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康熙之政要

一百二  学术之提倡

一文学之奖励

玄烨自亲政以来，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扩张清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康熙初年，海内新定，明室遗臣，多有存者；士大夫或以逸民自居，著书言论，常慨然有故国之思。玄烨知此辈当以恩礼罗致之，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及学政，各就所知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举荐送部，户部月给俸廪。明年三月，集诸被举者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试以诗赋，取中一等彭通孙等二十名朱彝尊、汪琬、汤斌、汪霦在内，二等李来泰等三十名毛奇龄、施闰章、尤侗等在内，俱授为翰林院官，纂修《明史》。刘廷玑《在园杂志》云：“抡才之典，于斯为盛。其中人材德业，理学政治，文章词翰，品行事功，无不悉备。洵足表章廊庙，矜式后儒，可以无惭鸿博，不负圣明之鉴拔，诚一代伟观也。而最恬淡者，李检讨因笃，于甫授官日，旋陈情终养。上如所请，命下即归，更能遂其初志。无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挟私心，或自愧才学之不及而生嫉妒，或因己之未与荐举而肆蛮谗，一时呼为野翰林，而讥以诗曰：‘自古文人推李杜读卷者高阳相国李爵，宝坻相国杜立德，而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掌院学士叶方霭，冯妇痴呆被虎欺益都相国冯溥。宿构零耕《衡玉赋》试题《璇玑玉衡赋》，失黏落韵省耕诗《省耕》二十韵。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又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灶前生李，周吴阵亡，笑谈更属轻薄，故不附入。”可见当时真有“从此长安传盛事，杯盘狼藉醉巢由”之概矣。有人题钟馗画像曰：“进士也，鬼也；鬼也，进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文人相轻如此，实皆人圣祖彀中矣。惟硕儒如顾炎武辈，皆夷然不屑就。其时明社既屋，士虽有亡国之痛，而文会社集，仍沿明季故事。吴中名士，奔走甚盛，科举之焰深中于人心。四民以士为领导，士以科举为依归，其尤秀杰者，至科举亦不乐就，而其才名已为士林指目，苟不得其输心，则寻常科目，或有不足牢笼之人物，天下之耳目犹未归于一也。圣祖于三藩未平，大势已不虑蔓延而日就收束，即急急以制科震动一世，巽词优礼以求之．就范者固已不少，即一二倔强彻底之流，纵不俯受衔勒，其心固不以夷虏绝之矣。时天下名士推亭林、梨洲，梨洲虽不赴，犹遣子代应史馆之聘。洁身事外者独有亭林，要其著书立说，守先待后，亦无复仇视新朝之见矣。最不逊者傅青主，究亦口吻惯习使然，非真有兴复之望。观内阁大库档，青主于顺治间，以义师牵染就逮，供词中抵辨不承，极口自称小的。亦所谓降志辱身，比迹于柳下、少连云尔，未尝有一死殉明之心。则经此一召，誓死之说，亦未可必，居然不强入试而遣归，即属望外之幸。所受之职，虽不以夸示于人，要亦不能决绝于代兴之世。清于死者以忠烈褒之，生者则以礼遇笼络之。稽古右文歆动于其前，八旗兵力收拾于其后。滇黔既平，台湾复下，从此汉族贴然，整旅向外，蒙藏尽入版图，不得谓非圣祖之庙谟独运也。又以明史馆既开，徐元文荐征黄宗羲不至，诏浙江巡抚录其书有关史事者以进。康熙二十一年，三藩既平，海内乂安，玄烨召内阁翰林等官九十三员，宴于乾清宫，各赐卮酒，特敕笑语无禁，畅饮极欢，有沾醉者，令内官扶掖而行。名曰“升平嘉宴”。仿汉柏梁体制诗纪之。次日，玄烨令侍卫捧《诗序》出，制诗首句云：“丽日和风被万方。”群臣集太和殿下，以次各赋诗九十三韵。《诗序》有云：“《易》曰：‘上下交而志同’，《传》曰：‘享以训恭俭，宴以示慈惠’；则今日之兕觥旨酒，其徒以饮食宴乐云尔哉?”寻又避暑瀛台，召诸臣侍游钓，故一时儒臣，皆以为荣。康熙三十三年，命大学士于翰林官员内，如有长于文章，学问卓越者，具奏。大学士等以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韩英等闻，皆令来京修书。四十二年，玄烨巡河，并值五十诞辰，诸臣进献鞍马等物，玄烨不受。曰：“朕素嗜文学，诸臣有以诗文献者，朕当留览焉。”时玄烨对于纂修《明史》，极为重视，若材料之搜集，体例之更正，屡有所言，以补史臣之阙。四十三年，以《明史》关系极大，特制文一篇，以告诸臣曰：

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尝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何暇论《明史》之是非乎?况有明以来，二百余年，流风善政，岂能枚举?其中史官舞文杜撰，颠倒是非者，概难凭信。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人心不服，议论多歧者非前鉴耶?……班马异同，《左国》浮华，古人以为定论。孔子至圣，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叹，后世万倍不及者，轻浮浅陋，妄自笔削，自以为是!……《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关系甚巨，条目甚繁，朕日理万几，精神有限，不能逐细披览，即敢轻定是非；后有公论者，必归罪于朕躬。朕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者此也。……

及戴名世之狱起，方苞亦罹祸。一日，玄烨谓李光地曰：“汪霦死，无能古文者。”光地以方苞能，叩其次，即以名世对。苞蒙宥出狱，隶汉军。玄烨召人南书房，命撰《湖南洞苗归化碑》文；越日，命作《黄钟为万事根本论》，奏上，帝嘉奖曰：“此即翰林老辈兼旬为之，不能过也。”盖当时对于文学之提倡，亦已不遗余力矣。

二遗书之购求与理学之表章

玄烨既以提倡文学，尊崇儒术为职志，又欲博采群书，兼统一天下之言论与思想。二十五年，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政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盖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文艺，晨夕披阅，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搜集未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搜罗罔遗，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礼部等议复，购求遗书，应令直隶及各省督抚出示晓谕，汇送礼部。因谕：“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朕披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奇诡，有乖经术。今搜访藏书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录。”自是宏奖理学，表章程朱，御纂《性理精义》，阐明性理。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以广流传。五十一年，特命以朱子配祀十哲之列。则玄烨对于宋学之提倡，盖具有特别旨趣矣。玄烨居常讲论，罔不以朱子之学为正宗，以为朱子之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编著，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所谓“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者也。帝之尊重儒术讨论宋学，盖自熊赐履字敬修，一字青岳，湖北孝感人启之。赐履为弘文院侍读，上万言书，请甄别督抚，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贪廉为督抚之优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纲陈纪用人行政之间。末言根本尤在皇上，宜慎选左右，薰陶德性，隆师傅之礼，选侍从之贤。讲幄非事虚文，经筵非应故事，考六经之文，监历代之迹，体诸身心，为敷政出治之本。非圣之书不读，无益之事不为，内而深宫燕闲，外而大庭广众，微而言动起居，维持此身，防闲此心。主德清明，君身强固，乓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于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此疏为鳌拜所恶，请以妄言罪之，帝不许，转迁侍读学士。举经筵即用为讲官。后以理学侍玄烨最久且亲者，莫如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熊、李有师生之谊，且力保之，然二人争宠相轧有隙，人品皆不纯。虽有伪道学之目，而玄烨曲予包容以为提倡，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朴僿见摈矣。故康熙一朝理学名臣辈出，若汤斌字孔伯，一字荆岘，号潜庵，河南睢州人、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张伯行字孝先，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人等皆其最著者也。二十二年，玄烨谓讲官等曰：“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而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二十三年，谕大学士等曰：“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此可见玄烨对于理学之认识，勤勤讲道传经，至老不辍，实高出于诸臣上也。至于徐乾学号健庵，江苏昆山人及其弟元文字公肃，号立斋等，多以经学致显仕，或侍左右视为亲近之臣，优礼有加，当康熙九年，徐元文为祭酒时，规条整肃，以师道自任。玄烨作《祭酒箴》以褒崇之．二十六年，李光地疏乞终养，子假一年，且悬掌院缺不他授，以速光地还。及三十三年以母丧夺情，御史交章论劾，彭鹏且有十不可留之疏，目光地为贪位忘亲。帝令在京守制。汤斌并以道学实用，特授江宁巡抚，历官礼部尚书。盖皆受玄烨之知遇，而有若干影响于玄烨者也。至是抱反对清廷之思想者，并朱子之学术而诋斥之；而阿附之徒，则皆润饰考亭，以求仕宦。理学之表章，亦正理学之衰微已。直至咸同之乱，平乱者出湘中理学，不可谓非圣祖种因之结果也。

三玄烨之好学与士子之训饬

玄烨好学，史言出白天性。年十七八岁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康熙十六年，以近侍内无博学善书者，特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且令居住内城，不时宣召。因设南书房，命侍讲学士张英，加食正三品俸，供奉内庭：并加高士奇内阁中书衔，在内书写。先是，日讲之始，隔日一开．玄烨以入主临御天下，未有不以讲明学理为先务者，故隔日进讲，尚未满足；遂令学士日日进讲，即避暑瀛台，亦未尝间断。及三藩乱起，北京顿呈不安之现象，玄烨谓学士傅达礼曰：“日讲关系重大，日月易迈，恐致荒疏，虽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于军事无误，工夫不间，裨益身心，良非浅鲜。”翰林院议奏：机务繁重，请隔日进讲。玄烨不听，曰：“军事或数日一至，或数日连至，不可以日限计。其仍每日进讲，以慰朕倦倦向学之意!”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泊舟燕子矶，夜至三鼓，犹不废读。侍讲学士高士奇请稍节养，玄烨曰：“予五岁即知读书，八岁践阼，辄以《大学》《中庸》之训诂，咨询左右，必求得大意，而后予心始觉愉快。日日读书，必字字成诵，从不肯自欺。及四子书既已贯通，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即欲使古昔治化，实现于今。及读《大易》，观象玩占，于圣人立教垂世之精心，予皆反复探索，必使中心理会，无纤毫扞格。深味古今义理，足以愉悦我心，予之不觉疲劳，以此故也。”玄烨之好学，老耄而手不释卷，临摹法帖，多至万余，写寺庙匾额，多至千余。又尝于宫门外临书数十纸，令诸臣聚观。每与李光地谈易至子夜，诸侍从多枕戈以待。玄烨以养尊处优之位，孜孜求学，从幼至老，略无倦容。史书之言，即有过誉；然其好学之诚，有不得不令吾人钦佩者。康熙六十年之郅治，大概亦以此种精神而实施者也。《庭训格言》有云：“读书一卷，即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即有一日之益。”又云：“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犹手不释卷。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几，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之益也。”玄烨既以勤学励行自信，又恐天下士子，竞习浮薄，不务正轨。四十一年，特制《训饬士于文》颁发礼部，命勒石太学，其文曰：

国家建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临御以来，隆重师儒，加意庠序；近复慎简学使，厘剔弊端；务期风教修明，贤才蔚起，庶几械朴作人之意。乃比来士习末端，儒教罕著，虽因内外臣工，奉行未能尽善，亦由尔诸生积锢已久，猝难改易之故也。兹特亲制训言，再加警饬，尔诸生其敬听之!从来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学；学术事功，源委有叙。尔诸生幼闻庭训，长列宫墙，朝夕诵读，宁无讲究?必也躬修实践，砥砺廉隅，敦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穷经考义，勿杂荒诞之谈；取友亲师，悉化骄盈之气。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轨度式于规绳，最防荡轶。子衿佻达，自昔所讥，苟行止有亏，虽读书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语流言，胁制官长；或隐粮包讼，出入公门；或唆拨奸猾，欺孤陵弱，或招呼朋类，结社要盟。如此之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纵幸逃褫扑，滥窃章缝，返之于衷；能无愧乎?况乎乡会科名，乃抡才大典，关系尤巨；士子果有真实学问，何患困不逢年?顾乃标榜虛名，暗通声气，夤缘诡遇，罔顾身家。又或改窜乡贯，希图进取，嚣陵胜沸，网利营私，种种情弊，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贵以正，若兹厥初拜献，便已作奸犯科，则异时败检逾闲，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为国宣猷树绩，膺后先疏附之选哉?朕用嘉惠尔等，故不禁反复倦倦，兹训言颁到，尔等务共体朕心，恪遵明训，一切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积行勤学，以图上进。国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尔身有荣，即尔祖父亦增光宠矣。逢时得志，宁俟他求哉?若仍视为具文，玩愒勿儆，毁方跃冶，暴弃自甘；则是尔等冥顽无知，终不能率教也。既负栽培，复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为尔等宽矣!  自兹以往，内而国学，外而直省乡校，凡学臣师长，皆有司铎之责者，并宜传集诸生，多方董劝，以副朕怀。否则职业弗修，咎亦难逭，勿谓朕言之不预也!尔多士尚敬听之哉!

盖帝于学问文章之士，恂恂往复，不以吔吔之声色拒人，与朝士布衣共讲朴学，为励学而谆谆告诫士子，差等师表，实所罕见，自少至老，不改其初。由其勤学好问观之，孰知其力扫三藩，威行万里，番戎稽首，溯漠归心，为神武不世出之主哉?此则真兴文教，非浮慕开明之象者也。

四书籍之编纂

康熙之时，玄烨既尽力提倡宋学，以一天下之言论与思想，又复敕撰巨籍，使学者得有所折衷。盖玄烨好学性成，上自天象、地舆、历算、音乐、法律、战术；下至骑射、医药、蒙古、西域、拉丁文书字母，无所不习；且无不创立新法，别启津途，以成巨制。其所修诸书，门类甚多，条目繁巨。虽误谬芜杂，在所难免，然综合群籍，条以纲领，俾便学者，嘉惠士林，博稽古右文之名，作牢笼士人之具，其功效良非浅鲜也。今举重要之书，列表于下：

书名
 卷数
 编纂年代
 主撰者
 内容提要
 
周易折中
 
 康熙五四
 李光地等
 参考群言务求至当实不偏主一家
 
书经传说汇纂
 二四
 六〇
 王顼龄等
 于集传择其可从者其不可从者必附录旧说以明古义
 
诗经传说汇纂
 二〇二序
 六〇
 王鸿绪等
 于小序集传斟酌持平凡旧说合理者必附录其文
 
春秋传说汇纂
 三八
 三八
 王掞等
 对于胡传随事驳正足破陋儒门户之私
 
孝经衍义
 一〇〇
 二一
 张英等
 分八大纲五十六子目凡征事考言皆引经据典
 
性理精义
 一二
 五六
 李光地等
 就胡广性理大全删繁举要
 
朱子全书
 六六
 五二
 李光地等
 分类排絓厘为一十九门就异说而存真削伪
 
律吕正义
 五
 五二
 
 凡三编上编二卷曰正律审音下编二卷曰和声定乐续编一卷取西洋律吕证以古法
 
康熙字典
 四二
 五五
 张玉书等
 凡十二集一百十九部每字详其声音训诂
 
音韵阐微
 一八
 五四
 李光地等
 部分一如官韵惟文部别出殷字为子部存广韵之旧
 
平定朔漠方略
 四八
 三五
 温达等
 纪征噶尔丹之始末
 
历代纪事年表
 一〇〇
 五一
 王之枢等
 上起帝尧下讫元末编年系月条列其大事
 
历象考成
 四二
 五二
 胤禄等
 上编十六卷曰揆天察纪下编十卷曰明时正度又表十六卷以致用
 
数理精蕴
 五三
 五二
 
 上编五卷以立纲明体下编四十卷以分条致用又表八卷别为四
 
星历考原
 六－
 五二
 李光地等
 因曹振圭历事考原重加厘定
 
佩文斋书画谱
 一〇〇
 四七
 孙岳颁等
 首论书沦画次帝王书画次书画家传等
 
渊鉴类函
 四五〇
 四九
 张英等
 本俞安期唐类函而博采诸书益以诗文事迹实古今类书渊海
 
骈字类编
 二四〇
 五八
 
 所采诸书词藻凡一千六百有四字分隶十三门
 
分类字锦
 六四
 六〇
 何焯等
 亦类书之一与前书皆称巨制
 
子史精华
 一六〇
 六〇
 吴士玉等
 擷子史之精华别类分门以大书挈纲领细书具始末
 
佩文韵府
 四四三
 四三
 张玉书－陈廷敬登
 以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所已载者列前而博征典籍补所未备列于后
 
古文渊鉴
 六四
 二四
 徐乾学等
 所录上起左传下讫宋人以有关风化有益世用者为主
 
历代赋汇
 一四〇
 四五
 陈元龙等
 分三十类凡有关于经济学问者皆以次登载尚有外集逸句补遗共四十六卷洪纤毕具为赋家大观
 
全唐诗
 九〇〇
 四六
 曹寅等
 就唐音统签而删补之所采二千二百余家得诗四万八千余首
 
咏物诗选
 四八二
 四五
 
 分四百八十六类计一万四千六百九十首条分件系各极摹形绘状之工
 
历代题画诗
 一二〇
 四六
 陈邦彦等
 仿声画集例增分三十类州居部列各有条理
 
广群芳谱
 一〇〇
 四七
 
 就明王象晋群芳谱而增辑之较为详备
 
四朝诗
 三一二
 四八
 张豫章等
 凡宋诗七十八卷金诗二十五卷元诗八十一卷明诗一百二十八卷
 
全金诗
 七四
 五〇
 
 就郭元钎稿本增修较中州集诗多一倍
 
御选唐诗
 三附
 五二
 
 总括四唐权衡六义别体正声以立风雅之轨范
 
历代诗余
 一二〇
 四六
 沈辰垣等
 自唐及明词凡千五百四十调九千余首为百卷又人名爵里十卷词话十卷
 
词谱
 四〇
 五四
 王奕清等
 凡八百二十余调二千三百余体均以字数多寡为序
 
曲谱
 一四
 五四
 王奕清等
 首载诸家论说次北曲谱次南曲谱次以失宫犯调诸曲别为一卷
 

附录顺治时钦定诸书表

书名
 卷数
 编纂年代
 主撰者
 内容提要
 
易经通注
 四
 顺治十五
 傅以渐等
 就永乐易经大全刊其舛訛补其阙漏
 
御注孝经
 
 
 福临
 用石台旧本阐明微旨
 
资政要览
 
 
 
 凡三十篇篇各标目以大书阐其理以分注核其事
 
内则衍义
 一六－
 
 
 以礼记内则篇为本分八纲为妇学之书
 

以上均分门编纂之书，此外尚有一大汇书，应特别提出者，曰《图书集成》。原为陈梦雷字省斋侍皇三子诚亲王所编，时在康熙三十九年。四十五年四月书成，名曰《文献汇编》。凡为汇编者六，为部六千有奇。越十年进呈，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命儒臣重加编校，十年未就，世宗复令蒋廷锡等督在事诸臣成之。编仍其旧，志易为典，凡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都一万卷，五百七十六函，五千册，又目录二十册，殿本以聚珍铜字印刷，图亦缕铜为之者，均甚佳。盖自有印刷以来之巨制也。雍正谕旨谓：“贯穿古今，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具备，洵为典籍之大观”，似非虚誉矣。然世宗虽赞赏是书，而于修书之陈梦雷、杨文言，则忌而诬之，著发遣边外，文言已死，子弟亦被驱遣。此盖以诚邸修书，能博圣祖之欢心，以后诚王胤祉之得罪，亦由于是也。梦雷博学能文，与李光地同中康熙九年进士，均入翰林，同以请假回籍。适逢三藩之乱，耿精忠逼梦雷从逆，文言在耿幕，与交密。二人知耿事必无成，乃告光地通疏京师，请师由间道进。清廷得光地蜡丸书，奖其忠贞，光地受上赏。精忠乞降，梦雷入都自陈，以从逆论死，光地谨证其非得已，而不言上疏请兵事，故仅得减死戍辽东。时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七年，圣祖东巡，梦雷献诗称旨，召还京，命侍诚亲王邸，王命汇编一书，即《图书集成》也。文言字道声，常州人，精天算，入明史馆预修历志，又参徐乾学洞庭山书局。至四十年左右，始由梦雷引入诚邸，修《历律渊源》。梦雷怨光地，有《绝交书》行于世。《绝交书》略云：“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万山之中，地接上游。举族北奔，非有关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征檄之来。顾乃翻然勃然，忘廉耻之防，徇贪冒之见，轻身杖策，其心殆不可问。而不孝以素所钦仰之心，犹曲为解谅，谓不过为怯耳。故年叔初来，即毅然以大义相责，令速归劝阻。而年兄已高巾褒袖，投见耿逆，遂抵不孝家矣。不孝方食，骇懑投匕而起。然思只手回天，孤立无辅，举目异类，莫输肺腑，冀年兄至性未灭，愚诚可感，庶几将伯之助。……促膝三日，凡耿逆之狂悖，逆帅之庸暗，与夫虚实之形，间谍之计，聚米画炭，靡不备悉。……于是定计：不孝身在虎穴，当结杨道昇以溃其腹心，离耿继美以隳其羽翼，阴合死士以待不时之应；年兄遁迹深山，间道通信，历陈贼势之空虚，与不孝报称之实迹，庶几稍慰至尊南顾之忧。……临行之日，不孝诀曰：‘他日幸见天日，我之功成，则白尔之节；尔之节显，则述我之功。倘时命相左，郁郁抱恨以终，后死者当笔之于书，使天下后世，知国家养士三十余年，海滨万里外’，犹有一二孤臣，死且不朽。’呜呼!息壤在彼，而忽忘之乎?”李光地《榕村全集》有《年谱语录合考》及《榕村续语录》，务欲加重梦雷罪名，洗雪卖友之慝．其辞支离矛盾，益见始仅负心，旋更反噬，除卖友外，更加一任意变幻之劣迹矣。

五算学及地理之进步

康熙学术之发展，其特可纪述者，则算学及地理知识之进步是也。先是，宋元以来，中国以天元一术，为最高之算法，至明而失其传。玄烨幼时，以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又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之中，无一知其法者。玄烨因思自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愤而学习之，常于内庭教授诸大臣。时西洋代数学亦已输人中土，玄烨先得其术，译曰：“借根方”。尝以是术授梅文鼎文鼎作《历学疑问》三卷，李光地进呈圣祖，圣祖为之圈点加批。康熙四十四年南巡，光地与文鼎伏迎河干，俱召对御舟中，从容垂问，至于移时。如是者三日，上谓光地曰：“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连日颁赐珍馔，又赐“绩学参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孙穀成内廷学习之孙穀成，谕：“西人名此为阿尔热巴拉algebra，译言东来法也。”穀成通其术，疑与天元相似，复取天元各书读之，乃涣然冰释，知两法名异而实同，非徒相似而已。由是天元一术，遂因借根方而复明于世。玄烨又尝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曰：

孟子云：“规矩方员之至，圣人人伦之至。”益见规矩方员，乃数学之根本。……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实不知历原，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其名色条目，虽有不同，实无关于历原，皆系于岁修察考之密，方圆象角之推算，测量经纬之分合。则历法行之千年，何弊之有?

盖玄烨以古人璿玑齐七政，表度准南北，察两至明太阳之回转，识二分为寒暑之变迁；苟非测量，难得其详，有测量而无推算，亦势不可成；是以古人以圆容角，以角容方，自方而三角，勾股在其中矣。此又今日三角测历之术也。又前此中国地图，皆不施经纬度线，记里多误；且荒远山川，源委难明。玄烨于康熙四十三年，遣侍卫锡拉探视河源，至星宿海而回，至是黄河之源始渐明。玄烨又费三十余年之力，制《皇舆全览图》详见第二十二章第八十九节，山脉水道，悉与《禹贡》相合，并分命使臣，测量极度极高，差一度为地距二百里。故当时舆图精密，远过前代。又于山脉河流，能穷其源委，而加以系统的研究，其说略见《圣训几暇格物编》诸书，是亦科学思想渐次发达之一征也。

一百三  治河之策略与巡幸

一推黄之泛滥与当时河工之大势

黄河之患，无代无之，俗谚所谓“黄河与官吏道路，为中国之三大忧”者是也。河道之变，古今凡六，然至元以前，河自为河，治之尚易；至元以后，河即兼运，治之较难。有明二百余年，治河名臣?仅徐有贞、刘大夏、潘季驯三人而已。清初，河淮同流，淤沙渐积，杨方兴为河道总督，以廉洁勤恳著，顺治十四年乞休，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顺治十五年，河决山阳。康熙元年，河决原武祥符，河道总督朱之锡，上缓急十事，开治河之先路。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潦则尽瘁昕宵，疏滤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储银十余万，频年撙节，及康熙五年以积劳撄疾卒官，库贮四十六万有奇。徐兖淮扬间颂其德政，相传死为河神。高宗时封为永宁侯。十六年，河水四溢，以靳辅为河道总督，专任治水之事。时淮黄两河，四溃而不人海，从砀山至海口，两岸溃决七八十所；洪泽湖之高家堰，决口至三四十所；翟家坝则成四道之河，清水潭则久成溃流之患；山阳、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如皋七州县，则漂没于水，成为一片汪洋之湖；而沟口运河，反淤塞变为陆地。靳辅熟睹此情，创蓄清敌黄，束水攻沙之法。以为“沟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二水无所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水之流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水派分无刷河之力，黄河必纳淮，而下流之清水潭亦危。且于黄河南岸，不筑堤防，则高堰危险，北岸不加防闲，则山东必受冲激；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但有先后，而无缓急。今不为一劳永逸之计，屡筑屡泛，安有底止?”遂请浚清江浦至云梯关外之河身，因筑束水堤万八千丈，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诸决口，堤外加筑缕堤格堤。于徐州宿迁筑减水坝十三座，筑清水潭西堤九百二十余丈，东堤六百余丈；挑新河八百四十丈。又添建毛家铺减水闸一，王家山减水闸三，大谷山减水闸二，保徐州上流。于归仁堤建石坝二，拦马河及清河运口各石闸一。又添筑仪封、阳武、考城河堤七千八百丈，封邱县荆隆口月堤三百三十丈，荣泽扫工二百一十丈，以防上流涨溢。盖其治河之要，在挑清江浦以下，历云梯关至海口一带河身之土，筑两岸之堤。所谓“寓浚于筑，一举两得”者也。辅本此意见，在任数年，进行不懈。及康熙二十六年，辅又请于高家堰之外，筑重堤，因与于成龙议不合。下其议于尚书佛伦等，佛伦等奏言：

靳辅疏请筑高家堰重堤，束洪泽湖水，尽出清口，并黄河两岸立闸，分泄黄水。而抚臣于成龙又奏：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筑；彼此意见不合。臣等会勘上下河道，知高邮等七州县水患，皆因洪泽湖水从减水坝东注高邮、宝应、邵伯三湖，流入漕河；又从高邮城东堤减水坝，流入下河，以致七州县民田被水淹没。故治下河，必先塞上流。使上流之水，不得东注下河，则保高家堰水出清口，自为第一要著。  臣等阅视高家堰地势，应如河臣靳辅原议。

廷臣虽主靳辅议，然玄烨之心，颇是成龙。次年，御史郭诱疏参靳辅治河无功，偏听幕客陈潢陈潢者杭州才士，辅过邯郸吕祖祠，见潢题壁诗，异之，踪迹得潢，礼之入幕。辅所建白，多自潢发之。帝首次南巡阅河，问辅必有通今博古之人为佐，以潢对。后辅奏潢佐治十年劳，授佥事道衔。及是被逮至京卒。康熙三十年，帝复思起用辅，辅以老辞，疏清缮治所未竟者数事，并请复潢官，起用熊一潇、达奇纳、赵吉士三人。旋卒．谥文襄，阻挠下河开浚；而尚书王曰藻亦以靳辅屯田之请，有累于民，疏请停止。玄烨因曰：“朕南巡河工情形，颇深悉之。今欲筑重堤，使水由清口人海，若果有益，当日何以不早筑?高邮等七州县百姓，苦累异常，朕目击心伤。今于堤外又延一堤，是重困小民矣。至于屯田，有利于廷臣，而害民实甚，江南民莫不嗟怨，尔等宁不闻耶?”遂罢靳辅职。然玄烨又言：“靳辅为总河有年，挑河筑堤，漕运并未迟误，谓之毫无效力不可。但屯田下河之事，虽百喙亦难逃罪。”观此，亦可见靳辅为治河能臣，即玄烨亦未尝不信之，特下河之事，不容于玄烨及多数廷臣之意见耳。辅议果是与否，甚难断定；然继辅后者，卒无成功。而康熙朝号称通河务如张鹏翮、陈鹏年等，则皆宗辅遗规者也。

二玄烨之六次南巡与治河方略

玄烨以黄河屡次冲决，久为民害，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视堤工。且以东南民情，未尽融合，而故国之思，所在潜萌，思有以震慑之。又欲周知地方风俗，小民生计，故屡举南巡之典。二十三年十月，幸山东，至泰山，寻至宿迁，阅黄河北堤岸百八十里；令靳辅增修堤防。至宝应、高邮，见居人草屋临流，床灶半在水中，登岸步行，观察水势，召耆老秀才，细问其故。乃由扬州至京口，乘沙船江中战船顺流西下，抵镇江、苏州而回。至江宁，亲祭明太祖陵，道出故宫，慨然久之。旋自江宁还，阅高家堰堤工，经泗水东境，幸曲阜，谒孔林，赐孔氏子孙衍圣公以下书籍裘服有差。乃由汶上德州兼程而归。是为第一次南巡。二十八年正月，复南巡，以二月至杭州，渡钱塘亲谒禹陵。三月，自江宁回京，是为第二次南巡。是时，中原承平，不见兵革，独黄河连年横决，下流地方，城郭田庐，时遭漂没之患。清廷屡遣大臣督修，糜帑金数百万，然历年既久，迄无成效。玄烨念水之不治，由洪泽湖水势甚大；又加黄运合并，故益不可制。因欲导河稍北，使不得侵入清水，复疏泄洪泽湖以杀其势．于是三十八年二月，复奉皇太后南巡。三月，渡河相地高下，指示方略，谕河道总督于成龙测量水土，绘图以进。车驾至杭州而还。因以成龙所绘河图，示大学士等曰：“今岁南巡，见黄河逼近清口，黄水倒灌，以致淤垫．洪泽湖水不出，自高家堰减水坝流人高宝诸湖，自高宝诸湖，流人运河，以致下河田地，尽被淹没。”又曰：“靳辅，董国安，于成龙但知筑堤御水，至于改河身使北，俾清水流通，并未言及。若不令清水流通，虽修筑堤岸，黄水终至倒灌，焉能御之?”盖玄烨已察知导河入淮，已成变极，非改河道，不足以弥溃决之患。惜当时其议未行，故亘康、雍、乾而河患不绝。至咸丰五年，河决铜瓦厢，水势乃自然北流矣。四月，谕户部，“朕历巡江浙，咨访民情，所过州县，察其耕获之盈虚，市廛之赢绌，视十年以前，实为不及；此由地方有司奉行不善，朝廷恩泽，卒未下及。”乃命截留漕粮，宽免积欠以纾之。是为第三次南巡。四十二年，复南巡，至杭州还。遍阅高家堰、徐家湾、翟家坝等处堤工，因山东去年被灾，蠲免钱粮，并以漕米二万石交河道总督张鹏翮运赴兖济平粜。是为第四次南巡。四十四年，复南巡，至济宁，浙抚张泰交疏请幸两浙，允之．是为第五次南巡。其后四十六年正月，复南巡，阅视溜淮套，见沿河所立标杆，多在坟墓之上，侧然久之命尽撤去。又以张鹏翮奏开溜淮套，召对不称旨，革所加宫保衔，从宽留任。四月，自杭州还．谕户部曰：“朕廑念河防，屡行亲阅，凡自昔河道之源流，治河之得失，按图考绩，靡不周知。粤从明季寇氛，决黄灌汴，而洪流横溢，岁久不治。迄于本朝，在河诸臣，未能悉心修筑，以致康熙十四五年间，黄淮交敝，海口渐淤。朕乃特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自受任以后，斟酌时宜，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于是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其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开创中河，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漕运民生至大且远。朕每莅河干，遍加咨访，沿淮居民，感颂靳辅治绩，众口如一，久而不衰。”清口而上，漕船行黄河中百八十里，乃再人运。辅以避风涛之险，自骆马湖凿渠，历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山口，名曰中河。对清口仅行黄河数里即入中河，直达张庄入运。此与明初陈瑄凿清江浦导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谓之清口者，为淮南北两大功。故圣祖称道之由此可见靳辅治河，实为清朝第一人，玄烨亦深悉其治绩之不可磨灭也。是为第六次南巡。终康熙之世，南巡治河者凡六，往返供亿，悉发内帑，沿途行宫，不施采绩，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而轸念民依，省方问俗，察闾阎之疾苦，训官吏以清廉。舟行周览运河，辇路登临泰岱，清跸所至，昭盛典焉。

三五台边徼之巡游与清初贪风之盛

玄烨除六次南巡而外，尚有五台山与塞北之巡幸，五台之游幸，或言系谒福临，塞北之出巡，其宗旨不外震慑蒙古而已。康熙二十二年，玄烨奉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幸五台，途次，遇村民负米豆等物，询之，云备临幸之用。因一切物用，内廷既备，谕止之。次年，巡幸门外，乘便过乌阑哈等处。其后三十年，三十一年，复幸边外；三十七年，四十一年，复幸五台。四十二年，又幸边外，且西巡至太原洪洞等处而还。谓大学士等曰：“前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群集两岸迎驾。顷西巡，皆由陆路，凡临幸郡邑，官民无不扶老携幼，欢腾道左，每清问及之。又令在乘舆左右，备咨地方之利弊，彼皆抒诚陈奏，是以风俗人情，靡不洞悉。朕巡幸七省，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则较三十八年时更胜。山东近因水旱，大异畴昔，河南百姓，生计甚艰，此二省之民，深廑朕怀。又闻各省火耗，俱是加一，钱粮最少者，惟有甘肃，通计正额共二十八万有奇，加耗亦止二万八千；州县官钱粮既少，加耗无几，不敷用者，宜或有之。其余赋额皆多，如一州县正额有二三万，加耗即至二三千，宜敷用矣；而州县仍有以艰难告者，其故安在?朕随地咨访，督抚虽有不受馈遗者，然馈藩臬者若干，馈道府者若干，岂可尽云廉吏乎?”观此则巡幸之情形，州县之赋用，江浙之丰富，鲁豫之饥馑，盖可知矣。至官吏贪黩，州县馈送，有清一代，无世无之。如康熙二十三年，查抄尚之信家产，侍郎宜昌阿巡抚金俊乾没之；又侵蚀兵饷，及商人沈上达财物，恐沈先发，谋害之。道员王永祚分取赃物，后均拟律。二十五年，蔡毓荣在总督任内，侵没吴三桂家产人口，因侍卫纳尔泰奉差滇南，恐致败露，送银八千两。其子蔡琳在京，又送银一千两，事下吏、户、刑三部，将蔡革职拿问。二十八年，湖北巡抚张汧，任福建布政使司时，亏空帑款，勒迫属员胡载仁等出银抵补；又勒派盐商垫还九万余两。荆南道祖泽清勒索民人李二扬等银八万两，一并交部议处。皆其最著者也。至于廉谨之官，督抚若于成龙、汤斌，知府若陈鹏年，知县若陆陇其、彭鹏等，亦不过少数耳。

一百四  康熙时之朋党

一明珠之党

康熙中叶以后，内外诸臣，及皇子等，各树朋党，互相攻讦。举其最著者言之，则诸臣之中为明珠之党，徐乾学之党，索额图与噶礼之党；而诸王中有胤禩等之党。明珠以满洲大臣，又因议撤三藩功，久在政府，招权纳贿。大学士勒德洪、余国柱，尚书佛伦、葛思泰，侍郎傅腊塔席珠，及李之芳、科尔坤、熊一潇辈，皆其死党。凡会议会推，佛伦把持，余国柱为之囊橐；阁中票拟，俱系明珠指挥，轻重任意，他阁臣亦皆承其风旨。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展转贩卖，必满欲而后已。即学道期满应升任者，亦往议价，九卿公然希旨，派缺预定。御史李时谦、吴震方颇有所参劾，明珠借事诬陷之。江南蠲租起，国柱时长户部，以部费为名，索金四十万．时汤斌抚苏，执不与，衔之。明珠有仆，言事多效，所至自大府监司，常郊迎。过苏，畏斌声，不敢谒；而当道乃日夕候其门。斌闻，使召之；使者用故事，以客礼请，从骑数十至辕门。斌令辟大门传呼，仆窘，跪而听命。汤令门卒具酒肉享之，仆归诉之明珠，明珠虽欲加害，念在外，无从得事端。会东宫出阁读书，明珠以斌荐。三藩之乱，勇略将军赵良栋以平滇功第一，明珠忌而抑之，不得叙。良栋尝见玄烨自陈，言及明珠、图海、彰泰等朋谋倾害状，玄烨转责其器重褊狭，宠任明珠如故。及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琇始具疏劾之，其疏曰：

为特纠大臣背公结党，纳贿营私，仰请乾断，立赐严谴，以清政本事：臣闻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举真错枉而已。尧舜之世，未尝不有共，鲧，獾，兜，尧舜始焉因其才而用之，继焉知其奸而诛殛之，故尧舜之世，称为极盛。我皇上至德纯粹，睿鉴渊深，与放勋重华，异世同揆，臣窃见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维恐一夫不被泽，一物不得所，私窃叹诵，千古难遘!迩者畿辅之地，奸邪逞诈，植党类以树私，窃威福以惑众，曰益纵肆。臣蒙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流涕，莫知所以为报!窃自念职在纠弹，仰体尧舜之心，辄效鹰鸇之逐，谨将大学士明珠余国柱背公营私实迹，胪列具呈：

一、凡阁中票拟，俱为明珠指挥，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皇上圣明，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奏劾湖广巡抚张沂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上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之及，则保举张沂；原属指挥，即此可见矣。

一、凡明珠奉有旨意，或称其贤，则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云：“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至于每日启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始行。

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腊塔席珠等；汉人之总揽者，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向时凡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等把持，而国柱更为之囊橐，惟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矣。

一、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展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朘剥，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逢圣主，爱民如子，而民间犹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豫定。由是学道皆多端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交相固结，每年靡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上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下河初议开浚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及见皇上欲另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举出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县司，何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天鉴甚明，当洞悉靳辅累累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有内升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多受其牵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颜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

以上各款，但约略参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窥探上旨，其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余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之罪，书之罄竹难穷!皇上鼓舞臣僚，责其实心报效，臣受非常殊眷，若舍豺狼而问狐狸，即为辜负圣恩，臣罪滋大!  臣固知其党羽实繁，睚眦必报，恃有圣主当阳，何所畏忌?伏祈霆威立加严谴，筒用贤能，俾赞密勿，天下人情，莫不欣畅，感戴圣明无尽!仰乞皇上睿鉴施行，谨题。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题。玄烨览疏大怒，因褫明珠职，谕吏部曰：

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有职掌官员以上，全不恪勤乃职。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为援引倾陷，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货赂，作弊营私；种种情状，确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朕委任之员，凡遇会议，自当各出己见，公同商酌。乃一二欲行倡率之人，持议于前，众遂附和于后，雷同草率，一意诡随。其又甚者，虽在会议之班，茫无知识，随众画题，希图巴结。廷议如此，国事何凭!又有当集议时，缄默自容，及至偾事，巧于推卸。朕深恶此等推诿苟容之辈，亦屡加严饬。至于用人，关系重大，群臣贤否，难以周知；故遇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原期为国得人，实有裨益；亦欲令被举者警心惕虑，恐致溺职，累及举者，因而勉自刻励。九卿诸臣，宜体朕心，从公选举。乃历来所举官员，称职者固有，而贪黩匪类，往往败露，此皆瞻徇情面，植党纳贿所致。凡此情弊，朕非不知。前者班布尔善阿思哈等身为大臣，所行悖乱，致干宪典，遂行正法，今犹耿耿于怀。是以迩来大小官员，背公徇私，交通货贿，朕虽洞见，而不即指发，冀其自知罪戾，痛加省改，庶可始终保全。讵意积习深锢，漫无悛悔，如此积弊，愈久愈深，物议沸腾，舆情愤然，以致言官列款参奏，本应发明其事，以肃官方。  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时，有曾效劳绩者，故免其发觉。勒德洪明珠著革除大学士，交与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李之芳着休致回籍，余国柱着革职，科尔坤着以原品解任，佛伦熊一潇等，着解任，于河工案内完结。嗣后大小臣工，各宜洗涤肺肠，痛改陋习，洁己奉公，勉尽职掌，以副朕宽大矜全，咸与维新之至意。

相传琇之劾明珠也，适值明珠诞日，贺客满堂。琇既递封事出朝，即直造明第求见。盖自行取入都，未尝一履时宰門，明珠闻其来，则大喜，不啻王毛仲之得宋璟也。急延之入，众愕然，以为此老倔强，何忽贬节若此!琇入，长揖不拜，而数引其袖，若有所陈。明珠益喜曰：“侍御亦有诗章相藻饰乎?”诱正色曰：“非也，弹章耳!”因出疏草以进。明珠读未毕，琇即长揖曰：“郭琇无礼，应罚。”自饮一巨觥，趋而出。不久而明珠听勘之旨下矣。明珠既得罪，琇亦因此受玄烨知，累迁内阁学士，左都御史。次年，复有弹劾高士奇事。然未几，即以张星法诬劾钱钰事，降级调用，寻休致。会佛伦为山东巡抚，劾奏琇父景昌，原名尔标，曾入贼党伏法，琇私改父名，滥请封典，因夺职。至三十九年，诱入觐，始具疏讼冤，并劾佛伦诬蔑欺饰。玄烨诘问，佛伦以误疑舛错对，事乃昭雪。琇为谏垣能臣，胆识兼备，袖章饮觞，盖亦壮矣。李光地《语录》谓琇参明珠，实由高士奇受圣祖意旨，令琇具奏，先以疏稿密呈，帝为定稿乃上。且云：“这样龙比，很容易做。”光地伪道学，此言恐不可信。观琇之劾士奇可知也。

二徐乾学之党

当是时，非独满大臣有党也，汉大臣中盖亦有之。如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顼龄之徒，皆自负雅博，互相标榜，猎取声誉；而以刑部尚书徐乾学为之魁。时郭琇，彭鹏，许三礼居谏垣，以清流自命，彼此相依为声援。琇既疏参靳辅治河无功，明珠等结党营私，而鹏后亦弹奏李光地贪位夺情。诸皆重臣清望，先后被摇撼，于是朝端讦奏之风大炽。徐乾学、元文、秉义昆弟，各以鼎甲至仕显，时号昆山三徐。乾学尤以文学负重名，轻财好客，为士类所归向。交游太广，其家人门客，时因缘为奸利。湖北巡抚张汧被劾得罪，诬乾学纳贿，乾学恳解尚书职，仍使领书馆总裁。既而郭琇又以高士奇、王鸿绪等植党营私，具疏劾之。其疏如下：

为特参近臣，植党营私，招摇撞骗，罪有可诛，仰请乾断事：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鸿绪等，表里为奸，罄竹难悉。今略举一二，为皇上陈之：高士奇出身微贱，其始也，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今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国政。为士奇者，即当竭力奉公，以报恩施于万一。计不出此，而曰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先后岂止一人?他人之名声，从未著闻，何士奇一入办事，而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臣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按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云：“余家系出渤海高氏，始祖讳谅者，明初游学至海宁，困甚，偶憩赵家桥上，忽坠于水。陈公明遇设豆腐肆于桥侧，急援之，乃留之家。公老无子，止一女，因以女妻之，而以为子焉。一传月轩公讳荣，承外祖姓为陈氏”故士奇元龙可攀为叔侄也，鸿绪胞兄王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摇。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以及在内之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之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万；即不属党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钱”。然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曰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骗，亦自居之不疑，曰“我之门路真”。是士奇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惟恐事发，潜遁直隶天津，山东洛口地方，有虎坊桥瓦屋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顺城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出名置买，何楷代为收租。打磨场士奇之亲家陈元师，伙计陈季芳开张缎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置花园。杭州西湖，广置园宅。苏、松、淮扬，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窃思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然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夫以国帑民膏，而填无厌之欲壑，是士奇等真为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之可诛者三也。皇上圣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馆史书编纂未完，着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极矣!乃不思改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时，上谕严诫馈送，定以军法治罪，谁敢不遵?惟士奇与王鸿绪愍不畏死，即淮扬等处，王鸿绪招揽府厅各官，约馈黄金，潜遗士奇。淮扬如此，则他处又不知如何诈索矣!是士奇等之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更可骇者，王鸿绪、陈元龙鼎甲出身，亦俨然士林之翘楚，竟不顾清议，为人作垄断而不以为耻．且依媚大臣，即人之所不屑为者，亦甘心为之而不以为辱。苟图富贵，败伤名教，岂不玷朝廷而羞当世士哉!总之，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即观望而不敢言，趋利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负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请立赐罢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

疏上，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等俱休致回籍。时二十八年九月也。十月，许三礼又疏劾乾学不顾品行，律身不严，大干物议，以张汧所供纳贿事为证。又其子徐树穀考御史不遵回避例，且有“既无好行止，自无好议论；既无好事业，焉有好文章?”之语。玄烨令乾学明白回奏。既而部议三礼所劾不实，降二级调用。三礼复疏攻许，列乾学考试舞弊，违禁取利，纳贿置产等九大款，并及乾学之弟大学士徐元文。其第五款曰：“乾学伊弟拜相之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四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送澹人’之对。京城三尺童子皆知。”第九款曰：“乾学身受国恩，乃敢植桃李于一门，播腹心于九州，横行聚敛，不顾枉直。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势倾中外，权重当时，朝纲可紊，成例可灭。”三礼之言，似属过当，然乾学等之互相依附，其事当不虚也。玄烨以三礼前奏不言，图免己罪，着严饬行。乾学乃再疏乞归，玄烨命以书局自随，且亲书“光焰万丈”额以宠其行。乾学既归里，其后复有江督之劾奏，钱钰之牵连，而齕乾学者，虽欲媒孽不已，其极也，亦不过落职而已。乾学死，又复原官。乾学自翰林以文学受知，其事业与恩宠，颇为康熙时所少有也。

三索额图与噶礼之党

康熙时，满大臣之树党营私者，当以鳌拜明珠为最。然在鳌拜之后者，又有索额图，明珠之后者，又有噶礼：亦皆倾权利擅威福者也。索额图为索尼子，性倨傲贪黩。康熙初，为大学士，与明珠皆广树党羽，朝士大夫非暗自结托，宦不得达。稍失意，辄广座呵斥。凡会闱榜出，索择名下士者，令谕意拜门下，不尔，抑之下第。与其党额库礼、江潢等常私议国事。康熙十八年七月，京师地连震，左都御史魏象枢入对，伏地涕泣，请屏左右语，移时，极言天变若此，乃索额图、明珠二相植党市权，排忠良，引用佥壬，以剥蒸黎之应。象枢出，语副都御史施维翰曰：“今百姓困苦已极，而大臣家益富。地方官吏，剥民媚上，督抚司道，又转馈政府。小民愁苦之气，上千天和，致召水旱日食星变地震之异!又会推动辄徇私，将帅无复纪律，蠲免钱粮，灾民不沾实惠。刑官鬻狱，豪右为奸，皆可忧可危之事。”次日，玄烨以六条宣廷臣集议，大略如象枢所指。会天久不雨，玄烨命德格勒筮之，遇央。德进曰：“泽上于天，将降矣。而卦义五阳决一阴，小人居鼎铉，故天屯其膏，决去之，即雨。”玄烨曰：“安有是?”德以索对。然玄烨犹豫未发，未几，索家人告发，经查搜江潢家，得与索密书甚多，因交宗人府拘禁。而明珠亦于二十七年为郭琇所劾罢矣。噶礼亦满洲贵族，声势倾一时。满臣阿山，汉臣张鹏翮等，皆其党。康熙四十四年，阿山为两江总督，劾江宁知府陈鹏年受盐典陋规，落职下江宁狱。江宁人痛哭罢市，士民环制府问太守见劾之由，叫嘑不退；有司械系数人。既而诸生俞养直等至，大呼请保清廉太守，不得，愿入狱与太守同死。有误传养直死于狱者，时学使方按试句容，八邑生童哗曰：“读书应试，何为也?”皆火其卷出。于是好事者绘《九学哭庙图》，以江宁八县合府共九学也。又有张黄旗于城上曰：“如丧考妣”。忌者因以大逆上。及会鞫不实，则又以鹏年尝逐群娼建亭南市，宣讲圣谕，大不敬，论斩。初，玄烨南巡，大府委鹏年办龙潭行宫，做事自左右侍卫，及阍寺牧圉，皆有馈，鹏年一切不问。或窃置蚯蚓粪于簟席间，玄烨召陈诘责，先是，玄烨驻织造府，一日，织造幼子趋庭。玄烨以其无知也，曰：“儿知江宁有好官乎?”曰：“知有陈鹏年。”会致仕大学士张英以陈廉吏告；而织造曹寅亦免冠叩血，为陈请，遂免。至是狱成，诏从宽免罪，命入武英殿修书。及四十八年，噶礼出为两江总督，时鹏年为苏州知府，署布政使。因白事不跽，噶礼修前督怨，呵曰：“知府生死我手，何敢尔?”陈不为屈。巡抚张伯行夙重陈，噶与张不相能，因愈迁怒陈，奏陈所作《游虎邱诗》为怨望，案陈诗云：“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速匝，云中双塔半迷离，夕佳亭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尘鞅删除半晌间，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锢鹏年于镇江。玄烨鉴其枉，仍命来京修书。五十年，噶礼与江南副考官赵晋交通关节，榜出哗然，士子舁财神入文庙，事闻，玄烨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往谳之，瞻徇莫能决。明年，伯行遂劾噶礼抗旨欺君，营私坏法；噶礼亦飞章讦伯行不肯出洋捕贼，及诬陷牙行张元隆诸款。玄烨命俱解任，付使者杂治，寻奏噶礼劾伯行不能清理案件属实，余系苛劾，庐降级留任。伯行劾噶礼索金事全虚，应夺职问徒。玄烨更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复讯，执如前议，部议亦如之。当时噶礼党羽之坚众，可以想见矣。玄烨以伯行为天下清官第一，责诸臣变乱是非，命九卿翰詹科道再议。遂命伯行复任，而黜噶礼，赵晋论拟如律。晋方禁锢扬州狱，复乘间逃去；噶礼寻以谋杀其母，赐自尽。

四诸王之朋党

康熙中世后，不惟朝臣有党，即诸皇子亦各树党羽，谋夺嗣位。玄烨共生二十三子，康熙十四年十二月，立次子胤礽为皇太子。三十七年三月，封长子胤褆为直郡王，三子胤祉为诚郡王，四子胤禛，五子胤祺，七子胤祐，八子胤禩，俱为贝勒。由是诸子各自开府，希图非分，内则要结亲贵，以侦探消息；外则招纳门客，以弋取声誉。植党暗争，皆与太子之废立有关。就其较著者言之，则如四十七年，太子被废，胤禩阴谋夺嫡，令胤褆宣言：“相者张明德谓：‘皇八子胤禩当大贵，”以窥探帝意。玄烨怒，诛明德。又以胤褆不孝其母，而党胤禩，诏革爵幽禁。因命亲王额驸与汉大臣会同详议，于诸阿哥中推举谁属。内大臣阿灵阿，散秩大臣鄂伦岱，尚书王鸿绪，侍郎揆叙，遂私相计议，与诸大臣暗通消息，书八阿哥三字于纸，交内侍转奏。玄烨谕：八阿哥未更事，近又罹罪，且母家贱，令再思之。翌年，玄烨因谓诸臣曰：“去冬命尔等保奏储贰，何以独保胤禩?其日先举者为谁?”又曰：“此事必系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默喻于众，众乃依阿立议耳。”因严加究问，俱得马齐指使状，遂将马齐拘禁，且责佟国维曰：“尔既有祈望朕躬‘易于措处’之言见佟国维奏疏，嗣后维笃念朕躬，不于诸皇子结为党羽，谓皆系吾君之子，一体看视，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余，即俾朕躬易于措处之要务也。”又曰：“朕拘执皇太子时，并无他意，殊不知尔之肆出大言，激烈陈奏者，系何心也?诸大臣之情状，朕已知之，不过碌碌素餐，全无知识。一闻尔所奏之言，众皆恐惧，欲立胤禩为皇太子，而列名保奏矣。”又曰：“朕若诛尔，似类沽名，今断不诛尔，其坦怀勿惧!但不可卸责于朕躬，观尔迷妄之言，亦被人镇魇欤?”洎五十四年，翰林院编修何焯又以阿附胤禩革职。玄烨谕言：“翰林何焯，朕钦赐以举人进士，伊当终身感激．乃生性不识恩义，将今时文章，比之万历末年，将伊女儿，与胤禩抚养。又为潘耒之子夤缘，罪应正法，姑念其稍能记诵，从宽免死。着将官衔并举人进士革去，在修书处行走。”凡此诸人，皆系党于胤禩，而阴谋推戴者也。是时胤祉，胤禛，胤祺，胤祐辈，并晋郡王；而其弟胤娥，胤禟，胤裪，胤褆等，亦各封郡王贝子。徒以胤禩秉性奸柔，娥，糖，裪，褆诸人，大都受其笼络；与之暗争最力者，维胤禛一人。野史所载其广游四海，蓄养剑侠，立计毒狠，暗杀异己，其言虽不可尽信，然植党谋立，已为诸王中通有之现象，而胤禛机智兼全，卒以得位，事前之备，盖可知矣。观其旗下人戴铎之清折十件，即当了然。康熙五十二年第一启云：“主子有尧舜之德，奴才受格外之知，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虽一言而死，亦可少报知遇于万一。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处英明之父子，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处众多之手足，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皆其所以为难．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第三启云：“奴才路过武彝山，见一道人，行踪甚怪，与之谈论，言语甚奇。”第四启云：“所遇道人，将主子问他，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第七启云：“查台湾一处，远处海洋之外，另各一方，沃野千里。台湾道一缺，兼管兵马钱粮，若将奴才调补彼处，替主子屯聚教训，亦可为将来之退计。即奴才受主子国士之知，亦誓不再事他人也。”三四启为五十五年事，七启乃五十六年，盖胤褆受命为抚远大将军，都门传言，彼已默承储眷，故为胤禛谋作一岛反抗嗣君之计也。第九启云：“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焚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关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能，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助，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昇者按即杨文言，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坐，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紧之时，诚难容懈怠也。”此启为五十七年事，足见彼时诸王夺嫡之事，已至剑拔弩张阶段，在表面上胤禩、胤褆均处优势，而胤禛之暗中布置，使年羹尧监视胤褆，结隆科多以制诸王死命，康熙帝垂暮之年，已无能为矣。

一百五  庶政之举要

一顺天乡试之狱

科场舞弊，无代蔑有。唐时通榜之法，士大夫公然行之，不以为疑。及糊名易书之制行，此等事遂不多见。清初贪婪之风甚盛，故学政主考，亦多纳贿行私，罔顾政府取士之意，康熙中因此而得罪者甚多。最著者：如顺天之试狱，江南之试狱。江南试狱，前节已略述之，惟赵晋自扬州逃出后，仍拘捕论斩，并杀房考王曰俞等。至顺天试狱，则在康熙三十八年，江南试狱前之十二年也。是岁己卯顺天乡试，正副主考李蟠字根大，铜山人，姜宸英字西溟，慈溪人，贿嘱公行，所中童稚甚多，物议沸腾；士子有揭其实于布者，其揭曰：

朝廷科目，原以网罗实学，振拔真才，非为主考纳贿营私，逢迎权要之具。况圣天子加意文教，严饬吏治，凡属在官，自宜洗涤肺肠，以应明诏。不意顺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绝灭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简之恩，下不思寒士之苦；白镪薰心，炎威眩目．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第。若王王熙孙景曾李李天馥子以相公之势，犹供现物三千；熊工部尚书熊一潇子本，蒋左都御史蒋宏道子仁锡以致仕之儿，直献囊金满万。史贻直潘维震因乃父皆为主考，遂交易而得售；韩孝骞张三第以若翁现居礼部，恐磨勘而全  收。年羹尧携湖抚资囊，潜通一万年遐龄子应试；朱世衍北直学院朱阜之侄，舁督学秽蓄，直达寝门。……不阅文而专阅价，满汉之巨室欢腾；变多读而务多藏，南北之孤寒气尽．取人如此，公论谓何!况夫数世长随，擢居鼎贵指李，八旬老子，拔置清班指姜，年七十岁；朝廷待彼，不为薄矣!二君设心，何其谬哉?龙门未启，题目何以喧传?蕊榜未悬，元魁何由预报?……呜呼，噫嘻!投身鲍氏指李，鲍三老系内监，固已薄其为人；不赴亲丧，早已窥其行短指姜。身辱者，心必丧；孝亏者，忠必衰。似此败检，贻玷清流，以御魑魅，未足蔽其厥辜；肆诸市朝，庶少伸夫公道!吾辈进退不苟，生死惟命；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当路风闻既确，目击又真，何惜弹劾之章，达诸天听!不然，苟白简之迟迟，致群情之汹汹，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起，或刺之于国门，或杀之于车下；四方闻之，恐笑士大夫之无人也。

于是御史鹿祐疏参李姜“以宾兴之典，为行私之地。”玄烨怒，诏举人复试内廷，令严议李姜罪。宸英以老病死于狱，蟠遣戍。至是科场之弊始稍戢。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云：“姜西溟太史与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时盖因士论沸腾，有‘老姜全无辣气，小李大有甜头’之谣，风闻于上，以致被逮，姜竟卒于请室。第前辈多纪述此事，而不能定其关节之有无。昔读《鲒埼亭先生墓表》，称满朝臣僚皆知先生之无罪，而王新城亦有‘我为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谢天下?’之语。知同时公论，早以西溟之连染为冤。”

[附言]  康熙为清朝盛世，而考官舞弊，乃叠见不鲜。徐乾学长部时，荐其中表杨某为顺天正主考，徐开名单数十人，杨悉如其指。榜发，都下大哗，玄烨定期亲讯。徐使近臣面奏：“国初以高官厚禄，羁縻汉儿，犹拒而不受；今一举人之微，乃至输金钱，通关节以求之，可见汉儿辈皆已归心朝廷，天下从此太平矣!”玄烨闻之解颐，寝其事不究。说见李孟符《春冰室野乘》。又魏环溪奏稿载：康熙时，浙江提学使程汝璞，每按临考试，私带姬妾入棚；或以七相公乳母托名，或以阅文相公托名，用轿抬入。嘉兴各处，有十可怪之谣。如一可怪，廪增入学一齐卖；二可怪，吓诈校官骂奴辈；三可怪，到处出棚带奶奶等。当时科场之腐败，观此可知矣。

二淫祠淫书之毁禁

康熙二十五年，汤斌为江宁巡抚，疏言：“吴中风俗，尚气节，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词艳曲，坏人心术。蚩愚之民，敛财聚会，迎神赛祀，一幡之值，至数百金。妇女有游冶之习，靓妆艳服，连袂寺院。无赖少年，习学拳勇，轻生好斗，名为打降。臣严加训饬，委曲告诫，一年以来，寺院无妇女之游，迎神罢会，艳曲绝编，打降敛迹。惟妖邪巫觋。习为怪诞之说，愚民为其所惑，牢不可破。苏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几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享，歌舞笙簧之声，无时间歇。谚谓：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妇女，有寒热症者，巫觋辄曰：‘五通将娶为妇。’病者神魂失据，往往羸瘵而死。每岁常至数十家，视河伯娶妇为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风稍息。比因臣勘灾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偶，付之烈炬，土偶投之深涧，檄行有司，类此者尽撤毁之，其材备修学宫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骇，以为从前曾有官长锐意革除，旋即遇祟而死。皆为臣危之。数月之后，见无他异，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吴中巫觋最黠且悍，恐臣去任后，又造怪诞之说，再敛银钱，更议兴复。请示特旨严禁，勒石山巅，庶可永除根株。”疏上，得旨：“淫祠惑众诬民，有关风化，如所请，勒石严禁。直隶及各省有似此者，一体饬遵。”《觚賸》云：“旧传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梦兵卒千万，罗拜殿前，曰我辈从陛下四方征讨．黾没于行阵，夫岂无功?请加恩恤!高皇曰；妆固多人，无从稽姓氏，但五人为伍，处处血食足矣!命江南家立尺五小庙祀之，俗称五圣祠。是后日渐蕃衍，甚至树头花前，鸡埘豕园，小有萎夭，辄曰五圣为祸。吾吴上方山，尤极淫侈，娶妇贷钱，夭诡百出，吴人惊信若狂，箫鼓画船，报赛者相属于道，巫觋牲牢，阗委杂陈，计一日之费，不下数百金，岁无虚日也。睢州汤公巡抚江南，深痛恶俗，康熙乙丑奏于朝而毁之，奉有俞旨，并檄各省，如江南土木之俑，或畀炎火，或投浊流。五圣祠遂斩无孑遗。”又康熙五十三年，谕礼部曰：“朕维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着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旋九卿议奏：“凡坊肆一应小说淫词，严查禁绝，着将板片书籍，一并尽令销毁，违者治罪。印刻者杖流，市卖者杖徒。”就两事观之，则康熙时代，已能破巫觋迷信之蛊说，禁诲淫词书之刊行，注意风俗，关心教化，施治之本，亦足多也。

三赋税之蠲免

历代帝王临宇，每以蠲免为市恩之具。马端临《通考》言：“宋以仁立国，蠲租之事，视前代为过之，岁不胜书。”而清王庆云《石渠余记》亦言：“本朝丁田赋役素轻，二百余年以来，未尝增及铢黍；而诏书停放，动至数千百万。敛从其薄，施从其厚，所以上培国本，下恤民依。岂唐宋以来，所可同年而语?”盖清以异族入主，其市恩之具，自当较历朝为尤显。故顺治首除三饷，并免都城被兵居民之赋役三年；嗣后除偏灾赈蠲外，凡逋负之在民者，与民粮民食之贷而未收者，遇国家庆典，或巡幸，或军兴，辄止勿责。每库藏稍充，即务推所有以益下；于是又有普免钱粮，轮免漕粮之举。玄烨以恭险为本，其蠲免较他帝为尤多。兹就其名目之大者，表之如下：

年岁
 蠲免地
 事由
 项目
 备注
 
康熙二
 普免
 逋欠三年以上
 顺治十五年以前民欠
 沿顺治例以前民欠－
 
四
 同前
 同前
 顺治十八年
 同前
 
十
 东巡所经地
 巡幸
 今年租
 巡幸蠲免之始以后仿此者不具录
 
十九
 江南
 赋重
 十二年以前民欠
 
 
二十三
 江南
 
 漕粮三分之一
 
 
二十四
 河南湖北
 
 今年租及明年之半
 
 
同年
 直隶江南－
 
 今年秋冬明年春夏租
 
 
二十五
 直川贵湖广闽
 
 明年额赋及今年未入者
 普免之典实肇于此
 
二十六
 江苏陕西
 
 同前
 
 
二十七
 安徽
 南巡
 去年租
 
 
同年
 江南
 同前
 积欠
 共二百余万
 
同年
 各省
 
 十七年以前逋欠及漕银米麦
 
 
二十九
 山东
 
 本年地丁
 
 
三十一
 各省以次蠲免
 储积足用
 漕粮一年
 
 
三十二
 粤蜀滇黔
 边土硗瘠民生颠苦
 明年地丁银米
 
 
三十五
 各省
 
 漕赋宿逋
 
 
同年
 陕西
 军兴
 明年租赋
 
 
三十六
 山西甘肃
 普免
 明年租
 
 
三十九
 湖广甘肃
 同前
 一年租
 
 
四十
 江苏甘肃
 同前
 明岁地丁
 
 
四十一
 安徽及陕西河南
 同前
 明年田租
 
 
四十二
 鲁豫云贵川广西浙
 同前
 明年租
 
 
四十四
 湖南北
 同前
 明年租
 
 
四十七
 江南浙江
 
 人丁银
 共六十九万
 
同年
 江南
 
 明年地丁
 共四百七十余万
 
同年
 浙江
 
 明年地丁
 共二百五十余万
 
五十
 各省通免一周
 食用不给
 地丁粮赋
 新旧共三千八百余万
 
五十二
 全国
 
 房地租税一年兼除逋欠
 
 
同年
 晋豫及陕西西安等府
 
 今年田租
 
 
五十四
 直隶
 
 田租
 
 
五十六
 各省
 
 屯卫带征银及漕项银
 
 
五十七
 陕甘
 征策妄阿拉布坦军兴
 明年地丁
 共一百八十余万
 

康熙四十九年谕曰：“朕省方已阅七省，民俗靡不周知，而民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日久，户口殷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固然。”又谕户部有云：“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租为急。”又尝读汉文帝《赐民田租诏》叹曰：“蠲租乃古今第一善政，下至穷谷荒陬，皆沾实惠；然必宫廷之上，力约节俭，然后可以行此。”又尝谓：“本朝自入关以来，外廷军国之需，与明略相仿。至宫中服用，则以各宫中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之数；以三十六年汁之，尚不及当时一年之数。”盖玄烨以节俭爱民自诩，故普免之令屡下。至辇毂所经，蠲减并行，不可缕指云。

四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制

清初户口亦有赋役，其制率仍前代，故有编审之法，五年一举，丁增而赋随之。编审者，即今调查户口之意，所以稽天下人丁之多寡，按丁抽赋者也。康熙二十四年，总计天下人丁二千三百四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有八；二十五年，以原定编审限期太宽，胥吏得以任意作弊，乃更定一年岁终汇报，每年陆续稽查缺额，于下次编审时补足。至五十年，直省人丁凡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有四，视前数未甚加增．玄烨以承平之久，滋生日繁，而有司编审时，不将所增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增钱粮故也。乃下谕曰：

朕览各省编查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应令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查时，只将增出实数审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增钱粮也。

又谕大学士九卿等曰：

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诘以余厂何事?咸云：皇上洪恩，并无差徭，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而已。此朕之访问甚晰者。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各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园抛荒。  自平定以来，人民日增，渐次开垦，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亦无弃土，尽皆耕种矣。由是观之，人民生齿实繁，朕但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频年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

于是廷议以康熙五十年额定丁册为准，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户口增减，转移除补，易至不公，行之数年，渐觉不便。及雍正元年，因以丁税摊入田赋；输纳征解，通谓之地丁。而无业游民，遂终身无纳税之义务矣参看中卷第二篇第七章。

五康熙政治之精神

玄烨在位六十余年，一切政治之设施，具本实际主义，不尚虚文。因其秉性宽大，故爱民以蠲租为急，待人以不杀为怀。晚年尝言：“予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载，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后世史论，辄以为酒色奢侈所致，此皆不过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而后快意。予其为前代帝王剖白?盖天下事繁，不胜劳惫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仅有诸葛亮一人耳。若为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没苍梧。禹胼手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游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清净自持，崇尚无为乎?……昔人每曰：‘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亲细务。’朕心窃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故朕每事必加详慎。即如今日留一二事未理，明日即多一二事矣；若明日再务安闲，则后日愈多壅积。万机至重，诚难稽延!故朕莅政，无论巨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盖事不敢忽，天性然也。五十余年，每事多先事绸缪，四海兆人，亦皆戴朕德意。岂可执不兼综细务之言乎?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石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之帑金，非用兵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绩，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两，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两，实不及百分之一。……朕之苦衷血诚，一至于此。每览老臣致仕之奏，未尝不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朕年五十七，方生白发数茎，有以乌须药进者，朕笑而却之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玄烨以君主为天下公仆，勤劳尽瘁，义不容辞。孜孜求治，即本此心。又言：“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阼，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平，此皆虚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五十六年十一月上谕玄烨在位六十余年，一切起居饮食，自有常度，未尝稍改；虽酷暑燕处，从未免冠。北征度漠，南巡治河，虽卒役不能逾其劳。祈雨祷疾，步行天坛，并醢酱齑盐而不御，年逾六旬，犹扶病力行之，其精神之卓越，亦可想而知矣。

一百六  太子之废立

一胤礽之立废

玄烨享国之久，为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子孙曾孙同时及见者百五十余人。然其晚年有一极拂意之事，则储位之废立是也。玄烨诸子中直郡王胤褆最长，然非嫡出；嫡而长者，为理密亲王胤礽，故得立为皇太子。玄烨简大学士张英教之，又令儒臣熊赐履等为之讲明性理，凡南北巡狩，未尝不令从行。康熙二十五年，特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斌荐原大名道耿介为少詹事，辅导太子。又以满尚书达哈塔佐之。翌年，三人俱以失仪罚俸，遽自请罢，则胤扔之不率教可知矣，时年仅十四耳。灵台郎董汉臣上书言事，以“谕教元良”“慎简宰执”并举，时明珠执政，权倾内外，惧汉臣侵己，遂以汤斌“惭对董汉臣”一语，传旨诘问。斌奏：“年来衰病侵寻，愆过丛集，动违典礼，循省自惭。乞赐严加处分。”王鸿绪等乃连疏劾斌及介，未几斌卒，介休致。嗣后更不闻有为太子师者。而胤礽之舅孝仁皇后兄索额图导之骄纵，“助伊潜谋大事”，康熙四十二年，诛索额图，而于太子犹姑息包容之。其后乃至僇辱廷臣，窥伺乘舆，鸠聚党羽，图谋不轨。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玄烨驻跸布尔哈苏台，召诸王大臣文武官集行宫前，命胤礽跪，垂涕语曰：

今观太子之举动，不法祖德，不遵诲谕，每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以尽言，朕包容垂二十五年矣。乃其恶愈张，侮辱廷臣，擅权鸠党，窥伺朕身，起居动作，靡不探听……朕巡幸陕西、江南、浙江等处，或驻庐舍，或御舟航，未尝跬步妄出，一事扰民。乃胤礽以属下之人，恣行乖戾，无所不至，言之使朕惭恧!又要截外藩入贡之人，攘取进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种种恶端，不胜枚举。朕尚冀其自新，故隐容以至今日。朕知胤礽赋性奢侈，因使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俾便于取用。孰意凌普更加贪婪，下人无不怨憾。予于胤礽幼时，谆谆教训，日所用者，皆庶民之脂膏，应从节俭。乃不遵朕言，穷奢极欲，逞其凶恶；今更加甚，有使朕诸子无有噍类之势。更可异者，彼每夜逼进市城，从裂缝窥视，不外欲为索额图复仇耳。使朕日在危险之中，昼夜戒慎，未遑宁处。如此之人，岂堪托  祖宗之宏业耶?且胤礽生而克母，自古称为不孝。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裘，足用布鞋；胤礽所有者，远过于朕。彼犹以为未足，恣取国帑，干与政事，必至于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若以此不孝之人而为君，其如祖业何耶?

谕毕，痛哭扑地。旋将胤礽拘执幽禁，并亲撰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文，文曰：“祗承丕绪四十七年余矣，于国计民生，夙夜兢业，无事不可质诸天地。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辙，而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臣以是为鉴，深惧祖宗垂贻之大业，自臣而隳、故身虽不德而亲握朝纲，一切政务，不徇偏私，不谋群小，事无久稽，悉由独断。亦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位一日，勤求治理，不敢少懈，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礽者不孝不义，暴虐馅淫，若非鬼物凭附，狂易成疾，有血气者，岂忍为之?胤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义之行，咎戾多端，难以承祀。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废斥，勿致贻忧邦国，痛毒苍生。抑臣更有哀吁者：臣自幼而孤，未得亲承父母之训，惟此心此念对越上帝，不敢少懈。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始。如我国家无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臣不胜痛切谨告。”废斥之，幽禁咸安宫。自太子废，诸王觊觎储位，以胤禩为最显著。玄烨疑太子狂惑，或别有他故，穷治之，果得胤褆令蒙古喇嘛巴汉格隆咒诅太子，用术镇魇状。乃革胤褆王爵，幽禁于其府；而令诸大臣议推太子。时胤禩党羽最盛，外戚佟国维及大学士马齐等，暗使诸臣交章保之。玄烨察出，以胤禩性柔奸，未更事，妄蓄大志，相结党羽，夺贝勒为闲散宗室。又将马齐等拘责有差。于是四十八年三月，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二储位之虚悬

胤礽自复立以来，乖戾如故，卒无悔志。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玄烨御笔朱书：“胤礽行事乖戾，断非能改，仍行废斥禁锢。”旋复禁锢咸安宫。至是玄烨绝口不言建储事矣。其后群臣以是为请者，往往得罪。时大学士王掞年七十余，自念受恩深厚，当言天下第一事；又以其祖王锡爵于明以建储事，受恶名。遂于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密奏建储事，恳恳数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又有上言建储者，玄烨不悦，并发掞疏，命内阁议处。忌掞者引马齐故事，欲死之，掞止宫门外，不敢入。玄烨顾左右问：“王掞何在?”李光地谓掞待罪宫门。玄烨曰：“王挾言甚是。但不宜命御史同奏，蹈前明恶习。汝等票拟处分太重，可速召其来!”掞闻命趋入，免冠谢，玄烨手招令前，耳语良久，人不能知也。康熙六十年正月，掞复疏前事，语加激切。二月十二日，御史陶彝等十三人，亦上疏如其言。玄烨震怒，谕诸王大臣等曰：

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不悅，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不知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其口实也。朕并无可悔之处，见今时常遣人存问，赍赐佳物，其子朕为抚养。凡此皆为父之私情，不能自已，所谓姑息之爱也。人何得因此生议耶?朕并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朕御极六十年，庆贺典礼，非不可受，因深知此等事故，坚辞不允。朕衰老，中心愤懑，众人虛诳，请行庆典，朕岂屑为此乎。

时玄烨疑王扶植党希恩，令复奏，诸臣皆失色。王掞就宫门阶石上，以唾濡毫，奏：“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如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臣愚信古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奏上，待罪五日，得谕：“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俱云为国为君，今西陲用兵，伊等暂停议罪，着遣往军前立功赎过。王掞年老，着伊子王奕清代去。”盖王掞年迈龙钟，欲以一言以报帝殊恩，且惩于其祖在明时因议建储事，为清议所不许，遂拟力反其行，致触玄烨之怒。玄烨亦非不知王掞之忠，特以“中心愤懑”，不愿诸臣之议立太子，以蹈虚诳之辙也。自胤礽再废，储位虚悬，玄烨固深以是为毕生憾事；而将来授受之际，则又不免发生若干之疑窦耳。

第二十七章  准噶尔之役

一百七  准回两部之起源与混一

一准噶尔之起源与噶尔丹之勃兴

清初西域分两大部：曰准部，曰回部。准部，即准噶尔也，为厄鲁特四部之一。厄鲁特亦作额鲁特，在今外蒙古之西，天山以北一带。其族故元代牧人，分驼，马，牛，羊四部，称为四卫拉特卫拉特译言一大部。元之衰也，明谓之瓦刺。瓦刺者，由卫剌特音转而讹者也《圣武记》曰：“卫拉即瓦剌之音转”，似误。正统中，瓦剌极盛，其汗部长玛哈木兴起，雄视沙漠南北，明成祖封为顺宁王。玛哈木之孙也先数入寇边，为中国巨患。也先死而瓦剌遂衰，其四部所居之地如下：

清兴东陲，内蒙诸部，既先后臣附，而漠北喀尔喀及厄鲁特两大部，以荒远未服。崇祯末，和硕特固始汗或作顾实袭据青海详下章。同时准噶尔部长巴图尔浑台吉，亦自伊犁蚕食近部，势力渐张；屡与俄国通使，以貂皮易其铳工诸物。康熙初，浑台吉死，子僧格嗣，其异母兄车臣卓特巴巴图尔争属产，与僧格隙，劫杀之，其子索诺木阿拉布坦立．时僧格同母弟噶尔丹方为喇嘛在西藏，康熙十二年，归而靖乱，戮逐车臣等，兼杀阿拉布坦，而自立为准噶尔汗。噶尔丹之在西藏也，与藏中第巴政务官桑结相交欢，时桑结颇患和硕特部之干涉藏务，闻噶尔丹立为汗，欲借其势力以挫和硕特，乃百计怂恿之。而噶尔丹又方娶车臣达延汗固始汗子女，思并其众．康熙十六年，噶尔丹以和硕特纳准部叛众为名，袭破之，杀车臣达延汗，而有其领地。于是厄鲁特四部尽属噶尔丹。而准部之势力，遂蒸蒸日上矣。

二回部之起源与准部之统一西域

回部在天山南路，其地即《汉书》西域传之南道诸国．汉以后，佛教输入，唐时龟兹于阗佛法尤盛，石晋高居诲使于阗时，尚谓其喜鬼神而好佛也。唐初摩哈默德Mohammed创伊斯兰Islan教于阿拉伯，其徒有由波斯而入于回疆者，故宋元以来，伊教颇盛行。自后随以回回名伊教，而实则回回乃葱岭以西大部落之名也其详见本目附注。回部旧汗，本元太祖次子察哈台之裔，世封其地。明季有玛墨特者，为摩哈默德之裔，与其兄弟辈自麦地那Medina分适各国，始逾葱岭东迁至喀什噶尔今疏勒县，是为新疆有回酋之始《明史西域传》称：“天方于西域为大国，回回之祖，曰马哈木者，首于此地行教。”又称：“默德那为回回祖国，地近天方。”按此所谓马哈木者，即玛墨特，默特那者，即麦地那也。清初，元太祖十九世孙阿布都拉伊木为叶尔羌今莎车县汗，以其诸弟分长八城；即吐鲁番、哈密．阿克苏、库车、和阗、喀喇沙尔、乌什、喀什噶尔，是也。是时元裔势衰，回教徒渐强。其和卓Khoja意即教长也代握政权，又分黑山白山两党，各习师说，相标榜。白山党首领阿巴克或作阿蒲为黑山党首领伊士摩儿或作伊司买或作伊司马哀所逐，由克什米尔Kashmir转入西藏，乞援于达赖喇嘛第五世，达赖喇嘛命噶尔丹助之。康熙十七年，噶尔丹引兵逾天山，击破黑山党；尽执元裔诸汗，移于伊犁。使阿巴克居叶尔羌，总督回部，而任准噶尔人为昂吉准部官名。诸城并以准部人征收租税，月纳约四十万但加司约合四千磅，威令震其全部。噶尔丹既统一天山南北，兼有科布多青海等地，则又欲东并喀尔喀，乃自伊犁徙居阿尔泰山麓，使杜尔伯特部众屯田，且耕且牧，以恃其食。于是清准之关系，乃渐次发生矣。

[附注]  回回者，或以为即唐之回鹘，然回鹘种族虽繁，其散处多在天山以北。辽元二史，回鹘回回并称，则其族类之异可知。近时李泰棻《回回名考》曰：“回回之名，始见《辽史》，不过西北一部落之名耳。后乃据以名教，近且以名教人之种族，是不可以不辨。按回回非教名，教中经籍，亦无此名义。朱一新《无邪堂答问》据顾炎武杭世骏之说，以为即《唐书》之摩尼教。近日石室启秘，摩尼残经出世，王仁俊《古迹录跋语》不知据以对勘摩哈默德教旨，证其异同；乃盲从朱氏，复涉及《明实录敦煌乡土志》，殊嫌强合详见抱咫斋《中国宗教考源》。《元史》之也里可温见《元典章》卷三十三《礼部》六标目有也里可温教五字，即元之天主教刘文淇《至顺镇江志校勘记》卷上。刘文淇为道光时人，已有此说：近日吾友新会陈垣，著《元也里可温考》，是说大昌。魏源《元史新编》乃误为回教阿浑之称。阿浑，乃新疆回人语长者之义；教经中固未曾有也。按教名实为伊斯兰，创始于摩哈默德，在西元四百六百二十二年，唐高祖武德五年也。其教之至中国，实自波斯。其经行线可别为二：一由波斯而印度，而南洋各岛，以逮广东，此水线也。唐贞观初年，斡葛士航海东来，栖止广东传教，即由兹路。一由波斯而阿富汗，而回疆，以至于秦陇，此陆线也。唐时虽有斡葛士航海东来，而其教未盛行；今之伊教，大都由陆线传来。故回回之称独著。回部自宋以来，始信伊教；故回非教名，乃其部落固有之名也。”见李著《中国最近世史》按此所言，则回回本系固有部落之名，后因伊教东来，回人多信之，故亦以名其教。惟回回之起源，则李先生未言之。意者西域小部，文献无征，诸史或及其名，而不详其所自也。

一百八  准噶尔与喀尔喀之关系

一喀尔喀之由来与当时之形势

喀尔喀者，即今之外蒙古，故鞑靼达延汗留牧之地也。及达延徙幕辽东，其季子格呼森札赉尔留故土，析从万余，分授七子为七旗；是为喀尔喀各部之祖。札赉尔孙阿巴岱始人西藏，谒达赖喇嘛，得其经典以归，部众尊信之，奉以为汗。是为土谢图汗之始。土谢图部，据土拉河流域，而其东西又别为两汗：西曰札萨克，占杭爱山西麓地；东曰车臣，占克鲁伦河流域。喀尔喀西境，与厄鲁特接，世不相能。崇德元年，清兵之平定察哈尔也，遣使宣捷于喀尔喀。喀尔喀震于清之兵威，数遣使通聘，岁献白驼一，白马八，号为“九白之贡”。其后清兵入关，贡使中绝。顺治三年，苏尼特部腾吉思，皇太极之额附也，与多尔衮不合，率所部北投喀尔喀。于是土谢图汗车臣汗合兵三万迎之，并掠巴林部人畜。清命多铎往征，六月，师至噶尔察克山，腾机思闻风远遁。外藩郡王满朱习礼，副都统明安达礼追及于欧克特山，大破之，迎下嫁格格即公主还。八月，自土腊河击败土谢图汗兵二万，次日，复败车臣硕雷汗兵三万，以马疲班师．四年，札萨克图汗上书代解，书不称名，而词又倨，多尔衮置不理。五年，腾机思复归顺，而喀尔喀各汗亦奉表请罪。诏各遣子弟来朝，补九白之贡，尽归所掠人畜，喀尔喀不听。十二年，三部始各遣子弟来请盟，诏赐盟宗人府，遂于其地设八札萨克，分左右翼。先是喀尔喀为漠北雄部，及中叶，专佞喇嘛，习梵呗，弛武事。又部族嗜酒，自相凌蔑，故威棱日衰，而准噶尔得以坐乘其敝焉。

二噶尔丹之击逐喀尔喀

康熙二十三年，土谢图汗执杀札萨克图汗而夺其妾，三部内讧，清廷遣使偕西藏达赖之使和之．而噶尔丹乃使其族人多尔齐札布随而觇之，故使谩骂土谢图汗，以激其怒。土谢图汗果执杀之，噶尔丹遂借词报复，扬言借俄罗斯兵且至．土谢图探之，无其事，守备懈；而噶尔丹言之不已，土谢图益不信。噶尔丹又遣喇嘛僧众，游牧其地，为间谍，土谢图亦弗问也。三十七年夏，噶尔丹领劲骑三万，逾杭爱山，突袭其帐，游牧喇嘛从中应之。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及其子噶尔旦拒战，大败，悉众东走。会清遣往与俄会议之使臣索额图等道出车臣汗境，土谢图汗遣使乞援，即扬言大国兵来救己。噶尔丹闻之，亦以书至。索额图等具以情实相晓谕。噶尔丹知中国军之不为喀尔喀也，志益肆，既蹂躏土谢图，又东西击逐车臣札萨克图两汗，并劫其大喇嘛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之帐。于是三部众数十万，尽弃牧畜帐幕器物，分路投漠南请降。清廷命尚书阿尔尼等发归化城张家口独石口之仓储，并赐茶布十余万以赡之；且假科尔沁水草地使游牧。噶尔丹既并有漠北，必欲得土谢图汗而甘心，数遣使陈请，使执而畀之。玄烨知两部搆兵，曲在土谢图，然以其部众内附，势不可令失所。二十八年，遣阿尔尼谕噶尔丹罢兵，返喀尔喀侵地，且约达赖喇嘛亦遣使调停之。噶尔丹终以不得土谢图汗为恨，驻兵克鲁伦河流域，征诸属国控弦之士数十万，谋窥伺漠南。二十九年，玄烨命阿尔尼调内蒙古各部兵驻防边界以侦之，于是两国乃以兵力从事矣。

[附记]  松筠《绥服纪略》曰：“康熙中，喀部为难夷所攻破，集众议投鄂罗斯即俄国与投中国孰利?哲卜尊丹巴喇嘛蒙古所奉之活佛曰：‘鄂罗斯持教衣冠俱不同，必以我为异类，宜投中国兴黄教之地。’遂定计东向。”

一百九  玄烨之三次亲征

一噶尔丹之入犯与乌兰布通之役

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噶尔丹引兵二万余，以追喀尔喀为名，越呼伦池而南，进次索岳尔济山附近，掠乌珠穆沁内蒙部落之一，距古北口九百余里。沁一作秦部人畜。阿尔尼督蒙古兵袭击之于乌尔会河盖即乌拉圭河，在乌珠穆沁左翼境内。魏源疑为克鲁伦河北之乌尔匝河，大误，战不利而退；噶尔丹益深入乌珠穆沁境。玄烨檄阿尔尼收集兵马，严行警备，如蒙古兵不足恃，则姑令内移，将续发大军以继之。时中国统一，天下无事，玄烨知噶尔丹之志不在小，且不可使喀尔喀无故地游牧。七月，命裕亲王福全世祖宁悫妃生为康熙帝之兄为抚远大将军，皇子胤褆副之，出古北口；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礼副之，出喜峰口；而使阿尔尼率所部会福全军，又别调盛京吉林及科尔沁兵助战。玄烨亲幸边外，以节制之。福全遇敌乌珠穆沁境，战复不利，噶尔丹乘胜渡西喇木伦河深入，至乌兰布通今赤峰县境，距北京仅七百里。时福全屯军乌兰布通三十里外，诏停常宁兵，改命康亲王杰书等屯归化城，以要其归路。八月朔，两军激战于乌兰布通，准兵数万阵山下，依林阻水，以橐驼万余缚足俘卧，背加箱垛，蒙以湿毡，环列为栅；士卒于垛隙发矢铳，备钩距，谓之“驼城”。清军隔河而阵，以火器注攻之，自午后二时至日暮，驼死甚众，阵断为二。步骑争先陷敌，噶尔丹乘夜走保高险，翌日，遣喇嘛诣军前乞和。诏促进兵，毋堕其计，而噶尔丹不俟报，即拔营由西喇木伦河，载木横渡，越大碛山北去，所过皆烧荒以绝追骑。越六日，福全始发骑追之，不及而返。而噶尔丹中途遣使献书，顶威灵佛，誓不犯边，且具疏谢过。科尔沁土谢图亲王谋羁留之，噶尔丹逸不止。且尽失负驼，无辎重，狂奔绝漠而北，沿途饥踣死亡，得还科布多者，仅数千人。时玄烨以不豫自博洛河屯回京，诸将不及奉进止；而归化城西路兵，及科尔沁诸蒙古兵，以奉福全搆和之令，遂不复邀击。鄂礼劾福全不乘胜追剿，反檄止苏尔达等进兵，致穷敌窜逸。玄烨以功过相兼，薄其罚。又有言科尔沁土谢图亲王通敌纵之者，玄烨亦不问也。乃敕谕噶尔丹悉众出界，不得擅犯喀尔喀一人一畜，八月，遂班师。

二玄烨之出塞大阅与喀尔喀之安置

康熙三十年，玄烨以准部连年寇边，职由土谢图汗启衅召侮，当有以惩之；而喀尔喀新附之众数十万，亦不可无以抚绥训练之也。乃议出塞大阅，示以威严，以多伦诺尔即元上都地，《御制汇宗寺记》曰：“多伦泊者，清淑平旷，饶水草，而内外札萨克之来朝者，道里适中。”为会场，命理藩院檄调新附诸部，及科尔沁等四十九旗，预屯会场百里外待命。五月，玄烨自京师出发，出张家口，至多伦诺尔，盛设兵卫，上三旗亲军居中；八旗前锋营二，护军营十，火器营四：共十六营，分二十八汛，各环御营而峙。先传谕土谢图汗等，令具疏谢罪，并内外蒙古移近御营五十里，不得入哨内。届期，陈卤簿，设仪卫，御帐殿受朝。次日，玄烨躬环甲胄，大阅，严申约束。乃宣敕赦土谢图汗罪，仍留其汗号，其所属济农副王诺颜长官等，皆去旧称，授王贝勒以下爵有差。分三十旗为左右中三路，与内蒙古四十九旗同列，仍听游牧近边。又于多伦诺尔附近，建寺曰汇宗，以安其喇嘛。自是喀尔喀为中国藩属。时噶尔丹自西喇木伦河之败，仍以科布多为根据，居伊克阿拉克湖畔，使部众从事渔猎，休养生息，思复东出。以故两国之战事，一时仍未能结束也。

三玄烨之亲征漠北

先是，噶尔丹之长准噶尔也，欲歼其兄僧格遗族，以绝后患，乃杀其次子。长子策妄阿拉布坦，时因噶尔丹夺其聘妻阿敦阿奴之女弟，已率兵五千遁至巴尔哈什湖畔。及噶尔丹与中国搆兵，乃乘间归伊犁，遣使至北京通好，约攻噶尔丹之背。清廷以噶尔丹势且穷蹙，议招抚之，令移近边就食；并劝其决计归降，当加恩赐，噶尔丹不从。翌年，又遣使至归化城，声言人贡，男妇接踵而至者，几二千人。将军费扬古世祖董鄂妃之弟遣兵迎诘，因遏止之，诏责还其使。三十三年，约噶尔丹来会盟，不报；而噶尔丹乃转奉书索土谢图汗及哲卜尊丹巴益急。又害清遣往伊犁之使臣于哈密先是，康熙三十年清遣侍读学士达虎赍敕由嘉峪关往吐鲁番颁赏策妄阿拉布坦。次年，复遣员外郎马迪往，为噶尔丹部下戕杀，兼诱使内蒙诸部附己，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津以闻。三十四年，玄烨密谕科尔沁等部，令传语噶尔丹，伪许内应，诱令深入，当以一战覆之。是年九月，噶尔丹果率骑三万，沿克鲁伦河侵掠至巴颜乌兰，自秋徂冬不去，亦不犯漠南。清遣使激之，噶尔丹使使者徒步归，且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人犯。玄烨知噶尔丹不除，则终为内外之患，谋以全力制之。议令将军萨布素引满洲兵会科尔沁所部出其东，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驰赴归化城调陕甘兵出宁夏，自翁金河出其西，而自将禁旅出独石口为中路，克期夹攻。三十五年三月，玄烨率军出边，以沙漠不宜车，乃留大炮，惟携子母炮以行。每驻营，亲拊土卒，相水草，逾月，渡沙漠，进逼敌境。时东路军尚未至，而西路亦因敌焚草地，迂道阻雨，士马馁困，乞缓师以待。途次，复闻风说，谓俄人将助准噶尔。于是大学士伊桑阿等，乃力请回銮。玄烨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庙出征，不见贼而返，何以对天下?且大军退，则贼尽锐注攻西路，西路军不其殆乎?”遂率兵疾趋克鲁伦河，手绘阵图，指示方略。从行王大臣，有言宜俟西路兵至而合击者；有言宜出其不意，直前突击；有言宜遣使告以车驾亲征，令其惊扰，而后乘机进剿者。玄烨议从后计，乃遣使与厄鲁特人俄齐尔偕往告之。噶尔丹不信，登北孟纳兰山，望见御营黄幄龙纛，环以幔城，又外为网城，军容山立，大惊。又闻西路军已过土喇，乃谓其下曰：“北路军不可击，且击西路。”遂拔营宵遁。比清军至河，则北岸已无一帐。玄烨始意噶尔丹必扼河拒战，故分军攻其腹背，至是知其无能为役。乃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哈搜讨巴颜乌兰近地，而亲率前锋追之三日，至拖诺山一作托纳山，不及而返。时五月十二日也。

四昭莫多之大战

先是，西安将军博济，甘肃提督孙思克等，督陕甘诸军，以二月发宁夏，军行艰苦，多亡失。比至翁金河，孙思克乃定减兵并粮之议，留千人屯河畔，简精锐以进。数日，始与费扬古军会，以五月十三日，抵土拉河上流东岸之昭莫多Tchao Modo亦名东库伦。昭莫多者，蒙语大树林之意，即明成祖破阿鲁台地也。平旷饶水草，而大岭环峙，千仞如屏，为自古漠北战场。时噶尔丹至克鲁伦河奔驰五昼夜，中途欲拒战拖诺山，而众奔不止，沿途遗老弱辎重无算，其至特勒克济距昭莫多二十里者，仅万人，然皆百战之锐。清师长途疲饥，马僵其半，费扬古等议马力不能驰击，非反客为主，以逸待劳不可，乃距离三十里止营。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茂荟，可设伏；先遣前锋兵四百，且战且却，诱敌至昭莫多，费扬古率左右翼步骑，先据小山，阵于东；余沿土拉河阵于西：军皆下马步列以待。孙思克以绿旗步兵居中，据山顶临之，敌争山顶，锋甚锐。清兵据险俯击，弩铳迭发，藤牌继之，每进，辄以拒马木拥后，示必死赵翼《武功纪盛》谓：“以拒马木拥于后，示必死，无退避。”《圣武记》魏源辨之，谓“无拥于后之理”。然考拒马木之列于阵前，所以制敌骑之冲突，常制也。果列前自固，则史书又何必特别记载?且是役清军下马步战，则准部之兵，亦必无轻骑冲突之事。故魏辨不甚可信。敌冒矢统鏖战，至暮不退，人如怒虎，山林皆震。费扬古遥望敌阵后人马不动，意必其妇女驼畜也，乃麾沿河伏骑，以一半横冲人阵，以一半袭其辎重。而山上奋呼夹击，敌始奔溃，乘夜追北三十余里，天明收军。计斩数千级，生擒数百人，降其众二千余人，获驼马牛羊帐械无算。而噶尔丹之妻可汗之妃曰阿敦故诸书多作阿敦阿奴亦死焉《圣武记》言：阿奴硕皙敢战，披铜甲，佩弓矢，骑异兽，似驼非驼，精锐悉隶麾下．殷化行《西征纪略》言：噶尔丹及其妻阿奴娘子等皆冒炮矢，舍骑而斗，锋甚锐。可见阿奴亦能战者，钟济海即其所生也。时玄烨方回至塔尔，得捷奏，命费扬古留防漠北。喀尔喀人皆膜拜感安辑恩。玄烨因勒铭拖诺山及昭莫多之山而还。次归化城，亲犒劳西路凯旋之师，辍膳大享士，献厄鲁特之俘。弹筝笳及歌者毕集，有老胡工笳口辩，有胆气，兼能汉语。玄烨赐之酒，使奏技，音调悲壮。歌曰：“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歌毕，伏地谢。玄烨大笑，手书以告皇太子时留守京师。六月，班师至京师。噶尔丹自经此败后，遂无刀再事东窥矣。

五噶尔丹之穷途致死

噶尔丹之败遁也，从者仅数十骑，时阿尔泰山以西，已为策妄阿拉布坦所据，而回部青海，亦皆乘机叛去。又以连年战争，精锐牲畜，亡失略尽，乃穷窜于塔米尔河鄂尔坤河之西支流畔，欲取道翁金河，至哈密谋进止。时西路军留屯翁金河者，以守护余粮，故未撤。九月，驻守副都统祖良弼因草枯水涸，焚粮而归。噶尔丹命丹济喇出掠之，为良弼所败，其势益窘。欲掠喀尔喀之出边游牧者，闻其有备，不敢犯；而遣赴西藏之使，又为青海清副都统阿南达所擒。其所属部落，多不过千人，皆羸弱，自盗羊马。玄烨乘其穷蹙，欲降之，是月，复幸归化城，驻跸鄂尔多斯，召费扬古至行在，授方略。且谕青海诸台吉，及策妄阿拉布坦助剿擒之。又遣使携其党羽，准部诸台吉，络绎来降。噶尔丹以部属瓦解，饥不得食，遣使至行在探中国意，临行叹谓使者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国皇帝，神灵奇异，闻其行军所至，泉涌于沙，草生于碛，冰泮于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属之人，已皆往属，是人助彼也!尔往其所，观其侍从大臣行止若何，归日议之。”因泣下。使者至清营以情告清大臣。玄烨闻而怜之，诏数其寇边之罪，令入朝自谢，许以待喀尔喀之例待之。并命理藩院，自独石口至宁夏，设驿站以待。十二月，玄烨旋京师，而噶尔丹卒倔强不至。三十六年春二月，玄烨以噶尔丹绝无伏罪意，复渡黄河幸宁夏，命内大臣马思哈及将军萨布素，会费扬古大举深入。时噶尔丹命其子塞卜腾巴尔珠尔征粮哈密，为回人擒献，左右亲信，相率引去，或密约清军，请为向导。于是噶尔丹欲西归伊犁，则闻策妄阿拉布坦拥劲兵伏阿尔泰山间，将擒献以为功；欲南投西藏，则清军阻其通路，不得出。且一夕数惊，所至怪风淫雨，自知众叛亲离，山穷水尽，乃以闰三月十三日，饮药自杀。时玄烨将自宁夏循贺兰山北征，而费扬古以噶尔丹已死奏报。噶尔丹族人丹吉喇以其骸骨及其女钟济海来降，策妄阿拉布坦要夺而献，所部尽降。于是自阿尔泰山以东，皆隶版图，拓喀尔喀西境千余里。复勒铭狼居胥山，以五月旋京师，勒石太学。综康熙时准部之役，玄烨凡三次亲征：一由东路，至博洛河；一由中路，至克鲁伦河，及拖诺山；而第三次则由西路，循贺兰山北征。及噶尔丹死，而朔漠悉定。人或疑其穷兵黩武，然玄烨欲以外蒙为屏藩，则怀柔之术，不得不尔也。至亲率士卒，不避跋涉，英杰之气，亦迥非其他帝王之所能及也。

一百十  准噶尔之再兴

一策妄阿拉布坦之侵略主义

策妄阿拉布坦既乘间据伊犁，游牧博罗塔拉河域，用其父旧臣七人，收集散亡，杜尔伯特诸台吉从之；辟地至额尔齐斯河，遂有准部大半。及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以穷途致死，于时伊犁一带，空无所主，而策妄生聚未盛，不能强霸其地。清军以屡胜之势，若进而收其部落，夷为郡县，遣师戍守，未常不可使数千里之地，划归中国版图也。而玄烨以其地旷莽辽隔，颇费转输；且以策妄方献噶尔丹之尸，外极驯昵，遂画阿尔泰山以西之地，俾之游牧。于是天山以北，复成一大部落。策妄富武略，有大志，自领准部以来，连年西出，侵略今俄领中亚细亚境，势力复强；乃谋并诸厄鲁特。时土尔扈特自明末准噶尔浑台吉强盛以来，已徙牧窝尔噶河畔，策妄先取其汗阿玉奇女，而离其子使携众万五千户至，没入之。又阻阿玉奇入贡中国，并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俄罗斯。而杜尔伯特以与准部同族故并出也先之后，已为所役服，独和硕特分长青海西藏，势与相敌。策妄欲以结婚政策，并有其众。既娶西藏拉藏汗之姊，复赘其子丹衷于伊犁，不令归。然是时拉藏方以讨诛桑结功详见下章，得中国政府保护，策妄欲侵扰藏地，恐中国兵为之后援。乃以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引兵出哈密北境，掠所属五部，以图牵制。于是吏部尚书富宁安，率大军出甘州，以八月至巴里坤旧镇西府，奏请于哈密附近，募兵兴屯以防之。清廷虑策妄取道柴达木草地，自青海入藏，乃令侍卫阿齐图督青海诸台吉，各选兵屯噶斯湖畔，断其通路。又敕拉藏汗毋恃亲疏防，戒严以备之。

二准兵之入藏

康熙五十五年，策妄果遣其臣大策零敦多布，领精兵六千，自伊犁西南行，徒步绕大戈壁，逾和阗南境昆仑山《圣武记》作大雪山。按即昆仑山脉之最西部，在塔里木河南源，和阗河源附近。光绪十五六年间，俄国探险家格兰赤瓦斯奇自此人藏，所经山路，即名俄罗斯山。故西人称此为俄罗斯山脉，冒险涉瘴，昼伏夜行，以五十六年七月，始达腾格里湖北。腾格里者，蒙语天之意也，湖接后藏，周千里；有铁索桥天险。拉藏汗耄而嗜酒，不设守备，准兵以送丹衷夫妇归国为名，由腾格里突人。拉藏汗与其子苏尔札拒战于达穆河附近，相持两月，以兵寡退保拉萨。会番众有阴通准噶尔者，准兵遂以十月晦陷拉萨，杀拉藏汗，虏其妻子，搜各庙重器送伊犁，禁新达赖拉藏所立，名伊西坚错。至达赖之纷纠，当详下章于札克布里庙。于是藏中大乱。先是，富宁安驻军巴里坤，数分兵袭击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境，三月，诏授富宁安靖逆将军，出巴里坤。又以傅尔丹为振武将军，祁里德为协理将军，出阿尔泰山：俱令以七月前进。会富宁安军于乌鲁木齐俘获回众，具知策妄遣兵人藏事。清廷疑准兵或联合拉藏，侵扰青海，乃命西安将军额伦特，督军西宁；又檄侍卫阿齐图等，严守噶斯，以备不测。而拉藏乞援之疏忽至。五十七年正月，诏额伦特及侍卫色楞等，督满汉兵先后自西宁出青海赴援。自五月至六月，两军以次渡木鲁乌苏河金沙江上流，分道深入。策零敦多布分军迎战，阳败屡却，而自扼哈喇乌苏河怒江上流以待。额伦特率所部疾趋，欲先渡河，扼狼拉岭之险；比至河北，而色楞军亦至。策零敦多布令番众据河拒守，而分兵潜出其后，截清军饷道，相持月余，粮尽矢竭。九月，清师尽覆。

三准兵据藏之失败

哈喇乌苏败后，青海蒙古皆惮言入藏，而廷臣亦俱言：“藏地辽远，途险且恶，不能遽至，宜固守边圉。”玄烨因命十四子胤襬为抚远大将军，驻师西宁，改四川巡抚年羹尧为总督，备兵成都，期以明年分道出发；而师久不进。五十九年，诏胤褆移驻木鲁乌苏治饷，以西宁军属都统延信出青海。又以年羹尧坐镇四川，未可轻动，令以川军属护军统领噶尔弼，出打箭炉，二路入藏。延信以四月发西宁，至八月，度当拉岭；而噶尔弼自里塘巴塘招抚番众，先以八月初，越拉里而西。策零敦多布自引兵拒西宁军于楚玛拉池附近，再战再北；而川军已以八月二十三日，自墨竹工入拉萨，号召大小第巴，宣示德意，诛喇嘛助敌者五人，幽九十余人，僧俗震慑。策零敦多布进退受敌，由旧路北还。于是藏事始定。时青海四川兵，两路入藏，而将军富宁安傅尔丹等，亦分出巴里坤阿尔泰山，以猎其北，降番众数千。会策妄方与俄罗斯搆兵，以故东边守备甚疏。六十一年，清军至乌鲁木齐，以伊犁隔险未能深入，而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复代为请罪。清廷遣使宣谕之，令自戢，渐撤西北之师。是时，厄鲁特诸部之在近塞者，以准噶尔及和硕特为大宗，然其对于中国，则准噶尔跋扈，而和硕特驯良，故清廷常征伐准部，以扶植和硕特。及雍正元年，青海复有罗卜藏丹津之叛，诏以年羹尧岳钟琪讨平之事详后章，罗卜藏丹津走投准部。清廷遣使索之，策妄不奉命，惟定边界，约不入犯。时西北两路大军已撤，惟戍兵分屯哈密，巴里坤，吐鲁番，布隆吉河绝其东侵之路。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立，遣使特磊来朝。胤禛因赐敕谕，仍令执丹津以献。策零年少好事，雄狡不让乃父，且善驭士卒，诸将乐为之用。于是两国之战争，不久又起矣。

一百十一  雍正之用兵西北

一西北用兵之决议

噶尔丹策零既立，复效其父祖所为，屡谋犯边。清帝胤禛以大军既撤，一旦准部有事，则喀尔喀，青海，西藏，必被其扰乱，甚且为国家之隐忧。七年二月，廷议讨之：大学士朱轼，都御史沈近思，并以时机未至为言；都统达福，亦力言策零用其众，若以千里转饷之劳，攻彼效死之士，未见其可。惟大学士张廷玉主张用兵，与胤禛意合。时傅尔丹方为领侍卫内大臣，以容仪修伟被荐，年羹尧已死，岳钟琪代为川陕总督，威望震诸藩。三月，命傅尔丹为站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山，自北路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自西路进；期以明年会攻伊犁。会罗卜藏丹津与其族属谋杀策零，事觉被执。于是策零欲借以为缓师地，八年五月，复遣特磊至，谓将执丹津致诸中国，以闻师出而止。清廷命侍郎杭奕禄等，偕特磊往谕策零以受封定界，敦族睦邻诸事；且诏傅尔丹岳钟琪来京会议，以副将军巴赛，提督纪成斌分摄两路军事，其进兵之期，暂缓一年。时科舍图卡伦系牧场。哈密至巴里坤，中有科舍图岭间之，蒙古谓碑为科舍图，以是岭上有唐裴行俭之西征碑也。岭南设三台至哈密，岭北设三台至巴里坤当敌来路，距大营甚远，成斌不设备。策零乃不待使命，乘西路备弛，发兵二万，于是冬劫科舍图驼马牲畜，总兵樊廷副将冶大雄以兵二千拒之。总兵张元佐赴援夹攻，力战七昼夜，夺回大半，诏嘉樊廷等，而降成斌为副将，因增兵决战。

二噶尔丹之败绩

九年五月，傅尔丹进驻科布多城是城筑于雍正八年。爱尔得宜理《蒙古志》曰：“雍正八年庚戌，大军镇抚四方，巡阅科布多附近，建筑此城，命驻屯戍兵。”时策零知西路牲畜缺乏，不能进击，乃悉众北犯。六月，遣大小策零敦多布，以兵三万，至科布多西博克托岭；而先纵间谍伪降，诡言：准部连年与哈萨克交战，驼马羸弱，今其前队千余，屯博克托，大队未至，可袭而破也．傅尔丹勇而无谋，信之，即以兵万人往袭。六月二十日，遇敌兵转战一日，杀伤相当。翌日，前军至和通淖尔，淖尔蒙语湖泊之意，在科布多西二百里，敌军胡笳远作，毡裘四合；乘高突冲，万矢雨集。傅尔丹以后军往援，适敌已战胜来围，命索伦蒙古兵先御之。科尔沁蒙古树红纛，先遁，土默特蒙古树白纛，其公沙津奋战人敌垒，而索伦兵但知蒙古兵败，误呼曰“白纛兵陷贼矣”。诸军遂大溃，终夜甲仗声不绝；惟满兵四千卫辎重，且战且走。七月朔，还至科布多，余者仅二千人而已。是役也，副将军巴赛查弼纳以下，先后战死及自杀者，凡十余人，士卒死伤无数。其被俘者，准部穿其胫，盛以皮囊，系马后，凯旋而归。科尔沁王先逃，伏萑苻中，得免；而傅尔丹竟信其言，谓沙津先败，斩之。蒙古兵皆愤怒。初，傅尔丹与岳钟琪会议进兵策，岳赴其庐，见壁上刀槊森列，问何所用。曰：“此吾所素习，悬以励众。”岳笑而漫应之，出语人曰：“为大将者，不恃谋而恃勇，亡无日矣。”当傅尔丹进师时，诸将皆力谏，副都统定寿曰：“噶逆闻警，敛师境内，静以观变，其谋可知。安可信俘虏片言，突人敌垒?”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彼穷蹙之余，安敌精强之士?汝何怯也?”定默然出，以袍付仆曰：“汝持此归葬可也。”海兰曰：“量敌而入，将之能谋也；知难而退，武之善经也；敌未可轻，武未可黩。俘虏之言，奚足为信?羸师待敌，外夷故智，君其防之!”傅艴然曰：“国家所以无敌者，以武臣不畏死耳。君等安可蹈汉儿弱习哉?”因命整军以进。及至和通泊，果大败，定寿中矢死，海兰亦自缢于幕代上。

三蒙古之防战与三音诺颜部之起源

和通淖尔之败报达京师，诏以大学士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驰赴土拉河畔会喀尔喀诸王，议蒙古防务，又谕傅尔丹相机坚守，毋轻图报箩蹈前辙；如科布多不可守，则移驻察罕廋尔，为专守喀尔喀之计。先是，康熙用兵准部时，以札萨克图之察罕淖尔形势蓄藏，水草丰美，便于屯戍；其地有山曰察罕廋尔，因于此筑城置兵。及是，傅尔丹奏言察罕庾尔距科布多辽远，艰于策应；廷议谓其地近喀尔喀游牧，若大军会屯，战守甚便。乃诏傅尔丹移营于此，去大将军号，以顺承郡王锡保代之；而马尔赛屯归化城，为后援。时准部亦两路备兵，令诸台吉环峙乌鲁木齐，以当清西路；又屯田额尔齐斯河源，以窥清北路。而北路邻喀尔喀，尤为所蓄意，因是准部与三音诺颜之衅起，而策凌竟以屡战屡胜之故，其名大著。策凌者，故元太祖十八世孙图蒙肯之裔也。明季喀尔喀有红黄教之争，图蒙肯尊黄教，为之护持，西藏达赖喇嘛贤之，授三音诺颜号。三音者，唐古特语谓善；诺颜者，蒙古语谓官长也。其时三音诺颜仍隶土谢图汗，三传至善巴，世牧塔密尔河。康熙三十年，善巴从弟策凌随母来京，教养内廷。四十五年，授和硕额驸，尚纯悫公主，寻携属归原牧。累岁从征，习漠北山川险易，愤喀尔喀为准部凌夷，锐自磨砺。猛士千，隶帐下，为亲兵。又以准部驰突，而喀尔喀无纪律节制，每游猎及止营，皆以阵法部勒，万众森严，如对垒。由是三音诺颜一军雄漠北。至是准部大小策零谋乘胜东犯喀尔喀，以科布多察罕廋尔皆有备，乃取道阿尔泰山南深入。九月，小策零以精骑六千前进，大策零拥众苏克阿勒达以援应。策凌与亲王丹津多尔济迎击于鄂登楚勒河，遣巴海以六百骑宵人敌营挑战，诱其来追，而伏兵击之，大破其众，斩其骁将喀喇巴图鲁。时策凌爵郡王，以是役功，晋封和硕亲王，授大札萨克，不复隶土谢图。自是三音诺颜为独立之部落。与车臣土谢图札萨克图三汗，为外蒙四部云。

四西路之防战与车骑营之制

噶尔丹策零既简精锐北犯，同时又集兵乌鲁木齐，进屯奇台度冬。十年正月，遂自奇台越无克克岭天山东北支脉，为今镇西及迪化界，犯哈密。时岳钟琪屯巴里坤，有众三万，余分防远近，以冬春积雪，不宜战，号令诸军，专以闭关瞭望为事。及哈密告警，乃遣总兵曹勃，副将纪成斌等往援；又檄副将军石倬云扼无克克岭要隘，截准兵归路。勷等遇敌哈密城西，奋战破之，而倬不复邀击，纵之西窜。三月，大学士鄂尔泰劾钟琪拥兵数万，坐失机会，不能料敌于先，复不能歼敌于后，诏削钟琪大将军号，以总督衔，留治军事。时钟琪力请于奇台东木垒河畔筑城屯兵，与巴里坤相犄角，自谓必效。及大兵移驻，而敌仍潜过河东，侵扰牧场。七月，诏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召钟琪还朝，以副将军张广泗摄大将军印，使总督查郎阿自肃州驰往代之。先是朝命筹御准部之策，钟琪献车营法。其制法，盖仿邱濬旧制，而稍加损益。车广二尺，长五尺，一夫推辇，而四夫护之。五车为伍。二十五车为乘。百车为队。千车为营。行载糗粮军衣，夜团聚为营；战时两队居前，专司冲突，三队后随，余五队团聚元戎，以防敌人劫战。《啸亭杂录》备载其图，兹录如下：

胤禛因命满洲护军习之，号车骑营。后北征屡以车师取胜，而钟琪在边，亦以车战为主。然车营严重，非沟堑沙碛所宜，和通淖尔之败，道路壅塞，士卒多损，论者归咎车战。及是，广泗受任，因言：准夷恃骑，我军制敌，必步骑兼用，而钟琪主用车，殊非所宜。又木垒地界不足守，仍移兵回巴里坤。由是西路壁垒一新，而钟琪且因查郎阿之奏劾，坐削职焉。初钟琪之为大将军也，以诏赴京师会议，而命纪成斌摄其事。纪以满人强劲，命副参领查廪领卒万人，驱牧驼马，廪畏寒，避山谷间，而以偏裨五十人放牧。及马驼为敌所掠，廪复弃军逃，成斌收缚，欲斩之。会钟琪至，惊曰：“君今族矣。满洲为国旧人，吾侪岂可与抗，以干其怒耶。”遂释廪，而以善言谕之。廪反恨之次骨。及查郎阿巡边，故廪戚也，因以控钟琪诸不法事，及成斌掩败为功状。查以入告，钟琪遂得罪。

五光显寺之大战

大策零敦多布自九月被创以来，还屯喀喇沙尔，至十年六月，复思北出；纠众三万，进次奇兰河额尔齐斯河源支流附近。时清廷议以察罕廋尔大营势孤，不足以制敌，乃于拜达里克河推河及翁金河畔三河并在三音诺颜部内，各筑城置戍，以厚蒙古之防。又马尔赛屯归化，怨望退缩，不胜大将之任，诏改授绥远将军，移守拜达里克，听北路大将军锡保节制。是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率大军，由北路入寇，越科布多察罕廋尔，潜至厄得尔河源当今乌里雅苏台东北境。锡保檄策凌及将军塔尔岱等御诸本博图乌里雅苏台东南。准兵侦知策凌西出，袭击其帐于塔米尔河，尽掠其牲畜子二子女一妾。策凌闻警，大怒，即断发截马誓天，反旆驰救，并急报锡保，请师夹攻。时有护卫绰克浑者，能日行千里，每登高峰，辄以两手张其衣，若皂雕鼓翼而立，故敌人远望不觉，因是尽得敌情。策凌急调蒙古兵三万人，乘夜由间道绕出山后，黎明自山顶大呼而下。敌梦中惊起，人不及甲，马不及鞍；追击于喀喇森齐泊，大战二日，准兵大败，沿途转战至光显寺即额尔德尼昭，蒙古谓寺曰昭。寺左河右山，敌无走路，策凌督兵乘暮蹴之，呼声震天，击杀万余，河水为赤。噶尔丹策零由鄂尔昆遁，尽弃辎重牲畜，以阻追骑。策凌急檄马尔赛于拜达里克河邀其归路。时拜达里克城中兵万有三千，副将军达尔济整兵待发，马不许。副都统傅鼐至跪求亦不应。将士登城望见敌骑过者，皆烧荒以绝追兵，无复行列，一出邀击，可尽俘也。翌日，将士皆不待军令，自出追之，击斩千计。而策零已从前队过。事闻，诏斩马尔赛及附和阻挠之都统李杕以徇，而赐策凌超勇亲王之号，锡黄带，分土谢图汗所滋息之二十一旗，隶三音诺颜。诏给马牛羊各数千，白金五万，使之游牧，并城塔密尔河，易庐帐为宫室，如京师邸第，以重藩卫。佩定边左副将军印，进屯科布多，便宜行事。策凌因连次获胜，绰克浑向导之力居多，赐之千金，亲饮之酒。绰克浑曰：“请王侍姬为奴舞剑，奴请为王歌。”歌曰：“朔风高，天马号，追兵夜至天骄逃。雪山旁，黑河道，狭途杀贼如杀草。安得北斗为长弓?射陨攙枪入酒钟!”策凌大欢，以侍姬及所乘战马赐之。越七日，而绰克浑死。漠北风劲气磯，士多悲歌慷慨之气，如绰克浑之歌，与前述准部老胡之歌见一百四节，悲壮悱恻，观之，可以知两役战迹之大略矣。

六准部之请和

先是，准部欺喀尔喀兵之不竞，屡入其庭，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因欲为怀柔蒙古计，而常遣大兵勘边，然路险敌强，动辄覆败。及策凌奋起漠北，两战挫敌，而两军攻守之势，为之一变。时锡保无进取之志，专以屯守为事，以察罕廈尔薪草不足为名，移营乌里雅苏台。胤禛知锡保不足任，十一年七月，追论锡保于光显寺之役，事前既疏于防范，使准兵得越险而东；临事复缓于接应，使策凌不得收夹击之效初准部入犯，锡保无备，奏调万人赴乌逊珠勒邀击，实止三千。又留领兵之将军傅尔丹于大营，致敌越险东趋。及策凌请兵之信至，始遣丹津多尔济策应，行未十里，即止营，致策凌战二日无援，始收军。及光显寺之大战，而丹津拥兵二万，既不夹攻于山北，又不追击于山南，观望却避，反饰奏冒功，获赏亲王，至是发觉。乃削其爵号，以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策凌副之。会西路大将军查郎阿亦累破准兵于近边，十二年，复破其众于布隆吉大坂，获粮器无算。于是噶尔丹策零知不可再逞，微吐和意。诏策凌查郎阿来京，与王大臣议之，庄亲王胤禄与两将军皆主进讨，大学士张廷玉等，言且抚之，若不顺，则进讨。而胤禛则以曾奉玄烨密谕言：“准地辽远，我往则我师徒劳，彼来则彼师受困；惟当诱致邀击，是为万全之策。”故亦无复深入犁庭之志。且以两路大军，暴露已久，乃降旨罢征，遣侍郎傅鼐及学士阿克敦报之。先量撤两路兵，北路则筑城于鄂尔坤河，留兵屯田；西路则戍哈密巴里坤。傅鼐至准部，噶尔丹策零欲得阿尔泰山故地，缮表归报。策凌坚持不可，欲以额尔齐斯河及阿尔泰山为界，而空其中为间地。自是往复争论，至乾隆二年，噶尔丹策零遗策凌书，称为车臣汗，议地界。策凌献其书，并己所答书。策凌二子，陷准部，是冬噶尔丹策零使使者哈柳复至，语及之，欲以动策凌。策凌厉词拒斥，哈柳无以难，遂定议，以阿尔泰山为界，厄鲁特游牧不得过界东，喀尔喀游牧亦不得过界西，和议始成。四年，又许其通市及进藏煎茶，惟人马限以定数。于是西北二路之军尽罢。计自康熙五十六年备边以来，旋罢旋调，先后靡饷七千余万，劳师十余载，至是始勉就和平之绪。及乾隆中叶，准部衰微，而清兵始乘隙深入，以犁其廷云。

第二十八章  西藏青海之平定

一百十二  中古以来西藏之大势

一古代之西藏与红教之起源

西藏之人种，名曰唐古特族，亦谓之图伯特。当中国南北朝时，其人始知牧畜，有酋长，其风俗与近时绝异。贵壮贱老，重兵死，恶疾终；以累代战殁者为贵族，临阵奔北者，悬狐尾其首以辱之，以故兵力骤强。至隋唐之际，遂征服近邻，蹂躏上部缅甸，始闻于中国。所谓吐蕃者也。吐蕃故无文字，无宗教，及唐贞观中，其第七世赞普吐蕃称王曰赞普，噶木布或作弃宗弄赞，或名弃苏农者，遣使来朝，并请赐尚公主；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许之．公主信佛教，自中国铸释迦牟尼像奉之入藏，噶木布见中国服饰，耻其习俗，因下令禁国人赭面，自褫毡厨，袭纨绡为华风。为公主筑城及宫室居之，自是与中国亲善，数遣使朝贡。其后尼泊尔国王鄂特巴尔郭恰又以女拜木萨妻噶木布，拜亦笃信佛教，噶木布受二后感化，日焚香坐禅，不思他往。于国中广建寺院，令臣民悉皈依焉。又自印度迎僧侣人国都拉萨布教，用印度字为国文，终噶木布之世，全藏化为佛教国。其僧侣谓之“喇嘛”。喇嘛者，唐古特语无上之义也。僧侣既受王室保护，有特权，于是信徒渐众，阶级渐高，国权为其所持。旧贵族曲意事之，其实力乃远出国王之上。元世祖时，吐蕃僧八思巴者，以道术得元庭信仰，世祖尊之为国师，封为大宝法王，使领藏地，予以统治政教之大权《元史·释老传》：“八思巴者，土番人，生七岁，诵经典数十万言，能通大义。国人称曰神童。年十有五，谒世祖潜邸，即位后，尊为国师。命制蒙古新字，仅千余，凡四十一母，颁行天下。”今后藏萨迦有喇嘛，即元帝国师后人，为红教之宗。其教先娶妻生子，有后则不入室，始登法座。说见《圣武记》。法王世居后藏札什伦布附近，其后嗣称萨迦胡土克图。萨迦者，盖释迦之音转；胡土克图者，译言再世也。萨迦胡土克图为生子袭衣钵计，不禁娶妻，其服本印度袈裟旧式，衣冠皆赤。明初，中国政府以西藏地旷人悍，欲利用宗教之力羁縻之，其徒来朝者，礼之逾于元代。凡封法王者八，授西天佛子者二，授国师者二十七，法王等死，其徒辄自相承袭，岁一朝贡，略与土司等。此辈既世受中国政府尊仰，颇流于侈惰，又嗜茶贪利，专恃密咒，以吞刀吐火炫俗，尽失佛教本侣。于是有宗喀巴者出，以宗教改革自任，而西藏喇嘛，遂别创一新派焉。

二黄教之创始及其权势

宗喀巴者，亦称罗布藏札克巴，本西宁卫人。以永乐十五年一四一七年生，初学经于札什伦布之萨迦庙，已而知西藏僧侣之腐败，乃入大雪山修苦行，道既成，为蕃众所敬信，因别立一宗，排幻术，禁娶妻，自服黄衣黄冠以示别，谓之黄教，而名旧喇嘛曰红教。其徒皆通大乘，尚苦修，学行卓然出红教徒上。未几，黄教遂盛行前藏，势与法王相匹。宗喀巴以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年圆寂，其大弟子有二：一曰达赖喇嘛，一曰班禅喇嘛班禅喇嘛又称额尔德尼，译言光显也。相传达赖为观音分体之光，班禅为金刚化身，在印度已转生数十世。其说神妙，不可得详也，并居拉萨，嗣宗喀巴法，为黄教徒宗主。宗喀巴既禁娶妻，故别创一嗣续法，谓达赖班禅两喇嘛不死，惟为呼毕尔罕，辗转出现，以济度众生。呼毕尔罕者，译言转世，或言化身也。达赖一世曰敦根珠巴，故吐蕃王室之裔，世为藏王。至是舍位出家，又名罗伦嘉穆错，嗣宗喀巴法，传衣钵；黄教徒始兼有西藏政治权。然达赖班禅惟总理宗教之事，不屑问世务，于是二世根敦嘉穆错始置第巴等官，以摄理政事。及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年，达赖三世锁南嘉穆错《明史》称为锁南坚错立，有高德，渐得蒙古诸部尊信。河套蒙古部长俺答明封顺义王，及其从孙黄台吉等，入藏迎之至青海，建仰华寺奉之。锁南嘉穆错在青海漠南说教，且自甘州遗张居正书，自称释迦牟尼比丘。至是，中国始知有所谓“活佛”者。达赖三世，实得禅定，慈忍渊默，即红教诸法王，亦多俯首称弟子，诸部仰若天神，番王徒拥虚位，不能施其号令。已而俺答曾孙嗣为达赖四世，称云丹嘉穆错，其势力益蔓延于漠北及伊犁等地云丹十四入藏坐禅，二十八岁示寂。而漠北诸部，以所处僻远，不得亲承达赖命，乃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后身为大胡土克图，处诸库伦，以总理蒙古教务，位与班禅相亚云。

三黄红教之竞争与桑结之专恣

达赖班禅世居拉萨，故其教盛行于前藏，而札什伦布以西，即后藏地方，自元代以来，即为红教根据地。其西境之拉达克酋长藏巴汗，为之护法，势力尚足与黄教相颉颃。及崇祯十年即崇德二年，西历一六三七年，达赖五世罗卜藏嘉穆错立，闻清国兴东土，遣人至盛京奉书及方物。清亦遣使报之，是为清与西藏通聘之始。时达赖五世用其亲近桑结为第巴，桑结与藏巴汗不相能，谓其虐众毁教，乃以达赖之命，招致厄鲁特蒙古以逐之。于是和硕特固始汗，引兵入后藏，击藏巴汗杀之；而奉班禅喇嘛统治其地，居之札什伦布。由是达赖班禅分主两藏。而红教徒悉南遁不丹及尼泊尔境。固始汗既有功于黄教，乃割西藏东部喀木为其领土，而以其长子达延鄂齐尔汗留镇拉萨，以次子达赉巴图尔佐之，全藏实权，殆归和硕特部掌握。桑结又恶和硕特之干涉藏事，阴结准噶尔汗噶尔丹征服青海，挫其势力。于是西藏事壹决于桑结。及康熙二十一年，达赖五世卒，桑结秘不发丧，一切矫命行之，威震全藏。土谢图与札萨克图之内讧也，清帝遣使会达赖之使和之，喀部哲卜尊丹巴亦奉诏与议，与藏使并坐。时噶尔丹遣使观衅，因责喀部待达赖使无加礼，诟之，为土谢图汗所杀。是为两部搆兵之由。及准部东侵。喀众内附，清帝复命达赖遣使准噶尔，谕令罢兵。而桑结所遣之使者济隆胡图克图，反阴嗾噶尔丹南侵。乌兰布通之役，噶尔丹几不免，而济隆代为讲款，误中国追师。清帝疑达赖若存，不当出此，又微闻桑结秘丧专恣状，因遣京师喇嘛入藏觇之。归言：桑结使己遥望礼拜，有喇嘛立高楼之上，绛纱之中，香烟缭绕，觌不分明。三十二年，桑结矫达赖令人贡，因言已年迈，国事决第巴，乞锡之封爵。诏封桑结为图伯特国王，欲因以羁縻之。而桑结谓中国可欺，益嗾令噶尔丹内犯，故凡噶尔丹前后蹂躏塞外，及扰攘中国边境事，推原祸始，盖无不出于桑结云。

[附记]  松筠《绥服纪略》曰：“红教喇嘛最尊者，为萨迦呼土克图，即元帝师帕斯巴喇嘛之后也，在札什伦布之西。宗喀巴初年，亦学经于萨迦庙，本出一源；及学成，乃自立宗。余巡边见萨迦胡土克图，询其经典，悉同黄教。其僧亦无眷属，惟萨迦胡土克图有妻室，仅朔望相见，余时不往来，只为生子袭衣钵计。其经典皆来自大西天，大西天有巴特玛萨木巴瓦者，唐时到藏传教，是为红教之祖。乾隆五十四年，驻藏大臣舒濂曾覆奏萨迦本同黄教情形，余询之达赖，班禅两喇嘛，及济陇第穆等皆同此说．故青海蒙古及巴塘里塘番众，凡崇信黄教者，亦皆敬萨迦，如达赖班禅。盖红黄二教本同，其近日邪术之红教，乃红教之末矣，非萨迦庙之本宗也。其与黄教异者，一则衣冠异色，二则咒语稍别，三则传子与转生不同，如斯而已。”又魏默深曰：“喇嘛即僧，应僧衣僧冠，其袈裟红色，本佛旧制，所谓僧伽梨也。袈裟偏袒右肩，惟礼佛升坐说法用之，其常服则缁衣，故曰缁门；所谓坏色衣也。不当概服赭衣，尤不当概赭其冠。黃教起于明世，应服黄袈裟，亦同此例。乃今京师喇嘛，不惟冠服一概红黄，且不服袈裟，而袍褂顶戴，与在家军民官吏无别。不知起于何时?及考常熟钱良策《出塞纪略》曰：‘归城喇嘛庙，有一僧，被黄衣，袒右肩，南面坐，号呼土克图。自言能忆前生数世，貌庄气静，类有道者。’青浦杜昌丁《藏行纪程》曰：‘大中旬红教大喇嘛一人，其下喇嘛数百，皆偏袒右肩，红氇氆为衣。’余庆远《维西见闻记》曰：‘维西黄教喇嘛，阔绅长衣，隆冬亦露两肘；夏戴平顶竹笠，冬戴平顶方毡帽，如内地僧帽之式。’乃知喇嘛虽红黄异教，而在番地藏地，仍服袈裟僧帽，不同在家之衣。其有品级大喇嘛，皆年班奉旨入觐，始易顶戴袍褂。此外散小喇嘛，何以概同在家俗服?此不可解者一也。俗称欢喜佛者，形同秘戏，乃元季番僧导欲诲淫之术，元顺帝供诸宫内，卒亡其国。稍知佛律，即当耻之；且官府亦当禁之。乃西藏蒙古及京师喇嘛寺中，皆于图像供设，恬不为怪。试问本何经教?起何敬信?其胡土克图不禁之，官府亦不禁之，此不可解者二也。”

一百十三  西藏之奠定

一清廷与桑结之交涉

康熙三十五年，清军败噶尔丹于克鲁伦河，俘其部众，具得桑结发纵指使，及达赖脱缁已久，桑结矫命状。乃遣使赐书责之曰：

朕询之降番，皆言达赖喇嘛脱缁久矣，尔至今匿不奏闻。且达赖喇嘛存日，塞外无事者六十余年，尔乃屡唆噶尔丹兴戎乐祸，道法安在?达赖班禅分立教化，向来相代持世，达赖如果厌世，当告诸护法主，以班禅主宗喀巴之教。乃使众不尊班禅而尊己，又阻班禅进京之行。朕欲和解准喀两部，尔乃使有亏行之济隆以往，乌兰布通之役，为贼军卜日诵经，张盖山上，观战胜，则献帕；不胜，又代与讲款，以误我追师。繫尔袒庇噶尔丹之由。今为殄灭准夷告捷礼，以噶尔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赉往。可令与达赖相见，令班禅来京，执济隆以畀我，如其不然，朕且檄云南四川陕西之师，见汝城下。一汝其纠合四厄鲁特之人以待，其毋悔!

桑结得书惶恐，明年，密奏言：“众生不幸，第五世达赖于壬戌年示寂，转生净体，今十五岁矣。前恐唐古特民人生变，故未发丧，今当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定坐床西藏不纪天干，惟以地支所属纪年，亦以十二月为一岁。以寅为正月，仍有闰月，但与中国闰不同。如雍正十年壬子闰五月，其地闰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闰四月，其地于甲寅年闰七月。更有闰日而无小建，假如闰日为初二，则初一日后即初三，无初二日矣。每月必有初一，十五，三十；而闰日则但于其中摘去一二日耳。求大皇帝勿宣泄!至班禅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济隆当竭力致之京师，乞全其身命戒体。”并封进达赖临终床箦尸盐拌像。清帝以达赖喇嘛自崇德通使，六十余年，未尝有隙；又累朝颇利用其力，以绥服蒙古。而第巴者，又达赖所任理事之人，若穷治其罪，虑有他变；不如因其陈情而宥之，兼以结欢于蒙古。乃允其所请，姑俟十月发之。时清廷方檄西北诸部，协擒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已奉诏出师，而桑结使者宣言达赖已逝，戒勿妄动。又使人谕青海诸首领，缮修器械，俱赴察罕陀罗海地方青海西南山名会盟，意甚叵测。适噶尔丹穷蹙自杀，所役属诸部皆离叛以去，于是桑结失其奥援，而和硕特之势复长。

二桑结之被杀与达赖转生之争议

先是，鄂齐尔汗以康熙九年卒，其弟达赉巴图尔内外为桑结及准噶尔部所制，威望坠地。及三十六年，噶尔丹败亡，而达赉亦卒，于是固始汗孙拉藏汗嗣立，复干涉藏事。以议立新达赖六世事，与桑结交恶。四十四年桑结谋毒杀拉藏汗不成，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众讨诛桑结，因奏废桑结所立假达赖，而立博克达山之伊西嘉穆错为达赖六世。清帝素恶桑结狙诈，乃册封拉藏为翌法恭顺汗，使镇藏地，而诏执假达赖献京师。假达赖行至青海，病死。然拉藏所立之伊西嘉穆错，青海诸蒙古皆以为伪，因自奉里塘之噶尔藏嘉穆错为真达赖。噶尔藏以二十二年转生，二岁著灵异，至是二十岁矣。诸部迎至青海坐床，请赐册印，与藏中所奏互相是非。清帝以青海僧侣势力，故不亚西藏，虑两部搆衅，诏噶尔藏嘉穆错暂居西宁红山寺，旋移塔尔寺。塔尔寺者，西宁城西南四十里之塔山，宗喀巴瘗胞衣地，黄教之祖寺也。青海周数百里，十三峰环绕之，海中有二岛，人迹不至即唐时所谓龙驹岛。番僧习禅定者，于冰合时，裹一岁粮休焉。故其地往往出异僧，而青海佛法，亦颇不亚西藏。至是两部争议未决，而准部遂乘隙以窥藏。

三准部之侵扰与西藏之大定

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之遣其臣大策零敦多布窥藏也，拉藏汗耄耋醚饮，既不为备，于是敦多布引兵破拉萨，杀拉藏汗，囚新达赖，而藏中因以大乱详见前章。五十九年春，清廷以两路出师，北路军灼都统延信，自西宁进发；于是蒙古诸部，亦各率兵随军，扈噶尔藏嘉穆错进征。诏即军中封之为宏法觉众六世达赖喇嘛。延信军以八月九日送达赖六世人藏，准部兵皆败遁。于是西藏平定。达赖六世登座，取拉藏所立之伊西嘉穆错归京师，尽诛厄鲁特喇嘛之助逆者，留蒙古兵二千以镇之。以拉藏旧臣康济鼐贝子颇罗鼐台吉分掌前后藏事。及雍正初，西藏噶布伦西藏官名等忌康济鼐之权，聚兵害之，欲投准噶尔。诏将军查郎阿率川、陕、滇兵万有五千进征，未至，而颇罗鼐率后藏及阿里兵九千，截叛人去路，擒其首领，诏封颇罗鼐贝子，总藏事，犒师银三万两，留大臣正副二人，领川陕兵二千，分驻两藏监抚之。至是西藏始确为中国属土焉。是年噶尔丹策零请赴藏煎茶，又声言送还所虏拉藏二子，诏严兵备之。乃收前藏东境之巴塘里塘归四川，设宣抚土司治之。以中甸维西隶云南，设二厅治之，惟察木多以外各土司，仍隶西藏，移达赖喇嘛于西里塘之惠违庙，以避准噶尔。八年迁于泰宁，护以兵千．每年夏初，西藏官兵赴防北路腾格里海，冬雪封山始回。盖备准部由此人犯也。及准部请和，乃送达赖喇嘛归藏，减戍兵四之三。时颇罗鼐惩前祸，训练万骑，又练步兵万有五千，于通准部之路，严设卡伦。准噶尔至是不敢窥藏，而西南之巴勒布三部，及布鲁克部相继向风入贡，藏地宁谧。至乾隆十五年，始有朱尔墨特之变。

一百十四  青海之叛乱

一罗卜藏丹津之叛

罗卜藏丹津者，和硕特固始汗之孙也。初，青海地方，自唐龙朔三年以来，世为吐番属境，与喀木、藏、卫为唐古特四大部。明正德四年，始为蒙古部酋所据，时为甘肃西宁边患，明人谓之海寇。明末，固始汗始由乌鲁木齐袭有其地，分部众为左右二翼，以其子十人领之。崇德七年，固始汗偕达赖班禅各遣使绕塞外数万里至盛京．顺治三年，复各遣使献金佛、念珠，表颂功德；十年，封为遵文行义敏慧固始汗。固始汗以顺治十三年卒。其裔分两支：一驻西藏，即击杀藏巴汗后而留其子鄂齐尔汗镇拉萨者也。一分牧青海，及河套以西。自准部噶尔丹勃兴，青海套西，并为所残破．有和罗里者，号济农巴图尔额尔克逃窜近边，上书求给牧地，诏给以贺兰山附近之地，为阿拉善王旗之祖。康熙三十七年，噶尔丹已败亡，于是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亦由青海率族来朝，诏封达什亲王，余授贝勒贝子公等爵有差。由是青海始为中国外藩。清廷常资其力以捍准部，而青海部众，亦以得中国保护故，不为准部所并云。策妄阿拉布坦之遣兵袭据西藏也，清军进兵讨之，而青海部兵皆从征。诸部长以功晋王公者寝众。时达什巴图尔子罗卜藏丹津袭亲王爵，自以青海及西藏，旧皆和硕特属土，而己又固始汗嫡孙，当回复先人霸业，总长诸部。会清帝胤稹新立，罗卜藏丹津欲乘机脱中国羁绊，乃于雍正元年，诱诸部盟于察罕陀罗海，令各仍故号，不得复称王贝勒公等爵，而自号“达赖浑台吉”以统之，于是西北同时骚动。

二丹津叛后之西边形势

初，青海有大喇嘛，曰察罕诺门者，出自西藏，世居西宁之塔尔寺，为青海黄教之宗。番众信向，势力与蒙古之哲布尊丹巴相埒。丹津诱使从己，又阴约准部策妄阿拉布坦为后援，于是青准之连合成，而远近游牧番众，及喇嘛二十余万，亦同时骚动。屡犯西宁，掠牛马，抗官兵，西宁戒严。丹津之叛也，其同族亲王察罕丹津，及郡王额尔德尼不从，丹津欲以兵力胁之，额尔德尼等先后挈众内奔河州关外。时兵部侍郎常寿驻西宁，理青海事务，诏传谕丹津罢兵，不从则惩之。丹津诡言：额尔德尼等谋据西藏，诸部不服，将率兵与决胜负。盖以额尔德尼等梗议，欲诬以罪，因胁余众奉己，如鄂齐尔汗坐镇西藏，兼制青海故事。清廷察其诈，决意讨之。十月，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驻西宁，以四川提督岳钟琪参赞军务。时丹津以沙拉图为根据地，遣部众分窥西宁附近堡驿，伺常寿出边，劫而幽之。羹尧分兵永昌布隆吉河疏吉河，防其内犯，南守巴塘，里塘，黄胜关等地，断其入藏之路。又请敕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及噶斯泊在罗布泊之东，距西宁界二千余里，截其通准部之路，复遣诸将分攻镇南，申中，南川，北川等堡，溃其党羽；移察罕丹津于兰州。于是丹津惶惧，归常寿请罪，不许，时元年十二月也。

三岳钟琪之深入  雍正二年正月，清廷知丹津穷蹙，益趣羹尧等进兵。于是岳钟琪攻其党喇嘛于郭隆寺一作格尔弄寺，在西宁东北，夺其三岭，沿途焚其十七寨，庐舍七千余，斩馘六千。其石门、奇嘉、郭莽等寺皆破，惟丹津尚据守乌兰呼尔之柴达木约当和硕特西后左旗境，距西宁千余里。羹尧奏调兵二万余，由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河四路会攻，期以四月草生时并进，而钟琪以为青海广漠，敌众尚不下十万，分攻非策，愿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马倍之，兼程捣其不备。廷议壮之，诏授钟琪奋威将军，专任西征事。时丹津屯柴达木河流域，侦骑遍塞外，钟琪以二月出师，中途见野兽群奔，知有侦骑，亟麾兵前进，遇敌数百，尽殪之。又夜袭其守哈达河之众，遂入崇山。于是蓐食衔枚宵进，直抵其帐，敌众仓卒惊溃。丹津衣番妇衣，骑白驼遁，其母弟及妹并就俘，降者数万。钟琪虑丹津人藏，引军自河源西南追，日行三百余里，数日至桑骆海；红柳蔽天，目望无极，路尽而返。而丹津则已越哈顺沙漠，北投准噶尔矣。自出师至此，前后仅十余日。诏封羹尧一等公，钟琪三等公，令搜剿余党。

四青海之大定

时庄浪卫之西山，亘二百余里，即《唐史》之石堡城。南临大通河，四面削绝，与其东山嵯峨夹峙四百余里。土番数万，据其中，乘青海有事，截饷戕吏。羹尧屡剿屡叛。四月，钟琪以兵二万讨之，敌袭故智，尽徙老弱辎重牲畜于东山，惟留骁劲备出没。钟琪分兵二路，以其半据西山之隘，声期进捣；而万人宵袭其东，禽斩大半，即留兵守东山，而回攻其西。敌萃石堡城，钟琪夜遣死士以降番乡导，援萝跻壁出其背，擒斩五千，番众穷蹙乞降，遂班师。青海悉定。分其地赐厄鲁特之不附敌者，并各蒙古，凡二十九旗。其喀尔喀土尔扈特辉特等，各自为部，不得属青海。又有西宁番者，北沿甘凉，西接回部，南界川滇，二三百部，皆吐蕃种，不相统属。明季厄鲁特自北边横越侵之，遂役于厄鲁特，纳租错牧，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国也。至是，仿土司之制，设番目改隶道厅卫所，以分厄鲁特之势；定其贡市之期与地三年一贡，分三班，九年一周；置互市于西宁日月山，岁会盟奏选盟长，遇事遣使赉敕往，不论崇卑，王公以下皆跪迎。置大通、安西、沙州、柳沟各卫。增西宁西北两路防兵马步五千，设总兵于大通安西；而改西宁卫为府，设青海办事大臣，驻节于此以辖之。又以阿拉善王潜游牧于山前，勒移山后，而收山前为内地，以重宁夏之险。追各寺明国师禅师印敕，定制庙舍毋逾二百楹，喇嘛毋过三百人，禁藏兵器。城戍星罗，形格势禁，青海之防，始渐完密矣。

第二十九章  雍正之内治

一百十五  胤禛之继位与宗室之制裁

一胤稹即位之异说

蒋氏《东华录》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戊子，上指康熙帝玄烨不豫，自南苑回驻畅春园，十三日甲午丑刻，上疾大渐，命趋召皇四子于南郊斋所，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娥，皇十二子贝子允裪，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是日戌刻，上崩，以雍正元年九月丁丑朔巳时，葬景陵，在位六十一年，寿年六十有九，庙号圣祖。”观此，则授受之际，宜若分明矣；然当时尚有异说焉。或曰：“圣祖非传位于胤禛，胤禛窃而袭之也。胤禛自少颇无赖，好饮酒击剑，不见悦于圣祖，出亡在外，所交多剑客力士，结为兄弟十三人，技皆绝妙；高者能炼剑为丸，藏脑海中，用则自口吐出，夭矫如长虹，杀人于百里之外；次者能炼剑如芥，藏于指甲缝，用时掷于空中，当者皆披靡。胤禛亦习其术。康熙六十一年冬，圣祖将赴南苑行猎，会有疾，回驻畅春园，弥留时，手书遗诏传位十四子，十四子胤褆也，贤明英毅，常统师西征，甚得西北人心，故圣祖欲立之。时胤禛偕剑客数人返京师，侦知圣祖遗诏，设法密盗之，潜将十字改为于字，藏于身，独入侍畅春园，尽屏诸昆季不许人内。时圣祖已昏迷矣，有顷，微醒，宣诏大臣入宫，半晌无至者。蓦见独胤禛一人在侧，知被卖，乃大怒，取玉念珠投之，不中，胤禛诡谢罪。未几，遂宣言圣祖上宾矣。胤禛出告百官，谓奉遗诏册立，并举玉念珠为证，百官莫辨真伪，奉之登极。是为雍正帝。”见《清史要略》或曰：“窃诏改窜之策，年羹尧实主之，盖胤稹之母，先私于羹尧，入宫八月，而生胤禛。至是乃窃诏改窜，令为天下主。”见《满清外史》以上两说，前议或失之妄，后说或失之奇。盖窃诏改窜，入侍投珠，与烛影斧声，同属不经之谈；而吕氏居奇，私乱谋立，殊多暗昧之说。意者康熙末年，诸子各树朋党，竞觊大位，既未得立，则造作蜚语，殆亦难免也。又或曰：“圣祖疾甚，胤禛及诸皇子方在宫门问安，隆科多受顾命于御榻前，帝亲书皇十四子四字于其掌。俄隆科多出，胤禛迎问，隆科多遽抹去其掌中所书十字，祗存四子字样，胤禛遂得立。”见《清史纂要》此说虽不见纪载，然证以康熙末年十四子胤褆为抚远大将军，柄山隆重，异于诸子。宗人府所建碑亭，宗室阿布兰以翰林院撰文不佳，另行改撰，惟称赞大将军允褆之功德，康熙帝亦不以为罪，其得帝眷可知。胤禛即位后，胤褆白军中归，觐见时，不肯跪拜服臣子礼，其事亦必非无因。且雍正初年，礼遇隆科多最厚，又诏内阁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后乃加以四十一款之罪，有言：“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则胤禛于加膝坠渊之际，得无有酬恩灭口之两念存乎?故此说不为无因矣。世传雍正初直省乡试考官或谓系邓东岳江南试题有以《或问禘之说》全节命题者，胤禛中以他罪诛之。兹再录《大义觉迷录》谕旨所言，以证事实之真相。雍正七年十月戊申上谕有云：

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褆，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褆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褆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褆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相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褆调回囚系，太后要见允褆，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他妃嫔都留于宫中。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在诸兄弟之上，宫中何人不知?及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兄弟面承御榻之前者，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穗，隆科多更改遗诏，是尊允褆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

此胤禛亲述自辩之辞，谓其得位至正，乃面承遗诏于御榻前者。然据同书雍正七年九月廿三日上谕，则云：“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痛昏仆于地。”又《上谕八旗》有云：“隆科多奏云：‘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圣上诏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第，并未在宫迎驾伺候。”可见康熙帝病逝之时，诸皇子并未全在寝宫，所得传位之末命，皆出隆科多一人之口。隆科多为皇后胞弟，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掌握警跸武力，“一呼可聚二万兵”，实能制诸皇子之死命。胤禛素极笼络之，故终借其助而得大位，帝所辩谕，皆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也。

二储位密建法之创始与朋党之禁

康熙末年，诸王既以争储之事，各树朋党，互相残害。及胤禛立，深知储位不定，不足以维系国本；而明立太子，又不免陷本人于骄矜失德之地。且左右逢迎，奸宄谗构，皆为历代纷乱之原，乃创储位密建法以善之。雍正元年八月，召王大臣及文武诸臣，谕曰：“朕自即位以来，念圣祖付托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当日圣祖因二阿哥胤礽之事，身心忧瘁，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为异日勘对之资。”诸臣皆曰：“圣见周详，臣等遵议。”乃令诸臣退，亲书应立太子名，各缄封锦匣收贮，留总管事务大臣掌之。自是以后，此制遂为清朝家法焉。胤禛既以储位密建法杜觊觎纷争之端，又以诸王之要结党羽，借谋自卫，宜有以戢之。乃于即位之初，语诸臣曰：“朋党恶习，起于明季，此风至今未息。尔大臣有则痛改，无则永以为戒!”反复数百言，诰诫至切。然防止愈严，而人心惶恐，门户转深。胤禛又以为欲除朋党之源，当令舆论之所是非，与朝廷之所赏罚，相为一致。于是御制《朋党论》以驳宋欧阳修“君子有朋”之说，颁示满汉诸臣。大要谓：“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而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观其所言，则舆论既当以朝廷之赏罚为是非，而人臣尤当以君心之好恶为从违，极而言之，则人臣不当以己意为好恶，而当以君心为是非，是言殆达专制之极点。胤禛又尝语廷臣曰：“朋党小人，自古帝王之所必诛，唐虞之世，共工驢兜比周为党，舜必置之于法。”盖胤禛以异谋得位，朝野惊疑，初必以宽和收人心，故不惜谆谆告诫，冀敌我者转为我用。及大位之基础稍固，而敌党估恶，又必为共工之诛，于是参辰之祸，不久旋起矣。

三骨肉之嫌猜

先是胤礽之为太子也，其兄弟希望非分者，或为秘密之运动以倾陷之，就中运动最力者，为皇八子胤禩。胤褆，胤禟，胤娥，胤褆等，为之党援，皆蓄术士，结宦官，广通声气，使为延誉。及胤扔废锢，彼等皆以为己党之谋略所致，渐露不轨之色。既而胤褆以巫蛊事，得罪幽禁见一百二节，胤禩旋亦黜爵为闲散宗室。及胤禛得立，以胤褆矜立名誉，才望为诸王冠，而胤禟以下，率立于被动地位；若胤禩能改过自新，则其党自不足虑。于是封胤禩和硕廉亲王，令与怡亲王胤祥等同理政务，而解胤褆大将军职，封以郡王，命往守景陵。又安置胤禟于西宁，以孤其势。雍正二年，胤娥以违旨在张家口居住，议革郡王；又以胤禟差往西宁，擅自遣人往河州买草，踏看牧地，革去贝子。然胤禟在西宁，密用西洋人穆经远P．Mouras经或作敬，近，金，景。葡萄牙国神父为谋主，以家财付之，又造新体字为密书，往来通递，遥为胤禩党援。是年，胤礽卒，追封为和硕理亲王，谥曰“密”。三年二月，乃召谕王大臣曰：

朕因允禟胤禛即位，诏改诸兄弟名上一字为允字，以与御名同也。故宮书于胤某，皆作允某行事悖谬，在西宁纵容家人生事妄为，特着都统宗楚往彼约束。今据宗楚奏：“臣至大通，允禟并不出迎请安，良久始令臣进见。允禟并无忧惧之容，臣令出院跪聆谕旨，允禟并未叩头，即起立向臣云：‘谕旨皆是，我有何说?我已欲出家离世，有何乱行之处?’全无人臣之礼。”朕兄弟中如允褆，允禩，允禟，允娥，允褆等，在皇考时结党妄行，以致圣心忧愤。允褆从西宁来京，并不奏请太后，亦不请朕安，见朕远跪不前。拉锡掖之使前，伊出，遽将拉锡詈骂。朕因允褆倨傲不恭，降旨训诫；而允禩劝令之跪，允褆即跪。是事事听允禩之言，为其指使之明验也。又允褆奏折中，有“我今已到尽头，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语，有何屈抑而出此怨望之语乎?至若允娥奉旨送哲卜尊丹巴，乃托病不行，又私与允禟相往来。允禟回书，有“事机已失，悔之无及。”悖乱已极。盖允禩等私结党援，牢不可破，若一经讯诘，则国法难容。朕居心宽大，不忍为此，务欲保全骨肉。……总之，朕兄弟中积习沉痼，既不能慑之以威，使其悛改；而加意施恩，又终不感化。若必尽拔根株，朕心实有不忍。惟欲尔等知朕心耳。

是年十一月，宗人府遵旨议奏：胤禩心怀奸恶，市恩惑众，应革亲王。诏从宽免。十二月，降胤褆为固山贝子，以其前在大将军任内縻费帑项故也。盖胤禛之所最忌者，厥惟胤禩胤褆二人：胤禩怀柔有术，党徒甚众；胤褆立功西陲，颇得人心。然胤禛不遽杀之者，岂果如诏谕屡云之“朕心宽大，不忍为此，务欲保全骨肉”乎?抑或“加意施恩，期其感化”乎?此不言可知矣。

四胤禩等之得罪

雍正四年正月，胤禛谕诸王大臣曰：“廉亲王胤禩希冀非望，狂悖已极，情罪重大，宜削籍离宗，革去黄带子。其党胤禟、苏努、吴尔古结党搆逆，靡恶不为，亦将黄带子革去。并令宗人府将胤禩等名字除去。”寻革胤禩妻福晋休回娘家，严加看守。二月，命禁胤禩于高墙，三月，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满语狗也。又改胤禩子弘旺名为“菩萨保”。五月，移胤禟回禁保定，改名为“塞思黑”。塞思黑，满语猪也。盖既屏之于宗籍之外，又黜之于人类之列。胤禛此举，亦太过矣!胤禛尝言：“今日之宗室，皆同祖之骨肉也。仇从何来?此皆宵小谗间，使骨肉生隙耳。予未即位以前，兄弟宗室，固无论矣；即八旗大臣，并无一人与予为仇者。不但不与人结仇，亦不与人结党。”夫既言无仇，则何必出此过分之举?欲盖弥彰，不得为讳矣。胤禩胤禟既得罪，并拘胤褆胤娥。乃宣布彼等之罪状曰：

阿其那等历年伤皇考之心，不孝不忠，结为党援，扰乱国政，收买小人，串通奸伪，希图大位，不为其所笼络欺蒙者甚少。国家被其扰乱，人心受其蛊惑，外则与阿灵阿、鄂伦岱、苏努、七十、黑寿等乱臣结党往来，内则与御前侍卫拜唐阿太监等钻营探听。伊等奸伪之计，皆为我皇考所洞悉，故虽穷困怀羞，而凶心益逞，反将皇考年高之人，种种激怒。圣躬憔悴成疾，皆阿其那之所致也。朕即位以来，将伊等罪过暂行宽免，冀伊等解散党羽，去其僭妄之心，改其悖乱之行；封阿其那为亲王，简用重任。阿其那仍不改其悖逆之心，事事以美誉自居，欲将恶名归朕。种种扰乱，全无人臣之体，竟在众大臣之前，发誓诅咒，连及朕躬。举动狂悖，一至于此!当阿其那封亲王之时，伊戚贺喜，伊云：“何喜之有?我头不知落于何日。”朕不知其何故而出此言?再阿其那在禁所，向看守太监云：“我断断不愿全尸以殁。”岂有身为臣子，而为此暴逆之理耶?夫阿其那以不忠不孝，挟奸伪之心，倘至大位，岂能上安宗庙社稷，报答祖父之恩泽，被生民之众哉?果系诚心为大清国之人，未必愿阿其那之登大宝也。至塞思黑，乃系痴肥拥肿，矫揉造作，粗率狂谬，下贱无耻之人。因阿其那事败，未称伊等之心，数年间挺身觊覦大位者，亦阿其那将伊怂恿之所至也。朕即位以来，以伊等断不可置之一处，将伊遣往西大通居住，欲其改恶。伊觉朕之宽仁，不肯伤伊等身命，反种种妄乱，敢行自古人臣未行之事，敢言自古人臣未出之言；祇欲激怒朕心，务必诛之而后已。以不足比数之人，贿买棍徒，而小人流传之言，以为塞思黑可邀大位；而伊亦公然自受，恣口乱言。自古以来，亦未有不自度量，靦颜无耻，悖谬可杀，如塞思黑者也。至允穗生性糊涂急暴，不知天地之高厚，亦不知自处为何如之人．皇考知伊在家，必然生事，特远遣出征在外。允襪乃信阿其那塞思黑之唆诱，顿萌大志，自古有大志之人，岂有不愿身名美好之理?而允穗妄费国帑，肆行贪饕，骚扰地方，淫乱贪污之行，众皆知之。视此伎俩人品，若至大位，恣任其意，岂能为国家万姓造福也?朕将伊唤回，而伊于未到之前，即露种种狂悖；于到京之日，向朕轻躁妄行，状类棍徒。其罪不可枚举!至于允娥，乃一介下贱，原属无耻之人；但知索取民财，争夺买卖，刻薄劣行，难以屈指!……从前诸王大臣，请将阿其那，塞思黑，允娥即行正法，断不可留，所奏甚为得理。但伊等历年结成党羽，妄造谣言，鼓惑人心久矣。阿其那等种种奸诈恶逆之事，中外及八旗军民人等，尚未得遍知。此事乃关系皇考及朕躬之事，故将此辈奸恶不忠不孝大罪，备悉言之，使中外之人，昭然尽晓。即此辈正法，亦属当然，姑留之，亦不过数名死人耳，亦无关碍也。

观胤禛之言，而其所谓胤禩等之罪者，亦不过结党谋立而已。所以不遽发之者，诚以其党羽固结，很株难拔，未至时机耳。然则当时朝野之纷扰，宫廷之阴谋，亦可窥见一斑矣。是年六月，王贝勒大臣等，公奏胤禩罪状四十款，胤禟罪二十八款，胤褆罪十四款，略云：“阿其那等以邪党为足恃，而要结之念弥坚；以大位为可干，而搆祸之心不已，请速正典刑!”而胤禛乃反复论列胤禩等之罪，使公布内外。并言：“允褆，允娥，允褆虽属狂悖，尚非首恶，皆已拘禁，尚冀改悔。至阿其那塞思黑之罪，朕不能即断，候加熟思。”至八月九月，胤禟胤禩先后病故，盖胤禛阴使人杀之也。或言二人死皆无尸，即雍正中所特创之血滴子为之也。他如胤褆胤娥亦禁锢。胤祉以文学著称，圣祖称其算法极精，以修书合圣祖尚文好学之意，拥护废太子，得圣祖褒美。雍正帝忌之。八年亦革爵锢死。因党附诸王而获罪者，不知凡几。如内大臣勒什亨苏努第六子、德宁、贝勒苏努与雍正为从昆弟，盖舒尔哈齐第一子为褚英，褚英第一子为杜度，杜度第六子为杜努文，杜努文第一子为苏努。努为镶红旗都统。康熙间曾任奉天将军，努与其十二子均信奉天主教、尚书七十允糖岳父、阿尔松阿、贝子鲁宾满都护、公爵鄂伦岱永谦、编修陈梦雷，及裕亲王保泰，简亲王雅尔江阿等，皆先后诛遣降革有差。诸王之子孙亲戚，亦皆伏辜。胤禛于兄弟中，惟怡亲王胤祥虽异母弟，然以谦恭寅畏，善承意旨，故独为所信任，余均视如仇雠焉。骨肉之祸，至此极矣!

五贵族之裁抑

清初八旗之制，皇帝所亲将者三：曰镶黄，正黄，正白，名“上三旗”。诸王所分将者五：曰正红，镶红，镶白，正蓝，镶蓝，名“下五旗”。下五旗户籍，皆为王公僚属，其关系若奴隶之于主人。诸主既各植党营私，则八旗属籍，亦多为诸王爪牙，抗行朝令。故胤稹有言：“上三旗之风俗，惟知有君上，方直刚正，志不可夺。彼等后与下五旗并用，遂染卑靡之风。从前下五旗之人，为诸王所统辖，其心亦惟知有君主，不知有主人。何至今日，遂卑靡一至于此!昨日都统武格在予前奏对，尚呼罪犯允櫻为主人，武格虽一无知之武夫，然亦风俗颓败，大义不明故耳。古人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即天经地义之所在，苟存二心，直乱臣贼子也!”其实八旗各有旗主，乃太祖创设封建王国之旧制，虽太宗锐意改革，亦只能诛戮跋扈不臣之旗主，改归自将，或与其他贝勒，而于旗主属人之本质未动也。入关以后，八旗武力，为政府所统一，亲王领旗之制不变，惟此为天子任命之旗主，而非宗藩世及之旗主矣．乃以积习所沿，都统尚有以亲王为主人者，故胤禛特降谕以纠正之，自此旗主不得以旗众为属人，而旗之行政，全归都统矣。雍正元年，以庄亲王胤禄等言，凡内廷禁近之地，一律换内府护军看守，而撤去旗下护军。盖恐旗下护军之不忠于帝室也．又当时诸王自开国以来，酬庸优厚，习尚骄汰，御下多不法。如两广总督杨琳故为敦郡王属下，王遣近侍赴广州，据署搜索。胤禛习知其弊，即位后，禁宗藩与外吏交通，非廷见不得私谒。又定朝士与王贝勒等，但有途遇避道之礼，并无诣府通谒之礼，故陈梦雷杨文言以为诚亲王允祉修书而遭摈斥，何焯秦道然以王府宾礼而获重罪，诚王亦幽禁致死。是使宗室与士大夫气类隔绝，自无植党邀誉之弊矣。其王府属下，惟护卫诸官，得由本王迁擢，余悉改隶有司，以所属值宿护军，撤归营伍。自是太祖所定八旗平行自主之封建王国，始进而为主权一尊之帝国。更进以亲郡王为都统，改固山额真之名为固山谙班，而旗主旧制盖扫荡无余矣。且当时宗室八旗子弟，亦以无智识之故，往往挟亲贵之势，恣为威福，胤稹特设学校以教育之。欲借教育之功，延揽人心，使之尊君而事上也。故宗学，觉罗学，官学多创建于雍正年间云。

一百十六  雍正之政绩

一贱民阶级之削除

胤禛性虽惨核，远不如其父之宽大；然志气之高，综治之才，亦为中主所不逮。雍正十余年间，建革之政，足述者甚多；而尤为有清一代之特色，开人道主义之先河者，厥维奴隶阶级之铲除。先是，山陕有教坊乐籍，世执贱业，不得与平民为伍。或言其先世以明建文鼎革之际，不附燕王起兵，遂为成祖所贬，世世不能自拔。雍正元年四月，诏各属禁革之，俾改业为良。又浙江绍兴府有惰民，其业与乐籍无异，九月，并令削除。或言惰民为陈友谅之裔，以反抗明太祖，故为太祖所贬。又或曰：系宋将焦光瓒部属，以叛宋投金被斥，元人谓之怯怜户。明太祖定户籍，编其户曰匄云。雍正五年，以江南徽州府有伴当，宁国府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懒民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当世仆。凡彼姓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棰楚。究其主仆之关系，何自而起，则皆茫然无考。诏令江南总督查明具奏，寻安徽巡抚魏廷珍奏：“江南、徽、宁等处，向有伴当世仆名色，请嗣后衿绅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子孙俱听从伊之役使；至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严禁。”从之。八年，以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之丐户，与惰民无异，从江苏巡抚尹继善姓章佳氏，字元长，满洲镶黄旗人请，令削除其籍。其余若江西，浙江，福建所属山县内之棚民，世以冶铁造纸为业；广东滨海之豎户，以船为家，不得陆居；至是亦皆先后禁除，视为编氓之例，列入保甲云。

二军机处之设立与官制之更改

清初官制，多因明法，通政司受内外本章，有敷奏封驳之权。内阁票拟批答，为承旨立法之府，其有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则由议政大臣组织之贵族会议裁决之。胤禛以通政司职权太重，扼中外庶政之要，主之者不得其人，或与政府因缘为奸。乃别设奏事处，命内外诸臣，有机密事，改用折奏，直达御前。自是通政司为闲曹。又以议政诸臣，皆贵族世爵，不谙国务；而内阁在太和门外，入直者或有漏泄机务之弊。乃于隆宗门内，设军需房，令内阁中书之谨密者，入值缮写。既而改为军机处，简阁臣及部院卿贰熟谙政体者，兼摄其职，名曰军机大臣。又选部曹及内阁侍读中书等为僚属，名目军机章京。军机职务，在赞理机务，票拟谕旨。谕旨之明发者，皆下内阁，以次及于部科。其有指授兵略，诰诫臣下，及查核刑政之失当者，则密封交兵部驰递，谓之“廷寄”。盖军机处之初设，亦不过因西北用兵，机务繁重，恐内阁或有泄漏秘密之虞，特分内阁之一部，使之接近宫廷，便于宣召，为指授筹策之地。及后事权渐隆，一切政治，皆出于此，而内阁之任遂轻，议政之弊亦绝。至军机处所设之机关，尚有二处，均隶属于军机大臣。兹分述其组织于下：

一、方略馆  凡军功告成，及政事有重大者，每奉旨记其始末，名曰方略，又曰纪略。方略馆即特为编纂方略而设者，以军机大臣一人总裁其事务，下有提调二人，收掌满汉各二人，皆由军机章京补充；掌送达章奏，及其他文书，并分掌编纂之事。其外尚有校对，无定员，由内阁中书兼任，掌文书校订之事。

二、内翻书房  凡有谕旨，汉满互译；由各衙门经内阁送军机处之文书亦同。其紧要文书之翻译，为内翻书房所掌，满军机大臣综理之。下有提调官二人，协办提调官二人，收掌四人。其外尚有掌档官四人，掌文书之授受，帐簿之保存；翻译官四十人，掌翻译。

军机处之设立，清代官书，均未有明白之纪载。《清史稿》即有七年八年十年三说见《军机大臣年表张廷玉传》及《职官志》。私家纪载亦如之如《枢垣纪略檐曝杂记内阁志》等。而雍正谕旨则谓定议于雍正四年，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奉指示，于内廷筹办军需，经理二年有余，各省尚不知有出师运饷之事。是雍正四年即有筹办军需之内大学士，自用兵以后，始对外臣发廷寄耳。至雍正十年三月军机处铸“办理军机印信”，行知各省，而军机处方为一正式机关矣。自是以后，君主独揽政权，而军机供传述而已。盖事无不综核，口无不召对，巡幸无不从，章奏无不达，内阁既成虚例，军机亦多承旨。故政权由内阁而转移于军机，亦不啻间接奉还于君主。有清至亡，未常稍易焉．又科道诸臣，对于朝廷举动，有发言之权；而六科给事中，以自为一曹，无所隶属故，益得放情自肆。胤稹恐朋党假言路为喉舌，故对于言官之陈白，特为注意。又命六科给事中改隶都察院以抑之，由是言路党争之弊，较前代为稍息矣。

三直隶水利之兴治

直隶水道庞杂，时有泛涨暴溢之患；而永定一河，自高原下流，尤为难治。故中国水患，除河淮以外，当以永定一河为最，而卫淀诸河次之。雍正初，胤禛以直隶旱涝无备，皆因水利未兴所致。三年九月，特命怡亲王胤祥与大学士朱轼前往查勘。胤祥等因绘图陈奏，请于滦蓟等处，各设营田。得旨：着九卿速议具奏。旋户部等衙门遵旨议准：直隶河防水利事宜，据和硕怡亲王等疏言。

直隶之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皆汇于天津之大沽入海：此直隶水道之大略也。卫河与汶河合流东下，德旧山东州名今县、棣无棣山东县名、沧旧直隶州名今县、景同上以下，春多浅阻，一遇伏秋暴涨，不免溃溢。请将沧州南之砖河，青县南之兴济河故道疏浚，于旧时建闸之处，筑减水坝，以泄卫河之涨。静海县权家口，亦筑坝减水；白塘口入海之处，并开直河一道，使砖河兴济河之委，同归白塘出口；修理海口旧闸，以时启闭。则沧瀛以北，水利兴而水患除矣。东西二淀，跨雄霸等十余州县，均应疏浚深广，并多开引河，使诸淀脉络相遇。其已淤为田亩者，四面开渠，中穿沟洫，庶污田旱涝有备。其赵北苑家二口，为东西二淀咽喉，赵北口堤长七里，板石桥共八座，俱应升高加阔。苑家河北之中亭河，上流之玉带河，对岸为十望河，均可开通，庶东西二淀，无冲决之患矣。子牙河为滹沱河下流，清浊二漳，发源山西，经广平今永年县、正定；而滹沱、滏阳、大陆之水会焉；其下流有清河、夹河、月河，皆分子牙之流，同趋于淀。宜开决分注，以缓子牙河奔放之势。永定河俗名浑河，水浊泥多，故道遂湮。应自柳叉口引之稍北，绕王庆沱之东北入淀。两河淀内之堤，至三角淀为止，为众流之归宿，应照旧开通，逐年疏浚，两河之浊流，自不能为患矣。至各处堤防，冲溃甚多，均应疏浚修筑，再请于京东之滦、蓟、天津，京南之文今文安县、霸、任邱、新今新城县雄等，各设营田，专官经划疆理，招募老农，劝导耕种。民力不办者，亏支正项钱粮，代为经理。田熟，岁收十分之一，以补库帑，足额而止。营田一顷以上者，分别奖赏，有能出支代营者，民则优旌，官则议叙。至各属官田，约数万顷，请遣官首先举行，为农倡率，民间田庐，有碍水道者，计亩拨抵，视其亩数加十之二三。河淀淤地，必须挖掘者，将附近官地，照数拨抵，则营田水利，人皆趋事乐从矣。

疏上，从之。时雍正三年十二月也。既而朱轼等复疏请分直隶诸河为四局，改分司为河道诸官，以责专理。于是直隶之水利渐兴，而河患渐减矣。

四浮粮之蠲兔与社仓之济急

先是，江南之苏苏州府名今吴县各县、松松江府名今松江县各县，浙江之嘉嘉兴府名今嘉兴县各县、湖湖州府名今吴兴县各县，自明室以来，赋税较他处为多，每年且至数十万两；故地方人民，未免艰于输将．雍正三年三月，吴民以为请，管理户部事务怡亲王胤祥奏之，乃命酌减苏州正额银三十万两，松江十五万两，嘉湖不与焉。至雍正五年十月，乃谕户部：“查各省中赋税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苏松，浙江之嘉湖，其赋税加重之由，始于明初洪武时，因四府人民，为张士诚固守，故平定后，借诸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为税额。夫负固之罪，在士诚一人，而乃归咎百姓，加其租赋，是洪武之苛政也!有明二百余年，减复不一，我朝定鼎以来，亦照明例征收。盖因陆续办理军需，经费所在，未便遽行裁减。我皇考圣祖，常论及此。雍正三年，将苏松二府额征浮粮豁免，彼时颁发谕旨甚明，本欲一体加恩嘉湖二府；因浙江风俗浇漓，正须化导，故尔暂止。今见浙俗渐次转移，朕心涣然。查嘉兴额征银四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湖州府额征银三十九万九千九百余两，俱将减十分之一：二府共免银八万七千二百两有奇，永著为例。”于是嘉湖之浮粮亦减，而各省无独多之额赋矣。又当时社仓救急之法，必经州县申详，督抚咨奏，得部示而后始行，故往返须经数月。雍正十一年，胤稹以社仓原为济急，而公文往返，徒延岁月，小民悬待孔殷，仍不免有重利告借之苦。乃命州县遇有应行借给之时，一面申详上司，一面即速举行，方可以济闾阎之缓急；是皆注意民生之事，亦即所谓惠民之政者也。

五苗族之由来与改土归流之成功

苗族当太古时，尝繁殖于黄河长江之间，其后黄帝混一区夏，合为华族，九黎之未同化者，渐次退处于南岭及横断山脉附近故西人谓之高地族，杂居川、广、云、贵之间，为政府法令所不及。其以地域而区分者：在四川谓之僰，谓之生番，在两广谓之獞，谓之黎，在湖南贵州谓之猺，在云南谓之猓，谓之野人。其以服饰而区分者：则有红苗其衣带红，黑苗脚缠黑布，青苗脚缠青布，白苗脚缠白布，花苗衣褶绣花等。语言风俗，既与中国绝异。中国之治之也，亦尝用羁縻政策，仍其旧俗，官其酋长。故自元明以来，有宣慰，宣抚，招讨，安抚，长官等土司；又有土府，土州县，其长皆得世袭，握强大之自治权。清初，因袭明制，分设土官，而属平西定南诸藩镇抚之。吴三桂之乱，诸土司颇为所用；及事平，而清廷亦放任之，未暇穷治。惟苗民不知耕作，专以劫杀为生，土官又以积威苛敛虐使，恣为不法，故苗患遂为西南之一大问题。是时，贵州东南境，有苗族所占领之一大区域，以古州为中心，环寨千有三百余，周几三千余里，名曰“苗疆”。又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于行政区划上，则隶四川；而于地理上，则距成都几二千里，而距云贵省治为近。四川总督之统治力，既以辽远不能实施，而云贵督抚又以职权不属，听其跋扈。其余贵州广西之间，苗疆寥阔，地方官常以境界之错杂，互相推诿。且云南之镇沅、威远、元江、新平、普洱、茶山诸土司，又与缅甸老挝南掌车里诸人，交通为患。雍正四年，鄂尔泰为云南巡抚兼总督事，因奏言：“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相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于是极陈当时行政区划之不当，及从来以夷治夷之非策。胤稹知鄂尔泰才可办事，即诏以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司改隶云南。六年，复铸三省云贵广西总督印赐之，令兼制广西。于是鄂尔泰用游击哈元生，委以乌蒙镇雄之事，用总兵石礼哈搜讨贵州广顺之长寨，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生苗二千余寨；用知府张广泗招抚古州，辟苗疆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先后劾黜云南沾益土州安氏，镇沅土府刁氏，及赭乐长官司威远州广南府各土目，悉定澜沧江以东地，以普洱为府，威震缅甸。广西诸土官，自泗城之岑氏以下，亦先后缴敕印纳军器二万余。自雍正四年至九年，改土归流之议成，而三省之边防，乃粗定焉。

一百十七  雍正间之大狱

一年羹尧之狱

雍正初年，胤稹有阳为宠信，而阴怀疑忌之大臣二，即年羹尧与隆科多是也。惟其宠之至，则肆作威福，殆亦难免；惟其忌之深，则一旦破露，势必惨核。故年隆二狱，为初年最大之刑谳焉。年羹尧者，年遐龄私婢所生子也，生有异征，父弃而复收之。及长，弘毅多才略，入翰林为考官。康熙末年，羹尧出为四川巡抚，以西陲兵起，晋总督，寻又兼督陕西。时西藏有事，朝命皇十四子胤禟为抚远大将军，经略军务，羹尧以总督理边事，佐之进取，故羹尧与胤褆交甚睦。胤禛即位后，即召胤褆回京，而以延信代之，饬羹尧于军事粮饷，及地方诸政，俱关白延信协同管理。盖是时胤禛虽以胤褆故，阴疑羹尧有异志，特以羹尧在边日久，老于军事，威望有加，不敢遽易之，乃晋羹尧爵为三等公，以示羁縻。及青海有罗卜藏丹津之乱，特命羹尧备兵擒之，授抚远大将军，相机行事；改授延信平逆将军。次年，青海平，诏授羹尧一等公，封其父遐龄为一等公，加太傅衔。雍正三年，羹尧奏折内，将朝乾夕惕，书作夕惕朝乾，且字体潦草。得旨：“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着原本发还，令其明白回奏。”未几，遂调补杭州将军，以解其兵柄或言胤禛常令密访胤褆在西宁军中劣迹，羹尧为奏辩，帝滋不悦，假是夺职。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奏羹尧擅给盐商引票，增引十万等罪。朝命侍郎史贻直高其佩前往审理。既而汉军都统范时捷又劾羹尧欺罔贪婪五款，得旨：着羹尧明白回奏，寻下吏部议处。议上，仅请罢任留爵。胤禛以羹尧所犯之罪甚多，即正法亦不足蔽其辜，严旨斥之。且疑尚书隆科多有意徇庇，削太保衔。因谕九卿曰：

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膂，毫无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报效。孰知朕视如一德，伊竟有二心，朕予以宠荣，伊幸为邀结。招權纳贿，擅作威福，敢于欺罔，忍于悖负，彼既视典宪为弁髦，朕岂能姑息养奸耶?至其门下趋赴奔走之人，或由希其荐援，畏其加害，急宜改散党与，革面洗心。若仍旧情，惟务隐匿巧诈，一经发觉，定治以党逆之罪。隆科多年羹尧若不知恐惧，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之故习，万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辙不可屡陷，各宜警惧，毋得白干诛灭!着先革其子年富年兴职爵，交伊祖年遐龄严加管束，傥仍不悛改，即行正法。

时朝议羹尧狂妄悖逆，请拿京正法。得旨：俟羹尧回奏。七月，追羹尧恩赏诸物，革将军职，授闲散章京，在杭州效力。羹尧奏云：“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而内阁詹事九卿科道等，又合词参奏羹尧贪婪成性，骄横居心，颠倒官常，草菅民命，请立正典刑。得旨：“此奏乃在廷公论，而国家赏罚大事，必咨询内外大臣。可令将军督抚提镇各抒己见入奏。”盖胤禛以羹尧功高望重，杀之恐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也。时直隶总督李维均奏羹尧不忠不法，羹尧疏辩。部议维均与羹尧交结往来，此举虽阳为参劾，实阴图开脱；又以维均匿抄羹尧保定所置家产，立即拿问；而羹尧亦于十月提解来京。时直省督抚提镇，陆续疏参羹尧残逆罪，请明正典刑。于是议政大臣等题奏，羹尧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专擅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凡九十二大款。拟议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孙，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并子之妻妾，给功臣为奴。得旨：羹尧着交步军统领阿齐图令其自裁，年富立斩，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往边远充军，族人俱革职，永不许出仕；有匿羹尧子孙者，以党附叛逆论罪。时羹尧之父遐龄亦论死，大学士朱轼力争以子刑父，非法，乃得免；与羹尧之兄希尧广东巡抚并革职云。初，羹尧在西域行营时，引用私人，但咨吏部，不由奏请：谓之“年选”。与吴三桂之西选，隆科多之佟选，时人称之曰“三选”。当其凯旋还朝也，胤禛郊迎之，公卿皆跪接于广宁门外。羹尧遥与胤禛并辔而行，百官伏谒，羹尧策马竟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羹尧亦但颔之而已。至天子御前，箕坐无人臣礼，胤禛皆优容之。呜呼!羹尧以震主之功，骖乘之贵，不知卑躬自保，消患无形；而尤怙宠鸱张，目无朝贵，诛夷之祸，有由来矣。或言：羹尧本藩邸旧人，胤禛初登极，恐诸王为变，常令羹尧衷甲以从，其所赏赐，皆为前后勋臣所无。是殆与胤禛为羹尧窃诏所立之说，同出一辙，恐不足为据也。

二隆科多之狱

隆科多者，佟国维之子；国维乃孝懿仁皇后之父：此胤禛即位后，所以诏称舅舅隆科多也。康熙帝崩，隆科多独受顾命，故雍正之初，备极宠任，与怡亲王胤祥等同理事务，命袭其父一等公爵，寻又尝阿达哈哈番世职，授吏部尚书，加太保。既而隆科多恃恩骄恣，所为多不法，帝眷顿衰。年羹尧之败也，隆科多坐徇庇，削太保衔；复因在吏部办事专擅，夺世职。由此胤禛遇事督过之。四年正月，刑部议奏隆科多挟势婪赃，罪拟斩决。得旨：令其往阿尔泰料理边防事务；而诏斩其家人牛伦。五年六月，以私钞玉牒事发，旨命顺承郡王锡保等审理之。十月狱成，奏疏有云：

隆科多大不敬之罪五：一私钞玉牒，收藏在家；一将圣祖御书，贴在厢房；一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一玛岱之事，渥奉谕旨，隆科多明知干犯，复行妄奏；一皇上赏银修理公主坟墓，迟至三年，竟不修理。欺罔之罪四：一圣祖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皇上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身带匕首，以防不测；一奏言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二万兵；一时当太平，臣民戴德，守分安居；而隆科多作有刺客之状，故将坛庙桌下搜查。一……紊乱朝政之罪三：一皇上谒陵之日，妄奏诸王心变；一妄奏调取年羹尧来京，必生事端；一妄奏举国之人，俱不可信。奸党之罪六：一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廷；一徇庇傅鼐等；一比蔡起俊。……不法之罪七：一任礼部尚书时，所办铨选官员，皆自称为“佟选”；一纵容家人勒索财物，包揽招摇，肆行无忌广…。一因佟姓捏造：“惟有人多耐岁寒”之语，向人夸示，以为姓应图识；一自知身犯重罪，将金银预行寄藏；一挟势恐吓内外人等。贪婪之罪十六：……罪案昭著，应斩立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

疏上，胤禛召诸王大臣谕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实不容诛；但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有所不忍。可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家产何必入官?其妻子亦免入辛者库，伊子岳兴阿革职，玉柱发往黑龙江当差。”至是胤禛之所忌恨者，乃并除而去之矣。盖初年大狱，罔不与帝位之授受有关，诸王既以觊觎遭谴；而年羹尧隆科多复缘是以兴大狱。羹尧暗通王党羹尧与胤禟密通书信，为帝发现，势足以乱国；佟舅协谋践位，易败其隐私，雄猜之主，在所必忌，杀之之心，固已早决矣。观雍正二年谕河督齐勒尔曰：“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即可知矣。惟年隆遭人主之忌，而不知韬晦敛迹，保全首领，自取之咎，亦难独怪胤禛也。

三诽议朝政之文字狱

雍正初年，年羹尧、隆科多及诸王胤禩胤褆等既以怨望致败，其门客党羽，散布中外，流言四起。甚或借文字之著述，发为不平之鸣，诽谤朝政，指斥君主。胤禛察及幽隐，遂坐是以兴大狱焉。其最大最著者：则汪景祺、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柟诸狱是也。景祺，浙江杭州人，随年羹尧为记室，羹尧为人告讦，大逆罪中，有见汪景祺《西征随笔》，不行参奏等语。旋由刑部等衙门议奏：妄作《西征随笔》之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斩决，得旨：“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大逆不道，应当处以极刑，著立斩枭示。其妻子发往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之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侄，俱着革职，发遣宁古塔。五服以内之族人，皆革职，约束不许出境。”此三年十二月事也。嗣庭亦浙人，为江西考官，以“维民所止”命题。言官讦参，谓维止两字，系取雍正字去其首也。胤禛遂谕内阁九卿科道等曰：

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伊曾荐举，朕令在内庭行走，后授内阁学士，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系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乖张，平日必有记载，遣人查其寓所行李中，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之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厄运，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多选庶常为蔓草。热河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余人，又书雨中飞蝗蔽天：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今若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必谓嗣庭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今种种实迹现在，尚有何辞以力之解?查嗣庭着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拟。

既而嗣庭死于狱，仍戮尸枭示，其子坐死，家属流放。时四年九月事也。法式善《槐厅载笔》云：“雍正丙午四年，查嗣庭俞鸿图典试江西，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两句，山经之蹊间一句命题，其时方行保举，有意讥刺。三题茅塞于心，不知何指，其用心不可问．因查其笔札诗草，语多悖逆，遂伏诛。”盖嗣庭为隆科多之党。而隆方获罪谴出，查以怨望故，乃不能免也。时胤禛以汪查皆浙人，遂谓浙江风俗浇漓，而嗣庭尤玷辱科名，诏停浙江乡会试。以光禄寺卿王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以化导之。济世生棉皆广西人，雍正四年，济世参奏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胤禛以文镜实心任事，令刑部审拟济世妄劾之罪，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而生柟亦因党援，与济世并遣。七年五月，顺承郡王锡保以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之。胤禛以济世不在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令诸臣议罪。议上，应正法，奉旨免死，令当苦差。是时，生柟亦以曾作《通鉴论》十七篇为锡保告发。谓：“《通鉴论》中多抗愤不平之语，其论封建之利，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朝政”，云云。胤禛乃谕言：“生柟以‘封建制度，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日，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如此指摘，大凡叛逆之人，吕留良，曾静，陆生柟辈，皆以宜复封建为言。盖此种悖乱之人，自知奸恶倾邪，不见容于乡国，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不见用于此国，则去而之他国。殊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柟者，实天下之所不容也!”时生柟论文十七篇，尚有论及建储，兵制，人主，相臣，无为之治，与隋炀帝王安石者，其言无不与时政有关。胤禛皆一一指驳之。其驳《封建论》一节有云：

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秦汉以后，土地属之天子，一行封建，私心即多，故以郡县为公。唐柳宗元云：“公天下自秦始皇始。”宋苏轼云：“封建者，争之端也。”皆确有所见之言也。……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然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

生柟论人主有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是则显系指斥胤禛，而为诸王之党狱以发；故生柟之论，不得不视为与诸王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也。胤禛以诸王谋乱国是，妨碍统一；而封建论复从而援之，是以皆在抉剔剪除之列。生柟亦岂能幸免哉?故是年七月生柟遂见杀于军前。按济世之注《大学》，从《礼记》本而不从朱子，原无可非，乃以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为世宗所恶。生柟则论人君而作危辞，古所云城高池深，兵甲坚利，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此乃寡助众叛亲离之定理。夫经史原多警戒人君之语，一涉笔即得死罪，谁复敢致力于事理，以与国家社会相维系乎?乾嘉学者专尚考据，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其亦不得已而然耳。故清一代汉学之极盛，正士气之极衰，士气衰而国运焉得不替?此雍乾之盛而败象生焉者，亦政治文化交互影响之一例也。

一百十八  吏治之整饬与内外之重臣

一吏治之整饬

胤禛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世态，无不洞悉。康熙末年，玄烨以“省事”为政，故不免失之宽大；而疆吏州县，玩法者多。胤禛即位后，既以诸王之事，防制不遗余力，又恐官吏疏懈，政纲不举，故御极之初，即首颁谕旨十一道，训饬督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词旨严厉，以勤求吏治，严绝贿赂为主。胤禛又以各省督抚事烦任重，势必延请幕宾，但幕友有不肖之徒，勾通内外，肆行作弊，清浊混淆，是非颠倒，败本官之清节，彼则饱囊而去，深可痛恨，着即严行查察；而纵容书吏差役，狐假虎威，无恶不作者，亦饬令督抚痛自革除。又当时部有部费，凡各省题奏事件，不讲部费，不能结案。盈千累万，遂小人无厌之求，屡旨禁之，而不能绝。胤禛以题奏俱系亲览，交部定议，大臣不知自爱，甘为蠢役傀儡，复严行禁止。又各部书吏，惯于作弊，已经满秩者，改换姓名，窜入别部；甚有一种缺主名色，握一司之事，盘结其中，居然世业．乃令各堂官于五年考满，勒令回籍候选，如有前项情事，立行驱逐。至是朝野肃清，弊端尽绝，而天下皆懔然奉法矣。章学诚《文史通义》云：“明中叶后，门户朋党，声气相激，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賵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传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斤斤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岂可见奄寺而颂其不好色哉?”胤禛以法治国，综核名实，凡大臣之严酷苛细者，无不得帝之宠眷。如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皆一时有名之督抚，然其行政之要，亦适如胤禛之为人。噫，田李之辈，殆亦善于揣摩心理者欤!

二田文镜之宠信

田文镜，汉军正蓝旗人，康熙末年，为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遣使祭告华山，回京复命，因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激切敷陈。胤禛以其直言无隐，命往赈济，称旨，即授山西布政使。调河南，擢巡抚。文镜之在山西也，将积年亏空清理，吏治一新。及在豫，整饬河工，三年无汛溢，胤禛宠眷殊甚。惟文镜为政苛细，居心忮刻，一劾动数十员。时李绂由广西入京，首劾文镜负国殃民，连疏上之。会谢济世亦劾田，胤禛以文镜治豫，年丰岁稔，搢绅畏法，实为巡抚第一。而济世所言，与李奏一一吻合，明是结党倾陷，宜严惩。于是内外诸臣以全力排李，胤禛因李系名臣，才具甚优，而又恶其倔强，欲摧折用之。两次决囚，缚之西市，刀加颈，问此时知田文镜好否。李奏：“臣愚虽死，不知文镜好处。”乃宣旨赦还，济世因是谴黜焉。见上节雍正五年，授文镜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改籍入正黄旗。六年五月，又谕内阁：

田文镜自到河南，忠诚体国，公正廉明，以此上感天和，收成丰稔；而黄河当暑雨之际，全无汛滥，此皆天地嘉佑之明验。吏治民风之善，实为直省第一。鄂尔泰公忠诚勤，实心任事，是以云南连岁丰登。各省督抚皆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允称大治矣。今思山东民俗官方，宜加整顿，着将田文镜授为河东总督，管理二省事务。此朕因人设立之旷典，不为定例。

先是，谢济世之劾田也，胤禛谓：“文镜秉公持正，贪赃坏法之事，朕可保其必无。”及是又言：“若督抚皆如田文镜，则天下允称大治矣。”观于此，胤禛信任文镜之专，亦可想见矣。世传文镜之所以获信任者，皆幕客邬先生之力也。文镜开府河东，闻绍兴邬先生之名，延之为幕宾。邬先生谓文镜曰：“公欲为名督抚?抑欲为寻常督抚?”文镜曰：“愿为名督抚”。邬先生曰：“若欲为名督抚，必任我之所为，毋掣我肘也。”文镜问所为，邬先生曰：“我欲为公草一疏，疏中一字不令公见，此疏上，公事成矣。”文镜心知其异，许之，盖参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以顾命大臣，恃功骄恣，胤禛甚恶之，而中外大臣惮其威，无敢一言者。邬先生窥知帝隐，故为文镜具疏劾之，疏上，隆科多果获罪，禁锢终身。而文镜之宠眷遂日隆。已而，文镜以事与邬先生忤，渐不用其言，邬先生愤而辞去。自是文镜之奏事，辄不当意，数被谴责。文镜不得已，再以重币聘邬先生，而帝眷复如初。或言：邬先生即胤禛之心腹，所以假手于田文镜而实行其阴谋者也。不然，彼虽知帝之意，抑曷敢探帝之私哉!雍正九年，文镜因病乞休，未几卒，谥端肃。及雍正十三年，乾隆帝立，谕谓：“河南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于是说者皆谓文镜之奸状毕露，不知文镜实心任事，吏治整肃，境无贼寇，道不拾遗，抑富豪而安贱民，禁衿绅苛虐佃户，皆善政也。惟其严酷武健，勤求苛刻，或不足尽慊人意耳。至谓文镜一无可取，是殆惑于参之者，如李谢皆名臣，而即疑其言之不诬，然此非公允之论也。与文镜同时，而得帝眷者，尚有李卫江苏铜山人，由捐纳员外郎入仕。卫为浙江督抚，声誉精严，一如文镜，胤禛常并提之；谓为有名之督抚。然卫故豪士，为政颇疏节阔目，不若田文镜之苛细云。

三鄂尔泰张廷玉之柄用

雍正中，直省疆臣，如田文镜李卫等，皆以为政有声，得帝宠信；然酷吏之名，每不理于众口。至若身处庙堂，博帝殊眷，生则专信如一，死则配飨太庙者，则有二人焉：一满人鄂尔泰，一汉人张廷玉是也。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以康熙三十八年举人，授侍卫，从猎和诗，称旨，迁内务府员外郎。时胤禛在藩邸，因事召之，鄂拒谓：“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胤禛善之。即位后，特授江苏布政使，时缙绅横甚，鄂用能吏严抑之，未几迁广西巡抚。三年，署云贵总督。四年，苗疆事起，鄂建改土归流之策，胤禛大悦，手铸三省总督印赐之。时土官不服，变者四起，鄂皆次第削平之见上节。十年，以功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封一等伯，信任无比。每具一疏，虽极寻常，胤禛必嘉奖颁示，尝云：“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事无大小，必命鄂尔泰平章以闻。”鄂尔泰受胤禛非常之遇，入朝尽三鼓方出，语秘，外莫能知。雍正末年，台拱苗叛，乱氛四起，议者多归咎于始事之人，邹以筹画未周，具疏请罪，且斥削伯爵，诏许之。胤禛晚年，常召鄂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测其意。胤禛崩，惟鄂受顾命，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髀血涔涔下，拥皇子弘历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乾隆初年，同张廷玉等总理事务，十年卒，谥文端。以胤禛遗命，配飨太庙。廷玉字衡臣，太傅张英次子也。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寻授检讨，直南书房，洊加优擢，由洗马五迁至刑部右侍郎。时廷玉以名相子，回翔卿贰，文学经济，已巍然负台辅望矣。胤禛初立，政事殷繁，谕旨日数十下；廷玉承命应奉，精敏详赡，悉称旨，擢尚书。雍正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兼管户部翰林院事。明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又明年，晋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西北军兴，创设军机处，规程皆所手定，倚任甚专，赏赉优渥，他汉臣莫之及。尝有疾，及痊，胤禛告近诗曰：“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众争来问安。胤禛笑曰：“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乾隆初，与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及鄂尔泰等总理事务，而弘历宠信廷玉特甚。惟以家门大盛，子弟并列显要，又其门下往往分党排轧，汉人则用附廷玉，满人则思附鄂尔泰，故乾隆中因是以兴大狱焉。

四岳钟琪之任废

雍正时名将，年羹尧岳钟琪为最，然羹尧跋扈结党，因以获罪，钟琪虽以疏防落爵，而终未罹间致死，乾隆再起，功勋卓著，赐号威信，可谓能得保全者矣。钟琪字东美，号容斋，先世汤阴人，迁兰州：父升龙为康熙末年名将，卒赐敏肃。钟琪魁奇沉雄，寡言笑，儿时布石作阵，进退群儿，颇有法。由同知改授松潘游击，累迁永宁副将，以随征西藏功，擢四川提督。雍正元年，青海叛，年羹尧奏调为参赞大臣，钟琪沿途剿抚，次年，独率兵平青海见第二十七章，封三等公。三年，授川陕总督，加太子少傅。苗疆之乱，钟琪与鄂尔泰会剿，事定入觐，赐双眼孔雀翎，晋少保。六年准噶尔不靖，命钟琪为抚远大将军，征西路，以败敌得奖叙。十年，准部犯哈密，钟琪遣将击败之，又遣别将石云倬等赴南山口截其归路。云倬兵迟发一日，敌窜去，大学士鄂尔泰劾其玩忽，夺少保，降侯爵。寻召还，以张广泗代之；广泗又劾其调度乖方，遂落职交兵部拘禁原因详见一百十一节，论死。乾隆二年，放归乡里，时手一编，吟咏自适，徜徉山水间，见者几忘其为故大将军也。至十三年，再起征金川有功事详第七篇，加少保，复公爵。十七年卒，谥襄勤。先是，钟琪之督川陕也，成都人讹言：钟琪将谋反。钟琪疏闻，胤禛曰：“数年来在朕前赞谗岳钟琪者甚多，不但谤书一匣而已。甚有谓钟琪系岳飞之后钟琪为飞二十一世孙，欲修宋金之报复者，荒谬至此!钟琪懋著功勋，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陕重兵；而奸邪之徒，造作蜚语，谗毁大臣，其罪可胜诛乎?”因命严讯，得庐宗诛之。曾静遣其徒上书钟琪劝反，钟琪立擒以闻，诏褒忠赤。顾谤言既多，疑忌自生，钟琪废禁论罪，亦未始不缘于此也。

一百十九  胤禛之治术

一伺察之严密

胤禛既以异谋得位，而诸王又各结党营私，阴相排轧，一时蜚言四起。雍正设治，既以严厉为事，故对于朝野之动静，不可不使之上达。于是密设缇骑，四出侦察，凡闾阎细故，无不立闻。其最著者，厥有数事：

一状元王云锦，元旦早朝后，与戚友为叶子戲，忽失一叶，遂罢而饮。次日入朝，胤禛问昨日何所事，王以实对。胤稹笑曰：“不欺暗室，真状元也。”因袖中出叶与之，即云锦昨日所失者也。

一有引见之官吏某，欲买新帽，路逢人问其处。次日入朝，免冠谢恩，胤禛笑曰：“慎勿污汝新帽也。”

一按察使王士俊将赴任，张廷玉荐一健仆，供役甚谨，后士俊将入都陛见，仆豫辞去，士俊问故，仆曰：“汝数年无大咎，吾亦入都面圣，为汝先容地。”至是始知此仆为胤禛之侍卫某，而来伺察其动静者也。虽然，不仅遣人侦探已也，而胤禛亦常亲出察访，冀无隐情。雍正六年上元之宵，内阁供事多归家，有富阳人蓝某者，独留阁中，方对月独酌，忽见一伟丈夫至，冠服甚丽。蓝某疑为内廷直宿官，急起迎，奉觞致敬，其人欣然就坐。问蓝某何官?曰：“非官，供事耳”。问何姓名?具以对。问何职掌?曰：“收发文牍。”问同事若干人?曰：“四十余人。”问皆何往?曰：“今宵令节，皆假归矣。”问彼皆假归，君何独苗?曰：“朝廷公事綦重，若人人自便，万一事出意外，咎将谁归?”问当此差有何益?曰：“将来差满，冀注选一小官。”问小官乐乎?曰：“若运获佳，选广东一河泊所官，则大乐矣。”问河泊所官何以独乐?曰：“以其近海，凡舟楫往来，多有馈送耳。”其人笑颔之。又饮数杯，别去。明日，胤禛视朝，问诸大臣曰：“广东有河泊所官乎?”曰：“有。”曰：“可以内阁供事蓝某补授是缺。”诸大臣领旨出，方骇愕间，一内监密述昨夜事，乃共往内阁宣旨。蓝某闻命，咋舌久之。又胤禛一日，密取刑部大门之匾额，匿之。次日，以刑部有无匾额质部员，部员皆以有对。胤稹命出匾额示之，曰：“是额在此已久，汝辈皆不知，平素出入时之疏忽可知。”因大加诘责；凡此诸事，雍正中屡见不鲜，当时朝野上下，大小臣工，无不严谨执守，畏惧祸及。或谓：胤禛此举，乃察察以为明，得毋近苛欤?不知耳目遍及，民隐得达，此亦专制时为治之一端也。但窥伺之严，察及帷阃，不得不谓为太过耳。

二胤禛之性格

胤禛精严综核，手定大政，虑本章转奏，或有泄漏迟滞之弊，乃改令机密用折奏，皆可直达御前。胤禛亲加披阅，或秉烛至午夜，所批动辄万言，洞彻竅要；万里之外，宛若觌面。坊间所刻《硃批谕旨》，书三百六十卷，人二百二十三，据《啸亭杂录》云，此不过十之三四，其未刊行者，收藏保和殿东西庑中，若山积焉。胤禛口讲手批，劳怨不辞，殆亦励精图治，日不暇给者欤?胤禛驭下严肃，然亦每假以辞色，以联上下之情。每佳时令节，必赐诸王大臣游宴，泛舟福海，赏花钓鱼，竟日乃散。雍正四年秋，特宴文武大僚于乾清宫，赋诗饮酒，堂廉之间，欢若家庭。当其为亲王时，不履同行人之影，亦不践踏虫蚁；既即位，选谥玄烨庙号，自破指端，血书圣祖二字。于饮食时，虽饭粒饼屑，不忍遗弃。然或谓其假为仁慈，以邀声誉；不然，何于兄弟之间而独有惭德?盖胤禛任法独断，急狭多疑，刻薄寡恩，殆亦难免焉。胤禛之性情，更有足以代表者二事：

一胤禛常语张廷玉曰：“朕阅康熙四十九年《实录》内载皇考谕朕，有‘喜怒不定’一语。朕曾奏曰：‘臣侍皇父左右，时蒙训诲，实深感愧。至喜怒不定一语，昔年蒙皇父训饬，此十余年，皇父未曾降诲，是臣省改微诚，已荷皇父洞鉴。今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约已定。喜怒不定四字，关臣生平，仰恳圣慈，将谕内此四字，恩免纪载。’随蒙仁皇帝传谕：‘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此语不必纪载。’今朕克承大统，一喜一怒，慎之又慎，未敢轻忽。或尚有不足之处，愈见皇考知人之明。朕仰遵庭训，时时体察，得以陶铬气质，皇考教诲之恩，尤不敢忘也。尔等可将前后情节，据实添载。”

一胤禛偶观剧，有演《绣襦院》本，郑儋打子者，曲伎俱佳。胤禛喜，赐食，伶问今常州府为谁?胤禛勃然怒曰：“汝优伶，伺可擅问官守?”因立毙杖下。盖戏中所演之郑儋乃常州刺史也。观此二事则胤禛之性格，更可借以了然矣。

三祥瑞之说与神仙之偏好

胤禛性情精严，而偏喜侈谈符瑞，欲求长生之术。田文镜李卫等首先迎其意旨，疏荐方士贾士芳娄近垣等人内供奉，十余年来，祷祠林立，封神殆遍。于是内外臣工，无不借端供媚，妄希恩泽。雍正五年二月初二日，钦天监奏：“日月合璧，五星连珠”；而河督齐苏勒，漕督张大有，及豫抚田文镜等，亦奏称：“自河南陕州至江南桃源计二千余里，水色澄清，经二十余日。”七年，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云南白崖山涌出甘泉二股，又省城五色卿云见，经辰巳午三时。”散秩大臣尚崇虞奏：“十一月三十日，天台山中有凤凰，高五六尺，毛羽如锦，五色俱备，立处群鸟环绕，北向飞鸣。”直隶总督唐执玉奏：“正月二十日，房山县石梯沟山中，凤凰集于峰顶，文采灿然，人民千余，无不共见。”八年，粤督郝玉麟奏：“三月十八日，琼州祥云朝见，历卯辰两时之久。”湖南总兵周一德奏：“白沙各处，五月十一日卿云丽天，自辰至酉，万目共见。”甘肃巡抚许容奏：“六月十五日，河州口外，营建河神庙宇，即有祥云捧日，五色成文。七月五日，自积石关至撤喇城等处，黄河澄清，三昼夜。”十年，山东巡抚岳濬奏：“巨野人李恩家，牛产麟，遍身皆甲，光采灿然。”凡此之事，屈指难数，胤禛虽外示谦让。如言：“古云凤凰乃王者嘉祥，朕抚躬自问，功德凉薄，不足以致休征。”而闻言之下，亦未常不自喜也。当娄近垣之人侍也，招鹤则仙禽降庭，祷雨则春霖立霈；胤祯信之，欣然以为神仙可致，尊之为妙应真人，居之光明殿。而贾士芳亦住居白云观，自言知医，治病入宫。及宫中祟作，士芳诵咒荒唐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之语，下狱被戮；而张太虚王定乾之徒，又复联翩而入。其时大臣持禄而阿谀，小臣畏罪而将顺，故淟涊盈庭，无敢发言者。直至金石燥烈，鼎湖龙升，储君嗣位，始尽逐西苑供奉诸方士还故里。呜呼，胤禛之英明神武不减秦始皇汉武帝，其好神仙长生之术，亦酷似之。自古枭雄之主，往往私帝王万世之业于其子孙，而犹以为未足，至欲专之于一己之身。乃恐子孙之不肖，不能长保其遗业，其用心亦良苦矣!

四雍正政治之精神与康熙朝之比较

胤禛承康熙政宽之后，出之以严厉之威，执法绳人，乾纲独揽；一时吏治整饬，财政充裕，时弊尽革，有足多者。玄烨为政，虽具本于实际主义，然晚年施治，每以“无为”为归。观康熙五十年谕辰沅巡抚潘宗洛曰：“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盖可知矣。无为而治者，则政尚宽大；臣民感载皇仁，或有春风化育之乐．然惟其如此，则不免莲莸杂生，奸柔故蒙，故末流政治，显生窳败。胤禛践阼，内苦于诸王之排挤，外困于臣僚之党习，且以非常得位，谤诼蓬兴，当此之时，不惟对于施治艰难，即应付各方，亦觉不易。胤禛首严吏治，戒饬群臣，则怃忽者可以知警；侦骑四出，刺探阴密，则亢逆者可以知畏。然诸玉不杀，祸根难除，于是不得不采非常之手腕；虽曰阋墙祸惨，盖亦不得已也!雍正十三年施政之本，俱用“严”“法”二字，当康熙宽弛之后，最为切中其弊。所谓宽严互济者仇。宽严互济之道，即孔子所谓之中庸。胤禛尝言：“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非渗杂于宽严之间，而为子莫之执中也。”此种见解，极为高明，故其论儒释道三教，亦有：“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三教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归善”之语。是真能知文化之真谛，治术之根源者矣。清室之基础，至此乃大定焉。康雍两朝，其治术正相反；然天下之事物，惟相反者乃能相成。乾隆极盛之世，即两朝相成之结果也。玄烨性情施治，颇似汉文帝；而胤禛则景帝也。文帝治尚黄老，而玄烨亦宗尚无为；景帝学出申韩，而胤禛亦重在任法。或比玄烨胤禛于太祖太宗两人，然只可就开辟耕植之事而言；至若性格治术，犹非切喻也。圣祖以宋儒性理之学为宗，用以培养士大夫风气，其于致用，则提倡科学，实为帝王前所未有，后亦莫之能及。故康熙间学术，德性与学问并重，而稽古右文，公卿风雅，天下翕然知所向往，其气象颇有北宋道学之风，惟帝能不从道学迂腐之说，厌武备，斥边功，故国势优于靖康绍兴远矣。至世宗独以禅学鸣，而所选《历代禅师语录》，亦有紫阳真人，开堂接徒，提倡当今法会，又有羽士在内。自以居士圆明厕禅宗诸师后，又认章嘉为恩师，以错入密宗。均可见其英明天赋，非迷信宗教者，特欲融会诸家，作以政驭教之策耳。若著《拣魔辨异录》，以辟木陈一派，刊《大义觉迷录》，以辨夷夏之防，以天子而与和尚迂儒肆口辨，其精神殊不可及也。

[附言]  《拣魔辨异录》雍正十一年御制，以临济宗名僧法藏著《五宗原》，其徒弘忍著《五宗救》，对当时禅学有所批评，胤禛遂著此书以辟之。上谕云：“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着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及《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法藏一支所有徒众，着直省督抚详细察明，尽削去支派。……果能于他方参学，得正知见，別嗣他宗，方许秉拂。”此书所驳藏忍之说，均甚有见地，盖帝王净土宗也。

第三十章  排满之思想与运动

一百二十  总  论

一民族思想之发生

辛亥革命之成功，吾人皆知为民族精神之表见，实开数千年中国未有之变局；然其运动酝酿之发生，则有两种不同之渊源焉：一日吾国固有之民族思想也。一曰西洋思想之输入也。由于后者则为人民政治之活动；由于前者，则为种族观念之膨胀。盖此次革命之意义，实包括民族、民权二主义。中国固有之思想，虽亦有兼此二主义而发挥之者，如黄梨洲之政治学说；然究属一瞥之见。西洋输入之思想，虽亦带有民族主义之色彩；然自宪政运动以后，则民权主义之鼓吹，居强半焉。中华民国之建立，人皆知国父及诸志士奔走努力之结果；而不知两种思想之融通，乃为革命运动中极可注意之事。且其中主要之民族思想，亦已滥觞于二百六十年前，其间伏流奔莽，隐显无定，至于清末，乃成波澜雄伟之壮观耳。故初叶之播种时期，实于中国近世史上，有特应注意之价值也。清以夷酋入主，威行专制，明室遗民，不惟抱亡国破家之痛，更具有光复中兴之心。盖以种族不同之故，本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胡人焉得而治理之”?及“中国居内以制夷狄，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治”语见明太祖讨元之檄文之思想，故有志之士，无不以“反清复明”为职责，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如朱舜水奔走海外，乞师未遂，宁愿“捐弃坟墓妻子”，亦不与异族同中国。顾亭林五谒思陵，十余年策马往来边塞，开垦华阴，又与傅青主创设山西票号。阎古古漫游江淮间，破万金之资，有“一驴亡命三千里，四海无家二十年”之句，皆白衣峨冠，高风劲节，欲为国家报仇，为革命活动。及大势已去，事不可为，而文入托之笔墨，学者加以阐扬，其“蛮夷猾夏”之痛，时借是以发泄之。即贰臣若钱谦益吴伟业等亦复遁迹山林，从事著作。民族主义之宣传，亦已根生种播于此时矣。

二排满运动之方法

明室覆亡之后，义士遗民，既以反清复明为职志，而其所取之方法若何，若就经过之历程以综观之，盖不外乎三端：一曰革命之运动，二曰秘密之结合，三曰文字之鼓吹。南都之破也，上下江民兵四起，兴师动众，抗拒清军；然孤城自保，冀留片土，而非革命运动也。一唐桂诸藩之立也，继统偏安，义师蓬兴，然闻风响应，亦非所谓革命运动也。革命之运动，不在消极的保守，而在积极的起兵，事虽不成，其义有足多者。若然，则朱三太子之事，武昌兵变之事，庶乎革命之运动矣；特事起仓促，动辄覆败，官厅以大逆目之，则黜于寇盗之列，而其事乃泯泯无闻。吾人读清初之野史稗说，每传绿林、响马、山湖啸聚之徒，义气激昂，亦可以窥其微旨矣!惜乎!文献无征，传说不一，官私载记，讹谬必多，吾恐言之愈详，则距真相愈远，而有负于先烈，亦愈大也。譬如《彭公案》《施公案》中所述之窦尔敦，原名窦开山，二东为其乳名，兄曰大东。河北献县人，从史可法部将石渝字士奇，别号昆仑叟习武艺，又拜河北大儒王余佑为师，教以文学，以义侠著乡里，阴从事反清运动。康熙南巡，开山追踪行刺，未得如愿，仅将赤骐御马盗去。后以所志不遂，披缁人山，不知所终。其人美风姿，态度潇洒，而旧剧小说，则以为“黑花面”之盗魁，由黄天霸保之到案。似此一例，余可知矣。或运动而失败，或畏威于一时，于是潜踪密谋，结合同志，天地之会，五祖之说，乃流衍于社会之间。所谓天理八卦诸教，恐无不与此等运动有关系，而乾嘉之际，竟坐是以中衰焉。至于遗民诸老，罔不以光复故物为职志，既已起义中蹶，不愿生灵之涂炭，乃为文字以渐渍文人学子之脑髓，检其遗著，比比皆是。船山《读通鉴论》，古古《帝统乐章》，排斥猾夏，言尤痛切。船山有云：“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以异类间之。”“即使桓温辈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族以为中国主。”又云：“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非我族类，不入我伦。”古古诗云：“扫除胡种落，光复汉威仪。”又云：“祸自中原召，功为外寇成，久之天意厌，蹶厥圣人生，瓦刺三犁后，王藩改帝京。”俱见《阎古古全集·北直隶集》八之一又云：“偶被渥温尘帝座，还归华夏启神宫，长城远扈敦煌右，大海环收肃慎东。”《北直隶集》九之二皆可以为当时人心之代表已。此种言论，不仅遗民为然，即降臣中亦有之。如钱牧斋有“国殇何意存三户，家祭无忘告两河”，“歌舞梦华前代恨，英雄复汉后人思”等诗句。又《赠愚山子序》云：“九州十道，并为禹迹，燕代迤北，杂处戎胡．厥后茹血衣毛，奄有中土，肃慎孤竹，咸事剪除。皆马国之杂种，幽冀之部……落，今俨然称四主焉。”以文字为鼓吹，故其卒也，而有文字之狱；南山晚村，最著者焉。以上三法，互为因果，惟文字唱于士人阶级，秘合行于乡曲之间，其为运动也，又往往借军人作前驱。盖皆豪杰志士之所为，以视靦颜屈身者，胜万万矣!

三清廷对付排满者之政策

明室遗逸，乡里志士，既抱排满光复之志，则清人视之，当然视为危险之祸根。故自人关以来，朝廷设政，罔不愢愢于此，而思所以消除者。又因时势之不同，与夫历朝君主之治术不一，其所施之政策，亦不能不有所差异。顺治之时，戎马仓皇，根基未定，一切大政，俱取笼络人心之手段，对于抱故国之思者，亦采一种不闻不问之态度。故清初不惟无文字之狱，亦且无因是诛戮之祸。福临常言：“明臣而不思明者，必非忠臣。”盖以大义相激劝，则无形之中，令人之孤愤有所慰托，以潜消于不自知。此种手段，颇为得计。吾人可名之曰“放任政策”，亦可曰“感化政策”。康熙即位，仍沿前朝之旧，而又思有以罗致之；于是十二年，诏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次年复开明史馆。盖假《明史》以相号召，则节义之士，亦所乐从。因述故国之事，可以寄托其孤臣孽子之心也，是以如万斯同之高蹈，且以私人而襄赞史馆。至庄戴之狱起，表面上似已采取威胁刑诛之态度矣，然方氏之不族，尤汪之不杀，活者且三百余人；则大体上仍觉其有怀柔之意。故吾人可名之曰“恩礼政策”；亦可曰“怀柔政策”。雍正初年，文字之狱，叠见层出；然皆党翼诸王，诽谤朝政，无关于排满之思想也。及曾静之事起，吕晚村身后受祸，刑及死者，威严可畏矣。惟胤稹又以辨护之文，刊为《大义觉迷录》，冀杀反抗思想之势力，消除满汉畛域之防闲。故一方面不惜谆谆告诫，以“帝位在德不在人”为言；而一方面又力除猜疑汉人之成见，以示调和二族之诚意。如雍正六年，因蒙古八旗都统宗室满珠锡礼请以京营参将以下，不可专用汉人；乃谕之曰：

从来治道，在开诚布公，遐迩一体。若因满汉而存分别之见，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视，岂能为治哉!天之生人，满汉一理。其质材不齐，有善者，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当论其满汉。我太祖开国之初，即兼用满汉，是以规模宏远，中外归心。盖汉人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变乱之际，汉人中能奋勇效力，以及捐躯殉节者，正不乏人。岂汉人不可用耶?满人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且满洲人数本少，今仅补用中外紧要之官职，若参将以下之员弁，悉补用满人．人数不足，恐无补授之人。又朕屡谕在廷诸臣，当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不可各存私见。满人当礼重汉人，毋故意相远，常抱至公无我之心，去党同伐异之习。盖天下之人，必不可同，满人长骑射，汉人长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东南之人，颖慧较胜。朕不知满汉之分别，惟知天下之大公。

此种政策，可名之曰“调和政策”。洎弘历继位以后，知此种政策之不易收效，于是收《大义觉迷录》而毁禁之；杀曾静及其党羽，凡有诋斥满洲者，诛之不稍宽假。即三朝优容之钱牧斋，亦于是时毁其书《初学集有学集》，黜其名列入《贰臣传》。是则乾隆一朝，又纯取“压制政策”矣。虽然，顺、康、雍三朝之政策，无论其为放任，为恩礼，为调和，皆有压制政策为其里面。故文字之狱兴，而人民乃蜷伏于积威之下，不敢放言矣。

一百二十一  秘密之结社与诸起义者之失败

一天地会之起源 

革命运动之发生，无不由秘密结社起，此一定之现象也。明亡以后，诸遗民既因匡复而失败，于是秘密结合，创为带有宗教性之会社，以潜寄反清复明之宗旨。惟年代较远，其事多泯灭无闻，至今可考者，惟天地会、哥老会而已。天地会之发生，传说不一，有谓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者。则以会中传说，皆言五祖拜盟在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刻也．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云：“天地会起源之时代，自当以康熙甲寅年为可信。查康熙甲寅即康熙十三年，上距其人据北京，共三十一年，其酝酿时代，未必有三十一年之久。大抵酝酿于永历帝及郑成功既死之后，即康熙元年，而成立于康熙十三年者也。”今人所辑之《天地会文献录》亦主此说，更以《大清律例》康熙时有处罚“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之条文，认为是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年间最重要的一种证据。有谓始于康熙年间而不著甲寅者，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云：“浙江义师，熸于伪帝康熙三年，福建终于台湾，乃在伪帝康熙二十二年。当时浙闽义师，相依为唇齿。闽之战争，又剧于浙，故满政府设总督于其地以控制之。福建反抗最烈，其受杀戮最深，故其仇满之心，亦因之而最切。于是洪门之秘密团体组织兴，而天地会出于其间也。”又云：“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续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陈近南即《华侨通史》所指陈永华之托名。郑陈据金厦台澎以抗清，为明朝维持正朔至三十余年，郑氏卒于康熙元年，陈氏卒于康熙十九年，天地会果创于郑陈，则起源于康熙年间之说必无疑矣。故国父《建国方略》亦云：“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朝之势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始之本意也。”自来言会党史迹者，对于天地会创设康熙年间，均无异词。惟该会较早抄本，则又明言甲寅七月二十五日，为雍正十二年。特录其《西鲁叙事》如下：

兹自康熙甲午年，西鲁国王命大将彭龙天领兵打入中国地方，地方官不能取胜，直攻至潼关。守将刘景黃忠泉上表告急。朝廷即刻出下招军榜文，各处张挂，许退兵者封侯赐爵。彼时少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相议揭了榜文，不用军将，前去退敌，斩了大将彭龙天，杀得西鲁兵尸满山川，血流成河，得胜回朝。清主大喜，钦赐游街三日，犒劳甚厚，即欲封众人官职。众人奏道：臣等不愿为官，仍欲回寺修行。清主准奏，即赐玉玺一颗刻成三角，内有“日山”二字，重二斤十三两。御驾亲送出午门外，方回。后多年无事。因雍正十二年，有一老奸，名焕邓胜，到寺行香，见寺内御赐玉玺，乃是宝物，即欲贪为已有，因与寺僧不睦，便生恶意。妄奏君王，说少林寺内教授法术，意图谋反，若不早图，必生后患。不如诈称行香，将寺放火烧毁，以绝祸根。那昏君就听老奸之言，即命邓胜领御林军三千，前去行事。果然少林寺中不知提防，一夜烧死了一百一十人，只有十八人，不能走脱。幸得云端上来了一位达摩尊者，见寺内有五人命不该绝，日后尚有结拜天地会一段缘由，即化黄黑浮云，救出十八人。到了云霄按为漳州诏安县之一乡名地面，又死去十三人。此时五人慌忙无措。后奸臣闻知有人逃走，即领兵追赶。五人走至乌龙冈，前后无路，只得向天祷祝道：若我兄弟五人，命不该绝，万望再赐一条生路。祝罢来了朱江朱开二仙，将刀刃放下江上，化做二板浮桥，渡过五人，走至广东省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中居住．不料水中浮起一物，捞起看时，乃是一个白锭香炉，亦不以为意。是夜，白锭香炉，毫光闪烁，见炉中底面，现出“反清复明”四字。众人看时，甚为奇异，大悅，相议欲结拜天地会，仿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故事，即往大普庵，得遇万云龙，道知其详。万大哥大喜，即同五人仍回高溪庙，相酌欲竖义旗，同心盟誓。此系荒郊之地，并无物件，不得已，插草为香，举目观见枯木二条，即取为烛．以花碗二个取作答。当天祷祝，投于石上，若能反清复明之日，碗不破碎。祝毕，将碗抛于半空之中，落将下来，果然完全不破，以作圣答。兄弟俱各欢喜，以为此仇有报。正相议间，举头见一小童子朱洪祝，年方十三岁，面如桃粉，唇若抹朱，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真是帝王贵相，欲来投军。众人道：“尔乃小小年纪，手无寸铁，敢来投军，有何能处?”小童子道：“我非别人，乃系崇祯皇之孙，西宫娘娘李伸妃派出太子之子也。想我太祖堂堂江山，却被清狗所占，不能恢复中原，有何面见祖宗于九泉乎?今见众英雄起义，前来投军，以图恢复基业，万望诸君助我一臂之力，则复中原足矣。一来消我之恨，二来报死者之仇，三来完民众之愿。”众人连声应诺。欲到广东省，惠州府石城县太平寨白鹤林岳神庙起义。齐集人马，逢山开路，遇水造桥。万大哥正在岳神庙内焚香礼拜，忽然人马之声，一齐俱到，庙前聚集。万大哥一一询问，便请诸君到净室奉茶。众人茶罢，相议兴师。因见万大哥满面胡须，身材高大，猛勇过人。众人道：“愿拜尔为大哥。”时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插血立誓。择定八月廿日出军，与清兵交战。战至九月初九日，万大哥失利败敌，阵亡，死于岑街石下。小军前来报知，兄弟五人正在城中饮酒，得知此情，一齐出马，清兵大败，死者不计其数。收回尸骨，烧化，立他为祖。葬于五凤山背左翼，粪箕湖八角墩，高三尺，大二十一丈八尺三寸，号为八角营图。坐东向西北，寅申分金。三角墓碑，高九尺，阔一尺六寸．碑名万寿碑。上有十六个字，各有三点水，共成四十八点水也。见拙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

诗句中又明载：“万云龙大哥于雍正十二年被乱棍打死。”“雍正十二年，万大哥故后，又有姚必达联盟五虎大将。改立天地日月分派。留传后日，招集英雄。”即《洪门志》亦言：“洪先生名英，又称殷洪盛，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生。”是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必指雍正十二年，而非康熙十三年，其作康熙甲寅者，乃以西鲁人寇之年而误植耳。然而，天地会果创设于雍正十二年乎?是又不然。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系万云龙与五祖订盟之纪念日，而姚必达改立天地会以后所规定者。乾隆时《大清律例》有“复兴天地会”名目。可为天地会在雍正年间，重加改组一事显著之证明。自经改立以后，天地会原始创设之人物时地，多半湮没，而会员所能知者，仅五祖及万云龙而已。五祖为少林寺僧人，万云龙亦大普庵和尚。天地会起义人物中，只有康熙四十七年，被拿获处死之张念一，是浙江大岚山一念和尚，天地会抄本《西鲁序》，即言“五僧祭旗兴兵，经过浙江省，得遇万云龙。”《教会源流考》亦谓：“洪门之传布，由闽而先人于浙。”张念一扶立朱三太子，称大明天德年号，不久即败，其事颇与万云龙相符，故万云龙当是张念一之化身。但福康安于乾隆五十三年奏获严烟供称：“天地会闻说是朱姓发起的，传自川内，年份久远，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凃喜如。”或万云龙果有其人乎?而所谓小主朱洪祝，似指朱三太子之子耳。

五祖何人，会中记载为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谓之前五房：长房在福建，称青莲堂凤凰郡，用彪字乌旗。二房在广东，称洪顺堂金兰郡，用彪字红旗。三房在云南广西，称家后堂福宝郡，用彪字彩旗。四房在湖广，称参太堂连章郡，用皰字白旗。五房在浙江，称宏化堂陇西郡，用[虎同]字绿旗。姚必达等则称为后五房：长房吴天成在西蜀，二房洪太岁在贵州，三房李识弟在江南，四房姚必达在云南，五房林永昭在河南。亦有言长房姚必达，二房洪太岁，三房吴天成，四房林永超，五房李色第者。其在地与前五房稍有异同。少林寺僧人征西鲁之事，系指俄国于康熙年间，入寇黑龙江，俄国在清朝称为罗刹，鲁罗同音，《广阳杂记》谓“罗刹国在极西”，故称西鲁。建义侯林兴珠率福建降人五百编组藤牌兵，随彭春征雅克萨，有功不赏。余众一百二十八人于蓟县法华寺出家。后调征准噶尔，因怨望不服指挥，为清廷派人毒毙，只十八人逃脱，沿途死伤至余五人，在衡阳遇救，乃奔台湾成立天地会。此天地会传说之背景也。征罗刹为康熙二十四年，征准噶尔为康熙三十五年，而张念一起事则在康熙四十年以后，相距不过十年，大体尚合，可见五僧与万云龙之订盟必在康熙末叶，而为雍正年间改组之张本矣。天地会究起于何时?则当先考创始之人。《台湾通史》曰：

吾闻延乎郡王入台之后，深虑部曲之忘宗国也，自倡天地会而为之首，其义以光复为归。延平既殁，会章犹存，数传之后，遍及南北，且横渡大陆，浸淫于禹域人心，今之闽粵犹昌大焉。婆娑之洋，美丽之岛，唯王在天之灵，实式凭之!然则台湾之人，固当以王之心为心也。

此说天地会创始于郑成功，与《华侨通史教会源流考》若合符节。章太炎亦谓“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相通，故天地会自福建来。”台湾原属于福建省，故言闽即合台而为一也。清福建布政使德舒尝奏言：“闽省人民，往往创立会名，联合声势，……刊伪印，散伪札，妄悖猖狂，蛊惑人心。”乾隆《大清律例》复明载：“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是闽台之秘密结社为天地会，可无疑义。在闽台之遗民，能作革命集团之组织者，除郑成功陈永华外，殆无人可以当之，是以言天地会史者，皆认郑成功或其部下为洪门开山之祖师。如《洪门志》言：“郑成功据守台湾，推进．汉留’组织，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明伦堂。并遣派部将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马超兴、李式开等向中原发展，至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投方丈智通。寺僧一百二十八人。”是亦以郑成功为创始人矣。然郑氏卒于康熙元年，当其盛时，拥兵且十余万，纵横闽海，清人莫可如何，又何须作此秘密组织事乎?殊不知郑氏最初收兵南澳时，即与同志张焊、张进、洪旭等九十余人，插血订盟，誓图恢复。并改张礼、郭义、蔡禄等人之名为万礼、万义、万禄，以示“万人一心”。所以永历帝册封成功为延平郡王，其册文有云：

尔漳国公赐姓，忠猷恺掣，壮略沈雄，方闽浙之飞尘，痛长汀之鸣镝!登舟洒泣，联袍泽以同仇，嚼背盟心，谢辰昏于异域。

可见郑氏起义，即出于歃血订盟，结拜兄弟之方式，此方式为我国旧社会所普遍采行者，盖仿诸桃园结义故事也。郑氏故后，陈永华为台湾谋主，“渊冲静穆，遇事果断”，成功早誉为：“今之卧龙”。目睹大势已去，事业渺茫，岂能不为后来着想?遂就延平遗规，扩大组织，而天地会之团体兴焉。永华依郑氏拥戴永历先例，于会中首领，虚拟成功为大哥，自居二哥香主之位。香主称先生，以后实际执事之人，只能“执斗作香主”，因大哥已死，永不设置，此天地会最初之定制，故所有誓词中只言：“份当香主，即是天伦父母一般”，“不可引猛风来捉香主先生”。而从不及大哥也。凡人会者皆姓洪拆为三八二十一作暗号。所以名为“洪门”。此犹成功改兄弟为万姓之义耳。洪者，非指洪武，乃汉字也。汉人失去中原之土地，则于汉字去中土即为洪。又改清为玥，谓清无主也，改满为洒，谓满无头也，改明为汨，谓明之月为清人所占也。台湾至今有上已节而无清明节，则以清在明上也。谓会众曰洪英，意即洪门英雄或汉族英雄也。谓始祖朱洪英，太宗洪启胜者，则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故必拥戴汉族朱姓之人。《洪门志》谓创始“汉留”，组织者为殷洪盛，即由朱洪英洪启圣演变而来，盖殷朱皆红色，红与洪又属谐音。殷忧启圣，乃我国成语，胜盛皆讹写，而象征胜利兴盛耳。会中所拟之小主名朱洪祝或朱洪竹，实皆不出朱汉二字代表之义。“汉留”乃四川洪门之本称，可以蜀汉诸葛之留遗相假托，且在中原，故不必改为洪字也。今称作“胞哥”。其诗文口白曰：“海底”。谓郑成功以遗其子孙者，乃金台山规律。郑氏亡时，铁函沉诸海底。至道光二十八年，郭水泰由渔父手中获得，因开“荩忠山”。蜀人所撰之“汉留全史”，即以海底为资料。国父谓：“明朝遗民有一派富有民族思想的，觉得大事去矣，就想出方法来结合会党。他们的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透彻的，观察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以绵密之思想，远大之眼光，而组织天地会之革命集团，若于明末遗民中求之，舍郑成功陈永华岂谁与归?况陈近南之为香主，显系永华自喻，近南或亦郑思肖所南之义也。《洪门志》谓近南原名永华，清翰林院学士，因谏议被黜，寄迹江湖，于雍正九年在雅安开“精忠山”。至湖北白鹤洞隐居，得遇五祖，始会盟举义，皆附会之辞。永华卒于康熙十九年，是天地会创设之时期，当在永华去世以前，若以康熙甲寅当之，似无不可。因康熙十三年，正吴三桂起兵之次年，吴兵据长沙岳州，与清兵隔江对峙，“反清复明”之会党，宜必有所瞩望，故诗句中有：“长沙湾口连天近，渡过乌龙见太平”二语，乌龙指丙辰年，即康熙十五年也，盖预示二年后即可成功耳。此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年间，而以郑成功、陈永华为不祧之祖宗，皆非无根者也《洪门志》之始祖五人及五宗史可法等殊不典。

二天地会之组织

天地会既为一“反清复明”之组织，其事必当极为秘密，乃可防清人之察觉也，夫清人之爪牙为官吏，而官吏之耳目为士绅，故凡所谓士大夫一类，皆所当忌而须严为杜绝者，然后其主义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以此而立会，将以何道而后可?必也以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放马为之，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动群众之观听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乎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以上国父语。但此种思想与方略，绝非一蹴而即，须经过多年之演变，故事传说，随时增加，又因后来居上，而反将原始创设之人物，湮没不彰矣。入会之仪式，必由香主先道演词，尚能保存大意，其略如下：

天地万有，回复大明，灭绝胡虏。吾人当同生同死，仿桃园故事，约为兄弟，姓洪名金兰，合为一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日为兄，月为姊妹，复拜五祖及始祖万云龙等与洪家之全神灵。吾人以甲寅七月二十五日丑刻为生时。凡昔二京十三省，当一心同体。今朝廷王侯非王侯，将相非将相，人心动摇，即为明朝回复，胡虏剿灭之天兆。吾人当行陈近南之命令，历五湖四海，以求英雄豪杰。焚香设誓，顺天行道，恢复明朝，报仇雪耻，啜血盟誓，神明降鉴。

誓词三十六条，复有十禁十刑，二十一则，皆彼此相处相待之规矩，及罚则，不外忠心义气，孝顺父母，和睦乡党，兄弟一家，患难相助，报仇灭清，信实为本，自己犯事，身当身抵，不得扳连，诈骗背盟，奸淫掳掠，五雷诛灭，或去耳重打等诅咒之词。天地会文件小引《反清复明根苗第一》云：

五祖咬破手指，共合血一堆，写成朵五本，每人各执一本，随至各省招集忠心义气，暗藏三点革命，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同乐太平天下。

《三点革命诗》复云：

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势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

此不仅表现民族革命之精神，即后来所用革命一词，亦早在二三百年前即提出矣。其曰三点会者，即以洪字偏旁守之义，加诸常用之字，以避清人之注意，如万云龙之墓碑上刻：

是暗藏革命宗旨于三点之中，故书明作汨也。又或以三点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瑞，至广东则改为三合会。三合者，盖谓高溪庙盟誓之地，有三水会合，故洪门联语，作：“地振高岗，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其问答词则言：“小会创始在三河，结义会盟兄弟多，正是天本团圆日，大家齐唱太平歌。”小会在三河，大会在天本，天本团圆，乃天地人三才并立，即董仲舒“一贯三为王”之义，预示将来成功复兴，会员团聚称庆之期。故“共同和合”为会中常用之标记，而以三合代表三河或言指广东西北东三江及三才焉。凡新会员人会，必由旧会员教以熟习诗句暗语，在郊外设一会场曰“木阳城”。自洪门至忠义堂洪一作红花亭，层层盘讦，必需对答如流。谓之“打木阳城”。亦曰“开圩场”，以后名为“开山堂”。而以插旗之木斗作木杨城。木阳城或言指俄人之雅克萨城《清史稿邦交志》“罗刹……树木城居之”，即纪念五祖曾预征俄之役也。会中诗句可考者，有数百首，隐语更多，世谓之“江湖黑话”。如言外人差役曰风仔，官府曰对头，截路曰打鹧鸪等。且有手语，如以大二三指下指为天，三四五指下指为地，拇食二指下指为人等。茶阵，如一杯水一杯茶，先将杯水泼去，然后饮茶，诗曰：“拨了清水换洪茶，到处大位是洪家。知情任我来去饮，相逢不用说因丫!”洪门最初组织，原极简单，只“香主”、“先生”、“二哥”为实际之首领。其下有先锋。誓词言“五祖法律，五年为先锋，十年做香主，若有不法之人，私开圩场，未至年期，做香主先锋者，五路分尸而亡”。凡执斗做香主，必须作事公平，诗文尽知，由老先生传授，会内兄弟保举。香主坐堂，可以传令。以故遇洪门兄弟，称为二兄，即属尊辞。此盖纪念郑成功或万云龙之功德，而不设大哥故耳．以后洪门之“内八堂执事”，仍以香长军师冠首者，乃遗制也。惟山主称龙头大爷，是为老大哥，五堂又增一大哥，以下第二圣贤即参军香主白扇，第三新副老三老四老七因犯规被诛不设，第五红旗，第六蓝旗，第八巡风广东人名曰草鞋，第九江口，统称老么，是为九级。人事渐繁，规制不一，而妄拟以督理总理为君主，互称同门曰大哥，皆非天地会之旧制矣．会员之符号曰“腰凭”．腰凭之样式为四方形纸，上刻各种诗句。繁简不等，但一诗为腰凭所特有者，其诗句云：

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自此传得众兄弟，后来相认团圓时。

兹图示如下：

初进洪门结义兄    当天汨誓表真心

长沙湾口连天近    渡过乌龙见太平

松柏二枝分左右    中节洪花结义亭

忠义堂前兄弟在    城中点将百万兵

福德祠前来誓愿    反 复汨我洪英

上诗系腰凭周围所刻

是会初由福建传入浙江江西，以有张念一之挫折，而改往珠江流域一带活动，支流蔓衍，遍及南洋。其后如致公堂，洪顺堂，红旗会，小刀会，剑仔会等皆为较大之分支云。

三哥老会之源流

哥老会之起源，或谓在乾隆年间，则以香堂有木立斗世玥皆绝，万里和同再复兴之联语也。木立斗世代表十八、六十一、十二、三十，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在位年数，预言清朝绝于乾隆，必为乾隆时人所设想者也。或谓在明末清初，盖当满族人关时，残酷特甚，汉人苦其虐，于是密谋抗拒。时粤中有某姓者，乃创为斯会，以复仇除暴为宗旨。某姓凡兄弟五人，长者称“大爷”，次“二爷”，以次及于“五爷”。五爷兼理庶务，故以为管事，即今哥老会定例，会务琐屑，概由五爷任之，仍沿旧制云。此二说均不脱洪门范围，故哥老会实由洪门演变而来，俗称为“红帮”者也。《教会源流考》谓：“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引导之，复又避去三合三点之名称，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遂易其名目哥老会。凡湘军所到之处，无不有哥老会之传布，为满政府一大巨患，是故三点会也，三合会也，哥老会也，无非出于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别称洪帮。”其说甚是，而哥老当起于清末．会中大爷特尊，所部无不奉号令，凡新入会者，行辈自亦最低，赖所拜师傅之提挈，而以次迁擢，然其跻于大爷之位者，必有特殊情事，非人人可得而几也。会中以“弟兄义气”为不易之箴言，盖犹洪门之遗意耳。又或谓其起源甚古，宗旨在化除阶级，诛锄强暴，保卫妇女，清厘血胤；故血统不纯之男子，不能人该会也。此当系揣测之辞，殊不足信。会中所最重视者，在服从命令，扶持患难，以《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结义故事为模范，所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者是也。会员之中，品类不齐，有文士，有官吏，有富室，有军人，而尤以军人为尤多。其稍亚者，而在社会上之地位亦稍逊。全会分五级：会中称曰门。以仁、义、礼、智、信为别。每门各有沿袭之家法，入门者得自最卑之分辈，递升为最尊之门主。仁字为最高，次义字，则为仁字之侄辈行；余以类推。降而至信字，则与仁字辈相隔至远，略如五服外之疏族。然分辈低者，对上有服劳之义务；而份辈高者，对下得予以嘘植之权利。此则渗杂青帮之制，殊非洪门之本色。青帮源流，已见第八十八节，其初为一安清之粮运组织，性质近白莲教，有祖师行辈之分，原与洪门“均一般哥弟称呼”者，迥不相同。但末流有“潘洪原是一家”，或“只有金盆栽花，那有青红分家?”二语，是秘密社会于清季颇有合流之趋势明矣。而《教会源流考》则谓：“雍正年间，洪门海底，带入北方，于是白莲之教，与洪门之会，合而为一，而五祖出也。白莲洪门，皆奉五祖，虽联合于一时，究因南北人民心理不同，于是遂由合而复分。分别扩张于南北方。”盖我国之秘密社会，其起源均显然不同，而末流则不免互相混淆耳，不然，洪门哥老，曷至有仁、义、礼、智、信五门之分乎?且洪门原无大哥，而哥老则不仅以香主新副曰大哥，更以龙头为老大哥，余称二哥三弟，此研究洪门史者，常感杂乱而莫衷一是也。是会在太平天国亡后，其势大盛，盖流遗之民，裁撤之兵，迫于生计，相率投入会中。故该会在清末时代，几蔓延于全国焉。总之，天地会发源于清初，为明室遗民所组织者，其宗旨在“反清复明”；哥老会起源于清末，乃袭洪门之余绪，其组织规程，大都与洪门相类似。惟海外及闽粤之洪门，尚多旧规，而长江一带之洪门，则皆哥老会也。哥老称红帮，或有参人青帮之事，亦有杀人越货，类似白帮黑帮之行为。不如洪门纯以民族革命为目的者，故国父述洪门而不及哥老。然黄兴、马福益等之华兴会，陶成章、沈英、张恭等之龙华会，则皆以哥老为基础，而孙中山先生与郑士良等亦皆洪门中人。国民党发源于兴中会，又借两会为其重要分子；以故三点五祖之说，罔不与辛亥革命有启承之关系。而明末遗民之排满思想，至武昌起义，始发挥而光大之焉。

四革命运动之起蹶

清初之为排满复明运动者，其事皆无文献可征；而官书记载，定多失实。余故不敢详述，前已略言其义矣。今复统记各起事之年月大概，亦不过使读者知某时有某人为此种运动而已。顺治五年五月，天津有张氏者，自称天启后，与其党王礼、张天保制玉印令旗，谋起义；事泄，张氏被杀。七年，李建泰据太平今山西汾城县，清兵围灭之。十八年十月，登州于七名小喜，本捕快踞牙齿山起兵，八邑附和。清廷以山东巡抚许文秀，沂州总兵李永盛，登州总兵范承宗等失察，诏逮来京，特派都统济世哈为靖东将军，统领满汉官兵剿之，翌年三月始平。康熙二年，福建王铁佛起延平建宁等处，清兵擒之。十二年十二月，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改元广德，其党以白布裹头，约于北京城内外放火举事，聚众周全斌家。全斌子周公直，家人陈益等与焉。镶蓝旗监生郎廷枢首告其事，正黄旗满洲都统图海，汉军都统祖承烈等，以兵围公直家，生擒数百人，磔于市；惟起隆遁去。时讹言繁兴，清帝谕兵刑二部曰：“近因逆匪杨起隆诈称朱三，煽惑愚民，潜谋不轨，其党相继缉获，俱经审明，重者正法，其牵累者业行省释。除首逆杨起隆、张子房、金玉环、赵得胜仍严缉外，其余党羽，概从宽免缉，以后着改行从善，恪遵法纪，勿得白干宪典。军民人等俱宜各安生业，不得听信伪言，自生疑惧。旁人亦不许妄行首告，借端吓诈，扰害善良!尔二部即出示通行晓谕。”自此晓谕后，汉民之在京城内者，乃稍安定。十九年，起隆复起事于陕西，被获，凌迟处死或言起隆终未缉获，是否诈称，抑在京起事，有无起隆在内，俱未可必。二十七年六月武昌兵变，推夏逢龙为首，逢龙率众围巡抚署，射伤襄阳镇总兵许盛于辕门，巡抚柯永昇投井死。逢龙自称统兵马大元帅，挟署布政使叶映榴以下诸官至，迫令受职。映榴佯好言，绐以无杀百姓，三日当如约；乃令其妻奉母自水沟出，而自具遗疏付家人出城，遂自刭死。逢龙连破嘉鱼、咸宁、蒲圻、汉阳诸县，而自将攻德安。清命都统瓦岱为振武将军，调江宁满汉水陆兵，兼程进。七月，复黄州，提督徐治都与逢龙战于赤矶山之鲤鱼撩．薄暮，适大雨，夏军弓胶，火药俱湿；清军以铁骑蹂之，遂大溃。逢龙单骑奔武昌，而守将胡耀乾已降，逢龙亡命黄岗，乞食村寺，为清军所获，与胡耀乾并伏诛。四十六年，云南富民李天极昆明人临安府生员朱六非造为符谶，以师宗王枝叶诡托明桂王孙，与杨春荣、张平山、杨起凤同谋起兵，自称文兴三年。以铅摹桂王之宝，及诸印，散播总制，大将军，总兵，都督，佥事等札。愿入党者，改装蓬头僧，或长发道士。由蒙自攻省城，为清军败获，处死．四十七年，浙江张念一称一念和尚：谋起事于大岚山，拥戴朱三太子，改元天德。为浙江巡抚王然擒获。清廷派侍郎穆丹往审，旋由山东巡抚赵世显，在蓬莱县李方远家将朱三太子逮捕，解往浙江审问，李著《张先生传》，记其事颇详。兹录如下：

戊子即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三日，余方与先生在书房陈黑白子以相娱，忽有军厅高公，邑令张公率营兵官役，将先生父子同予锁拿，予茫然不知其何故也。星发电驰，解赴省城。抚军坐后堂，左右列藩臬两司，旁无一役。先问予曰：“你是李某，曾做过饶阳县官么?”予曰：“是。，，‘你既读书为官，当知理法，为何窝藏朱某，为不轨事?”予曰：“予家只知读书，门外之事，亦不与闻，不知谁为朱某。从不做犯法事。”抚军曰：“你家教书先生是何人?”予曰：“先生姓张，名用观，系南方人。于二十年前，在东平州张家设教，曾认识。后于前年十二月，伊父子来至吾家，谆谆寻馆度日，予有孙数人，从他读书。至于朱某不法事，并不晓的。”抚军曰：“他在南方姓王，山东姓张，你不知么?”余曰：“一毫不知。”又唤先生父子至，问曰：“你是什么人?”曰：“吾乃先朝皇子朱慈焕，原封定王，事到今日，不得不说实情。”又问曰：“你何以在浙江?”曰：“崇祯十七年流贼围困京城，先皇帝交于王内官往民间藏匿。及城破，王内官献之闯贼，闯贼又交与杜将军．未几吴三桂同清兵杀败流贼，各自奔逸，贼中有一毛将军，带吾至河南地方，弃马买牛，种地年余。清朝查捕流贼紧急，伊遂抛吾而逃。时吾年甫十三。自往南行，至凤阳，遇一老乡绅王姓者，曾为先朝谏垣，细询根由，执手悲泣，留在伊家，予遂改姓王。偕伊子同学读书，又数年，而王官病故。吾年十八九，乃从江而南，举目无亲，坈坈莫告，到一禅林大士前，削发为僧。苟延岁月，偷生度日。后游于浙，止一古刹中，有胡姓者，余姚人也，亦明时宦裔，偶来寺中，与我谈经论文，愕然大诧曰：‘子有如此才学，何为流于空门?’乃延至其家改换衣帽，劝吾蓄发。伊居室之旁，有小园半亩，茅屋数间，俾吾住其中，后又以女妻焉。此吾所以为浙人而王某也。”抚军曰：“今有江南两处叛案，皆称扶尔为君，恢复明朝，尔往浙中质之。”时四月初六日也。  当日抚军将口供缮写题疏，即将先生及予起解南行。骡轿四乘，解官数员，一东兖道萧，一抚标大厅陈，一都司长并守备千把等，统领马步兵数百，及沿途接者，日有千人。举目视之，旗帜招颳，队伍交杂，林林总总，前后拥护。余心惶惶?如在梦中矣。十四日到淮安，易舟而往。河内船舸，周围济济，而振海将军之战船满兵，较之陆路，赫赫加倍焉。二十二日到杭州。在贡院质审，上坐者钦差少宰穆丹，次镇杭将军，次两江督，次浙闽督，次苏抚于，次浙抚王，共六大人。问先生曰：“你是王士元么?”先生曰：“吾本姓朱，名慈焕，改名王士元是实。”又问曰：“你既是朱某，朝廷待汝不薄，何为谋反?”曰：“吾数十年来，改易姓名，冀以避祸耳。今上有三大恩于前朝，吾感戴不忘，何尝谋反?”又问：“甚么三大恩?”曰：“流贼乱我国家，今上诛灭流贼，与我家报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二也。吾家祖宗坟茔，今上躬行祭奠，命人洒扫，三也。况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反于三藩变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买军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吾因年荒米贵，在山东教书度日，居近通衢，密迩京师，尚敢有谋反之事乎?”大人曰：“现有大岚山叛贼张某，口称保你，何得强辩?”遂带张贼至。时予与先生同在案前，问曰：“你认谁是朱某?”张熟视曰：“都不认的。”又问：“你前供扶助朱某，如何今日，又说不认的?”张贼曰：“原是假他名色，委实不认识也。”遂将予与先生，收入囹圄中。既而江南解一和尚至，和尚者，太仓奸僧也，素行不端，曾铸印伪造定王札符，给散愚人，煽惑作乱。乃提先生对证，又云不相识。奏上，未几都复命下，见判语云：“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应拟大辟，以息乱阶。细询李某，坚供不知情一，然在伊家捉获，且住有年余，说不得不知情，合以知情而不出首之例，流徙三千里。”案定后，予蒙恩发宁古塔。而先生则以是年冬弃市矣。先生家在余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闻事发捕捉，遂一家投镮，六命俱尽云。

据此传所载，则于浙名王士元，于鲁名张用观字潜斋者，果为崇祯帝之第三子定王也。《明史》谓其名曰慈炯，慈焕为五子悼灵王名，皆误。孟森《烈皇殉国后记》考定其名为慈灿，慈焕乃四子永王名。不知此供辞何以自言其弟之名，或年幼误记，抑李方远误听慈灿为慈焕乎?甲申崇祯帝殉国时，慈灿方十岁，至康熙四十七年被杀，则已七十五岁之皤皤老翁矣。雍正《大义觉迷录》云：“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可见清初抱民族主义作反清复明运动者，大多以朱三太子为拥戴之君主，无论朱三太子本人参加与否，在民众心目中已成一明朝继统之象征人物。杨起隆之起事，吴三桂之叛清，皆可为证也。以后天地会传说之小主朱洪祝，盖皆朱三太子殉难后之设想耳。慈灿原有子五人，名和銑、和豈、和壬、和在、和堃，一孙名朱钰，于斯役全被杀，死者三十余人，妻子发往宁古塔。慈灿之媳女，均悬梁自尽。李著张先生传未载与同被捕之子之口供，不知此子何名。然明朝嫡胤，从此斩绝矣。

张念一供词，虽言假朱三太子名色，而其改元天德，实为天地会一贯之作风。天地会发自闽台，传人浙江，均以寺庙为隐身之地。一般遗民义士，亦多削发为僧，故祝廷铮《续三字经》，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之语。若《台湾通史》所述黄蘖寺僧之事，可为其代表已。《宗教志》云：

僧不知何许人，逸其名，居寺中，绝勇力，能蹴庭中巨石，跃去数丈。素与官绅往来，而知府蒋元枢尤莫逆。一日元枢奉总督八百里密札，命拿此僧，不得则罪。潜访之，知为海盗魁，恐事变，且得祸。乃邀僧至署，盘桓数日，欲言又止。僧知之曰：“窥公似大有心事者，大丈夫当磊磊落落，披肝见胆，何为效儿女子态哉?”曰：“不然，事若行，则上人不利，不行，吾又不能了，故踟蹰尔。”出札示之。僧默然良久，曰：“不慧与公有前世因，故一见如旧。今愿为公死，但勿求吾党人．不然竭台湾之兵，恐不足与我抗。”曰：“省宪索上入耳，余无问。”僧曰：“可”。命招其徒至，告曰：“而归取籍来。”徒率众肩入署，视之，则兵卒粮饷器械船马之数，一一付火。元枢大惊。僧曰：“我祖为郑氏旧将，数十年来，久谋光复，台湾虽小，地肥饶可霸。然吾不猝发者，以闽粵之党未劲尔。今谋竟外泄，天也。虽然公莫谓台湾终无人者。公遇我厚，吾禅房穴金百余万，将为他日用，今举以赠公。公亦好速归，不然荆轲聂政之徒，将甘心于公也。”元枢送至省，大吏讯之，不讳。问其党，不答。刑之，亦不答。乃斩之。是日有数男子往来左右，监刑者虑有变，不敢问。待决时，一黑面长髯者怒目立。僧叱曰：“小奴尚不走，吾昨夜谕而速改恶，勿妄动。今如此行迹，欲何为?勿谓吾此时不能杀汝也”!其人忽不见。事后，大吏问狱吏，何以许人出入。  曰：“旦夕未见人，且僧有神勇，桁杨辄断，幸彼不走尔。”闻者皆愕然。

或言黄蘖寺僧名玄苏长老，乃刘国轩部将勇卫右协陈士勋，于郑氏亡后，施化陈永华故宅而建此寺，以为“天地会”之根据地也。但陈士勋于施琅进攻澎湖时阵亡，《通史刘国轩传》载之。且蒋元枢为知府，在乾隆四十年，距郑氏之亡，已近八十年矣，陈士勋如在，当在百岁以上，故此说不甚可信。然寺为天地会党人根据之地，而寺僧为其领袖，以从事反清复明运动者，则大致不差也。《通史》又言黄蘖寺在台南大北门外，康熙二十七年左营守备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寺僧募建，地大境幽，题咏者多，今圯。是则天地会之最初发源地，早成荒烟蔓草矣。一百二十二  康熙时代之文字狱

一《明史》狱

先是，明相国归安今浙江吴兴县朱国桢尝著《明史》，举大经大法者笔之，已刊行于世；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质千金于庄廷钱，廷钱家故富，因窜名己作，刻之补崇祯一朝事，中多指斥清人语。康熙二年，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为功，借此作起复地，因白其事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牒督学胡尚衡．廷钱并纳重赂，以免。乃稍易指斥语，重刊之。之荣计不行，特购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闻，遣刑部侍郎出谳狱。时廷钱已死，戮其尸，诛弟廷钺。旧礼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哲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减供一岁，例得免死充军。对曰：“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称旧史朱氏而不名，之荣素怨南溽富人朱佑明，遂嫁祸，且指其姓名以证，并诛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魁以八议仅削官，维藩戮于市。昌祚尚衡贿谳狱者，委罪于初申复之学官，归安乌程今并入吴兴县两学官，并坐斩；而二人幸免。湖州今吴兴县治太守谭希闵莅官甫半月，事发，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至绞。浒墅关今江苏吴县西北榷货主事李尚白闻阊门吴县西门书坊有是书，遣役购之，适书贾他出，役坐其邻一朱姓者少待，及书贾返，朱为判其价。时尚白已入京，以购逆书立斩，书贾及役斩于杭州，朱姓者因年逾七十，免死，偕其妻发极边．归安茅元锡方为朝邑今陕西属县令，与吴之荣之兄弟尝预参校，悉被戮。时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及鬻书，同日刑，惟海宁今浙江属县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廷垅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是狱也，死者七十余人，妇女并发边。盖浙之大吏，及谳狱之侍郎，鉴于松魁事，且畏之荣复有言，虽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荣竟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产给之，后官至右佥都。呜呼，盖亦惨矣!然是时玄烨方立，鳌拜专政，欲借以立威。是狱若起于康熙八年以后，则必不能若是之株连也。

二沈天甫朱方旦之狱

继庄氏之狱而起者，有沈天甫之狱，朱方旦之狱；然皆不如《南山集》狱之大而且著。且沈、朱所撰之书，今已无从考察，究竟清廷之所谓逆者，亦不知有何种指斥之语乾隆嘉庆时人谈方旦事者，如王应奎《柳南随笔》钱咏《履园丛话》皆荒诞不经，谓方旦为狐所凭，直是《齐东野语》，故不具录。今要述其事于下，至《南山集》狱，当于下目详述之。康熙六年四月，有江南人沈天甫、吕中、夏麟奇等，撰诗二卷，诡称黄尊素尊素梨洲先生之父也。明御史，以劾魏阉死诏狱等百七十人作，陈济生编集，故明大学士吴兟等六人为之序。沈天甫使夏麟奇诣吴兟之子中书吴元莱所，诈索财物，元莱察其书，非父手迹，控巡城御史以闻。因下所司鞫讯，沈天甫等皆弃市，其被诬者不问。又康熙二十一年，翰林院侍讲王鸿绪疏参：“楚人朱方旦自号二眉道人，阳托修炼之名，阴挟欺世之术，广招党羽，私刻密书。其书有曰：‘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其徒互相标榜，有顾齐宏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陆光旭则曰：‘孔子后二千二百余年，而有吾师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数，大儒之用小；老庄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术虚。’等语，皆刊书流布，蛊惑庸愚，乞正典刑，以维世道。”旋九卿议复：朱方旦诡立邪说，煽惑愚民，诬罔悖逆，应立斩。顾齐宏等造刻邪书，应监候。而大将军勒尔锦前在荆州，曾匾其堂曰圣人堂，里曰至人里。原任湖广巡抚张朝珍尝赠方旦“圣教帝师”匾额，亦为宗人府所题参。玄烨因谓大学士等曰：“前勒尔锦领兵在荆州时，朕已闻此等事，曾谕彼时差去之人；朕知朱方旦系狂妄小人，军机大事，万不可听其蛊惑。又对秦遣往军前，回时，路经武昌，张朝珍向对秦云：‘朱方旦果一奇异神人，尔宜相会。’遂接见，以宾礼优待，着即据此议结。”寻议勒尔锦见在羁禁，朝珍已死，革其所剩世袭官。方旦所谓中道在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正是发明脑之功用，非有异说。西学东渐，于生理则发明思虑在脑，于推步则发明地球绕日而行，今成定论，而当时以为悖逆。盖思虑在脑，则道学家之心学为两歧，地绕日行，则天圆地方，地静不动之说皆废，故历法早从西说，且以西人为钦天监监正，然地动之说，则必以非圣无法绝之，阮元之《畴人传》犹然，可以见百年以前，中国儒者之心理矣。南怀仁书之见焚，朱方旦身之被戮，其故一也．王鸿绪参奏，在当时或博持正卫道之名，其实鸿绪为佥邪，后世自有定论。不但当其生时，经郭诱严劾，有罪可指也。《喻亭杂录》称鸿绪党附皇八子廉亲王允禩，魏源《明史稿书后》指其污蔑建文，夸张靖难，意在鼓吹允禩拥兵夺嫡，凡此皆可见鸿绪之为人矣。夫夺嫡，为清室一大案，理密亲王之是否狂惑，世宗之应否正位，颇有疑词。允禩谋夺理密亲王之嫡，结为党羽以倾之，其后乃予世宗以渔翁之利，鸿绪等身与允禩之谋，处人骨肉，不以其正，决非端士。乃以修史重任，出私意以乱是非，致使前朝事实，不为信史，其罪更浮于一时之结党矣。

三戴名世之论《明史》

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以族人方猷丁酉顺治十四年主江南试，与有私，并去官遣戍，遇赦归，人滇仕吴三桂受翰林承旨。三桂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多述明末清初事。邑人戴名世与孝标晚年相接。名世早年聪颖，才思艳发，好读《左氏传》及太史公书，尤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网罗放失，时访明季遗老，考求故事，兼访求明季野史，参互考订，以冀后来成书，仿司马迁意，藏之名山。康熙中，其门人舒城余湛字石民偶与释氏犁支相晤，谈明桂王时事。盖犁支本为宦者，后因桂王被杀，乃皈依释氏，改名犁支。名世闻之，乃往余湛处访问，至而犁支已去，不及相见。名世归，乃属余生将所闻于犁支者，一一书示。后又购《滇黔纪闻》，乃与余生书考其异同，并以所疑，致书余生曰：

前者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篇，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此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士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兹二者将何所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粵，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廑廑识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渐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手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当世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于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窜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余夙者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康熙三十九年，名世膺保德姜氏之聘，四十一年，由浙江回里卜居南山冈。其门人尤云鄂为刊其文行世，名目《南山集》。集中多采方孝标所记事，而前与余生书，亦在集中。四十四年，名世应顺天乡试，中式；四十八年，会试复中，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时年已五十七矣。未三年，而《南山集》之狱起。

四《南山集》狱

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字慎施，江苏武进人据《南山集》奏参名世为书狂妄，原奏云：

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钦惟我皇上崇儒右文，敦尚正学，训饬士子，天语周详，培养人材，降恩曲至，普天下沾德化者，无不恪循坊检，懔畏章程矣。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徒使市井书坊，翻刻贸鬻，射利营生。识者嗤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圣明无微不察，谅俱在洞鉴之中!一今名世身膺异数，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为此特疏纠参，仰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候皇上睿鉴施行!

得旨：“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咀具奏。”旋据九卿议：“戴名世一案，我朝定鼎燕京，剿除流寇，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也。七十载万国朝宗，车书一统，薄海内外，咸奉正朔。皇上御极以来，隆礼前朝，轶古超伞，天下臣民，咸戴生全义育之恩，沦肌浃髓。方孝标丧心狂逆，倡作《滇黔纪闻》，以致戴名世摭饰其间，刊书流布，多属悖乱之语，罔识君亲大义。国法之所不宥，文理之所不容也。”旋刑部将审问戴名世等之供辞奏上，有云：

今看得左都赵参戴名世一案，夹讯，戴名世供：“《孑遗录》方正玉刻的；《南山集》系尤云鄂刻的。云鄂是我门生，我作了序，放他名字；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序，是他们自己作的。刘岩未有作序，我与余生书内有方学士名，即方孝标，他作的《滇黔纪闻》，内载永历年号，我见此书，即混写悖乱之语，罪该万死”，等语。讯问方登峄供：“我自幼继与方兆为子，我生父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我听见戴名世被参之说，书内有方学士书，我呵我侄方世樵，说：‘家中有《钝斋文选》板’，我叫世樵寄信烧毁”，等语。据方世樵供：“我寄信烧毁是实，那《滇黔纪闻》，即《钝斋文选》内二篇书”，等语。据方苞供：“我不合与他作序收板，罪该万死”，等语。据方正玉供：“《孑遗录》是我银子刻的，序文是我作的，有何辩处?”等语。套讯尤云鄂供：“我先生戴名世书，是我银子刻的，序文是我先生作的，放我名字”，等语。查戴名世书内，欲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大逆等语。

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刑部等衙门奏：

审察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内，有大逆等语，应即行凌迟。已故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内，亦有大逆语，应剑其尸骸。戴名世方孝标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者，俱查出解部，即行立斩。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亦俱查出给功臣家为奴。方孝标族人，不论服之已尽未尽，逐一严查，有职衔者，尽皆革退；除已嫁女外，子女一并即解到部，发与乌喇、宁古塔、伯都纳等处安插。汪灏方苞为戴名世逆书作序，俱应立斩。方正玉尤云鄂闻拿自首，应将伊等妻子一并发往宁古塔安插。编修刘岩虽不曾作序，然不将书出首，亦应革职，佥妻流三千里。

是案牵连至数百人，而尚书韩莢，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阳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亦以平日与名世论文，坐罪议处。供词五上五折本，玄烨以牵连太众，览奏侧然。因谕：“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方登峄，方世樵，方云旅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宽免治罪，着人旗。”是案得此旨而全活者，三百余人。案结，时康熙五十二年二月也。

一百二十三  吕留良之狱与胤禛之死

一吕留良之革命思想

留良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顺治间，应试为诸生，补廪后，始坚持民族思想，而绝意于仕进。后以山林隐逸荐，留良誓死拒之，又以博学鸿儒荐，乃蘿发为僧。生平笃信程朱，颇负时望；自托于淮府仪宾之后，著书言论，排斥满洲，不遗余力。尝有“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之诗，其眷怀故国也如此。留良之学，以为君臣关系，非同父子，当以义为主，与朋友同。封建者，圣人公天下之制度也；至秦而私有天下，始制郡县，乃傲然君临四海。于是尊君卑臣之风，由此而起，而上下之意思，遂划然为一大鸿沟；臣僚徒贪禄位，不知去就之义，是皆郡县之余毒也。又关于华夷之别，有谓：“孔子何以许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桓公，甚至美为仁者?是实一部《春秋》之大义也。君臣之义固重，而更有大于此者。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也．”盖其瞩于中原之沦于异族，乃发为攘夷之激烈言论，尝云：“今欲使斯道复明，舍目前几个识字秀才，无可与言者!”乃以点勘八股文字，向一般士子宣传，攘夷狄为域中第一事。其《题如此江山图》，有云：“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以今视昔昔犹今，吞声不用枚衔嘴。画将皐羽西台泪，研入丹青提笔沘。所以有画无诗文，诗文尽在四字里。尝谓生逢洪武初，如瞽忽瞳跛可履。山川开霁故璧完，何处登临不狂喜。胡为犁眉覆踣诗，亡国之痛不绝齿，此曹岂云不读书，真是未明大义耳。兴亡节义不可磨，只此一番不与亡国比，不特元亡不足悲，宋亡之恨亦雪矣。”《东庄诗存伥伥集》又《钱墓松歌》云：“其中指元代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不妨架漏如许日，何况短景穹庐天!”《真腊凝寒集》留良不承认元朝接续中国历史，明朝光复华夏，可雪宋亡之恨而狂喜者也。据雍正帝之所言：“其指留良所著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繙阅之余，不胜惶骇，盖其悖逆狂噬之词，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胤稹所谓不忍寓目，不忍出口，不忍述之纸笔者，则留良言论之激烈，亦可想而知矣。留良以康熙二十二年卒，其徒严鸿逵推尊诵法，备述遗言，又从而恢张扬厉之，故所著日记，极意诋斥满洲，凡当时灾异祸乱，述之不稍隐讳。而其徒沈在宽，亦习于师说，所著诗文集，有“更无地著避秦人”及“陆沈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语。及曾静之事起，而留良等乃因是受祸独惨焉。

二曾静异谋之败露

湖南永兴有蒲潭先生曾静者，应试州城，见留良所评时文内，有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深好之，因遣其徒张熙字敬卿衡州人至留良家中，访求书籍。留良之子毅中，悉以其父遗书授之，内皆排满革命语，乃益加倾信，遂与鸿逵在宽往来投契，常赋诗相赠答．所著《知新录》云：“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又云：“夷狄侵陵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斫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此与王船山“非我族类，不入我伦”之言，可谓不谋而合。雍正初年，胤禩既以罪锢致死，其党发遣广西者，沿途散布流言。静谓有机之可乘也，又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俱不允行，钟琪深自危疑。乃遣张熙诡名贻书钟琪，劝之反。书中举胤禛之罪恶九款：一曰帝谋害其父，盖谓胤禛以强迫得位，非康熙帝之真意也。二曰帝逼母，即指佟太后之殉死也。三曰帝弑兄，谓胤礽之死，系帝所阴杀也。四曰帝屠弟，即胤禩、胤禟等之死于幽禁也。五曰帝贪财。六曰帝好杀。七曰帝耽酒。八曰帝淫色。九曰帝诛忠用奸。熙至钟琪处，以岳氏与金世仇为言，劝之同谋举事。钟琪即邀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于密室，将张熙严加根究，并刑讯，问其指使之人，熙甘死不吐。钟琪无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计曲诱，许以同谋迎聃伊师，佯与设誓；熙始以静供出。钟琪具折并其书奏闻，胤禛披览，为之动容，遂差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觉罗海兰，至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提曾静审讯。静供认不讳，随将曾静及张熙提解来京。旋命浙江总督李卫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家藏书籍；所获日记等书，并案内有关系之人，均一并拿解来京。雍正七年四月，因谕内阁九卿等闩：

吕留良日记所载，称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致逆犯吴三桂书，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宇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又有伪永历朱由榔窃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劫，后兵败逃窜缅甸，大军随至缅甸，缅人震慑，执献军前，岂有被执时满汉官兵转于马前皆跪之事?总之，吕留良于本朝实有征应之事，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快其私愤。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夫仁皇帝六十余年，民安物阜，即羲皇以来，可以比者，不可多得，乃云未有之穷乎?其他悖乱之词，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举。  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止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朕向来谓浙江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罪，皆吕留良之遗害也。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此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势之嚣陵，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刚正之人，亦以到任之时，循沿往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今日天道昭然，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伊子吕葆中曾应试成名，仕列清华，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连及葆中，蒙仁皇帝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弟子孙，当感激悔悟，共思掩护前非；岂料抱守遗编，深藏箧笥。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而实天道昭然使呈现于今日也。应将吕留良及见在子孙嫡亲兄弟子侄，照何定律治罪，着九卿会议具奏。

是年六月，又将严鸿逵、沈在宽之罪状宣布，皆谓其日记中有悖乱之语也。胤禛以是知留良学说之深中于人心，思有以戢之；于是有《大义觉迷录》之颁布。

三《大义觉迷录》之颁布  雍正七年九月，胤禛命以曾静等口供，及历次所降谕旨，刊刻《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因谕曰：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义万邦，天心笃祐，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乃逆贼吕留良好乱乐祸，私为著述，妄谓德祐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主，妄生彼疆此界之私，遂故为谤讪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见被步军统领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纂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寇之手，我朝统一万方，削平流寇，出薄海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宣谕。但性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奋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天下后世，自有公论，着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和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

四曾静等之处置

是年十月，王大臣等公奏将曾静张熙依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胤稹谕日：“朕之不行诛戮者，实有隐衷。……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等。若非因曾静之事，则谣言流布，朕何由闻知，为之明白剖析，俾家喻而户晓耶?”又谕：“伊讪谤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亦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无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鸦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谤乎?曾静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等之逆党造作蜚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造作种种诬谤之语，乡曲愚人，为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今因曾静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盖以此案发觉尚早，易于追寻，故可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曾静之过虽大，原有可原之情。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若曾静可谓改过者矣。肤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伊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授意指，实由天良感动，是以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此乃其可原之情。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而欲宽其罪也。着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曾静张熙既释放，十年十二月，朝议吕留良、吕葆中、严鸿逵俱戮尸枭示，吕毅中、沈在宽皆斩决，族人俱诛殛，孙辈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而案内自称私淑门人之黄补庵，刊刻吕氏书籍之车鼎丰、车鼎贲，私藏书之孙用克、周敬舆等，亦均株连坐罪。是狱死者甚众，而发动谋乱之曾静、张熙竟不与焉。胤禛之处置，亦可谓别有所见矣。

五胤禛之暴崩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丁亥，胤禛不豫，次日，大渐，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内大臣丰成额、讷亲、海望至寝宫前；鄂尔泰、张廷玉恭捧密旨，以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二十三日，胤禛崩，遗诏以鄂尔泰、张廷玉将来配享太庙。弘历即位，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传旨着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是年十一月，上胤禛尊谥曰：“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义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以乾隆二年葬泰陵。或谓：胤禛之崩，实未得令终也。吕留良之狱，一时株连无算，于是汉人之义愤大起，如甘风池辈，日夜谋报复，清廷虽极力搜捕不能止。留良孙女某，剑术之精，尤冠侪辈，为祖父复仇，人宫行刺，故胤禛死于留良女孙之手。又或谓：胤禛平日多养侠士，于是各藩党羽，亦大半多侠士之流。胤禛诛锄诸王殆尽，恐其党羽为之复仇，凡天下剑客，不为所用者，皆欲杀之。有某僧者，即胤禛少时所结兄弟十三人之第一人也，其术尤高，不肯为所用，亡走山泽间。胤禛深患之。一日，侦知在某所，命结义兄弟三人易服往，密布精兵以为后援，围守要隘。僧睹三人至，笑曰：“若辈受主命来捕我耶?汝主多行不义，屡以私憾杀人，吾即死，汝主亦必不能苟免，月余必有为我报仇者。汝等识之，吾今不死，不足以为大丈夫!”言讫，仗剑自杀。三人者携其首复命，并以其语闻。胤禛大惧，防卫綦严，寝食为之不宁。月余，因无故暴死于内寝，宫廷秘密，讳为病殁，实则为某女侠所刺也。某女侠者，即吕留良之女孙，为某僧之女弟子也。二者传闻之辞，言甚奇异，今既无从证明，志之以备一说而已。按甘凤池、吕四娘、曹仁父、路民瞻、周浔、吕元、白泰官及僧了因皆江南北大侠，了因无行，七人共歼之，各以技雄一方，誓不作非礼事。七人半出郑延平门下，抱民族主义，作反清运动。《清史稿》只甘凤池有传，云凤池江宁人，少以勇闻，手能破坚，握铅锡化为水。又善导引术，喜任侠，接人和易，见者不知为贲育。雍正中浙江总督李卫治江宁顾云如邪术不轨狱，牵连百数十人，凤池亦被逮，谳拟大辟，世宗于此狱从宽，未尽骈诛。或云凤池年八十余，终于家。江湖间流传其轶事多荒诞，着其可信者。是知甘凤池、吕四娘等皆民族革命英雄，民间传说，非无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