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颙琰，清高宗弘历第15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初六，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六十年九月被册立为皇太子，次年1796年元旦即帝位，改元嘉庆。是清入关以后第五代皇帝。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终年6l岁。谥号“睿皇帝”，庙号“仁宗”。
亲政之初 惩治权相
清高宗弘历遵世宗家法，秘密建储，于乾隆元年七月初二亲书密旨，定皇次子永琏为皇太子，缄名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乾隆三年，永琏夭亡，弘历的密旨即被取出。以后三十年未提此事。直至乾隆三十八年，弘历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建储之事已不能再缓，于是，他再次密藏御书，立14岁的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为表示慎重，他在冬至南郊大祀时，特意将永琰之名祝告“苍昊”，并默祷说，如永琰不能克当太子，请天降罚以另“简贤良之人”。后来，弘历在盛京谒祖陵时，将此事又祭告太祖、太宗。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弘历在勤政殿召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当众取出密缄，正式宣布立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命将太子名上一字“永”改书“颙”字，同时拟于冬至传位。后因当年十二月初一有日蚀，改为次年元旦归政。弘历确定永琰为嗣皇帝，在当时仅存于世的四个皇子中是最合适的人选了。正如朝鲜使臣、书状官沈兴永所评论的那样：“第8子永璇，性行乖戾，屡失上意；第1l子永瑆，柔而无断”；“第17子永璘，轻佻无威仪”；惟有永琰“度量豁达，相貌奇伟，皇上以类己最爱”。
为表示对弘历的敬重，已受命承继大统的颙琰表面上仍不得不谦恭一番。九月初四，颙琰和诸皇子、王公大臣上疏弘历，请他继续秉政，不必改元传位。弘历因自己初即位时曾许下心愿：如能在位60年，就传位给嗣子，不敢超过皇祖康熙在位61年之数。现在60年届满，理当实现前言，决定传位。但又表示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等事权，还要亲自处理。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元旦，在太和殿举行了授受大典。弘历亲将宝玺授予颙琰。颙琰即位，尊弘历为太上皇帝，诏告天下。宫内时宪书，仍用乾隆年号，各省改用“嘉庆”年号。弘历退位后，本应移居宁寿宫，让新皇帝住养心殿。但他以自己居住养心殿已六十年，安全吉祥，且便于召见群臣，不愿迁出，而让颙琰居毓庆宫，赐名“继德堂”。
弘历归政后，以太上皇名义训政。正如他对朝鲜使臣所说：“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他经常御殿受百官朝贺或赐宴，颙琰完全处于陪侍地位。朝鲜使臣形容颙琰说：“……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宴飨之时，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嘱”。每逢初一、十五，颙琰还要亲自朝见弘历。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弘历崩逝于乾清官，颙琰亲政。四天之后，下令将秉权达20余年的军机大臣和珅逮捕入狱。大丧之日，颙琰迫不及待地采取这一措施，使朝廷内外大为震惊。
和珅，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以官学生在銮仪卫充当校尉。因机灵善辩，仪表俊伟，深得弘历宠信，很快就升为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任军机大臣24年，位极人臣，掌握着清廷的内外大权。他独断专行，飞扬跋扈，曾经行文各省，令凡有奏折，先将副本呈交军机处，然后上闻。他还遍置私党，对于不附己者，就在弘历面前进谗言加以陷害。和珅还是清代中叶贪黩之风的总根子。当时，朝廷内外文臣武将侵亏公帑，聚敛行贿，动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两之多，都以和珅为后台。嘉庆初年，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各路将帅虚报功级，坐冒粮饷，也以和珅为靠山。和珅自己聚敛自丰，当政20余年，搜刮的财富价值可达亿两。
颙琰当皇子时，被弘历选为储君。和珅密知此事，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二，即定储位诏书发布的前一天，给颙琰呈递一柄如意，暗示他的即位完全是自己拥戴的结果。和珅这种以邀功为名、实欲揽权的作法使颙琰十分恼火。及至弘历以太上皇训政，和珅成为左右弘历意旨、出纳帝命之人，其专擅程度更甚，在朝诸臣甚至嗣皇帝都不得不畏惧几分。一次宴席上，他奏请弘历减掉太仆马匹，甚至影响到皇帝乘骑，因此颙琰很不高兴地自语说：“从此不能复乘马矣”。颙琰有事要奏报太上皇，也须由和珅代转。颙琰表面上若无其事地说：“朕方依相国理四海，何可轻也!”实际上对和珅的行为非常不满，但碍于太上皇，只好强为容忍。
弘历去世后第二天，颙琰命和珅与户部尚书福长安昼夜守值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借机剥夺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之职。接着，他下了一道谕旨，若有所指地声称，由于内外文武大臣通同为弊，因此在“剿办”白莲教的过程中“丧师辱国”，均“赖有上皇近臣，为之缓颊”，命令各部院大臣要着实查办。给事中王念孙等人心领神会，首先上书弹劾和珅。于是，颙琰下令将和珅革职，逮捕入狱，宣布他的20大罪状。上谕称：“苫块之中，每思‘三年无改’之义，皇考简用重臣，断不轻为更易，获罪者亦思保全。今和珅情罪重大，经科道列款参奏，实难刻贷。……即将和珅革职拿问”。颙琰起初要将他凌迟处死，但由于皇妹和孝公主下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再三涕泣求情，加之大臣董诰、刘墉的劝阻，最后决定照康熙诛鳌拜、雍正诛年羹尧例，赐令和珅狱中自尽。并将没收的和珅家产赐给宗室，故民间流传的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被处决，他的党羽和一些亲近的官员皆惴惴不安。有的朝廷大臣趁机上疏，主张追究余党，颙琰为此发布上谕说，和珅专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达，为肃清庶政，整饬吏治，必须除此元恶；和珅余党及一时失足者，只要痛改前非，既往不究。此谕一下，人心始安。从此朝廷的政治、军事及用人大权皆归颙琰。然而，自乾隆中叶以后，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骄奢淫逸、贪婪残暴，使官僚统治机构日趋腐朽，吏治败坏，贪污盛行，土地兼并激烈，赋税、徭役苛重，大批农民流离失所，这样一种内创累累、积重难返的衰败局面，正是弘历留给颙琰的遗产。
镇压川楚农民大起义
嘉庆元年至九年1796—1804年爆发的川楚农民大起义，是鸦片战争前清朝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的基本队伍是白莲教徒。当时白莲教在河南、湖北、陕西、四川等省广泛传播，入教的有荆襄的流民、棚民，长江的盐户，川东的逃兵等。他们互通声气，“穿衣吃饭，不分尔我”，形成与清王朝对抗的强大力量。因此，这次起义又称白莲教大起义。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在川楚一带活动的白莲教教首宋之清、齐林等被清廷查获。清廷下令继续搜捕，“亲民之吏，多方婪索”，“株连罗织达数千人”，许多农民弃田逃走，盐户也纷纷失业。六十年冬，刘之协、王聪儿（齐林妻）、姚之富、刘起荣、张汉潮等白莲教主要领导人在襄阳聚会，提出了“官逼民反”的口号，决定分东、中、西三路于次年辰年辰月辰日丙辰年三月初十同时起义，并派人分赴各地准备。这时，在湖北长乐、长阳、枝江、宜都传教的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另一头目黄庭柱被捕，于嘉庆元年正月提前发动起义。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一万余人。各地纷纷响应，占据山寨，攻拔县城，惩办贪官。同年三月，刘之协、王聪儿、姚之富、刘起荣、樊人杰、张汉潮、张天伦等率领一万人在襄阳黄龙垱起义，进攻枣阳、襄阳等地，起义军人数很快发展到四五万人。四川、陕西两省白莲教组织也风起云涌，响应起义。
清廷调兵遣将，派湖广总督毕沅、陕甘总督宜绵、四川总督福宁、湖北巡抚曹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围剿”，但起义军很快即蔓延于河南、湖北、四川三省。嘉庆二年，王聪儿、姚之富等出河南，攻入陕西，在川东的起义也声势浩大。三年，王聪儿、姚之富回至郧西，为清军所困，跳崖自杀，其余部即与川东起义军结合，继续在各地作战。同年，川东起义军首领王三槐被清军诱擒至北京处死，其他一些首领也先后牺牲。但起义军的力量并未因此而消沉，一个领导人牺牲，又涌现出另一个领导人，此伏彼起，仍以“官逼民反”为号召，领导广大群众继续斗争。嘉庆五年，起义军过涪江、嘉陵江，袭川西，成都震动。另一支起义军复穿过岷山草原，转战甘肃秦州、岷州。清廷见起义军“愈剿愈炽”，而官军又屡被击败。于是，一面以大量金钱为诱饵，招募乡勇，驱之为前锋，一面又采取“坚壁清野”、“筑塞团练”的办法，尽驱乡民入塞，断绝起义军的粮饷接济。在激烈的战斗中，起义军的重要首领、白莲教起义发动者之一张汉潮、高均德等壮烈牺牲。起义军首领冉天元与徐天德、王登廷等会聚四川，清军将其包围于苍溪，开始一场规模较大的决战，结果起义军大胜，歼毙清军副将以下军官24名。冉天元联合各路起义军强渡嘉陵江，进入川西，将主力集中于川西江油县的马蹄岗，准备用伏击战术全歼德楞泰率领的清军。德楞泰仅率数十亲兵据守山巅，以为必死，可惜正当冉天元率众登山即将活捉德楞泰的时候，冉天元的乘马中箭跌入山涧，被俘遇害。义军失去指挥，溃不成军，转胜为败。嘉庆六年，川东起义军首领徐天德、王廷诏战死，起义军分散为六支，至嘉庆九年陆续被镇压。起义军的樊人杰部在湖北房县战败，樊人杰和五百名起义军战士投河而死。苟文明在宁陕厅花石岩被围困，跳崖牺牲。
在清廷自诩胜利在望的时候，潜伏在南山老林之中的苟朝九等部起义军，联合被遣散回籍、谋生无路的乡勇，声势又壮大起来。他们忽川忽陕，忽聚忽散，利用奇袭、埋伏和化装成清军的办法打击敌人。颙琰诏令额勒登保以钦差大臣赴陕，会同德楞泰、杨遇春“进剿”。直到十年正月，苟朝九战败牺牲。
颙琰亲政之前，一切“剿捕”白莲教起义事宜均由太上皇弘历亲自调度指挥。嘉庆四年正月，弘历临死时拉着颙琰的手，“频望西南，似有遗恨”。颙琰亲政以后，处治了大学士和珅、达州知州戴如煌、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等贪官，将“官逼民反”的罪责归之于这些贪官，以息民愤。颙琰指出军事上的失败是“从前军营带兵各大员皆以和珅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重，虚报功极，坐冒空粮，其弊不一而足”，告诫统兵将领应革除积弊。他面对川、楚、豫、陕、甘五省遍地烽烟的严峻局势，声称“若军务一日不竣，朕即一日负不孝之疚，内而军机大臣，外而领兵诸将，同为不忠之辈”。他在宫中卜了一卦，兆卦的占词说：“三人同心，乃奏肤功”，于是，任命都统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五省军务，以明亮、额勒登保为副都统、参赞大臣，会同德楞泰、惠龄等将领，除了集中五省兵力之外，先后又调动京营满兵、蒙古兵、陕甘回兵、苗疆兵、广东兵，火器军资，不计其数，所耗军饷在二万万两以上。嘉庆四年，对没有作战能力和战场失利的将领责以“纵贼”之罪，“上负两朝委任之恩，下贻悉民倒悬之苦”，其中督抚将军如湖北永保、惠龄，河南景安，陕西宜绵、蔡承恩，四川英善、勒保或被处死，或革职充军。他并利用“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的宣传瓦解起义军，亲自撰写《邪教说》一篇，申明：习教而奉公守法者不必查拿，聚众犯法者方为惩办。“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侧怛之心，在朝政所不禁。若借此聚众弄兵，渐成叛逆之案，则王法之所不容”。这些措施虽然不能马上收效，但对起义军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由于起义军比较分散，长时期内没有建号称王，没有攻取城市，更没有提出更高的革命目标，清统治者说他们“并未易衣冠，立国号”、“尚无要结人心之术”，而且支派林立，各自流动作战，结果先后被清军各个击破。
白莲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成为它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
陈德行刺和紫禁城之变
紫禁城是皇帝居住的宫禁重地，向来戒备森严。但是，就在颙琰统治时期，这里发生了有清一代前所未有的谋刺皇帝和百余名破产农民冲进“大内”造反的事件，即陈德行刺和紫禁城之变。
陈德行刺颙琰的事件发生在嘉庆八年闰二月十六日。陈德，有的史籍写作成得或成德，大概都是因音近而误称。其父陈艮，原为汉军镶黄旗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松年之契买家奴。陈德一生被压在社会的底层，跟官服役，饱尝人间的辛酸，也亲眼看到了皇室、贵族的腐朽生活，更加认识到社会的不公平，从而激发了反抗情绪。嘉庆八年二月底，他被主人解雇，断绝了一线生路，“心里愈觉气忿”。闰二月十六日，他看见街上以黄土垫道，得知颙琰二十日斋戒回宫，决心届时进宫谋刺皇帝。这天早晨，陈德怀揣小刀，带着儿子陈禄儿潜赴神武门，隐蔽在西厢房南山墙后，只等颙琰的到来。不久，颙琰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进了神武门，下轿后正待步行至顺贞门时，陈德猛地冲出，手持小刀，直扑颙琰。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颙琰匆忙逃入顺贞门，不敢回视一眼。守护在神武门内东西两侧的一百多名侍卫、护军，个个竟呆若木鸡，没有一个上前拦阻捉拿。只有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等数人上前拦挡，捉拿陈德。陈德奋起反抗，即用小刀刺破绵恩的袍袖，刺伤丹巴多尔济，但因募不敌众，力竭被擒。
陈德被捕后，颙琰立即命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令将陈德“备受诸刑，再行磔死”，同时还要清查同谋者。陈德在酷刑之下英勇不屈，声言“惊了圣驾，皇上自然诸事都由我了”，颙琰只得伪托宽仁，说：“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问，终成疑团，所损者大矣!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惊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耳”。于是下令将陈德凌迟处死，将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陈禄儿、陈对儿处绞。颙琰还以失察的罪名，把护卫守候在神武门、东华门的十七名文武官员分别给以罚俸、发往热河披甲当差的处分。
紫禁城之变发生于嘉庆十八年癸酉年九月。这时，京畿和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天理教起义。起义分为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两个战场。其中，京畿百余名起义者打进了紫禁城，给予清廷以极大震动。史称“癸酉之变”或“紫禁城之变”。
天理教属于白莲教支派，是京畿大兴县人林清和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冯克善等将散在京畿的红阳教、坎卦教、白阳教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以震、离二为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起来成立的一个民间秘密宗教。基本群众是贫苦农民和小生产者，也有少量的小地主和下层官吏入教，仅黄村一地即有万余家。起义之前，教首林清、李文成和冯克善等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广泛宣传打天下的思想，制造了“单等北水归汉帝林清又称刘林，大地乾珅只一传”，“若要红花开，须要严霜来李文成号”等谶语，扬言星象示变，有星射紫微垣，主兵象，将要大动干戈，为起义制造“天意”的依据。嘉庆十七年正月，各地教首聚会于滑县的道口镇，决定“应在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以后，李文成至大兴县黄村会见林清，约定李文成先在滑县发动起义，河南、山东、直隶同时揭旗造反后，立即直趋京畿；林清则在京师城内响应，与李文成等起义军里应外合，夺取京城，占领清朝统治中心。
嘉庆十八年八月底、九月初，由于滑县天理教徒人多势众，铸造军械机密失泄，李文成、牛亮臣被知县强克捷逮捕入狱。为了营救李文成，起义被迫提前于九月初七进行。这一天，天理教首领宋元成、冯克善等人聚集教徒五千多人，一举攻下滑县城，从狱中救出李文成等人，强克捷逃到封邱后被迫自杀一说被杀。接着，李文成在滑县署内设羽帐，帐后树一面大旗，上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七个大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有攻下了附近的军事据点桃源、南湖，以及屯粮要地道口镇，与滑县形成犄角之势。起义军还用重兵围困与滑县咫尺相隔的濬县，力图扩大影响，号召各地教徒响应。九月初八及初十，直隶的长垣，山东的定陶、曹县天理教徒也纷纷响应。起义声势十分浩大。
李文成提前发动起义，由于清军的堵截拦阻，队伍未能迅速北上。林清在北京对滑县之变毫无所知，仍按原计划进攻紫禁城。十五日一早，参加起义的京畿200多名天理教徒分成东西两队，乔装改扮，潜伏在东华门、西华门外，由太监接应，夺门入官。冲进东华门的五名起义者被司阍官兵发觉，经过激烈搏斗，寡不敌众，均被擒杀。西路的30多名起义者在冲进西华门后，由尚衣监、文颖馆打到隆宗门。这时，有几名起义者企图由门外诸廊房越墙进入养心殿。正在尚书房读书的皇次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闻变戎装上阵，登城垣，以鸟枪射击起义者。午后，留京的礼亲王昭裢等人带兵由神武门增援，又临时将准备派往滑县镇压李文成起义的1000多名火器营官兵调入宫内阻击起义军。最后才把起义者残酷镇压下去。
紫禁城之变发生时，颙琰正在热河围猎，闻讯马上启程回京，中途还取消了去遵化马兰峪进谒其父乾隆陵寝的计划。九月十六日，他得知起义已被镇压，当即于白涧行宫派吏部尚书英和先行回京处理善后事宜。英和回京后，派人逮捕了林清和太监刘得财、刘金等。十八日，颙琰草拟了“罪己诏”，哀叹这次“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实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十九日，当他路经燕郊时，谣传“有贼三千，直犯御营”，扈从大臣、兵丁都吓得面如土色。颙琰此时强作镇静，说：“不必惊惧，俟贼果至，汝等效力御之，朕立马观之可也”。事后证明，这只是一场虚惊。他当天回到北京，诸王大臣迎驾于朝阳门内。颙琰感慨地说：“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众大臣也都呜咽痛哭。这次起义使清朝最高统治者第一次认识到自入关170年来，自己的统治已产生了巨大的危机。颙琰回宫后颁布“罪己诏”，承认这次起义“祸积有日”，但又把“当今大弊”归因于“因循怠玩”四字。他还声称要把起义的参加者斩尽杀绝。
九月二十三日，颙琰亲自在中南海丰泽园审讯了林清和太监刘得财、刘金。廷讯开始，先命将刘得财、刘金二人带来，斥问为何“萌此逆谋”，将二人夹打后处决。接着提审林清。林清在重刑面前毫无畏惧，坦然承认此次进攻紫禁城的目的就是要把皇帝赶回关东。颙琰恼羞成怒，喝教将林清推出门外凌迟处死，将首级送到直鲁豫地区示众。此后颙琰怒气未消，派兵火烧起义据点大兴县禾家庄，处决林清的姐姐、妻子，再三严令对其他被捕的起义者进行严刑审讯，施用了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最后把被捕者及其家属共300多人或处死，或流放边疆、内地为奴。起义者的房屋、地产被查抄分赏给八旗官兵。颙琰还发现，有六名起义的骨干分子在大搜捕中漏网，于是多次给各地官员下搜捕令，并以巨金悬赏，最初规定凡捕获六人中的一人赏银3000两，后来又将悬赏价码提高一倍，为6000两。但清廷长期抓不到他们，颙琰指责未能抓到“六逆”正身的官员为“无驰，无能，废物”。直至他临终的前一年嘉庆二十四年，还在大臣的奏折中批示：“有天良之大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丧尽天良之辈早已付之云烟之外”，不厌其烦地告诫大臣要把镇压起义放在头等地位。
颙琰在镇压京畿天理教起义的同时，惧怕八年前已被扑灭的白莲教起义重演，一方面急忙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率兵前往滑县等地扑灭起义烈火；另一方面对起义军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多次下令对起义地区豁免钱粮，抚邺赈济难民，指令地方官吏把习教和“谋逆”严加区别，声称只抓习教谋逆的首犯，而对广大习教者一律不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农民和起义军的联系。
从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在清军和地主团练的攻击下，直鲁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起义地盘只剩下河南滑城、道口、桃源三个据点，双方最后决战的时刻来到了。
还在十月初八，那彦成抵达河南卫辉，因见滑县、道口一带起义军声势浩大，乃不敢冒险前进，上书颙琰要求派兵增援。求胜心切的颙琰对此大为恼怒，严斥他“畏葸迁延”，“非朕之臣”。立即加派托津为监军，驻守直隶开州督战。在颙琰的再三督促下，那彦成在十月二十一日占领了道口，接着率军进抵起义军的大本营滑县。以13000余兵力围其东、西、南三个城门，正北、西北二门因缺乏兵力尚未围堵。颙琰得知后，急调陕甘官兵增援，并令那彦成在援兵到后，督率将士将滑城严密围堵，使起义军无路奔逃，然后用大炮毁其垣壁，全歼起义军。他还警告那彦成说，如滑城义军散窜各地，则惟他是问。那彦成接到颙琰的谕令，不敢怠慢，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剿，终于攻克了滑城，把李文成起义镇压下去。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正当清廷集中全力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时，陕西岐山县三才峡木工也爆发了反清斗争。颙琰得知消息后，急令陕甘总督长龄率1500人，星夜赶到陕西。不久，李文成起义设彻底镇压后，又迅速抽调兵力增援长龄。他命令长龄和清军将领，不准对起义军进行招抚，定要武力镇压，并声称，谁要暗行招抚之事，“非我国之臣子也”。直至嘉庆十九年二月，陕西三才峡木工的反清斗争也被最后镇压下去。
颙琰在将紫禁城之变和天理教起义镇压之后，为了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决定加强京师特别是紫禁城的防卫措施，以保证“大内”更加“固若金汤”。他的主要措施是：严密保甲法；搜缴了1000本“奸盗邪淫”书籍，披阅后于殿廷烧毁；对太监严加管束，禁止随便走出紫禁城；不准八旗宗室、旗人居住城外；在京师城内及紫禁城、圆明园增设哨卡，添置、整修防御工事和设备，增加驻防军队；严格紫禁城内值班王大臣的交接班制度，等等。
力挽颓势 希望有所作为
颙琰亲政之后，立即令他的老师朱珪来京供职，任吏部尚书。朱珪一到京，就在一件奏折中向颙琰提出建议，希望他身先节俭，崇奖清廉，这样做自然“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阜”。颙琰采纳他的建议，提出了“咸与维新”的方针，力图清除乾隆朝的各种积弊，恢复清朝的鼎盛局面。
大力整饬内政，是挽救颓势的关键。颙琰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勤政戒惰。颙琰指出，作为国家的官吏，应该克尽职守，办事毫不松懈，“君克勤则百度惟贞，臣克勤则庶司无缺”。为此，他自亲政之后，身体力行，“一切皆求之于实，所谓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每天天未明即秉烛批阅章奏，早膳后召见臣工多至十余人，披览奏疏几十件。遇有巡幸日期，必于当日早起数刻办事。但当时的各级官僚唯知恋位食禄，苟且墨守，不以政务为重。办事拖拉，模棱观望，效率低下，已成官场恶习。颙琰深知此弊，认为不加严惩则不足示以儆戒。嘉庆十三年四月，颙琰喜得皇孙，内阁见皇室浸沉于一片欢乐之中，不便打扰皇帝，两天未呈递奏章。颙琰非常不满，他指责说：“似此频繁积压，势必渐形丛脞，决不符合勤政本意”。可是没过几天，朝臣又因端阳节不递奏章，更使他恼怒，除了下谕旨申斥外，还亲自对各部院逐一查核，令将刑、吏、工等部有事不奏的官员，分别交都察院议处。十八年七月，颙琰从御史冯大中的奏疏中了解到京外各衙门办事迟延懈怠，立即下令“将科钞咨文何日到部，该衙门于何日具题”，都要在“本尾声明”；题本奉旨后行文以及咨行外省之件，都必须令各衙门设立号簿登记；外省遇有特交咨交审办各案件，如实有不能依限完结者，均著分别奏咨，以备查核；即声覆部院咨查事件，亦著将接准日期、部文咨覆日期一併详叙，违者一慨参处。二十五年五月，他又鉴于嘉庆十二年“恩赏”的直隶兵丁半月钱粮，竟拖延13年之久方才题销，命令吏、兵二部“会议题销迟延处分条款”。颙琰通过自己的言行，表示了要有所作为的决心。
第二，惩办贪吏。颙琰亲政后，决心整顿吏治。嘉庆五年十月，他在上谕中指出：“整饬吏治，以清廉为本”，“贪墨之风，首当严惩”。此后20年间，他惩处了许多贪官污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如下两起：
一是直隶司书王丽南侵盗巨额银两案件。嘉庆十一年八月，大臣裘行简上疏劾参称，直隶司库历年收入银数含糊不清，司书狡黠支吾，查出地丁钱粮、耗羡及杂税、银两均有虚收之款，经过“隔别研讯”，查明白嘉庆元年至十一年，司书王丽南伙同他人以私刻假印、挖改公文、虚捏报解、抵冒分肥等手段，侵盗直隶24州县的地丁钱粮、耗羡银两达3l万之巨。颙琰认为这是“从来未有之案”，对王丽南及侵银二万两以上者“立置重典”，并命令传集保定省城各衙门书吏，“看视行刑”，使他们知道法网非可倖逃，“共相儆畏，不致再蹈刑章”。
二是江苏知县李毓昌奉委查赈，被毒身亡案。嘉庆十四年五月，李毓昌的族叔李清泰由山东即墨县赴京，向都察院控告其侄被害事件的原委：李毓昌奉委到江苏山阳县今淮安县查赈，应知县王伸汉之邀，到县衙门赴宴，当晚回住处后自缢。但将灵柩运回即墨以后，他见其侄箱内皮衣有血迹。自行开棺后又发现尸身青黑，显系被毒身死。为此，他为李毓昌鸣冤。这是一桩贪官杀死清官的冤案。原来，嘉庆十三年秋，黄河决口，山阳县一带首当其冲，房倒屋塌，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饿殍载道。颙琰即令发帑银钱粮赈济百姓。两江总督铁保指派李毓昌前往山阳县，督察赈银发放事宜。李到任后，亲至各乡巡视，察看灾情，抚恤百姓，又调集户口清册认真核对，发现知县王伸汉有严重的贪污行为后查明贪污25000两白银，即刻草拟呈文，准备上报。王伸汉得此消息坐卧不安，派人以万两白银贿赂李毓昌，被拒绝后又与属下包祥等人秘商对策，以重金收买李的随行人员李祥、顾祥和马连升。待一切准备就绪，王伸汉便在县衙宴请李毓昌。酒宴散后，李毓昌回到住所索要茶水。李祥趁机递了一杯掺有砒霜的水，当药性发作时，将李毓昌勒死吊在梁上，伪造了一个自杀的现场。接着，王伸汉又买通了知府王毂，以李毓昌自缢身亡为由层层上报，两江总督铁保轻信定案，一件谋杀重案眼看就要轻轻地被掩过去了。
都察院收到李清泰的控告后，随即转奏颙琰。颙琰详加批阅，觉得此事疑窦甚多，必有冤抑，“亟须昭雪，以慰孤魂”，指令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他命令两江总督铁保将王伸汉及有关人证押送京城，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详审；命山东巡抚吉纶将李毓昌尸棺运至山东省城详加检验。吉纶接到谕旨，立即派人查验李毓昌的尸棺，证明确系中毒身亡。与此同时，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逐一严审王伸汉及有关人证，弄清了他们谋杀李毓昌的全部过程。至此，这一重大案件水落石出。颙琰亲自作出对此案的判决：褒扬李毓昌的清廉，特令赏加知府衔；又亲制《悯忠诗三十韵》，令吉纶采石勒碑，立于李毓昌墓前；铁保昏愦糊涂，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王伸汉立处斩决；王毂处以绞刑立决；王伸汉的仆人包祥处斩；李毓昌的家人李祥、顾祥、马连升卖主求荣，凌迟处死。其中，颙琰认为李祥最为可恶，命刑部司官一员将其解赴山东，押至李毓昌墓前行刑，并要摘其心致祭，以慰“忠魂”。
此后，颙琰还亲自处理了一些官吏的贪污案件，以表明他整饬吏治的决心。
第三，体察民情。颙琰亲政后，许多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员，往往热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他对此深恶痛绝，而把自己的注意力较多地放在体察民情上，“夙夜孜孜，亦惟以军务、民生、雨砀、水旱为念”。他声称“总要真知小民疾苦”，对官吏讳灾不报或故意缩小灾情的行为十分痛恨。嘉庆九年六月的一天早上，他正在宫中批阅奏章，突然一只飞蝗落在桌上，太监也随即捕获了十余只。他由此想到，蝗虫既能飞入宫禁之中，可以想见郊外田亩间的蝗虫为患。于是，令直隶总督颜检“查明覆奏”，并派人到广渠门外查看情况。不几天，颜检回奏说，北京郊外蝗虫已捕捉净尽，并称飞蝗不伤禾稼，只食青草。这使已掌握真实情况的颙琰十分恼怒，训斥颜检的奏报“殊不成活”，广渠门外“田禾被蝗食者已有十分之四，尚得云不伤禾稼乎!”
他对官吏随意加赋扰民也是深恶痛绝的。嘉庆十七年八月，两江总督百龄等在《通筹南河善后工需折》中，要求增加赋税作为修河费用，并具体建议说，江南、江北地亩如果按康熙时靳辅旧议“每田一亩，出银一钱计算，可得银三百一、二十万两”。颙琰拒绝了这一建议，指出：“今令按亩出银，非加赋而何?’他决定从淮商捐输的400万两中拿出300万两解决南河善后工需，其余一百万两仍还给淮商。这样既解决了修河的费用，又不致增加一般百姓负担。
颙琰还通过赈灾、蠲免等方式解决百姓疾苦。他在位的25年间，赈灾、蠲免的事例是很多的，但都是就个别地区而言，而未能像弘历那样，普免天下的钱粮。究其原因，主要是镇压白莲教起义以及修治黄河，10余年间，所费帑金数逾亿万，致使国家财赋入不敷出。因此他在五旬大寿时也未能仿效其父，实现“恩蠲”。10年后，由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河流顺轨，久庆安澜”，“以正供所入谨制国用，尚无可虞匮乏”，决定在他六旬寿辰时，将各省积赋银21296800余两、米谷45200余石全部蠲免。
颙琰对有关“民生运务”的河防工程也是颇费心计的。他不惜多用帑金，仅南河一项工程，用银不下4000余万两。对于大臣的河防请款，均“全行拨给”。他还对治河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认为：“全河扼要之处，全在海口畅流”，河防多事，皆由海口淤塞，下壅上溃。他严厉斥责河防大臣总不肯认真疏导，其节次挑挖，亦皆有名无实，白白浪费大量的帑金，而河水却漫溢如常。这些见解，都是很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第四，提倡封建礼教。颙琰和清代历朝皇帝一样，十分懂得“文教治天下”、“以孝治天下”，的道理，竭力用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其统治，力求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自己作为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嘉庆九年，颙琰亲到翰林院，在先师孔子牌位前行礼。按旧制，要行二跪六拜礼，为表示对孔子的虔敬，特行三跪九拜礼。此后，他还数次或亲自或派皇次子旻宁“释奠先师孔子”。嘉庆十四年、二十四年即颙琰50．60寿辰时，特准孔子73代孙孔庆镕两次赴京祝寿。孔庆镕在京期间，颙琰对他关怀备至，多次召见，详细询问他本人及其家庭、孔庙的有关情况，赏给他许多珍宝、书籍，还说自己因为频年动乱、水旱灾害，始终未能到孔庙朝圣，十分遗憾，一再告诫他：“你诗礼承家，好生承先圣世业，总要忠孝存心”。顾琰对孔子后代及孔府的关怀备至，是为了加强孔子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清代，文昌君向不列于祀典中。嘉庆五年，四川总督勒保上奏说，某次起义军数骑“进梓潼，见七曲山旗帜森列，遂退，以为神佑昭然”。颙琰立即亲笔御书“化成耆定”匾额，颁于七曲山祠。又发帑金3000余两，并“各官输银一万有奇”，修复京城地安门外的文昌君废祠。六年五月，文昌君祠告成，他亲临荐香，行三跪九拜礼。命礼官依关圣祠典礼，釐定春秋秩祀。又御制七言诗一章，传谕镌刻于石，永志纪念。
颙琰还大力提倡孝道。嘉庆六年三月，云南巡抚初彭龄以双亲俱已年迈，上疏乞请回京侍养。颙琰允准，令其改补京职。总督尹壮图上疏说：“初彭龄莅任一年有余，清介率属，实惠在民，能假以岁月，则滇省元气可复。若骤易生手，则拊循未几，即匆匆去任，殊失赤子之望”，恳请恩准初彭龄留任。颙琰在谕旨中指出，初彭龄呈请归养父母，亦属人子之情，“朕方以孝治天下，自难不允所请”。斥责尹壮图说：“若各省绅士相率效尤，纷纷保留，成何政体?”
第五，崇俭黜奢。乾隆中后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过着穷奢极欲、一掷千金的豪华生活。颙琰亲政后，表示要提倡俭朴，以期转移社会风气。嘉庆四年正月，颙琰在查处和珅时就知谕内阁说，每年外省督抚所进的贡物，内廷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皆入和珅腰包。他质问道：试想外省所备办的玉、铜、瓷、书画、插屏等物，都是取之州县，州县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朘削，民何以堪?” 他告诫大臣说：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直若粪土一般，怎么能当奇货对待呢?为此郑重宣布：“经朕此次严瑜之后，诸臣等有将所进之物呈进者，即以违制论，决不稍贷。”不久，他又获知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的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立即命令各地方官，一接到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
顺琰本人素习俭朴。早在乾隆四十年前，即他当皇子时，书房中每遇年节，他与师傅、诸昆弟互相馈赠，不过如意、荷包、食物，而“从未有以陈设玩器相持赠者”。亲政后，他又表示“朕躬行节俭，为天下先”，把节俭看作遏制奢侈之风、恢复国家元气的重要措施。嘉庆四年五月，他令“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俱不许自养戏班，以肃官箴，而维风化”。嘉庆十四年，是他五旬寿辰之年。为了防止奢靡之风盛行，前一年就预饬直省督抚不准进献珍宝。十四年五月，他在上谕中说：“万寿正日”，准许督抚各呈献一柄如意，此外惟年例应进土贡及预先准备的书册字画准许呈递，珠玉陈设等件则一概不准进献；民间也不准广陈戏乐，“巷舞衢歌”。十六年，御史景德上疏，建议万寿节时令北京城内演戏设剧10日，“岁以为例”，遭到颙琰的严厉训斥，并被立即革职。
颙琰到各地巡幸也较少。他为皇子时，曾随其父弘历巡幸江南。即位之后，多次巡幸盛京、热河等地。嘉庆十年九月，他在东巡盛京返回途中，一路上与同行大臣津津乐道地议论各地风景之美。大臣吴熊光上奏说：“皇上此行，欲稽祖宗创业艰难之迹，为万世子孙法，风景何足言耶?”颙琰颇不以为然，说：“汝苏州人，朕少扈跸过之，其风景诚无匹。”吴熊光又回答说：“皇上所见，乃剪彩为花。苏州惟虎丘称名胜，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颙琰很不高兴地质问说：“如汝言，皇考何为六度至彼?”吴熊光赶紧叩头，依然谏道：“皇上至孝，臣从前侍皇上谒太上皇帝，蒙谕‘朕临御60年，并无失德。惟6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仁圣之所悔，言犹在耳。”颙琰后来未能南巡江浙，恐怕与吴熊光等大臣的谏阻及国库空虚很有关系。
积重难返的闭关政策
乾隆年间，英国曾经派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但谈判毫无结果。嘉庆即位，正是18世纪最后几年和十九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把中国变成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侵略活动日益频繁。外国军舰在中国沿海武装巡弋，屡次炮击沿海村庄。许多侵略分子藐视中国政府和中国法律，肆意杀害中国居民。嘉庆五年，英国船只“天祐号”Providence驶往黄埔，无端向中国民船开枪，以致一人受伤，一人落水淹死。中国官府向英人索要凶手，英人拒不交出，其事不了了之。嘉庆七年，英国兵船六艘停泊在澳门外洋面数月，进行窥伺。嘉庆十二年，英国船只海王星号Neptune水手在广州纵酒行凶，被送回商馆，又于当晚外出寻衅斗殴，打伤中国居民数人，打死一人，英国方面极力袒护凶手，仅以过失杀人罪缴纳四英镑罚金得释。
颙琰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野心有一定的认识。嘉庆十三年九月，英国借口与法国在欧洲发生战争，法国将侵夺澳门为词，派海军少将度路利Drury带领兵船九艘侵入广东香山县属鸡颈洋面上，并派300名英军在澳门登岸，占据澳门三巴寺、龙嵩庙及东西炮台。颙琰认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立即谕令两广总督吴熊光前往澳门交涉，驳斥英国的荒唐借口，严厉警告他们“即速撤兵开帆，尚可曲恕尔罪，仍准尔国贸易”，否则当封禁进澳水路，断绝粮食供应，调军前往围捕。这一年的十二月，度路利率领英军撤出，事态没有扩大。
但是，颙琰毕竟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缺乏对付资本主义的正确策略。他继续执行闭关政策，以各种清规戒律、繁文缛节极力限制中外交往。他在上谕中说：“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封建的自然经济是清王朝统治者固步自封、虚骄自大、闭关自守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颙琰使英国第二次派来中国的专使阿美士德的聘问也是毫无结果。
英国政府派遣以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LordAmherst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初六抵达大沽口。颙琰和其父乾隆帝一样，把使团看成是向中国“进贡”的，因此，使团刚到天津，觐见皇帝的礼节又成了争执的焦点。颙琰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往通州迎接，希望劝说阿美士德在觐见时行三跪九叩首之礼。颙琰在上谕中说：“务将该贡使等礼节调习娴熟，方可令其入觐”。而阿美士德从本国得到的是相互矛盾的不同指示。英国政府曾授以便宜行事之权，对于清方提出的要求，若能借此而完成使命，则不妨照办。但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却劝他在觐见的礼节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以免贬损英国的威望。阿美士德勋爵本人则拒绝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在与清方官员会谈中，表示“不能同意行鞑靼礼节”，只同意跪单膝，脱帽鞠躬。清廷负责接待的大臣不敢将英国使节的态度如实禀报颙琰，企图含糊了事，且谎称英使已同意行跪拜礼并进行了练习， “起跪虽小不自如，勉强尚可成礼”。颙琰闻知十分高兴。准备在七月初七在圆明园接见英国使节。不料届期阿美士德到达圆明园门口，拒绝入内行礼。这时清廷王公大臣都已穿戴齐全，集合等候；颙琰也准备御殿受礼。但门外为三跪九叩首引起的争执还没有解决。和世泰等极为狼狈，坚持要立即引领阿美士德入园朝见，甚至连拖带推。阿美士德以身体极度疲惫，礼服亦未准备，没有携带国书为理由，不顾而去。清廷官员向颙琰谎称阿美士德突然得病，不能觐见。颙琰令副使觐见，副使也不肯入园。官员们这时再也无法掩盖真相。颙琰十分懊恼，将负责接待的和世泰等“交部严加议处”。责令将英国使团入京沿途一切费用由官员们摊赔；令即日遣送英国使团启程回国。
英国在两次遣使聘问失败之后，继续派遣商船在中国沿海进行走私活动，不仅把大批商品如棉纱等源源运来，也将鸦片输往中国。
对鸦片输入及其危害，颙琰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鸦片最初是作为药物输入中国的。雍正时每年输入仅有200余箱。乾隆时吸食者增多，输入激增至4000余箱。嘉庆五年，颙琰下令禁止鸦片进口，规定凡外国商船到广东，须先由行商具结，保证进入黄埔的货船不夹带鸦片。但外国鸦片贩子用贿赂和走私的办法使禁令成为具文，鸦片的输入有增无减。
嘉庆十五年三月，京师广宁门巡役盘获一杨姓身藏鸦片烟六合。此事转奏颙琰后，他在上谕中指出：鸦片烟性最为酷烈，食之既久，必致“戕贼驱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特命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严密查访，一有缉获即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嘉庆十八年七月，颙琰再次重申严禁私贩鸦片，并制定了处分官民服食的条例。嘉庆十九年五月，他更明确地指出，鸦片的危害“比白莲教为尤甚”。但由于鸦片走私猖獗，行销地区日广，吸食者越来越多。嘉庆二十五年时有人估计，仅苏州一城吸食鸦片者不下十数人。嘉庆在位25年，虽然对鸦片走私并没有严厉的措施加以禁止，但他关于禁烟的言论对道光朝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辞 世
颙琰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戌刻在承德避暑山庄“龙驭上宾”，留京的孝和皇后闻听此讯，即派王大臣“驰寄懿旨”，命扈从的皇太子绵宁“即正大位，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八月十二日颙琰的梓官用128人大槓由避暑山庄启行，奉移入京，沿途十宿，二十三日到达，在乾清宫停放。道光元年三月，葬于昌陵今河北省易县。谥号为“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
颙琰在位时先后有两个皇后。一是孝淑睿皇后，姓喜塔腊，副都统、内务府总管和尔经额之女。乾隆三十九年，她被乾隆帝弘历册封为顺琰的嫡福晋。四十七年八月，生下皇次子绵宁。嘉庆元年，颙琰即位，册封她为皇后。一年后病逝，谥为孝淑皇后，道光时加谥为孝淑睿皇后。另一位是孝和睿皇后，姓钮祜禄氏，礼部尚书恭阿拉之女。颙琰为皇子时，她为侧福晋，即位后被封为贵妃。嘉庆二年五月，颙琰奉太上皇弘历的敕谕，命她继位中宫，先册封为皇贵妃。六年四月，颙琰又正式册立她为皇后。二十五年八月，颙琰在热河病逝。孝和皇后传旨命曼宁即绵宁嗣位，是为道光帝。旻宁尊她为皇太后，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病逝。咸丰时加谥为孝和睿皇后。
颙琰生子五人，女九人。
简短的结语
颙琰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清朝的发展历史来看，当时早已形成的“积重难返”局面，决非颙琰一人的力量所能扭转；从颙琰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采取和风细雨的警告、虚声恫吓，最终“舌敝唇焦”、“随笔掌泪”，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虽有一定认识，但内部危机正在日趋严重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主要参考书目
《清仁宗实录》
《嘉庆汉文起居注册》
《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