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名载湉，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的槐荫斋。其父奕譞是道光帝旻宁第七子，其母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载湉生在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同治帝病故之后被指定继承皇位，成为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九代皇帝，建元光绪。他在位34年，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病死，终年38岁，庙号德宗，葬于河北易县崇陵。
毓庆宫接受的帝德教育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子夜，北京城寒风凛冽，万籁俱寂。位于城西南隅的太平湖畔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醇王府门前排满了仪仗，挤满了人群。上至亲王、军机大臣，下至步军统领的堂官与士卒，一个个穿戴整齐，站班恭候。灯火将太平湖水映的通红。还在睡梦中的载湉被人叫醒，穿上由大内送来的很不合体的龙袍，然后被抱上在门外恭候的暖舆。接着，这一支担负重大历史使命的队伍开始朝皇宫进发，穿过端门、午门，直到乾清门外才停了下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载湉继承同治帝登上皇帝的宝座。
入宫的第二年，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官就读，由学问渊博、颇著声名的翁同龢、夏同善等授读。有清一代，皇子读书抓得最紧，历朝均如是。所不同的是，光绪读书时已不是皇子而是在位的帝王。幼年的光绪帝，常常是睡意朦胧中被太监送往毓庆宫。既入书房，读诗作文，每日皆有课程，除了汉文功课外，还有满洲师傅教授满文以及练习骑射等事，忙忙碌碌，薄暮始休。
枯燥乏味的书房生活是一般的少年儿童难以忍受的，更不用说贵为天子的光绪了。幼年无限的乐趣全部被艰涩的说教所代替，因此，在毓庆官里不时有些风波。为了摆脱清规戒律的束缚，幼年的光绪也有过不少次反抗，有时竟闹到把课本抛在地上，半晌不开口念书的地步，然而，这些反抗终归是无济于事。为了平息书房的风波，慈禧曾下令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到毓庆宫常川照料。天长日久，终于使小皇帝变得服服帖帖了。他不但适应了单调的学习生活，而且竟有些着迷。
每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六月二十六日，是光绪帝自己的庆寿活动。除此之外，宫中还有春节、端阳、中秋等重要节日的庆祝活动。每逢遇到这种喜庆的日子，或是在大内，或是在西苑，照例要张灯结彩，唱戏庆贺。宫中锣鼓喧天，欢声笑语，光绪却不管这些，黎明即“到书斋朗诵书史，作字，未尝间断”《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三年正月初六或是在别人看戏时，他“略一瞻瞩，便至后殿读书写字。”他对翁师傅说：“钟鼓雅音，此等皆郑声，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同上书，光绪二年十月十二日甚至于连皇太后也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同上书，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不难看出，幼年的光绪帝已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光绪帝即位的时候，清王朝已经是内外交困、百孔千疮。幼年的光绪帝在毓庆官所受的教育与熏陶，与他一生的事业和坎坷的命运都结下了不解之缘。
帝德教育是毓庆宫的必修课。翁同龢将《孔子家语》中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论说．当作座右铭向光绪帝灌输。因为只有懂得了这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才能为在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筹划补救之策。因此，在光绪帝早期思想中，“民惟邦本，兢兢求治”的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批评历代帝王“或耽于安逸，或习于奢侈，纵耳目之娱而忘腹心之位者”，是造成水覆舟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当皇帝的只有爱民，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人君只有孜孜求治，才会使天下臻于太平。他在早年的文章中写道：
“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日我饥之；一民寒，日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乙酉年御制文·跋苏轼喜雨亭记》，故宫博物院藏钞本，下同
从这种认识出发，光绪帝很厌恶官吏巧立名目，对人民实行盘剥。他反对“用度奢靡，漏卮不塞”，认为“剥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他十分强调节用民力与藏富于民。他在一篇评论唐元宗理财的文章中写道：“善理财者，藏富于民；不善理财者，敛富于国；国之富，民之贫也。……以帝王之尊，而欲自营其筐箧之蓄，其为鄙陋，岂不可笑也哉。”
光绪帝的这种爱民思想，在他早年的诗作中也有充分的反映：当这位少年皇帝漫步在太液池畔，欣赏着清光千里的明月时，他联想到“畿辅民食尽，菜色多辛苦”，并进而发出了“遥怜村舍里，应有不眠人”的感叹!还有一次，当他在冰艋竹簟、云淡风轻的荫清斋里独坐纳凉之时，居然能够想到“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还发出“荷锸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的同情呼声。甚至在大雪纷飞、寒风凛冽的严冬，他端坐在温暖如春的殿堂里，而思绪却飞向了寒舍，飞向了茅棚。他写了一首《围炉》诗，抒发了当时的思想感情：
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
惟有深官里，金炉兽炭红。
少年光绪帝自己养尊处优，居然能想到老百姓的困难，并且将官廷的奢侈豪华的生活同贫苦百姓相比较，虽然想法是简单、幼稚的，然而却又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爱民求治思想外，光绪帝在毓庆宫还树立了“求贤若渴，破格用人”的观念。在选用人才问题卜，他认为，天下之大，绝非一人所能治，“必得贤人而共治之”，他不主张把一切权力部集中存皇帝一个人手里，而是认为“权者，人君所执以治天下者也。人君无权，则天下不可得而治，然使权尽归于人君，而其臣皆无权，则天下亦不可得而治。”这种认识虽然与西方的民主思想还不是一旧事，但是他反对权力过于集中。把选贤任能当作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兴衰存亡的一件头等大事，无疑是正确的。
光绪一反论资排辈、循资提升和以门户取人的陈腐观点，极力主张循名责实，破格拔擢和惟才是举。他非常精辟地指出：“用人之道，不拘资格，惟其贤而已矣。其人贤，即少年新进，亦不妨拔举之；其人不贤，既阅历已久，安得不除去之?此朝廷用人之权衡也：’光绪：《乙酉年御制文·停年格论》。他对于当时的大臣尸位、骄居自喜，却千方百计地压抑新生力量非常不满，认为“为政者当综核名实，不次而拔之，不测而罚之，庶几可以磨砺而成大器?
他还认为，作为人君，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知人善任；主张通过实践，“明试以功”来进行考察。他甚至对于当时通行的科举取士的传统办法已开始产生怀疑。他曾撰文指出：“今乡会试士子，皆历试三场，登诸甲科，然后服官，其于文字盖能通晓矣，至于德行政事，犹必明试而后知之，故艺文者，取士之权舆也。”他把八股取上当作“权舆”的办法，说明他已经看出这种取士制度的弊端，而一时又设想不出用更好的办法来取而代之。
“欲作千问厦，应须大匠材。”光绪帝不但自己重视人才，他也希望大小臣工都能做发现人才、启用人才的伯乐，“察之于言，洞之于微，考之于心术之隐”，尽快把天下的人才发掘出来，广为罗致，共图大业。他曾尖锐批评嫉贤妒能，践踏人才的庸臣说：“人臣之事君也，忠莫忠于推贤让能，奸莫奸于妨贤病国”，显然，他已经把人才问题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高度。
光绪帝在毓庆宫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认识外，他还非常强调当人君的应该“虚怀能纳谏，旁求常侧席”。他不满于官吏的巧为饰词，以逢君恶的阿谀作风，欢迎尖锐刺耳的忠言，提出了“有真是非，无私喜怒”这一非常有价值的见解。他甚至还接受了我国古代“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思想，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穷则思变的道理，认为要治理好国家既要“以古为鉴”，又不能拘泥于“古人之成法，刻画而步趋之”。他还十分强调“因时设教”、“法令无定”的原则，对于顷刻千变的事物，不要“相顾傍徨”，而应激流勇进等等。这些闪光的思想，对于光绪帝后来的政务活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翁同龢等人在毓庆官十多年，向光绪帝传授了大量知识和行政经验，尽管这些知识与经验有许多不足之处，有不少脱离实际的空洞教条，但是，与同治朝相比，无疑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知识给年轻的皇帝插上了双翅，他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决心要搏击云天，一显身手。
不惬意的婚事
光绪帝长大成人后，逐渐感觉到，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有着难以克服的障碍。他所遇到的头一个难以对付的人物就是自己的“亲爸爸”慈禧。慈禧手腕圆滑，权欲极强。眼看光绪已长大成人，而朝政仍不欲下移。光绪帝想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首先要通过慈禧这一关。另一个难以处理的关系就是自己的生父奕譞。据史家记载，奕譞“仪表俊伟，工骑射，负气敢任事，聪颖弗逮其兄，而爽劲过之”。然而，这位“负气敢任事”的亲王在慈禧面前却显得唯唯诺诺，小心谨畏，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从内心希望光绪帝早日“乾纲独断”，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但是又不敢以此触犯慈禧的利益，反而对慈禧一味迎合，给光绪留下了许多难以弥合的后患。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同奕譞合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以奕为首的原军机大臣全部罢黜，代之以才能平庸的礼亲王世铎和孙毓汶等人，而由奕譞稳操枢府大权，史称“甲申易枢”。甲申易枢的结果是将奕赶下台，政务概由奕譞“遥总其成”。奕譞以为这样做的结果，将会为光绪帝的亲政掌权铺平道路，但事情远不象奕譞所想象的那样简单。随着光绪帝长大成人，慈禧的垂帘听政愈来愈显得不合时宜。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颁布懿旨称：
“前因皇帝冲龄践祚，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不能无所禀承，因准廷臣之情，垂帘听政。……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
光绪要亲政了，这本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是奕譞不能不违心地和军机大臣一道，“再三沥恳”，希望慈禧能在皇帝“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遇事提携”，“再行训政数年”。这种请求正中慈禧下怀，因为她所颁布的归政懿旨，只是为了应付朝野的舆论压力，监非是真心实意地要把权力交给光绪帝。
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慈禧还强行将自己弟弟、都统桂祥的女儿立为光绪帝的皇后，这样做，“一则于官闱之间，可刺探皇帝之动作，一则为将来母族秉政张本”。即使有一天光绪帝“乾纲独断”了，而他的一举一动仍将归于慈禧的耳目监督之下。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15日，紫禁城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大清门内彩棚林立，灯烛交辉。这是光绪皇帝册立、奉迎皇后的日子，洋溢着喜庆气氛。然而，坐在殿堂里的光绪帝却心绪烦乱，愁上眉头。因为按他本人的意愿是无论如何也不想让桂祥的女儿来作自己的皇后。对于慈禧出于政治需要一手包办的这桩婚事，他极为反感，却又无力摆脱。按照清朝的礼制，在册立、奉迎典礼结束后，皇帝还要在太和殿宴请皇后的父亲乃至整个皇后家族。由在京的满汉大员陪同庆贺。光绪帝由于心绪不佳，竟然藉口有病，将这规模盛大的宴请撤消了，后来把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时，竟然“未提后父、后族”，以致京师街头巷尾，议论纷纭。年青气盛的光绪帝想用这种方式发泄胸中的忿懑，表示他对这场包办婚姻的抗争，但他却没有料到，这种缺乏忍耐的举动竟成了日后悲剧之嚆矢。
大婚后不几天，慈禧便颁布懿旨，宣布将政权交给光绪帝，但是，就在二月初三3月4日举行亲政典礼前夕，慈禧还同光绪的父亲奕譞暗中达成了另一项协议。据礼亲王世铎等人所上《酌拟归政事宜折》奏称：光绪帝亲政后，在京各衙门每日具奏折件，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皇上披阅传旨后，发交军机大臣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每日外省折报，皇上殊批发下后，根据醇亲王意见，由军机大臣摘录事由，及所奉批旨，另缮清单，恭呈皇太后慈览；简放一般官员，由皇上裁决；其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拟请查照醇亲王条奏， 由军机大臣请旨裁定后，再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颁谕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军机大臣《酌拟归政事宜折》
这件至关重要的奏折，军机大臣们于光绪十四年十月初十1888年11月13日递上，并声称是事先已“与醇亲王面商，意见相同。’慈禧于十五日批示“依议”，并交军机处在《要事存记档》中注明，应“永远存记”。奏折没有说到何日终止实行，实际上是只要皇太后还活在世上，就永远有效。它清清楚楚地显示了慈禧太后虽然允诺光绪帝亲政，但对于朝廷的用人行政仍具有最终的裁决权力。醇亲王的这一举措使慈禧的干政举动制度化、合法化。这个章程象一条无形的绳索，把光绪的手脚紧紧地捆住了。……
主张严惩日本侵略者
奕譞顶着朝野的压力筹资兴修的颐和园，堪称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皇家园林，湖光山色，风景迷人。尤其是春季来临，谐趣园里花似锦，知春亭前柳如烟。奕譞的一片苦心就在于用这风光绮丽的环境来转移慈禧太后对朝政的兴趣。但是，他的目的并未能达到。慈禧虽然在表面上“归政”了，“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时时贯注于紫禁城也。”，根据军机大臣所条拟的归政章程，凡朝中大事，“帝与大臣皆知，必须禀白而后行。’，该退位的不退位，对于在毓庆官受了多年教育，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光绪帝来说，不能眼看着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他要起来做一定程度的抗争，尤其是在光绪十七岁时，醇亲王奕譞郁郁死去，他的这种念头与日俱增，终于在甲午战争中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帝后之争。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侵略者已经制定了先征服朝鲜，然后再侵略中国的战略决策。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半岛上掀起了“东学党”起义的浪潮，日本政府以狡猾的手段，一面竭力怂恿清政府派兵赴朝镇压“东学党”起义，一面又以保护日本使馆与侨民和协助朝鲜平乱为口实，先后派遣了大批军队自仁川登陆，四、五月间，日军兵力已远在清军之上。因此在“东学党”起义被平息之后，清廷以乱事敉平，照会日本同时撤兵。日本非但不予理会，又以改革朝鲜内政为理由，要求长期赖在朝鲜，并且不断地进行挑衅，滋生事端，处心积虑地点燃战火。
对于日本所要挑起的战争，光绪帝主张予以严厉回击，六月十四日7月24日他在寄给李鸿章的上谕中指出：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训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域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只，随后，中日战争便逐步升级。起初，光绪曾提出“南北夹击”的战略主张，命令已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与牙山一带的南路清军叶志超部同心协力，夹击日军，使日军两面受敌，难以应付，为此他三令五申要李鸿章电催平壤各军星夜兼程，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相机进取，力挫凶锋”。
然而，主持前方战事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却有恃无恐地将光绪帝的督战上谕置之脑后，采取了保存淮军实力的作战方针，声称要“先定守局，再图进取”。“步步稳慎，乃可图功”， 致使在平壤的清军虽有29营之众，却迟迟不敢南下接应，使“南北夹击”的作战计划变成泡影。李鸿章在消极避战，畏葸纵敌的同时，幻想依赖俄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出面调停。光绪对这种作法一开始就表示担心，他在上谕中明确提出，“俄使喀西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机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随着战争的发展，光绪帝更进一步明确了他对“以夷制夷”方针的态度，他说：
“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即如英国处此时势，如出自彼意，派兵护商，中国亦不过问。若此议由我而发，彼将以自护之举，托言助我，将来竟以所耗兵费向我索偿，中国断不能允。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著毋庸议。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议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发端，致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光绪帝的这些言论表明了他不想依赖他国，而是希图凭藉本国的军力战胜日本的愿望。同时也说明了他对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他所制定的作战方案亦有不少空想成份。加之清军武备废弛，指挥失当，因此在九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即长驱直入，突破鸭绿江防线，深入到中国境内作战，面对着“水陆交绥，战无一胜”的败局，光绪束手无策，只能仰天长叹。
甲午战争中的帝后党争
战场上的失利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当这场战争的炮声刚刚响起时，慈禧同光绪帝一样，对日本侵略军的力量估计不足，以为蕞尔岛国，难以与大清王朝匹敌，因此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表示：“朝廷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同时不许向外洋借债，故时人均谓“上主战，派翁同龢、李鸿藻会议，内外臣尚合拍。”在慈禧看来，只要天朝上国赫然震怒，区区小寇就会一鼓荡平。故在战端甫开之际，她对光绪的主战监不介意。随着战事的发展，慈禧便认为当初的主战是一种错误的决定。因为甲午年是慈禧的六旬庆典，她准备大张旗鼓地举行庆祝，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势必会影响到她的庆典活动。
特别使她不能容忍的是，她发现光绪帝的周围，已经逐步形成了敢于同自己抗衡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除了包括毓庆宫的师傅翁同龢之外，还有汪鸣銮、志锐、文廷式、李盛铎等台馆诸臣。这些人遇事生风，无所顾忌，已明显地构成了对慈禧的权力威胁。他们秉承光绪的旨意，甚至竟敢提出停办慈禧庆典的点景以移充军费的建议，认为“羽书旁午时，为此娱目骋怀，似与哀惧之意相背，将何以申警将士，振发庸愚?”故要求将“所有点缀景物，一切繁仪，概行停止。”这无异于公然向慈禧进行挑战!
尤其是这些言官敢于对慈禧的宠臣孙毓汶、徐用仪进行直言不讳的攻讦，指斥军机大臣孙毓汶刚愎成性，任意指挥，“方日人肇衅之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排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孙毓汶独泱泱不乐；退后有言，若以皇上为少年喜事者”。徐用仪则性情柔猾，与孙毓汶狼狈为奸。他们要求将孙、徐二人立予罢斥，退出军机。讲这番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珍妃的胞兄志锐。
志锐等人的这些言论反映了光绪帝的看法。为了说服慈禧，光绪还曾利用召对的机会，鼓动词臣上书，吁请甲申年被罢黜的恭亲王奕重新出山，处理政务。八月底慈禧经过斟酌之后，同意了帝党的请求，让奕“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监在内廷行走”。然而，这位老态龙钟的亲王已经失去当年同慈禧抗争的锐气，唯唯诺诺，毫无生气。光绪帝开始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久之，乃竟不足恃，天下之望亦愈孤。”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1894年11月21日日本侵略军攻陷旅顺，监提出了停战议和的条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也表示愿意充当议和的调停者。慈禧、奕和孙毓汶等人都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停战，即使条件苛刻亦在所不惜。光绪帝不愿意接受这种不光彩的城下之盟，他认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计误我耶?”他非但不主张停战，而且惩处作战不力，贻误大局的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并告诫李鸿章说：“旅顺既为倭据，现又图犯威海，意在毁我战舰，占我船坞。彼之水师可往来无忌，其谋甚狡，敌兵扑犯，必乘我空隙之处，威海左右附近数十里内，尤为吃紧。著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梭巡，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懈。”
光绪帝对战争的态度及其对李鸿章的处分，都深深刺痛了慈禧的心。光绪帝对她不恭敬、不孝顺的苗头，她早有觉察，但是，她没有想到会发展到如此严重。慈禧不能不认真考虑对策了。终于在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894年11月25日爆发了晚清官廷最为严重的一起冲突事件。
是日清晨，光绪帝如同往日一样，来到慈禧的住地纯一斋来请安。当他走进纯一斋的院门时，已经发觉气氛有些异常。太监们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笑容，一个个神色紧张地站立两旁。光绪走向东暖阁向慈禧下跪清安，慈禧坐在宝座上，连光绪看都不屑于看一眼，半晌没有说一句话。光绪帝跪在地下，不敢抬头。殿堂里静得出奇。这种局面一直保持了一个多时辰，慈禧才开口发话说：“下去吧。瑾妃、珍妃的事，你不管，我可要管。不能让她们可着性子不遵家法，干预朝政，胡作非为了。”
光绪跪在那里，唯唯称是，然后退出，回到养心殿。这时，才有人告诉他，是日清晨，皇太后已下令太监总管李莲英对瑾妃、珍妃进行杖责处罚。珍妃位下太监也受到处分。
至于慈禧是如何处罚瑾妃、珍妃的，清朝的档案中没有明文记载，梁启超说是“褫衣廷杖”，本来有些令人不敢置信。不过，清官还保存有一份完整珍妃病案，可以称作是信史。该文谓：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张仲元按：太医院医生请得珍妃脉息，六脉沉伏……抽搐气闭，牙关紧急，周身筋脉颤动。刻间暂用琥珀抱龙丸，一丸，姜汁化服。今用调肝顺气化痰汤调理：灸香附三钱，川玉金，研，三钱，乌药三钱……”
“十一月初一日，子刻。张仲元请得珍贵人脉息，左关沉伏，右寸沉滑，抽搐又作，牙关紧闭紧急，人事不醒，周身筋脉颤动，刻间暂用琥珀抱龙丸，一丸，姜汁化服，候神志稍清，继用昨方，加减调理……，，
“十一月初一日，亥刻，张仲元请得珍贵人脉息，左寸关沉伏，右寸关滑数，抽搐见止，仍觉筋惕肉颤。神识已清，惟气道未调，痰热尚连下行，以致胸隔烦闷，两胁串痛，……有时恶寒发烧，周身筋脉疼痛。用照早方加减调理。”
据太医张仲元的记载，可以看出珍妃的病是相当严重的，不但“抽搐气闭，牙关紧急”，而且发展到“人事不醒”，“筋惕肉颤”的地步，处方的主旨又在于“调肝顺气”，且用乌药；特别是十一月初一两次犯病，一次是“子刻”，一次是“亥刻”，都是夜半更深之际，将御医请进官来急诊，更可见病情已是十分紧急了。据此医案所载，这场病延续了20多天，时而“神昏欲睡”，时而“痰中带血”，直到十一月十六日才“脉息和缓，诸症俱好”。张仲元的医案为后人了解宫廷内幕提供了重要线索，可惜因种种忌讳，这位御医未敢对珍妃的病因作更进一步的揭示。
珍妃姓他他拉氏，幼年聪慧明敏，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年仅13岁的珍妃与其姊瑾妃同时选为“嫔”，次年二月一起入宫。甲午年1894年二月，又以慈禧太后“六旬庆典”，二姊妹同时晋封为“妃”，半年多之后，就闹出了这么一场“大病”。这时的珍妃刚刚是一位年仅18岁的青年。因为她年轻貌美，性格活泼，很快赢得了光绪帝的宠爱，而位于正官的隆裕皇后却显得相形见绌，丝毫也引不起皇帝的兴趣，甚至引起了反感。于是乎，官闱之间，风波渐起。隆裕皇后因失宠而产生了妒忌，又因妒忌产生怨恨，于是，她利用自己是慈禧亲侄女的特殊地位，“频频短之于慈禧”。这也许是珍妃闹病的起因。
光绪帝对珍妃的深情厚爱，招致了慈禧的怨愤，但是，如果仅以此来处罚珍妃，毕竟还不能算作正当的理由，于是慈禧又通过李莲英等耳目，搜集到了珍妃的种种劣迹。据《翁文恭公日记》记载：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皇太后召见仪銮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官闱，谓珍瑾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等因。臣等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命即退，前后不及一刻也。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巡抚裕宽，欲营求福州将军未果。”
翁同龢的日记揭示了慈禧惩罚珍妃的原因，是因为珍妃门下的“中官”太监在外招摇，通过珍妃与光绪帝卖官鬻爵，以肥私囊。这一披露击中要害。过去的一些论著说是慈禧卖官，光绪帝反对，看来不尽然如此。事实上，光绪帝受珍妃的怂恿，也有类似情况。翁氏因怕触怒当道，故不敢深谈。而据《说元室述闻》一书记载，则谓：“二妃既失慈眷，官中用途颇不足，内侍有以效法太后之策进者，瑾妃颇畏惧，卒不敢用其策，珍妃恃帝宠偶一为之，鲁伯阳之放江海关也，即由某内侍纳贿而得之者。”至于河南巡抚裕宽，据《西太后遗事》一书所记，起初裕宽欲营求福州将军之缺，先请于李莲英，因李氏所索银两过多，未能谋成，又以与珍妃母家亲近关系“乃辇金献之珍妃，俾伺便言之上前。”不料又被李莲英的耳目探得，故而兴起风波。
慈禧不仅处置了珍、瑾二妃，而且还对珍妃位下的太监也进行了严惩。翁氏日记又云：
“十一月二日，……午初三刻，传皇太后见起，午正二刻，入见于仪銮殿，论兵事，斥李相贻误，而深虑淮军难驭，以为暂不可动，礼邸、高阳颇赞此论……次及二妃，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饬交刑部，即日正法。臣奏言，有伤政体，交内务府扑杀之。”
本来晚清政局已十分腐朽，卖官鬻爵已是司空见惯，慈禧之所以大发雷霆，借题发挥，正是为了向光绪帝施加压力。据翁同龢所记，除了由内务府扑杀高万枝外，慈禧还下令惩处太监永禄、长泰等人。十一月初三还颁谕将在热河招募团勇的志锐撤差，贬斥到乌里雅苏台。志锐为珍妃之胞兄，亦为帝党阵营中一活跃分子，甲午战起，频频上书言战，颇为慈禧所愤恨。
更有甚者，慈禧为了羞辱珍妃，还特地下令由内廷制做禁牌两块，长一尺有余，分别悬挂在珍、瑾二妃的卧室，上书懿旨：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官之责。俟后妃嫔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厉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本懿旨《实录》及军机档册未载，此处据宫中实物记载。
这块以黄绫裱糊，蓝绫镶边的懿旨禁牌，重申了隆裕皇后。“统辖六宫”的重要地位，斥责了珍、瑾二妃不守家法，颠倒是非的劣迹，字字句句仿佛重石一样，压在珍妃的头上，也压在了光绪帝的头上。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已表面化了。
《马关条约》刺激他要痛除积弊
随着前方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紫禁城内的气氛也变得十分紧张。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1895年2月12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刘公岛，清王朝经营数十载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随后即派出李鸿章赴日本乞和。
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是对光绪帝的沉重打击，出现这样的局面是他原先所没有料到的。按照光绪帝的本意，他是不愿意接受屈辱和局的，他甚至想到悬不次之赏，严后退之诛，重振军威，再与日本决战。但是，慈禧和恭亲王奕都不赞成这样做，军机大臣孙毓汶再三强调“战字不能再提”。甚至提出，只要日本肯讲和，就是割让土地，赔偿巨款，亦在所不惜。强敌兵临城下，内臣诸多掣肘，光绪帝报仇雪耻之志不能伸张，迁都再战的计划难以实现，’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光绪帝因“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一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真实地反映了光绪帝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李鸿章在日本签署的《马关条约》文本送到北京，需要光绪帝在条约上“用宝”后，再送往山东烟台与日本换约。条约定得极为苛刻，除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之外，还要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开放更多的口岸通商，让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设厂制造。这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遭受过的奇耻大辱。消息传出，如同晴天霹雳，举国为之震动。北京的大街小巷，掀起抗议的怒潮。大小臣工，“章疏条陈，流涕谏阻，市肆行人，聚谈偶语，咸惴惴惧和议即成，……皆裂皆切齿。”
正当北京城里“拒和迁都，毁约再战”的呼声振撼人心之际，紫禁城内却完全是另一番气象。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马关条约》送到京师的第二天，光绪帝象往日一样，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召见军机大臣。在他的宝座前面跪着翁同龢、孙毓汶、徐用仪等军机大臣，孙氏将条约文本递给光绪帝，然后奏称：“请皇上无论如何应在今日将此约批准。”光绪帝说：“条约要割台湾，而台湾一割，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孙氏奏；“前线屡战屡败，皇上如不签约，则倭人将犯京师，奈何?”光绪帝十分生气地斥责道：“前敌屡败，皆由赏罚不严所致。此约关系重大，汝欲逼朕签约不成?应先请太后懿旨，再作定夺。”
光绪帝要军机大臣向慈禧面陈和战利害，不料老于世故的慈禧却闭门不见，她让内监传懿旨说：“今日偶感冒，不能见，一切清皇帝旨办理。”显然，慈禧不愿为此承担责任，故推托不见，她要把这个难题留给光绪帝来处理。光绪帝百般无奈，内心矛盾重重。他有心毁约再战，但慈禧、奕、孙毓汶都不会允许他这样做；如果签约，则分明是挖肉补疮，饮鸩止渴，故再三犹豫，“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在此期间，他曾寄希望于俄国、德国和法国出面干预，废止条约，但这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很快化为泡影。因为俄国只关心它自己在东北的利益不受日本侵略，至于割不割台湾，对俄国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四月初八由于慈禧与奕已“意有所归”，决意签约，故光绪帝只好颁谕批准《马关条约》。在召见军机大臣之后，他回到自己读书的毓庆官，见到已在那里等候的师傅翁同龢，彼此“战栗哽咽”，“相顾挥涕”。战争的悲惨结局使他们痛不欲生，深感对不起全国的臣民，特别是台湾人民。本来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时，他们满以为通过对日作战，既可以扬国威于海外，又可以在朝野树立起皇上的威望，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将付诸东流。悲痛之余，翁同龢还向光绪帝进呈了陈炽撰写的《庸书》和汤震的《危言》，他希望通过这些宣扬新思想的书籍来启迪皇上，探求救亡、振兴的新途径。
十天以后，光绪帝下达命令，让所有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大小官员，一律到内阁去阅看皇上亲笔书写的朱谕。这是光绪在条约用宝后十天时间里反复思索而写成的。在这短短的十天里，光绪帝简直度日如年，他昼不甘食，夜不安寝，每天黎明他都在养心殿前的庭院里徘徊。他苦思冥想：战争打输了，如何向内外臣工交代?堂堂天朝上国．怎么败到了蕞尔日本手下?战败后如何振兴?所有这些问题都包含在不寻常的朱谕中了。朱谕写道：
“大学十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近自和约定议以后，廷臣交章论奏，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以期维系人心，支撑危局，其言固皆发于忠愤，而于朕办理此事，兼权审处，万不获已之苦衷，而未能深悉者。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纭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至今日而内外情势更迫，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近乐畿，皆现前意中之事。陪都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廿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一朝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傍徨，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孰权，而后幡然定计，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者章奏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
兹当批准定约，特将前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鹜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内外臣工，有厚望焉。”
光绪帝在殊谕里说“去岁仓猝开衅"，说明了他已认识到在战争开始时存在的轻敌思想。其实，打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并未操在中国手里，因为战前日本早已制定好了“征服大清国”的战略方针，清廷即使不开衅，日本也会挑衅的，朱谕的最后是光绪帝制订的发奋图强的方针，他要大小臣工们痛除积弊，详筹兴革，落脚点却只是对“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可见，这时的光绪帝眼光只是局限于
增强军事实力上，还只是就事论事，新思想、新认识还没有在他头脑中生根。
“不甘作亡国之君”
正当光绪帝苦苦探求报仇雪恨、振兴朝政的时候，一种新的力量正在神州大地上生成，这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势力。其实，康有为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时，就曾以布衣身份，伏阙上书。这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书生目睹朝纲败坏，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已经发出了国事蹙追，“在危机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忧也”的警告。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六、七年后所要发生的中日战争及其可悲的结局。他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写道：“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卫藏，而窥川禛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禛粤……”这位书生还特别强调指出：“今海外掠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30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
他的这些高瞻远瞩的断言，居然在六年后变成了现实。朝臣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象康有为这样洞察外情，熟谙西学。他的这次上书已经递到了翁同龢手里，可惜翁氏胆小畏事，怕因此而招致非议，以致于使光绪帝错过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后，在公车上书运动中康有为又撰写了奏章，并且联络了千数百名举人联名呈递都察院，只是因为孙毓汶等人的从中干涉阻挠，致使此书只能在坊
间刊刻流传而不能迳达御览。
但是，一个多月后光绪帝终于有机会见到了康有为亲手撰写的奏章，这就是著名的《上清帝第三书》。这次上书是在《马关条约》签署后一个月递上清廷的，康有为看到和约签订后，“肉食衮衮，举若无事，其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积弱至此，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太息而已”。康有为认为，先事不图，临事无益，亡羊补牢，犹为未迟，中国只要当机立断，速图自强，同样可以拯救，于是他再度上书，陈述变法图强的方略。
这篇一万数千言的奏章密密麻麻地写在长达十余尺长的奏折上，光绪帝看得十分仔细认真。康有为的奏章象磁铁一样把这位年轻的皇帝吸引住了。康有为在上书中写道：“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危，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强大，孰轻孰重，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康有为这些精辟的论说是光绪帝闻所未闻的。“穷则变，变则通”的观点在这位年轻皇帝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正是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创痛之后才产生的。光绪帝在这份上书中学到了如何筹划自强之策，看到了振衰起弊的前景。他立即下令将这份不同寻常的上书抄写三份，以一份送呈慈禧，以一份留乾清官南窗以备时时省览，以一份交军机处存记。
光绪帝的思想已经冲破了紫禁城的重重高墙，开始同中国的先进思想潮流沟通。六天后，他在朝臣的奏章中，又发现了顺天府府尹胡燏棻的《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折》，这份由维新思想家钟天纬代拟的条陈与康有为的奏折一样，充满了发人深省的新思想。他指出，处当今之危局，舍变法之外，即使是孔孟复生也难以为治。这些论说与康有为的警句异曲同工，在光绪帝心中荡起了难以消失的涟漪。
此后，光绪帝又从内外臣工的奏折中选出了南书房翰林张百熙《急图自强敬陈管见折》等七篇奏章，有的建议兴修铁路，有的条陈开办矿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发愤图强的建议。然后，他下令军机处将康有为、胡燏棻、张百熙等九个条陈，发到全国各地的将军、督抚手里进行讨论。是日光绪颁谕称：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势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
光绪帝所颁的上谕，已不像从前那样只强调“练兵筹饷”，他已经注意到“恤商惠工”了。这是一个新的飞跃，这么许许多多的新政项目，一下子都成了他要催促办理的要政，不难想见，光绪帝在甲午战后思想变化之迅速已是相当惊人的了。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儿月德国侵略军借口山东巨野发生的教案，悍然出兵侵占了胶州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沙俄的军舰紧急动员，开足马力向旅顺海面驶来。英、法、日等国无不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列强已张开血盆大口，等待时机一旦成熟，就要将诺大的神州瓜分吞食。
中国在危机中!亡国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爱国者的心头。
正是在此局面下，康有为再度来到北京。他在向光绪帝的上书中警告说，当前的局面已是“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 四面皆应”，如若再高卧不醒，不图变法，“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这份措辞尖锐的上书，由于守旧朝臣的阻挠未能递到光绪帝的手里。康有为还试图发动台谏官员联合起来伏阙吁请清廷变法，可惜响应者寥寥。
局面愈来愈严重，而守旧大臣却高卧不醒，袖手旁观，康有为多次望着那紫禁城的高墙仰天长叹，忧心如焚。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准备再度南归，到广州的万木草堂去从事讲学生涯。
是年十一月十八日1897年12月11日清晨，古都北京风霜弥漫，寒气袭人。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门前，人们正在紧张地把书籍行李往车上装。康有为要启程南归了。正在此刻，由远处来了一乘绿呢大轿，轿内坐的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翁氏已经看到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上清帝第五书》，并被书中那火热的爱国激情所感染。他的突然到来，给康有为带来了无限的喜悦。他挽留康有为不要离京，并转达了光绪帝对他的殷切期望。
于是康有为改变了回广东讲学的计划，决心不辜负光绪帝的一片厚望。为了挽救危局，促进变法高潮早日到来，他除了鼓动言官递折，吁请清廷变法外，还组织了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的保国会。他们还利用这年春天各省举人来京会试的机会，鼓动成百上千的举人到都察院上书，反对德国对山东的侵略，敦促朝廷奋起救亡。由于有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维新派理直气壮的宣传鼓动，变法的声浪此起彼伏，震动京畿。神州大地开始显露出新的生机。
然而，守旧势力对于行将到来的改革疾首蹙额，对于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也极为切齿。而对于光绪帝同情支持维新派一事，更是感到十分痛心。因为，在君权“乾纲独断”的封建社会里，皇上的倾向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纷纷向光绪帝进言，以图耸动圣听，使之回心转意。
他们告知皇帝说，祖宗成法千万不可变。军机大臣刚毅在奏折中声称：“我朝成法尽善尽美，皇上仍应遵祖宗旧制，不可轻易更张，而驱入夷狄之教……。”他们还痴人说梦一般地告诉光绪帝，西学远不若中学。认为“洋人之富强，不过以杂霸小术，捣中国之空虚，以欺中华无识之人，邪说淫词流布中外”，只要皇上访求海内“老师宿儒”，讲明义理，务使人勉于忠义气节，则国耻可雪，皇威可振。
面对这些陈腐不堪的说教，光绪帝感到十分好笑，因为这些老掉牙的伦理纲常，既不能使中国免于危难，更不能使中国奋发振兴，这是他在十几年的政治生涯中领悟出来的经验教训。因此，他把这些守旧大臣的奏章统统留中不发，不予理睬，但是，有如此众多的大臣出来阻挠新政，却也使他深感变法前途的艰难。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二日1898年5月2日早朝时，军机大臣刚毅向光绪帝尖锐提出要惩治保国会及康有为。因为守旧派对保国会极为痛恨。荣禄曾公开扬言：“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浙江举人孙灏甚至刊刻小册子，在京师广为散发，对保国会的章程逐条批驳，指斥康有为在京师立会，就是心怀叛逆，将欲为民主教皇，并指责康有为的民权之说，必定会使天下大乱。而御史潘庆澜则直接向皇上递折，严参康有为立保国会的“劣迹”，故刚毅一再请光绪降旨，对康有为进行严惩。而光绪帝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反问刚毅“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以要惩处?”将守旧派杀气腾腾的言论，通通都驳了回去，亮明了他一意维新的鲜明立场。他甚至通过庆亲王奕助向慈禧捎话说：“太后若仍不给以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表白了他横下决心，要把变法提上日程的志向。
“诏定国是”，除旧迎新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光绪帝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向全国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诏书略谓：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张变法自强。尔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这道明定国是诏书，大体上体现了维新派的政治要求，宣布了要变更成法，博采西学，达到发愤为雄的目的。但是，其中也掺杂了一些折衷，甚至是守旧派的观点，比如诏书既宣称“五帝三王，不相沿袭”，如同冬裘夏葛，势不两存，但同时又要“以圣贤义理之学”当作根本，这是自相矛盾。这种情况说明，变法在刚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阻力，光绪帝的上面还有慈禧。没有慈禧的允诺，一切都无从谈起。
国是诏书颁布后的第五天，光绪帝在颐和园的仁寿殿召见康有为。这是光绪帝盼望已久的事情，他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询问康有为。因此，尽管仁寿殿光线黑暗，而光绪帝已经被康有为滔滔不绝的谈吐所慑服，被康氏所构画的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以及开制度局以议新政的方案所吸引；尤其是康有为描绘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时，“重起天地，再造日月”，“气象维新，举国奋跃”的情景，更给了这位年轻帝王以极大的启迪。两个多小时的交谈很快结束了，可是，康有为的话犹如洪钟般在光绪帝的耳边回响。光绪帝兴奋极了，他决计按照康有为所设计的“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对传统的祖宗之法进行彻底的变革。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改革总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但是，一但要改掉它，就会有人出来大唱反调。百日维新也是如此。例如，八股取士是一种禁锢士人头脑的腐朽制度，在中国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康有为及维新派多次上书痛陈八股危害，认为它禁锢士子的智力发展，要求尽快废除。因此，光绪帝于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命令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但是，谕旨颁布不久，北京就乱作一团。有志之士酌酒庆贺，认为是英明之举，废除八股后必定会人才辈出，中国富强有日；但也有人怕因此失掉这个往上爬的拐棍，极为不满，有的人甚至怀揣利刃，准备要对康有为等人行刺，以发泄他们对新法的仇恨。浙江学政陈学棻公然上书朝廷，表示不赞同废除八股，声称：“自制义取士以来，父师以是教，子弟以是率，一旦猝改，子弟无所师承，士心为之涣散。……近日民情浮动，借端生事，不一而足，若此等无业之士，簧鼓煽惑；下愚之民，摇动附合，势必酿为不测之祸。”
显然，陈学棻是在用危言耸听的手法，试图让光绪帝收回成命。光绪帝十分生气，立即下令陈学棻离职回京，不许他再当学政。同时还颁布上谕，强调了对那些阳奉阴违，或阻厄新政的要进行严惩，才将这股歪风平息下去。
言路之开塞，关系朝政的治乱。光绪帝为了打破清代只准少数臣僚上书的特权，屡颁明诏，准许道府州县官员上书言事，要他们“各抒谠论，以备采择”。他还鼓励一般士民呈递条陈，由都察院呈递，并指示该衙门“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最后还废除了“先行抄录，再为呈递”的老规矩，要他们对“士民上书，原封进呈，毋庸拆看”，“随到随递，不准稽压”。
为了使广开言路的上谕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光绪帝还将狃于积习，百般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六堂官统统罢斥，给不畏强御、勇于上书的王照以破格之赏。他的这一裁决，虽然有些不够策略，但给那些守旧的官僚以极大的震慑，一个个相顾惊愕，不知所措，而对维新势力却是莫大的鼓舞。光绪帝这种旁采人言无所不至，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的言行，在全国上下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快出现了“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的局面。每日每署封奏皆有数十篇。光绪帝黎明即起，日晡乃罢，览阅奏章，犹不能尽，“种种新式，杂沓可笑，至有野人渔民上书，纸有二尺长条，言及皇上，亦不抬头”，光绪帝览之欣笑，亦不加责怪。这种局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那种小民有冤，呼号莫达，积弊如山，疾苦如海，“皇上九重深邃，帘远堂高”的隔绝状况，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在康有为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列国政要比较表》以及《波兰分灭记》等书的影响下，了解到在“大地既通，各国争雄竞长”的时代，欧美列强相争进逼，日进无已，中国经济如不尽快振兴，必然会败亡立至。尤其是康有为把中外经济分项列表进行比较，更使光绪帝阅后心骨悚然，增添了“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明定国是诏书颁布的第二天，光绪帝即下令各省整顿商务矿务、广开利源；尔后又在京师设立了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局。为了培养人才，广开风气，劝励工艺，奖募创新，他还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对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系堪资实用者，悬赏奖励；量其才能，或授以实职，或赐以章服，表以殊荣。所制新器，颁给执照，准其专利售卖。他甚至不惜触动旗人的寄生特权，让他们自食其力，准许自谋生计，废除以前的计口授田成案。为了富强至计，光绪帝日夜焦思，千方百计促使中国经济繁荣，保其固有之利权不被掠夺。在这一系列政策感召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进展。
进入农历七月之后，光绪帝变法的步骤比以前有明显的加快。他不顾守旧官僚的强烈反对，下令对叠床架屋的官僚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京内各衙门进行裁撤；并对各地的行政官员、候补捐纳的冗员及通同佐贰等闲员下令要在一月之内裁汰净尽，不得借口体制攸关，进行阻格；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这些严厉的措施在中央和地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守旧派官员群起出动，与新政为敌，他们造谣说：“皇帝吃了康有为的迷魂药”；有的直接上书，请光绪帝诛杀康有为、梁启超，以平息“民愤”，保全国体。有的不顾利害，摆出“誓死以殉”的架势。光绪帝见到此折后十分生气，他不但不加罪康、梁，还怕慈禧看见，令谭嗣同将其折逐条驳斥，竭尽全力保全维新力量。
政治改革的深入与新旧两党的尖锐冲突同步进行，进入戊戌七月之后，光绪帝深知守旧大臣与自己誓不两立，于是益放手办事。他不理睬守旧大臣的反对，而将谭嗣同、林旭等四人拔擢为军机章京。在这一重要的人事任命即将颁布之前，光绪帝心潮翻腾，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养心殿的御案上，亲笔写了下面一段文字：“昨已命尔等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并令参预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事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列，由军机大臣呈递，俟朕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写好之后，他将这通朱谕珍藏在一个非常精致的黄匣之中，然后转到谭氏等人手中。表明了他在环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寄希望于维新志士将改革进行下去的决心与勇气。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在光绪帝的御案上出现了礼部右侍郎徐致靖的《保荐袁世凯折》。徐致靖是维新派的忠实同伴，变法中多次代替康有为递折，这是光绪帝早已深知的。徐致靖的请求，就是康有为的意思。这封奏章说：边患日亟，宜练重兵，袁世凯年力正强，智勇兼备，皇上应深观外患，俯察危局，特予召对，使之独当一面。光绪帝当时正因为自己手头没有可靠的武装力量，作为推行新法的后盾，因此，一见徐氏的奏折，当即召袁进京。他原以为有袁世凯的这支新军赞同变法，守旧势力当会有所收敛。他万万没有料到，康有为并没有看透袁世凯的奸诈，而是被其花言巧语蒙蔽，在生死存亡的时刻，走了一步错棋。
变法失败，囚禁瀛台
刚刚进入农历八月，京师的气氛已变得十分紧张。朝局向何处发展?新法能否继续推行?成了古老京城里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不管是守旧官僚，还是维新志士，人人手中都捏着一把汗，注视着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将会如何动作。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上午，光绪帝乘轿来到西直门，在倚虹堂稍息片刻，登上龙舟，朝颐和园驶去。他怀里揣着军机章京拟好的开懋勤殿的上谕以及宋伯鲁、徐致靖、王照等人保荐康有为、康广仁、梁启超、杨深秀等维新派人作为懋勤殿顾问人选的奏折。他考虑该如何说服太后，因为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早在康有为正月初三递上的奏折中，即提出了设立制度局于宫中，拔擢通才以议新政的重要建议，但遭到守旧势力的坚决抵制。光绪帝曾三番五次地催促议复，守旧势力却是软顶硬抗，寸步不让。后来，维新派又改换机构的名称，或叫立法院，或叫议政处，这个机构一旦设立，旧有的军机处就会被架空。因此，长期以来围绕要不要拔擢维新志士的问题，争论不休，迄无成议。康有为告诉光绪：若以成立制度局的建议为狂谬，则当加以褫斥；若以此议可采纳，则当尽快付诸实施，“哀莫大于心死，病莫重于痿痹”，方今事势之急，间不容发，制度局不开，一切挽救危亡的措施都无效用。对于重用维新派的主张，光绪是双手赞成的，无奈手中没有实权，力不从心。他准备再次向慈禧备陈利害，争取在宫中设立懋勤殿，以便安插维新党人。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次最后的尝试大大触怒了慈禧，慈禧甚至指责他要把祖宗的家业葬送于康有为之手。
从慈禧的住地乐寿堂出来，光绪帝已是面色苍白，大汗淋漓。在慈禧的话里，他似乎已经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担心守旧派会在近期内要采取非常举动，因为自从进入七月以来，京师流言蜚语到处传播，而“换皇上”又是这些谣言中的主要内容。光绪帝回到玉澜堂后，很快写下了赐给军机章京的“密诏”。“密诏”曰：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尽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光绪帝的密诏称“朕位几不能保”，说明局势已经十分严重。他似乎看到了守旧势力正磨刀霍霍，形势危如垒卵。他要维新派妥筹“良策”，但是，无权无勇的书生又有什么“良策”能够挽回危局呢?
八月初一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破格授于侍郎候补的头衔，让他专管练兵。
八月初三9月17日，康有为的同乡，维新派的同情者张荫桓，在宅邸设宴款待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新党试图请外国人说服慈禧容忍新政。伊藤博文已约好八月初五同光绪帝会见。
八月初二9月18日，守旧派的鹰犬，监察御史杨崇伊通过奕勖递上了请太后立即训政，防止维新党人同东人指伊藤勾结乱政的折子。是日傍晚，光绪帝离开颐和园回到大内养心殿……就在这天深夜，军机章京谭嗣同按照康有为的旨意，在法华寺策动袁世凯率兵包围颐和园，“锢后杀禄”，结果被袁氏出卖。
八月初四9月19日傍晚，光绪帝正在养心殿焦急地徘徊，筹划着保存新政的策略。突然传来太后已回官的消息，他急忙外出迎接，不料慈禧连理也没理他，而是直接带着几名亲信直抵光绪寝官，尽括章疏携之去，并怒气冲冲地指着光绪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从这天晚上起，光绪帝即被幽禁在瀛台涵元殿。此后，他虽然还有些活动，但已处在慈禧及其爪牙的严格监禁之下。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在三个多月大刀阔斧的改革失败之后，光绪帝的生涯大部分是在瀛台渡过的。他用西法来挽救中国的宏图已变为泡影。他曾对别人说过：“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充分流露了他眷恋新政，不忘变法的意愿。
在光绪帝被囚禁的岁月里，慈禧耿耿于怀，几次欲废掉光绪的帝位，但因为内外势力的反对，因而只是在光绪二十五年冬演出了一场“己亥建储”的丑剧，将顽固派载漪之子溥 立为“大阿哥”，以俟时机成熟再行废立。然而，后党的这些举动遭到了英法等列强的抵制与反对，这就使得在慈禧当权势力与列强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慈禧、荣禄一伙极力推行排外政策，并企图利用正在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达到其独揽政权的目的。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间，京津义和团如火如荼，守旧的当权势力利令智昏，他们一面策动义和团民众围攻使馆，一面掀起了一股排外的狂潮。当时围绕要不要对列强宣战，清廷连续召开数次御前会议进行讨论。光绪帝虽已处于无权的地位，却在会上力陈使馆不可攻，洋人不应加害，并极力反对向列强宣战。他认为，“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弱，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并反驳顽固派散布的义和团有神术，枪炮不入等谬说。称：“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千方百计地阻止同时向诸国宣战的愚蠢做法。
光绪将义和团称作“乱民”，固然暴露了他仇视民众运动的立场，但是，他对形势的分析显然比顽固派高明得多，他反对以国家命运作为儿戏，无疑有其正确的一面。可惜他的这些正确的呼声都被掌权的顽固派置若罔闻，在慈禧排外政策指导下，中国变成了一架发狂的机器，有的顽固派大臣公然叫嚷，要杀掉中国境内的一切洋人，以为从此会天下太平。
然而曾几何时，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慈禧一伙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匆忙出逃。当时珍妃提出要光绪帝留京与洋人议和，以减少国家损失，不料此举竞触怒了慈禧，她下令将珍妃投入井中。这种粗暴的毫无人性的举动深深刺痛了光绪。光绪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随同慈禧先是到太原，随后又逃往西安。直到一年多后，才结束了这种流亡生活。
从西安行在回銮之后，慈禧似乎有些感觉到戊戌年光绪所推行的新政，对于大清王朝的基业巩固不无稗益；而“戊戌政变”带来的后果几乎都与灾难相连，于是又挂出了新政的招牌，废除科举，大兴学堂，仿行宪政……这些举措甚至比戊戌年更要激进些。无奈大势已去，人心已散，收效极微。历史的机会一旦错过是难以追回的。在这些重大事件中，发布上谕的虽说还是光绪，但他只是傀儡而已，真正的主宰是慈禧。
紫禁城上空希望之星陨落
政敌的陷害，疾病的折磨，和一些目前人们也许还尚未明了的原因，使颇想有所作为的光绪帝在慈禧死去的前一天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人们说，紫禁城上空的一颗希望之星陨落了。从此清王朝急剧衰败，迅速滑向毁灭的深渊。不到三年，清帝的皇冠便在辛亥革命的烈火中化为灰烬。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伦敦的一家英文报纸以显著地位报道了光绪皇帝于前一天病死瀛台的消息，并宣称：如果这位已故皇帝所推行的改革获得成功，中国将会是另一番模样，可惜历史的机遇一旦错过便无法挽回。不管这家报纸的论断正确与否光绪帝作为封建末世的君主，他的名字是同变法与革新紧紧连在一起的。他在政治上所遭遇的坎坷，无论对于大清王朝，还是对于中华民族，都是不幸的。
主要参考书目：
《清史稿·德宗本纪》。
《德宗景皇帝实录》。
《德宗御制诗文》。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作者孔祥吉，194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