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奕詝，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1831年7月17日生于圆明园湛静斋后更名为基福堂。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登基。年号咸丰。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病故。在位11年。庙号文宗协天翊运执中垂漠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
皇四子与皇六子
奕詝是道光帝旻宁的第四子，他生逢其时。道光帝所生的前三个皇子先后夭折。皇长子奕纬，最受道光帝宠爱，至23岁，已经落落成人，却在奕詝出生前两个月忽得急病死去。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两三岁时就已病死。三位皇子相继死去，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十分悲痛。这一方面是父子亲情，更重要的是膝下犹虚，将来清王朝大统由谁来继承。皇长子过世时，奕詝生母钮祜禄氏正身怀六甲，她时年23岁，也盼望自己能生下一位男婴。这样，奕詝虽是皇四子，但实际上处于皇长子的地位。他备受宠爱，就连他的名字，也同他三个哥哥不同，不再用“纟”字旁，而用了“言”字旁。但他的来世，好像是一个兆头。六天之后，祥贵人生下皇五子奕誴；第二年，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生下皇六子奕；至道光二十年，琳贵人生皇七子奕譞，此后她又于道光二十四年生皇八子奕詥、道光二十五年生皇九子奕言惠。皇子众多，使道光帝日后的立储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皇位继承是封建王朝的头等大事。清朝的家法是立贤不立长。雍正帝胤禛为此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皇子们帝位之争由此而有所遏止。但是，在深宫之内，陪皇子各自的生母、师傅、谙达、身边的奴仆等都希望自己最亲近的皇子能入承大统，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动作十分微妙。这种局势在一开始时对奕詝稍显有利。道光十三年，他两岁时，孝慎皇后佟佳氏去世，生母全贵妃晋为全皇贵妃，摄六宫事。次年，全皇贵妃被立为孝全皇后。按清代家法，皇后之子并无立储的特权，但对忠厚守成的道光帝来说，心理上仍有一定的作用。可是，到了道光二十年，奕詝的生母因病去世，这一微妙优势也就丧失了。奕詝时年九岁，道光帝将他交给静贵妃抚养。孝全皇后过世后，道光帝再未立后。以静贵妃晋为静皇贵妃，摄六宫事。静皇贵妃曾生皇二子、皇三子，此时膝下仍有皇六子奕。奕詝、奕年龄相近，两小皇子还无所猜忌，对皇位的继承涉及的利害关系也不甚了然。但他们的师傅却十分明白。道光十六年，奕詝开始读书，师傅为杜受田。杜受田，山东人，官宦人家出身。道光三年进士，会试第一，殿试传胪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迁洗马，督山西学政。他入值上书房授学奕詝时，已48岁，通典籍而知世故，老谋深算。奕詝自6岁入学，受他的教诲历时10余年。杜受田讲授的主要是儒家典籍和诗文之作。从奕詝以后时的朱批、朱渝来看，其文字功力，在清朝各代皇帝属中上水平。按照清朝家法，奕詝还时常练习骑射刀曾制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道光帝分别赐名为“棣华协力”、“宝锷宣威”。
时光流逝，皇子们逐渐年长成人，道光帝逐渐步入老年，要考虑立储了。
道光帝时有五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年龄太小，难以入选。皇四子、皇五子、皇六子年龄相近，但皇五子既不聪明，也不老成，生母又不为道光帝所喜，也不能入选。入承大统只能在皇四子和皇六子之间抉择。就聪明才智和胸怀为人，奕略胜一筹。奕詝还是个跛子。据私家笔记，奕詝曾从猎南苑，坠马伤骨，经上驷院正骨医治疗后，“行路不甚便”。跛子也似不太符合真命天子相。在封建社会，皇太子被视为国本，关系甚大，因此，道光帝在两人之间长期犹豫不决。皇子们虽觊觎皇位，但决不能显露出来。兄弟争夺，既非悌友之道，更非君王之道。道光帝也不能听任康熙朝故事重演。而奕詝、奕同养于静皇贵妃，还得顾忌于这一层。
大凡皇位争夺的材料是很难觅得的，官修史书不载，时人的私家笔记也有所畏惧，不敢随意着笔，只是在日后的稗官野史中留有一些痕迹。据《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逸闻》卷一称：
“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师。卓卓秉恬、奕师傅教恭王奕，以上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杜受田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同一类的记载，还可见《清史稿·杜受田传》：
“至宣宗道光帝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以上两条记载的可信程度尚难确定，而后者竟入于《清史稿》，可见此说流传广泛。从这两条记载来看，双方的谋士都是背后的师傅。杜受田揣摩道光帝心理，为奕詝抢到皇位立下大功。奕詝登基后，即加其为太子太傅，调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病故时，奕詝大为悲恸。“抚棺哭甚哀”，哀荣特优，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传言。
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已64岁了，决心立储。立秋这一天六月十六日，他亲写“御书”：
“皇六子奕封为亲王
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
对于后一条，道光帝还特意用满文书写。在清代秘密建储的御书上，同时写入两人，此是仅有的一例。对于一贯注重守成的道光帝说来，这一破例行为，正反映他平素对皇四子、皇六子同样喜爱，而在抉择过程中的踌躇难定的心理。“御书”写就后，道光帝仍在犹豫，第二天才藏入鐍匣。至于皇五子奕誴，道光帝在这一年让他嗣其三弟悖恪亲王绵恺之后，袭悖郡王，干脆使他排除在帝系之外。
天平终于倾向一边。皇四子战胜了皇六子。道光帝的这一历史性的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奕詝才识平平，少谋无断，在一个平静的年代中，他也许不算是一个坏皇帝，但难以经历咸丰一朝的危局大任；而奕却颇具才识，庚申之托显示他处理危机的能力，兴办洋务又表现了洞观世变的远见。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如果道光帝此时选择的是奕而不是奕詝，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很大部份将会改写。 。
道光二十九年入春之后，道光帝多次病倒。至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清晨，道光帝已将垂死，特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森、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至寝宫慎德堂。公启鐍匣，宣示建储“御书”。此时，道光帝还挣扎起身。亲笔朱谕：“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它。”字迹草乱，可以想见其垂危的痛苦。待到中午，奕詝奉召至慎德堂，悲恸流涕。未久，道光帝便死去了。
当日起，奕詝即开始听政，正月二十六日，他在清宫太和殿行登幕大典，王公百官朝贺如仪，改明年为咸丰元年。此时他尚小满19岁。
初振还罢
咸丰帝奕詝登基之时，毫无政治经验可言。昔日所接受的儒家典籍与诗文习作的教育，与错综复杂的现实政治举措，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但这似乎无关紧要。清入关仿效列祖列宗成例，即位后首先是下诏开言路、求人才。在他登基后的第1l天，咸丰帝特旨通行晓谕，“凡九卿科道，于用人行政一切机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以副朕集思广益之意。”接着，他下令各省督抚查看下属，如有才德兼优、诚心任事者，“酌保数员，候朕简用历任”。，又下令在京部院大臣保奏品学纯正、才德出众之员，并允许向例不得奏事的各省布政、按察两使，“各抒所见”，密封交本省督抚代呈。三道谕旨下发，各地奏章纷至沓来。在这些奏章中，通政使罗悖衍、左副都御史文瑞、礼部侍郎曾国藩、鸿胪寺少卿刘良驹等人的奏折，颇得咸丰帝之意，受到通谕褒嘉；在被保举的官员名单中，有林则徐、姚莹、江忠源、张亮基、谭廷襄、周天爵、李棠阶等人。
封建政治的首要之务在于用人。咸丰帝在此之后开始了人事上变动。他下令地方官查明林则徐“能否来京候简”。为而后起用林则徐作张本；起用在鸦片战争主持台湾抗战后被降职的姚莹办理两淮盐务；批准军机大臣陈孚恩、大学士潘世恩退休。至年底，他亲颁朱谕，革去深受道光帝信任的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职务，将文渊阁大学士耆英降为五品顶戴，以六品员外郎候补。并将闽浙总督刘韵珂病免。咸丰元年，将福建巡抚徐继畲解职召京；后又革去陕甘总督琦善的职务。在此期间，他在部院大臣的安排上也作了一些调整。从上述人事调整来看，他重用的是对外持强硬态度的官员，罢黜的是对外持和议的人士。就契机原因而言，是咸丰帝登基未久，英国派舰到天津大沽，送交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麦尊H．J．Palnlerston致穆彰阿、耆英的信，引起了清政府的一场虚惊。透过这些表象可以看出，新皇帝在对外政策上与老皇帝的差异，说明鸦片战争这场“千年奇变”在新皇帝心中引起的屈辱感受。咸丰帝通过这些人事变动，向中外朝野显示，新君不可蒙，欲有振作。
然而，时代不同了。
成丰帝当政时的清王朝，已经从康、雍、乾三世鼎盛时期败落到谷底，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其荦荦大端者有三，而咸丰帝的对策皆不过尔尔，并无惊人之笔。
其一，鸦片战争后，来自海上的西方列强的威胁已为清王朝所直接感受。第二次战争随时有可能发生。有识之上魏源已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呼喊，提出仿照西方办法制舰造炮、训练军队的建议。咸丰帝并没有感受到世界大势，并没有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只是按传统的方法整顿海防。他颁发了一道上谕，令沿海各省督抚筹办海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此后他又多次下令整顿海防；但是，他又害怕整顿海防会刺激西方列强，谕旨中强调“不动声色”，“断不可稍有泄漏，以启衅端”。这种既仇恨又恐惧的矛盾心理，使得他不可能采取任何果断措施。对于外来武力侵略的抵御，在于国家的强盛，国防力量的增长，不是罢免几个主和的人就可以解决得了的。结果，历时一年的海防整顿，各地官吏只是虚应故事，没有任何效果。此后，咸丰帝一直没有对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采取相应的海防措施。
其二，清王朝在乾隆末年时，国库存底白银达七千万两，经嘉庆、道光朝耗用仅道光后期战费、河工等临时项开支达七千万两，所剩无几。咸丰帝即位时，户部库银仅存187万两。大学上管理户部大陋卓秉恬在咸丰帝上台未久，向他报告财政情况，称“入不敷出。为数尚钜”。清王朝的财源，主要为地丁漕粮、盐课、关税。根据祖宗“永不加赋”的规定，地丁漕粮上|面已无文章可做；关税数额较小，又牵涉到那些惹不起的“洋人”；可以动动嘛筋的只是盐课一项。咸丰帝立即派人整顿盐务，期望增加收入，但毫无成效。
其三，最为危险者，要数当时的社会矛盾。由于人口猛增，土地兼并激烈，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从土地中抛荒出来，社会流民数量激增。大量的民众聚集在白莲教、三合会、拜上帝会等等会党、宗教的旗帜下，成为对抗官府的强大势力。十四行省，“窃贼”公行。同时，封建官僚阶层已经腐败，政治上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许多官史又以“浮收”不按《赋役全书》规定的科则，擅自加收钱粮、“勒折”应当征收的粮食，却以高价折收银钱；应当征收纹银，却以高价折收制钱等种种名目，中饱私囊，祸害乡民。在地主、官府的压榨剥削下，民众的纳税能力下降，清政府的税收减少，社会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漩流．社会秩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对此，咸丰帝曾发出过一些整顿吏治的谕旨。但这些不伴随实际行动的空洞者论，一下子就淹没到黑暗政治的尘网之中，丝毫不起作用。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咸丰帝不是毫无认识，而是认识不深刻：不是毫无对策，而是对策不得力。这并不是说咸丰帝的水准在当时寻常人之下，从当时官吏们的奏折文书来看，他们也无高明招术，咸丰帝还算是“择善而从之”的“明主”。但是，危局需英主，没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要想振衰起弊是十分困难的。
年青的咸丰帝，在其当政的最初日子里，曾在用人上显示其欲以振作；但在实政的处置显示其才智平平。热情撞上了现实，振作即作罢论。
太平军兴
咸丰帝临朝理政的第一天，遇到的第一项政务，就是广西巡抚郑祖琛报告湖南天地会李沅发起义部众进至广西的奏折，他批示命郑祖琛率领文武“分路兜剿”，擒拿李沅发。历时四个月，李沅发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咸丰帝满心欢喜，向有功大臣颁赏加衔。
这时，更大的起义爆发了。首先是广西、广东的天地会众纷纷起事，占州据县10余座，势力大张；其次是广西拜上帝会众约两万人在洪秀全的命令下向桂平金田村集中“团营”，起兵反清。对于后一项，咸丰帝一开始是不清楚的，只是看见广西地方不靖，“匪”势猖獗，于是他三次诏令广西巡抚郑祖琛实力剿捕。随后，他见郑祖琛镇压不力，便改派最受信任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前往广西剿办，并调镇压李沅发起义有功的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不久他又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命驰赴广西督理军务，镇压拜上帝会，并调湘、黔、滇兵弁各二千入桂。林则徐在广东潮州途中病卒的消息传到北京，他再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办理广西军务。接到了李星沅等人的奏报后，他才朦胧地了解太平天国的情况。于是，他以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并先统乌兰泰、湖北盐法道姚莹、江苏淮扬道严正基、军机章京丁守存、在籍知县江忠源等入桂，襄办其事；同时又派兵13000名增强兵力，拨放军费银1000万两。在为赛尚阿举行的送行仪式上，他亲授其清初名将遏必隆的“神锋握胜刀”以壮其行，坐盼红旗捷报传来。
就调兵而占，在广西的客省兵近2万人，加上募勇，总兵力在3万以上。兵力不可谓不厚。就遣将而言，林则徐、周天爵、李星沅、徐广缙都是当时的往臣，姚莹、严正基、丁守存、江忠源都是当时的干才，乌兰泰、向荣都是当时的勇将，而且乌兰泰、丁守存还是清政府最有名的火器专家，连官拜首席军机的赛尚阿亦亲自督战。特别难办的是军费。咸丰帝倾出户部家底，指派各省筹歉，并发内帑以百万计。对于用兵部署，他每次都在上谕中不厌其详，何方进攻，何方围堵，如何擒首，如何离问，倾注了大量心力。对于败军之将，他予以严惩，对于获胜之师许多是谎报的予以重赏，可谓是赏罚严明。可咸丰帝的这般努力的结果却是：广西的天地会起义并未平息。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自“团营”之后，多次击败官军。成丰元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正式建号“太平天国”，随后入武宣，占象州，据永安，分封诸王，厘定制度。咸丰二年三月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破清军包围，攻桂林不克，转攻全州。咸丰帝一看赛尚阿不行。急命徐广缙再次带兵入传。协助赛尚阿。四月，太平军进湖南，占据遭州。咸丰帝急令赛尚阿尾追，并调川、赣兵共6000入湘支援，调豫、陕兵共3000入鄂防堵。他还下了一道严旨，嗣后统兵大员有临阵脱逃，或讬病迁延以致贻误军机者，“著赛尚阿等据实参奏，清旨正法”，至参将、游击以下官弁，“一面奏闻，一面军前正法”。七月，太平军攻克郴州，进窥长沙。十一月，太平军因久攻长沙朱克，引兵北上，占岳州今岳阳，陷武汉，随即引军东下，浩浩荡荡．势如破竹。
面对此凌厉攻势，咸丰帝一下子乱了方寸。咸丰三年初，他下了《罪己诏》，称：“朕为天下之主，不能察吏安民，致令盗贼肆行，问阎警扰”，“每念生民涂炭，抚育无方，即：再三引咎自责，亦属虚文。惟有恐惧修省，叩吁吴苍，省予之辜，拯我穷黎”。他还下令礼部及各地大吏将《罪己诏》刊刻誊黄，宣示中外。
《罪己诏》下达后，局势仍向不利清王朝的方向发展。咸丰三年一月十一日1853年2月18日，沿长江东进的太平军攻破九江，六天之后，再破安庆。咸丰帝下令将钦差大臣陆建瀛革职逮问，以江宁将军祥厚署理钦差大臣；而次日起，太平军已围攻南京，至二月初十，南京城破。未遭拏问的钦差大臣陆建瀛为太平军所杀。末及接印的钦差大臣祥厚中炮死。二月二十日，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改名天京。咸丰帝得闻此汛，已不知有何妙方可用。自太平天国起义至此，咸丰帝已先后从18行省调集外省兵丁84 700余名，连同本省征集兵丁近10万人，随时雇募的壮勇还不在内，拨放军费银达2510万两，精心策划一系列方略部署，全部遭到失败。他气无可出，先后批准将赛尚阿、徐广缙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赛尚阿的三个儿子亦遭连坐而被革职。他还下令让广西巡抚劳崇光派人密访太平天国各首领家族的祖墓，“尽行掘发，以消逆焰而除戾气”。这种幼稚的举动，丝毫无益于大局。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开始了悲壮的北伐和西征。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太平军精锐两万余人，自扬州开进，突入安徽，先后克滁州、临淮关、亳州。五月进至河南，渡黄河，围怀庆。咸丰帝命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督办河南河北军务，以对付北伐军。太平军转入山西，连克州县，咸丰帝又以内阁学士胜保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赐“神雀刀”。此时，太平军转入直隶约今河北，下临洺关，九月，占深州，迫近北京。咸丰帝闻讯大惊，他任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任御前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在乾清官举行的隆重的授印仪式上，还赐绵愉“锐捷刀”，赐僧格林沁“讷库尼素光刀”。同时，北京城戒严，派其弟奕沂成立京师巡防处，以防万一。北伐军东攻沧州，进逼天津，顶住了胜保、僧格林沁两支大军的进攻，坚守待援，直至成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才南撤至直隶阜城。这足使咸丰帝提心吊胆四个多月。
太平军北伐的同时，西征军由南京出发，再占安庆，围攻南昌，分占赣、皖各属。九月进入湖北，据汉阳、汉口。十二月攻占庐州，安徽巡抚江忠源负伤投水死。四月，西征军兵锋再进湖南，六月，再占武昌。对此后的太平天国形势发展而言，西征的意义重于北伐。对于咸丰帝来说，西征的威胁就不如北伐那么大。全国能够抽调的兵力，大多已先后抽调给钦差大臣向荣、琦善，组成两军营向荣率军尾随太平军东下，在南京城东结扎江南大营；琦善亦统军东移，在扬州城外结扎江北大营，咸丰帝命两军营围攻天京，剩下不多的兵丁，又尽力抽调给钦差大臣胜保、参赞大臣僧格林沁军营，对付北伐军。对于西征一路，咸丰帝未派统帅临阵，只是酌调兵弁协助当地官员防堵，并命向荣、琦善两军营派兵支援。咸丰帝的这一无可奈何的漏着，致使太平军顺利地建立起皖赣根据地，开始了长期的斗争。
两大变局：厘金与湘军
就在咸丰帝一筹莫展，消极应付局势的时候，清王朝的一些官员由下而上地办起两件大事：一为厘金，一为湘军。
太平军兴，使咸丰帝最为头痛的就是无钱。无钱即不能调兵，不能募勇，不能继续作战。他多方筹措，开捐输，清家底，挪闲款，迫令各省交钱。他甚至还下令将内府所藏的乾隆年问御制的三口大金钟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镕化，取金以充军需。这些方法用了三年，到这时已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太平军兴至咸丰三年六月，咸丰帝共拨军费银将近3000万两，而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22万两，就连京城官兵的俸饷也开不出来了。为了解救财政危机，咸丰帝批准通行官票，后又批准印制钱票又称宝钞、钱钞，又以纸代银、钱。同时，他又批准铸造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大钱。咸丰四年，他因铸大钱的铜料不足，还批准了铸造当一、当五、当十的铁大钱，甚至批准铸造铅钱。此类票、钱，顿时引起金融市场的极大混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咸丰帝对这些后果事先完全清楚，为了挽救财政困局，筹措军费，他不得不这样做。
即使如此，中央财政仍然处于无银可放的困境。咸丰三年，户部曾奏请停发在京官兵俸饷一年。咸丰帝考虑再三，认为王公大臣，收入素优，可以停发，其它官兵不能断饷，遂决定：文职四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仍发春季饷俸饷。户部无银，他发内帑50万两以应急需。咸丰四年，户部奏准官兵的俸饷，以银两改折钱、票，不再以白银充兵饷了；而各衙门的公费等项银两，改折银、票对半。清朝的货币由此大乱。
自咸丰三年下半年起，各军统兵大员僧格林沁一路除外，再也收不到中央财政拨发下来的银、钱，只是收到咸丰帝指省拨款的命令。各省奉旨指拨也往往不能如数如期照解。统兵大员只得自想办法。他们一方面裁减兵勇，以节其费被裁退的兵勇在返乡途中又四处骚扰；一方面自筹款项，起初主要靠捐输。负责琦善军营粮饷的帮办江北军务刑部侍郎雷以诚，根据幕客钱江的建议，在扬州创办厘金，以济军需。厘金是对各类商品起初为粮食抽取1 9／6的税，初办时对米行、店铺征抽，称为“坐厘”，后又在各交通要道设关置卡，抽收厘金，称为“行厘”。咸丰四年三月，雷以诚扩大厘金范围，向里下河各州县征抽，同时上奏以闻。咸丰帝据此命令江苏省筹办厘金。是年底，咸丰帝又根据户部的建议，下令用兵各省推行，尔后遍于全国。厘金制度的实行，为清政府筹措了大量的军费。据不完全统计；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共耗军费银17000万两以上，若无厘金的支持是绝不可想像的。
湘军的组建，是在太平军围攻武昌时，在籍的前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办理湖南团练事宜开始的。此后，咸丰帝四次任命免官在籍的三以上大员共43人，办理安徽、江苏、河南、直隶、山东、浙江、江西、贵州、福建等省团练。团练是一种地方性的地主武装，任务是护卫乡里身家，无事仍为民，有警则为兵，不远行征调。团练的经费由当地绅耆筹办掌管。曾国藩一眼看出此种武装对付太平军完全无效，他在办团练的渝旨后面放手大干，编练出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一一湘军。
咸丰三年初，曾国藩将湘乡团丁约千人，按照明代戚继光的束伍成法，编成中、左、右三营。此后陆续扩充。是年夏，他派湘军两千人随江忠源守南昌，并开始编练水师。咸丰四年正月，湘军正式编成，共有陆军13营、水军10营，全军员弁长夫丁役共计17000余人，配炮500位其中一部份是通过两广总督叶名琛等购买的洋炮，配大小船只400余艘。曾国藩编练的湘军是完全出乎咸丰帝意图之外的；而他闻知后颇为赞许。其时，咸丰帝抽调全国的兵力已达12万，正感到无兵可用。邻国廓尔喀今尼泊尔一带国王曾致书表示愿出兵“剿贼”，此种外夷之兵，咸丰帝当然不敢用，连忙谢绝。因此，当太平军西征入湖北时，咸丰帝就调曾国藩带湘军救援。曾国藩以军未练成而不肯赴命。不久，咸丰帝又命曾国藩率部援皖，曾国藩仍不发兵。咸丰帝很生气，在其奏折上朱批：“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其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赶紧设法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此谕可见咸丰帝非识臣之骨，也未能预料日后湘军的力量，同时也可看出咸丰帝到处找不到可用之武力的心态。曾国藩仍不为所动。至湘军编成，正值太平军再入湖南，曾国藩才引军自衡阳北七，初败后胜，迫太平军退出湖南。成丰帝予曾国藩三品顶戴。八月，曾困藩督湘军攻陷武汉，咸丰帝喜出望外，在曾的奏折上朱批：“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即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他对军机大臣们说，军兴以来，出征将帅连战皆败，而曾国藩以一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对曾颇为赞许。军机中有人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如匹夫，匹夫居乡里振臂一呼，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闻之立即变脸，对曾国藩由嘉许变为疑虑。不久，他不再让曾国藩署理鄂抚，改予兵部侍郎的空衔。曾国藩在接到署鄂抚之命后，照例以丁忧请辞，而咸丰帝竟以谢辞的奏折未书官衔为由，下令“严行申饬”。曾国藩“闻之黯然”。“怆叹久之”。湘军非经制兵国家正式军队，曾国藩兵权在握，作皇帝的自然放心不下；而太平军威胁未除，下令解散湘军又无兵以对付“长毛”。咸丰帝两相为难。后来．尽管军机中有人常提到遣散湘军；以防尾大不掉，咸丰帝一直末从；同时他对曾国藩长期不加信任，不予实缺。咸丰七年，曾国藩以丁父忧请辞，并怕咸丰帝不明其意，后又上了《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以退为进，要挟咸丰帝给一巡抚官职。咸丰帝也装聋卖傻，非但不夺情，就连兵部侍郎的底缺也开革了。次年，太平军进入浙江，咸丰帝不得已才命其复出，一直到咸丰十年才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官职。尽管如此，曾国藩所统湘军，兵力不断扩张，出现了胡林翼、左宗棠等谋勇俱全的统帅，成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也是清王朝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厘金与湘军，是咸丰一朝的两大变局。银与兵，是咸丰帝当政初期日夜焦虑耗尽心力的两件事。厘金与湘军正应朝廷之急而生，可以说它们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可是，财权和兵权这两项封建王朝极为重要的权力渐渐地落在地方督抚的手中，朝廷的权力也慢慢只剩下了任官命将一项这一项权力后来也受到了很大的侵蚀。厘金和湘军开始了晚清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新格局，封建的统治秩序从
内部开始变异。
“造反”，“造反”
咸丰四年，发展迅猛的太平军攻势受阻。在南方，湘军占据湖南，反攻湖北得手后，继续进逼江西，太平军西征受到挫折。在北方，僧格林沁、胜保军迫北伐军一退再退，将林凤祥、李开芳包围于直隶东光连镇和山东高唐，并消灭了已进至山东临清的太平天国北伐军。而江南、江北大营正分攻天京、瓜洲。战争的双方，由初期的攻、守两势转为对峙状态。咸丰五年的战争，使咸丰帝有喜有忧。喜在北方，僧格林沁终于消灭了北伐军，成丰帝晋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朗台亲王并世袭罔替，在乾清官为僧举行了隆重的凯旋仪式，并诏告天下。“北省军务告蒇”。忧在南方，湘军攻九江不克，反在湖口大败，曾国藩寻死不成。太平军乘胜进击湖北，攻占武昌。咸丰帝先后命西凌阿、官文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西凌阿多次战败。官文无才无德，靠的是胡林翼所辖湘军。咸丰帝心中明白，就是不将权柄授予湘军。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巧施计谋，先后调兵攻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太平天国的势力达于鼎盛。
自咸丰四年起，成丰帝对前线的战事不再充满着热心和信心了，显得有点倦厌。他想不出办法，找不到能臣，放着一个曾国藩又不敢重用。每日的上谕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不到前期在命将、调兵、战略以至战术方面的果断的大动作。好在厘金和湘军已经创办，饷与兵的难题已经趋于缓解。战事不利，一些统兵大员受到革职逮问，以至开刀问斩，使许多统兵大员视官途为畏途，纷纷托病请退。咸丰帝不用这批人，又用何人?他只得改变办法，采取革职留任．命其戴罪立功。居住在北京的咸丰帝，对于南方的战事感到越来越遥远，他不关心长江流域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注前的是京畿地区的稳定。自太平天国北伐军被消灭之后，他松了一口气，但时时关注太平军是否会再度北上。湖北一危急，他立即调兵赴河南预防；江南大营因兵员单薄而无力攻破天京，向荣向咸丰帝请调江北大营兵勇助攻。咸丰帝恐太平军北上，破口大骂：“汝必欲江北兵，可将汝首送来!”到江北、江南大营俱败，他除了“愤懑”之外，一无良策。
正在此时，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东王杨秀清逼官谋权，北王韦昌辉杀杨秀清。翼王石达开闻讯领兵“清君侧，”天王洪秀全杀韦昌辉，迎石达开回京辅政。然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疑猜，于次年六月领兵出走。天京内江，使太平天国军势大损，丢失了湖北根据地和天京北部屏障瓜洲、东部堡垒镇江。清军重建江北、江南大营，进围天京；湘军攻破九江。太平天国的局势从盛转衰。
咸丰帝连续收到天京内讧的奏报，曾特意去瀛台涵元殿拈香。他在上谕中称：“虽探报情况不一，而贼匪内乱当属可信；，他急命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和春与钦差大臣、督办江北军务德兴阿等“务当趁此机会；，“迅奏肤功，朕不胜盼望?接着，他闻报石达开与韦昌辉失和，命曾国藩设法招抚石达开。此后前线传来的消息，自然使咸丰帝格外高兴，他以为制服太平天国的时日已经不远。但是，到了咸丰八年七月1858年8月，太平军陈玉成部再克庐州，咸丰帝急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八月，陈玉成部会同李秀成部再次摧毁江北大营，咸丰帝立即将钦差大臣德兴阿革职，并撤消江北大营，江北军务由和春节制。十月，陈玉成、李秀成部在安徽三河歼灭湘军李续宾部，挫败湘军东犯的图谋。太平军由颓势再度转入振兴。咸丰帝的美愿如同肥皂泡沫一样，又破灭了。
就在清王朝与太平军进行长期战争的同时，全国各地民众亦纷纷揭竿而起，其中规模较大者有：
捻军咸丰二年～同治七年，1852～1868年 嘉庆初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省的私盐贩夫、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中存在着分散的秘密组织，称为“捻。”?咸丰元年起，皖北、豫的“捻”党纷纷起事，其中最大的为由张乐行领导的在安徽雉河集起事的一股。咸丰五年秋，豫皖边地区的捻军各首领在雉河集“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建立了五旗军制。咸丰七年，捻军接受太平天国封号，此后，活跃于淮河两岸，并进击豫东、苏北，兵力达10万以上，坚持斗争18年。
天地会 是南方各省的民间秘密组织，始创于乾隆年间，内称“洪门”，有小刀会、红钱会等支派。咸丰三年起，各地天地会起义进入高潮，最著名的有：黄德美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曾占漳州、厦门等地，后退海上；林俊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有会众数万，曾占德化等十余县；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有会众数万，曾据上海、嘉定等县城；何六、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号召会众10万，称“红巾，”围攻广州半年，后退入广西佳平，号“大成国”，曾占柳州、梧州、南宁；朱洪英、胡有禄领导的广西天地会起义，曾占灌阳等地，号“升平天国”，
众数万，活跃于湘、桂、黔三省边区。
贵州各民族起义 其中较著名者有：杨凤领导的斋教 白莲教支派起义，有教徒数万，据桐梓等地，建“江汉”政权；张秀眉、包大度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数万人，占黔东南地区；号军白莲教分支起义，众数万，分白号、红号、黄号，据黔北地区；回民起义数万人控制了黔西南地区。
云南回民起义成丰六年至同治十二年，1856～1873年 杜文秀领导起义，建大理政权，众数万，曾占20余州县，前后历时16年。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咸丰九年至同治四年，1859～1865年 以烟帮哥老会一派为基础在云南昭通起事，未久转入四川，据州占县，兵力最盛达数十万。
这些起义，配合了太平天国，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造反”浪潮。18行省中，已有14行省战火正炽，相比之下，稍稍平静一些的直隶、山西、陕西、甘肃也不时爆发一些小规模的聚众抗官的事件。“造反”！“造反”！咸丰帝的脚下，再也没有一片平静的土地。这是清朝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混战”局面。
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咸丰帝无以应付；面对着如此众伙的“逆贼，”咸丰帝的负担更加沉重了。他已经非常倦怠，也确实无此心力。他常常想到天意，曾多次祈天求神，但局势总是那么坏，只得愁绪满怀，真正感到自己无力回天了。
英法联军之役
正当咸丰帝在内战的沼泽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外患又来了。
道光朝的鸦片战争以及其后的中外交涉，给咸丰一朝留下了两宗遗案。一是广州入城，一是“修约”，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英人据此多次要求入城，皆被拒。根据《中美望厦条约》，“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12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中法黄埔条约》也有类似条款英国据此及最惠国条款，以《中英南京条约》为时限，于咸丰四年要求“修约”。法国、美国也据最惠国条款，同时要求“修约”。他们的修约要求主要有：一、开放中国沿海城市及长江；二、鸦片贸易合法化；三、废除进出口货物的中国内地子口税；四、公使驻京。
至于前一宗遗案，即广州入城问题，反映出中西文化观念上的差别。成丰帝和清政府的官员坚持“夷夏之防”，认定英人入城居住会给他们的统治带来极大的破坏作用。至于后一项遗案，即“修约”问题，牵涉国家利益甚大，尤其是第二、三项，对中国利益极有损害。此时，咸丰帝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在认识上还是混沌一片。他将这些对外事务，交给了曾在道光二十九年反入城斗争中名噪一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办理两广总督当时例兼处理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咸丰帝以为叶名琛深知“夷务”，办事干练。而叶名琛却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官员。他对各国的“修约”要求拒不理睬，对于各国使节的会晤要求，以军务在身而拒不相见。曾与外人多次打交道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看出此事不会轻了，上奏请成丰帝另派重臣妥善办理，结果挨了咸丰帝的一顿痛斥。由于英、美等国来不及准备战争，咸丰四年的各国“修约”活动毫无结果。
咸丰六年，美国公使在英、法的支持下，以《中美望厦条约》已满12年，照会叶名琛，并扬言北上。叶名琛仍不相见，并要求咸丰帝下令各省督抚拒收美使文件，迫美使回粤，以由他来“设法箝制”。咸丰帝因南方太平天国战事新败，恐引起衅端，口气已经软下来，指示叶名琛“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 “以示羁縻”。
就在这年，中外交涉出现了两件事。一是广东水师于九月在广州黄埔港查拿了走私船“亚罗号”，英国领事巴夏礼声称该船在香港登记实际已过期，是英国船，并诬水师官兵扯下了该船的英国旗。英国公使包令趁机大做文章，向叶名琛提出了“惩凶”、“入城”、“修约”三项要求。英国驻香港的海军随后出动，攻破广州外围数处炮台，于十月初一攻破广州外城，旋因兵力不足而退出。英国政府决定扩大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二是法国传教士马赖非法入广西西林县传教，于是年正月被当地政府处死。法国政府闻讯，准备出兵开战。
咸丰帝对这次战事完全懵懂无知。叶名琛欺骗了他。对开战的失败，叶名琛奏报中谎称已获大胜，击毙英军司令及以下官兵400余人。对英、法派额尔金、葛罗各率远征军前来扩大侵略，叶名琛奏报中说成是英国以包令、巴夏礼不应开战，“另派新酋来粤定议?对于成丰七年五月英军在珠江上击败清军水师，焚烧师船一百余艘，叶名琛的奏报完全不提，反称他调集兵勇两万余人，防堵极有把握。咸丰帝对此竟然全信。叶名琛并不能一手遮天，言官闻知广东战事的确切情况上奏，咸丰帝置之不理。两江总督怡良听到消息，见叶名琛为咸丰帝宠臣，不敢重词，婉言上奏，咸丰帝斥责为英国造谣耸听，命怡良“勿为所惑?他多次下令叶名琛尽早了结此事。咸丰七年十二月初三，他收到叶名琛最后一份奏折，称其正与额尔金、葛罗详细理论，可将各项修约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咸丰帝总算放心了，认为“大局已经初定?十天后，他又收到广州将军穆克德纳等人的奏折，声称广州已于十一月十四日失陷，叶名琛被俘。他大惊失色，在奏折上朱批：“览奏实深诧异!”
战火已经烧了一年多，可咸丰帝在叶名琛的蒙骗下一点战争准备也未进行。朝廷的兵、饷已用于对内战争，此时又何以进行对外战争?他一面下令将叶名琛革职，以四川总督黄宗汉继任；一面命令在籍侍郎罗悖衍等密集团练，将英军驱逐出广州，然后再由广东地方官府出面调停转圜。他认为，英军只有数千，团练能集数万，以十当一，必能制胜。且不论以松散的民团来对抗训练有素的英法联军在军事上是多么错误，更荒唐的是，在咸丰帝的眼中，中英两国的战争他此时尚不知法国也参加了战争可以转化中国民众与英国的战争，清政府竟然可以充当中立者出面调停。咸丰帝的指令在现实中是完全行不通的。可圣旨一下，淮又敢出面抗旨?广东的官员们还是继续上奏欺瞒实情，而罗悖衍等团练大臣则以经费无出等困难来延宕时日。
咸丰八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修约”。四国合伙上门抢劫，咸丰帝又搬出以夷制夷的“法宝”，令直隶总督谭廷襄进行分化：对俄表示和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劝导，对英严词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处处失败。特别是俄国，以同情相示，以说客自居，乘机提出了划界为尔后强占中国领土为张本、通商的要求。咸丰帝对四国的要求一概拒绝，同时又不许决裂开战。这种交涉难死了承办交涉的官员。
四月初八，英、法两国不愿再继续交涉下去，联军出动，攻占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城下，八九千清军溃散。咸丰帝此时只得根据英法的要求，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谈判。此时，他还想起曾被他狼狠刺痛的耆英，想利用耆英同英人签署《南京条约》、办理广州入城事件的老“交情”，在谈判中讨一些便宜。他密谕桂良、花沙纳对各国要求“作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该夷尚未满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英法联军此时已劫获两广总督署档案，深知耆英当年两面卖弄的手法。两国公使拒见耆英，英方译员对他大加羞辱。耆英只得灰溜溜地返回北京。就在天津谈判的紧要关头，咸丰帝收到黑龙江将军奕山的奏折，称其在俄国武力的胁迫下，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订立了《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并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改为中俄共管。这种越权违法的条约，本应立即废除，奕山也应治以重罪，而咸丰帝居然认可。在他的眼中，几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百里的军事威胁，自然算不上什么。他还竟然让谈判代表告诉俄国公使：黑龙江已定约，俄国“理应为中国出力，杜其不情之请，方能对得住中国。”这种卖国的举动，愚蠢幼稚至极!
炮口下的谈判，其结果必然是屈服。五月，桂良、花沙纳只得按照英、法、俄、美四国的要求，与其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俄、美两国不战而得利，这不能不归罪于咸丰帝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失败。条约样本传京，咸丰帝愤愤，但又不得不批准。他只能把气出到替罪羊身上。他下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从《天津条约》来看，对中国利益损害最大的是片面最惠国条款、领事裁判权、自由传教、战争赔款等项，损害较小的是增设通商口岸、外国人到内地自由游历等款，至于公使驻京，完全符合当时的国际通例，但在咸丰帝眼中，最为可怕的却是公使驻京。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平等国家的观念，只有朝贡关系，宗主关系。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中，没有近代模式长驻使节的先例，只有监国。如此，他不成了儿皇帝?退一步说，先朝的马戛尔尼、阿美士德见乾隆和嘉庆不拜不跪，视若敌体，天朝还有何威严?文化观念的差别，使咸丰帝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与近代的世界观念完全相反。
《天津条约》还遗下两案，一是关税则例的谈判将在上海进行；二是各国条约一年内在北京互换。后者埋下了一颗炸弹。
当英法联军撤出天津之后，眼下的威胁消除了，咸丰帝开始反悔。他一面以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进防天津海口，修筑大沽炮台；一面令在上海进行税则谈判的桂良等，向英、法等国宣布大皇帝的“新恩惠”：全免关税，开放鸦片烟禁，让“各夷感服”，然后再谈取消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项条款。咸丰帝认为，外国人最重利，有此获利无穷的恩惠，一切中外争端自可消弭，外国人不用上天津“诉冤”，公使也不用常驻北京。再说，知恩不报，外国人还有良心吗?咸丰帝的这一招，以国家的最大利益换取皇家的最大面子，可谓惊人的误国之举。两江总督何桂清一看此事体大，不顾抗旨罪名，立即上奏：轻改前约，必起波澜，税则不可轻免。桂良亦奏称：免税得利为商人，以此而罢《天津条约》，势必不行。咸丰帝收到这两份奏折，虽不再提免税之事，却下了一道严旨，命桂良“激发天良，力图补救”，将公使驻京等项条约，“一概消弭”，否则“自问该当何罪?”
桂良在咸丰帝的再三严旨催令下，再次向英法等国求情，请他们放弃公使驻京要求，对外事务可以从广州改到上海来办理。英使额尔金经此等恳求，觉得公使驻京并无实际意义，同意改驻他地，有事进京，但坚持在北京换约。咸丰帝的口气也有所松动，称言若不能阻止进京换约，则各国使节随员不得超过10人，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
咸丰九年五月，英国新任公使普鲁斯、法国新任公使布尔布隆，率舰队从香港北上，到大沽口外要求进京换约。美国公使亦随行北上。咸丰帝见势不可回，命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派员劝说英、法等国公使不走大沽，改走北塘，进京换约。他还有过一个设想，即英法入口不依规定，“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此种掩耳盗铃之术，僧格林沁是无法实行的。
英、法公使拒绝从北塘入京，反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通过大沽。五月十五日，英、法炮艇13艘强行入口，拆除防具。僧格林沁督部交战，击沉英艇3艘，重创3艘，毙伤侵略军44 8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是中西军事交往中第一个大胜仗。战后，美国公使从北塘进京换约。因美使不行跪拜礼，国书由桂良接收，条约在北塘互换。英、法两国公使率舰队南下，准备调兵再战。
咸丰帝见大沽获胜，尽悔《天津条约》。他谕令两江总督何桂清：若英、法“自悔求和”，须由英法赔偿兵费，并需另订新约，在上海互换。是年底，苏淞太道吴煦见英法联军复来，私下与外商拟议停战条件：承认《天津条约》、大沽撤防，另赔银100万两等。何桂清上奏探询口风，咸丰帝严词拒绝。
此时，双方都在调兵遣将，准备决战。根据僧格林沁的请求，咸丰帝先后调兵13000人，合之原防兵，大沽、营城、天津、山海关一带清军兵勇达29000人其中大沽驻兵l万人。英军派出军舰79艘，地面部队达20500人，法军派出军舰40艘，陆军7000人。咸丰十年四月，英军占领了大连湾、法军占领了芝罘。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此时，南方太平天国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统军由皖入浙，攻其必救，取杭州以调动清军分散兵力，然后回师攻破江南大营，解围天京。成丰十年闰三月，他率部东征，攻取苏州、常州，准备进攻上海，太平天国的局势自天京变乱后再次达到鼎盛。
在这样的形势下，成丰帝开始退让了。一是见英法联军兵势太盛，他恐清军抵挡不住；二是怕英法联军与太平军联合双方控制地区已经连接，这将使清王朝命运不保。他下令僧格林沁不得首先开炮；并谕直隶总督恒福，若英法前来换约，“大皇帝宽其既往”，“由北塘进京换约”。他已不再要求废除或修改《天津条约》了。
六月十五日，英法联军避开防卫严密的大沽，由北塘登陆，随即进袭大沽侧背的新河、塘沽、大小梁子。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奉命不得先行开炮，坐待英法联军进攻。此次他看后路被抄，毫无胜利信心，上奏表示要在大沽拼死一战。咸丰帝见奏万分着急。僧格林沁是成丰帝的爱将，此时又掌握着京津地区清军的精锐，僧部尽失于大沽，何来兵将保卫北京?咸丰帝下了一道硃谕：“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他让僧“万不可寄身于炮台”，若有所失，退守天津。他还下了一道自欺欺人的上谕，派员前往北塘，“伴送英法使臣进京换约”。
七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继续北进，咸丰帝先后派大学士桂良、怡亲王载垣前往谈判。因不能容忍英法等国的条件，他曾准备决战，前方将领军情不利的奏报使他改变了主意。他又想逃离北京，但又怕失掉皇帝的威严，于是下了一道硃谕给军机大臣，“朕今亲统六军，直抵通州，以申天讨而大张挞伐”。同时与硃谕下发的是僧格林沁奏请巡幸木兰即木兰围场，意请咸丰帝避居热河行宫折片，让军机五大臣共同讨论，想以五大臣出面请求移驾。结果各大臣讨论的结果是都不同意，称言：“时无寇准，亲征不可轻试；热河无险，土木之变堪虞。”
英法联军的推进，使谈判的地点由天津移至通州。桂良、载垣一让再让，已经同意英法的全部要求。此时，英方译员巴夏礼又提出了换约时须亲向咸丰帝递交国书。这下子刺到了咸丰帝的痛处。不跪不拜的觐见是他决不能容忍之事。他从谈判大臣的奏报中，竟然认为巴夏礼为“谋主”，下旨“勿令折回”。八月初四，谈判破裂，僧格林沁奉命截擎巴夏礼等39人，双方大战于张家湾。僧部战败，退往八里桥在今北京通县境。初七，双方再战于八里桥。清军再次失败。
军事一败如水。英法联军进薄京城。清王朝已无军可战。咸丰帝手中已经无牌可打。他授六弟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办理和局。初八，他以“秋弥木兰”为名，仓皇从圆明园启程出奔热河。临行前的匆忙，使他无法再仔细看一下北京。他后来再也看不见了。
侵略者完全如愿以偿。奕沂先后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咸丰帝对这些条约并无异议，他担心的只是“亲递国书”一节，几次下令让奕设法消弭。跪拜的礼仪，在他的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是无与伦比，从而成为最大的“国家利益”。沙俄再次乘火打劫，以“兵衅不难再兴”为威胁，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承认了《瑷珲条约》，又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还规定了西北“勘界”。此后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夺去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咸丰帝对此竞“照议办理”。
侵略者的肆虐并未结束。为了所谓的“报复”，他们在劫掠圆明园后，又下令焚园。冲天大火数日不熄，耗银上亿两的东方名园一毁而尽。只剩下那些烧不掉的石头记载着侵略者的暴行和中华民族的耻辱；铭刻着咸丰帝未能整军经武保卫国防的大罪和企图以夷制夷保全颜面的外交的失败。
肃顺党人
咸丰帝即位后，仍用老皇帝留下的军机班底。是年底，他经过准备后罢免首席军机穆彰阿。军机中以赛尚阿、祁寯藻为领班。对于国家大政及大臣进退，咸丰帝仍先询杜受田而后行。因此，杜氏虽未入军机，职权却重于军机。穆彰阿、耆英两相罢斥，林则徐、周天爵等人起用，向荣兵败后获保全，以及黄河堤决发漕米60万石赈灾等事，无不反映出杜氏的胸襟和政治头脑。杜受田虽不是聪颖过人，但也老成持重，朝野中颇得崇信。
咸丰二年，杜受田亡故，咸丰帝痛失良师干臣。赛尚阿已赴广西督师，军机中以祁寯藻领枢务。祁氏为朴学之士，兼通义理和训诂，一时被士大夫推为儒宗。他为政尚属清廉，但遇事不免迂腐，尤其对湘军及曾国藩多加诋毁，更见其不能办事识人。咸丰此期政务不能显达，与他不无关系。咸丰四年，祁氏称病求退，咸丰帝允之。按例，大学士病退、丁忧，其位暂空一月，表示对老臣的慰抚。而祁退的当天，咸丰帝即授贾桢为大学士。此种特例，亦可见咸丰帝对祁氏的态度。
接替祁寯藻领枢务的是奕，但在咸丰五年因兄弟嫌猜而罢斥后将详述。咸丰命文庆继任。文庆曾在道光朝两次入军机，四次受黜。咸丰帝登位后复出，由五品顶戴擢至尚书。他办事方式，一反祁寯藻，不重虚名，推崇实在。他虽为满人，但主张重用汉人，保全曾国藩，荐举胡林翼，重用袁甲三。在他管理户部时，特别看重主事阎敬铭正六品，司官中最低一级，后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有事不耻下问。文庆为相时期，正遇咸丰帝倦怠政务，他为咸丰帝排忧解难，颇费心力。
咸丰六年底，文庆卒。军机处以彭蕴章为首揆。彭氏以军机章京入值，以资深为领班。他为人廉谨小心，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但对湘军集团颇多微词。若按彭氏之意办理，湘军早被裁撤，清朝亦被断送。而在此时，肃顺已经崛起。
肃顺1816—1861年，字雨亭，宗室，郑亲王乌尔泰阿第六子。成丰初年入值内廷。他以卑微之身与成丰帝谈论军国大事，知无不言，直抒己见，显示了其机敏聪颖的才能和勇于任事的性格，因而颇得咸丰帝的赏识。肃顺由官运亨通，历内阁学士、侍郎、都统、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但他更重要的职务，却是御前侍卫咸丰四年、御前大臣，成丰八年、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十一年。此类内廷职务，本属带领引见，随护宫跸的差使，并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却给肃顺经常与咸丰帝接近的机会。
肃顺虽出身于皇族，但十分轻视庸碌无为的满人，认为满大爷糊涂不通，惟知要钱。他十分推崇湘军将帅，主张让汉人执掌兵符。成丰八年，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指使下属参劾湘军将领左宗棠。咸丰帝密谕官文，“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得讯，嘱幕客外泄，授意他人上疏援救。咸丰帝询问肃顺时，他历数左的功绩，将其保全。咸丰十年，太平军东征苏常，两江总督何桂清获罪革职。咸丰帝欲调湖北巡抚胡林翼督两江，询问肃顺。他称胡氏在鄂举措尽善，未可轻动，不如用曾国藩，长江上下游皆得人。对于汉人的态度，肃顺与文庆相同，而他们两人皆为满人。祁寯藻、彭蕴章虽为汉人，却多维护满人，加害汉人。这种反常的现象，不能不说是清朝文化专制而引起的汉人的心理和思维的异化；不能不说是清中叶后满洲贵族迅速腐败而引起的满人的自我觉察。
肃顺办事，敢于用险着，大胆泼辣，雷厉风行。咸丰初年，财政困窘，他主张发钞票，铸大钱，裁减八旗俸饷，并将之强制推行。对于外患，他主张持强硬态度。咸丰九年，他代表清政府与沙俄政府代表互换《天津条约》，沙俄代表突然提出订立《补续和议》，要求承认《瑷珲条约》。肃顺意识到《瑷珲条约》严重后果，断然拒绝。谈判桌上，他据理力争，称《瑷珲条约》只是一纸空文，并建议咸丰帝将奕山革职。结果，中俄谈判完全破裂。对于当时吏治的败坏，他又主张用严刑峻法以挽颓风。在他的谋划下，咸丰朝兴起两桩大狱。
咸丰八年，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柏葰主持顺天府乡试。家人靳祥从中舞弊，传递条子。事发后，咸丰帝命肃顺参与办理此案。肃顺穷究严讯，牵连官员数十人，逮问地位比自己高出许多的柏葰。按清朝法律，柏葰只是失察的罪名，当受革职处罚。按当时社会情况，此事已成普遍风气，人们不以为是大罪。而肃顺主张用极刑。咸丰帝因柏葰老臣宿望，不愿杀之，打算从宽发落。而肃顺进言，认为取士重典，关系至重，应用严刑治积习。咸丰帝正因吏治败坏，意图整饬，遂听从了肃顺的意见。咸丰九年二月，咸丰帝召集军机王大臣、六部尚书，宣布其不得已用重刑之，垂泪下令将柏葰问斩，并派肃顺监刑。这一处决，远远超出了柏葰的意料。他以为以自己的地位，至多是发军台或戍新疆。得此令后，知之必是肃顺所为，临刑前愤愤而言，肃顺他日也将同我一样。是为轰动一时的 “戊午科场案”。
咸丰九年，肃顺派员核查户部宝钞处所列一笔欠款，发现与存档数不符，立案穷究，查出司员勾结商人侵吞，遂籍没官员、商人数十人，牵连数百人。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曾任户部尚书，因与肃顺不和，已迄病开缺。肃顺将他也牵连入案，请咸丰帝下令褫夺顶戴归案讯质，想效法柏葰再次下手。咸丰帝因此时咸丰十年多难艰辛，不愿再兴大狱，遂下令以“失察”究处，免翁心存传讯，降五级，待补官时革职留任。是为著名的“户部宝钞案”。
“科场”、“宝钞”两案，反映出肃顺锐意求治，不惜求助于严刑峻法；其中又有铲除异己、张扬权势之用意。肃顺因此积怨甚重，人必欲去之而后快。他仍毫不顾忌，上恃帝宠，下结党人，为所欲为。
咸丰帝上台后，在内廷重用三位亲王：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绵愉为嘉庆帝第五子，为人平稳温和。咸丰帝登基时，近支叔伯仅剩此人，遂重用之。咸丰三年还派其统兵出征。自肃顺崛起，对绵愉多有谗言，绵愉终在咸丰八年因保全耆英而获咎，内廷地位下降。载垣、端华皆为名王允祥、济尔哈朗之后，道光时任御前大臣，受顾命之托，地位自然与其他亲王不同。咸丰帝年青，政治经验不足，不愿在军机大臣面前露怯，故多询内廷亲王。载垣、端华庸愦无才，便转询之肃顺。肃顺是端华的弟弟，也是由载垣、端华荐入内廷的。三人结成死党，一切以肃顺为主谋，相为附合。他们虽未入军机，但以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的职差供奉内廷，晋见咸丰帝比军机大臣还要方便，权势日益扩张。杜受田、祁寯藻时期，肃顺羽翼未满。奕、文庆时期，肃顺才望不敌。至彭蕴章执柄军机，权力已由军机处转入内廷，实际上转到肃顺手中。彭蕴章名列首辅，不过伴食而已，军机大臣们完全拱手听命。由于肃顺的举荐、扶持、帮助，以及一批官员趋权附势，至咸丰十年，大致形成了以肃顺为主谋，包括载垣、端华、穆荫、匡源、杜翰、焦裙瀛、黄宗汉、陈孚恩等人的“肃党”。他们结交名士，联络湘军集团，在官内外、京内外有着极大的权势。
热河与京师之间
咸丰十年八月，咸丰帝出逃热河，载垣、端华、肃顺为内廷大臣，随驾前往。军机处五大臣中穆荫、匡源、文祥、杜翰、焦祷瀛除文祥留京，协助奕办理和局外，其余皆随侍。但是，京师的六部九卿几十个衙门无法搬至热河，仍留京办事。清政府分成了两半，头脑在热河，身体却在京师。
在热河，是清一色的肃党，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京师，又出现了新的格局，奕再度崛起。
先是在咸丰三年夏，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直隶，朝廷危急。咸丰帝在困难之际起用了奕。奕在咸丰帝继位后的第五天，即以先皇遗诏封为恭亲王，并在内廷行走。但咸丰帝自知才智天份不敌，对他敬而防之。此次奕初授管理京师巡防处，负责北京安全，不久又入军机，以位尊而领枢务。奕的才能分担了咸丰帝的许多难事。咸丰帝亦先后授其为都统、宗人府右宗正、宗令等职。咸丰五年四月，太平天国北伐军被消灭，诏命恭亲王优叙。
咸丰五年六月，奕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病危。咸丰帝因童年受养，感恩不尽，登基后尊为康慈皇太贵妃，并一直坚持按礼仪定制请安。闻其病危，他每日赴康寿宫康慈皇太贵妃寝宫探视。一日，咸丰帝前往探视，适遇奕出，询问病况。奕回答：“已经不行了，求封号以瞑目?咸丰帝心不在焉，随口诺诺两声。奕以为咸丰帝已同意，立即去军机处办理皇太后尊号事宜。咸丰帝见到军机处的拟旨，大怒。清朝无嗣皇帝尊先皇帝妃嫔为皇太后之先例，只有尊嗣皇帝生母为皇太后之定例。顺治以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接连五位皇帝皆庶出，生母均尊为皇太后。此时咸丰帝尚未生子，奕诉生母封太后，自然要引起咸丰帝的疑忌。然康慈皇贵太妃毕竟抚育多年，咸丰帝见拟旨，不得已而六月二十七日发下，尊她为康慈皇太后。九天后，康慈皇太后病故。七月二十一日，咸丰帝与奕摊牌，亲颁硃谕：“恭亲王奕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著勿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缺”。他还不让奕办理其母丧仪，让他在上书房读书，“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副朕成全之至意”。不久，咸丰帝又减杀康慈皇太后的礼仪，谥号不系道光帝，不附庙，这又开了清代皇太后丧仪的特例。
皇四子与皇六子的这次冲突，因封号而起，以礼仪为由，实质上显示了咸丰帝对奕的妬嫉和猜忌。稗官野史中还有一种说法，可作为注脚：康慈皇太贵妃病危时，咸丰帝前往探视。皇贵太妃老眼昏花，误将咸丰帝为奕，执其手而言，当年父皇本意立你，今天已如此，是天命所定，你要自爱。言毕发现是咸丰帝，顿时窘极。咸丰帝叩头自誓，必当保全奕。此说的可靠性难以确定。但北方军情的平定，王朝危机的缓和，却又是咸丰帝可以不用奕的外部条件。此后奕长期未出。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奕再度临危受命。他与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致成了中外和局。外国军队退出了北京。奕由办理和局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渐渐变为“在京办事王大臣”了。在奕的主持下。建立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选定李泰国后改为赫德办理海关总税务司事务，奏定京营八旗添习火器，雇请洋匠在上海制造西式枪炮，选八旗子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等等，办起了许多封建王朝的新鲜事情。同时，在奕的支持下，清王朝内部开始讨论“借师助剿”军事力量镇压太平天国。
由于肃顺飞扬跋扈，积怨甚重，在京的官僚阶层积聚在奕的周围，形成了以奕为首，包括大批人的政治势力。热河和京师，存在着的对立。肃顺和奕，都排行第六，两位开始较量。
清代的一切权力均出于皇帝。热河那头，拥天子自重，权势自然占有压倒的优势。据敬事房档案，咸丰十一年大年初一，咸丰帝净面冠服在前殿升座，“章京希绷阿用楠木樱奶茶碗呈送奶茶，肃中堂揭碗盖蓼亲揭碗盖这一举止，可见肃顺与咸丰帝关系之密切，可见肃顺一党权势之熏灼。
在京师的这派政治力量，为了使咸丰帝能摆脱肃顺等人的暗中控制，也为了使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能恢复常态，多次奏请咸丰帝返回北京。咸丰十年十月，咸丰帝对奕等人的奏请予以驳责，称驻京公使“请递国书”，一事尚未完全罢议，恐有纠缠；又称“天气渐居严寒”，决定“暂缓回銮”，“明岁再降谕旨”。在递交国书、天气严寒的理由的背后，可以看出肃顺的阻挠。在热河，咸丰帝身边全是其党人，回銮北京后，他们就不能完全独占局面。
京师这派得旨后继续上奏。兵部尚书沈兆麟的奏折，请咸丰帝“宸衷独断，弗为众论所游移。”钦差大臣胜保的奏折言词更为激烈：“欲皇上之留塞外者，不过左右数人，而望皇上之归京师者，不啻亿万计。我皇上仁武英明，奈何曲循数人自便之私，而不慰亿万来苏之望乎。”严词直攻肃党。至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咸丰帝下令二月十三日回銮。到时又改变行期。二月二十二日，咸丰帝下谕：“本日王大臣等，以朕躬尚未大安，奏请暂缓回銮，情词恳切，不得已而勉从其请”，“俟秋间再降谕旨。”此中提到的王大臣，正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人。
京师这派见咸丰帝迟迟不回北京，热河那边又不时传来咸丰帝病危的消息，十分紧张。奕于是奏请赴热河探望。咸丰帝在其折上手批：“别经半载，时思握手而谈。惟近日咳嗽不止，时有红痰，尚需静摄，未宜多言，且俟秋间再为面话。”言辞虽十分亲切，但是断然拒绝奕来热河。
热河与京师之间，京师处于下风。咸丰帝在世，“肃老六”看来压“六爷”一头。看来咸丰帝对奕的戒心仍未消。
后宫生活
咸丰帝17岁为皇子时，娶克达萨氏为福晋。未久，克达萨氏去世。登位后，他立钮祜禄氏为皇后即后来的慈安太后、东太后。他共有妃嫔贵人共19人，答应、常在以下，人数不可考。其中，咸丰帝所喜欢者有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西太后、丽妃他他拉氏、祺嫔佳佟氏、婉嫔索绰络氏、玟嫔徐佳氏。官内格局，在清代的皇帝中，属正常现象。
咸丰帝当政初年，尚能注重政事，召对批章，从不间断。皇后钮祜禄氏，颇符封建的“妇德”，见咸丰帝偶尔游宴，婉言进谏；外省军报及廷臣奏疏至寝宫，促其即刻省览。咸丰帝初时也无不相从。
咸丰三年，咸丰帝在宫中偶遇选秀女。众女哭泣不止，太监怒叱。其中一女称： 天下不靖，天子不谋将求帅，而犹留情女色，强攫民家女，幽禁宫中，以纵自己一日之欲，弃宗社不顾。咸丰帝路闻此语大惊，十分感慨，称她为“奇女子”。他将此女指配给某王公，并罢此次所选秀女，放她们回家。
太平军兴，英法联军之役起，时政艰难。成丰帝绞尽心力以求治，而天下局势却越来越坏。他束手无策，中夜彷徨，不能自己，于是转向醇酒妇人来排遣愁闷。早年的优美英发之姿，至此时转变为风流滑稽之态。对于他的荒淫生活，野史中有一些反映，录于下：
京城雏伶朱莲芳，姿容秀美，歌喉娇脆，善唱昆曲，并能做诗，工于楷书。成丰帝嬖之，不时传召入内侍候。有陆御史相传为陆懋宗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上奏直言进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咸丰帝览奏大笑，称陆老爷吃醋了，并手批其折，“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而不加罪于陆御史。
山西籍孀妇曹氏，风流姝丽，脚甚纤小，喜欢在鞋履上缀以明珠。咸丰帝召入官中，最为眷爱。宫内外称之为“曹寡妇”。
还传说圆明园中有“五春之宠，”所谓天地一家春者，为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所居，其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皆以汉族美女居住之。
这些传说，虽未必可靠，但说明咸丰帝的淫秽生活在民间已有流传。野史中甚至还记载圆明园中备有春药，有人误食而大受其窘。除女色外，咸丰帝还迷醉于听戏，绘画。据说他尤善画马，观者称誉：“神采飞舞，雄骏中含有肃穆之气，非唐宋专家所能比拟?咸丰帝如此娱情于欢场之中，何理政事?肃顺等人正是在内廷之便，相机进言，于不动声色之中，有力地影响着咸丰帝的思想。
咸丰十年秋，咸丰帝避难热河行官，对政事更加心灰意冷。自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他是第一个被逐出北京的皇帝。清朝的皇运，到此时也败坏到了极点。塞外的荒凉，行宫的冷清，使他一时感到不适。但是，他摆脱了紫禁城里的种种规矩，摆脱了那些烦人心境、搅人不安的政务。难以对付的“夷人”已交由聪明能干的六弟奕办理，江南的“长毛”也已委之于曾国藩，豫皖的“捻匪”，他又派了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统兵南下前往“弹压”。于是，他从行官的荒凉冷清中似乎得到了某种超脱，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使他能在苦中寻到乐处。他甚至写“且乐道人”四个字，并命张挂，终因皇后劝阻而未悬露。
在热河的时候，咸丰帝似乎尤其醉心于戏剧。他把宫内升平署宫廷戏班分批召来行在承差。十月起，行宫的“烟波致爽”开戏。此后，几乎每两三天就要唱一次。有时上午已经花唱，又传旨中午还要清唱。每次的戏目、角色均由咸丰帝朱笔钦定。热河行宫此时还有嘉庆帝时召来的老伶人。咸丰帝时常召见抚慰，并亲往观看他们向太监们传授戏文。一次，一位老伶人将唱句中的“凭”字念作上声，咸丰帝立即指出应为去声。老伶人回答说是按旧曲谱之声念的，成丰帝告之旧曲谱就已经错了。此事可见他对戏剧的嗜迷和用心。除观戏外，行宫距围场不远，他还时常游猎打围。至于女色，行宫免去了宫中的种种规矩，咸丰帝的兴趣也就更大了。
咸丰帝本来体质素弱，即位初年的劳心劳力，体质更虚。自倦怠政务娱情声色后，纵欲自戕，身体败坏。他得病咯血，日饮鹿血以治之。咸丰帝的医案，用今日的医学知识来判断，很可能是肺痨。咸丰十一年春，他在热河行宫病倒。此后的日子里，他的身体时危时安。在病情稍安时，他仍然看戏取乐。五月十四日，他传旨升平署：次日由升平署总管带领人员去“如意洲”一片云试演戏台。如意洲是行宫中的一处建筑，一片云为水上戏台，供夏季使用。因已停用数十年，咸丰帝故派人试演。此后，他看戏均改在“如意洲”，傍水取凉，抱病支撑。六月初九，是他30岁生日，按向例升座受贺，摆宴游乐，病情随即转剧。七月初，他病情稍安，又于十四日传旨升平署，“如意洲花唱照旧。”十五日，他又病倒，仍抱病坚持看戏。十六日的早餐，他点了鸭丁粳米粥，午餐又要了羊肉片白菜，脍伞单，炒豆腐，羊肉丝炒豆芽等，但传谕“如意洲”的戏不必再唱了。晚餐后，他突然昏倒，一直到深夜才醒来。
是夜，咸丰帝在寝官召见载垣、端华、景寿御前大臣、咸丰帝六姐夫、肃顺、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祜瀛，承受顾命。咸丰帝谕令：“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令：“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载垣等请咸丰帝殊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手软，握不住笔，遂命廷臣承写硃谕。第二天清晨，咸丰帝病逝，时为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寅时1861年8月22日。在咸丰帝病逝前，他还授予皇后钮祜禄氏 “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
热河与京师之间，热河战胜了京师。“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全为肃党，“在京办事王大臣”无一人在内。肃党控制了全权，奕一派将遭到灭顶之灾。但是，两党相争尚未决
出最后的胜负，还须看谁笑到最后。懿贵妃，这位肃顺不放在眼中曾建言咸丰帝效法“钩弋故事”杀之的妇人，却瞒过眼线，内联皇后钮枯禄氏，外通恭亲王奕，发动政变，垂帘听政。
简短的结语
成丰帝奕詝死了，终年30岁刚刚出头。这本是而立之年，可是他却命归黄泉。他在位的11年中，没有过一天轻松的日子。他死的时候，天下局势仍然大乱。内忧外患使他困惑、棘手、愤懑、无策，寄情于声色也松弛不了高度绷紧的神经。他又何尝不想做一个好皇帝，又何曾不想效法祖宗而获得与祖宗等高的声誉。但他办不到。祖宗留下的摊子实在太乱了，世界局势又将中国推向新时代。咸丰帝遇到的正是几千年来封建制度未遇的大难题。人们正在迷茫中探索。志高才疏的咸丰帝陷于祖宗的框框之中，终未能够跨过这一门槛，带着无穷的忧虑，去了那个没有忧虑的世界。
主要参考书目：
《清文宗实录》。
《清史稿》。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薛福成：《庸庵笔记》。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
《剿平粤匪方略》。
《曾国藩全集》奏稿一。
《清代野史大观》。
《清稗类钞》。
作者茅海建，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