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胤禛是清入关定鼎中原后的第三代皇帝。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三十日生于皇官，是康熙帝玄烨的第四子。其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原任护军参领卫武之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45岁的胤禛正式继承皇位，在位13年，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藩邸生活四十五年
胤禛是清入关后10代帝王中即位时年龄最大的皇帝。在藩邸45年，是他从青少年发展到中年的重要阶段。他的思想、才干、情趣．爱好，无一不是在藩邸时形成。这对他日后的帝王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读书学习是皇家子弟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皇子五、六岁时就入尚书房读书。胤禛读书时，授读的师傅主要有康熙朝大学士张英和好读书、善骑射、任侠重义的顾八代等人，还向徐元梦学习满文。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胤禛，在皇父和师傅们的严格教育和管束下，受益匪浅。汉族的典籍如《四书》、《五经》，汉族的文化知识以及满族语文，都打下较好的基础，并且养成读书和思考问题的习惯。他在藩邸时也写诗。所写的诗词后来专门编纂为《雍邸诗集》，是雍正御制诗文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述了这位皇子学习、燕居、行猎、随驾巡幸等见闻、感想，描写了社会风俗景象和一些自然风光，也是他汉文化功底深厚的真实记录。
习武行猎，是满族的传统爱好，也是清初帝王的重要活动。为了使皇子们从小就受到锻炼，康熙帝每次行围出猎或巡视地方，都要指定几位皇子侍从左右。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帝北巡塞上，胤禛还是一个九岁的少年，即跟随长途跋涉直至西尔哈乌里雅苏台今张北县西。康熙二十七年，在京郊晾鹰台校射，当皇父亲示射法后，胤禛同诸兄弟拉弓射鹄，表现了高超的武艺，此后，康熙帝出塞，胤禛经常奉命侍从。他先后随同康熙帝14次巡幸口北，行猎塞外；7次巡幸畿甸，随驾水围。康熙三十五年，胤禛已是19岁的青年，即随父与诸兄弟征讨噶尔丹，负责掌管正红旗大营。这次统兵，胤禛并没有真正指挥作战，但行军安营，也使他受到一次军事生活的实地训练。
作为皇子，从康熙二十五年第一次随父出塞到康熙六十一年最后一次扈从北方行围，胤禛经历了风华正茂的少年，英姿奋发的青年和年富力强的中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佛教圣地五台，孔子故里曲阜，辽阔的蒙古草原，山青水秀的江南，都留下了胤禛的足迹，也使他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河流山川，名胜古迹，农业物产。通过巡阅四方，接触社会，使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也了解不少地方行政和吏治情况。康熙六十一年，胤禛奉命率领弘升等人出京赴通州查勘西、中、南三仓，不仅将各项数字和一应情况搞得十分清楚，且提出的措施建议也符合实际，稳妥得体，显示他处理政务的才能。
40余年的藩邸生活，使他充分观察了解皇父统治全国的务实作风，这使他深受教益。
在诸皇子斗争中赢得帝位
关于胤禛继位，在清入关后的10代帝王中，最引人注目。他取得皇位的传说，也不无传奇色彩。事实上，他是在康熙帝诸皇子的激烈斗争中赢得帝位的。
康熙末年诸皇子的储位之争，经历了大约20年的时间。这责任主要应该由康熙帝自己来负。一是立储时间为时过早。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康熙帝还是一个年仅22岁的青年，就册立了一个不满两周岁的儿子允礽为皇太子。这样年青的皇帝，又册立了这样小的皇子为太子，焉知以后就不会发生任何变故?二是由于立储早，时间长，尽管乃父可以严格要求，加意栽培，望子早日成龙；皇太子也有充分的时间读书习武，增长见识，学习为君之道，然而为时过长，难免不生嫌隙。允礽被立为皇太子后，权势欲望逐渐增长，直至乃父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不得不将太子废弃。由此引起诸皇子觊觎储位的纠纷。此后，允礽复立复废，众皇子拉党结派，你争我斗，搞得乌烟瘴气。康熙未曾想到，争夺储位如此激烈，以致心力交瘁，愤懑抑郁。
在争夺储位的日子里，胤禛也处心积虑，怀有觊觎之心，只不过是手段更为诡谲。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巡幸塞外，允礽图谋不轨，被遣送回京之后，命胤禛看管允礽。尽管如此，胤禛仍然敢于站出来为禁锢的允礽说话，表现了与其他弟兄截然不同的态度，从而获得了康熙帝的好感，说他“深知大义”，“洵是伟大”。当康熙帝为立储的失败而焦灼不安，身患重病之际，又是胤禛体贴乃父，奏请就医，并与其他皇子呈进药方治愈。此外，胤禛处理康熙帝指示要做的几件事也完成得很好。如处置向官员诈财的太监，查勘京通各仓放米弊端，都显示了他的从政才干，在康熙帝心目中留下好印象。
康熙帝对胤禛虽不能说有什么特殊感情，但至少没有反感。尤其是他在晚年对胤禛的重视，可以说是有增无已。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命胤禛奉送太后灵柩安放地官，读文告祭。康熙六十年御极60年大庆，又命胤禛前往盛京，告祭祖陵。是年十一月冬至节，遣他祀天于圜丘。六十一年十月谕令他彻底清查京通各仓，明确表示，“若遣他人亦未能办”。十一月南郊大祀，因身体不豫，又特命胤禛恭代。康熙帝不仅将京郊的圆明园和承德热河行官的狮子园赐给胤禛，而且在晚年还多次应胤禛之邀，亲赴两园筵宴游玩。父子之间在此时有如此融洽的关系，不能不是康熙帝选择继承人的重要依据。
胤禛之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于康熙五十年出世，可以说是促成胤禛继承皇位的又一重要原因。弘历儿时聪明伶俐，善读诗书，康熙六十一年春天，年近七旬的康熙帝见到这个皇孙，尤其喜爱。这年夏天在承德离官传见弘历生母时，连称她为“有福之人”。这对于胤禛继承大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信号。因此，康熙帝驾崩之后，胤禛正式继承皇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至于非法取得皇位的种种传说，不过是他的竞争对手不甘心失败，故意制造的流言。这里不妨举出两种传闻，以辨其真伪。
一是在《大义觉迷录》里，引用社会的传闻说，当康熙帝病重的时候，胤禛进了一碗人参汤，“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显然是说胤禛在人参汤里放了毒药，害死了康熙帝，胤禛才继承了帝位。此说很难令人信服。据史料记载，甚懂医道的康熙帝对人参根本不感兴趣。他曾对苏州织造李煦说：“南人最好服药服参，北人于参不合”。康熙帝是道地的北方人，怎能饮用自己不感兴趣的人参汤呢?再者，乃父不喜人参，作为儿子，胤禛不会不知。即使心怀恶意，也不致于逆皇父之意，明目张胆地去进人参汤的。
一是说胤禛欺世盗名，偷改遗诏，当了皇帝。此说在《大义觉迷录》中也予以转述。说康熙帝本意是想把皇位传给第十四子允禵，所以遗诏里写了“皇位传十四子”的字样。而胤稹在舅舅隆科多的帮助下，偷偷把“十”字改写成“于’，字。于是“皇位传十四子”，变成了“皇位传于四子”，皇四子胤禛也就毫不费力地作了皇帝。此说也不能令人信服。从当时官廷的文字书写制度来看，满、汉两种文字共同使用，而清初对满文更为重视，凡重要文书和机密文件都是满汉并用。康熙帝传位遗诏不用满文，却用汉字书写，这是不可能的，至少不会只用汉文。如今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道光帝传位遗诏，用的就是满、汉两种文字。更何况是清初的康熙朝呢?其次，清代皇帝的儿子历来称为皇子，如立为太子，则称皇太子。书写时，前面均写一“皇”字。例如。康熙二十八年三月，玄烨 第二次南巡回銮，《康熙起居注》记载：“十八日乙酉。皇太子率三皇子、四皇子、七皇子及留京师内大臣、侍卫，迎驾至天津卫，恭请圣安。”又如康熙五十八年二月，玄烨巡幸畿甸，《清实录》记载：“命皇三子和硕诚亲王允祉、皇九子固山贝子允禟、皇十五子允 、皇十六子允禄、皇二十子允讳随驾”。这种带“皇”字的书写，从来如此。康熙帝临终之前，在传位的重大问题上，决不会略去“皇”字，随意书写成“皇位传十四子”，而应写成“皇位传皇十四子”。胤禛如果勾结隆科多，改“十”为“于”，则成了“皇位传皇于四子”，显然语句不通。所以，纂改遗诏是不大可能的。再者，传位给谁，应该用“於”字。而清代“于”、“於”二字也不能通用。如果把这个至关重要的文字换用别字，也不能遮人眼目。精明的胤禛决不会干出这种蠢事来的。
民间百姓对雍正继位的各种传说兴趣甚浓，流传甚广，这在封建社会也是难免的事，不足为怪。
初政伊始，气象一新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畅春园病逝。十一月二十日，胤禛发布即位诏书，从此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胤禛一开始即以励精图治的精神显示了不求虚名、崇尚务实的作风。当礼部奏请举行元年元旦庆贺大典时，他下令“免百官朝贺”。雍正元年十月三十日，是他继位之后的第一个诞辰之日。礼部又依例奏请卤簿大驾全设，亲王以下文武大臣进表，行庆贺礼，大设筵宴。他传旨不御殿，也不筵宴，只照例进表，并下令各省禁止修建“庆祝圣寿道场”。这种不求形式的务实作风，不能不令人称道。
康熙晚年，认为“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因而求稳怕乱，御下则行之以“宽仁”之策，因而造成吏治废弛，百弊丛生，风俗日下，社会矛盾加剧。胤禛居于藩邸40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等种种恶劣之习，皆为其深知。他认为，多年以来陋习因循，一旦遽然禁止，若非立法严峻，则不能使之永远遵奉。如果惰者不惩，勤者不劝，必然上宽下慢，递相仿效。因此，他从实际出发，一反乃父“宽仁”之法，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以“猛严”二字惩治种种弊端。诸如票签不符、入朝班行不齐等细微小事，也大做文章，严厉斥责。这种严格要求臣属的做法，必然对臣工供职任事产生重要影响。那种漫不经心、拖拉马虎的作风，难以继续下去了，一扫康熙末年以来的固守因循之风，使改元之后的雍正朝，呈现出“政治一新”的气象。
胤禛在“猛严”治国的同时，大力解决用人问题，这是他多年观察全国吏治和学习古代帝王勤政而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即位之初，他一方面密令属下荐举贤能，大举“辟门吁俊”之典，广开录用之途；同时，密召隆科多、白潢、张鹏翮、朱轼四位大员，要他们分别密奏在京衙门和全国道府、参将以上750余名文武官员的优劣情况，全面了解这些官员的声名、操守和才干，为其任免擢用提供依据。
召见官员，是胤禛日常处理政务的重要内容。即位之后，他即通过召见臣属，观察了解，当面考核，鉴定优劣。当京外文职如司道知府、武职如副将参将寺赴仕之时，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员改任道府州县之际，也“多令进见”，面加劝戒教诲，讲论地方要务，令其尽忠职守。雍正元年春正之日，他一天之内连发谕旨儿道，分别对总督、巡抚、提镇以下地方各级文武官员予以训示，鼓励臣下勤于政务，严于律己，杜绝贿赂，严守为官之道。
胤禛即位伊始，还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召见官员时，向他们了解地方吏治民情和雨旸丰欠，“盖欲周知民隐也”。雍正元年春季，他召见致祭华山回京的田文镜，了解到山西平定州等地旱情严重，地方官员不顾百姓死活，反而征比钱粮。胤禛当机立断，迅速派员赈济。
对于臣工奏章，胤稹极为重视。他认为，封疆大吏“往复万里，惟凭一纸折奏”，岂能不认真对待?他每日昼则接待廷臣，召见官员；傍晚则观览本章；灯下即批阅奏折，“秉烛至丙夜子夜未罢”。每折或手批数十言，或数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每至二鼓三鼓，不党稍倦”。
胤禛亲身经历了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即位之后，迅速采取秘密建储制度，防止日后宗室诸王为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他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和九卿等，在乾清官西暖阁面谕立储大事。而后命诸臣退出，在总理事务王大臣面前，将亲手所写立储密匣藏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之上，宣称在其死后再公布于众。这种秘密立储方法，基本解决了清代努尔哈赤以来的皇位继承问题，避免了储位之争，保证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统一和国家政局的安定。胤禛创建的这种秘密立储君办法，方式独特，简便易行，为后来几代皇帝相继采纳，只是咸丰帝死后，慈禧擅权，这个办法才告终止。
胤禛精力充沛，勤于政务，在繁琐的庶政处理中，他尤能注重大端，着眼于治国大业，显示了高瞻远瞩的政治胸怀和处理国政的才干和气魄。
朋党之禁与骨肉嫌猜
胤禛在勤理国政的同时，始终不忘打击政敌，排除干扰，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朋党恶习，由来已久。康熙年间，诸皇子勾结大臣，各树党援，纷争不已。胤禛在藩邸即已目睹其害。登极之后，自觉难以高枕无忧，而诸位昆仲也绝不会善罢甘休。为此，他大讲朋党之危害。元年四月首次御门听政，他面对大学士、九卿等官员抨击朋党恶习，并在二年七月撰写《朋党论》一篇告诫臣工，命令印刷800份，自上而下，分发诸王和满汉大臣以及京内外各级官员，使之警惕。
雍正一方面口头、书面讲论朋党之害，一方面把矛头指向诸兄弟。首先对势力最大的政敌、皇八子允禩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允禩颇有才干，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四大臣之首，封为廉亲王，这是胤禛对他进行麻痹。允禩也心里明白，私下向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果然，允禩不断受到指责和打击，他的亲信或遭杀戮，或被流放，最后允禩也在幽禁中被害死。
另一个较强的政敌、皇十四子允禵，与胤禛是一母所生。年龄较小，在早期的储位争夺中卷入得不深。康熙帝曾称赞他“确系良将”，“有带兵才能”。康熙五十七年，由于准噶尔进兵入藏并进犯哈密，西线紧张，允禵被任命为征远大将军，主持西部军务，称大将军王，可用正黄旗纛。允禵驻兵青海、甘肃四年，打败了准噶尔，立有功勋。康熙帝病危时，允禵因军务未竣，尚未班师。康熙帝死后，允禵回京奔丧，发现皇位被夺，感到忿懑不平，胤禛斥其“无知狂悖、气傲心高”，削其王爵，命他去遵化守护康熙陵墓，实际上等于囚禁。皇九子允禟先被发往西宁，并命年羹尧予以监视，不准其回京，后召至保定害死。皇三子允祉被革爵禁锢。皇十二子允祹也因事革爵。皇七子允祐吓得胆战心惊，唯求苟全活命。皇十七子允礼见风使舵，后来依附雍正，封为果亲王。诸皇子党渐次解决。
消抑八旗势力，是胤禛排除干扰，加强皇权统治，采取的又一项重要决策。八旗制度是清入关前开创的军民合一的组织形式。它适应满洲以军事立国的需要，但是，随着开国后皇权统治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八旗旗主的特殊地位与君主政体的矛盾。这种族权抗衡、限制君权的势力。在顺治、康熙两朝已然大为削弱，但真正解决比较彻底并走上集权专制之路的还是雍正朝。胤禛为不断削弱旗主势力，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是用都统代替旗主，掌管八旗政令，经理户口、教养、官爵、军赋等项旗务。通过都统控制八旗，实现对旗民的直接统治。其次，诸如取消佐领世袭罔替；禁止王公、佐领对属下滥派差役，任意欺凌；不许宗藩与外吏往来并挟制勒索外吏旗员；兴办宗室子弟学校，以挽救八旗衰败之风等等，都大大削弱了八旗势力，消除了干扰皇权的障碍，保证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使大权集于一身。
承前启后的大政方针
胤禛在不断巩固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大展宏图伟略，充分发挥了他的治国才干，创建了多项为史家所称道的业绩。
在了解吏治情况，调查臣属优劣，训示严守官箴，选贤任能之后，他结合吏治整顿，不遗余力地开展了清理钱粮亏空运动。他深知康熙末年出现的吏治腐败、财政亏空的严重局面，“若不彻底清查，则吏治难以整肃”。即位第四天，在上谕中邸严正指出，“内外仓库不无亏空”。为了防止坏人欲借失火掩盖亏空罪恶，他严令各该管大臣官员等，仓库倘有火烛，俱照大盗律治罪。随后，又谕令户部传谕各省督抚，限以三年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如限期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倘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此后三年之内，为清理钱粮亏空之事，发布上谕30余次，令亏空官员无不为之震惊，部院衙门和督抚大臣一时“条奏亏空者纷纷”。据不完全统计，从雍正元年至三年，各地题奏历年钱粮亏空案件有100余起，累计亏空钱粮达2308万两之多。为了追补亏空钱粮，他制定了很多有力措施，严令亏空官员完纳赔补。
经过大规模地清查之后，虽未能全数追补完纳，但大大抑制了弥漫于康熙末年的贪风，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清理亏空之前，户部库藏亏空250余万；清理之后，仅一年多时间，即有了盈余。据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记载，胤禛还特置封桩库于内阁之东，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已至三千余万，可见国用之充足。地方各省也不敢虚收虚报，亏项渐清，库库盈余，帑藏充裕，使国家财政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为康熙之后盛世的稳步发展，打下了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
在此同时，也注意到了各地官员任意加增“火耗”的弊端。这种于正赋钱粮之外的私征，虽为朝廷所允许，但地方有司却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任意加增，官饱私囊，致使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康熙年间虽有心整治，但却无能为力，地方官员不但积习未改，且有增无已。胤稹目睹种恶习，早已深恶痛绝。在元年正月初一发布的11道谕旨中，他历数火耗任意加增之危害，决心予以整顿。因此，当山西巡抚诺敏提出建议，在全省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时，正合他的心意，当即批准实行。于是，诺敏将山西全省每岁所得耗银提存司库，以20万两留补无著亏空，其余分给大小官员，作为养廉津贴。此后，各省督抚陆续进行了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这项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弥补了部分钱粮亏空，增加了地方的财政来源，也限制了官吏的贪污受贿之风。
康熙年间国家格局大定之后，生齿日繁，开始暴露了土地短缺的问题。尤其是灾荒年景，民食更加艰难。胤旗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深感不解决土地缺少问题，就难以维持封建统治。于是在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御门听政时，首谕开垦之事，下令地方放宽开垦政策，听农民自垦自报；并当即宣布宽定旱田开垦十年起科，水田开垦六年起科。在垦荒政策下达后，各地陆续推行。雍正初年，地广人稀的四川省，开荒达到了高潮，湖广、江西、两广等省农民流入四川垦荒者有数万户
之多。尽管后来在实际执行中也有虚报、重报等情，连胤禛自己也感到不无问题，但毕竟增加了耕地面积，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兴修直隶水利，是胤禛重视农业生产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直隶水系庞杂，多有水涝灾害。其中永定河一经泛滥，如脱缰野马，最难治理。雍正三年的直隶大水，促使他决心兴修水利，消治水患。经过怡亲王允样和大学士朱轼率员查勘，绘图陈奏，胤禛下令设立了营田水利府，将直隶诸河分为四局管辖，修河造田。水利兴力过后，水患减少，营田增加，取得了一定成效。
摊丁入地制度的实行，是胤禛着力在农业上采取的又一重要决策。这种把丁银摊入田亩，随地征收税额的办法，早在康熙年间就曾议论是否实行，到雍正时期才得以真正施行。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御门听政，当户部议复直隶巡抚李维钧请将丁银摊入田亩，并于次年造册征收时，他当场谕令九卿等议奏。随后便下令照九卿所议施行。于是从雍正二年起，直隶正式实行摊丁入地政策。此后，大部分省份也相继推行。这项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改变了过去丁役不均的状况，减轻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负担，保证了国家丁银的收入。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直接控制机要政务，胤禛还设立了声名赫赫的军机处。当时西北两路军务繁重，文书来往甚为频繁，所有军需机务一应事宜，因内阁远在外廷，相距较远，不能及时办理，机密事务难免泄漏于外。为了便于随时宣召，密授机宜，于雍正七年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紧靠内廷胤禛所居养心殿近处，设立军机房，交由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密为办理。雍正八年又改为办理军机处。雍正十年三月，铸造了办理军机处印信。而后，军机处不仅承旨办理军务，还逐步办理其它军政、八旗事务以及国家要政，发布国家重大决策。此后，军机处一直沿续到清末，成为赞理机务的重要国家机构。但大权仍由皇帝独揽。
“改土归流”是雍正年间推行的又一项重要政策。我国西南土司制度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缓慢，经济文化落后，与中央政府关系不甚密切。明代曾在一些地方废除土司，设置地方政权，改用中央派出的流官进行统治，实行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各种政策，名曰“改土归流”，但这一政策远远没有推行开来。清初以来，土司统治地区暴露的问题日趋严重，有些大土司辖地数百里，拥兵数千累万，骄恣暴戾，横行不法。土司对于土民“可以任意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胤禛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废除由来已久的土司制度，在掌握大量土司地区的情况之后，于雍正四年果断地批准了署理云贵总督鄂尔泰关于实行改土归流的建议，并随即将鄂尔泰的署理云贵总督改为实授。雍正六年又任命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以利改土归流和其它政策的推行。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省土司统治地区，相继推行这一政策。革除土司后，清廷在各地分别设置府、厅、州、县，委派有一定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同样的政权体制。这必然受到土司们的强烈抵制，甚至发动叛乱，对抗中央。鄂尔泰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了招抚和镇压两种手法，使“改土归流”得以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的负担和灾难，打击了土司的势力，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而且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在我国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此外，诸如削除山陕乐籍和浙江绍兴堕民丐籍，推行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等，都是胤禛做出的突出业绩，在有清一代产生重要影响。
宠臣与权贵
国家庶政，头绪纷繁。皇帝纵有日理万机之才，也绝非一人所能承受。为此，胤禛在处理国家政务之时，很注意重用亲信大臣。
胤禛诸兄弟多为政敌，唯有十三弟怡亲王允祥与之关系最好。而允祥也确为他尽忠效力，是胤禛最信任的弟弟。他在康熙诸子争夺储位时，允禩和允礽分别形成两个集团，而胤禛则形成另一股势力。在这股势力中，允祥是重要成员之一。因此，当胤禛获取皇位之后，封他为亲王，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之一，随即又让他管理重要的户部三库。元年伊始，又命其总理户部，还让他主管钱粮奏销的会考府事务。朝廷财政大权，都统归于允祥一人之手。允祥克尽职守，一心尽忠，以既为臣又为弟的亲王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承办了大量繁杂的政务。雍正初期，很多谕旨都是由允祥转达的。胤禛对允祥也赏赐丰厚，按照康熙时兄弟分封各得钱粮23万的做法，雍正元年也赐与允样如数银两。允祥奏辞不收，经再三劝谕，才要了13万两。胤禛又加恩将其兼管佐领改为属下，并赏加一、二、三等护卫和亲军等侍卫人员数十人。由于允祥总理事务谨慎忠诚，功劳显著，雍正三年二月加封其一子为郡王，任从他在诸子中指定。允祥固辞，于是在当年八月为其增加俸银万两，以示恩赏。是年京畿被水成灾，允祥奉命查勘。在与大学士朱轼共同实地勘查之后，建议兴修水利，开引河，疏河道， 水淀，筑减水坝，开挖入海直河，使洪水不能为患。并请设置营田水利专官，募农耕种。直隶水利兴建之后，水患相对减少。四年七月，雍正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与允祥，称其“公而忘私，视国如家”。七年六月，又让允祥牵头办理西北两路军机事务。是年十一月，允祥患病，病情愈来愈重，胤禛亲往探视。到达亲王府邸，不料允祥已经薨逝，胤禛悲恸不已。第二天亲临怡亲王丧次奠酒举哀。接着又多次去亲王府邸和殡所奠祭、奠酒，称赞怡亲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
雍正朝一直颇受眷宠的大臣莫过于张廷玉了。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朝大学士张英的次子。康熙年间，曾入直南书房，当过刑部和吏部侍郎。胤禛即位后，受到重用，任顺天乡试主考官、礼部及户部尚书，后又相继升他为文渊阁、文华殿和保和殿大学士，并令其改兼吏部尚书。雍正七年，张廷玉以大学士的身份入直仅有三人的军机房，密为办理军需事宜，与怡亲王允祥任军机大臣。张廷玉参与机密要务，西北两路军兴之后，“晨夕内值，宣召不时，昼日三接，习以为常”。由于军务繁忙，廷寄刻不容缓，遵奉密旨筹画经理之事，时间不定，回至朝房或公署听事之时，下属司曹爷官及书吏，怀抱案牍于旁以待裁决者，常有百数十人。甚至坐于轿中也要披览文书。对于应办事宜，张廷玉丝毫不敢草率，每当薄暮抵达寓所，点燃双烛，以完成本日未竟之事，并办理次日应奏之事，即使盛暑之夜，也必至二鼓方始就寝。如果躺下之后，又想起某事、某稿有未妥之处，即披衣起床，予以改正。黎明之时，重新抄写缮录，以备进呈。张廷玉对主子如此忠心耿耿，胤禛对其也宠爱备至，优赏有加。张廷玉最嗜饮茶，胤禛赏赐地方精选进贡之茶，一月之中，必有数次。不仅为茶中佳品，且所赐茶具也十分精致。张廷玉曾患病在身。痊愈之后，胤禛告知近侍说：“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臣属闻知，争来问安。胤禛笑对群臣说：“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君臣之关系，可想而知。十余年间，六次赏帑金给张廷玉，每次辄以万计。雍正十一年，张廷玉返归乡里，往祭乃父，行礼建祠，回京时，胤禛遣内大臣海望迎劳于卢沟桥，并赐酒膳。十三年胤禛死前发布遗诏，以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令他日配享太庙，给予最高礼遇。有的史家认为，张廷玉获得如此“殊荣”，是因为他在纂修《清圣祖实录》时销毁了大量对雍正不利的材料，协助雍正遮掩夺位真相。
鄂尔泰是受宠眷的又一股肱大臣。由于他的刚直不阿，取得信任。他是满洲镶蓝旗人，与皇家同族，但非宗室。康熙年间曾侍从行猎。在任内务府员外郎时，尚在藩邸的胤禛曾请托于鄂尔泰，受到鄂的严词拒绝，“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接外臣”。胤禛不仅没有气恼，即位之后，立即召见鄂尔泰，对其大为赞赏。上谕称：“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任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随即重用，特擢为江苏布政使。鄂尔泰忠心为主，廉洁奉公。在布政使任内，用自己应得公使银两，买谷三千四百石，以备赈贷。对此，胤禛甚为高兴，三年任满之时，升他为广西巡抚；尚未到任，随即又让他升署云贵总督。当时，贵阳附近苗民地区动乱20余年，未曾平息。鄂尔泰代理总督不到一年，该地区即安定无事。此后，鄂尔泰的封疆大吏之才干得以充分发挥。本文上面提到的清代历史上著名的“改土归流”政策的全面推行，即为鄂尔泰所建议。鄂的奏折送达官廷之后，胤禛十分赞赏，“竟至于感矣!”雍正九年，鄂尔泰奏请陛见，而胤禛身边恰好少一赞襄机务之人，于是奉召进京。君臣分别已有六载，一日相见，胤禛喜出望外。十年正月，以鄂尔泰功勋卓著，诏授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命充经筵讲官，任国史、实录、明史三馆总裁。位居首辅，宠遇无比。此后，鄂尔泰供奉朝廷，被倚为心腹。每日凌晨趋朝，傍晚归第。胤禛临死之前，也遗诏给予他日后配享太庙的礼遇。
在最受宠信的臣属中，唯有田文镜始终在外任职。田是康熙末年才提拔起来的侍读学士。雍正元年命他去致祭华山。当年春天，山西平定州等处干旱少雨，百姓度日艰难；汾州府属地方也是雨泽欠少。地方官员不仅不奏请赈济，山西巡抚德音甚至言称无灾，不顾农民死活，征比钱粮。田文镜致祭华山后回京复命，陈述山西荒欠之情。胤禛嘉其直言无隐，令往赈济，随即破格命署山西布政使。田文镜赴任后，清理文案，剔除积弊，吏治为之一新，自此遂受宠遇。不到二年，升署河南巡抚，其后一再擢升。并由初隶正兰旗，抬入正黄旗。雍正五年，授为河南总督；六年授为河南、山东总督，七年命兼理北河总督。田文镜在豫实心任职，兴办河工，三年安澜无溢；清查亏空，仓储充盈足用；整肃吏治，属吏为之一清；为政之才和显著业绩，颇受赞许，胤禛夸奖说：“若督抚皆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允称大治矣”。可见对田文镜的宠眷和信任。只是田文镜为政严酷、苛薄，难免属下有欺诳之弊，且世人也不无怨声和非议。
李卫也是深受眷宠的督抚大臣之一。他是江苏铜山人。康熙末年，不过是一个户部郎中。雍正元年任命为云南盐驿道。此后，青云直上，曾任浙江和直隶总督、兵部和刑部尚书。李卫在云南，严劾不法官吏，大力整顿盐务；在江浙，逮捕重大盐枭。他廉洁奉公的品德，雷厉风行的作风，受到了胤禛的高度评价。
以上所举五位宠臣的例子，可见雍正朝君臣的亲密关系。胤禛是以猛严治国，大有作为的皇帝。他不拘一格起用人材，是相当突出的。他所宠眷的几位名臣，也多是严刻为政，雷厉风行，才干超群之人。当然，公忠体国则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胤禛还不失时机地清除了年羹尧、隆科多新的实力集团。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他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敦肃皇贵妃。康熙年间，由于他实心任事，治事明敏，官至四川陕西总督。胤禛即位之后，先是命其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寻又加封太保，并进爵位。在平定西藏和进讨罗布藏丹津叛乱中，年羹尧指挥部属运粮守隘，征讨叛军，屡建战功。胤禛高兴地声称，要与年羹尧“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雍正二年，青海大功告成，年羹尧十月进京入觐，君臣相见，不胜欢喜，胤禛视此庆会为人间乐事，并赏戴双眼花翎，穿四团龙补服，赐其黄带、紫辔和金币”。然而，以这次觐见为转折，君臣关系急剧降温，直至冰点。年羹尧自恃功高，趾高气扬，骄傲自大。入京之日，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他竟然毫不动容，策马而过；有王公下马问候者，年羹尧并不答话，只是高傲地颔首而已。即使在皇帝面前，年羹尧也表现乖张，毫无人臣之礼。对此，雍正念其功劳卓著，“皆优容之”，而年却不加醒悟。与此同时，参奏年的折件陆续上达。雍正三年二月，年羹尧在奏折中将“朝乾夕惕”错写成“夕惕朝乾”，这就更加激怒了胤禛，为此，蓄意诛杀他，将其逮至京师，将臣工揭报的年羹尧劣迹，分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忌刻、残忍、贪黩、侵蚀等类，列举了92条罪状，下诏赐死。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对年羹尧采取断然措施，是因为年羹尧配合胤禛矫诏夺位，在西北又成功地“弹压”允禵，权势太大，必然招致横祸。
隆科多也是雍正初年始受荣宠，继而被投进大狱的权倾一时的显赫人物。他是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孝懿仁皇后之弟，是名副其实的“国舅”。康熙五十年授步军统领，掌管京师九门的军事戍守大权。在康熙临终之际，隆科多是在御榻之侧受命承旨的唯一大臣，是向诸皇子转述康熙传位遗诏的重要人物。当康熙遗体从畅春园运回皇宫之时，又是他保护胤禛先回大内。在胤禛即位时，隆科多所处的特殊地位，是任何大臣都无法比拟的。胤禛登极之初，任命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之一，袭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元年伊始，又加封太保，尊称其为“舅舅隆科多”。然而，隆科多不知谨慎，日渐专断擅权，雍正三年被解除步军统领职务，夺去了他的控制京师的军事权力，又以“行止甚劣”为由，罢免了其子玉柱之官，继而削去太保，命往阿兰善修城垦地。雍正四年，发现隆科多接受多人贿赂，革去吏部尚书之职，命他前去料理阿尔泰等地的边疆事务，勘议俄罗斯边界。五年，宗奏隆科多私藏玉牒于家，于是被召回京，最后王大臣会议，以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党奸、不法、贪婪罪共四十一条，议定当斩。胤禛谕令免其正法，永远禁锢，后死于禁所。
雍正初年，年、隆的受宠而骄纵，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固然是他们自己恃功自傲、越礼擅权的结果，也因为他们完全掌握了胤禛的隐私，才遭到杀身之祸。由此也可以看出胤禛心胸狭窄，猜忌多疑。
其人其事
身体状况 在《清世宗实录》中，记载胤禛的身体是这样的：“天表奇伟，隆准硕身，双耳丰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举止端凝。……”官书如此介绍帝王，无疑有溢美之词，但也不无可信成份。如果从现存胤禛画像，尤其是从他披戴西洋发式的画像来看，说他身材魁伟、高鼻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雍正在青少年时期，曾经多次扈从乃父巡幸狩猎，身体和意志受到了锻炼。所以中年登极之后，身体一直很好。从雍正七年冬天开始，却害了一场大病，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间日时发寒热，饮食不似平时，夜间不能熟寝。……”直到雍正九年才告康复。他的政务活动虽然一直坚持，未曾间断，然而终究“精神不能贯注”所以雍正中期以后发展势头减弱，他的身体状况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性格特征 雍正作为皇帝，有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一面，但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同样具备作为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和性格。他幼年时，康熙帝就说他“喜怒不定”，只是“而立”之年以后，才逐渐成熟起来，“居心行事，大概已定”。但是这“喜怒不定”的性格并未得到彻底改正尽管将乃父训谕的“戒急用忍”，“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在日常生活和政务活动之中，暴躁睥气依然时有发生。最典型的一次是偶观杂剧。舞台上曲伎俱佳，演毕，胤禛很是高兴，给伶人赐些食品。其中一优伶剧中扮演常州太守受宠若惊，忘乎所以，向他问起常州官守是谁？胤禛听了勃然大怒：“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当即命令将其杖毙。在为政之中，动辄发笑，抑或动怒，更是不乏其例。有时“笑得了不得”，有时却愤怒得会将臣下骂得淋漓尽致。他急暴的性格，与他的坚毅果敢和雷厉风行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凡是他决定了的事，决不瞻前顾后，而是说干就干，一干到底。雍正一朝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推行，与他的性格和作风部不无关系。
思想作风 胤禛的坚定自信，勤于政务，认真求实、思想作风，是他成就大业的可贵因素。他相信自己多年生活实践和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对于臣工建议，他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也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但又不会为臣属的议论所左右。一旦衡量利弊，有了把握，他就会果断地做出决策。诸如“摊丁入地”政策的推行，“火耗归公”制度的实施，“改土归流”决策的制定，都是他看到时机成熟，当机立断，做出裁决。当然，他有时也会做出轻举妄动的事情，但是，对于国家重大的方针决策，他决不优柔寡断，而是认准了就坚持到底。
雍正不是一个莽撞天子。他办事认真，细致严谨。尽管“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他不怕繁累。雍正五年四月十六日，一天之内，将官员31人，分成11批召见，决定任免补授。他阅览本章，不畏烦琐，谕令每日“将本多送”，不许积压。雍正元年至十三年，共处置六部及各省题本19 2000余件，每年平均达14 700件之多，每日平均阅览题本在40件以上。如果说，阅览本章属于例行公事，费力不多的话，那么，批阅奏折就格外辛苦。奏折缘起于康熙，而全力推行则在雍正。具折的人数之多，奏折内容之丰富，均为前所未有。为了“宣达下情，洞悉庶务”，他把批阅奏折看得十分重要，每晚阅后亲笔批发，皆出一己之见，无一假手他人，也无一人赞襄于侧。在他13年短暂的帝王生活中，留下了为数可观的朱批奏折文书。《雍正朱批谕旨》一书共收奏折7000余件。若按检出刊刻的实不过十分之三估算，雍正一朝，经他手批的奏折大约在2300—35000之间。这是一代帝王勤于政务的真实记录，也是后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胤禛崇尚节俭，不求奢华。崇尚俭朴，本应是英明帝王必有的思想品格，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胤禛却有崇俭之美誉。据经常承命侍食的张廷玉讲，胤禛在进膳时，饭粒饼屑，未尝废置纤毫。每宴见臣工，必以珍惜五谷，暴殄天物为戒。他固然有享用不尽的美味佳肴，但有此珍爱五谷之精神，当更为可贵。再如反对金银殉葬，提倡俭朴婚嫁，减少烧锅造酒等，都是他从节俭出发提出的积极措施。雍正一朝，国帑充足，吏治清廉，与他崇尚节俭，反对靡费，有着重要关系。
学识才干 胤禛自幼受到严格的教育。他45岁始继皇位，因此继位前有充分的学习时间。这不仅使他熟悉丰富的满汉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学习历代封建王朝治国安民的经验。登极之后，他向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庶吉士等144人征索宝座铭；引用古典遗训为在京各衙门亲笔书写匾额；给京内外臣属颁赏魏征谏唐太宗的《十思疏》，并亲书《十思疏》刻于屏风之上，作为鉴戒。……他还是一个善长书法的好手。他的字道劲流畅，柔中有刚，颇得乃父赞赏。康熙帝经常命其书写扇面，每年书写进呈多达百柄以上。他在臣工的奏折上信笔批写，直抒胸臆，动辄百数十言，偶有数百千字，皆为一气写成，一挥而就。可见他具有敏捷的文思，扎实的文笔功底和纯熟的书写技巧。这是日理万机的胤禛处理政务才能的集中体现。他对医道也略知一、二，然而不足为论。
崇尚与情趣 胤禛自幼喜读佛学书籍，研习佛家典籍，自号圆明居士和破尘居士。早年即结交僧侣，“书扇与僧”，过从甚密。据说青年时还请人代他出家当和尚。即位后，崇佛的兴趣未因政务繁忙而稍减，甚至在批写臣工奏折和下达谕旨中都谈及佛法，讲论佛事。雍正十一年，诏令华山主僧于次年春入掌皇戒，当时天下有学问的僧人齐集宫中，举行集会，胤禛亲自说法，并与众僧研讨经典。早在藩邸时期，雍正还纂辑了表达与世无争、崇尚超脱的《悦心集》，其中不乏表现出家思想的篇章。雍正十一年，出于利用和控制佛教的目的，他又编纂了反映佛道思想的《御选语录》，其中，把自称圆明居士的语录也编了进去。更有甚者，他还把和尚请进宫中，令其参与国家政务，致使有些未曾进宫之僧人也借机假称圣旨，招摇撞骗。无怪乎乾隆帝登极之后，立即将文觉国师等参与政事之僧人，全部放还山门，并令地方官严加管束，“无令生事”。当然，胤禛崇佛用佛，并非肆行无忍，即令少数僧人入官参政，也有所克制。但此事毕竟不是那么光彩。
胤禛还十分推崇祥瑞。雍正一朝，地方大员多次向他奏报所谓祥瑞征象，诸如嘉谷生、瑞雪降、新泉涌、灵芝生、祥云现、黄河清、日月合壁、五星联珠、卿云捧日、菩提结子等，屡见不鲜。其实，这些都是自然界的正常或少见的现象，更多的是牵强附会。雍正元年伊始，有关各地出现祥瑞的奏报就接踵而来。先是遵化顺治陵墓生出蓍草，继而山东秋禾茂盛，双穗瑞谷处处挺生，接着江南、京师等地麦多两歧双穗，玉米一棵四穗，而后又是遵化康熙陵寝上空出现五道祥云，缭绕不散……。此后，祥瑞征象连年不断，直至雍正七年达到高潮。是年云贵、山西、山东、浙江、直隶等地，奏报祥云捧日，地涌甘泉，蚕豆如栗，莞豆如榛，瑞谷一茎十余穗，稻禾茎长七、八尺，早稻收割长新稻等祥瑞，就有十八起之多。各地不厌其烦地奏报祥瑞，无非是地方官员投其所好。
胤禛也有他的情趣和爱好。在保留下来的雍正肖像画中，有一幅头戴西洋假发的画像。看上去他长发披肩，卷曲蓬松，目光炯炯，气宇不凡，颇有萧洒的男子汉气概，其好美、好奇之心理，跃然纸上；争强好胜之气势，显而易见。
雍正还十分喜欢配戴眼镜。他曾谕令宫廷造办处工匠为其一次精工制做12副眼镜，从正月至十二月，按月配戴，每月一副。
胤禛还有玩狗的爱好。他曾指令造办处为其心爱的狗制做狗笼、狗窝、狗垫和狗衣，并亲自进行设计，指定所需制做材料。
此外，胤禛对下棋、打牌，也有浓厚的兴趣。雍正元年八月，他让太监刘玉带着一颗象棋子，到造办处传达他要求制做两份棋子的旨意。棋子上要嵌珐琅片，并配做折叠两面棋盘：一面刻画下大棋用；一面刻画下象棋用。而且特别嘱咐要配做一个锦匣，以盛装棋子和棋盘。元年十月做象牙骨牌时，他也要总管太监张起麟拿着骨牌式样，传达他的谕旨，要求用好象牙做一份，并在点子上烧珐琅，点上黄金作为装饰。他对制做棋子、棋盘、骨牌等精心设计，说明他也是个很会玩的人。
后妃、子女 胤禛的婚配都在藩邸完成。据《清史稿》“后妃列传”记载，胤禛有后妃7人，受他册封的有孝敬皇后、孝圣皇后、敦肃皇贵妃、纯悫皇贵妃、齐妃和懋嫔；他死后被乾隆尊为妃的有皇考谦妃。此外，还有一个宁嫔，为《清史稿》所不载。实际上胤禛的皇后和妃嫔共有8人，比起乃父康熙和其子乾隆，都是少的。而且即位后没有再纳妃嫔。
胤禛有10子，6人早逝，成年的有弘时、弘历即乾隆帝、弘昼、弘瞻。有4女，其中3女早逝。
死亡之谜
胤禛于十三年八月二十-Z It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逝，终年58岁。
据史料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他偶患疾病，仍照常听政，下达谕旨，召见官员。二十一日，病情加重，但他照常理事。大学士张廷玉每日进见，不曾间断。皇四子宝亲王弘历和皇五子和亲王弘昼，朝夕侍于病榻之侧。二十二日晚病情恶化，二十三日子时崩逝。从八月二十日染疾患病，到二十三日子时归天，总共不过三日，确实属于暴死。
对于胤禛的直接死因，官书未作交待，野史轶闻中的传说却流传甚广。尤其是经过历代文人的演义，胤禛之死就更富有传奇性。其中颇为流行的说法是被吕四娘谋刺而死，且被取去了头颅。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孙女。当年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戮尸，吕氏一门被处死或充军，唯独14岁的吕四娘脱网而逃。为了替吕家报仇雪恨，吕四娘拜师习武，寒暑不辍，练就了一身高超武艺，而剑术尤其擅长。后来混进了胤禛居住的圆明园，当了宫女，便乘机杀死他。这纯属臆想传闻，不足为信。
另一种说法是服食丹药中毒而死。胤禛信佛，对道家炼丹也颇感兴趣。他曾延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在西苑为之修炼炉火，给他健身、治病。服用过量的丹药中毒死去，也不是不可能的。近年有些中外学者论断胤禛死因为丹药中毒，但毕竟缺少真凭实据。
简短的结语
胤禛的继位和暴死，历来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为一些文人墨客猎奇和渲染，然而，这些都不足以影响他的历史地位。
胤禛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开始停滞，甚至出现衰退的形势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纷繁的各种社会矛盾，为胤禛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苦心经营，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在康乾盛世中承前启后，尽管在康乾盛世中没有他的名字，但他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能低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主要参考书目：
《康熙起居注》。
《清圣祖实录》。
《雍正起居注》。
《清世宗实录》。
《上谕内阁》，雍正，供北楼书局藏板印本。
《朱批谕旨》，雍正，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
《上谕八旗》，雍正，清官刻本。
《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
《清世宗诗文集》光绪五年《清历朝御制诗文集》本。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4辑。
《永宪录》，萧奭，中华书局1959年版。
《啸亭杂录》，昭槤，中华书局1982年版。
作者刘桂林，1940年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