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引论

一百二十四 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位置

一中国学术之沿革

欲知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位置，不可不略明中国学术之沿革。中国学术，可分四期：汉以前为“古代”．其间有道、儒、墨三大学派，更有名、法、阴阳、纵横诸名目，流派纷繁，思想超越，不特中国重要典籍，多成于斯时，即后世思想，亦多导其源而汲其流，为中国学术鼎盛时代，斯为第一期。或曰“诸子时代”。自西汉以迄五代，为“中古”。汉承秦火，经典荡然，汉武提倡儒术，诏征遗经，抱残守缺之士，各进所传；立学官，置博士，以教学者。当武帝宣帝时，立于芋官者：《易》则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书》则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诗》则齐辕固鲁申公韩韩婴；《春秋》公羊传则有严彭祖颜安乐；《礼》仪礼则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此所谓十四博士也。此十四家所传之经，其写本皆用秦汉时所通行之篆书，谓之今文。西汉末年，又有所谓古文经传者出焉。《易》则有费氏谓东莱人费直所传，《书》则有孔氏谓孔安国得自孔子壁中，《春秋》则有左氏左丘明，《礼》则有逸礼谓鲁共王得自孔子坏宅中，《周官》谓河间献王所得：此诸经传者，皆以科斗文字写，谓之古文。今古文为经传中之两大派，在清代学术中最成问题者也。魏晋以迄于唐，遭时离乱，天灾兵燹，纷至沓来，学者偷生其间，日不宁息。且汉世外戚宦寺之祸，正直之士，多遭惨戮，令人激而渐生厌世之思想。重以汉儒治经，疲于故训，不足以餍颖达之士；儒家大义，经新莽之依托，而使人怀疑。于时又适有佛教之输入，乃有清谈一派出，蔑伦常，排圣哲，任性从欲，悲观厌世；一时靡然从风，流为玄学一派。齐梁以降，歉于清谈之简单，而缛为诗文；唐兴，又厌于体格靡丽，内容浅薄，而渐趋于质实。加以政府重科举，倡明经，士人乃渐返而求诸经训。陆德明著《释文》，孔颖达著《正义》，诸经注疏，渐次成立。其时学风，又渐由清谈以返于汉，惟于经传采用，皆古文也。斯为第二期。综中古一期，佛教流行，为“印度思想输入时代”，中国思想，最为不振。然其间有两大潮流，风靡一时者：即汉唐经学，与魏晋玄学是也；而尤以汉唐经学为最有影响于清代。自北宋以迄明末，为“近古期”。中古期佛老盛行，一时学者，无形之中，渐染其闳大幽眇之教义，虽唐以后之人士，多治经训，然势亦不复能局于故训章句之间，于是宋儒乃于儒家言中，亦辟一闳大幽眇之境，以与佛老抗衡。彼等虽以孔孟之道统自寄，而实则内容已大异。由是学者竞趋于心性之理论，而理学以盛。宋儒虽倡心性，惟亦依附六经，程朱更以读书为格物之工夫；即陆九渊不重读书，然亦非空疏浮泛者可比。明王守仁祖述陆氏之说，以与朱熹为难，由是高谈性命者，渐视经典若土苴。沿及末流，即崇践履者亦寡。清代学术即由此反动而生者也。斯为第三期。清代为“近世期”，即第四期。其标帜以昌明汊唐经学，排斥宋明理学为职责者也。其与各期之关系，别于以下诸目分述之魏晋玄学，与清代关系较少，故从略，则清学之地位，亦可以见其大略矣．

二清学与古代学术

清学以治经为主，经者，古代之典籍也。夫居数千年后而研究数千年前之典籍，则徒恃经之本身，不能奏功；自非借助于当时诸子之书不可．故诸子之书，在清代皆在研究之列。惟经子之书，经数千年之传刻伪托．错简讹字，误谬百出；且今古异时，音义累经变迁，在古代视为最浅近之文，而后世亦苦艰涩难读。故治古学之第一步，校勘训诂，即成问题。清人对于校勘训诂之成绩最大，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等之于经；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之于子，皆用其全副精力以贯注之，故古代经子之书，几无一不经清代诸大师之审定，注释；而向觉难读难解之书，至是亦皆易读易解矣。阮元之序《经义述闻》王引之著曰：“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数语最能传清儒对于古书之功，非过誉也。清代更为有功于古学者，则古书古物之发现是也。清代盛行辑佚之风，如《古经解钩沈小学钩》《沈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出之佚书，皆与古学以极大之贡献。清代学者又有好古之风，不惟崇尚古书，对于古物：如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皆成为当时流行之嗜好，而研究整理之结果，亦足与古学相印证。故综观有清一代之学术，实可称为古学昌明时代，与欧洲之再生时代Renaissauce颇相似，欧洲经再生时代，而后古代希腊哲学褥以复兴；中国经典，经清代大师之整理，而后诸子学说，得以复明。故两大潮流，实遥遥若辉映焉。

三清学与汉唐经学

汉儒传注，唐人义疏，皆与清学本身有密切之关系；盖清学以穷经为主，其事业不过就汉唐而益求精密耳。清初学者，反明季空疏之习，而注重经训；当时学风，颇近于唐。其后学者取材，则多极于两汉，而今古文之问颗，实即渊源于两汉者也。故后人每以汉学称之，而清人亦喜以汉学自命。惠士奇惠栋之父尝申述其宗汉之理由曰：“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贾公彦于郑注……之类，皆不能疏。……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礼说》惠栋亦曰：“汉儒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首说》盖皆以汉代去古未远，可以征信也。然此则惠派之意也。戴震与惠齐名，其意则不以笃守汉儒之说为然，而别以求是为准则；故汉学之名，用之于惠派则可，用之于戴派，则不可。且清代学者，虽以穷经为主，然举凡有关于经学者，若小学、史学、天算学、地理学、音韵学、律吕学、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诸子学等，莫不有精审之研究，其效果与方法，皆为汉儒所梦想不及者。以汉学概清学，殊为未当。总之，清学之名汉学，就其大体而言也，若分析其内容，则清学已远逸出汉学范围之外矣。

四清学与宋明理学

清学之成立，乃理学反动之结果也。清代学者，每以汉学自命，盖亦欲借重其名，以与宋学相抗也。故宋明理学之在清代，最为不振，以其立于反对之地位也。惟清学虽与理学对立，而清儒读书传注之学，又实与程朱一派为近。程颐以读书讲明义理为格物之一端，而朱熹更缩小其范围于读书传注之学，是以当时即有支离之诮。其后宗朱者，如黄幹、蔡沈、真德秀、魏了翁、黄震、王应麟、金履祥、许谦、宋濂、王袆等，皆通经服古，博洽多闻之士。清代反对程朱最烈者，为颜元，而其反对之口实，则即以读书传注；由此可证程朱功夫之所在矣。故清代虽以汉学为名，其实仍程朱一派尊经笃古之流风：惟益缩其范围于名物训诂之间而已。然则清学者，树汉学穷经之旗帜，用宋儒读书之精神以成立者也．不得谓汉学独与清学为近；而宋儒立于绝相反对之地位也。特清人与宋儒不同之点，即治经方法之改良是也。宋儒以来，学者之考古研经，每用主观方法，擅自更改古书；更有增字解经，望文生义诸弊。清儒则专用客观方法以正其失，故颇似近代之科学精神。此亦即其优于宋儒之点也。

梁任公先生在《新民丛报》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云：“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云：“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于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其言殊足代表清代学术之特色。盖清学之发展，不过为中国周秦以来之学术，重加整理而已。其始因明季王学空疏之反动，而讲求读书传注，推崇朱子，文学家亦极力规摹唐宋古文，此可谓由明以反于唐宋。又因通经致用，求识古字古言，而汉儒经师，去古未远，乃守其家法，重其训诂，以建设“凡汉皆好”之汉学，此可谓由唐宋以反于东汉。汉学以校勘考据为基础，至戴震一派，精于断制，常州一派，脱落名物，同时与经学有关之小学、史学、天算、律历、地理、音韵、金石、目录等无不借以发达，已稍轶出汉学之范围。然而解经求是，以微言大义为归，仍属今文学家之义例。此可谓由东汉以反于西汉。晚清思想庞杂，自由研究之风气大开，欲追究孔孟经学之真谛，乃不得不研究与孔孟同时之诸子。且今文家夷孔子于诸子之列，已破一尊之局，而新学家又好缘附诸子之言，于是诸子之学大昌。此可谓由西汉以反于先秦矣。综之，清代学术之特质，以倒卷缫演四字描述之，最为恰当。其步步上溯，层层进里之工作，已不啻为中国学术作一次总结算，而新局面之开拓，亦势所必然者也。

一百二十五 清代学术之背景

一政治之背景

一切学术思想之成立，皆有其相当之时势与环境以促成之，决非无故而发生者。清代考证之学，当其盛也，举世向风，固亦非偶然也。兹就其背景之关系于政治学术二方面者，分别述之政治之关系学术者，已散见数篇中，本节不过撮述其大要而已。详情可参前文。政治背景，可分三项：

一、讲学之禁止  清人以异族入主，时不免存疑忌之心，对于智识阶级为尤甚。聚众讲学，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顺治十七年，严禁士子会盟结社详见第六十一节。  自禁令一颁，而专制积威之下，遂无复有集会讲习之举。清初学者如孙奇逢、李颐、黄宗羲及东林、姚江之余绪，虽亦间有讲学之事，然不过小规模之集合，共师友之间难而已。盖与明季讲学之风，已大不相同。  自是以后，乃渐由学术团体，一变而为私人研究；而有志学术者，至不得不致力读书，以尚友于古人。夫清代之学，读书之学而已，此亦其机缘之所自也。

二、文字之狱  清初逸民，多抱种族思想，志在匡复明室，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孙奇逢诸人，既以赴义中蹶，知事不可为，乃归藏于山林之间，著书言论，尝慨然有故国之思。清廷思此辈当以恩礼罗致之，故对于博学隐逸之士，多所征聘。然稍有骨格者，则仍以气节相尚，每不屑就，甚且以死拒之。清为防微杜渐计，前者既有讲学之禁，又恐学者之著书言论，以传播其排满复明之思想，于是频兴文字之狱，借以立威。故凡著作中稍有指斥清廷者，皆动兴大狱。其最显著者：如康熙朝庄廷鑨之《明史》狱，戴名世之《南山集》狱；雍正朝曾静、吕留良之狱以上皆详见第二十九章；乾隆朝胡中藻之狱，徐述夔之狱等详见中卷第一篇第一章四节。至其意之不关排满，而诽议朝政者，亦皆不免焉。残酷毒恨，牵连动数十百人，其钳制言论，束缚士林，实无以复加。重以举发者可以弋获功名，于是渐开告密之门，而学者益惴惴不自保。匪特不敢抗议朝政，即稍涉时忌之学术，亦不敢讲习之。英挺之士，其聪明才智既无所发抒，不得已乃钻研于章句训诂之中，以为自遣藏身之具。于是诠释文义，考究名物，于世无患，与人亦无争焉。夫讲学之禁，特足以变移明季之学风而已，此则直接促成清代考证之学者也。

三、君主之提倡  康熙六十余年，提倡学术，不遗余力。而乾隆承其遗风，亦颇以稽古右文自命。是以搜集遗书，编纂巨籍，上好下甚，举世向风。且当时学者颇为社会所尊崇，故皆自甘终老于编摩之业。夫学者在社会上占优越之地位，而其生活又有余裕，则学术乃能昌明；清代经学之精越于前代，盖以此也。  

二学术之背景

清学之成立，虽由于政治背景之因缘，然其学术之背景，亦大有助焉。清学者，明学之反动，而又绍明学之端绪者也。盖天下事凡二者代兴，则根柢当箧萌于同时，此即“有渐无顿”之史例，观于以下所述，即可知矣。

一、理学之反动  明代自姚江致良知之说兴，学者渐蔑视读诵之功，又加以讲学之风遍天下，争腾口说，所言皆在昭昭灵灵之境，浅尝之士，殊难以言心得。故其末流，学者渐养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习气；空疏之辈，摭拾性理烂语，陈陈相因，益无发明。明季学风，堕落益甚，学者猖狂自肆，如狂禅一派，一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之现象，不独学术空疏，即崇践履者亦寡矣。黃宗羲有言：“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顾炎武曰：“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十八陆陇其曰：“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三鱼堂文集学术辨上》凡此皆清学者攻击明学之语也，然亦从可略知当时之学风矣。夫有明末之空疏，始有清初之敦实；有明末之蔑视读书，始有清初之提倡经术；有明末之轻忽践履，始有清初之注重躬行：在在皆明学反动之结果也。故清代学术之成立，在消极方面言之，明季之学风，实为其重大之背境也。

二、七子文章之复古  

清代学术发达之正因，据朱希祖《清代通史初版序》云：“清代学术，以考据二二学为最长，直超出乎汉唐以上；而斯学发达之原因，有正因，有旁因。每观世人泛举旁因，而不能抉发正因，诚为治史者一大憾事!窃谓清代考据之学，其渊源实在乎明弘治嘉靖间前后七子文章之复古：当李梦阳、何景明辈之昌言复古也，规摹秦汉；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非是，则诋为宋学。李攀龙、王世贞辈继之，其风弥甚。然欲作秦汉之文，必先能读古书；欲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赵妫谦著《六书本义》，赵宦光著《六书长笺》、《说文长笺》，其最著者。当此之时，承学之士，类能审别字形，至刻书亦多作篆楷，以说文篆字之笔画，造为楷书。如许宗鲁所刻之《尔雅》、《国语》、《六子》，赵宦光所刻之《说文长笺》、《六书长笺》等皆是。清代陈启源之《毛诗稽古编》，吾友钱玄同之《书小学答问》，其字体亦渊源于此。然古书之难读，不仅在字形，而尤在字音；于是音韵之学兴焉。杨慎著《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余》、《古音略例》，陈第又为《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列举证据，以明古音；于是顾炎武继之，成《音学五书》。其书刻于明崇祯时，其学实成于明代也。清兴，顾炎武乃以实事求是之学，提倡一世，于是音韵明而训诂明，训诂明而古书不难尽解。加以万历以后，欧洲算数舆地之学，输入中夏，通经之士，类能综贯中西算学，天文地理亦赖以明；于是古经疑牾，豁然贯通，经学昌明，旁通子史：此考据之学发达之正因也。”观上所述，则理学鼎盛之时，即汉学箧盟之日，特其发展不一，故有先后代兴之异。即以后汉学鼎盛，而今文学之反动起，然今文学之发生，亦正在汉学鼎盛时也，此可以思其故矣。

一百二十六  清代学术各期概论

一明学反动期

清代学术，可分三期：清初为明学反动时期；中叶为清学全盛时期；清末为今文学运动，与东西文化输入时期．明学反动期中，经学之重要学者，为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阎攻伪经，胡辨图书，怀疑精神之强，足以振起学者求知之观念；而炎武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以定学者研究之标准。清学之端绪，自此启之。同时经学之别派，则有顾祖禹、黄仪、黄宗羲、万斯同、梅文鼎、王锡阐诸人：顾黄治地理，黄万治史学，梅王治天算，其根本观念，与所用方法，亦与明人绝不相同．即其时理学之余脉，如陆世仪、陆陇其、张履祥诸人，皆自托于程朱之流，以排斥王学为所事。其为王学收拾残局者，则有孙奇逢、李颐诸人，然皆笃于躬行，力返明风者也。更有颜元、李塨一派，不惟排斥明人，对于程朱亦加攻击，其锋芒益为峻露。其时文学知名之士，前者如钱谦益、吴伟业，稍后如王士禛、朱彝尊等，亦皆耻道明人。而谦益尤以排斥明人，开一代之风气焉。故清初学术，完全可谓为明学反动时期，而清代经学亦酝酿胚胎于斯时矣。虽其间思想派别，极为纷歧，惟视线均渐集中于读书明经之一点，经学为学术之中心，至是已隐然可见矣。

二清学全盛期

反动期之精神，多用力于破坏纠正方面，清学之趋势，在此时期虽渐已形成，然尚未能从事于建设方面。乾嘉以后，清学始可谓完全成立：是即清学之全盛期也。全盛期学派，约为吴皖两宗：吴派始惠栋，栋承三世家学，好博尊闻，恪宗汉儒。弟子承其流者，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衍其说。此派之精神，在谨守家法，笃信汉儒。故当时有汉学之目，而汉学之名。亦惟此派居之为最当焉。皖派始自戴震，震事惠栋以先辈礼，而深刻断制，一空依傍，与惠派之精神不同。从其学者，有洪榜、凌廷堪、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而玉裁、念孙、引之尤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二派之外，承流向风，有所建树者，不可胜数。朝野上下之有志学术者，亦莫不以经学为中心，而清学称全盛焉。综惠戴两派比较言之；惠偏泥古，戴长创造；然承反动期之末，坚固壁垒，以汉学旗帜，确定学者之意向，则惠于全盛期之专精，亦大有关系焉．不过其精神与方法，较戴派为稍逊色耳。故言清学者，率以戴派为正宗，亦惟戴派足以称清学，而不为汉学所拘焉。全盛期研究之范围，虽以经学为中心，而小学、音韵、史学、金石、校勘、辑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等，亦皆在研究之列，其成绩皆蔚然称为大观。至其治学所用之方法，则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甚近于科学之精神。故能昌明古学，使人信从；即力排汉学之方东树亦云：“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汉学商兑》卷中之下亦足见当时对于诸大经师之倾倒矣。其时经学风靡一时，理学之残局，日就衰灭。若堪称思想家者，亦只有经学大师戴震一人而已。虽其时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以与经学家为难；然经学之盛，屹不为所夺焉。

三今文学运动与东西文化输入时期

乾、嘉、道三朝经学鼎盛，成为一尊，然其研究范围之狭小，与其态度之迂拘，颖达之士，渐不餍其所为；乃欲于正统派之考证训诂外，自辟领域。顾其时经学风靡一时，更不得不仍就其范围择一新颖之问题而研究之，于是今文学之问题渐兴。今文学起源于汉代，前节已略言之矣。东汉之时，已有今古文之争，至清中叶以后，而其壁垒始相当；清代今文学之运动，至光绪年间，而其业始大昌。其中心之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然康梁不过集前人之说而已，当全盛时期，有庄存与者，始治《春秋公羊传》。《公羊传》者，今文学也；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刘逢禄、龚自珍继之，治今文学皆有心得，而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谓《左氏传》为刘歆所伪造。道光末，魏源著《诗古微》，谓《毛传》及《大小序》皆晚出伪作．同时有邵懿辰者，著《礼经通论》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者，亦出刘歆伪造．康有为综合诸家之说，作《新学伪经考》，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崇拜之许郑，皆在所摒击之列。又作《孔子改制考》，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此种见解，实数千年之一大解放。其弟子最著者，为梁启超。启超甚能弘其师说，然亦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末流多有异同。启超学术淹博，其精神常足与时代俱新，立于时代之前，以指导社会；盖饶有今文学家怀疑思想与改进态度也。今古文之争既起，学者对于经学已渐生厌，兼以国运衰颓，致用之思想颇盛；于时适值东西交通日启，学者渐移其心目于东西洋之文明；清政府亦派遣学生，留学各国。东西文化，因以输入焉。正统派之经学，至此遂日趋衰落矣。然当此期中，尚有少数大师如俞樾、孙诒让、刘师培、章炳麟等，皆足以绍述正统派而光大之；而于诸子学之校勘训诂，尤能超过前人。故正统派在学风上虽云衰落，而在学术上，则竟可谓之未衰也。综上三期论之：反动期开经学研究之端绪，全盛期成经学研究之一尊，今文学运动与东西文化输入期，虽有今古文之争与外化之搀人，然亦未尝不以经学为中坚也。故清代之经学，实与有清一代之命运相终始，就三期才较言之，全盛期以考证训诂为中坚，而反动期与今文学运动期，则怀疑精神特炽，思想颇为纷歧，而尤以反动期为最甚。本篇之后三章，即专述反动期之学术者也。至诠述之法，以经学为主，理学文学亦各有专章，盖所以见当时之文理学尚未尽成为经学之附庸也。

第三十二章  清初之经学

一百二十七  总  说

一清初经学之派别

清初为明学反动期，亦即经学启蒙期；其间大师，首攻理学，以经学相号召者，则昆山顾炎武也。炎武博极群书，深恶明人之空疏，大唱“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人以博学为先。又好金石，音韵之学，而于音韵尤精，开一代研究之端绪，故炎武在清代经学中，堪称开山之祖焉。同时太原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力攻晚出《古文》与《孔传》之伪，原原本本，推求实证，开清代考证之先声；且《古文》之伪既明，渐开学者疑经之风，而研究之兴味益浓。其时德清胡渭著《易图明辨》证明《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皆出于“养生家”之依托，而非羲、文、周、孔之旧，使理学之信仰，根本动摇，与若璩之《疏证》，于清学皆深有影响。故顾、阎、胡三人，足为清初经学家之领袖，而为正统派不祧之宗焉。当时学者更有毛奇龄、姚际恒、黄宗炎诸人，亦富有怀疑思想。际恒疑《尚书古文》，疑《诗序》，疑《周礼》；若璩颇推崇之，惜其书多不显著。宗炎亦不信《图书》之学，其说足与《易图明辨》相发明。奇龄辟《图书》，疑《仪礼》，疑《周礼》，皆能圆通其说；惟言古音则诋顾炎武，言《尚书》则诋阎若璩，以意气相尚，时有矛盾之点，不为清代学者所宗；然其学问之博，与其精神之豪，在清初终不愧为大家也。阎、胡又皆精地理之学，曾参修《一统志》，同局有顾祖禹、黄仪者，皆好治斯学。祖禹有《读史方舆纪要》，体大思精，当时目为“奇书”，言地理者宗焉。余姚黄宗羲，早年颇好名理，其后方向一变；其学以史学为根柢，而推之于当世之务，清代言史学者宗焉。其弟子最著者，为鄞县万斯大、万斯同：斯大精于《三礼》，以经学名；斯同则甚能绍其师之精坤，特精史学；《明史》之编纂，斯同之功居多。其学后衍为全祖望、章学诚一派。同时以史学著称者，尚有马骗、吴任臣等，骗有《绎史》，任臣有《十国春秋》，均极博洽；惟稍欠精核，与黄万一派之精神不同。清初天算之学颇盛，王锡阐、梅文鼎则以全副精神专攻之，成绩甚有可观。而文鼎尤称博大，为中国自然科学生无限之光荣焉。文鼎弟文鼐、文薡，子以燕，孙穀成，均能传其学。同时薛凤祚、揭暄、陈厚耀等，亦皆以天算名，然视王梅则稍逊矣。地理、史学、天算为经学之旁支，清代经学家以其足以与经学相印证，多兼通之，故在此期中，皆已开其端绪。此外更有以经学著称者，则有王夫之、张尔岐、钱澄之、朱鹤龄、陈启源诸人。夫之有诸经《稗疏》，尔岐特精《三礼》，惟皆偏于名理，虽不为正统派所摈，亦不为正统派所宗焉。澄之颇长于《易》《诗》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鹤龄有《禹贡长笺》、《诗经通义》；启源有《毛诗稽古篇》，其说多糅杂汉宋，语焉不精，于后来影响颇少。其他理学家之说经者，则有孙奇逢、刁包、应撝谦、徐世沐、李光地、李光坡等，其宗旨则与经学家相去益远矣。此清初经学派别之大概也。其详当于以下各节分述之。

二清初经学之特点

综观清初经学家之思想与态度，其特点有三：

一、读书之提倡  清初学者，恶明人之空疏，深以不读书为耻；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说，即欲以读书之学代理学也。阎若璩、胡渭皆以博洽著称，其教学者，亦以读书反求经训为重。黄宗羲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其文集中，攻击明人，提倡读书之处，尤多；故其门人皆以博学闻。清初经此诸大师之提倡，空疏之风，渐趋敦实，风声所被，学者无不以读书为重颜、李一派，不重读书，惟其影响于当时者甚少；且颜、李亦未尝不读书也。即其时之理学家，亦多以格致之说宗程朱，鲜不劝人读书者．夫清代之经学，读书之学而已，饮水思源，不得不归功于清初诸大师之提倡也。

二、怀疑之炽烈  阎若璩之疑《古文》；胡渭、黄宗羲、黄宗炎之疑《图书》；毛奇龄之疑《周礼》《仪礼》；姚际恒之疑《诗序》；声气所被，大开学者疑经之风。试遍观清初之著述，几无一不“多少”带有怀疑之精神，怀疑之成为风气者，以此时为最著。夫全盛期学者所以破出传注重围，而别自创说者，乃此怀疑之解放也。今文学家之要点，亦在一“疑”字，其精神亦即导源于是时也。夫有怀疑而后有思想，有思想而后有建树，古今中外，一切学术之革新，未有不自“疑”字始者也。清代经学之昌明，何莫非清初怀疑之赐哉!语云：“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清初经师之发明，类皆由于善悟，谓其导源于疑，良非诬也。

三、致用之思想  清初学者，感明季之丧乱，兼以诸大师皆明室之逸民，时存匡复之念，故甚富于经世致用之思想；喜言古今成败，地理阨塞，及其他典章制度等事。其间最显明者，为顾炎武、黄宗羲，而宗羲好治史学，故此种精神尤著。夫全盛期之经学家，“为经学治经学”而已，无别种思想夹杂于其间也。此亦清初思想纷错之异点也。清末致用之思想复盛，足见皆由于时世之所激也。此外更有一点应注意者，即清初诸大师，类皆攻击明人，而对于程朱，则始终鲜有诽议，且其言论思想中，留有宋人之痕迹者，亦复不少；此固亦启蒙期之现象，然清学之于宋学，非立于反对之地位，益证前言之不谬矣。

以上三点，乃就其大端言之，其余则于以下各节，随时分论之，则其特点，庶几可以了然于心目矣。

一百二十八  顾炎武及其弟子

一顾炎武传

顾炎武本名绛，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少年耿介绝俗，不与人苟同，独与同里归庄字元恭相善，共游复社，相传有“归奇顾怪”之目。顺治二年时炎武三十三岁，与归庄及嘉定吴其沆共起乓，谋抗清师，事败，其沆死之，炎武与庄幸得免。母王氏避兵常熟，清兵既下常熟，不食而死，遗命炎武勿事二族。次年，唐王于闽中以职方郎召炎武，念母未葬，不果行。次年炎武三十五岁，几豫吴兆胜之祸，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顺治七年炎武三十八岁，有怨家欲害之，乃变衣冠，作商贾，客游江浙间，复之舊都，屡哭于孝陵。顺治十二年炎武四十三岁，四谒孝陵归，有仆叛投里豪，欲上变告。炎武缚而沉诸水，仆婿复投里豪，以干金贿太守，欲杀炎武，危甚。或为之求解于兵备使者，其事遂解。于是炎武浩然有去志，乃五谒孝陵。次年顺治十三年炎武四十四岁，遂北入鲁，垦田于章邱之长白山下。顺治十五年，遍游北畿，入都，至蓟州，历遵化玉田，抵永平，登孤竹山，谒夷齐庙。次年出山海关，归至昌平，拜谒长陵以下，图而记之。次年再谒，既而念江南山水，有未尽者，复归，六谒孝陵，东至会稽。次年复北谒思陵，由太原大同入关中，至榆林。是年康熙二年，《明史》之狱起，炎武幸免时炎武在汾州。康熙三年炎武五十二岁，往昌平，四谒天寿山，奠怀宗欑宫。又二年康熙五年炎武五十四岁，往代州，垦田。每言：“马伏波、田畴皆塞上立业”，欲居代北。尝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矣。”然苦其地寒，但经营其始，使门人掌之，而身出游。康熙六年炎武五十五岁，之淮上，开雕《音学五书》。次年居京，闻莱州黄培诗狱牵连，即星驰赴济南，自请勘讼，下狱。李因笃为告急于有力者，亲往济南解之。狱白，复如京师，五谒思陵。自是策马往来诸边塞，凡十余年，康熙十六年炎武年六十五岁，始卜居陕西之华阴，王宏撰筑斋延之。炎武置田五十亩于华下，供晨夕。而东西开垦，所入则贮之，以备有事。清廷初开《明史》馆，熊賜履主馆事，以书召炎武。答曰：“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赐履惧而止。康熙十七年炎武六十六岁，朝议以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儒，在朝诸人争欲致之。炎武豫令门人之在京者，辞曰：“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诸人又欲特荐之。贻书学士叶方蔼请以身殉，得免。华下诸生，请讲学，谢之曰：“近日《二曲》以讲学故得名，遂招逼迫，几致凶死；虽曰‘威武不能屈’，然而名之为累，则已甚矣。”康熙十八年炎武六十七岁春，出观伊洛，历嵩山少室曰：“五岳游其四矣。”会年饥，不欲久留，由河南至汾州，复还华下。康熙二十年炎武六十九岁，自华阴至山西，由运城抵曲沃；患呕泻。明年正月四日，卒于曲沃。炎武自四十五岁后，以避仇北游，二十余年之间，北方诸重郡足迹迨遍。其出游也，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仿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所至荒山颓阻，有古碑遗迹，必披榛莽，拭斑藓，读之。故炎武虽漫游各地，所至无匝月留，而其学亦卒不因是而退，其成就且多在出游期间也。炎武著书数十种：《日知录》及《音学五书》皆单行，其余各书，除未刻者外，均收入《亭林先生遗书汇辑》或题《亭林全集》，清光绪间朱记荣辑／中。今所流传者，更有《亭林遗书》一种收入凡十种，亭林重要之书略具，于研究亦颇为便利。

二炎武对于理学之攻击与经学之提倡

晚明理学之极敝，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炎武对之，首施严厉之攻击。其言曰：

窃叹夫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与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已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

又曰：

今之学者，偶有所窺，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十八》

此皆其对于理学之感想也，其他《日知录》及《亭林文集》中，抨击理学心学者尚多，大抵亦不外此意。炎武于理学不但攻击已也，且进一步并“理学”之名，而不承认之；尝谓：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

又曰：

“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

“经学即理学”为炎武独创之语，亦即清学初期经学冢最鲜明之旗帜也。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称经学昌明时期，其最初以“经学”相号召者，炎武则第一人也。且当过渡时代，能出其革命之论，于当时思潮之转捩，为最有力焉。

三音韵之学与炎武治学之方法

音学在清代颇盛，其研究之先导，实自炎武开之。其后江永，戴震，段二裁诸人，于炎武虽各有所纠正，然不过就其说而益求精耳。炎武所著曰《音学五书》，为生平最有体系之作。自言其成书之难曰：“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序》即此可见其用功之勤矣。又其论音学之重要曰：

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舊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音学五书答李子德书》

“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为后来经学家所共同承认者，且以之奉为治经要诀焉。故炎武之攻击理学，在破坏方面，诚亦有功；然其对于清学之堪称建设者，则在音韵之贡献也．至其研究之方法，炎武尝自述曰：“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音学五书序》又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盖其方法在以证据为准，尤不以孤证为足，必旁通博引，然后始定其说。此其精神甚近于近代之科学方法，世谓清代汉学家饶有科学精神，炎武实首引其端绪者也。炎武又好金石之学，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搜求，著有《金石文字记求古录》诸书，上以补欧阳赵氏之所未具，下以开清代金石研究之端绪，足与经史相印证焉。

四致用之思想

炎武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专言民生利病。《日知录》及《亭林文集》中，关于经济、制度之论亦多，其致用观念之深，与黄宗羲相同，盖皆感于明季之丧乱，慨然欲有所建树也。炎武尝自述其思想与著书之由来曰：“崇祯乙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天下郡国利病书序》此盖其早年事也。人清以至于老，抱遗民之戚，时存恢复之念；其致用思想，始终不衰。且所至垦土地，置田产，辄小试其术。生平论文，亦一本此义，尝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勦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卷十九又尝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由此可见其实用主义与救世之怀矣。炎武亦诚能实践其言，终身谢绝应酬文字；尝谓：“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又谓：“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与人书十八》“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不作。”炎武终身，实未尝逾此范围也。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亦自炎武启之也。

五炎武之弟子

炎武弟子最著者：曰张弨，曰潘耒。张昭字力臣，又字函斋，山阳人。曾受业于炎武，不事科举。性好古，储藏鼎盉碑版之文甚富。雅好金石文字，遇荒村，野寺，古碑，残碣，埋没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焦山《瘗鹤铭》，石裂而为四，又失其腹，由是释文不符，考古者以为憾。貂尝登山，乘江潮落后，往山岩之下，借落叶而仰读之，聚四石绘为图，联以宋人补刻字，伦叙不紊，证为唐顾况逋翁书，援据甚核。更究心小学，有娄机《汉隶字原》校本，叙曰：“自隶变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随意增减点画，改易偏旁，好异尚奇，贻误后学，今悉准之《说文》。……”江藩尝评之曰：“力臣虽不知古人假借通用之说，然谨守叔重之书，辨乡壁虚造之字，其学识出戴侗、杨桓之上矣。”《汉学师承记》弨又精书法，炎武《广韵》及《音学五书》皆其所写定也。潘耒字次耕，又字稼堂，晚自号“止止居士”。幼孤，兄柽章能文，负气节，以《明史》狱，遭残戮。耒逢此穷境，益励志读书，知顾炎武之名，往从之学。更得徐枋、王锡阐、吴炎诸人为之师友。于经史、历算、声音之学，无不洞达。康熙十七年，被征博学鸿儒，力辞不获，乃就试。受检讨，修《明史》，撰《食货志》，兼订他纪传。自洪武及宣德五朝稿皆所订定。寻充日讲起居注官，纂修《实录》。已而以盛名遭忌，遂罢归，不复出。有《遂初堂集》。耒最精于声音反切之学，及往来四方，益通其变，著《类音》八卷。炎武《音学五书》，欲复古人之遗，耒此书则务穷后世之变。书中因等韵之法，而又推求以己意，于古颇不合，于今亦不必可施；然而审辨通微，亦足成一家言者也。

一百二十九  阎若璩

一阎若璩传

阎若璩字百诗，晚年自号潜邱。先世居山西太原县，五世祖移居淮安，若璩自署太原，盖原籍也。若璩生而口吃，性钝，六岁入小学，读书多遍不能背诵。年十五，冬夜读书，扞格不能通，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坚坐沉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是年顺治七年补学官弟子，一时名流如李太虚、方尔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辈行与交。年二十顺治十二年，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清圣祖康熙元年若璩年二十七，游京师，龚鼎孳为之延誉，由是知名。旋改归太原故籍，顾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之改订数条，炎武虚己从之时在康熙二年。康熙十二年若璩年三十八，出游巩昌，与陈祺芳字子寿常熟人，一夕共成七言绝句百首，名曰《陇右唱和诗》。康熙十七年若璩年四十三，应博学鸿儒科试，不第，仍留京师。徐乾学谂知其博洽，即邀至邸，延为上客。二十一年若璩年四十七，若璩客闽归，以乾学聘，复至京师。徐氏盛宾客，客皆当世魁士，而贤重若璩逾常等，每诗文成，必俟裁定，尝云：“书不经阎先生眼过，讹谬百出，贻笑人口。”当时，合肥李天馥亦谓：“诗文不经阎君勘定，未可轻易示人。”其受人推重如此。康熙二十二年若璩年四十八，初遇胡渭于京师，因相交游。次年初交何焯，日与之上下议论。二十八年若璩年五十，徐乾学以尚书乞归，奉敕修《一统志》。明年三月若璩年五十一，乾学归里，开局洞庭东山，延若璩及胡渭、顾祖禹、黄仪、姜宸英诸人，从事纂修。胡、顾等皆精于地理之学，晨夕共处，肆志搜讨。若璩本留心地理之学，益以此次辨难，成就渐著，十余年中，成《四书释地》、《三续》、《释地余论》若干篇，皆名著也。康熙三十二年若璩年五十八冬，若璩游西冷，闻休宁姚际恒著书攻伪古文，因毛奇龄之介，得与之交，并手自缮写其著书。若璩六十以后，时访友数千百里外，朱彝尊、毛奇龄亦时时过从，商榷学问。李塨亦于康熙三十八年若璩年六十四至淮安论学。康熙四十三年若璩年六十九，世宗在潜邸，手书延请，若璩力疾赴都中，以行役之劳，病渐遽，卒以不起。若璩以屡试不第，一生专意读书；尝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题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其立志如此。老年益矻矻不休。将卒，谓其子曰：“吾夜所梦之书，皆非素见，何耶?”只此一语，亦足见其一生精力之所在矣。所著有《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潜邱札记》、《孟子生卒年月考》、《毛朱诗说》等书。

二《古文尚书》之辨伪与若璩之地理学

若璩最有功于经学者，即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及同时出现之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也。《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前，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豫章内史梅赜忽奏于朝，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宋吴械始有异议，朱熹亦稍稍疑之。元吴澄诸人，相继指摘，其伪渐彰；然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鹭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剿，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尚不足以服人。至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始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尚书》之伪，乃为定谳。其说之最精者，汇举如下：

一《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圃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楚元王传》：“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夫一则曰“得多十六篇”，再则曰“《逸书》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也。《后汉书·杜林传》“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出示卫宏等，遂行于世。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郑康成之《传注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书》一卷，虽不言篇数，然马融《书序》则云“逸十六篇”。是《古文尚书》篇数之见于东汉者又如此也。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尚书古文疏证》卷一《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

二“《尚书百篇序》原自为一篇，不分寘各篇之首，其分寘各篇之首者，自孔安国《传》指伪孔传后同始也。郑康成注《书序》尚自为一篇，唐世尚存，孔颖达《尚书疏》备载之，所云《尚书》亡逸篇数，迥与《孔传》不合。孔则增多于伏生者二十五篇，郑则增多于伏生者十六篇。二十五篇者：即今世所行之《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第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第十三，《泰誓》三第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命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毕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同命》二十五是也。十六篇者，即永嘉时所亡失之《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谟》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胤征》七，《典宝》八，《汤诰》九，《咸有一德》十，《伊训》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同命》十六，是也。……”《疏证》卷一《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

三《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书》，“宅蜗夷”，郑曰：“宅夷铁。”“昧谷”，郑曰：“柳谷”。“心腹肾肠”郑曰：“忧肾阳”。“劓刵剔剠”郑曰：“膑宫劓割头庶剠”。其与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于古文，宜同于今文矣，而石经久失传，然残碑遗字，犹颇收于宋洪适《隶释》中。《盘庚》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十五宇，《牧誓》二十四字，《洪范》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无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顾命》十七字。洪氏以今书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碑又云：“高宗之享国百年”亦与“六十有九年”异．其与《今文》不同，又如此者。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晋间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疏证》卷二第二十三《言晚出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四汉传《论语》有三家：一《鲁论》，一《齐论》，一《古论》。《古论》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马融郑康成注，皆本之。《艺文志》所云：“二十篇有两子张”是也。魏何晏《集解》，《论语》中有“孔子曰”者，即安国之辞。余尝取孔注《论语》与《孔传尚书》相对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变夏礼，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君帝，谓天帝也；《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四句，孔曰：“无以万方，万方不与也。万方有罪，我身之过。”“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二句，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所重民食丧祭”一句，孔曰：“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与今安国传《汤诰泰誓武成》语，绝不类。安国既亲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汤诰》、《泰誓》、《武成》，岂有注《论语》时，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书》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则曰：“此《易．恒卦》之辞”。“南容三复白圭”，孔则曰：“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论语》所引《易诗》之文，无不明其来历，何独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将安国竟未见《古文》乎?据《古文》则“予小子履”等语，正《汤诰》之文也，作《论语》者亦云“《汤诰》”，而孔不曰：“此出《汤诰》”或曰：“与《汤诰》小异”，而乃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何岂自为乖刺至于如是其极乎?余是以知“余小于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汤诰》之文，盖断断也。又从来训故家于两书之辞相同者，皆各为诠释，虽小有同异，不至悬绝；今安国于《论语》“周亲仁人”之文，则引管、蔡、微、箕以释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书》“周亲仁人”之文，则释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悬绝如是，岂一人之手笔乎?且安国纵善忘，注《论语》至此，独不忆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语势皆盛称周之才，而无贬辞乎?安国于稗谌、子产、臧武仲，齐桓公凡事涉《左传》者，无不枧缕陈之于注，何独至《古文泰誓》而若为不识其书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当时安国壁中之所得，又断断也。《疏证》卷二第十九言《安国注论语与今书传异》

五《书》有《今文古文》，此自西汉时始然，孟子时固无有也。无有，则同一百篇而巳矣。何《孟子》引《今文书》，由今校之，辞既相符，义亦吻合，及其引《古文书》，若《泰誓上·泰誓中·武成》，辞既不同，而句读随异；义亦不同，而甚至违反，……真有令人失笑者焉。《疏证》卷一第十四言《孟子引今文与今合引古文与今不合》

六《汉书。儒林传》：安国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余尝取迁书所载诸篇读之……多与晚出《古文》不同。《疏证》卷二第二十四言《史记多古文说今异》

七《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其书《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慎子冲上书安帝云：“臣父本从贾逵学，考之于逵，作《说文》。”是《说文》所引《书》，正东汉时盛行之《古文》，而非今《古文》可比，余尝取之以相校，……多与晚出古文不合。《疏证》卷二第二十五言《说文皆古文今异》

八二十八篇之书，有单书月以纪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单书日以纪事，《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粵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之书，故读者可以互见，不必复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纪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读去，竟觉有三十四日而后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考《召诰》诸篇，先书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皆冠以三月；《顾命篇》先书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诰篇》“戊辰王在新邑，燕祭岁”止书日，而必于后结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详明如此。今晚出《武成》先书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师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复继以“癸亥，陈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为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见冠以二月，岂今文书法耶?或曰《洛诰》亦尝称“乙卯”，《费誓》两称“甲戌”皆止有日，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辞，指此日有此事云尔，岂若史家记事垂远，必缮日于月，有一定之礼耶?《疏证》卷四第五十三言《武成癸亥甲子不冠以二月非书法》

九朱子有：“古史例不书时”之说，以二十八篇《书》考之，如《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书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时。《洪范》“惟十有三祀”，《金滕》“既克商二年”，书“十三祀”“二年”皆不继以时，确哉!朱子见也。唐孔氏谓：“《春秋》主事动书，编次为文，于法，日月时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阙耳。《尚书》惟记言语，直指设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无月，史意不为编次，故不具也。”更以《逸书》考之，《伊训》“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脑”，书年书月书曰并书朔脑，绝不系以时，不益见朱子确耶?大抵史各有体，文各有例，《书》不可以为《春秋》，犹《春秋》不可以为《书》，今晚出《泰誓上》，开卷大书曰：“惟十有三年春”，岂古史例耶?予故备论之，以伸朱子，以待后世君子。《疏证》卷四第五十四言《泰誓上惟十三年春系以时非史例》

十荀卿曰：《诰誓》不及五帝，故司马法言有虞氏戒于国中，夏后氏方誓于军中，殷誓于军门之外，周将交刅而誓之。当虞舜在上，禹纵征有苗，安得有会群后誓于师之事?此不足信。司马法曰：“入罪人之地，见其老弱，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药医归之”，其以仁为本如此；安得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如后世檄文，以兵威恐敌之事?既读陈琳集有《檄吴将校．部曲文》末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虽欲救之，亦无及已。”《三国志·钟会传》：“会移檄蜀将士吏民曰：‘大兵一发，玉石俱碎，虽欲悔之，亦无及已。”’会与琳不相远，辞语并同，足见其时自有此等语，而伪作者，偶忘为三代王者之师，不觉阑入笔端，则此书之出魏晋间，又一佐已。《疏证》第六十四言《胤征有玉石俱焚语为出魏晋间》

十一考汉昭帝纪元六年，庚子，秋，以边塞阔远，置金城郡，《地理志》班固注并同；不觉讶孔安国为武帝时．博士，计其卒当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满四十，故太史公谓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载，辄知有金城郡名，传《禹贡》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耶?……始元庚子以前，此地并未有此名金城，而安国传突有之，……殆安国当魏晋忘却身系武帝时入耳。《疏证》第八十七言《汉金城郡乃昭帝置安国传突有》

以上粗举《疏证》之大意．凡十一条：第一，论篇数之不合；第二，论篇名之不合；第三，论文字之不合，此证明晚出古文本身之伪也；第四，以《古论》对证；第五，以《孟子》对证；第六，以《史记》对证；第七，以《说文》对证，此以古书为旁证，证明晚出古文之伪也；第八，言书法之错误；第九，言史例之矛盾；此以全书体例证明晚出《古文》之伪也；第十，以“玉石俱焚”语出魏晋，此以时代文学证明晚出古文之伪也；第十一条言金城郡之设置，在安国卒后，安国岂能前知，以明《孔传》之伪，与第一，第二，两条，尤能精确服人。其他书中以地理，历，算，证明之处尚多，不具引。综睹《疏证》全书，虽疏阔矛盾之处，亦尚不免，然其所言，皆有根据，绝少凿空悬揣之辞，实开有清一代考证之先路。是以其书颇为当时所推许，虽同时毛奇龄作《尚书古文冤辞》百计相轧，终不能胜，而有据之产先立于不败之地也。夫《古文尚书》及《孔传》自东晋伪托以后，千余年来，已为举国士子所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批评研究，尚认为不道，遑论怀疑?是以自唐以来，怀疑家如刘知几之流，亦未尝言及古文之伪；朱熹虽稍疑之，然亦有所惮而莫能定。若璩公然辟之，本充分之证据，为正当之攻击，虽有志卫道者，亦无辞以掩其伪，则当时学者所受刺激之大，当可想见。后此一切经文经义，皆成为研究之问题。经学家探赜索隐，分析毫厘，言求有征，务得其真，不至拘于古先圣贤之见，而经学得以昌明者，则若璩思想解放之效也。若璩亦精于地理之学，曾与顾祖禹胡渭等共修《一统志》。又撰《四书释地》考证关于《四书》之地理甚详明。《潜邱札记》所载关于地理之说，亦有功于考古。钱大昕称其“于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若指掌”，亦非过奖也。若璩尝曰：“孟子言读书当论其世，予谓：‘并当论其地’。少读《孟子》书，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邹问孟子’，何缓不及事?及长大，亲历其地，乃知故滕国城，在县西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邹县东南二十六里，相去仅百里，故朝发而夕至，朝见孟子而暮即反命也。”钱大昕《潜鞏堂文集》，《阎先生传》。其“并当论其地”之言，固至论也。

一百三十  胡渭及其同时之地理学家

一胡渭传

胡渭初名渭生，字眦明，晚年自号东樵，浙江德清人。十二岁丧父，母沈氏携之避寇山谷间，虽遭颠沛，犹读书不辍。十五为县学生，屡试不得志，乃人太学。尝馆益都冯氏家，值征博学鸿儒，冯欲荐之，渭坚辞不肯，自是遂绝意科举之业，专穷经义。康熙二十八年，徐乾学奉诏修《一统志》，开局洞庭东山，延渭及阎若璩、顾祖禹、黄仪等，分部纂辑；因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又与若璩辈观摩相善，而学问益进焉。康熙三十八年，因再从侄会恩官京师，乃复至京。礼部尚书李振裕，侍讲学士查昇，皆厚礼之，目为当代儒宗．未几以老病归．康熙四十二年，清圣祖南巡，渭撰《平成颂》一篇，并《禹贡锥指》诣献；圣祖深嘉之，书“耆年笃学”四大字与之，当时咸以为荣云。康熙五十三年卒，年八十三。所著有《易图明辨》收入续皇清经解，《禹贡锥指》收入皇清经解，《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书。

二图书之辨惑

《易经》本无图，即《系辞》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然而意近神话，乃揣测依托之辞，非真有《河图洛书》也。宋人陈抟，修炼家也，始准易理，衍为诸图。其图乃道家养生之术，虽与《卦》，《爻》反复研求，无不符合，然固非羲，文，周，孔之旧也。乃传者务神其说，遂谓其图出于伏羲，反谓《易》由图作；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应。后之传者更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凡此众说，唐以前书，绝无一字之符验，实突出于北宋之初者也乙其后周敦颐邵雍皆与之渊源攸关，雍更增衍诸图，其学益臻全盛。朱熹不察其自古以来授受之迹，但取其数之巧合，所著《易学启蒙易本义》之前九图，皆沿其说。同时袁枢薛季宣颇有异论。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指先天诸图，假借《易》理，实为道家修练之术。明吴澄归有光诸人，亦相继排击。清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尚有缺漏。渭作《易图明辨》一书，专辨图书：引据旧文，互相参证，穷溯本末，一一抉其所自来，使学者一览而知为修炼、术数二家之依托，而非作《易》之根柢也。其言曰：

古者，有书必有图，图以佐书之所不能尽也。凡天文，地理，鸟兽，草木，宫室，车旗，服饰，器用，世系，位著之类，非图则无以示隐赜之形，明古今之制；故《诗》、《书》、《礼》、《乐》、《春秋》皆不可以无图，唯《易》则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  白黑之点，九十之数，方圓之体，复垢之变，何为哉?其卦之次序方位，则乾坤三索出震齐巽二章尽之矣，图可也，安得有先天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传，从何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范》，奚关卦爻?《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参同契》、《先天》、《太极》特借《易》以明丹道；而后人或指为《河图》，或指为《洛书》，妄矣!妄之中又有妄焉，则刘牧所宗之《龙图》，蔡元定所宗之关子明《易》是也：此皆伪书，九十之是非，又何足校乎?故凡为《易图》以附益经之所无者，皆可废也。《易图明辨题辞》

又论朱熹笃信《图书》之过曰：

朱子尝云：“康节之学，似扬子云．”又云：“康节数学，源流于陈希夷，希夷老氏之徒也，不啻若子云之小疵。”朱子斥《太元》学本老氏，而顾以出自希夷者为圣人之《易》，独何欤?嗟乎!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世崇尚黄老，至谓《老子》两篇过于《五经》，子云拟易所以堕其玄中也。魏晋诸人皆以《老易》混称，历唐宋而未艾，伊川始辟异端，专宗《十翼》，《易》道昌明，如日月之中天矣；而希夷之徒，以象数自鸣，复从而乱之，盖自孔子赞《易》之后，二千年间，其不为老氏之《易》，为圣人之《易》者，无几。迨宋末元初，《启蒙之说盛行，以至于今，则反谓文王，周公，孔子之《易》，非伏羲之《易》，而老、庄、希夷、康节之《易》，乃真伏羲之《易》矣。晦盲否塞，五百余年，非屏绝先天诸图，而专宗程氏，《易》不可得而明矣。《易图明辨》卷六

自《易本义》盛行后，学者惟知有卷首所列之图书，而不复问其原委真伪，即稍有疑之者，亦复卷舌而不敢议，遂使周孔之《易》学，与道士之图书，混淆不明；此则朱子不得辞其咎也。渭之言虽未显然攻击，然其意则深刻矣。惟渭此书之优点，尚不仅在其考证之精博，其影响思想界之大，尤有足称焉。梁启超尝论之曰：“胡渭之《易图明辨》，大旨辨宋以来，所谓《河图洛书》者，传自邵雍，雍受诸李之才，之才受诸道士陈抟，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义无关：此似更属一局部之小问题。……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明，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自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别有途。不宁唯是，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来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汨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说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清代学术·概论》此诚至论也。

三胡氏之地舆学

渭又精于地理之学，素习《禹贡》，以《伪孔传》，孔颖达及蔡沈于地理多疏舛；乃博稽载籍，及古今经解，考其同异而折衷之。于九州分域，山水脉络，古今同异之故，一一讨论详明。自宋以来，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无与伦比．渭自述其搜讨之勤云：“诸家《书》解，及《河渠书》、《地理志》、《沟洫志》、《水经注》之外，凡古今载籍之言、无论经史子集，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禹贡锥指·例略》渭又以《禹贡》无图，不便检阅，乃参考各书，为图四十有七。当时制图术未精，当然不免有舛误之处，然以之与《禹贡》对勘，则省力多矣。渭尝论《禹贡》绘图之难及其重要曰：“嗟乎!名号有异同，郡县有废置，陵谷有升沉，土石有消长，古今之变不可胜穷。说经至《禹贡》难矣，而为图则尤难。胸无万卷之藏，足无万里之行，而任意摹写曰：‘此《禹贡图》也’，有不为人非笑者乎?虽然，图不易为也，而终不可阙，苟有说而无图，则山川之方乡，郡国之里至，学者茫然莫辨，说虽详亦奚以为?”《禹贡锥指·图引》所言皆深于地理之论也，“图不易为，而终不可阙”一语，更足以表现其不安苟简之精神，此所以卓然为清初经学大师也。渭著述除《易图明辨》与《禹贡锥指》外，如《洪范正论》斥汉人灾祥之穿凿，《大学翼真》辟宋儒改本之乱真，并为当时学者所重，皆有足称者焉。

四顾祖禹与黄仪

渭尝与阎若璩、顾祖禹、黄仪共修《一统志》，阎、顾、黄皆当时之地理学者，若璩已述之于前，兹继述顾、黄。顾祖禹字景范，学者称“宛溪先生”，本无锡人，父柔谦，始迁居常熟。柔谦字刚中，精于史学，著《山居赘论》一书。祖禹幼承父训，不事科举；长喜远游，兼好地理之学。家贫，无以购书，辄借钞于人，久之，其学渐通洽。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祖禹被延入馆，因得纵观天下之书，又得阎胡等相与研究，其学大进。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著《读史方舆纪要》百二十卷。据正史考订地理，于山川形势险要，古今用兵，战守攻取成败得失之迹，皆有所折衷。二十九岁创稿，五十始成，自述其用功之勤曰：“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读史方舆纪要·自叙》又自述其书重要之点曰：“祖禹之为此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人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览赋诗，何与人事?则汰去之。”《自叙》故祖禹之书，乃关心国家治乱，生民利病之作，富有经济思想，非泛泛地理书之可比也。祖禹是书之成也，时人皆惊其博大世俗以此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为“三大奇书”，宁都魏禧为之序曰：“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皆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远识，在语言文字之外。”魏禧《叔子集》，《读史方舆纪要叙》江藩亦谓：“读其书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江藩汉学师承记》，《胡渭记》皆深有得于此书者也。黄仪字子鸿，亦常熟人。精于地理之学，于经史地理，及各家舆地书，靡不究心。尝以班固《地理志》所载诸川，第言其所入所出，而中间经历之地，不可得闻，惟《水经注》备注之，然非绘图，读者不能了然于心目。乃反复寻玩，每水各为一图：如某水出某县，向某方流，径某县某方，至某县合某水，某县入某水，无一不具。阎若璩见之，不忍释手，叹曰：“郦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钱林《文献征存录引》仪曾参与《一统志》事，阎胡皆盛称之，以其搜讨之功甚多云。

一百三十一  毛奇龄及清初之怀疑学者

一毛奇龄传

毛奇龄字大可，一字齐于，少与兄万龄齐名，人称“小毛生”。后以避仇亡命，改名姓，字初晴；晚岁，林居讲学，学者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少年善诗歌，乐府，填词；负才挑达，喜臧否人物，意稍不合，即不少假颜色，是以人多怨之。顺治三年，清师下江南，杭州不守，熊汝霖、孙嘉绩等集民兵画江而守，保定伯毛有伦初以备倭军宁波，至是亦引兵西，与民兵合；奇龄乃往依之，有伦将官之，会江上师败，奇龄遂亡匿。已而江上之人，有怨于有伦者，其事连及奇龄。奇龄固多怨家，兼以平日不持士节，仇家乃相与共发其杀人事于官，当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为僧，渡江而西，变姓名，避地靖江之海陵。逾月渡淮，于是之齐，之楚，之郑，卫，梁，宋；奔波流离，备遭艰苦。已而应施闰章之招，设讲江西之白鹭洲书院，闰章为之营谋，其祸遂解。康熙十七年，被征博学鸿儒，授检讨，纂修《明史》。在史馆凡七年，以老病告归，问学者日众；李塨亦于数千里外来问乐。奇龄虽年老，而著述不懈，重要之作，多成于此十余年中云。所著书多至数百卷，卷帙之夥，为近代所罕有；现时流传者，有《西河全集》。

二奇龄之经学

《西河全集》中，关于说经之书凡数十种，虽醇驳互见，时有偏论；然其考证之博，辩论之详，思想之新，颇足补各家之所不及。故《四库总目》虽于奇龄之书，时有不满之词，而《四库全书》收所著书多至四十部，盖以其书终有可取之点也。奇龄说经之最精者曰《仲氏易》，曰《春秋毛氏传》。《仲氏易》谓《易》兼五义；曰变易，曰交易，是为伏羲之易；巳反易，曰对易，曰移易，是为文王周公之易；后世只知伏羲之两易，而不知文周之三易。其言曰：“《易》有五易，世第知两易，而不知三易；故但可言‘易’，而不可以言‘周易’。夫所谓‘两易’者何也?一日‘变易’，谓阳变阴，阴变阳也；一日‘交易’，谓阴交乎阳，阳交乎阴也；此两易者，前儒能言之，然此祇伏羲之《易》也。是何也?则以画卦用变易，重卦用交易也；画卦，重卦，伏羲之事也、若夫三易：则一曰‘反易’，谓相其顺逆，审其向背而反之；一曰‘对易’，谓比其阴阳，絮其刚柔而对观之；一日‘移易’，谓审其分聚，计其往来，而推移而上下之：此三易者，自汉魏迄今，多未之著，而《周易》之所为《易》，实本诸此。是何也?则以序卦用反易，分经用对易，演易系辞用移易也；夫序卦分经者，文王之为《易》也，演易系辞者，则亦文王之为易；而或云周公之为易也。夫文王周公之为易则正《周易}也，今既说《周易》而曾下知周之为易也，而可乎”?《仲氏易》卷首奇龄五《易》之论，颇有裨于《易》道，清代说《易》最善者，推焦循，是书与焦说可互相发明也。奇龄著《春秋毛氏传》分二十二门，而总该以四例；然门例虽分，而卷之先后，以经为次，无割裂分隶之嫌，较他家体例为善．且其书一反胡安国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征据，而典礼尤所该洽，自吴澄《纂言》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也。其他如《河图洛书原舛编》之辨伪，《大学证文》之考证，与夫说《诗》说《礼》诸书之名物训诂，皆深有补于经学者也。

三奇龄之怀疑精神

奇龄甚富于怀疑精神，所作《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攻《图书》之伪托，皆在胡渭前。其《大学知本图说》，《中庸说》，《论语稽求篇》等书，皆明攻朱熹而无少忌讳。且也疑{周礼》，疑《仪礼》，皆敢为大胆之设论，以攻其伪。在清学启蒙期，诚一猛烈有力之先锋也．惟奇龄好为辨驳以求胜，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是以言《尚书》则攻阎若璩，言古音则诋顾炎武，每不能平气以察，而好为诋误之语。全祖望作《毛西河别传》谓：其书中“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郸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硐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栾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为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峰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及见《顾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因辑为《萧山毛氏纠谬》十卷。奇龄之为人，固不能尽如全氏所云，而其好为偏颇之辩，则诚然也。惟奇龄之长，亦终不可以此而掩，故祖望亦云：“西河之才，要非流辈所易几，使其平心易气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无疑也。”《毛西河别传》

四姚际恒

姚际恒字立方，休宁人，好读书，闭户不问外事，故当时鲜知之者。阎若璩闻其著书攻伪《古文》，因毛奇龄之介，访之，并手缮写其所著书；今《尚书古文疏证》中所引者是也。际恒所著有《古今伪书考》、《诸经通论》等书：《古今伪书考》今有流传本，《诸经通论》则多散佚，仅《疏证》中所引者，尚可略见耳现北京大学觅得其《诗经通论》，不久拟付印。际恒怀疑之精神特强，其《古今伪书考》分经、史、子三类，而考证之，所列伪书，有数十种之多；于真伪之辨，言之谆谆焉。尝曰：“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古今伪书考自叙》以辨伪为读书第一义，实有至高之见解焉。际恒于渚经怀疑者：曰《易传》，曰《古文尚书》，曰《尚书。汉孔氏传》，曰《诗序》，日《周礼》，曰《大戴礼》，曰《孝经》等，兹举其对于《孝经》考证之语，则其态度即可见矣。其言曰：

《汉志》曰：“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隋志》曰；“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贡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后仓，翼奉，张禹，皆名其学。”案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经……因地之义”，袭《左传》子太叔述子产之言，惟易“礼”字为“孝”字。《圣治章》：“以顺则逆……凶德”，袭《左传》季文子对鲁宣公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袭《左传》，北宫文子论仪之言。《事君章》“进思尽忠”二语，袭《左传》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言，《左传》自张禹所传后，始渐行于世，则《孝经》者，盖其时之人所为也。勘其文义，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间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后儒以其言孝，特为撮出，因名以《孝经》耳。案诸经，古不系以“经”字，惟曰《易》，曰《诗》，曰《书》，其“经”字乃俗所加也。此名《孝经》，自可知非古。若去“经”字，又非如《易》、《诗》、《书》之可以一字名者矣。班固似亦知之，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此曲说也，安有取天之经，“经”字配“孝”字，而遗去“天”字且遗去“地之义”诸句之字者乎?书名取章首之字，或有之，况此又为第七章中语耶?至谓孔子所作，本不必辩，今姑以数端言之：篇首云：“仲尼居”，便非自作矣。又《论语》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向称曾子志存闻道，故授以《孝经》，则此二语，曾子亲述其闻者，何以反见遗乎?又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多少低徊曲折；今《谏争章》云：“父有争子，故当不义，子不可不争于父，从父之令，焉得为孝”?又何其径直而且伤于激也!其言绝不伦类。孟子曰：“父子之间不责善”。此吻合天理人情之言，使此为孔子言，孟子岂与之相异如是耶?《古今伪书考孝经节》

际恒就来历，文义，情势，以证《孝经》之伪，其立言构思，皆甚精核；亦可谓之善疑者矣。

五黄宗炎

黄宗炎字晦木，世称立谿先生，余姚黄宗羲之弟也。少年不事科举，与兄宗羲弟宗会字泽望，号缩斋，学者称‘石田先生’。著《缩斋集》并学于刘宗周，时称“浙东三黄”。宗炎尝与弟宗会约，以闭关尽读天下之书，而后出而问世。清初尝迎鲁王，举义师，事败，两次被执，皆幸免。知不可有为，于是尽丧其赀，提药笼游于海昌石门之间，以自给；不足，则以古篆为人镌石印；又不足，则以李思训、赵伯驹二家画法为人作画；又不足，则为人制砚，其价值皆有定。生平作诗几万首，沉冤凄绝，令人不能卒读，盖其遭遇使然也。宗炎不喜图书之学，所作《周易象辞》二十一卷，力辟陈抟之学，解释爻象，一以义理为主。又《寻门余论》二卷，谓《周易》未经秦火，不应独禁其图，至为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陈抟而始出。又《图书辨惑》二卷，谓陈抟之图书，乃道家养生之术，与《易》无关。更辨《太极图说》曰：“河上公作《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者也，图自下而上，其第一层曰‘元牝之门’，即《太极图》之第五层也；其第二层曰‘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即《太极图》之第四层也；其第三层曰‘五气朝元’，即《太极图》之第三层也；其第四层曰‘取坎填离’，即，‘《太极图》之第二层也；第五层曰‘炼神还虚，复归无极’即《太极图》之第一．层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顺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庄以虚无为宗，静笃为用；今方士之术，又其旁门。周子之图，穷其本而返之老庄，可谓拾瓦砾而得精蕴者矣。但遂以为《易》之太极，则不可也。”全祖望《鲒埼亭集》，《鹧鸪先生神道表》引其言与朱彝尊《经义考》及毛奇龄《太极图说遗义》所考略同，《太极图》之渊源道家，诚不诬也。宗炎所著除上述三书外，尚有《六书会通》诸书，今皆散亡云。

一百三十二  黄宗羲及清初之史学家

一黄宗羲传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御史黄尊素之长子也。十四岁随父在京邸，好窥群籍，不屑守章句。父课以制义，宗羲于完课之余，潜购诸小说观之。其父知之，亦不之禁也。已而尊素以劾魏忠贤，死诏狱宗羲时年十七。明庄烈帝即位，宗羲年十九，袖铁锥草疏入京，讼冤。至，则忠贤已诛，具疏请诛阉党曹钦程，李实等。会庭鞫许显纯、崔应元，对簿时，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复偕同难子弟哭祭于诏狱中门。拔崔应元之须，归祭其父。父冤既白，归益肆力于学；十三经，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历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父遗命以刘宗周为师，乃从之游。又约吴越高材生六十余人，共侍讲席，力排陶奭龄援儒入释之说。弟宗炎少宗羲六岁，宗会少宗羲八岁，并负异才，宗羲亲教之，有“浙东三黄”之目。崇祯十一年时年二十九，中官复用事，逆党共冀复起，南都太学诸生以阮大铖观望南中，必生他变，作“南都防乱揭”，被难诸家共议署名，推宗羲为首，大铖衔之。清顺治元年时年三十五，明福王立南京，大铖骤起，思报旧怨，然不久国亡。清师至浙东，刘宗周死节，鲁王监国，孙嘉绩、熊汝霖以一旅之师，划江而守，宗羲纠里中子弟数百人从之，号“世忠营”。请以布衣参军事，不许，授职方郎，寻改御史．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时年三十六。江上军溃，宗羲走入四明山，结山寨自固。山民畏祸，突焚其寨。宗羲归而迹捕之檄累下，奉母避居化安山中时年三十七。顺治六年时年四十，闻鲁王在海上，乃赴之。时熊汝霖等已死，宗羲失兵无援，与吴钟峦坐舟中讲学，暇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而已。时清廷下诏：凡前明遗孽不顺命者．录其家口以闻。宗羲恐母罹罪，陈情鲁王，变姓名归。自是东迁西徙，无宁居，而浙中当事，得名籍与海上相涉者，即行搜捕；宗羲窜匿草莽，屡濒于危。其后海上倾覆，宗羲无复望，乃奉母返故里，毕力于著述，而宗羲已年四十七矣。此后四方请业之士渐至。康熙六年时宗羲年五十八，讲学于证人书院，以申刘宗周之说。次年之鄞，与诸子大会于广济桥，又会于延庆寺，亦以“证人”名之。康熙十七年时宗羲年六十九，诏征博学鸿儒，叶方蔼欲荐宗羲，宗羲辞。十九年时宗羲年七十一，徐元文监修《明史》，荐宗羲，复以母老己病辞。乃诏取所著书关史事者，宣付史馆。宗羲虽老病，史局大案必咨之。宗羲享年甚永，故其成就亦巨，然中年以前，叠遭患难；三十五岁至四十七岁之间，奔走国难，尤无余暇，虽未尝辍学，而造诣不深。盖其成就，皆在四十七岁以后云。所著有《易学象数论》、《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律吕新义》、《南雷文定》等书，约数十种。

二宗羲对于明代理学之态度

宗羲早年师事刘宗周，宗周为明季理学大师，故宗羲间亦颇言性理。惟以修德为心学之本，以慎独为人德之要，意在实践，不喜空疏。与晚明学风，已大不类。且本宗周“意为心之所存”之说，论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之非见《南雷文案·答董吴仲论学书》。又其《孟子师说》中于《滕文公为世子章》力辟沈作喆语，辨“无善无恶”之非；于《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语，辨“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之说。对于阳明虽始终不加攻击，然于其末流之弊，则亦显言不讳，盖阳明之诤子也。且阳明不尚读书，而宗羲尊闻好博，对明人之空疏，深致不满，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游谈。”钱宝甫《黄宗羲传》引又其论当时理学之流风曰：“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南雷文定留别海昌同学序》此种论调，最能传理学极弊，与学者堕落之气象，《南雷集》中，所在多有。然则宗羲在清代学术，虽非经学正宗，而其攻击空疏，提倡读书之论，于晚明风气之转捩，实亦大有力为。

三宗羲之史学

宗羲教人多读书，然则读书之程序当如何?其言曰：“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清史·黄宗羲传》盖宗羲史学家也，故其言史之重要若此。宗羲生平之成就，重在史学，其《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记学术之沿革，为中国有学术史之始宗羲又欲辑《宋史》未就，存《丛目补遗》二卷；又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皆鸿业也。清初设馆纂修《明史》，宗羲虽不参修，然史局大案，则必咨询。且《明史稿》出于万斯同，斯同之学，出于宗羲，故清代之史学大家，宗羲其第一人也。宗羲关于史学之著作颇多，即其生平为文，亦饶有史学兴趣；故《南雷集》中，传，状，碑，志之文居多，明季遗民，皆资考见焉。其言曰：“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所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事之缺文一也。”《南雷文定凡例》此盖纯然史学家之眼光也。不独为文如此，其选文也，亦以史学眼光定去取，而不津津主于修辞。于自来选文之书，如《昭明文选》等之专主修辞，颇不满意；其言曰：“前代古文之选，《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为最著；《文选》主于修辞，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者也。《文粹》掇菁撷华，亦《选》之鼓吹广…．”《明文案序上》故其选《明文海》也，搜罗二千余家，典章人物，一代渊薮，与《明史》可相参证；盖本诸史学见地也。《明史》与前代体例不同之显明者，即不立《道学传》，其最初有力之建议人，即宗羲也；其言曰：

夫十七史以来，止有《儒林》；以邹鲁之盛，司马迁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传》、《孟子列传》而已，未尝加以“道学”之名也．《儒林》亦为传经而设，以处夫不及为弟子者，犹之传孔子之弟子也。历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诸子，道德以视孔子，则犹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为允正，今无故而出之为道学，在周程未必加重，而于“大一统”之义乖矣。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道学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犹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为名乎?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门，止为周、程、张、朱而设，以门人附之。程氏门人，朱子最取吕与叔，以为高于诸公；朱氏门人，以蔡西山为第一，皆不与焉。其错乱乖谬无所折中可知。圣朝秉笔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师法元人之陋可乎?某窃谓：“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南雷文定移史馆请不宜立理学传书》

综合宗羲之论点有二：一史迁以降，只有《儒林》而无《道学》；二道学以道为学，不能成名。以吾人今日眼光论之，周、程、朱之学，本与孔孟不同，自不能以史迁之例，以律《宋史》；治周、程、朱之宇宙观，多导源于道家，则道学一名，在后世适足以表现宋学之精神。且在当世，道学已成流行之名词，《元史》别为立传，虽系立异，然实非过举也。明代学术与宋代又甚不同，《明史》之宜立《道学》与否，乃属别一问题，姑不置论，惟宗羲直不承认道学，未免过信大一统之义矣。虽然，当道学成为时尚之时，直不承认其名，实与“自附所谓道学者”以莫大之打击，与顾炎武“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之言，颇具同一价值焉。

四宗羲致用之思想与象数之学

清初大儒，多讲致用，盖当鼎革之交，学者抱遗民之痛，时怀恢复之心；又以明季丧乱，由于政事不讲，于是考究致用之术，欲以为一旦之用也。宗羲史学家也，故言之尤辩，其《明夷待访录》一书，论兵，论财，论取士，论田制，皆有特识，而《原君》《原法》二篇，尤具卓见。其《原君篇》曰：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君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而小儒规规焉，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其《原法篇》曰：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此种议论，在今日国家思想，与法治观念明晓之时，已为人人所共知，然当二百余年以前，则不得不推为杰出之思想。且在清初嫉视汉族之时，于专制淫威之下，为此革命之论，非天下之大勇，焉敢出此?宗羲诚不愧为豪杰之士矣!宗羲又精于象数之学，于自来象数之说，皆能洞晓其始末，而得其瑕疵之所在；著《易学象数论》专考象数之说，力辨方士道家之窜乱传会，而于朱熹之提倡图书，尤致不满之意。其言曰：

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  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则于《易》之本义反晦矣。《汉书儒林传》孔子六传至苗州田何，《易》道大兴，吾不知田何之说何如也。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一时《易》说入于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乎?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落元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菴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易》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宫，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若直等之卖酱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仍如焦京之时矣。  自科举之学一定，世不敢复议，稍有出入其说者，即以穿凿诬之。夫所谓穿凿者，必其与圣经不合者也，摘发传注之讹，复还经文之旧，不可谓之穿凿也。《河图洛书》，欧阳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与汉儒异趣，不特不见于经，亦不见于传。先天之方位，明与“出震齐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于经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经文所有，顾可谓之不穿凿乎?晦翁云：“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易学象数论序》

凡此所论，皆足与胡渭之说相发明，《易图明辨》尝备引之。故宗羲在清初亦富于怀疑学者之一也。宗羲又究心天算之学，著有《大统法辨》等八种。全祖望谓：“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梨洲先生神道碑》其他如《律吕新义》开乐律研究之端绪，《授书随笔》，答阎若璩《尚书古文》之问，其学问之闳大，在清初鲜有几及者，而其精神之卓荦，尤为足称云。

五万斯同

宗羲门人最著者，曰万斯同，清初之史学大家也。斯同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明户部郎泰第八子也。明季鼎革之交，父洋砥砺名节，避仇匿影，以故家道中落，无暇计及课子，是以斯同年逾十岁，尚未人塾；然斯同资性颖悟，居常问字于诸兄，熟经于默识，斐然潜有文笔矣。少不驯，父欲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顽，闭之空室中。斯同窃视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读之甚喜，数日而毕。又见有经学诸传，皆尽之。既出，因时时从诸兄后，听其议论。一日伯兄斯年家课，斯同欲与焉，伯兄笑曰：“汝何知”?斯同曰：“观诸兄所造，亦易与耳”!伯兄骤闻而[馬戒]之，曰：“然则，吾将试汝。”因杂出经义目试之，汗漫千言，俄顷而就。伯兄大惊，持之而泣以告其父，曰：“几失吾弟”!父亦愕然曰：“几失吾子”!是日始为斯同新衣履，送入塾读书此事见全祖望《鲒埼亭集》，《万贞文先生传》。逾年，随兄斯大请业于黄宗羲，称高足焉。康熙十七年，被荐博学鸿儒，力辞得免。明年，修《明史》，徐元文为总裁，欲荐斯同入史局，斯同复辞；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乃延至其家，以刊修委之。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斯同复审，斯同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元文罢，继之者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皆延之。乾隆初，刊定《明史》，乃依据王鸿绪稿本而增损之，鸿绪稿本，实出诸斯同手者也。在京师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尝主讲会，每月两三会，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斯同生平无他嗜好，侵晨达夜惟有读书之一事。博闻强记，于明十五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随举一人一事问之，即能详述其曲折终始；而于两汉以降数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处，洞然靡不详悉：其对于史学兴趣之浓如此。尝论官家设局分修史书之失曰：

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匿浥；继而知其畜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唯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

我国官家分修史书之弊，实如斯同所云“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是以列朝正史，率袭前史之体例，为形式之组织，殊鲜独到之创造，且割裂杂乱，无精审之系统也。斯同以明代遗民，关怀祖国，出而身任复校之责，欲以任故国之史报故国。善乎郑山公之言曰：“天生季野，关系明朝一代之人也。”斯同又尝自抒其修史之意见曰：

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難，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则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历朝实录，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所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其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钱大昕·万季野先生传》

斯同知信史之难，故取材构造，力求精审，其所取史料，以实录为主；其所取方法，在论世知人；而以旁证与实录参伍互证。所论颇多史学之重要见解，吾人所应注意者也。又《史记》《汉书》皆有表，而《后汉书》《三国志》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斯同则深不谓然，尝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人纪传而表之者，有未人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同上史表不惟可补史之缺文，且醒眉目，备查考，可省读书无限之精力，故近世史家特别重表。“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诚为至论。斯同著《历代史表》六十卷稽考列朝掌故，端绪厘然，有功史学。又创《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为列史所无，亦其重要之贡献也。所著更有《纪元汇考》四卷、《河源考》二卷、《儒林宗派》、《历代宰辅汇考》、《石园诗文集》等书。斯同之兄斯大，字充宗，亦受业于黄宗羲，深于经学，而尤精《春秋三礼》，宗羲每盛称之，尝举其治经方法而为之诠释曰：

充宗生逢丧乱，不为科举之学，湛思诸经，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何谓悟传注之失?学者入传注之重围，其于经也，无庸致思，经既不思，则传注无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谓以经解经?世之信传注者，过于信经，试拈二节为例：八卦之方位，载于经矣，以康节离南坎北之臆说，反有致疑于经者；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证诸《春秋》，一在鲁庄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书“王姬归于齐”，周庄王为平王之孙，则王姬当是其姊妹，非襄公则威公也。毛公以为武王女，文王孙；所谓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非附会乎?……《南雷文定·万充宗墓志铭》

乾嘉诸大经师之治经方法，号称精密，然其纲领大旨，亦不过如此。斯大在清初有此种见解，洵不愧具有高识之学者矣。所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札记偶笺》等书。

六马驌及吴任臣

清初史家，更有马驌者，字骢御，一字宛斯，山东邹平人。少孤，颖敏强记，博涉经史，而尤癖《左氏春秋》。顺治己亥进士，谒选京师，举为顺天乡试同考官，除淮安府推官，寻改灵璧知县，有善政；卒于官，士民念之，奉祀名官祠。驌邃于史学，撰《绎史》一百六十卷，分五部：一曰太古，二曰三代，三曰春秋，四曰战国，五曰外录。外录又别为十目：一天官，二律吕通考，三月令，四洪范五行传，五地理，六诗谱，七食货志，八考工记，九名物训诂，十古今人表。纂录开辟以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证；搜罗之富，世所罕有。李清尝为之序云：“秦焚楚火，言湮事轶之后，而能从百世以下，摘抉搜猕，使芒芒坠者，灿然复著于斯世，与未烧无异，乃见马侯指骗之有造于斯文不细耳。”驌亦尝自述曰：“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除列在学宫《四子书》不录，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而已。汉魏以还，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若乃全书阙轶，其名仅见，纬谶诸号，尤为繁多，则取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又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绎史征言》由此可见其取材之鸿博矣。故居今日而研究古史，是书诚为较良之参考，虽疏漏牴牾，时亦不免，以视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则为优矣．辅更著有《十三代》《纬书》及《左传事纬》，亦史书也。清初更有吴任臣者，字志伊，仁和人。志行端悫，博闻强识，兼精天官乐律。康熙十七年召试博学鸿儒，授检讨，承修《明史历志》。尝以欧阳修《新五代史》惟主书法，不核事实，于《十国世家》脱漏尤甚；乃撰《十国春秋》一百十四卷以补其缺，并白为之注，纠正讹谬，颇多辨证，而搜讨尤博。顾炎武亦有“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之语，足见其学之博云。所著更有《山海经广注》《托围诗人集》诸书。

一百三十三  清初之天算学家

一梅文鼎

天文算法之学，盛行清代，其成就宏阔，卓然大家者，则梅文鼎其第一人也。文鼎字定九，又字勿庵，安徽宣城人。年二十七，与弟文鼐共习台官交食法，著《历学骈枝》二卷，自此遂有决心学历之志。值历书之难读者，必欲求得其说；有能是者，虽在远道，不惮跋涉往从。人有就问者，亦详告之无隐，以期共明斯学，纯然学者也。康熙间，《明史》开局，《天文志》为吴任臣所修，嘉兴徐善，宛平刘献廷，常州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文鼎，文鼎择其讹舛五十余处而论正之。康熙二十八年，文鼎至京师，一时学者，若方苞、王源、万斯同诸人，皆推重之：而李光地尤叹其学之精绝，因以其名上闻。清圣祖夙好天算，召见论学，颇蒙嘉奖，自此文鼎之名渐著。文鼎之学，由授时以溯三统，四分，博考诸家之术，而参证以新法，覃思切究，洞悉源流；凡所论著，皆足以通中西之旨而折今古之中，元郭守敬以来，罕有伦比。文鼎自述其用功之勤与其希望之辞曰：“吾为此学，皆历最艰苦之后，而后得简易。有从吾游者，坐进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为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显，使古人绝学不致无传，则死且无憾，不必身擅其名也。”杭世骏《道古堂集·梅定九征君传》此又纯然学者求知之态度也。文鼎深通中算，而对于西学亦能平心观其会通，而不稍涉偏见。杭世骏谓：“万历中，利氏利玛窦人中国，始倡几何之学，以点、线、面、体为测量之资，制图作器，颇为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之说遂成隔碍。文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用筹用笔用尺，稍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该，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精意。”《梅定九征君传》文鼎亦谓：“且夫治理者以理为归，治数者以数为断，数与理协，中西匪殊；是故礼可求诸野，官可问诸郯，必以其西也而摈之，取善之道，不如是隘也。”《梅氏丛书辑要·笔算自叙》又曰：“历以敬授人时，何论中西?吾取其合天者从之而已。”《梅定九征君传》文鼎以此精神治学，故能淹贯中西，不惟为我国科学史增光，即于东巧文化之接触，亦与有力焉。文鼎著述有八十余种之多详目见杭世骏《梅定九征君传》中，今所传者，以《梅氏丛书辑要》编次较为完整，盖以曾经其孙成之编校也。书凡六十二卷末二卷系成附录己说，共收三十五种。

《四库全书》中尚有《大统书志》十七卷。康熙丙午，开局纂修《明史》，史官以文鼎精于算数，就询明历得失之源流；文鼎因即大统旧法，详为推衍注释，辑此为编，《勿菴历算书记》一卷，此书乃合其已刊未刊之书，各疏其论撰之意，凡推步测验之书六十二种，算术之书二十六种，虽亦目录解题之类，而诸家之源流得失，一一标其指要，使本末厘然，实数家之总汇也二书，其余则多散佚矣．文鼎弟文鼐字仲宣，与文鼎共著《步五星式》六卷，早卒、文薡字尔表，著《中西经星同异考》一卷，孙穀成清圣祖嘉文鼎之学，因命穀成在内廷学习。著《有赤水遗珍操缦卮言》附《梅氏丛书辑要》后，皆精于历算之学。弟子最著者，曰：刘湘煃字允恭，有《五星法象编》等书，惜皆散亡，蔡字玑先，江宁人。李光地自交文鼎后，亦颇究心历算，命弟光坡鼎征，子钟伦皆从文鼎问学，成李氏一家之学焉。

二王锡阐与薛凤祚

清初历算学者，名亚于梅文鼎，而成就卓著者，曰王锡阐、薛凤祚。王、薛齐名，当时有“南王北薛”之称，实则锡阐远胜凤祚也．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又字昭冥号余不又号天同一生，江苏吴江人。少友张履祥，讲学以濂洛为宗，壮乃耽心历算之学。明季徐光启等修新法，聚讼盈庭，锡阐独闭户著书，潜心测算，务求精符天象，不屑屑于门户之争。钮琇《觚賸》称其“精究推步，兼通中西之学，遇天色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盖富于实验精神之科学家也。锡阐著书今所传者曰《晓庵新法》共六卷，前一卷述勾股割圜诸法，后五卷皆推步七政交食凌犯之术，虽博赡宏大不及文鼎，然其精审之处，要为清初其余各家所不及也。梅文鼎尝评之曰：“从来言交食者，只有食甚分数，未及数边，惟王寅旭则以日月圆体，分为三百六十度，而论其食甚时所亏之边凡几何度，今为推演其法，颇为精确。”《勿菴历算书记》又序其《圆解》曰：“能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观其缺漏，……以视徒守古率，辄攻西说者，大有径庭。”又曰：“近代历学以吴江锡阐为最，识解在青州指薛凤祚以上。”杭世骏《道古堂集．梅定九征君传》其推挹虽甚至，然亦非过誉也。薛风祚者字仪甫，山东淄川人，初从魏文魁学天文，主持旧法。后见穆尼阁，始改从西学，译穆著《天步真原》一卷专推日月交食，又本之作《天学会通》。以西法六十分通为百分，从授时之法，仍以对数立算。梅文鼎以“不如直用乘除为正法”，又谓其书“详于法而无决沦”，颇多不满之辞。故王、薛比较，则薛远不如王；然其发明处亦颇不少，且在清初辗转译书，亦艰苦向学之士也。风祚早年师事孙奇逢，鹿善继，著有《理学心传》；又有《两河清汇》等书。

三揭暄与其他之历算学者

当时与薛、王并称者，尚有揭暄．暄字子宣，广昌人。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谓：“七政之小轮，皆出自然，亦如盘水之运旋，而周遭以行，急而生漩涡，遂成留逆。”梅文鼎谓：“近代知中西历法而自有特解者三家：南则王寅旭揭子宣，北则薛仪甫，当特为之表章。”杭世骏《梅定九．征君传》文鼎重视之如此，亦可见其学识矣。所著有《写天新语》等书。揭暄同时有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著《数度衍》二十五卷，于《九章》之外，搜罗甚富。揭喧著《写天新语》，中通与相质难，著《揭方问答》，并多西书之所未发。更有陈厚耀者，字泗源，泰州人。亦精历算之学。以李光地之荐，供奉内廷，与梅穀成共学。著有《春秋长历》十卷其凡有四：一曰“历证”，二曰“古历”，三曰“历编”，四曰“历存”，取人《皇清经解》，深有裨于噬春秋》历法考证之书也．此外更有孔兴泰字林宗，睢州人，著《大测精义》，袁士龙字为之，钱塘人，杜知耕字端甫，柘城人，著《几何论约》与《数学钥图注》，毛乾乾字心易，江西南康人，文鼎尝造门问学，著《测天偶述》《推算偶述》等，谢廷逸字野臣，中州人，一云上元人，毛乾乾婿，张雍字简庵，秀水人，著《宣城游学记》，汤濩字圣宏，六合人等人，亦究心历学者也。魏文魁者字玉山，崇祯中上言历官所推交食气皆非是，命人京，测验。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见《明史》，盖明季之知历者也。

第三十三章  清初之理学

一百三十四  总  说

一清初理学之派别

清初之学术，几无一不为明学之反动；故其时之理学家，亦大抵力排明季学风者也。而其时承姚江余绪，为之收拾残局者，尚有孙奇逢、李颐及姚江书院一派，如沈国模、史孝咸、管宗圣、王朝式、韩孔当、邵曾可、邵廷采等。奇逢重实用，李颐重践履，教人切己反躬，注意日课，其学与明人已大不同，不过对于阳明不张反对之帜耳。若奇逢门人汤斌、耿介、张沐等，则于程朱且日趋接近矣。姚江书院之学者，如沈史等，颇以绍述姚江自命，惟局量既小，识见亦浅，当时学者且多病其近禅，故其学不昌。其间志趣稍为发皇者，惟邵廷采一人，而其精神颇近刘宗周，与沈史等又不同矣。此清初王学之大势也。此外学者，除王夫之与颜元二派外，则多自托于程朱之徒者也。夫之亦尊程朱，惟于张载则特别推崇，谓其“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焉。夫之好治经术，其学博大精深，足与顾炎武黄宗羲并驾，卓然大家也。同时好谈理学，兼治经术者，更有张尔岐。其学以程朱为宗，顾炎武称其精于《三礼》，惟规模则不逮夫之远甚，然亦足征清初之谈理学者，已日趋于笃实矣。此外以恪遵程朱名者，则有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李光地诸人。履祥尝从刘宗周问学，其后始宗程朱，深重践履；世仪之学，以格、致、正、诚、修、齐、治、平为程序，以居敬穷理，省察克治为工夫；而致用之思想亦盛。陇其攻击王学不遗余力，卫道之精神极炽，清代言程朱之学者宗焉。光地论学以志、敬、知、行为序，又好治经术，而于历数亦精；惟言汉学者不之宗耳。至其时置身显宦而兼以理学名者，汤斌、光地外，更有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张伯行诸人。魏等皆深于“道统”观念，而以程朱为宗，居权要之地位而提倡之，程朱学之复盛于清初，虽由于明学之反动，魏等实亦与有力焉。其时更有谢文游、应撝谦、刘原渌、朱用纯等，虽立说与程朱不尽吻合，然大旨亦宗程朱者也。此外以程朱自命者，尚有李生光、范镐鼎、汪佑、劳史、李来章、张鹏翼、朱泽云等，亦皆笃于躬行者也。清初承高攀龙顾宪成之绪，讲学东林者，有高世泰、高愈、张夏、吴慎、施璜、顾枢、彭珑等，其立言大旨，亦与程朱为近。祁州刁包尝与高世泰往复论学，当时有南梁北祁之称，所学亦与此派为近。总之，清初学者，力挽明季之学风以返于宋，其尊程朱者十之八九，不尊程朱者，十之一二而已。惟时有颜元者，对于宋明皆加攻击，而于程朱尤甚，谓其“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而非周孔之正传也。盖举凡汉儒之训诂，晋人之空谈，释老之虚无，与夫一切幻想冥思，徒耗精神，无关实际者，皆在其摒绝之列。生平以六艺教人，谓学问不当求冥想，尤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且凡所立言，皆慨然有救世之志，与墨家之苦行精神，颇相似；在清初诚不愧为特出之学者，在中国亦第一流之思想家也。元弟子最著者，曰李塨、王源，而塨尤能光大其学，故世以“颜李”并称焉。王源早年以文学著名，后始师元。其友人有刘献廷者，注重致用，思想亦与颜李为较近，故并述之颜李一派，不特非理学，其反理学之态度，且甚显。本章所谓理学，乃广义之理学，故亦并述之于此。

二清初理学家之特点

清初理学家，皆力反明风，故其特点，因有三种：

一、王学之攻击  清初理学家除少数学者外，几无一不攻击王学，其间著名之学者，即以攻击见长者也。惟经学家之攻击明人，多以其空疏；理学家虽间以空疏为词，然其见地仍本性理，阳明“无善无恶”之说，即其攻击之焦点也。是以清初理学家之所事，完全为破坏之功夫，而其所讨论研究者，皆不过就前人之说，为之推阐证明而已，绝无发明也；此亦清代理学日就衰亡之象也。然此亦只就一般现象言之耳，至若王夫之、颜元等，亦未始无超越前人之思想，学者分别观之可也。

二、实践之注重  清初不论何派，未有不注重实践者，其著书立说，训诫门人，皆言之谆谆焉。孙奇逢劝人注意日用伦常，李顒以反躬切己立教，即世称近禅之沈史等，亦无一不志行端悫之士；姚江残绪，尚复如此，他可知矣。故清初实践之注重，已成风范，颜元之宗旨，即以实践为主，身体力行者也。其所异于他人者，不以“说话著书”提倡实践为了事，而必确切见诸实事耳。

三、卫道之精神  清初攻击王学者，多以卫道自命，而以程朱为正统者也。理学名臣如魏裔介、熊赐履、张伯行等，此种观念尤炽。故其于程朱一派之推行，有莫大之关系。且张伯行刊行程朱一派之书，多至数十种，尤间接与程朱以提倡之工具。故清代理学虽云衰歇，而程朱一派之潜势力，实未尝一日衰也。夫村塾蒙师，几无一不知有程朱章句集注者矣，而于经学最盛时代之经师及其著书，则除中流以上人物外，盖罕有知之者，此虽清代经学本身之有缺点，而亦自命卫道者提倡之结果也。此亦吾人所不可不注意者也。

综上三点，则可知清初理学家之态度，已渐由明季而返于宋；而经学家则更由宋以返于汉唐者也。康熙之时，提倡理学，表章程朱，一时言心言性者，无不可借此以致显仕；而高蹈者流，乃复鄙夷不屑述之；故当时理学家秩尠特出之人才。至如船山习斋之流，则又不可以纯粹理学家观之，盖当别论矣。

一百三十五  清初姚江之宗派

一孙奇逢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直隶容城人，晚年讲学苏门山之夏峰，学者称夏峰先生。少与定兴鹿善继友，以圣贤相期勉。家贫，尝与善继讲学，自晨至日昃，始得豆面作羹，怡然无不足之色。明熹宗天启五年，魏忠贤当国，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以党祸被逮，诬赃巨万，奇逢故与三人友善，乃与鹿正善继之父、张果中为之募金营救，缴纳未竟，而三君先后死狱中。乃经纪其丧，归葬故里，时人咸叹其义勇。有范阳三烈士之目。崇祯十五年，以畿内盗贼猖獗，容城危困，乃携家入易州五公山，门生故旧依之者，数百家。奇逢定条约，修武备，暇则讲学，远近慕德。顺治三年，移居新安县，七年又移辉县之苏门山，率子弟躬耕，四方负笈而来者日众。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屡征不起，天下识与不识，皆曰孙征君。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奇逢之学，原本象山阳明，而所言亦期不背程朱，故人或目之为朱陆之调和派，其学大旨“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用汤斌《孙夏峰先生墓志铭》语。尝谓：“邹东廓云：‘除却自欺便无病，除却慎独便无学’，此语自道得尽千圣万贤，看切做功夫只有慎独，慎独者，慎其勿自欺者也。古来自欺者，莫过乡愿，故圣门痛斥之，……欺愈工而斫吾真益甚，非独勘独证，戒慎提醒，终无自慊之路。”《孙征君年谱》又曰：“论本体只是性善，论工夫只是慎独。”《年谱》又曰：“学之下手须先求信”《夏峰集》卷二《语录》其意盖谓：求学之功夫在慎独，慎独者之要义，即以不自欺始也。其论体认天理之言曰：“识得天理二字，是千圣真脉，非语言文字可以承当。”汤斌《孙夏峰先生墓志铭》又曰：“明道谓：‘天理二字，是自己体贴出来’．是无时无处莫非天理之流行也。精一执中，是尧舜自己体贴出来；无可无不可，是孔子自己体贴出来；主静无欲，是周子自己体贴出来；良知是阳明自己体贴出来；能有此体贴，便是其创获，便是其闻道；恍惚疑似据不定，如何得闻?从来大贤大儒，各人有各人之体贴，是在深造自得之耳。”《夏峰集》卷二奇逢以自来学者之深造自得处，皆从体贴中得来，故生平极重体认天理之说，以此自修，且以教人，尝谓：“随时随处，体认此心此理，人生只有这一件事，所谓必有事也。”亦可见其恳挚之精神矣。惟奇逢虽以体认天理为要，而谓无时无地，莫非天理之流行，学者不可骛心高远，但于日用伦常处注意足矣。其言曰：“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夏峰集》卷一

又曰：“学人用功，莫侈言千古，远谈当世，吃紧处只要不虚当下一日。自子而亥，时虽不多，然事物之应酬，念虑之起灭，亦至变矣，能实实省察，常常不放，则自朔而晦，自春而冬，自少而老，总此日之积也。”《夏峰集》卷一

又曰：“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对之人，相对之物，相对之我，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能尽人性，尽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求诸远且难，不知道者也。”《夏峰集》卷一

此类之论，《夏峰集》中甚多，所著《周易大指》，《书经近指》，《四书近指》诸书，亦多发明此义。盖奇逢负任侠之奇节，且饱经丧乱，故所言务切实际，而不喜为空虚之论也。更著《理学宗传》八卷，书中首列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碹、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以为直接道统之传；次为《诸儒考》，末为《附录》，以收自汉以来之学者。是书亦学术史之性质，惟其编次纯本主观，过重道统，认为奇逢一家之学可矣。惟奇逢之为此书也，三易稿，“坐卧其中，出入与偕者，逾三十年”《理学宗传自叙》，其态度之慎重可知。汤斌《叙》云：“容城孙先生集《理学宗传》一书，其大意在明天人之归，严儒释之辨，盖《五经四书》之后，吾儒传心之要典也。八十年中，躬行心得，悉见于此。”故观此一书，而奇逢之思想，亦略可窥见矣。

二奇逢弟子

奇逢弟子，有魏一鼇字莲陆，直隶新安人，从夏峰最久，著《北学编》及《雪亭梦语》、高镐、耿极等，尤以汤斌、耿介为最著，张沐以汤斌之介，亦尝问学于奇逢，称弟子焉。与兹分述三人于次：

汤斌字孔伯，一字荆岘，河南睢州人。官至工部尚书，尝疏请修《明史》，将顺治二年以前，抗拒清朝，临危致命诸臣，皆据事直书，勿存忌讳。清圣祖颁之史馆，立为成命，明季诸义烈，不尽淹灭，斌有功焉。从学奇逢于苏门，凡十年，所著有《汤子遗书》。生平议论，大旨本诸师说，不尚门户，而以趋重实践为主。当时陆陇其力斥姚江，斌贻书论之曰：

窃尝汎滥诸家，妄有论说，其后学稍进，心稍细，甚悔之。反复审择，知程朱为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学虽未能望程朱之门墙，而不敢有他途之归。若夫姚江之学，嘉隆以来，几遍天下，近年有一一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姚江之学遂衰，可谓有功于程朱矣。……仆之不敢诋斥姚江者，非笃信姚江之学也，非博长厚之誉也；以为欲明程朱之道者，当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穷理必极其精，居敬必极其至；喜怒哀乐必中节，视听言动必求合理，子臣弟友必求尽分；久之人心感孚，声应自众，即笃信阳明者亦晓然知圣学之有真也，而翻然从之。……仆已衰暮，学不加进，实深自愧。惟愿默自体勘，求不愧先贤；或天假以年，果有所见，然后徐出数言，以就正海内君子未晚；此时正未敢漫然附和也。《遗书文集》

其意盖谓学者只须注重己身力行，不可徒逞口辨，以攻击前人为能事也。又尝谓：“今诸儒之说已备，苟好学深思，人人可以闻道，患不力行耳。今虽横说竖说，何曾一语出古人范围!”《语录》其注重力行之精神，益显然矣。

耿介字介石，号逸庵，河南登封人。牲骨鲠，笃于践履。顺治八年进士，由检讨出为福州巡海道。康熙元年，转江西湖东道，因裁缺改直隶大名道。丁母忧归，诣苏门，受业于孙奇逢，执弟子礼甚坚。笃志躬行，与汤斌、张沐常往复辩论，以明道为己责。更兴复嵩阳书院，讲学其中。二十五年，以汤斌之荐，授少詹事。会斌为执政所嫉，多方倾轧，介引疾乞休。寻给假归，复主书院。日孜孜以讲学为事，所著有《理学正宗》、《性理要旨》、《中州道学编》、《孝经易知》、《敬恕堂文集》等，皆行于世。其学注重实践，而以居敬为要．尝谓：“为学只要躬行；能躬行，天地间事皆可做，圣贤地位皆可到。不能躬行，一切都放下。”《敬恕堂文集》卷三又曰：“敬字功夫该贯完全，不论静时动时，有事无事，才一提撕此心，便炯炯在此。所以程子谓‘涵养须用敬’。历选古来圣贤，皆少此一字一得，学者其可知所以用力矣。”同上其论学宗旨，大率类此。奇逢与斌皆有会通朱陆之意，至介则渐侧重程朱矣。弟子最著者，曰窦克勤，字敏修，号静庵，河南柘城人，著《理学正宗》等书，亦著名学者也。

张沐字仲诚，号起庵，河南上蔡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授内黄知县，其治以躬行为本，敦教化，重农桑，与民休息。令家书“为善最乐”于门，朔望集诸生讲学明伦堂，勉以圣贤之道。居五年，坐事免。康熙十八年，以魏象枢之荐，授四川资县知县，治资如内黄。一载告归，从孙奇逢游，与汤斌、耿介往复论学。初汤斌自奇逢道经内黄，与语大悦。寄书奇逢，谓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入京与人书，又云：“仲诚脚踏实地，其学以主敬为功，治《易》有心得，当代真儒也。”其推重如此。寻主游梁书院，晚年辟白龟圃以教学者，时人咸称上蔡夫子。所著有《溯流史学钞》、《图书秘典》、《一隅解》、《道一录》等书，于五经四书亦皆有《疏略》。生平教人略宗程朱之法，其示为学次第，曰立志，曰存义，曰穷理，曰力行，曰尽性，曰至命。所作《道一录》，融通程、朱、陆、王，则仍奇逢调和之意也。

三李顒

李顒字中孚，别署“二曲土室病夫”，学者因称二曲先生，陕西盩庢人。父可从，字信吾，崇祯末，从军战死襄城。时颐年十六，家贫常不能举火。母彭氏，欲送之入塾，不能具束修，塾师不纳。母恚甚，谓顒曰：“无师遂可以不学耶?古人皆汝师也。”顒感泣。是时顒已粗解文字，乃发愤自修。贫不能得书，从人借观，无不涉览，已而母殁，往襄城求父骨，将以合葬；不得，昼夜哭，不绝声。襄城令张允中感其孝，为立信吾祠。常州知府骆钟麟曾为盩庢令师事顒闻顒在襄城，乃于康熙九年迎顒至道南书院，主东林讲席。继又讲学于江阴、靖江、宜兴诸处，听者云集。既而念父祠未就，乃急北返，至襄城祭父，并招魂以归。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以隐逸蒋，以疾固辞，书凡八上。十七年，礼部又以鸿儒荐，大吏趣行益急。顒称疾笃，舁其床至省城，大吏又亲至榻怂恿，绝粒六日，至欲拔佩刀自剌。于是诸官属大骇，予假治疾，令归。顒叹曰：“生我名者，杀我身，是皆生平洗心未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自是居土室，反扃其户，不与人通，唯顾炎武至，则款之而已。清圣祖深慕其人，欲以一见为快，四十三年西巡，欲召见之，复以老病辞，不赴，仅遣其子慎言进所著书而已。康熙四十四年卒，年七十九。所著有《四书反身录》六卷《续补》一卷，《二曲集》二十二卷，皆行于世。顒早年感时势之丧乱，慨然有济世之怀，尝著《帝学宏纲》、《经筵僭拟》、《经世蠡测》、《时务急策》等书，以抒其治世思想，既而尽焚其稿，谢绝世故。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云：“先生四十以前，尝著《十三经纠缪》，《廿一史纠缪》诸书，以及象数之学无不有述。其学极博，既而以为近于口耳之学，无当于身心，不复示人。”乃专究理学，以昌明关学为己任。其学源本姚江，所著《四书反身录》谓：“大学格物之物，为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又谓：“明德与良知无分别，念虑微起，良知即知善与不善。知善即实行其善，知恶即实去其恶，不昧所知，心方自慊”等语，皆王守仁之宗旨也。惟颐虽根本姚江，而对于程朱一派亦不加菲薄，不过于姚江较为偏重耳。尝谓：“学者当先观象山、慈湖、阳明、白沙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后取二程、朱子以及康斋敬轩之书，玩索以尽践履之功，收摄保任，由功夫以合本体，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至于诸儒之说，醇驳相间，去短集长，当善读之；不然，敦厚者乏通慧，颖悟者杂竺乾，不问是朱是陆，皆未能于道有得也。”全祖望《鲒琦亭集》，《二曲先生窆石文》由此可见其并无门户之见，不过以性之所近，于朱陆之学，认为有先后之分耳。又其论为学之宗旨与方法曰：

古今名儒，倡道或以主敬穷理为宗旨，或以先立乎大为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复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随处体认，或以正修，愚则以悔过自新为宗旨。盖下愚之与圣人，本无以异；但气质蔽之，物欲诱之，积而为过。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尽。夫尽则吾之本原已复，复则圣矣。曷言乎自新，复其本原之谓也；悔过者，不于其身于其心；于其心，则必于其念之动者求之；故《易》曰：“知几其神”，而夫子以为颜子其庶几，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颜子所以能之者，由于心斋静极而明，则知过矣．上士之于过，知其皆由于吾心，则直向其根源铲除之，故其力为易；中材稍难矣，然要之以静坐观心为入手，静坐乃能知过，知过乃能悔过，悔过乃能  改过以自新。《二曲先生窆石文》  其宗旨在“改过自新”，其方法在“静坐观心”，盖仍本阳明知行合一之意，先求知之明，则过自能改；“静坐观心”，即所以使此心静而明之方法也。顒晚年以《四书反身录》教人，劝学者注重反身实践，深不以口耳记诵之学为然。尝谓：

孔、曾、思、孟立言垂训，以成《四书》，程朱相继发明，表章《四书》，非徒令人口耳，盖欲读者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于世也。国家颁《四书》于学官，以之取士，非徒取其文也，原因文以征行，期得实体力践德充道明之彦有补于世也。而读之者，果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于世乎?否则诵读虽勤，阐发虽精，而入耳出口，假途以干进，无体无用，于世无补；夫岂圣贤立言之初心，国家期望之本意耶?《四书反身录识言》

又曰：“吾人于《四书》童而习之，白首不废，读则读矣，只是上口不上身，诚反而上身，何快如之!”《二曲先生读四书说》故顒虽根底姚江，以视明人之空言杳冥，则相去远矣。清初尚有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所著今所存者，曰《霜红龛集》者，高节似二曲，其学亦与姚江为近。康熙十七年，被荐博学鸿儒，山称疾力辞，有司强命夫役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朝廷知不可屈，乃放还。生平工书通医，萧然不拘形骸，间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全祖望《鲒琦亭集》，《阳曲傅先生事略》或强以宋诸儒之学问，则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同上盖其精神近姚江而兼有永嘉功利之思想者也。顾炎武、阎若璩至晋时，皆厚礼之，至今晋人犹尊之不替云。

四姚江书院之学者

清初讲姚江之学者，自夏峰二曲外，尚有姚江书院一派。姚江书院者，余姚沈国模所辟，与同时史孝咸管宗圣讲明良知之所也。此派学者除沈、史、管外，尚有韩孔当、邵曾可、邵廷采、王朝式等，分别述之于下：沈国模字求如，余姚诸生。尝从海门周汝登问学，既而与刘宗周会讲证人社。归辟姚江书院，与史孝咸管宗圣辈，申明良知之说，或以其学近禅，而言行敦洁，与徒逞口说者不同也。顺治十三年卒，年八十二。史孝咸字子虚，余姚人。继国模主讲书院，谓：“良知非致不真”，又谓：“空谈易，对境难，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精察而力行之，其庶乎?”彭绍升《沈先生国模传》顺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八。管宗圣字霞标，余姚人。为人孝友忠亮，强气自克；一言一动，必准于礼，乡人多化之。崇祯十四年卒，年六十四。王朝式字金如，山阴人。沈国模之弟子也。尝与证人社，刘宗周主诚意，朝式笃守致知曰：“学不从良知人，必有诚非所诚之弊。”由是会者往往持异同，从宗周之学者，多以沈史为禅学，宗周尝致书规之，顺治初年卒，年三十八。韩孔当字仁父，亦国模弟子也，国模既老，孔当继之讲学。其说兼综诸儒，以名教经世，兢兢儒佛之辨。临讲必默对良久，始发语，颇感听众。疾亟，谓门人曰：“吾于文成宗旨，觉有新得：简点形迹，终无受用；识之!”彭绍升《沈先生国模传》邵曾可字子唯，亦余姚人，史孝咸弟子也。为人孝友恺弟。初姚江书院之立也，里人多迂笑之，曾可厉色曰：“不如是，便虚度此生。”遂往学。同侪请业者，多辨难，唯曾可默然竟日。初以主敬为学，后专提致知。尝曰：“吾乃今知知之不可以已，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尔，日用跬步，鲜不贸贸矣。”彭绍升《沈先生国模传》师事孝咸甚谨，以笃实为同侪推重。顺治十六年卒，年五十一。曾可孙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鲁，学者称念鲁先生。早岁即从韩孔当学。孔当卒，书院诸先生相继殁，念鲁抱遗书于荒江斥海之滨，守其师说不变。尝谓：“阳明之四无，无极之宗也；龙溪之四无，常无之妙也；不得引龙溪以病阳明。”邵晋涵《族祖邵先生廷采行状》河间李塨贻书论明儒同异，廷采答曰：“致良知，主诚意，阳明而后．愿学蕺山。”同上其自信如此。时程朱之学渐胜，人虽敬廷采之为人，而颇异其所学，无信从之者。廷采私念师友渊源，将及身而斩也，乃思托著述以自见。以阳明扶世翼教，作《王子传》；蕺山功主慎独，忠清坚苦，作《刘子传》；王学盛行，务使合于矩镬，作《王门弟子传》；金铉、祁彪佳、黄宗羲、张兆鳌等，奉守师说，作《刘门弟子传》；又作《宋明遗民所知传》及倪文正施忠愍诸传。门人刻其遗文，为《思复堂集》二十卷，又《姚江书院志略》凡四卷。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四。

一百三十六  王夫之与张尔岐

一王夫之传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明亡，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夫之幼颖慧，崇祯十五年夫之年二十四举于乡。次年张献忠陷衡州，招降士绅。其不屈者，缚而投诸湘江；夫之走匿南岳双髻峰下。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赘面刺腕，傅以毒药，为重创状，舁往易父，贼见其遍创也，免之，父子俱以计得脱，复往岳峰。崇祯十七年夫之年二十六，李自成陷北京，庄烈帝殉社稷，夫之作《悲愤诗》，涕泣不食者数日。翌年顺治二年，夫之年二十七，清兵下金陵，唐王称号，使何腾蛟屯湖南，堵胤锡屯湖北。两人不合，夫之忧之，顺治三年夫之年二十八，至湘阴上书于监军章旷，请调和南北两军，防溃变。旷不能用，诸镇卒奔覆。顺治四年夫之年三十，清师下湖南。次年，夫之与友人管嗣裘，举兵于衡山，战败军溃，由耒阳、永兴、桂阳、郴州走桂林，遂至肇庆；复由浈阳峡过清远，仍还肇庆。是时桂王已建国于肇庆，瞿式耜特疏荐之，夫之以丁父忧，请终制。既服阕，即起就行人司行人。时国命所系，则瞿式耜与严起恒；然纪纲已大坏，朝端有吴党、楚党之分。主吴者为朱天麟、张孝起、吴贞毓、堵胤锡、王化澄诸人，主楚者为金堡、丁时魁、刘湘客、袁彭年、蒙正发诸人。又其时李成栋新附于桂王，政皆决于其子元胤等；五人附之，吴党目为“五虎”。桂王在梧州，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客等于狱，将置之死，夫之约管嗣裘走告严起恒曰：“诸君弃坟墓，捐妻子，崎岖从义，而以党人杀之，则志士将解体，谁与共危亡者?”起恒感其言，力请于廷，贞毓等并恶之。是时化澄已为言者劾去，贞毓等请召还，因与合攻起恒；夫之亦三上疏劾化澄，化澄恚怒，必欲杀夫之，会有降帅高必正者救之，得免。返桂林，复依瞿式耜，闻母病，间道归衡时顺治八年，夫之年三十三，至则母已先没。其后瞿式耜殉节于桂林，严起恒受害于南宁，夫之知势愈不可为，遂决计老牖下。已而缅甸亦覆没，夫之益自晦匿，浪游于浯溪、郴州、耒阳、晋宁、涟邵间，所至人士慕从，辄辞去。最后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名目“观生居”，晨夕杜门，专力著述。康熙十七年夫之年六十岁，吴三桂称号于衡州，其党有知夫之名者，属为《劝进表》。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褉赋》。康熙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四。夫之家贫，著书纸笔多取给于门人故旧，书成因以付之，其收藏于家者甚少。且夫之自居逸民，窜身獞猺，敛迹匿影，当世鲜知之者，故亦无大力为之收辑，是以书多散亡。道光二十二年，邓显鹤、邹叔绩始刻《遗书》，共成百八十卷。咸丰四年，板毁于火。同治初年，曾国荃复出资重刊，广为搜辑，合以邹氏旧刻，共成二百八十八卷，同治四年，成于金陵；即今流传之《船山遗书》也。惜散佚之书尚多耳。

二夫之黜明崇宋之精神

夫之治学大侣：一、黜陆王而尚横渠；二、信易象而反图书；三、明天道而排五行。服膺宋张载之说，对于程、朱亦颇推重，惟深恶明王守仁之说，因之于陆九渊亦加攻击，盖纯然明学之反动也。其攻陆王之言曰：“质以忠信为美，德以好学为极，绝学而游心于虚，吾不知之矣；导天下以弃其忠信，陆子静倡之也。”《思问录内篇》又曰：“先难则愤，后获则乐，地道无成，顺之至也；获与否，无所不顺，其乐不改，则老将至而不衰。今之学者姚江之徒，速期一悟之获，幸而获其所获，遂资以佚乐，佚乐之流，报以惰归之戚，老未至，而耄及之，其能免乎?”《思问录内篇》又曰：“欲速成之病，始于识量之小，识量小，则谓天下之理，圣贤之学，可以捷径疾取而计日有得，陆象山、杨慈湖以此诱天下，其说高远，其实卑陋苟简而已。”《俟解》又曰：“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出，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字一句，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陆王学派之末流，绝学猖狂，妄求顿悟。夫之所论，颇中其弊。惟夫之虽力辟陆王，而于宋五子，除于邵雍略有微辞外，余颇推崇之，而于张载之《正蒙》，尤神契焉；其精神盖欲挽明以返诸宋焉。尝谓：

宋自周子出，而始发明圣道之繇，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二程子引而伸之，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然游谢之徒，且岐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而檠括学者于显道之中。乃其一再传而后，流为双峰勿轩诸儒，逐迹蹑影，溺于训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则中道不立，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然而吉凶穷达之数，于此于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沤瀑，两灭无余，以求异于逐而不反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  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地天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死，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昼，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闻见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偷用其蕞然之聪明，或穷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觊圣功也!”呜呼!张子载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者也。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敩学于关中，其门人殆未有庶者；而当时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繇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不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熔；其以朱子格物道问学之教争负胜者，犹水之胜火，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陆子静、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伥乎?……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也，《论孟》之要归也。……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岂谁与归?呜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虛，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张子正蒙注序论》

其尊崇张载，排斥陆王，可谓至矣!清初学者大抵以程朱为归，夫之之盛推张载，亦其时稍异之点也。

三夫之关于《易经》之学说

夫之推尊张载，而谓“张子言无非《易》”，故亦特重《易经》；尝谓：“《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曰：‘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真…”自朱子虑学者之骛远而忘迩，测微而遗显，其教门人也，以《易》为占筮之书，而不使学，盖亦矫枉之过。……”《张子正蒙注序论》由此可见注意之切矣。夫之说《易》之书，有《内外传》及《周易稗疏》诸书，大旨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皆推之甚力。其论先天之学曰：

《易》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以圣人之德业而言，非谓天之有先后也。天纯一而无间，不因物之已生未生有殊，何先后之有哉?先天后天之说，始于玄家，以天地生物之气为先天，以水火土谷所生之滋生之气为后天，故有“后天气接先天气”之说，此区区养生之琐论尔。其说亦时窃《易》之卦象附会之，而邵子于《易》亦循之，而有先后天之辨，虽与魏，徐，吕，张诸黃冠之言气者不同，而以天地之自然为先天，事物之流行为后天，则抑暗用其说矣。《思问录外篇》

又论《河图洛书》曰：

《河图》明列八卦之象，而无当于《洪范》，《洛书》顺布九畴之叙，而无肖于《易》：刘牧托陈抟之说，而倒易之，其妄明甚。牧以《书》为《图》者，其意以谓《河图》先天之理，《洛书》后天之事，而玄家所云：“东三南二还咸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正用《洛书》之象，而以后天为嫌，因易之为《河图》，以自旌其先天尔，狂愚可不谬哉!《思问录外篇》

先天，后天，《河图》，《洛书》之学，本道士养生家之所言，胡渭等已备论之矣，夫之生当渭前，窜身獞猺，学无师承，且以倾心宋学之人，而于此等伪托之说，竟能明辨其伪而辟之，诚不愧为具有卓见之学者矣。又其论京房、邵雍之学贻害后世曰：“京房背焦赣之师说，以崇纤纬，邵康节阴用陈抟之小道而仿丹经，遂使‘天一生水’云云之遁辞，横行天下，人皆蒙心掩目奉之为理数，……是释经之大蠹，言道之荆棘也。不容不详辩之。”《周易稗疏卷三》“不容不详辩之”一语，亦足见夫之精神之可敬矣。

四夫之论五行生克及其治学精神

五行阴阳之说，笼罩中国思想界凡数千年，聪明才智之士，每不加以考核，而辄附和其说；是以愈演愈奇，举凡天时人事，莫不可加以五行之说明，穿凿傅会，大为学术思想之障。夫之对于五行从来相沿之说，虽未完全攻击，而于世俗相传“生克”之论，则深不谓然：生克之说为后来言五行者之关键，一切惑世邪说皆从此衍出；生克之说不能成立，则世俗五行之论，亦不攻自破矣。其言曰：

证金克木，以刃之伐木；则水渍火焚不当坏木矣。证木克土，以草树之根蚀土；则凡孳息其中者皆伤彼者乎?土致养于草树犹乳子也，子乳于母岂刑母耶?证土克水，以土之堙水则不流，是鲧得顺五行之性，而何云“汨乱”；土壅水，水必决，土劣于水明矣。证水克火，以水之熄火；乃火亦熯水矣，非水之定胜也。且火入水中而成汤，彼此相涵而固不相害也。证火克金，以冶中之销铄；曾不知火炀金流，流已而固无损，固不似土蕴水渍之能蚀金也。凡为彼说，皆成戏论，非穷物理者之所当信。《思问录外篇》

夫之于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之说，论其证据之薄弱，不能成立；以见为是说之矫揉凑合，其不足信也明矣。又自来谈五行者，每喜以五行与各事各物比拟配合，而曰某也金，某也木，某也水，某也火，某也土，尤属玩戏之至，而世人竟有信之不疑者。夫之辟之曰：“天地非一印板，万化从此刷出，拘墟者自不知耳。”《思问录外篇》盖以五行岂尽足以解释宇宙，可见谈之者违背自然，为妄举矣。综观以上所举，可知夫之思想之伟大清澈，迥非常人所可几及也。至其治学方法，虽不如后来学者之精，然而言必征实，意必近理，求变以明用，其精神已开科学研究之端绪矣。尝曰：

谓天开于子，子之前无天；地辟于丑，丑之前无地；人生于寅，寅之前无人；吾无此邃古之传闻，不能征其然否也。谓酉而无人，戌而无地，亥而无天，吾无无穷之耳目，不能征其虛实也。吾无以征之，不知为此说者之何以征也，如是其确也?考古者以可闻之实而已，知来者以先见之几而已。《思问录外篇》

此可见夫之怀疑精神，与其征实态度矣。又尝谓：“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诸己而即执之，云何得当?况其所为信诸己者，又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渐渍以为己心乎?”《俟解》此其精神已渐近于科学研究之态度矣。夫子亦颇能实行其言而无愧，故《遗书》所载，皆不落习气，不守一先生之言也。

五张尔岐

张尔岐字稷若，号蒿菴，济南济阳人，性至孝，读书不为科举业，人或劝之，不听也。父行素以罹兵难死，尔岐悲不欲生，欲投水死，弗得，又欲弃家入山，以母在，不果，自此遂无意人间名利，而学乃益笃。康熙十六年卒，年六十六。所著有《仪礼郑注句读》、《周易说略》、《诗经说略》、《夏小正》、《弟子职注》、《老子说略》、《蒿菴集》、《蒿菴闲语》，《济阳县志》、《吴氏仪礼注订误》、《春秋传义》未成、《学辨》共六篇今只存《辨志》一篇等书。尔岐说经之书颇多，而《仪礼郑注句读》颇为世所称，当时顾炎武作《广师记》谓：“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又曰：“年过五十，乃知不学《礼》无以立之旨，……所见有济阳张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亭林文集》卷三《答汪苕文书》其推挹可谓深至。惟尔岐恪守程朱，偏于名理，其精神终非经师之流也。其答顾炎武书曰：

《论学书》即炎武《与友人论学书》见《亭林文集》，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学行己二事以为学鹄，确当不易，真足砭好高无实之病；“行己有耻”一语，更觉切至．……弟老矣，于博学无及，敢不益励其耻以终余年乎?在愚见，又有欲质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尝轻以示人，其所与门弟子详言而谆复者，何一非性命之显设散见者欤?苟于博学有耻，真实践履，自当因标见本，合散知总，心性天命，将有不待言而庶几一遇者。故性命之理，腾说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于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验诸己；强探力索于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优裕渐渍，以俟自悟；如谓于学人分上，了无交涉，是将格尽天下之理，而反遗身以内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则行亦有所未尽，将令异学之直指本体，反得夸耀所长，诱吾党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当虑也。《蒿菴集》

此盖深不以摒除性理为然也。故尔岐虽好治经，与王夫之仍同偏性理，而终非经师也．特尔岐之规模，则不逮夫之之博大宏阔耳。

一百三十七  清初之程朱宗派上

一张履祥

张履祥字考夫，居桐乡之杨园村，学者称杨园先生。九岁丧父，母沈氏教之，年十五补邑诸生。崇祯七年，馆同邑颜士风家。时东南文社方兴，纷纷各立门户。履祥与士风约，毋滥赴，人或迂笑之，不恤也。崇祯十七年履祥年三十四，始如山阴，受学于刘宗周之门，归而自谓有得。明亡教授里中，隐居潜修，专肆力于程朱之书。病当世学者骋口说，沽虚名，故于来学之士，未尝受其一拜，一以友道处之。晚年益好程朱之学，于朱子《文集语类》晨夕不去手。辑《刘子粹言》，于其师宗周颇有补救之意。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有《愿学记》、《备忘录》、《初学备忘》、《近古录》等书，今所传者，曰：《杨园全集》，收罗具备。履祥早年颇究心陆王之说，二十四岁后，读《小学近思录》诸书，悦之，乃渐为程朱之学。其后虽师事刘宗周，然未尝乐其说也。尝谓：“三代以上，折衷于孔孟，三代以下，折衷于程朱。”陈梓《张履祥小传》又曰：“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无不精究而详说之，三代以下，群言淆乱。折衷于朱子而可矣．”《备忘录》卷一此可见其推崇之至矣。其批评王守仁之言曰：“良知之教，使人人直情而径行，其弊至于废灭礼教，播弃先典，《记》所谓戎狄之道也。今人犹不知惩其敝，方将攘袂怒目与人争胜，亦可哀已。”《备忘录》卷三又曰：“阳明之书，反复看来，终觉主忠信之意绝少，其于学术，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备忘录》卷终皆深恶痛绝之辞也。履祥既攻姚江而崇程朱，故平生所学亦以居敬穷理为重；尝谓：“儒者功夫，只居敬穷理为无弊，穷理所以致其知，知之至，而后行之利。敬则统乎知与行者也，始终只敬字为主，故曰居，犹谚谓作家当也。”《备忘录》卷四又曰：

居敬所以存心也，穷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内，惟穷理故能方其外；惟内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达道广…。苟理明而义精，则或出或处，或默或语，皆将合乎规矩方圆之至而时措之至矣。象山黜穷理为非，是欲舍规矩而自为方圆也。……近世学者指阳明学派，祖尚其说，以为捷径，稍及格物穷理，则谓之支离烦碎；夫恶支离则好真捷，厌烦碎则乐径省；是以礼教陵夷，邪淫日炽，而天下之祸不可胜言!……然则吾入学问，舍居仁由义四字，更无所谓学问；吾人功夫，舍居敬穷理四字，更无所谓功夫。《杨园全集》卷五，《与何商隐书》

“舍居敬穷理别无所谓功夫”，为履祥一生论学标准，故其批评陆王之失，即归咎于不能穷理也。履祥攻击陆王之处，虽似过激，而其生平注重实践，实则暗然之笃行君子也。尝谓：“道理须是举目可见，举足可行，方是实理；功夫须是当下便做得，方是实功。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于诸难，则惑之甚也。”《备忘录》卷四又谓：“躬行实践，为必有事之功。”《备忘录》卷二皆注重实践躬行之意也。履祥生平亦诚能实行其言，居常躬耕习农事，深以无业为耻，尝谓：“能稼穑则可无求于人，可无求于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穑之难，则不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则能兴礼让；廉耻立，礼让兴，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初学备忘》上《杨园全集》中教人习勤之语尚多，亦即此意也。

二陆世仪

陆世仪字道威，号桴亭，学者称桴亭先生，江苏太仓人。少尝从事养生之说，既而翻然改悟，乃亟弃之。设《考德录》按日书敬不敬于册，以考验进退。既以所考犹疏，乃更为一法，以一日之中，十分为率，敬一则怠九，怠一则敬九，时刻检点，不稍疏懈。复与同里陈瑚、盛敬、江士韶互相切磋，期九日诵读，一日讲贯，讨论正心、诚意、修己、治人之道．其课程记法又以《大学》八条目为格，日书敬怠于下，以验理欲之消长，工夫之进退；如是者累年，其学大进。久之，始应诸生之请，讲学里中。晚年更主讲昆陵东林，信从者日众。康熙十一年卒，年六十二。所著有《思辨录》乃世仪逐年札记，本无伦次。江士韶等欲便阅览，乃分类编辑。分小学、大学、立志、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天道、人道、诸儒、异学、经子、史籍十四类，而名之曰《思辨录辑要净，即今所传之书也、《论学酬答》、《儒宗理要》、《治乡三约》等书。世仪笃守程朱家法，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程序，以居敬、穷理、省察、克治为工夫；尝谓：“居敬穷理四字，是学者学圣人第一工夫，彻上彻下，彻首彻尾，总只此四字。”《思辨录辑要》卷二惟世仪虽以居敬穷理并提，而意则特重“敬”字，谓“四个字是居敬穷理，一个字是敬”《思辨录居敬类》。又曰：“居敬是主宰，穷理是进步处．”同上又曰：“古人以居敬为力行，穷理为致知者，毕竟敬字该得行字，行字当不得敬字。须把居敬作主，下面却致知力行，一齐并进，方有头绪。文公本传云：‘文公之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本’；此方是干圣千贤人门正法。”《思辨录居敬类》其特重敬字由此可见矣。又进而论敬字之效曰：“只提一敬字，便觉此身举止动作，如在明镜中。”《思辨录》卷二又曰：“敬如日月在胸，万物无不毕照。”同上又曰：“人心多邪思妄想，只是忘却一敬字。敬字一到，正如太阳当头，群妖百怪，进散无迹。”同上然则居敬之工夫应若何?世仪自述曰：“居敬工夫，予得力一‘天’字。”同上又曰：“人须时时把此心对越上帝。”同上又申明其义曰：“每念及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便觉得百骸之中，自然震悚，更无一事一念，可以纵逸。”同上又曰：

读《四书五经》，古人无时无事不言“天”，孔子言：“知我其天”“天生德于予”“获罪于天”。孟子言：“知天事天，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春秋言：“天命，天讨”，《礼》称：“天则”，至于《易》《诗》《书》三经，则言天甚多，又有不可枚举者，皆说得郑重严密，使人有震动恪恭之意，故古人之学，不期敬而自敬。今人多不识“天”字，只说“敬”字，学者许多昏聩偷惰之心，如何得震醒!《思辨录居敬类》

世仪之意，盖欲借“天”之观念，警策学者，使之有战兢惕励之心，不期而合于敬也。其所谓天似有主宰之意，实亦不然；世仪尝谓：“理即天也，识得此意，敬字工夫方透。”同上又曰：“天即理，心即天，要知得心与天与理无二处，方是真敬；不然，犹是祸福恐动．”同上然则彼所谓天者，即理耳，非可为祸福之主宰也。因此世仪又谓：敬字可以做到“天人合一”境地，故曰：“人心中过不去处，即不可对天处，可以对天处，即人心过得去处；只此便是天人一理。”《思辨录居敬类》又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则天人合一矣。”《思辨录从祀录》是亦本乎“天即理心即天之言”而云然也。世仪虽好谈名理，而生平为学，颇尚躬行。崇祯之初，天下渐乱，慨然有济世之意，于兵法技击之术，无不通习，谓：“今之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从祀录》又论讲学曰：

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三代之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务躬行，各敦实行；庠序之中，诵诗书，习礼乐而已，未尝以口舌相角胜也。嘉隆之间，书院遍天下，讲学者以多为贵；呼朋引类，动辄千人；附影逐声，废时失事；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谓处士横议也，天下何赖焉。《思辨录大学类》

又曰：

近世讲学多似晋人清谈，甚害事。孔门无一语不教人就实处做，《论语》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都是恐人言过其实。正嘉之间，道学盛行；至于隆万，日甚一日，天下靡然成风，惟以口舌相尚，意思索然尽矣，即真能言圣人之言，已谓之徒言，已谓之清谈，况于夹杂混乱，拾二氏之唾余乎。同上

《四库提要》谓“世仪之学，主于敦守礼法，不虚谈诚敬之旨，主于施行实政，不空为心性之功；于近代讲学诸家，最为笃实，其言深切著明，足砭虚桥之弊”，斯亦可谓世仪之善评已。且世仪虽宗程朱，对于陆王学者之批评，亦多持平参见《思辨录诸儒类》；全祖望为世仪作传，尝备引其评论诸儒之辞，以美其不尚门户之见焉。世仪同县更有陈瑚者，字言夏，号确庵，与世仪共讲义理之学，而经世思想特盛。王鸣盛为之作传，谓其学“闳阔俊伟，博通古今”。惜其书今多不传耳。

三陆陇其

陆陇其字稼书，学者称当湖先生，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授江南嘉定令，治绩颇得民心；旋以盗案革职归。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陇其被召人京，未及试，丁父忧归。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复以清廉荐之，二十二年补直隶灵寿知县。政暇与诸生讲学，有《松阳讲义》。二十九年被征人京，授四川道监察御史。与在朝诸人不合，几罹罪，乃乞假归。康熙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三。所著有《松阳讲义》、《松阳钞存》、《困勉录》、《问学录》、《读朱随笔》、《三鱼堂文集》等书。陇其之学，恪遵程朱，而排斥阳明不遗余力，尝谓：“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今孔子之道虽垂于《六经》，而其所以损益群圣者，后世亦不能知其详，独朱子去今未远，遗文具在；其所述诸经之传注，既足以明道于天下，而其损益之妙，又往往见于文集语类之中，学者其可不宝而传焉?”《松阳钞存》下又曰：“吾辈今日学问，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松阳讲义》卷一又曰：“夫朱子之学，孔孟之门户也，学孔孟而不由朱子，是人室而不由户也。”《三鱼堂文集答李子乔书》其推崇如此。至其批评王学，则为绝无闪躲之攻击，其言曰：

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且辑《朱子晚年定论》一书，以明己之学与朱子未尝异；龙溪、心斋、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三鱼堂文集学术辨》上

又曰：

自阳明王氏目朱子为影响支离，倡立新说，尽变其成法；知其不可，则又为《晚年定论》之书，援儒入墨，以伪乱真，天下靡然响应，皆放弃规矩而师心自用，学术坏而风俗气运随之，比之清谈之祸晋，非刻论也。《三鱼堂文集上汤潜庵先生书》

此直以明之灭亡，归罪于王守仁矣；盖亦激于王学之末流，而出此反动之言也。惟王学之弊端，果何在乎?陇其尝申论之曰：

阳明以禅之实而托于儒，其流害固不可胜言矣；然其所为禅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则知禅矣，知禅则知阳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气聚而成形，而气之精英，又聚而为心；是心也，神明不测，变化无方，为之亦气也。其中所具之理，则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灵处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于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禅者，则以知觉为性，而以知觉之发动处为心；故彼之所谓性，则吾之所谓心也，彼之所谓心，则吾之所谓意也；其所以灭彝伦，离仁义，张皇诡怪，而自放于准绳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觉当之耳。何则?既以知觉为性，则所欲保养而勿失者，性是而已，一切人伦庶物之理，皆足以为我之障，而性恐其或累，宜其尽举而弃之也。阳明言“无善无恶”，盖亦指知觉为性也，其所谓良知，所谓天理，所谓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佛氏本来面目，即我们所谓良知”．又谓“良知即天理”，又曰“无善无恶，乃所谓至善”，虽其纵横变幻，不可究诘，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说，则人伦庶物固于我何有?而特以束缚于圣人之教，未敢肆然决裂也。则又为之说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万变，非若禅家之遗弃事物也。”其为说则然，然学者苟无格物穷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觉，以自试于万变，其所见为是者果是，而见为非者果非乎?又况其心本以为人伦庶物初无与于我，不得巳而应之；以不得已而应之心，而处夫未尝穷究之事，其不至颠倒错谬者几希。其倡之者，虽不敢自居于禅，阴合而阳离；其继起者则直以禅自任，不复有所忌惮，此阳明之学，所以为祸于天下也。《三鱼堂文集学术辨中》

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最遭后人之批评，陇其亦本此立论，以证明其近禅而为祸天下之根也。其《松阳讲义困勉录》批评王学之处尚多，大旨亦不外此。总之，陇其推尊程朱，诚未免有过当之处，而其批评王学之流弊，则固亦有深切之论也。清初攻击王学最烈者，陇其而外，尚有张烈字承武大兴人，其《王学质疑》一书，乃陇其最喜称许者。

四李光地及清初理学名臣

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以省亲归，值耿精忠据闽反，郑经乘虚人泉州。光地避匿深山，密草疏陈破敌策，裹以蜡丸，遣仆北走京师。十六年闽乱平，擢侍读学士。会丁父忧，不克入京。白巾贼乱起，围安溪，光地纠乡壮与官兵相应援，贼遂溃散。十七年郑经使其将围泉州，光地遣人分出告急，并令乡兵为导，围解。事闻，升内阁学士，服满入京。累官掌院学士，通政使，兵部侍郎，直隶巡抚．四十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五十二年，奉命续修《朱子全书》，五十四年承纂《周易折中》，五十六年，承纂《性理精义》，皆清代巨籍也。五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著述甚夥，今所传者有《榕村全书》。光地为清初理学名臣，以宗法程朱著称，对于陆王时有不满之辞，尝谓：“朱子之门，守章句，践规矩，故其学于诸家为无弊也。象山之学，见之者慈湖，闻之者姚江；由其言，六经不作可也，文武之道尽矣，虽后有贤圣而焉师乎?”《榕村全集诸儒》其评王守仁之言曰：

王说之病，其源在“心之即理”，故其体察之也，体察夫心之妙也，不体夫理之实也。心之妙在于虚，虚之极，至于无。故谓无善无恶心之本，此其本旨也。其所谓心自仁义，心自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文之以孔孟之言，非其本趣也。是故遗书史，略文字，扫除记诵见闻，以是为非心尔，非道尔。夫书史文字，记诵见闻，不可去也；书史文字无非道也，记诵见闻无非心也。《榕村全集》卷八《知行》二

又曰：

象山之学，亦言志，亦言敬，亦言讲明，亦言践履；所谓与朱子异者，心性之辨耳。象山谓“即心即理”，故其论《太极图说》也，谓阴阳便是形而上者，此则几微毫忽之差，而其究卒如凿枘之不相入也。近日姚江之学，其根源亦如此，故平生于心理二字往往混而为一……晚岁遂有“心无善恶”之说．《榕村全集》卷七《通书篇》

是皆以陆王之弊，源于“心之即理”也，《榕村全集》及《语录》中，谆谆于心理之辨，即此意已。惟光地虽于陆、王皆表不满，然于陆间亦有尊重之意，于王则不少假借矣。尝谓：“明儒无及宋儒者，即姚江亦不如象山远甚!”《榕村语录》卷二十又曰：“陆子静只在吾道上说得过些，王阳明方可渭之波淫邪遁；子静只是贤者之过。”《语录》卷二十此种论调，显然明学之反动也。光地平生论学要旨：以志、敬、知、行为序，其言曰：

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穷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实也；……四事者一时并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则伥伥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则心昏然而不能须臾；敬而非志，则又安得所谓日强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则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则措其心于空虚之地；知而非行，则理皆非在我而无实矣。然四者虽相须并进，而其序既有先后，则得效亦有难易浅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已立矣；“三十而立”，盖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天命”“耳顺”而知始精；又至“从心不逾矩”，而行始熟。先儒以为因其似以自名，为学者立法是已。古学校之教亦然，始视离经辨志，观其志之何如也；继视敬业乐群，察其能敬与否也；又视其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知学问思辨之日新；卒乃知类通达，强立不返，则知力行之有成矣．然此四者循环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终身有终身之验，圣人有圣人之效，学者有学者之益。虽一日服行，朝暮之间，亦可以旋变。又如志于道，亦立志之谓也；据于德，亦持敬之谓也；依于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于艺，则义精仁熟之事也。《榕村全集》

志、敬、知、行为其指示为学之工夫，《榕村全集》卷八中，多发明此意。志、敬、知、行虽与居敬穷理字面不同，然而其意则一。不过光地规定其次序，较为具体耳．其所以立此次序者，盖以知行合一之说，颇滋流弊；立此以示学者：知在行先，而知之先，又须有志敬工夫也。光地又究心经术，于律吕，历算，音韵，皆颇称有得．其弟光坡字耜卿潜心经学，著《三礼述注》六十九卷，标举要义，不以考证辨难为长，在清代别为一派者也。清初以理学而致身显宦者，更有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张伯行诸人。分述于次：

魏象枢字环极，号庸斋，山西蔚州人。官至刑部尚书，著《儒宗录》、《知言录》、《寒松堂文集》诸书。生平颇好理学，尝通书孙奇逢、李颐、汤斌等，往复论学，教人注重实行，精神亦略与程朱为近。尝谓：“天德王道，尽于《大学》一书；外此便非正学，但须玩味体贴，实求身心有得耳。”李来章《书绅语略》

魏裔介字石生，号贞庵，直隶柏乡人。历官大学士，所著有《兼济堂集》、《圣学知统录》、《知统翼录》等十余种，其《圣学知统录》，始自伏羲迄于薛碹，其《知统翼录》始自伯夷迄于高攀龙，皆以为正学。所列次序皆本一人之私见，较之孙奇逢之《理学宗传》，其道统观念尤深。其论曰：

虞廷言中，成汤言性，《论语》言仁，《大学》言止，《中庸》言诚，《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备矣。周濂溪作《太极图通书》，程伊川作《易传》，朱晦庵作《四书集注》，《通鉴纲目》，薛文清作《读书录》，蔡虚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复大备矣。老子之空虚，佛氏之寂灭，告子之无善无恶，管商之杂伯功利，荀子之性恶，扬雄之善恶混，王通之以佛为圣人，王阳明之性无定体，李贽之诋毁圣贤，褒颂奸雄，皆知之蠹也。《圣学知统合录说》

又谓：“吾愿学圣人者，从事于格物致知之学。”《知统录说》又曰：“格物致知，求知之方也。”《知统合录说》皆本乎程朱之见地以立言者也。

熊赐履字清岳，湖北孝感人，历官东阁大学士，康熙四十八年卒，年七十五。所著有《学统》、《闲道录》、《程朱学要》、《经义斋集》诸书。《学统》一书，分正统、翼统、附统、杂学、杂统、异统。以孔、颜、曾、思、孟、周、程、朱为正统，而以荀、杨等列杂学；陆、王等列杂统；老、庄、墨、释列异统；纯以道统观念区分，殊失持平之意。又其论朱熹之言曰：

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论，非一人之私言也。……居敬穷理之言，实与尧舜精一，孔颜博约之旨，先后一揆，圣人复起殆不能易矣。象山则曰：“朱元晦诚泰山乔岳，惜乎其未闻道也。”失朱子之道，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之道也，如象山之言，夫必如何而后谓之闻道耶?若曰“汝耳自聪，汝目自明；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以是闻道，恐去道益远矣。呜呼!此象山之所谓道，非吾之所谓道；象山之所谓闻，非吾儒之所谓闻也。而阳明答罗整庵书有曰：“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可哀也已!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前，而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若守仁……而居然自比于孟轲韩愈矣。呜呼!朱子而果杨、墨、佛、老耶?阳明而果孟轲、韩愈耶？此儿童之见，狂病丧心之语，不足深辨者也。……呜呼!以下皆论王守仁邪焰之炽，烈于猛火，蔓延流毒，猝难灭熄。百余年来，瞿昙陋习，中人心髓，东鲁之书，悉化而为西竺之典；名为孔氏《六经》，实则禅家六籍矣。……呜呼!谁实为之，诚不能不太息痛憾于斯人也!《学统》卷九

执一派偏狭之见解以立论，故但见其有袒护攻击之辞，而不见其有深刻公允之论，此则狃于成见之过也。

张伯行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历官礼部尚书。雍正三年卒，年七十五。所著有《困学录》、《续困学录》、《正谊堂文集》、《续集》、《居济一得》等书。伯行恪遵程朱之学，而其一生之所得力，尤在朱子之书；尝举朱子三言以定为学之则曰：“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言。”至于陆王亦复排之不遗余力，或谓“陆王往矣，似不必复辨”，伯行曰：“陆王往矣，今之为陆王学者，正不乏也，是陆王往而不往也，予安能无辨哉?”杭世骏《道古堂集张尚书传》惟伯行之有功于程朱者，不在其攻击异学，而在其别有贡献。贡献者，即对于程朱一派书籍之刻辑整理也，杭世骏尝述之云：

其纂述者百余种……辑《道统录》、《道统源流》，以明圣贤之宗传；辑《伊洛渊源录》、《伊洛渊源续录》，以明诸儒之统绪；辑《小学集解》、《小学衍义》、《养正类编》、《养正先资》、《训蒙诗选》，以端蒙养之教；辑《学规类编》、《学规衍义》、《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录集解》、《续近思录》、《广近思录》、《性理正宗》、《诸儒讲义》以正为学之模；辑《家规类编》、《闺中宝鉴》以示修齐之范，谓周、程、张、朱，得孔、曾、思、孟之正传，故纂濂、洛、关、闽，书集解，以配《学》、《庸》、《语》、《孟》，名曰《后四书》……而其《语类》、《文集》复纂述较正而刻之；谓许、薛、胡、罗，为周、程、张、朱之正传，其《文集》及《读书录》、《居业录》、《困知记》无不选择而刻之；谓本朝清陆稼书学朱子之学，而为许、薛、胡、罗之继起，赴闽时，特就其家访其遗书，得《问学录》、《读朱随笔》、《读礼志疑》三书，乃并其已传之《松阳讲义文集》而悉刻之。他如杨龟山、谢上蔡、尹和靖、罗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派者也；张南轩、吕东莱取资于朱子者也；黄勉斋、陈北溪、陈克斋受学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轩、吴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有明之学，得其正而不为邪说所摇者：曹月川、陈賸夫、崔后渠、魏庄渠、汪仁峰、蔡浹滨也；本朝之学宗朱子者，张杨园、汪默庵、陈确庵、陆桴亭、魏环极、耿逸庵、熊愚斋、吴徽仲、施成斋、诸庄甫、应潜斋、刘仁宝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择而刻之。……谓程启嗷之《闲辟录》，陈清澜之《学蔀通辨》，张武承之《王学质疑》已尽掘其王学根株，学者但取而读之，自不容于复入；故三书皆精刻以示学者。又选《古文载道编斯文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集》，以见文之必本乎道。选《濂洛风雅》以见诗之必本乎性情。诸葛武侯、陆宣公、韩魏公、范文正公、司马温公其功业皆有原本，刻其集以著立朝之业。文文山、谢叠山、方正学、杨椒山、杨大洪其气节皆足以风世，刻其集以彰致身之义。而石守道海刚峰其刚方之气亦足兴起，故亦刻行。《道古堂集张尚书传》

上述各书关于理学之部，多汇刊于《正谊堂丛书》中；故今日而研究程朱一派之学，书籍之搜求，尚不至发生困难，盖受伯行之益也。惜乎!见解不宽，只限于一派之范围，此则吾人所不无遗憾者也。

一百三十八  清初之程朱宗派下

一谢文洊

谢文洊字秋水，号约斋，江西南丰人。年二十余，阅佛书，学禅。既而读王龙溪及王阳明书，遂又倾心阳明之学。年四十，会讲新城神童峰，有王圣瑞者力攻阳明，文溶与辨累日，为所动。取罗钦顺《困知记》读之，始一意程朱。辟程山学舍，名其堂曰尊雒，以示所归。时易堂九子，髻山七子，俱以文章节概名天下，而文洊独反己暗修，务求自得。其《程山十则》教人一以躬行实践为主。髻山宋之盛过访文游，文游遂邀易堂、魏禧、彭任会讲南丰程山。皆推文洊笃躬行旷识道本。文溶友人甘京服其学，亦退居弟子列。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七。所著今传者，有《程山全书》谢昌贤汇刊。文洊生平论事大旨曰敬，诚，切己，而以畏天命为宗。尝曰：“敬字消息，畏天命三字尽之。……学者但于天命上领会，把来做个根基；就此体察，就此培养，千条万绪都在这里，更无渗漏。”《全书程山集附录》二其所谓畏天即警惕之意也。文溶晚年虽宗程朱，惟始终不诽陆王，谓：“象山学术虽稍逊于朱子，然聪明超绝，人品卓然，亦吾儒之表表者；一意掩抑之，将何以服万世之公论乎?”《程山集》卷三此不主门户之言也。

二应撝谦及沈昀

应撝谦字嗣寅，号潜斋，浙江仁和人。明季诸生，人清淡于进取，家居潜修，足迹不出百里，隘屋短垣，恬如也。康熙十八年，以博学鸿儒被征，称疾不赴。大吏促之，舆床诣有司验疾，乃得免。康熙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九。所著有《性理大中》、《教养全书》、《潜斋集》等二十八种。于诸经亦多有著说。撝谦生平不喜陆王之学，大体宗法程朱，然亦不尽同。尝与陆陇其两会于武林，与论学术源流，陇其颇推许之，而谓“潜斋论太极，颇与程朱牴牾，余不敢从；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穷理格物为本，谨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经传”《三鱼堂丈集·王学考序》。故撝谦乃学朱子而不拘守者也。撝谦同县友人有沈昀者，字朗思，少年尝从学刘宗周。甲申变后，弃诸生而致力实学。家贫清苦自守，不轻取人。尝累日绝粮，采阶前马兰草食之。或馈米，昀方宛转推辞间，遂饥仆于地。其人惶恐遁去，既而苏，笑曰：“其意可感，然适以困我耳!”其学以诚敬为本，以适于世用为主。刘宗周卒后，弟子争其宗旨，各有烦言，昀曰：“道在躬行，但腾口说，非师门所望于吾曹也。”《鲒埼亭集·沈先生昀墓碣铭》临卒，门人问曰：“夫人今日之事何如?”昀曰：“心中并无一物，惟诚敬而已。”同上卒年六十三，所著有《士丧礼说》、《宋五子要言》诸书．

三刘源渌

刘源渌字昆石，号直斋，山东安邱人。幼读宋儒语录，笃好朱子书，反复推究，四十余年。主于居敬穷理，于明儒取薛瑄，于清儒取陆陇其，其余则不以为是也。康熙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二。所著有《读书日记冷语》等书。尝自序其学：“始去外物而见身，继去身而见心，继去心而见理。”孙自务《刘直斋传》又言：“学者居敬穷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穷理之功也。”《读书日记》观此可知其功之所在矣。又尝谓：“读书乃身上之用，而人以为纸上之用；居官乃辛苦之时，而人以为快乐之时；衰年正勤学之日，而人以为养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为长进之根，皆可叹也。”《读书日记》数语深有卓见，与漫谈性理而不切体践者，精神相去遠矣。

四朱用纯

朱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江苏昆山县人。清兵破昆山，其父遇害，以故隐居不事举业。家贫，教授里中。有来学者，必先授以《小学》、《近思录》，继进以《四子书》。又恐学者空言无实，作《辍讲语》，反躬自责，语甚痛切。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有将以用纯荐者，力却之。有司举乡饮大宾，亦弗应。康熙三十七年卒，年七十二，所著有《愧讷集》及{大学中庸讲义》，而《治家格言》常人多以为朱熹所作一书，尤脍炙人口。其学确守程朱而以主敬为程，谓：“圣贤之学，无过一敬字，敬犹长堤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毕。变通鼓舞，尽利尽神，希圣希天之学，俱在于是。”彭绍升《朱先生用纯传》用纯生平议论甚为笃实，尝谓：

圣贤之道不离乎事事物物，即事事物物而道在，即事事物物而学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后言学，则离道与事物而二之，亦析学与道而二之矣。……唯即事物而达简易之理，故应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觉其烦难。若舍事物求简易，则虽应一说，接一物，便觉烦难，不胜纷错。同上

言学言道，不离乎事物，用纯之宗旨也。作《辍讲语》以规学者，名其集曰《愧讷集》，皆深以空言为戒之意也。此外清初，接近程朱之学者，尚有李生光字閤章，山西绛州人，少年师事辛全，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编》，卫道之精神颇著、范镐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究心濂洛之书，阐明辛全之学。陆陇其尝通书论学，颇推许之。著有《理学备考》、《五经堂文集》等书、汪佑字启我，号星溪，安徽休宁人。笃好小学、《近思录》。力辟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著书颇多，有《诗传阐要》、《明儒崇正录》、《明儒通考》等、劳史字麟书，浙江余姚人。少读朱子《大学中庸序》慨然有志于道。又读《近思录》，曰：吾师在此矣，自此以程朱为宗。其论学始于不妄语，不妄动，极诸至诚无息，所著有《余山遗书》、李来章字礼山，河南襄城人．尝从孙奇逢、李颐、魏象枢诸人问学。又曾主讲嵩阳书院，官至兵部主事。论学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为主．谓《近思录》为周孔真命脉，学者不从此人手，欲求近道难矣。又言欲为圣贤，须自慎独始。所著有《衾影录》、《礼山文集》等、张鹏翼字蜚子，晚号警庵，福建连城人。四十岁后始见《近思录》，及朱子全书。乃渐治程朱之学。所著有《芝坛日读小记》等、朱泽云字湘陶，号止泉，江苏宝应人。读朱子《语录》，有得；反复不厌．居丧一以朱子家礼为法。著有朱子《圣学考略》，《王学辨》诸书诸人。虽皆笃于躬行，然思想殊无特别可述之处，约略举之，以备补遗而已。

五刁包及东林学派

刁包字蒙吉，号用六居士，直隶祁州人。明天启举人。人清无志仕进，日取《四子五经》及宋元以来诸儒书，反复寻究。闻孙奇逢讲学，甚响慕其言行。既读高攀龙书，大喜曰：“不读此书，几虚过一生!”为主奉之，或有过差，即跪主前自讼。居父丧，哀毁，须发尽白。及母卒，号恸呕血，病数月卒。所著有《易酌》、《四书翼注》、《潜室札记》、《用六集》等书。包生平以谨言行为重，谓：“君子守身之道三：曰言语不苟，曰取与不苟，曰出处不苟。”其学以高攀龙为宗，与同时高世泰往复讲学，当时有“南梁北祁”之称。世泰字汇旃，无锡人，高攀龙从子也。少侍攀龙讲席，笃守家学，晚年葺道南祠丽泽堂于梁溪，与侄高愈等讲习其中，以绍述东林之说。高愈字紫超，攀龙之兄孙也。生平谨言行，植身艰苦，尝言：“士求自立，当自不忘沟壑始。”县人好以道学相诋击，独于愈，皆曰：“君子人也”。所著有朱子《小学注》等书．当时从世泰学者，有张夏、吴慎、施璜诸人。张夏字秋绍，无锡人，世泰殁后，继主东林书院，汤斌为江苏巡抚时，至书院与夏论学，颇韪其说。所著有《洛闽源流录》、《孝经解义》诸书。吴慎子徽仲，歙县诸生，与张夏同受业于世泰，后归歙，会讲紫阳、还古两书院，著有《周易粹言》等三十余种。施璜字虹玉，休宁人，尝从世泰问学于梁谿。讲学务以诚感人。教学者以九容养外，九思养内，当时宗之者颇众。著《思诚录》等书。其时更有顾枢者字所止，一字庸庵，顾宪成孙也。确守家学，于明儒服膺薛胡，而谓陈王不免差失。更谓：“端文宪成主无欲，忠宪攀龙主格物，并直接宋儒云。”更有彭珑者字云客，长洲人，亦服膺高顾之学。其子定求字勤止．以实践为要，以不欺为本，尊崇明七子陈白沙、王阳明、邹东廓、罗念庵、刘念台、黄榕坛，而其精神颇接近姚江矣。

一百三十九  颜元及其门人刘献廷附

一颜元传颜元字浑然，号习斋，父，博野人，蠡县朱翁养为子，遂姓朱，为蠡人。元四岁时，父往辽东，自此音耗绝。八岁就外传吴持明学，持明喜谈兵，能骑射剑戟，元幼时观觇，颇受影响。十二岁母王氏改适，朱翁侧室杨氏已生子晃，于是渐疏元。十四至十五岁之间，惑于学仙之说，已而知仙不可学，乃渐习染轻薄。十九岁忽悟其非，习染顿洗。是年朱翁以讼事出亡，元被逮，而作文倍佳于平时；塾师异曰：“是子患难不能乱，岂常人乎?”未几人庠，而狱事平．因思父，悲不自胜；志欲东寻，以厌于朱翁，不果。作《望东赋》，每朔望节令，必东北向遥拜父，继以哭。二十一岁得纲鉴而阅之，至忘寝食；遂废八股业，绝意科举。二十二岁以贫，为养老计，学医。二十三岁见七家兵书，悦之；遂学兵法，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技击亦学焉。二十四岁，始开家塾，教子弟，名其斋曰“思古”，自号“思古人”。尊陆王，学程朱，屹然以道自任。谓圣人必可学，期于主敬存诚．日静坐八九次，谤毁交集；尝敝衣敝冠出，人望而笑之，不恤也。自此昼勤农圃，夜观书史，至夜分不忍舍，不惧劳伤，二念交争，久之；常先吹灯，乃释卷。二十九岁不得于朱翁，尽以田让晃。意谓仿季札故事耳，不知己非朱氏也。三十岁始与王养粹交王养粹字法乾，蠡县人，有志圣贤，与元为终身至友，相约为日记元自此终身不废，十日一会，考功过。元终身学行，得力于此者甚多。三十四岁遭恩祖母朱媪丧，遵《朱子家礼》，居丧尺寸不敢违。毁几殆，朱氏一老翁，怜而语之，乃知己非朱姓。初居丧，觉《家礼》有违性情者，校以古礼，非是。因悟尧、舜、周、孔之道，在六府、三事、三物、四教；静坐，禅宗也，训诂语录，空言也；自此毅然以明周孔之道为己任。是乃元一生思想变迁之大关键也。三十五岁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乃更思古斋曰习斋。是年学习数，次年学习书射，及歌舞，演拳法，立志为正学。家贫，躬耕行医以自给。三十九岁以恩祖父母皆殁，乃归博野本宗，复姓颜氏。设教里中，从学者日众。四十一岁，李塨亦来问学，执弟子礼。五十自恨曰：“吾初志寻父，以事恩祖不遂。及归宗，又思为父母立一血嗣乃出，今不及待矣!”遂决计寻父，与家人诀，誓不见父不返。东出关外，遍布寻父报帖。历二年，频死者数。异母妹元父录在辽娶妻所生之女见报帖相见，与言父名，瘢痣，年庚，岁月，俱合，已卒。念关禁难以旋榇，乃招魂题主而归，一时远近咸盛称其孝。五十七岁忽感叹曰：“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决意出游，宣传其道。乃南游洛中，与诸儒辨：道不在章句，学不在诵读，必如孔门博文约礼，实学之实行之；一时悦服者颇众。六十岁肥乡郝某，来函问学，且请主漳南书院教事，辞不就。再三请，乃允行。既至，教以读讲作文应时以外，习射、习书数、举石、超距、技击、歌舞等事。门人方踵至，乃为水所阻，规模虽立，未能一一见诸施行。已而归里，年七十卒。所著有《存学编》、《存治编》、《存人编》、《存性编》等书，四存学会所刊行之《颜李丛书》，收罗颇为完备。李塨、王源所纂订之《颜习斋先生年谱》，据元之追录稿，及日记而成，亦为元学精华之所在。

二颜元之习行主义

元叹自来儒者之劳神章句，空谈性理，不惟于世无补，且亦徒耗精力；于是倡为习行之论，使学者注重实习实行，一切章句空谈皆为末务。其言曰：“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实习之。……”《存学编上太仓陆桴亭书》又曰：“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为实也。人之共学，印证诗书，规劝功过，尽有无穷道德，不如大家行一道之为真也。”钟铵《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又尝申明其故曰：“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扦格，一著手算九九数，辄差。王子养粹讲冠礼，若甚易，一习初祝，便差。以是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存学编》卷二《性理评》因又曰：“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总论诸儒讲学》又其劝告门人之言曰：“习行于身者多，劳苦于心者少。”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此皆元一生最要之宗旨也。元对于实习实行之注重既若此，然则其躬行教人者果若何?其言曰：“妄有《存学》一编，复明周、孔六德，六行，六艺六德，六行，六艺，即《周礼》大司徒之‘乡三物’。六德者知、仁、圣、义、忠、和也。六行者孝、友、睦、婣、任、卹也。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而于六艺尤致意焉。”《习斋记余大学辨业序》由此可知元一生所重者六艺也。至其所以特重六艺之故，元尝申明其理由曰：“谓六艺是六德之作用，六行之材具也。”《大学辨业序》盖元生平所揭橥以为学者，曰《周礼》大司徒之《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也，今既以六艺足以代表六德，六行，故理应特重焉。元更推本圣人创造之意，以说明六艺之要曰：“圣人知人不习义理，便习闲事，所以就义理作用处，制为六艺，使人自习熟之。若只在书本上觅义理，虽亦羁縻此心，不思别事，但放却书本即无理会；若直静坐，劲使此心熟乎义理，又是甚难，况亦依旧无用也。”《存学编》此仍申述“六艺为六德作用，六行材具”之意，而谓其于无形之中，足以有益涵养也。此外尚有二点使元注重六艺者，即经济思想与主动之观念也。清初学者皆富有经济思想，而元则此种精神尤著，故生平论学，皆既然有匡时救世之志。六艺者，古圣之遗教也，元盖欲取之以救自来学者空冥无物之失，而期为有用有事之学焉。观其攻击宋明理学之言，即可知矣元生平提倡“必有事”“必有物”皆此意也。元更因宋人主静之反动，发而为主动之思想，其言曰：“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瞳’。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言行录》卷下又曰：“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益自信其考前圣而不谬，俟后圣而不惑矣。”《言行录》卷下若是之论，习斋集中尚多，皆欲以动学代静学者。其注重六艺，盖欲借之以习动焉耳。此亦元一生主张之根本观念也。且元一生未尝以空言立教，凡所言皆期实行；居平帅门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习礼、习乐、习射、习书数，究兵农，水火诸学，皆以六艺为正规。又其晚年主教漳南书院也，定教学之计划曰：

今元与诸子力砥狂澜，宁粗而实，勿妄而虛。请建正庭四楹曰：习讲堂。东第一斋西向，膀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东向，膀曰：“武备”，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陈，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东第二斋西向，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西第二斋东向，曰“艺能”，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为院门，……门内直东曰：“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直西曰“帖括斋”，课八股举业，皆北向。以上六斋，斋有长，科有领，而统贯以智仁圣义忠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元将与诸子虚心延访。互相师友，庶周孔之故道在斯，尧舜之奏平成者，亦在斯矣。置“理学”“帖括”北向者，见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为时制；俟积习正，取士之法复古，然后空二斋。《习斋记余漳南书院记》

此可谓元一生主张之具体表现，其各斋之组织，各科之分配，欲举一世有用之学而尽教之，俨然具有近世大学之雏形矣。当专制科举时代，乃有此种特别之思想与规划，诚为教育史上极重要之事实。惜规模虽立，未克一一见诸实行，吾人乃不得见其结果为深憾耳。

三颜元对于宋学之革命

颜元三十四岁以前，尊程、朱、陆、王之学，日事静坐读书。是岁以后，一变而注重习行，乃与宋学水火不相容矣。元一生攻击宋学之言甚多，惟要旨亦不出四端：一、谓宋人近禅，与儒者气象不同；二、谓宋人注重读书，与古人实学不同；三、谓宋人所学无用，与古人有用之学不同；四、谓宋人论性宗旨，与孔孟性善之旨不同。今略举其说于下：其论宋人之近禅曰：

至宋而程朱出，乃动谈性命，相推发先儒所未发，以仆观之，何尝出《中庸》分毫?但见支离分裂，参杂于释老，徒令异端轻视吾道耳。……是以当日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但仿佛口角，各自以为孔、颜复出矣。至于靖康之际，户比肩摩，皆主敬居静之人，而朝陛疆场无片筹寸绩之士。朱子乃独具只眼，指其一二硕德，程子所许为后身者，曰：“此皆禅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实近禅，故徒见其弊，无能易其辙，以致朱学之末流，犹之程学之末流矣．以致后世之程朱，皆如程学朱学之末流矣，长此不返，乾坤尚安赖哉?《存学由道》

又曰：“程子辟佛之言曰：‘弥近理而大乱真’；愚以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试观佛氏立教，与吾儒之理，远若天渊，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适燕适越之异其辕，安在其弥近理也?”《存学编性理评》又曰：“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习斋记余未坠集序》此皆论宋儒之近禅者也以上只引论程朱之说，其论陆王处多散见；参阅《习斋记余》与孙钟元陆桴亭两书即可明其大旨。惟宋儒近禅之处究何在乎?元尝为之说曰：“程朱与孔孟体用皆殊：居敬孔子之体也，静坐惺惺，程朱之体也；兵农礼乐，为东周孔子之用也，经筵进讲，正心诚意，程朱之用也”《年谱》卷下。又申论之曰：“周、孔以六艺教人，载在经传，子罕言天命，不语神，性道不可得闻，予欲无言，博文约礼等语，出之孔子之言及诸贤所记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见也，专肄力于讲读，发明性命，闲心静敬，著述书史，伊川明见其及门皆入于禅而不悟，和靖自觉其无益于世而不悟……至于朱子追述，似有憾于和靖，而亦不悟也。”《存学》卷二此盖论宋儒心性静坐之学，与孔孟不类，而实出于禅家者也。元更进一步，明指宋人气质性恶之说，乃本之禅家曰：

程子云：“论性论气二之，则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稟有然也。”朱子曰：“才有天性，便有气质，不能相离。”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恶?所谓恶者，气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隐为佛氏六贼之说浸乱，一口两舌，而不自觉。”《存性编驳气质性恶》

又曰：

魏晋以来，佛老肆行，乃于形体之外，别状一空虛幻觉之性灵，礼乐之外，别作一闭目静坐之存养；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内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内丹也；借《四子五经》之文，行《楞严参同》之事，以躬习其事为粗迹，则有以气骨血肉为分外，于是始以性命为精，形体为累，乃敢以有恶加之气质，相衍而莫觉其非矣。贤如朱子，而有气质为吾性害之语，他何说乎?《存性编性理评}

此其说之最深切著明者也；其他《存学存性》及《言行录》中，评论宋儒近禅之处实多，学者任取一节览之，即见其言之谆谆矣。至其排斥宋儒过视读书之论，已散见前引各节中；兹更略举数端以证之，其言曰：“试观两宋及今，五百年学人，尚行禹、益、孔、颜之实事否?徒空言相续，纸上加纸，而静坐语录中有学，小学大学中无学矣；书卷两庑中有儒，小学大学中无儒矣。”《习斋记余大学辨业序》又论朱熹曰：“卑汉唐之训诂，而复事训诂，斥佛老之虚无，而终蹈虚无；以致纸上之性天愈透，而学陆者愈进支离之讥，非讥也，诚支离也。”《存学》卷一此皆明攻宋儒读书之学者也。至其批评宋儒所学之无用曰：“宋、元来儒者，却习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岂若真学一复，户有经济，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泽乎?”《存学》卷一又曰：“有宋诸先生讲读之余，继以静坐，更无别功。然师弟之间，往往以圣贤相推许。唐虞三代之盛，亦数百年而后出一大圣，不过数人辅翼之，若尧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颜曾，直如彼其难。而出必为天下建平成之业，处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断无有圣人而空生者!况秦汉后千余年间，气数乖薄，求如子路冉有尚不可得，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尧孔，六七禹颜，而乃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矣。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相可将之材，两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玺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乃如此乎?”《存学》卷二宋人好以圣贤相标榜，故元亦以此反讥之；虽语意稍激，然宋儒之不能扶危定难，则诚事实，亦无怪其出此反对之语也。元又尝言：“吾读《甲申殉难录》至“隗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淒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久之!”《存学卷》二盖皆深感宋儒所学之无用，而发此太息之言者也。其辟宋儒气质性恶之说曰：“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譬之目矣，眶疱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疱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疱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若归咎于气质，是必无目而后可全目之性矣。”《存性编驳气质性恶》又曰：“孟子一生苦心，见人即言性善；言性善，必取才情故迹一一指示，而直指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明乎人不能作圣，皆负此形也。人至圣人，乃充满此形也，此形非他，气质之谓也。以作圣之具，而谓其有恶，人必贱恶吾气质，程朱敬身之训，又谁肯信而行之乎?”《存性编棉桃喻性》其意盖以性与气质皆人身所固有，无善恶之可别；人之为善，扩充其自然可矣。若谓气质有恶，是则戕贼其为善之体，与践形之旨背矣。故其答或人“变化气质”之问曰：“变化气质之说是戕贼人以为仁义也；吾性所自有，吾气质亦所自有，皆天赋之我；无论清厚浊薄，半清半厚，皆当扩而充之，以尽我本有之性，尽我气质之能”；《言行录》卷下因又以棉桃为喻，发挥其对于性之意见曰：

天道浑沦，譬之棉桃，壳包阴阳也；四辦元亨利贞也；轧弹纺织，二气四德流行以化生万物也；成布而裁之为衣，生人也；领袖襟裾，四肢五官百骸也，性之气质也；领可护项，袖可藏手，襟裾可护前后，即目能视，耳能听，子能孝，臣能忠之属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事，岂有他哉?不得谓棉桃中四辦是棉，轧弹纺织是棉，而至制成衣衫，即非棉也．又不得谓正幅直缝是棉，斜幅旁杀即非棉也。如是则气质与性，是一是二?而可谓性本善，气质偏有恶乎?然则恶何以生也?则如衣之着尘触污，人见其失本色而厌观也，命之曰“污衣”，其实乃外染所成。有成衣即被污者，有久而后污者；有染一二分污者，有染三四分，以至什百全污，不可知其本色者；然只须烦涤以去其染浊之尘污已耳。而乃谓洗去其襟裾也，岂理也哉?是则不特成衣不可谓之污，虽极垢敝，亦不可谓衣本有污。但外染有浅深，则有难易，若百倍其功，纵积秽可以复灭；如莫之为力，即蝇点亦不能复素；则《大学》明德之道，曰新之功，可不急讲欤?《存性编棉桃喻性》

以棉桃为喻，证明性与气质本为一体，无善恶之可分；人之有恶，皆由习染而来，犹衣之有污，乃外染尘秽，非衣之本质有污也。其论性宗旨大率类此，皆与宋儒气质性恶之说相反也。综上述四种之论，元对于宋儒尝为概括之判语曰：“宋儒谓是集汉、晋、释、老之大成者则可，谓是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存学编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因此其生平批评宋儒之语，皆持绝对严正的攻击状态而不少假借上引各节皆可窥见，其论有云：“宋儒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微；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观世人之醉生梦死奔忙放荡者，诚可谓大儒气象矣!”《存学》卷二又曰：“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宋人兼之，鸟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赢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习斋记余寄桐乡钱生晓城书》其锋芒峻露若此，对于宋儒实已公然树革命之帜矣．

四颜元对于汉学之革命

读书传注之学，常人所谓汉学者也。元对于宋学之革命精神，已如上述矣，至其对于汉学，则亦在其绝对反对之列，其言曰：“书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读书之祸，读书者自受其祸；而世之名大儒者，方且要读尽天下书，方且每篇三万遍，以为天下倡；历代君相方且以爵禄诱天下于章句浮文之中；此局非得大圣大贤不能破矣。”《言行录》卷上又曰：“后儒以文墨为文，虚理为礼，将博文改为博讲博著，不又天渊之分矣。”《年谱》卷下又曰：“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论讲学》又曰：“诸儒之论在身乎?在世乎?徒纸笔耳!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习斋记余未坠集序》其反对读书之言，大率类此。综合其生平反对之理由，可分两点：一者谓读书虽可以为习行之佐证，而实无当于习行；一者谓读书徒耗精力反有害习行也；盖皆仍本乎习行之旨以立言者也。其论读书无当于习行曰：“经传，施行之证佐；全不施行，虽证佐纷纷，亦奚以为?”《存学》卷二又曰：“书之文字固载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车载人，车岂是人?”《年谱》卷下又曰：“《四书》诸经，群史百氏之书，所载者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然但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为求道之功，则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灵，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存学》卷三又曰：“譬之于医；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万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为粗不足学；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存学编学辩一》此皆辟世人过重读书之谬者也，至其论读书之耗损精力曰：“人之精神无多，恐诵读消耗，无岁月作实功也。”《存学编》卷二又曰：“纸墨之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年谱》卷下又曰：“用实功，惜精力，勿为文字耗损。”《年谱》卷下又引例以证明之曰：

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巨也。吾友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法乾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已病无虚日。虽今颇知愤恨，期易辙而崇实，亦惴惴恐其终不能胜任也。况今天下冗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存学》卷三

其生平反对之论，大都不出上举二项理由；而其所发之言，皆激昂彻底，绝无商量之余地。与其反对宋学之态度，同具有革命之精神也．

五颜元救世之精神

元生平最恶说话著书之空虚，故所言皆期一一见诸事实，而以天下生民为己责，绝不稍自菲薄；其救世精神之显著，颇有类于墨家之苦行主义。尝曰：“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存学编》卷二又曰：“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年谱》卷下又其自期明道之言曰：“历代之消可自今日长，历代之衰可自今日盛，历代之降可自今日升。”《大学辨业序》此其精神之卓荦，诚有不可一世之慨，亦可见其绝无推诿之态矣。又尝曰：“灾儒今之尧、舜、周、孔也，韩愈辟佛几至杀身，况敢议今之尧、舜、周、孔乎?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发州决杖，况敢议及宋儒之学行品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惧一身之祸而不言，秀气数于终误，置民物于终坏，听天地于终负，恐结舌安坐，不援沟渎，与强暴横逆内人于沟渎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习斋记余·上太仓陆俨亭先生书》此种只知真理，不畏威权之精神，最可钦佩；正今日所宜取法者也。且明知其祸，而甘冒其危，其救世之精神，益显著矣。

六李塨  

颜元门人之最著者，曰李塨、王源，而塨尤称颜氏嫡传焉。塨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人。父明性字洞初，号晦夫，学者称孝慤先生，颜元尝从之问学，深尊视之。塨八岁人小学，父教之学幼仪，读经书。少年多病，然未尝废读。二十一岁慕颜元之学，与邢台李毅武同访元，深以“学习六艺”之说为然，乃执弟子礼。翌年起，作日谱，习礼习数。又以力田不足养亲，乃习医卖药。二十三岁，始设教，修学规以示从游。次年从颜元如献县拜王五公问学，颇慕其为人。又二年，遭父丧，日夜恸哭，成疾。二十九岁入京主馆，从学颇众。旋以养亲故，辞归。是年更应齐燧之聘，教其弟；定每日三分商治道，三分究经史，一分理制艺，一分习医，而以省身心为之主。三十二岁或勉以应试，是年中顺天乡试。已而悟曰：“举业聪明，则世事不聪明；时文不庸腐，则世事庸腐；甚矣；时文之害世也!”自此遂绝意举业。三十七岁，应桐乡故人之请，乃南游。每止宿必访学者，经淮安、扬州、瓜州、镇江、太湖等处，抵桐乡。复游西湖杭州等地，与诸人论学。归后，思想大进。次年如京主馆，九月复如浙。十一月往杭州谒毛奇龄问乐，凡三日，尽得旧所传五声、二变、四清、七始、九歌、十二管、并器色、旋宫、诸遗法。且能正奇龄乐书讹谬。奇龄大惊，叹曰：“年七十五，不意遇此奇士!”乃出所著请勘定；今所传《毛西河全集》，塨亦曾参与编辑也。四十二岁，由浙北归。经淮安，访阎若璩论学。是年初晤王源，论学甚契。更交万斯同胡渭等于京师。曾赴斯同讲会，讲三代以及元明制度，听众甚契。次年，万斯同为绍介于尚书王鸿绪，谋延馆其家，同修《明史》，辞不就。四十五岁在京始晤方苞。次年郾城令温益修，请塨往理钱谷，乃之郾城。已而闻颜元卒，大恸；乃北归，理其丧。过汴晤窦克勤论学。次年复之郾城，既而辞归。五十一岁以富平令杨慎修敦请往助刑名，不得已西行。至则劝慎修选乡保，练民兵，旌孝弟，重学校，开水利，慎修亦甚纳其言，政声颇著。陕人以秦中风俗渐浇，拟请讲学；塨谢曰：“变风俗不以实政，而以空言乎?”力辞之。在陕年余，察慎修终不足与有为，乃辞归。六十岁，被选通州学正，雅不欲就。人多劝之，乃之任；已而以病去职。次年，家居叹曰：“思身已衰矣，行道无望矣!广布圣道，传之其人，是余责也。南方学者，多有兴起，当往观之。”于是慨然有南迁之意。适方苞以《南山集》狱，编旗下，将北居，欲以南方田赠塨，塨拟即以北方田宅易之。遂南下，相田宅是行得见梅文鼎，已年八十矣。次年北旋，先遣子长人南行。已而遭母丧，而长人亦在中途病卒，叹曰：“天意不使南下也，已矣!”自此家居，不复远游，从学者日众。塨年虽老，而志气不衰；日以行道为己责。生平黎明早起，终身弗懈。自师颜元后，习礼学琴，学射骑，学书，学乐，日以昌明古道为己任，而于后进之奖进，尤三致意焉。所著《有大学辨业》、《小学稽业》、《圣经学规纂》、《周易传注》、《大学传注》谓格物之物即《周礼》大司徒之乡三物，当时皆以为新颖、《恕谷集》等书，《颜李丛书》中收录略备。塨生平论学之旨，与颜元大体相同；且于元所注重之六艺，更能考订编纂，以存其梗概；对其师有发挥光大之功焉。其反对读书，注重习行之言曰：“读尽《论语》非读也，但实行‘学而时习之’一言，即为读《论语》。读尽《礼记》非读《礼》也，但实行‘毋不敬’一言，即为读《礼记》；故学不在诵读。”冯辰《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一又曰：“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年谱》卷二又曰：“博文即格物，约礼即将所学之文物，而实行之于诚，正，修，齐，治，平也……”《年谱》卷四又曰：“有事习劳，可以养生，可以为学。”年谱卷四此皆颜元之宗旨也。又其论宋儒之言曰：

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周子尝与僧寿涯，道士陈抟往来。其教二程以寻孔颜乐处，虽依附儒说，而虛中玩弄，实为二氏潜移而不觉。二程承之，遂以依稀恍惚者，为窥见性天，为汉唐者所未及。不知汉唐儒者，原任传经，其视圣道固散寄于天下也。宋儒于训诂之外，加以体认性天，遂直居传道，而于圣道乃南辕而北辙矣。于是变旧章者有八：一《太极》：乃《参同契》水火匡廓，三至至精，二图合之，为丹家修炼之用，道藏《真元品》直载之，《易经》无此也。一伪传《河图洛书》：上古《图书》自周骊戎之难，已失；而宋之陈抟乃出二图以误儒者，遂载大《易》之首。《周易玩辞》曰：姚小彭氏谓：今所传载九履一之图，乃《易乾凿度》九宫法。本朝刘牧长民，以为《河图》；而又以郑康成大衍注生数，就成数，依五方图之为《洛书》，伪《关子明洞极经》又两易之，宜世儒有夔魑罔象之讥也。一静坐：《十三经》未有其说，宋儒忽立课程“半日静坐”，则几几乎蒲团打坐之说矣。一教人以性为先：明与圣门不可得闻，不可语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五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此前无所承，凭臆造说者也。《内则》历载学习六艺岁时，《大戴礼》贾谊皆言小学学小艺，大学学大艺；盖礼乐正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长，则习有大小耳。今举其事尽归之小学，至大学乃专以读书明理为务，则遍考三代教法，未之见也。故自居道学而于学误解，以致数百年学术尽误也。一曰良知：《说命》曰：“知之匪艰，行之维艰”，宋儒则以真知为重，言人有真知，所行自然无失，不能行，概是不知。至明王阳明遂专以心源澄澈，诸事可办，创为致良知之说。而今之儒者亦群讥其为禅矣。一立道学名：子贡曰：“贤者识大，不贤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盖世无全局负荷之人，则分寄道者必不可少．  自朱门之道学名，《宋史》遂专立“道学”一传，但取注经讲性天者为道学；而文学如韩欧以为浮华，言语如陆贾以为捷给；德行如陈实、司马光以为木强；政事如萧、曹、房、杜以为粗浅；而道学中遂相率为迂腐无用之学矣。一立书院：古大小学皆称“学”，“书院”之名，自宋始，是专以读书为学矣。《年谱》卷二

又其论朱熹之言曰：“何朱紫阳为陈邵所惑，满腹先天学问，公然尊异端而倍孔子。阐邪说而乱圣经；顾乃俎豆圣庙，为数百儒宗，率天下后世叛孔子之教而不知，岂不可为叹息痛恨!无怪先生颜元谓：程朱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过激而云然也。”《年谱》卷四所论与颜元之说大旨相同，而根本经训，攻击图书，更能补元论之所不及也。且塔生平著书，于阐发六艺之旨外，并皆为之考订规定，使其说于古可征，于今可行，尤为有功于其师门也。颜元时怀行道观念，塨则此种思想亦显。尝谓：“今世如李中孚窦静庵皆卓成一孝弟忠信之人；夫孝弟忠信不出户庭而可为矣，如塨者，窃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则继往开来，责难谢焉。”《年谱》卷三其责任心之富，于此可见矣。

七王源

王源字昆绳，大兴人。少年慕任侠，喜兵法，落落绝世俗。尝从魏禧学古文，自谓左《史》昌黎外，无足重者。年四十游京师，徐乾学方招致天下名士，厚礼之，乃参修《明史》。《明史稿兵志》其所作也。已而与李塨友，得闻颜元之学。一日与塨同榻，中夜呼塨寤曰：“吾自少闻道学，不慊，乃学经济，无所用，学古文，自谓必传于世。近闻吾子言颜先生学，又知文辞亦属枝叶，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业习斋决矣!”乃因李塨之绍介，往谒颜元，执弟子礼；时年已五十六矣。因本颜元之旨，著《平书》十卷，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备，七曰财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罚，十曰礼乐，以发挥其致用之思想。谓之《平书》者，以可为万世开太平也。李塨尝谓：“《平书》若行，一县有百余儒官，有万余练兵，家皆有实，士皆有田；游惰去，异端靖，其庶乎?”冯辰《李恕谷年谱》卷五推崇之可谓至矣。又曰：“颜先生崛起，树周孔正学，躬行善诱，志意甚伟；而传闻不出里闸。王子来学，渐播海内，如吴涵、万斯同、王复礼、郭金城、方苞、谢野臣、陶窳、恽鹤生以名宦闻人传布其说，而道乃日益著。”李塨《王子源传》是又以宣传之效，归功于源也。源晚年漫游江湖，见人不自道姓名，康熙四十九年，卒于淮安。所著尚有《易传》《兵论》等书。

八刘献廷

王源友人曰刘献廷者，富于经济思想，与颜李之学亦颇为近似。献廷字继庄，一字君贤，别号广阳子，顺天大兴人。幼负异稟，落落有大志。十九岁亲殁，弃家而南，隐于吴．旋以乱人洞庭山，学益力。乱定，“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王源《居业堂集刘处士墓表》。已而返大兴，尚书徐乾学聘之修《明史》，得与王源交，最称同志。而于当时同事诸友，多不当意。尝谓：“诸公考古有余，而未切实用。”全祖望《鲒琦亭集》《刘继庄传》盖献廷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至岐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者焉。又尝谓：“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能谓之人!”王源《刘处士墓表》此可见其救世之思想，与豪杰之精神矣。献廷又留心音韵之学，著《新韵谱》，全祖望述其压略曰：

继庄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其悟自《華严》字母入，而参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腊顶语，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证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同时吴修龄自谓苍颉以后第一人，继庄则曰：“是其于天竺以下书皆朱有通，而但略见《华严》之旨者也。”继庄之法，先立鼻音二，以为韵本；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阴阳即上下二平，共十声，而不历喉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而后知腊顶语，女直国书，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为正喉音，而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与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计三十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全祖望《刘继庄传》

今注音字母，采其成法不少。惜此书已不可得，所凭者只此全氏之所言耳。献廷著书今皆散失，所存者惟《广阳杂记》一书耳。

第三十四章  清初之文学

一百四十  总  说

一清初文学之派别

清初经学家之文：黄宗羲长于碑传；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皆倾于考据；而炎武论文以实用为标，尤与普通文人不同。其专以文章显者：在清初则有侯方域、魏禧等，皆明室遗民也。方域宗法韩、欧，才虽高而造诣初不深，往往失之佻小。禧为文主识议，深喜《左传》及苏洵之作，兼富有经世之思想；而亡国遗民之恨，亦时时流露焉。其兄祥，弟礼，皆能文，有“宁都三魏”之目；与同时李腾蛟、彭士望、邱维屏、林时益、彭任、曾灿等，并称“易堂九子”，皆文章知名之士也。同时为唐宋古文者，又有汪琬、姜宸英、邵长蘅等；琬颇工于碑版之作，而气度失之拘谨；宸英步武北宋，魏禧谓其文“在醇肆之间”。长蘅颇工游览之文，论者谓足与侯、魏鼎足为三焉。康熙季年，方苞之名渐著，苞论文主义法，于当世有名诸家，一一皆以义法裁之，不少假借，开桐城一派之先路者也。至其时以骈文名者，则以陈维崧、吴绮、章藻功三人为最著。绮才地稍弱于维崧，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往往遁为别调，故论者谓三人之中，要当以维崧为冠焉。此清初文章家之大略也。至于诗歌，则除经学家不以是擅长外顾炎武、黄宗羲之诗尚佳，其专名者稍前则有钱谦益、吴伟业；稍后则有宋琬、施闰章、王士稹、朱彝尊诸人。谦益称扬白居易、苏轼、陆游，而于明代前后七子，则排斥不遗余力。伟业长于歌行，逸民之痛，亦常寄寓其间，故后人每以诗史目之；惟亦好尚辞华，不免有靡曼之气也。同时有龚鼎孳者，与钱、吴齐名，有“江左三大家”之称，实则风格愈下矣。宋琬与施闰章并称，当时号“南施北宋”。琬遭际坎坷，其诗多有真音；闰章秉性和平，故其诗亦有温柔敦厚之誉焉。王士稹以神韵为宗，盛名满天下，然而流弊亦多。同时朱彝尊以博雅见称，屹然分立南北，主盟诗坛者数十年。此外宋荦、吴雯、汤石曾、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等，皆以诗名，然视王、朱则为次矣。此清初诗家之大略也。此外以词名者，除朱彝尊颇为著称外，又有宋征舆、钱芳标、顾贞观、纳兰性德、彭孙通、沈丰垣、李雯、陈维崧等九人，与王士稹合称“前十家”。十家中以性德较为秀拔，而维崧亦与彝尊齐名，有“朱陈”之目。至其时之工曲者，则以孔尚任、洪昇二人为最著。尚任有《桃花扇》，昇有《长生殿》，均能描画动人，超出尘表。李渔虽为清初传奇第一作者，然不逮孔、洪远矣。至小说作者，《红楼梦》之前《红楼梦》作于乾隆时代，本章不述，则当以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为第一。其书讪笑举业，怀疑礼教，刻画人情，处处活现；令人览之而不忍释手。至于蒲松龄之《聊斋志异》，鬼怪离奇，雕斯文墨；已为家喻户晓之书。有推崇其《醒世姻缘》者，则纯因用白话文耳。

二清初文学家之特点

清初文学家之特点，可以下列二层略明之：

一、唐宋之崇尚  明代宏治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嘉靖七子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宗臣、梁有誉、谢榛、吴国伦皆提倡复古，欲返乎秦汉者也。清初自钱谦益等攻击明代七子后，秦汉之复古，又渐变而为唐宋之规模矣。故其时文人如侯方域，则宗法韩、欧者也；魏禧则宗法苏洵者也；其他如汪琬、姜宸英、邵长蘅等，亦莫不以唐宋为指归焉。至于诗人，则钱谦益宗白、苏，吴伟业仿元、白，王士稹宗王、孟；其他诗人亦无不以唐代为止境者。是可见当时文学对于唐宋之崇尚矣。夫清初经学理学之返乎唐宋也，前已言之矣；而其时文学之现象，亦复如此，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

二、文格之蜕变  清初文人虽多崇尚唐宋，而一般之文格，实已渐趋蜕变；经学家倾向考证，其文格日趋朴实，试取清初经学之著作，即可知其已与平常不类；而阎若璩之《尚书古文疏证》，则其尤显著者也．若就狭义之文学本身言之，自方苞义法之说盛，其文格亦与前不同矣。故清初之文学，虽未至如中叶之另成一格，然实亦酝酿蜕变之时期也。

一百四十一  文  章

一侯方域

侯方域字朝宗，号雪苑，河南商丘人。幼随父官京师，习知朝事，能别白士大夫贤否；颇以节概自勉。二十二岁应试南京，得交陈贞慧、吴应箕及南中诸名士。阮大铖屏居金陵，谋复用；诸名士作《留都防乱揭》檄其罪，大铖恚甚，然无可如何。知方域与二人善，欲因侯生以交于二人，因属其客来交欢，方域弗与通。又尝与诸名士宴集，纵论天下事，语稍及大铖，击手詈骂不绝；大铖闻之，大怒，而恨三人尤甚。甲申拥立福王，大铖骤得志，兴大狱，欲尽杀方域等。方域夜出走，渡江依高杰得免。入清隐居不出，顺治十一年卒，年三十七。所著有《壮晦堂全集》《四亿堂诗集》与《文集》两种。初方域放意声伎，已而悔之，始发愤为诗歌古文。其文大抵宗法韩欧，而长于叙事。感于明季之时势，发之于文，颇有不平之气；而以明室遗民，亡国之恨，间亦流露于字里行间焉。惜享年未久，成就未闳，所为终不免以才胜也。

二魏禧

魏禧字叔子，一字冰叔，江西宁都人。幼豪达，负才略，甲申之变，谋从曾应遴起兵，不果。入清隐居翠微峰，专肆力于古文。士友稍稍依之，李腾蛟、彭士望、邱维屏、林时益、彭任、曾灿等渐至。禧兄祥，弟礼，亦精文学；相与讨论观摩，以文章节概相淬励，于是名震一时，即世所谓“易堂九子”也。禧年四十后，出游，涉江淮，逾吴越，思广接天下奇士；闻有隐逸道德之士，则崎岖山水，必造访请益。于吴门交徐枋、全俊明，西陵交汪讽，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毗陵交恽日初、杨璃，方外交药地、槁木：皆遗民也。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禧亦被征，以疾辞。有司督趣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医药；抚军某疑其诈，以板扉舁之至门，禧絮被蒙头，卧称病笃；乃放归。又二年卒，年五十七。所著有《叔子集》、《左传经世》等书。禧好读史，尤喜《左传》及苏洵之文，其为文主识议，凌厉雄迈，不屑规模。且时抱遗民之戚，志存恢复；遇节烈奇士，则益感慨激昂，摹画淋漓，故其所为新乐侯刘文炳及大铁椎诸传，皆有奇侠气，为今人所喜讽诵者也。禧更富有经世思想，尝谓：“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故读书不足经世，则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经世之务，莫备于史，禧尝以《尚书》史之大祖，《左传》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尽于《书》，而古今御天下之变备于《左传》。……禧尝指谓门入学《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诵如流，原非所贵，其不能对，亦无足凭；此盖博士弟子所务，非古人读书之意。善读书者，在发古人所不言，而补其未备；持循而变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山效，故足贵也。”《左传经世自序》此亦感于时势所发之思想，清初学者，往往然也。

三汪琬

汪琬字苕文，号钝庵，学者称尧峰先生，江苏长洲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余暇无时不以古文自娱；与龚鼎孳、李天馥、王士稹、陈廷敬、宋荦、刘体仁、董文骥等，时以诗文相切劇。后以病免归，居尧峰山，读书不懈。康熙十七年，陈廷敬等以琬应博学鸿儒之荐，授编修，与修《明史》。在史馆六十日，撰史稿百七十五篇；后以病乞归，仍居尧峰，读书不倦，曰：“吾老犹冀有所得也。”康熙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七。所著有《钝翁前后类稿。续稿》等，今通行者曰：《尧峰诗文钞》，琬所手定者也。琬性卞急，遇意所不可，辄攘臂争；即诗文得失，亦不少假借；是以当时相传“钝翁喜骂人”，颇不直之。其文大抵宗法欧阳修归有光，颇工碑版之作；惟拘于法度，用笔甚不自由，颇鲜生动之意趣。袁枚谓其“原本六经，复正轨辙，乃儒者之文也”；则亦有意奖之之辞耳。

四姜宸英及何焯

姜宸英字西溟，一字湛园，浙江慈溪人。少工诗古文词，精书法。被荐纂修《明史》，屡试皆以违科场规不第。徐乾学罢官归，犹领修《一统志》，宸英参志事，相从；连蹇不得志者累年。康熙三十六年，始成进士，而宸英已年七十矣。已而以顺天乡试事牵连死狱中，举朝知其冤，而未及救，时论惜之。所著有《江防总论》、《海防总论》、《湛园集》等。宸英少习古文，年七十犹矻矻不休，绩学勤苦，用力颇深；故其成就亦颇为醇实。其论文以为周秦之际，莫衰于《左传》，而盛于《国策》，闻者[馬戒]之。其文闳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意。魏禧尝曰：“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苕文醇而不肆，姜西溟在醇肆之间。”当时颇以其论为然。康熙中文人，复有何焯者，字屺赡，晚号茶仙，江苏长洲人。先世曾以义门旌，学者称义门先生。少读书数行齐下，为文才思横溢，性尤耿介。康熙二十四年拔贡，的徐乾学翁叔元方收召海内新进，焯亦及其门。及叔元承要人案即指明珠指劾汤斌，举朝愤之，莫敢讼言其非；独姜宸英移文讥之，焯亦遗书请削门生籍，天下快焉。四十一年圣祖南巡，李光地以焯荐，明年赐举人，复赐进士，直南书房，《啸亭杂录》云：“义门先生值南书房时，尝夏日裸体坐，仁皇帝骤至，不及避，因匿炉坑中，久之，不闻御音，乃作吴语问人曰：‘老头子去否?’上大怒，欲置之法，先生徐曰：‘先天不老之谓老，首出庶物之谓头，父天母地之谓子，非有心诽谤也。’上大悦，乃舍之。观此，亦可见焯性之佻达与警辨矣。”寻命侍读允禩，后即以党于允禩得罪详见第九十九节。康熙六十一年卒，年六十二。初，焯选刻《四书文行远集》，又选《历科程墨》，海内五尺童子，皆知其名。又尝校刊诸书，订其讹谬；而《两汉书三国志》尤精。凡有评识，必洞彻其表里，通核其时势利病，无一语无根据，故其所评诸书，多为世人所重云。焯论文与方苞不合，苞最恶钱谦益，而焯颇右之，谓自牧斋后，更无人矣。然苞有作，必问其友曰：“义门见之否?义门能纠吾文之短者，如有言，乞以告我!”焯殁后，世或以兼金购所阅经史，估人多冒其迹以求售，于是何氏伪书颇杂出。邑人蒋维钧刻其《读书记》五十八卷行于世。

五邵长蘅

邵长蘅字子湘，自号青门山人，江苏武进人。少聪颖，有奇童之名。累试不得志，乃淡于举业，潜心古文之学。后客游京师，会开博学鸿儒科，海内之士，如施闰章、汪琬、陈维崧、朱彝尊等皆集京师，时相过从。旋入太学，再应顺天乡试，报罢。归乃寄情山水，放意游览，不复留意功名，而其学亦日进焉。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八。所著有《青门集》。宋荦尝为之序云：“本朝韦布之以古文名其家者：商丘侯氏，宁都魏氏已耳；山人指长蘅起孤生，不藉家世党援，刻苦踔厉，与之后先揖让于坛坫之上，如鼎三足。然叔子雅不以诗名，朝宗力追北地，而蹊径未化；山人格高气遒，尝观海市于芝罘，穷炎涨于扶胥，而诗益雄肆奇伟，卓然成一家言；是又二氏之所瞿然退舍也夫!”其推挹可谓深至．当时王士稹称“其文为荆川后一人”，汪琬亦谓“其人品似陆鲁望，文章似柳子厚。”亦皆深表敬重之意也。长蘅尝谓：“吾之学既成，无论其为汉魏六朝，为李杜，为三唐，为宋，元，明人之诗，皆可使之就吾之炉冶，而不能为吾病；吾之学未成，无论其学汉魏六朝，学李杜三唐，及宋、元、明皆足以病吾，而未必有当于诗；何则?其自得者鲜也。”此种不专主模仿之见解，高出于以毕肖古人者远矣。

六方苞

方苞字灵皋，学者称望溪先生。先世居桐城，曾祖以后，始寄籍上元。康熙四十五年进士，五十年以《南山集》之狱，牵连论斩；李光地力救之，从宽免死，隶旗籍。康熙帝颇知其文学，特命入直南书房。六十一年命为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赦归籍。十一年擢内阁学士，以足疾辞。寻充《一统志》总裁。十三年充文颖馆副总裁。乾隆朝，擢至礼部侍郎。廷臣多迂其所为，而恶其多言，遇事多梗其议，且相与发其私事；因得罪削官，令在三礼馆修书赎罪。苞以年近八旬，时患疾病，乞归。乾隆十四年卒，年八十二。所著今有《方望溪全集》文集，及其说经之书，均在内。苞生平治经，颇有心得，而尤精《三礼》，其文集杂著说经之处亦多；惟在清代经学中则为别派，故人不之称。后人称之者，多以其文。其论文以义法为主，开桐城派之先声者也。其所谓义法者：一、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二、凡所涉笔，皆有六籍之精华；三、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而其为文大抵上规史汉，下仿韩欧，不肯少轶于规矩之外。虽大体雅洁，而变化太少，终不能屏去模拟，自辟门户，是其短也。苞又尝与姜宸英等论行身祈向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故其生平常有藉文章以润色理学之见解；自后桐城派绍述其说，亦每自托于因文见道之流，以吾人今日眼光观之，直文学之障而已。以上所述，皆散文家也。其以骈文名者，有尤侗字同人，号悔庵，晚号艮斋，长洲人，著有《鹤栖堂文集》，《西堂杂俎》，世称西堂先生、吴兆骞字汉槎，江南吴江人、吴绮字园次，著《林蕙堂集》、陈维崧字其年，一字迦陵，宜兴人；有《陈检讨四六集》二十卷、章藻功字岂绩，著《思绮堂集》等，或摹拟古人，或故创新巧，在清初足备一格而已。

一百四十二  诗  歌

一钱谦益与吴伟业（龚鼎孳閻尔梅附）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自号蒙叟，又称东磵老人。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历官至侍郎。福王时为礼部尚书，顺治二年降清，授礼部侍郎，署秘书学士，未几引疾归里。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杜诗注》、《吾灵集》等书。乾隆三十四年，以《初学集》、《有学集》多有诋谤清人语，严旨焚毁；清末始复有印行者现时流传者，更有《钱牧斋文钞》，系国学扶轮社印行。谦益论诗，称扬白居易、苏轼、陆游诸人，而于明代李、何、王、李概挥斥之；余如二袁，钟、谭更在不足齿数之列，一时靡然宗之。虽其人格为后人所鄙，实亦清初开风气之人也。陈静秋女士谓“牧斋之诗，气魄雄厚，而于悲愤忧思之际，尤能感慨淋漓，见于楮端”见《清初三大诗家》。凌风翔谓：“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首，诗人之冠冕也!”《初学集序》谦益亦颇重诗史之义，尝云：

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恸西台》，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冱寒，风高气栗，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压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钱牧斋文钞胡致果诗序》

其《投笔集》有《秋兴诗》百余首，几全为郑成功而作。如《金陵秋兴》八首云：

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僎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扫穴金陵还地脉，埋胡紫塞慰天心。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持[石甚]！

杂虏横戈倒载斜，依然南斗是中华，金银旧识秦淮气，云汉新通博望槎。黑水游魂啼草地，白山新鬼哭胡笳。十年老眼重磨洗，坐看江豚蹴浪花。

大火西流汉再晖，金风初劲朔声微，沟填羯肉那堪脔!竿挂胡头岂解飞!高帝旌旗如在眼，长沙子弟肯相违。名王俘馘生兵尽，敢道秋高牧马肥?

九洲一失算残棋，幅裂区分信可悲。局内正当侵劫后，人间都道烂柯时。住山狮子频申久，起陆龙蛇撇捩迟。杀尽胡夷才敛手，椎枰何用更寻思?

壁垒参差叠海山，天兵照雪下云间，生奴八部忧悬首，死虏千秋悔入关。箕尾廓清还斗极，鹑头送喜动天颜。枕戈席槁孤臣事，敢拟逍遥供奉班!

戈船十万指吴头，太白芒寒八月秋，淝水共传凤鹤警，台城无那纸鸢愁。白头应笑皆辽豕，黄口谁容作海鸥。为报新亭垂泪客，好收残泪览神州!

铃索频传航海功，秋宵蜡炬井梧中，冯夷怒击前潮鼓，飓母欢催后鹚风。蛟吐阵烟掀浪黑，猩殷袍血射波红。秦淮卖酒唐时女，醉倒开元白发翁。

金刀复汉事逶迤，黄鹄俄传反复陂，武库再归三尺剑，孝陵重长万年枝。天轮只傍丹心转，日驾全凭只手移。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史诗汗青垂!

原注谓永历十三年己亥七月初一日作。又《后秋兴》八首云：

王师横海阵如林，士马奔驰甲仗森。戒备偶然疏壁下，偏师何意溃城阴!凭将按剑申军令，更插鞾刀警士心。野老更阑愁不寐，误听刁斗作秋[石甚]。

羽檄横飞建旆斜，便应一战决戎华。戈船迅比追风骠，营垒高于贯日槎。编户争传归汉籍，死声早巳入胡笳，京江夜报南沙火，簇簇银灯满盏花。

龙河汉帜散沈晖，万岁楼边候火微，卷地楼船横海去，射天呜镝夹江飞。挥戈不分旌头在，反旆其如马首违．凿齿逃秦思异日，重收魂魄饱甘肥。

由来国手算全棋，数子抛残未足悲。小挫我当严儆候，骤骄彼是灭亡时。中心莫为斜飞动，坚壁休论后起迟．换步移形须着眼，棋于误后转堪思。

两戒关河万里山，京江天堑屹中间，金陵要奠南朝鼎，铁瓮须争北固关。应以缕丸临峻坂，肯将传舍抵号颜．荷锄父老双垂汨，愁见横江虎旅班．

吴侬看镜约梳头，野老壶浆洁早秋。小队谁教投刃去?胡兵翻为倒戈愁。争言残寇同江鼠，忍见遗黎逐海鸥!京口偏师初破竹，荡船木柹下苏州。

十载倾心一旅功，御枪原庙梦魂中，每思撒豆安营垒，更欲吹毛布雨风。淮水气连天汉白，钟离云捧帝车红。南宫图颂丹铅在，辜负秋窗老禿翁。

艰难恢复势逶迤，蚁穴何当溃泽陂，驼马已临迤北路，炮车犹护向南枝。云惊犀象牙方长，雨送蛟龙宅屡移，最喜伏波能振旅，封侯印佩许双垂。

原注谓永历十三年八月初二日闻警而作。盖成功为牧斋门人，当其提师北伐，进至金陵，遗民父老，莫不箪食以迎，喜复见汉官威仪也。乃以戒备偶疏，偏师遽溃，一着之差，影响大局，翩然出海，振旅南还。人民属望中兴，一时为之幻灭，孱颜垂泪，愁苦可知。然牧斋仍以“临分执手语逶迤，白日精心似此陂，一别正思红豆子，双栖终向碧梧枝，盘周四角言难罄，局定中心誓不移……”孝子忠臣看异代，杜陵诗史汗青垂”期之。情挚言切，则亦诗史之微义耳。牧斋虽有贰臣之羞，但瞿式耜死节于桂林牧斋有《哭桂林相公》诗百余韵，郑成功辟疆于海外，皆其门人，与通声气。故牧斋仍用明正朔，以示不帝秦之意，其用心亦良苦矣。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少年曾从张溥游，才华艳发，盛称一时。二十三岁，中崇祯辛未进士，授编修，明亡，退居林下。顺治中，有司荐之，力迫入都，不得已乃就道。官国子祭酒，后请假归。康熙十年卒，年六十三。将卒，谓家人曰：“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吾性爱山水，葬吾于灵岩邓尉间，碣曰：‘诗人吴梅村之墓足矣!”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所著有《梅村集》四十卷，诗十八卷，诗余二卷，文二十卷。诗集有单行本，湖北书局版为佳、《乐府杂剧》、《绥寇纪略》本书原名《鹿樵纪闻》，见李孟符《春冰室野乘》，或谓原名《鹿樵野史》，见梁任公《近三百年学术史》，梁任公谓：“今本乃彼一不肖门生邹漪所盗改，颠倒是非甚多，非梅村之旧也。”然按施愚山《致金长真书》略云：“梅村《鹿樵纪闻》一编，邹流骑以故人子弟之义，卖屋为任剞劂，一备放失旧闻，一以表章前辈著述，良为胜事!但不合轻借当时名流姓氏参评，致有此举。盖惩前史之祸，不得不申明立案，非有深求于邹也。今拘系赴解，举家号哭，悉焚他书，笥橐为空，毗陵士大夫莫不怜之。邹既贫且老，莫为援手，万一决裂，不特邹祸不测，且恐波及梅村，遗孤惴惴，巢覆是惧。”据此则邹氏有剞劂之义，邹氏曾与钱遵王订刊《有学集》，亦文人之好事者，或非不肖盗改之人也。是此书又几构文字之狱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叙此书分十二篇，每篇以三字标题。其《虞渊沈》一篇，但纪明末灾异而不及亡国之事，据朱彝尊跋，此篇原分上中下三子目，其后二子卷佚未刻也。据此知四库所录《绥寇纪略》，乃其一部分，《鹿樵纪闻》一书，现已出世，见《明末痛史》第十六种，分三卷，惟上卷十二篇。无《虞渊沈》，且亦非皆以三字标题。有二字或四五字者，此书是否原本，虽不可知，然《绥寇纪略》一书，则决非梅村之旧矣诸书。伟业之诗，专模唐人格调，关于时事之古诗尤工，如《永和宫词》、《圆圆曲》、《楚两生歌》等，颇能描画人情，与《长恨歌》、《琵琶行》有同调焉。且伟业不得已而事清，终身引为恨事；故发之于诗，颇多悲凉之音，而故国之思，亦时时流露。其所谓“寄托良苦者”，盖所为诗多与当时事影照，特慑于清廷而不敢明言耳。故后人每以“诗史”称之，谓其诗中有史也。其《过淮阴有感》云：“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繇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梅村诗集》卷十二又其《言怀》云：“苦留踪迹住尘寰，学道无成且闭关；只为鲁连宁蹈海，谁云介子不焚山?枯桐半死心还直，断石经移藓自班，欲就君平问消息，风波几得钓船还。”《梅村诗集》卷十一其眷怀故国之深情，观此可见矣。又其《咏古》之诗曰：“古来有烈士，轵里与易水，庆卿虽不成，其事已并美。专诸弒王僚，朱亥杀晋鄙；惜哉博浪椎，何如圯桥履!公孙坛西蜀，可谓得士死，连刺两大将，探囊取物耳!皆从百万军，夜半入帐里，匕首中要害，绝迹复千里。若论剑术精，前人莫能比；胡使名弗传，无以著青史。谁修侠客传，阙疑存二子!”《梅村诗集》卷二专制時代，讳言刺客，而此则竭力推崇；其提倡侠义，期望匡复，与魏禧之《大铁椎传》，盖有同一之用意。清初更有龚鼎孳者，字孝升，合肥人。崇祯甲戌进士，入清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定山堂集》。以诗名，与钱吴并称，有“江左三大家”之目。实则宴饮酬酢之作，多于登临凭吊，风格不逮钱吴远甚；故三人中要以伟业为较优也。与鼎孳称故友，而气节高横一世，以诗名闻海内者，尚有阎尔梅。尔梅字用卿，号古古，生而耳长大，白过于面，故又号白耷山人，徐州沛县人。崇祯三年，由恩贡举孝廉；十四年，乐梅练乡兵破贼。顺治元年，福王立南京，徐州守从贼，尔梅擒送之史可法。清兵南下，其巡抚赵福星屡召之，皆为书谢绝。漫游江淮间，欲有所图。陈名夏为首辅，少与尔梅善，聘书三至，竟与绝交。后以山东兵起，辞连下济南狱，有司纵遣之，乃亡命豫、秦、蜀、楚间，遍游名山大川。诗有“一驴亡命三千里，四海无家二十年”之句，盖记实也。及还里，仇者讼之，时鼎孳为刑部尚书，辄力为解，乃入京，时年已六十三矣。鼎孳偕众客宴之慈仁寺，尔梅自称曰：“国亡，破万金之资，为国家报仇，天下振动，事虽未成，卒不为所杀，乱世不失足，疾风劲草，此布衣之雄，于某足矣!”无何，游太原，又南至钱塘。康熙十八年卒，年七十七，所著诗文集，经尔梅手订，刻之，后散佚。民国七年，张相文得原刊本于露摊，因就其家藏重编之，即今之《阎古古全集》也。尔梅为诗，不尚虚靡；又以“圣人以史尊王，学者以诗代史”《帝统乐章序》引见全集卷二之意，因作《帝统乐章》，以潜寄其蛮夷华夏之痛。规模虽不逮钱、吴，然以诗为史之意，则亦牧斋、梅村之流亚也。况钱、吴、龚均以贰臣为人疵，而尔梅尤有足称者焉。

二宋琬及施闰章

宋琬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四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十七年历官至浙江宁绍台道。十八年擢按察使．时登州于七为乱，琬同族子，因夙憾，谋陷琬，遂以与闻逆变告密，阖门缧系者三载。康熙三年，始得旨免罪。自是流寓江南，遨游山水间以自适。旋复起用，十一年授四川按察使。次年人觐，适吴三桂起兵陷成都，琬家皆在，闻变忧戚，遂以疾卒。所著有《安雅堂集》分《诗》，《文》，《二乡亭词未刻稿》，《入蜀集》等。琬数遭忧难，故多感时伤事之作，饶有凄惋激宕之音；在清初诗家中，尚不失有真情流露之致，远胜于故意堆砌之为诗者矣。王士稹颇推崇之，故有“南施北宋”之目；施者，施闰章也。

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晚号矩斋，江南宣城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旋擢山东学政，崇雅黜浮，取士必先行而后文。秩满，迁江西参议，政声颇著。暇日修景贤、白鹭洲两书院，讲学其中，听从者甚众。康熙六年，以裁缺归。十七年，召试博学鸿儒，授翰林院侍讲，纂修《明史》。二十二年转侍读，是年卒，年六十六。所著有《学余堂诗文集》。闰章言行皆甚朴实，故其诗不以才调胜，而以温柔敦厚见长．尝谓洪昇曰：“尔师王士稹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见。吾诗如作室，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王士稹《居易录》又曰：“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经史，徒取给于诗，故致远则泥。’此最为诗人针砭。诗如其人，不可不慎，浮华者浪子，叫号者粗人，窘瘠者浅，痴肥者俗；风云月露，铺张满眼，识者见之，直一叶空纸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施闰章《蠖斋诗话》观其持论，则其态度之敦实可见矣．闰章亦好古文，又尝讲学江西，故时亦有以文章理学称之者；然视其诗，则皆次乘也。

三王士禛

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别自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士禛以避胤禛讳，改名士正。乾隆三十九年，以“士正”与原名音太不相近，谕改“士祯”；故书中作“士正”“士祯”者皆士禛也。顺治十五年进士。十六年授扬州府推官。康熙三年，升礼部员外郎。十七年授侍讲，旋转侍读。十九年迁国子监祭酒。二十三年迁少詹事，奉令祭告南海。二十九年充经筵讲官，并国史副总裁。三十三年，充《渊鉴类函》总裁。三十五年，奉命祭告西狱，西镇，江渎。三十八年，迁刑部尚书。四十三年，坐事革职。五十年卒于家，年七十八。所著有《带经堂集》、《池北偶谈》、《居易录》、《渔洋诗话》等书。士稹论诗，大抵本严羽妙悟之说，以神韵为宗，谓诗之妙境，在超悟新颖，有言外之余情。故每云：“为诗先从风致入手，久之要造于平澹。”《然灯纪闻》其在扬州所作《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大都发表此意，如：“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又如：“枫落吴江妙入神，思君流水是天真。”又如：“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平生大指，具在是矣。”又尝谓：“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画者耳。”赵执信《谈龙录》故吴陈琰云：“先生兼总众有，不名一家，而撮其大凡，则要在神韵。诗得古人之神韵，即昌谷所云：‘骨重神寒’，诗品之贵，莫逾于此矣”!《蚕尾续集序》惟神韵之说，易使学者流于浮响，当时施闰章已有华严楼阁之喻。且士禛虽自标神韵之义，而其为诗，则喜用僻事新字，倾于修辞，而神韵之旨反晦；故汪琬有“西川锦匠”之戒，《古夫于亭杂录》载汪苕文谓其友曰：“勿效阮亭，渠别有西川织锦匠作局!”而赵执信作《谈龙录》尤竭力诋谟，虽其持论不无过激，然深中士稹流弊者，亦复不少也。惟士禛当康熙中，盛名满天下，世无不知有渔洋山人；刻刊诗集者，亦莫不以得士禛之序言为荣，至比之于唐代之杜甫焉。王掞为士禛作《神道碑铭》，论其诗曰：

公之诗非一世之诗，公之为功于诗，亦非一世之功已也!公之诗自汉、魏、六朝，以迄唐、宋、元、明，无不咀其精华，探其堂奥；而又浸淫于陶、孟、王、韦诸公，独得其象外之旨，意外之神；不雕饰而工，不锤铸而炼；极沉郁排冪之气，而深造自然；尽鐫刻绚烂之奇，而不由人力。尝推本司空表圣“味在酸碱之外”，及严沧浪以禅喻诗之旨，而伸其说。盖自来论诗者，或尚风格，或矜才调，或崇法律，而公则独标神韵，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悉举诸此矣。明白中叶以还，先后七子，互相沿习，钟、谭、陈、李更相诋诃。本朝初，虞山，娄东数公，驰驱先道，风气始开，犹未能尽复于古；至公出而始断然别为一代之宗，天下之士一归于大雅．盖自明迄今历二百年未有逾于公者也。元微之序少陵诗云：“唐兴，关学大振，世之能文者互出。然而好古者遗今，务华者去实；至于子美，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尽古今之体势，兼人人之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以公较之，庶几无愧!故曰：公之诗非一世之诗，公之为功于诗，亦非一世之功已也。

其推崇可谓至矣；其言似觉溢美，然实亦足以代表当时多数人之心理也。士禛又颇工词，所著《衍波词》，亦学者所喜讽诵也。

四朱彝尊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坨，浙江秀水人。年十七弃举子，肆力于古学。康熙十七年，被征博学鸿儒，授检讨，纂修《明史》。在史馆凡七上书总裁，讨论修史义例，皆得体要。二十年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二年入直南书房。后为牛钮所劾，降一级。二十九年补原官。三十一年假归，忘怀宦途，一意著述。卒年八十一。所著有《曝书亭集》、《诗综》、《词综》、《经义考》等。彝尊淹贯群书，清初号称文人者，以彝尊最为博洽。其诗不名一格，少时规抚王孟，未尽所长；中年以后，学问愈博，风骨愈壮，长篇险韵，出奇无穷。与王士禛对峙，屹然为南北两宗。当时赵执信作《谈龙录》以彝尊与士禛并为大家，而谓：“王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及论其失则曰：“朱贪多，王爱好。”时人颇以为公论。所为文亦雅博渊懿，根柢盘深，士禛对之，则未免瞠乎后矣。彝尊又好为词，其体近姜白石张玉田，而加恢宏焉。所著《词综》，录唐、宋、金、元词五百余家；于专集及诸选本外，凡稗官野纪中，有片词足录者，辄为采掇。且所选亦颇能简择精当，以视《花间草堂》诸编，胜之远矣。所著《经义考》共三百卷，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而推广之；自周迄清，各疏其大略，考核颇博。顾炎武颇称许之，是以彝尊固不仅为诗人者也。清初以诗名者，尚有宋荦字牧仲，号漫堂，别自署绵津山人，河南商丘人。官至吏部尚书。著有《西陂类稿》。所作诗，古体主奔放，近体主生新；而一意摹仿苏轼、汤右曾字西崖，仁和人，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著有《怀清堂集》、吴雯字天章，蒲州人，著有《莲洋诗钞》。天才雄骏，王士禛颇称之、屈大均字翁山，又字介子，番禺人。有《九歌草堂集》、陈恭尹字元孝，号独漉，顺德人。有《独漉堂集》、梁佩兰字芝五，号药亭，广东南海人．有《六莹堂集》等。吴雯右曾皆为王士禛所称赏，而荦诗名亚于士禛，惟不及其闳大耳邵长蘅曾刻《渔洋绵津合集》，当时以为献媚，实未尽然也。屈、陈、梁三人，有“岭南三家”之称，其柁调与当时颇有不同云。

一百四十三  词曲及小说

一纳兰性德等十家之词

清初词人，除朱彝尊外，以纳兰性德、陈维崧为最著；世以性德、维崧与宋征舆、李雯、钱芳标、顾贞观、王士稹、彭孙通、沈丰垣、沈谦并称为前十家焉。纳兰性德初名成德字容若，大学士明珠之子，康熙中，官至一等侍卫。工诗词，一时名流如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崧、姜宸英、吴兆骞等，皆为知交。康熙二十四年卒，年只三十一。时人惜之，康熙帝亦为之悲愍不置云。所著有《饮水词》等。性德好北宋之词，而不喜南渡诸家，所作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当时文人颇赏爱之。谭献尝谓：“王士禛、钱芳标为才人之词；张惠言、周济为学人之词；惟性德、项鸿祚、蒋春霖为词人之词。”论者谓：有清二百数十年中，前有性德，后有鸿祚、春霖，成鼎足三分之势焉。宋征舆字辕文，华亭人，其词颇近冯韦。李雯字舒章，江南上海人，顺治中官至内院中书，其词哀艳，逼近温、韦。钱芳标字葆酚，江南华亭人，官中书舍人。其词原本李商隐，绮丽而不佻，骀宕而有则。顾贞观，字华封，号梁汾，江苏无锡人。官中书，著有《弹指词》。为人才调清丽，其词出入北宋诸家。吴兆骞以罪谪宁古塔，贞观作《金缕曲》二阕寄之，其词曰：“季子平安否?便归来，生平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择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彀。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夙夕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穷瘦，曾不减夜郎僝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憾，为君剖：兄生丁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繙行戍槁，把空名料理传家后，言不尽，观顿首。”为纳兰性德所见，至感而泣曰：“山阳《思旧》之作，都尉《河梁》之什，并此而三矣!”《感舊集》可知其深有动人之处也。彭孙通字骏孙，自号羡门生，海盐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官中书舍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召试，擢第一，授编修。历官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著有《延露词》又有《松桂堂全集》，及《南淮集》。才学颇为富赡，其词多存唐调。沈丰垣字通声。其词本淮海方回，犹有黍离之伤。沈谦字去矜，仁和人，著《词韵》、《词谱》、《东江集钞》等。工韵学，其词取法苏辛，彭孙通颇推重之。陈维崧见文章节内，著《鸟丝词》在清初以骈文擅盛名，其词亦法苏、辛，与朱彝尊齐名，当时朱、陈《村词》，流传遍宇内；康乾之际，言词者几莫不为朱、陈两家所笼罩焉。

二孔尚任及洪昇之曲

清初工曲者，以孔尚任、洪昇称巨家。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官至员外郎。著有《桃花扇》、《小忽雷》传奇，而《桃花扇》一书，尤脍炙人口。其《自序》云：“族方训，崇祯末为南部曹，得闻宏光遗事甚悉，证以诸家稗记无勿同者。香君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成桃花。”其书藉生侯方域旦李香君之聚散，写南渡之兴亡；于当时诸人，均能描画毕肖，确考时地，全非虚构；即小小科诨，亦有所本。而其用笔亦多慷慨激昂，足以表义士之豪侠，而亡国之恨，亦寓于其间。论者谓：可称后明曲史，自有曲以来，未有过于此者也。洪昇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人，王士稹之弟子也。工乐府，谙音律，于诗词皆有渊源。官上舍生，以演所著《长生殿传奇》非时时值国忧，被革斥；又遭家难，流寓困穷，备极坎凛。康熙四十三年，醉后堕水死，时人惜之。著有《稗村集》、《长生殿》、《天涯泪》、《四婵娟》等，而《长生殿传奇》尤盛传一时。《长生殿》乃据《长恨歌》为本，其特色在写杨贵妃为极可怜之女子，绝少骄盈之态；且刻画亦能入情，与浓艳轻浮者不同。赵秋谷为之制谱，吴舒凫为之论文，徐灵昭为之订律，故能与《桃花扇》并称为杰作也。孔、洪两家之外，清初李渔亦颇工曲。渔字笠翁，钱塘人，流寓金陵。著有《笠翁十种曲》《风筝误》，《蜃中楼》、《风求凰》、《意中缘》、《玉搔头》，《慎鸾交》、《巧团圆》、《奈何天》、《怜香伴》，主张喜剧，惟人多以优伶俳语薄之。

三吴敬梓之小说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县人。世为望族，敬梓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豪达不事生产，兼好交友施与，以故不数年而产尽，贫至断炊。安徽巡抚赵国麟知其才，以博学鸿词荐，辞不赴。自是忘心仕进，于科举之业，尤深恶痛绝。已而移居江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虽家贫常不能举火，而得钱则饮酒，未尝为来日计；居常与同志辈，歌吟啸呼，亦未尝一日为贫累也。乾隆十九年卒于扬州，年五十四。所著有《文木山房诗集》七卷，文五卷，《诗说》七卷，皆散佚；今存者，只《儒林外史》小说一书耳。《儒林外史》一书，识趣高超，技术精明，乃近世文学之杰作，较之《水浒》《红楼梦》，有醇而无疵焉。书中表面无处不恭维举业，实则无处而非嘲笑痛骂；其描画热中科举之人物，将其酸陋无耻之丑态，一一活现于纸上，尤为高妙之至!兹引书中一段于下：

马二先生道：“……‘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儒林外史》第十三回

此段写倾心举业者，心目中无非“做官”，故视古今学者，亦无非“为做官而举业”。所谓“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一语，抉出举子之肺肝，足以骂尽一世。其他写八股文人之处，亦皆不露锋芒，而褒贬自见；实令人有妙不可言者。其第四十八回，写王玉辉女儿殉节一事，能于二百年前，怀疑贞操，尤足见其思想之杰出矣。清初更有蒲松龄者，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少年受知于施闰章。然屡试不得志，乃学古文。悲愤感慨，颇为当时所重。王士稹亦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所著《聊斋志异》一书，流传甚广。惟其中皆搜奇记怪之作，虽论者谓其别有依托，然阅者终觉其远于情理；且书中倾于修辞，故显文墨之技能，于通俗之义亦乖。是以不可与《儒林外史》同日语也。惟较西人之《天方夜谭伊索寓言》，似犹胜一筹耳。蒲氏著述，除《聊斋志异》外，尚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及《省身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等作。或以《醒世姻缘传》原题西周生辑著者，亦松龄所作。胡适极推重之，有文考证，惟谓最不近情理处，最没办法处，最可笑处，也正是最可注意的社会史实。若以清代社会论，恐无如书中所云狄希陈受其妻妾虐待如是之惨烈也。《聊斋》描写妖狐神鬼之奇形怪事，仍不脱人情世故，伦常道德，使人读之，不觉可怕，转觉可亲。何以描写社会之小说，反违背情理若是乎?故有以土语而断定此书非蒲氏之作者，亦非无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