收买，有的遭打击，有的被杀害，于是为夺权称帝清除了障碍。
其次是扩大权势。多尔衮根本不把年幼的顺治帝放在眼里。顺治即位后，多尔衮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削弱诸王贝勒的权力，便停止他们议政和兼理部务的制度。不久又宣谕，以后诸大臣奏事先奏睿亲王多尔衮，这样满汉大臣都要受命于多尔衮，一切权力皆集中于他一身。顺治元年四月，多尔衮在取得山海关大战胜利后的第二天，“始称摄政王”。五月二日，多尔衮进入北京城时，“乃命以卤簿列王仪仗前，奏乐，拜天，复拜阙，乘辇，升武英殿。明将吏入谒，呼万岁”，俨然成了开国帝王。十月，顺治帝定都北京，颁即位诏于天下，“以多尔衮功多，加封为叔父摄政王”，建碑纪绩。二年五月，又以“称号必须正名”为理由，改称“皇叔父摄政王”。是年还命令史官按照帝王礼制为他记摄政王起居注，并且私制御用服饰，以皇帝自居。三年五月，多尔衮“以信符收贮大内，每经调遣，奏请不便，遂贮王府”，他把王府视为朝廷。同时在礼仪制度上也突出他的特殊地位，当时规定皇帝的仪仗是20种，辅政王是15种，亲王是15种，郡王是儿种，贝勒是9种，可是多尔衮却是20种，种类多于辅政王、亲王、郡王、贝勒，与顺治皇帝相同，只是在一些种类的数量上少些。四年十二月，多尔衮因“体有风疾，不胜跪拜”，故免去他跪拜之礼。五年十一月，他以皇帝的名义下诏日：“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他酷爱围猎，礼部议定有摄政王出猎的礼仪。到此，多尔衮的政治地位极高，一时“大权在握，关内外咸知有睿王一人”。
就在多尔衮紧锣密鼓，准备夺位称帝之时，却发生了“太后下嫁”一事。太后即孝庄文皇后，顺治帝的生母，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布不布泰，为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她聪明能干，自幼“无他玩好，而独嗜图史”，颇谙“治国之道”。早在太宗皇太极时期，她就“赞助内政，越既有年”，“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皇太极死后，当多尔衮与豪格叔侄争位时，足智多谋的孝庄文皇后，也不甘心袖手旁观，听人摆布。她施展巧妙的政治手腕，笼络各方力量，求得同情与支持，最后使福临登上皇位。
福临即位，满洲贵族各派政治势力暂时得到平衡。年幼的顺治帝不仅受到他们的控制，而且随时都有被废黜的危险，这一威胁主要来自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初年，孝庄文皇后目睹多尔衮打击异己，扩大权势，明目张胆的要发动宫廷政变，企图夺取皇位的阴谋。她为了对付这种危急的形势，保住儿子福临的帝位，便抓住多尔衮生活放荡的弱点，依照蒙古族和满族“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的习俗，下嫁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帝则成为多尔衮的养子，以此来缓和矛盾。这显然是一桩政治婚姻，目的是要遏制多尔衮，保护顺治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缓和阻止多尔衮夺位称帝的作用。因此，多尔衮虽然积极准备篡位，但是考虑到父夺子位的社会影响，所以始终未能如愿。他为此心中不快，身体多病。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多尔衮在这一场企图夺位称帝的斗争中，是个失败者。
行猎塞外，坠马致死
多尔衮自幼身体瘦弱，患有风疾即高血压，心脏病，由于他经常驰骋疆场，冲锋厮杀，再加上政务繁忙，紧张工作，以及溺于女色，纵欲无度，致使病情日益加重。顺治二年。多尔衮自感身体不佳，他说： “今国家多事之时，……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年齿渐增，每遇冗杂无间之事，心辄燥懑。去岁乍抵燕京，水土不调，为疾颇剧，今差健胜，然亦未尽愈也。”可见他病魔缠身，许多事情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下令以后“章疏都须捡择切要者以闻”，不许有“浮泛无据”之辞，以免“徒费精神”。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多尔衮“以有疾不乐”为由，实际上因风疾引起心情焦躁不安，此时理应静心休养，他却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出边围猎。时值初冬，塞外气候寒冷，又骑马追猎，对他“素婴风疾”的身体十分不利。因此，有一次他可能是风疾发作，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把膝盖跌伤，只是“涂以凉膏”，尽管“太医傅胤祖谓其非宜”，但是没有抓紧时间进行治疗。这天多尔衮仍骑马围猎，发现一只老虎， “时王创甚，勉发三矢，度不自支”，回到喀喇城。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死，终年39岁。据外国传教士记载，说他“八成是因打猎跌伤致死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由于堕马摔伤，促使风疾加重，最后死于心血管病。
多尔衮的死讯传到京城，满朝震惊，顺治帝下诏“臣民易服举丧”。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福临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更易缟服，到东直门外五里去迎接。顺治帝发下《摄政王多尔衮薨逝诏书》，称：“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以疾上宾，朕心催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福临又下诏，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元妃为“义皇后”。多尔衮生前未能称君，死后却尊为帝，这对具有强烈帝王欲的多尔衮来说，可能是一种奇妙的安慰。
多尔衮死后两个多月里，满洲贵族内部发生两件大事：一是阿济格企图发动政变，据谈迁的《北游录》记载，多尔衮临终前，“召英王语后事，外莫得闻”。但是从英王阿济格种种诡秘行动分析，可能对摄政王权力的交接有所安排，此时多铎已死，阿济格是最亲信的人，要他继承自己的地位。因此，阿济格积极“计图摄政”。当多尔衮死时，阿济格姗姗来迟， “旋即归帐”，晚上“诸王五次哭临，王独不至”，可见他在紧张秘密策划，无心关怀丧事。此时顺治帝尚不知多尔衮死讯，阿济格“即遣300骑驰入京”，企图逼官夺权。但是大学士刚林“知其意，立策马行日夜驰700里，先入京，闭九门，遍告宗王、固山等为备。俄300骑至，皆哀甲，尽收诛之，英王未知也”。然后“诸王遂拨派兵役监英王至京”，将他逮捕问罪，粉碎了逼官摄政的阴谋。
二是苏克萨哈等首告多尔衮“谋篡大位”，接着济尔哈朗、满达海、博洛、尼堪及内大臣等揭发说：“昔太宗文呈帝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逮后多尔衮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呈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僭拟至尊。擅称太宗文皇帝序不当立，以挟制皇上。抅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收其财产。更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闻，伏愿重加处治”。
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二十一日，福临诏示中外，公布多尔衮的罪状，指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据外国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当顺治帝“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过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即多尔衮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并且把睿王府废了，还将多尔衮的亲信大批处死或贬革。
100多年以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弘历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寻即奉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狱，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其五世孙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茔墓。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
简短的结语
多尔衮是清开国时期的一个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入关前他是太宗皇太极的得力助手，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建立许多战功，成为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他继承了太祖、太宗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遗愿，辅佐年幼的顺治帝建立清王朝，是清开国的第一大功臣。
多尔衮摄政期间，在用人行政方面，他承明旧制，重用汉人，革除弊政，对稳定清初社会秩序有积极作用，应予肯定。但是，他强制推行圈地、投充、逃人、剃发、易服等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使清初社会矛盾，由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为主，延缓了统一的进程，给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应予否定。
主要参考书目：
《清太宗实录》。
《清世祖实录》。
《太宗文皇帝日录残卷》。
《明清史料》丙编。
《八旗通志初集》。
《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28年版。
《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
《多尔衮摄政日记》。
谈迁：《北游录》。
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
《史可法集》。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
徐珂：《清稗类钞》。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九册。
朝鲜《沈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