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临，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代皇帝。他是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三十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沈阳继承帝位，翌年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终年24岁。
勤学苦读的少年天子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沈阳暴死，未立嗣君。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满洲皇室、贵族内部发生了十分尖锐而又激烈的冲突。其时，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是帝位的主要竞争者。皇太极的长兄、礼亲王代善和两黄旗大臣索尼等人力主立豪格为帝，多尔絮萎同竺兄弟阿济格、多铎拥有两白旗，两白旗坚决反对豪格嗣帝位，而拥戴本旗首领多尔衮。双方发生尖锐对立，剑拔弩张。诸王贝勒于崇政殿商议册立时，皇太极的亲信将领佩剑而前，坚决表示：“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皇太极于地下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感到自己并不占有优势，于是提出立皂太极第九子、不满六岁的福临为帝，由自己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声称待到福临年长后即归政。这一折衷方案被诸王贝勒接受，从而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分裂。在此后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即由多尔衮实际执掌军政大权，福临只不过“拱手以承祀”，听任叔父摄政王后又称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连皇帝的宝玺也搬到多尔衮的家里。
顺治元年1644年夏，多尔衮在明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接引下率八旗劲旅入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迅速攻占北京。这年九月，福临和清皇室人员从沈阳抵达北京。十月初一，福临亲到南郊告祭天地后，即皇帝位，正式颁诏天下，宣布清朝对全国的统治。
福临虽然君临天下，但毕竟仍是幼童，在宫廷之中无所作为。多尔衮权势煊赫，时时觊觎着帝位，为了孤立福临。首先制造种种借口，要杀掉曾和他竞争帝位的豪格。福临得知消息，涕泣不进食，愤怒地说：“豪格以我异母兄弟，故如是清杀耶!”多尔衮等人只得让步，但豪格被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后被指令率兵镇压张献忠农民军，以立功赎罪。此后，福临与其母孝庄皇太后也被分官而居，数月方得一见。幸亏其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照料，才使他得以平安长大。但是，由于多尔衮的漠不关心和有意放任，福临在亲政前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他本是个聪颖过人的孩子，幼时一见父亲读书就心羡之至。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嗜观书史，往往也能领略书中大意。顺治元年正月．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等上疏多尔泰请求让福临“及时典学”，学习古今兴睃之道，并希望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朝夕为其讲解。多尔衮口头上认为“昕言甚是”，却又以福临尚在幼冲时期，迟一二年再议。一年后，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上疏强调：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现在皇上虽很熟悉满书，但要懂得帝王修身治人之道，还必须学习汉文．熟读“六经”。为此，他们请求挑选满汉词臣为福临朝夕进讲。但多尔衮对此也不予理睬。直至福临14岁亲政，对汉文依然十分陌生。甚至在阅读汉大臣的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其意。
满洲贵族素喜骑马射箭。幼年的福临也醉心于此，每年都要出猎二三次。例如，顺治四年七月，在大队扈从的簇拥下，他出张家口、独石口进行围猎，一路上还亲自召见和宴请蒙古王公，以联络满蒙民族之间的感情。顺治五年四月，他亲率诸王贝勒等出德胜门行猎，声势也不小。频繁的围猎活动，使他的骑术和射艺日益长进。可是，福临每次出外围猎，多尔衮都要亲自或派心腹党羽跟随监视，甚至还进行刁难。一次围猎时，多尔衮的心腹党羽巩阿岱、锡翰等人身为扈从，却穿着金黄号衣，在皇帝马前耀武扬威。他们引福临走上崎岖险峻的小路，以致马失前蹄，迫使福临只好下马步行。巩阿岱等人趁机嘲讽说：“年少不习骑射，似此路径遂下马步行耶!”而当福临行猎至一悬崖，马不能行，不得不折回原路，步行下山，巩阿岱又大声呵斥随从人等：“皇上下马步行，尔等俱宜下马!”福临虽然对巩阿岱等极为不满，但慑于多尔衮的威势，只得强为容忍。直至顺治九年三月，福临才以“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的罪名，将巩阿岱、锡翰处死。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多尔衮在古北口外行猎时死于喀喇城。十四岁的福临终于摆脱了羁绊，提前开始亲政。
当时，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尚未巩固，社会动乱不宁。由于多尔衮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掠夺政策，南北方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此伏彼起；连年的征战，使社会经济凋敝，清廷的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多尔衮死后，诸王贝勒掌握的各种政务权力依然严重威胁着皇权，这些都是福临亲政后急待解决的问题。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在跌宕起伏、繁纷驳杂的10年亲政期间，充分发挥了政治才干，不愧为清朝开国时一位刻意求治、颇有作为的年轻皇帝。
福临亲政之后，为了能够阅读诸臣章奏和处理政务，以极大的毅力苦读汉文书籍。他把乾清官当作书房，摆放了数十个书架，经史子集、稗官小说、传奇时艺等无不有之。殿中还摆列长几，放置商彝周鼎、印章画册等文物。他每天除了处理军国大事外，都读书至深夜。有时他五更起床读书，至黎明拂晓，能够流利地背诵，方始罢休。为了保证有充足的读书时间，他还规定每月中逢五为视朝之期。短短的几年，福临对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著作，明朝各个皇帝的实录，以及元明戏曲、话本等，无不涉猎，学识不断长进。他对当时著名小说评论家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写下评语：“议论颇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足以显示福临对汉族文化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平日，他也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批阅奏章，评定考卷了。
读书、理政之余，福临还喜爱书法和山水画。有一次他和临济宗的知名和尚道忞谈论书法，问道：“先老和尚与雪峤大师书法孰优?”道忞回答说：“先师学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师天资极高，学力稍欠。故雪师少结构，先师乏生动，互有短长也。先师常语忞曰：‘老僧半生务作，运个生硬手腕，东涂西抹，有甚好字，亏我胆大耳。”福临说：“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书也。挥毫时若不胆大，则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于圆活。”他还询问道志学习楷书曾以哪家书法作帖，道志回答说：“初学黄庭不就，继学遗教经，后来又临夫子庙堂碑。一向由不能专心致志，故无成字在胸，往往落笔即点画走窜也。”福临说：“朕亦临此二帖，怎么到得老和尚田地?”道忞表示要看看福临的书法，“获覩龙蛇势”。福临索取纸笔，“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擘窠书一敬’字。”接着，又连写数幅，并选其中一幅问道忞何如？道忞说：“此幅最佳，乞赐道志。”史籍中记载的这些轶事说明，福临对汉字书法颇有研究，而且字也写得相当漂亮。
几年的读书生活，不仅大大提高了福临的汉文化造诣，而且使他体会到历代汉族皇帝的丰富统治经验，十分推崇并决心效法历史上的贤主明君。顺治十年正月，有一次他到皇宫内院阅读《资治通鉴》，问身旁的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人：“上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诸臣回答说：“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他又问：“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之。”福临并不完全赞同，随即指出：“岩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详，联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这表明，他要以明太祖制定的典章制度等作为自己的典范，以巩固清朝的统治。福临亲政后，正是在汉族的历史文化薰陶下，锐意图治，使多尔衮摄政时的草创局面更加巩固，这也深刻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
亲政之初刻意求治
为了把权力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福临首先大力消除多尔衮多年擅权的恶劣影响。顺治八年二月，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和睿亲王府护卫詹岱、穆济伦告发多尔衮棺内私置八补黄袍、黑狐褂、大东珠朝珠等御用之物，是他生前“谋逆”的证据。于是，福临颁诏天下，历数多尔衮生前独专威权、妄自尊大、功高自恣，剥夺他死后追封的“成宗义皇帝”尊号，并籍没家产。多尔衮的亲信有的被处死，有的遭贬黜。八月，又追封被多尔衮拘系致死的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并建碑纪绩于茔上。在朝廷对多尔衮的一片责骂声中，受多尔衮排挤早已失去辅政之名的济尔哈朗企图以元老重臣的身分把持朝政，甚至命诸司衙门都要把奏章先送他阅看。他还在福临面前喋喋不休地讲述努尔哈赤、皇太极与诸王贝勒讨论朝政得失的事迹，要福临效法。但是，福临刚刚解决了睿亲王多尔衮的擅权之祸，岂容再出现一个摄政王?顺治九年正月，他毅然作出决定：以后大臣的一切奏章全部要呈递皇帝，不许再送交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此后，福临一直将治理国家的大权紧紧掌握在自的手中。
福临亲政之后，时常把明代兴衰得失的历史经验引为鉴戒。他指出，帝王治理天下，一定要以国计民生为首务。明初曾采取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所以直到万历年间都是海内殷富，天下太平。然而在天启、崇祯之世，任意扩兵增饱加派繁多，使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明朝随之灭亡。而这时清入关不久，也连年战乱，土地荒芜，广大农民流离失所，无法正常生产，以致国家财政拮据，军饷日绌，严重影响了政权的巩固。以史为鉴，福临亲政之后，时刻注意与民休息，不滥征取。
顺治八年正月，福临决定永远不向江南征收桔子、也不向河南征收石榴，以示不因“口腹之微”骚扰百姓。为了减轻百姓途中运输的辛劳，他还决定，建造宫殿必须就地取材，永远不许再用山东临清烧造的城砖。二月，福临在一道谕旨中指责多尔衮生前为避暑在边外兴修的一座小城甚属无用，徒费银两，命令立即停建。三月，他召见户部尚书巴哈纳等，询问各官俸银的数目及支俸时间；当得知俸银共需60万两，而银库仅存有20万两时，他慨叹说，大库之银已为多尔衮用尽了。为了不向百姓加派，福临决定动用内库银两按时发放官吏俸银。这一举动，与崇祯末年军饷繁殷时明思宗宁向百姓滥收而不肯动用内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五月，福临在一次行猎中见沿途庄稼茂盛，联想起过去诸王随意放鹰驰猎、蹂躏田禾的情景，回京后立即颁发了一道谕旨，规定诸王须待秋收后方可放鹰。一次曹州副将许武光上疏说，明季开封曾被水淹，周王府内有二三百万两白银被埋在地下，要求皇帝给假三年，将此遗银挖出，以供军饷。福临非常生气，指出帝王生财之道，主要在于节用爱民；掘地求金为亘古所未有，若按此议行事，势必生事扰民。他还严厉斥责了许武光借端求官、兼图牟利的卑劣企图。顺治十年，福临筹建乾清官，时值旱涝异常，人民困苦不堪，大臣们奏请工程暂停，以钱粮赈济军民。他看到奏疏后批示：“这本说的有理。”下令暂时停止宫殿建筑。同时要求诸王以至百官，凡祭祀饮食慨宜从简。类似的措施以及对受灾地区蠲免钱粮或缓征租税等，在福临亲政的lO年间是不少的。
福临还对多尔衮摄政时期的三大弊政圈地、投充和逃人法予以节制。首先是停止圈地。顺治八年正月，福临在谕旨中指出，农民全赖土地为生，圈占土地就断绝了他们的生路；要求户部行文地方官，将以前圈占的土地全数归还原主，以便适时耕种。不久，他又批准了科臣李运长的建议，免圈京畿良乡、涿县等13个县的“余地。”顺治十年再次重申：“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此后尽管零星圈占土地房屋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危及千家万户的滋扰骚乱基本上停止了。
其次，对带地投充加以限制。清入关时颁发的“投充令”，强迫当地汉人无衣无食者“投充”满族王公贵族的庄田为农奴。许多汉人或因害怕土地被圈，或因逃避赋税，也有携带土地投充旗下，沦为农奴。福临亲政后，屡次谕令限制带地投充。顺治八年八月，他指令户部对多尔衮嗣子多尔博的投充人名册进行检查，要求将他们“逐名开写，发回该州县与平民一体当差”。
第三，对“逃人法”的实施，也一度放宽。“逃人法”是多尔衮摄政时期，强行在中原地区实施落后的满族农奴制的一项重要措施。福临一度严厉推行，如顺治十年十二月，批准成立兵部督捕衙门，对逃人和窝主进行残酷的迫害。十一年八月，议政王大臣又拟定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法令，其中提出将窝主给予逃主为奴。福临阅后认为，若照此办理，一些奸恶之徒图财设局、坑害无辜的情况必难避免，以至一人有罪，流徙两邻，造成荡家废产，感到“于心不忍”，终于没有批准，指示议政王大臣另议具奏。但是，当一些汉官提议减轻“逃人法”时，他又怀着狭隘的民族偏见，严厉斥责他们“偏护汉人，欲令满洲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但随着反抗斗争的增强，福临也不得不承认“专恃严法禁止”不行，逐步放宽了“逃人法”，窝主免死，减轻处罪。另外限制贩卖奴婢，又再三命令不得虐待奴婢。如果殴打奴婢致死，家主要治罪。
稳定社会秩序缓和各种矛盾
清朝入关后面临的形势，显然比关外时期要复杂得多。为了建立持久的全国性统治，福临亲政后，排除种种阻力和干扰，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各种矛盾。作为开国之君，他保持了一定的朝气和较为清醒的头脑。
当时，南方的抗清斗争仍在风起云涌。顺治九年，由李定国统领的西南瑶、苗、僮、彝等族农民组成的义军，东出广西，七月初攻下桂林，除掉了叛明降清、为清军充当急先锋的定南王孔有德。福临看到华南局势紧张，立即派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兵十余万往征湖南、贵州，并亲自到南苑送行。不料，十一月衡阳一战，尼堪也被击毙，李定国取得了“两蹶名王，天下震动”的大捷。这对年轻的福临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迫使他进一步考虑摆脱窘境、治理天下的方针大计。
十年正月，福临巡视御马厂，在观看了多尔衮及一等侍卫巴哈的上好甲胄后，深有感触地说，兵器固然不可不备，但如单纯仰仗军威而不修德政，那就不能上合天心，下顺民望。不久，他和范文程、洪承畴等大臣经过周密谋划、反复磋商，决定一改多尔衮单纯征剿屠杀的政策，开始采取“剿抚并用、抚重于剿”的策略。
首先，极力争取招抚东南方面的郑成功。顺治十年五月，福临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其父郑芝龙为同安侯。他在谕旨中谴责了多尔衮在郑芝龙降清后依然抱着猜疑态度，未能妥善安插郑芝龙在闽的眷属，是郑成功拒降的重要原因。他还表示，自己亲政以来不欲穷兵黩武．郑成功等保众自全也不算悖逆，宣布敕谕到闽之日，满洲大军即行撤回，闽海地方事宜全部委托给郑成功，从而表明自己的招降态度是真诚的。
接着，福临又谕令兵部，各地小股武装抗清，或由于近年水早频仍。民不聊生，饥寒切身，或迫于官吏贪污，起而造反，均要从宽被宥。他宣布，截至顺治中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为“土贼”者，不论人数多寡、罪恶大小，只要真心改悔，自首投诚，即可尽赦前罪，并给予妥善安插：兵即补入军队，民即回家务农，不愿还乡者可随意居住，地方官不许挟制嚇诈、告扰侵害。他还要求各地方官将此谕令遍贴通衢要道，务使人人知晓。
顺治十年五月下匈，福临鉴于湖南、两广地方底定，而南明永历政权还盘踞滇黔，宣布任命大学士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并授予他“便宜行事”大权，即所有的剿抚事宜，皇帝慨不制约。福临为他规定的职责是：酌量收服、录用归顺官员，随意安插招降的兵民，按照形势的发展决定攻守事宜。同时又接受洪承畴的建议，任命原大学士李率泰为两广总督，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一起镇守广东，以策应西南方面的战事。因此，从表面看来，洪承畴在西南的四年间，军事上毫无进展，徒费军饷，而福临既不催战，也不追究。实际上，洪承畴正是在这种不受任何干扰的条件下，竭力施展“剿抚并用、以守为战”的计谋，终于导致顺治十三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的严重分裂和孙可望的降清。洪承畴也趁机摸透了云贵虚实，为日后的军事征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福临十分懂得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清朝的统治，使自己在人民心日中树立起作为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顺治八年四月，遣官赴山东曲阜祭孔。次年九月，他又亲自到太学“释奠先师孔子”。以后几年，他还大修孔庙，更定孔子的谥号为“至圣先师”。他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并亲自主持编纂《顺治大训》、《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通鉴全书》，提倡封建的纲常名教。同时，特命大学士冯铨等主编《孝经衍义》，颁行天下，大肆旌表忠孝节烈。他还多次亲祭明陵，为崇祯立碑。他赞扬崇祯帝“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并给为崇祯帝殉难的太监王承恩建墓立碑，赞扬王承恩“赴义捐躯”，“无愧臣节”，谥号为“忠”。又为明末“殉难诸臣”范景文、倪元璐等人“给谥赐祭”。这对于缓和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贵族的民族矛盾，起了显著的作用。
对于满族贵族来说，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是否巩固，“一统海内”的“大业”能否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基于这一认识，福临亲政后，一改多尔衮时期对汉官猜疑、压制的态度，注意笼络和依靠汉官。他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委任”。顺治九年四月上谕称：为防止臣僚任意因循怠玩，许满汉官吏互相参劾对方的玩误之处。顺治十年六月，又提出，内三院是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应选举贤能之人任职，并特别指明每院应设汉官大学士2员。第二年又增加到17名，其中除去两名满人之外，其余都是汉官。汉官在制定政策、发布政令及处理国家大事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清实录》等官方的记载来看，顺治十年前后，福临身边最为亲信的人当中，只有一个额色黑是满人；范文程、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王永吉、徐起元和宁完我等都是汉人。
福临还逐渐突破了汉官不得掌印的旧规，从而提高了汉官的地位。顺治十二年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福临即命汉承政龚鼎孳掌管部印信。龚闻命后战战兢兢，上疏称部院印务向来都由满官掌管，正官公出时也都是次官代理，恳求撤去这一任命。福临未予接受，坚持要他接管印信。顺治十六年四月，福临又下令：今后各部尚书、侍郎等官不要再分满汉，准受事在先，就由谁来掌即。这就改变了历来各衙门奏事只有满臣而不见汉臣的局面，提高了汉官在清廷中的地位。这种开明的作法，既有利于发挥汉官作用，也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对朝廷的支持，标志着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于有清一代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但是，福临毕竟是满族贵族的代表，对满汉之畛域仍不能一慨免除，一旦在直接涉及满族贵族利益的问题上发生满汉矛盾时，他就毫不留情地与汉官对立起来，甚至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这突出地表现在处理“逃人法”的问题上。
由于逃人法对窝主的处罚甚于逃人，引起了汉官的强烈反对。顺治十一年六月，督捕右侍郎魏琯在奏疏中以其所见所闻向福临痛切陈述窝主被罚的惨状。他指出，窝主之罪原不至死，但他们不仅本人被监毙，妻子儿女还要被发配关外，惨死者数不胜数。他要求免除对已死窝主家属的处罚。福临看到奏疏后大怒，当即指示议政诸王、贝勒、大臣等对魏“从重议罪”。他在谕旨中声称，逃人系满洲将士血战所获，故窝逃之禁甚为严厉。然而近年逃人数万，所获不足l／10，魏琯明知此情，却替窝主求情，显示偏私市恩，殊为可恨。顺治十二年正月，兵科右给事中李裀又上《谏逃东疏》，历数逃人法株连太多，给黎民百姓带来痛苦，“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要求放宽对窝主的处分。福临更加震怒，斥之为谋国不忠，宦称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大臣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为了压下汉官的肄议，杀一儆百，福临先后将魏琯革职，流徙辽阳；重责李裀四十大板，流徙辽阳尚阳堡。顺治十五年五月，四川道监察御史李森先上疏说，：皇帝孜孜求治，屡下纳言之诏，但大小臣工依然迟疑观望，不肯进言；要解决这一问题，广开言路，必先宽言臣之罚。因此，他请求赦免魏琯、李裀等人。福临不仅断然拒绝这一建议，而且以“市恩徇情”加罪，令吏部对李森先从重议处。
福临出于满族贵族对汉人根深蒂固的猜忌心理，十分害怕汉官结党，处处加以防范，动辄严厉镇压。
清初任职中枢的汉族官僚，由于明末剧烈党争的影响，分成以冯铨为首的。“北党”和以陈名夏为首的“南党”，两派明争暗斗，水火不容。北党在朝廷中占着上风，南人汉官屡遭打击，双方矛盾更趋尖锐。
顺治十年四月，发生陕西兴安镇总兵任珍杀害妻妾案，被革去世职一半。他在家中口出怨言，被家婢告发，刑部审讯后认为应该处死。福临念任珍曾立大功，令刑部会同各官重审定拟。当时，刑部满汉官员以及九卿科道等衙门满官都认为应维持原判。大学士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都察院左都御史金之俊等27名汉官虽然认为此案有待进一步调查，不宜草率定罪，但又不敢直言，只是笼统地说“不如坐以应得之罪”。福临追问“应得何罪?”他们又说是“律无正条”，似应勒令自尽。福临对这种蒙混支吾、敷衍搪塞的言语大为恼火，斥责他们踵袭明末结党乱政敝习，下令各部所有七品以上官员云集午门之外，对之严行议罪。福临亲登午门楼听议。结果，陈名夏等27人分别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翌年三月，大学士宁完我密疏参劾陈名夏”结党怀奸”，揭发他曾“痛恨我朝剃发，鄙陋我国衣冠，蛊惑故绅，号召南党，布假局以行私，藏祸心而倡乱”，于是，福临又令朝廷官吏在午门外就此疏逐款审问陈名夏，从重议罪。陈名夏在受审中据理反驳，刑部右给事中刘余谟、御史陈秉彝也在旁之辩护。在午门城楼上的福临见此大为恼火，立即召见刘、陈二人严行申饬，并予解职。陈名夏被处以绞刑。朝廷中的北方籍汉官为进一步剪除异己，纷纷以“名夏亲戚”、“名夏党羽”等罪名弹劾南方籍汉官。先后被弹者达41名之多，以致人心惶惶。福临不想继续压抑南人，使矛盾加剧，亲自在南海接见冯铨，又赞扬陈名夏读书多，通古今大事，是个好人，使冯铨不敢再在朝臣中制造事端。不久，福临又宣布：“以后论人论事，只许指实直言，不许再借陈名夏亲戚、党羽进奏，如有违犯者，定行重治，决不轻恕”。一场清洗“南党”的风波才暂息下来，但朝廷中南人的势力从此大衰。
顺治十三年二月，顺治帝在南苑召见陈之遴及诸臣，再次表示自己非常痛恨大臣结党。他认为，宋、明两朝亡国悉由朋党所致，这是必须引为鉴戒的。他表白自己从亲政以来一直以宽为治，常常感叹明太祖朱元璋诛戮大臣太为过分。但是，通过陈名夏案，他又得出了为政太宽“亦不可”的结论。顺治十七年，上谕严禁士子结社集会，其投刺往来，也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同时借奏销案、科场案等对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大肆镇压，明朝以来结社分党的风气遂逐渐收敛。以后清朝的几个皇帝都再三禁止朋党。从此，文人学者只能闭门读持，潜心经史，不能聚众讲学。客观上使清初大儒多治实学，推动了清代学术的隆盛。
福临和他的祖、父一样，也十分重视满蒙两个民族的关系。早在皇太极时期，满族贵族就通过联盟结姻与蒙古上层贵族修好。福临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法。他在亲政前后多次巡幸蒙古各部。每到一处，都要亲自接见和宴请各部的王公、贵族，并赐给他们许多贵重的礼品。鉴于蒙古各部因崇信黄教而与达赖喇嘛关系密切，福临于顺治九年敦请五世达赖喇嘛来京，并特意在德胜门外建西黄寺，作为达赖留京期间的住处。是年九月，福临得知达赖率3000人从西藏起程，即准备亲至边外迎接。大学士洪承畴以天象不吉，上疏劝止，说日前太白金星与太阳争光，流星进入紫微宫，而“太阳”，是人君的象征，紫微官是人君居住之所；太白金星敢于争明，流星敢于突入，显然是天象示警，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他还告诫说，宗社关系重大，皇帝不应远行。福临接受了这一劝告，未赴边外。十二月，达赖抵达南苑，福临隆重、热情地接见了他，并设宴款待。次年正月又在太和殿宴请达赖，赐给他许多金器、彩缎、鞍马等。不久，达赖因水土不服，上疏请回西藏，福临婉言劝留。达赖离京时，又赠送他许多金银、珠宝、缎匹、鞍马等，并颁赐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顺治十三年下半年，大西农民军领袖孙可望在内部权力斗争中被李定国击败而降清。福临抓住这一时机，一方面封孙为“义王”，以瓦解抗清力量，一方面令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固山额真卓布泰为征南将军，贝子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三路大军分别由湖南、四川、广西向贵州进军。三路大军连克贵阳、重庆、遵义等地，于顺治十六年正月会师云南省城，在永昌磨盘山一带全歼李定国的主力，云、贵、川、广、湖五省抗清武装力量全部荡平。桂王朱由榔被迫逃亡缅甸。至此，南明最后一个维系人心的永历政权名存而实亡。
福临在顺利地略定云贵之后，即着手平定东南。由于对郑成功的笼络、劝降未收成效，福临于顺治十四年三月就曾发出“一意捕剿，毋复姑待”的强硬谕旨，接着又下令将郑芝龙及其亲属流徙宁古塔，家产全部籍没。顺治十六年七月，郑成功亲率部围攻瓜州、南京，福临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震惊，声言要“御驾亲征”。甚至其母孝庄文太后和乳母的劝阻也如火上浇油，气得他竟然拔剑劈倒了宝座。得悉郑成功在南京战败后，他仍指令要尽快消灭其剩余势力。于是，清廷一方面抓紧在福建创练水师，一方面极力招降郑成功的部将，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至顺治十七年七月，福临命靖南王耿继茂率领全藩官兵移驻福建，封都统、宗室罗托为安南将军，令其统领将士“征剿海寇”郑成功。郑成功于南京一战损失较大，当时又孤立无援，最后不得不撤离福建沿海率师东渡，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中国大陆的统一，在顺治统治后期得到了实现。
恢复农业经济的主要措施
开垦荒地和招抚流亡，是清初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关键之举。因为，尽力把农民吸引到土地上来，发展农业生产，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重要前提。福临亲政后，即命群臣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探讨解决的方法。顺治九年七月，礼科给事中刘余谟建议把流民中的老弱和湖南、四川、两广驻防官兵中的老弱组织起来，垦荒屯田。福临赞赏这一建议，并命户、兵二部确议具奏。十月，大学范文程就如何实行屯田提出了四条建议，也受到福临的称赞。从顺治十年开始，先后采取了一些加速推行垦荒的措施。
首先是设立兴屯道、厅，专管兴屯事宜，督垦荒田。规定凡参加兴屯的农民，三年后可将屯地永为己业。缺少耕牛、农具和种子的，可以由兴屯道、厅“发给牛价籽粒银两”，自行购置。自首投诚的官兵也都隶属兴屯道，官府授以无主荒田作为己业，由其携家耕种。但由于当时清廷本身财政极为困难，无力筹措大量银两；地主阶级又凭借其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拼命强占土地；地方官捏报成绩邀功请赏的现象也相当普遍。福临在顺治十年六月的一道谕旨中即指出，由于地主豪强占隐土地，农民不能尽力开荒，以致失业现象十分严重。顺治十二年正月，又指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各级屯道、屯厅任意夺民熟田捏充开荒，或垦少报多、令农民包纳等情况。但是，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不久，在朝廷内外“皆告苦告弊”的压力下，口、得宣布撤消兴屯道、厅的设置。
接着，福临又采取了一项奖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的新措施。顺治十三年七月宣布，各省屯田荒地全部照三年起科事例，由有司广行招民开垦，并规定按垦荒面积和招民数目授与相应的官职。顺治十四年四月，颁布了户部拟定的《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其中除对督抚、道府、州县、卫所官员的垦荒实绩予以奖励外，还规定“文武乡绅垦五十顷以上者，现任者记录，致仕者给匾旌奖。其贡监生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t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与印照开垦，永为己业”。相反，若开垦不实，或开过复荒的，新旧官员都要受到严厉的处分。顺治十七年，又增加了奖励的比重。这说明．福临已把地主乡绅作为执行垦荒政策的中坚力量。但是，在当时南方连绵不断地进行战争，北方忙于派差派粮以供军需的形势下，广大农民正常的生产活动受到了限制，因而招民垦荒也难以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实行“轻徭薄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农民的剥削。顺治十四年十月，福临为了防止地方官额外加派，豪蠹侵渔中饱，以致民生困苦，特命户部右侍郎王宏柞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额数为准，免除天启、崇祯时期的繁重加派，编成《赋役全书》。颁行以后，农民所受的剥削较之明末有一定程度的减轻。
福临还十分重视对失业流民的赈恤。顺治十至十二年，在京城广设粥厂，以恤流民。顺治十四年三月，他亲自制定了赈恤失业流离贫民的奖励办法：地方官能全活500人以上者，核实纪录，予以奖励，千人以上者加级；绅衿富室肯出粟全活贫民百人以上者，由地方官核实具奏，予以奖励。这同样表明了这位年轻皇帝为稳定社会秩序、安抚民生的迫切心情。
整顿吏治，禁止宦官干政
官吏的贪污受贿，是明朝末年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清朝定都北京后，这种恶习又严重地腐蚀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福临亲政后，决心记取前朝由腐败而覆亡的教训，大力整顿吏治，建立一个比较廉洁而有行政效率的统治机构。他明确指出，朝廷治国安民，首要任务就是严厉惩处贪官污吏。顺治八年闰二月，他在谕旨中严厉斥责了总督、巡抚每每对大贪大恶不闻不问的纵容态度，要求吏部秉公详察奏闻，一经查有实据，即当从重治罪。接着，他又要户部行文各府州县，将任意欺压民人的官吏、庄头等擒拿解部治罪。还要求各省督抚将有德有才、兼通文义者保奏，不识文字、听信吏役害民者立行参奏。他派遣巡按御史巡视各地，访察地方利弊、民生疾苦；发现总督、巡抚、总兵等官有不公不法、蒙蔽专擅、纵兵害民等事即行纠举。同时规定他们在入境三日内，要将旨意誊黄刊刻，广为张贴。务使城乡绅士、人民等知晓。一次巡漕御史启奏原漕督吴惟华婪赃11600两，福临即命将其革职，永不叙用，赃银入官，仅念其投诚有功而免死。
福临还把“京察”和“大计”作为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顺治九年五月，接受吏部建议，决定自亲政年始，每六年举行一次京察。顺治十年正月，他又根据魏象枢的建议，开始实行“大计天下”，即对各地的大小官吏普遍进行一次甄别考核，并规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他在批阅吏部“大计”疏后问范文程说：贪官怎么这么多呢?他们平时侵渔百姓，难道在大计之年也不收敛吗?范回答说：他们未做官时都知道贪吏不可为，但一登仕籍就利令智昏。福临由此更增强了整顿吏治的决心。当年大计的结果，副使刘应锡等969人分别受到了革、降、调职及退休的处理。从此，“京察”和“大计”为有清一代所沿袭，作为考察、任免官吏的重要制度。
福临坚持以公正、廉洁、诚实、有才能为标准任命官吏，对一些官吏尸餐禄位、办事效率低下十分不满，因此经常去查看他们的工作情况。顺治十年五月初五，他巡视内三院，看到在值官员人数极少，忙问其故。随行的范文程回答说，因是端午节，诸臣提前散退了。福临不以为然，立即召集群臣训斥，强调说，要想求安逸，必须先勤劳工作；只有在国家大定之后，才能求得个人的安乐。他希望群臣能知过即改，并表示自己身为人主也要这样做。他还以历代君王为例告诫大家说，昔商汤虽为盛德之主，依然不断地反省、改正自己的错误，因而成就了大业；明武宗因为整日耽志嬉游，怙过不悛，所以不能把国家治理好。顺治十二年二二月，户科给事中朱之弼上疏说，今日吏治之病在六部，六部之病在尚书，尚书之病在于推诿，推诿的根源在于皇帝不普择人，不定赏罚。他要求皇帝面召诸臣，亲试其才品，冈能授任。福临对此很为赞赏，即要求六部进行整肃。随后，又谕令各部制定一些规章制度和赏罚条例，以纠正办事拖拉、惟以优游、因循时日的恶习。
福临为整饬吏治，对贪官污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巡按顾仁的处理。顺治十二年七月，福临在太和殿和左翼门两次召见顾仁等各巡方御史，告诫他们：作为皇帝耳目之官，出而代巡，一定要十分勤劳用心，洁己率属；如果以为君门万里，任意行私，贪赃坏法，即使铢两之微，必诛无赦。然而，时过三月，吏部书吏章冕即刎颈叩阍，讦告顺天巡按顾仁悖旨婪赃，陷害无辜。福临对此案非常重视。为查明章冕所告是否属实，即命将顾仁押解来京，由他亲自会同内大臣严加审理，结果证明情况属实，立即将顾仁处斩，同时还将推举顾仁的王尔禄、龚鼎孳、王永吉和曹溶分别降调。
通过对顾仁案的处理，福临进一步感到，过去贪风不息，是由于法度太轻，贪官虽经革职，还能享受赃资。于是，他郑重宣布，今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贿10两、衙役犯赃1两以上者流徙，赃重者分别斩绞，家产入官。接着，惩办了一大批贪官。数年以后，凤阳巡抚林起龙两次上疏，认为处分过于重，反使贪官惧罪不吐真赃，流徙也是徒有虚名，委婉地请求放宽。福临很不以为然。他指出，贪官蠹役坏法害民，屡惩不改，不得不用流徙之法严惩，目的是使人人知道畏惧，省改贪心；与其畏法不招，不如使之畏法不贪，因此，为轸念民生，不怕贪官怨恨，仍按上次谕旨办理。表示他对贪赃枉法之徒决不宽容。
福临还仿明太祖立铁牌，禁宦官干政。福临定都北京后即设内务府，以管理宫禁事务。顺治十年六月，以内务府事务殷繁，设立十三衙门，以“满洲近臣与寺人宦官兼用”，同时明确规定“寺人不过四品”。顺治十二年六月，福临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门铁牌，严禁宦官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评论官吏之贤否，违者凌迟处死，决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但是，这并没有真正杜绝宦官专权之弊。顺治十五年六月，宦官吴良辅与大学士陈之遴、前恭顺侯吴惟华作弊纳贿案发，陈之遴、吴惟华流徙籍没，后陈死于贬所。吴良辅仅“被旨严劈’。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福临亲往悯忠寺，观看吴良辅祝发。这很可能是福临有意安排吴出家以避祸。顺治十八年二月，继福临为帝的康熙帝玄烨下令将吴良辅处斩，撤消十三衙门，使有清一世未蹈明奄祸覆辙之渐。
和耶稣会士、佛教高僧的交往
在福临短暂的一生中，与耶稣会教士汤若望、佛教高僧道志、通琇、茚溪森的关系至为密切，思想上深受影响。
汤若望于顺治元年十一月任清钦天监监正。福临亲政后，他因给孝庄文太后治好了病，被尊为“义父”，福临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此后，福临不仅在天文、历法、宗教、道德等方面，而且在处理国家政务时，都要向这位老教士请教。汤若望向福临呈递了三百余封奏帖，其中许多谏言得到采纳。福临曾对左右大臣说，汤若望的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令人泪下。他还把汤若望与左右大臣作了这样的对比，认为有的大臣是为了求利禄而爱国君；汤若望则不爱利禄，因而他对国君的爱是真诚的。渐次频繁的交往，使两人的关系日趋密切，以致突破了君臣界限。凡有垂询，福临即宣召汤若望入宫，并许其随时径入内廷，两人开怀畅谈，每至深夜。他自己也常到汤的寓所，随意浏览教堂书房及花园，有时共进便餐，欢洽之情似家人父子。甚至福临的19岁生日也要在汤若望家里过，给了他极高的荣誉。在福临的宠信下，汤若望连连进爵加级。顺治三年，授太常寺少卿衔；顺治八年，叙通议大夫；顺治十年，赐号通玄教师；顺治十五年，晋光禄大夫，在清廷中成为风靡一时的人物。然而，由于顺治十四年以后福临开始崇信佛教禅宗，汤若望企图使福临皈依天主教的努力终于无成，但他始终受到福临的尊重。
福临对佛教感兴趣，很可能是受了太监们的怂恿。明末以来，太监就很崇信佛教，并希望皇帝也能迷信佛教而疏于政务，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控制皇帝。顺治十四年春夏间，在太监的安排下，福临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非常欣赏他的言谈举止。接着就召入宫廷中，请教佛法大意。十月，又在万善殿召见性聪，赐以“明觉禅师”封号。此后，福临就成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忠实信徒。福临还通过性聪了解了佛教禅宗的高僧及其门徒的许多情况，并陆续召见了其中较为著名的通琇即玉林琇、道志和茚溪森，让他们在宫中谈经说法。福临对他们都十分宠眷，他们也多方讨好。玉林琇为福临起了法名“行痴”，号“痴道人”，道忞则吹捧福临为“承愿示生”、“光显吾宗”的“佛心天子”，都深得福临的欢心。在他们的熏陶下，福临对佛教简直着了迷，对这些僧人自称弟子，以示尊敬。他意对道志说，自己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看见僧家的明窗净几，就不愿意再回皇宫。他甚至还表示，如果不是怕丢下生母皇太后一人，肯定就要随他们出家了。
顺治十七年八月，福临宠爱的董贵妃去世后，非常悲痛，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整天与茚溪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彻夜交谈。他命茚溪森为其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玉林琇奉诏回京后得知此事，十分恼火，当即命人取来柴薪，要烧死他的弟子茚溪森，这才迫使福临打消了出家念头，重新蓄发。不久，福临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于阜城门外慈寿寺从其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福临虽许以蓄发，但出家之念未消。玉林琇后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见他时，两人相视而笑按：当时福临头发尚未长出，两人中一个是光头皇帝，一个是光头和尚，故相视而笑，还有如下一番对话。福临问玉林琇：“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官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何如?”玉林琇回答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法，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这表明福临还在时刻幻想当和尚。只是因为两个月后他即因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
长期以来，流传着关于“顺治出家’，的轶事。如说福临因痛悼宠妃董鄂氏，到北京天台寺出家为僧，以寻求宗教的安慰，甚至指出该寺中一个和尚的肖象即为顺治皇帝；还有的以康熙帝在位时多次奉母后巡游山西五台山为据，推断福临到五台山当了和尚。其实，这都是根据福临生前欲当和尚的想法而编造出来的，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家庭主要成员
福临亲生母亲孝庄文皇后，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八，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二十五。她姓博尔济吉特氏，13岁时嫁给皇太极为妃，崇德三年1638年生下皇九子福临。福临即位后，尊为皇太后；孙玄烨嗣位年号康熙后，尊为太皇太后。因谥号“孝庄”，故史称孝庄文皇后。
孝庄文皇后聪明而又富有谋略。早在清朝创建时，就曾辅佐太宗皇太极“肇造丕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清初社会上流传“太后下嫁”即孝庄文皇后嫁给多尔衮的说法，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这是人们根据清廷在多尔衮死后追查其罪行时写有“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条款而作出的推断。实际上，单凭这个记载是不能作出“下嫁''''的推断的。因为，在多尔衮摄政时，大权独揽，皇室是无可奈何的。至于“亲到内院”之说，只要翻看《清世祖实录》就不难发现，当时不仅多尔衮本人，而
且一般大臣以及故明大学士等都可到内院“面谕方略”或办事。不过，由于史料记载缺如，官闱隐秘外人难知，太后下嫁之类的流传轶闻一时仍难以准确辨析。清初即使有此事，也只能将其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看待。因为福临即位后，多尔衮觊觎皇位的言行不仅没有收敛．且随着权势的扩大而更为迫切，时时威胁着他的皇位。在这种情况下，孝庄文皇后也可能下嫁多尔衮，这既符合满族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的习俗，又可以借此笼络、控制多尔衮，巩固福临的帝位，避免满洲贵族内部的分裂。
福临先后册立过两个皇后和一个皇贵妃。他即位后，多尔衮为了控制他，即“因亲定婚”，选择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为皇后。顺治八年八月十三日，福临正式立吴克善女为皇后，并诏告天下，但时隔两年，即顺治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福临就以吴克善女未经自己选择，自册立之始，两人志意不协，“官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蕾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而宣布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室”。此谕旨一下，大学士冯铨、陈名夏以及其它一些大臣相继上疏劝止，再三表示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他们还举例说，汉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虽然都是贤主，但“俱以废后一节，终为盛德之累”，恳请福临深思详虑，慎重行动。福临接到奏疏后勃然大怒，声称自己此举是废掉无能之人，严厉斥责他们身为朝廷大臣，“反于无益处具奏沽名，甚属不合”。诸大臣终于未能说服福临。
顺治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宣布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之女博尔济锦氏为皇后。这是福临第二次立皇后了。
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福临册立18岁的董氏为贤妃，对她日益宠爱。董氏又称董鄂氏，系内大臣鄂硕之女。据汤若望的回忆录，她似乎是福临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因性资敏慧而被福临看中，从此两人就烈火干柴般地热恋起来。不料此事被博穆博果尔发觉，董妃受到了严厉申斥。福临闻知后，狠狠地打了博穆博果尔一记耳光，后者不久即因愤极致死一说系自杀身亡。于是，福临将董妃收入宫中，封为贤妃。这年九月二十八日，福临在给礼部的谕旨中，声称他慎加简择之后，认为宫中诸妃中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宣布要立她为皇贵妃，令礼部“查照典礼”。根据福临的旨意，于十二月初六“吉期”行了典封之礼，并颁诏天下。按福临本意，是想让董鄂氏成为皇后的，但他已废掉了一个皇后，第二个皇后册立刚满二年，一时又找不到废弃的借口，故只得暂封董鄂氏为皇贵妃，使其在诸妃嫔中成为仅次于皇后的人。但实际上，董鄂氏的受宠程度和实际地位远远超过了皇后。
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董鄂氏生皇四子，福临因得到了理想的皇位继承人而十分欢快。不料两个月后皇四子就夭折了，这就使福临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创伤。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22岁的董贵妃去世，给感情脆弱而又多愁善感的福临以更沉重的打击，他辍朝五日， 八月二十一日，又宣布追封董贵妃为皇后，“以示褒崇”。
关于遗诏的悬案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三，福临染上天花，卧病不起，初七夜病死于养心殿。他生前本欲立次子福全为太子，孝庄文太后坚持立第三子玄烨。福临派人征求汤若望的意见时，汤也竭力主张立玄烨为太子，理由是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一当时被视为绝症的疾病已具有终身的免疫力。于是，福临在遗诏中正式宣布立时年八岁的玄烨为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康熙帝。
福临病死后，遗体被火化，骨灰葬于孝陵（今河北遵化东陵内）。遗体火化，乃是沿袭了满洲在关外的习俗。根据封建礼仪，朝廷大臣在福临死后即议其庙号，结果“咸欲（福临）称宗”，唯有大司马梁清标“独曰欲称世祖”。他认为，虽然太祖努尔哈赤是清朝开国之君，但福临是满洲贵族入关后第一代皇帝，“入主中华，奄有万方，统一天下”，应该成为“世世所祖也”，诸臣在讨论中接受了这一建议，乃定庙号日“世祖“，谥号“章皇帝”。
关于福临遗诏，也是一个悬案。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漏三下”，福临辞世前一天，召其亲信、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入养心殿，面谕：“朕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命，撰诏书”。王熙闻听此言，匍匐饮泣，不能下笔。福临命他抑制悲痛，在病榻前草拟诏书。王熙写完一条呈交后，恐福临过于劳累，于是奏准在乾清门下继续写下去，“凡三次进呈，至初七日薄暮缮毕”，福临即于当天夜里病逝。
对于遗诏的内容，史家多有怀疑。在后来公布的遗诏中，列举了福临的14条“罪状”，主要内容是：习汉俗，重用汉官超过满人；未能对皇太后尽孝心；不能举贤任能；铺张浪费，尤其是董鄂氏的丧祭典礼糜费过多；违背祖制，任用太监；不能听言纳谏。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二条，遗诏这样写道：“朕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漠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本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问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这些显然都不是福临的本意．而是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了。它明显地反映了孝庄文太后和四位辅政大臣保守落后的政治观点，要求抵制汉俗，保存淳朴旧制；要求重用满臣，反对任用汉官。
康熙五年1666年九月朝鲜使臣许积与其周下的对活，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阔王问：“顺治好汉语，慕华制云，今则如何?”许积回答说：“闻其太后甚厌汉语。或有儿辈习汉俗者，则以为汉俗盛则胡运衰，辄加禁抑云矣。”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做法，显然是与福临生前所执行的政策相牴牾的。因此，福临遗谓势必要被篡改，这既是为了发泄孝庄文太后和四辅政大臣长期积郁心中的忿懑情绪，也是为了给新皇帝预先定下统治的基调。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王熙在替福临草拟遗诏时“进呈者三，皆报可”，然而从此以后他对遗诏“关国家大计者，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也。”本来，在封建社会，一个官吏为皇帝办事并获得赞许，这不仅对他本人甚至对其后代都足莫大的荣誉，但王熙却一反常态，不敢向任何人透露遗诏真相。这说明他确有难言的苦衷。于是，福临遗诏就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
简短的结语
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他亲政以后不过10年。一方面革除了明朝末年的许多弊政，另一方面又克服了满族统治者自身的某些落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以笼络汉族士大夫洗刷关外伧荒，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除台湾以外的中国领土的统一。这就为康雍乾时期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临是清朝开国时的关键君主，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
主要参考书目：
《清世祖实录》。
《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版。
王先谦：《东华录》，光绪十七年上海广百宗斋校刊本。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3年版。
梁清标：《雕丘杂录》。
《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1981版。
作者李尚英，194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杂志社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