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五年图成。白晋又汇为总图一张,各省分图一张。玄烨谓内国学士蒋廷锡曰:“此朕费三十余年之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亦合乎《禹贡》。尔可以此图并各省分图,使九卿细阅,倘有不合,九卿有所知者,可即面奏!”九卿寻奏称:“从来舆图地记,往往前后相沿,虽有成书,终难考信。……此图诚开辟方圆之至宝,混一区夏之巨观。”观此则帝对于是图之成,其得意可想而知。以后中国出版之地图,多以此图为蓝本,如法人但维尔Dunville之《中国新地图Nauvel Atlas dela China“乾隆二年出版”是,而绵密不及。其于文化增辉,诚非浅鲜矣。
五基督教士之著述
明清之际,基督教士之在中国者,多以天主教义,编为浅说,化导民众。其所输入之科学著作,乃传教士之附带事业,率肤阔浅薄;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谓:“作《新法算书》时,欧罗巴人自秘其学,立说复多深隐不可解。”王锡阐亦谓“西人不能深知法意”。是知耶稣会士实未能尽量将西方所已发明之学术输入中国,此科学思想终不能发达之主因也。当时,政府欢迎西学,纯以改良历书制造炮铳为目的,故输入以天文学为主,数学物理学次之,其余则皆附庸也。西洋天文学自哥白尼出,已与占星学分家。而耶稣会士初于哥白尼之大发明,未道只字,反谓歌氏有言天动之书.又改刻白尔定律,以实日动之说。其所输入之天文学,仍不脱占星学之窠臼。汤若望在钦天监任占候,择日,穆尼阁撰“人命”一书,以西方天文学之计算,诠释星命之说,即可为明证矣。顾教士对于西方学术之介绍,虽未能洞澈本源,穷述格物之理,但已足影响吾国古学之复兴,为西洋文明东渐之先导;不可不注意也。兹将其著书大概,表之如下:
明末山西绛州人韩霖及福建漳州人张赓及同志公述《圣教信证》一书,刻于顺治四年,内有《真教来历》一篇,列举自圣方济各至康熙初年之传教士传略,及所著书。同时复有《道学家传》,不著撰人,自亚当叙至明末之传教士,内容多相同。清王韬西学辑存中之《泰西著述考》及近人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之《明末来华外国教士传略》,皆与韩书大同小异。清藏书家所称《耶稣会士西洋姓氏著述书目》者,即韩书也。惟现存中央研究院之抄本,仅存人名书目,只列四十四人,无著述者七人。《清朝全史》改作表而加详焉。
以后梁任公先生,及柳诒征蒋廷黻张荫麟诸氏,均有所误正。抗战胜利,徐宗泽所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出版,对此表所录著述,均有极详之考订。兹依韩、徐书目及其他西籍,加以增改,大体当不甚差矣。
明末清初外国基督教士及著书一览表
华 名
原 名
国 籍
来华年代
卒年卒地
著 书
罗明坚字复初
Michacl Ruggieri
意大利
一五七九万历七年。一六〇七,五,十 一万历三十五年,萨勒尔
天主圣教实录
利玛窦字西泰
Mathaeus Ricci or Matte Ricci
意大利
一五八二万历十年。一六一〇,五,二万历三十八年,北京
天主实义。几何原本授徐光启译。交友论。同文算指授李之藻译。西国纪法。勾股义.二十五言。圜容较义授徐光启译。疇人十篇。辨学遗牍。乾坤体义。经天该。奏疏。斋旨。测量法义授徐光启译。西字奇迹。浑盖通宪图说授李之藻译。万国舆图。西琴曲意附疇人后
孟三德
Sande Edward
葡萄牙
一五八五万历十三年。一六〇〇,六,二二万历二十八年,澳门
长历补注解惑。浑天仪说崇祯历书之一
苏如望字瞻清
Joannes Soerio
葡萄牙
一五九五万历二十三年。一六〇七,八万历三十五年,南昌
天主圣教约言
龙华民字精华
NicolausLongobardi
意大利
一五九七万历二十五年。一六五四,九,一顺治十一年,或作一六五九年卒,北京
死说。念珠默想规程。灵魂道体说。圣教日课。圣若瑟行实。地震解。急救事宜。圣人祷文。圣母德叙祷文。预修崇祯历书
郭居静字仰风
Lazaxus Cattaneo
瑞士
一五九四万历二十二年。一六四〇 崇祯十三年,杭州
性灵诣主。悔罪要旨
罗如望字怀中
Joannes de Rocha
葡萄牙
一五九四年至澳门,一五九八万历二十六年至韶,一六〇〇年至南京,一六〇三年为徐光启受洗,一六二三,三天启三年,杭州
天主圣教启蒙。天主圣像略说
杜奥定字公开
AugustinTudeschini
意大利
一六三一崇祯四年。一六四三崇祯十六年,福州
渡海苦迹记。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
庞迪我字顺阳
Didacusor Diegode Pantoja
西班牙
一五九九万历二十七年。一六一八,一,一万历四十六年,澳门
耶稣苦难祷文。未来辩论。天主实义续篇。庞子遗铨。七克大全。天神魔鬼说。人类原始。受难始末。辨揭
费奇觀字揆一
Gaspar Ferreira
葡萄牙
一六〇三万历三十一年。一六四九顺治六年
振心总牍。周年主保圣人单。玫瑰经十五端
王丰肃高一志字则圣
Alphonsus Vagnoni
意大利
一六。五万历三十三年。来华年代据南京教案始末,作一五九九年七月。一六四〇,四,十九崇祯十三年,蒲州
则圣十篇。西学齐家。天主圣教圣人行实。达道纪言。四末论。西学修身。譬学警语。励学古言。我要解略。寰宇始末。圣母行实神鬼正纪。十慰。童幼教育。空际格致录于四库。西学治平。斐录汇答。推验正道论
熊三拔字有纲
Sabbathinus de Ursis
意大利
一六〇六万历三十四年。一六二〇,五,三泰昌元年,澳门
泰西水法授徐光启译。表度说。简平仪说
阳玛诺字演西
Emmanuel Diaz
葡萄牙
一六一〇年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五九,三,四顺治十六年,杭州
圣若瑟行实。天问略.十诫真诠。圣经直解。天学举要.唐景教碑颂正诠。代疑论。袖珍日课。经世全书。经世全书句解。避罪指南。天神祷文。圣若瑟祷文
艾儒略字思及
Gulius Aleni
意大利
一六一〇至澳门,又三年始人内地。一六一三万历四十一年。一六四九,八,三顺治六年,卒延平葬福州
弥撒祭义。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出像经解。天主降生引义。耶稣言行纪略。景教碑颂。圣体祷文。坤舆图说。玫瑰经十五端图像。熙朝崇正集。杨淇园行略。张弥克遗迹。万物真源。涤罪正规。三山論学纪。圣体要理。圣梦歌一名性灵篇。圣体四字经文。悔罪 要旨。几何要法。口铎日钞。五十余言。一西方答问。西学凡。职方外纪以上三种在奇 器图说前。性学粗述。天主降生引 义。大西利西泰子传。大西利西泰先生行迹。泰西思及先生语录
谢务禄曾或作鲁德昭字继元
Alvarus de Semedo
葡萄牙
一六一三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五八,五,六顺治十五年,澳门
字考汉葡萄汉字汇。中华帝国史
毕方济字今梁
FraneiscusSambiaso
意大利
一六一三万历四十一年。一六四九(顺治六年,广东
画答。睡画二答。灵言蠡勺。奏折。皇帝御制诗
金尼阁字四表
Nicolas Trigault
法兰西
一六二。万历四十八年。初来为一六一〇年,一六一一居金陵,会长龙华民令往罗马报告,一六二。年始复来华。一六二八,十一,一四崇祯元年,杭州
中国传教史。宗徒祷文。西儒耳目资。况义一名意拾后译伊索寓言Robert Thom编译。推历年瞻礼法
邓玉函字涵玉
Jearl Joannes- Terrenz
日耳曼
一六二一天启元年。一六三〇崇祯三年,北京
远西奇器图说授王征泽。人身概说。测天约说。黄赤距度表。正球升度表。大测以上四种皆崇祯历书之一
傅汛济字体斋
Franciscus Furtabo
葡萄牙
一六二一天启元年。一六五三,二,一顺治十年,澳门
寰有铨。名理探与李之藻同译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一部分
汤若望字道味
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
日耳曼
一六二二天启二年。一六六六,八,一五康熙五年,北京
进呈书像。主教缘起。浑天仪说。主制群征。远镜说。真福训铨。古今交食考。西洋测口历。星图。交食历指。交食表。恒星历指。恒星表。共译各图。八线表。恒星出没。学历小辨。测食说。测天约说。大测以上十三种皆崇祯历书之一。奏疏。新历小惑。新法历引。历法西传。新法表异。敕谕寿文。火攻揭要授焦勗译。赤道南北两动星图。中国耶稣会传教史略拉丁文
费乐德字心铭
Rodericus deFigueredo
葡萄牙
一六二二天启二年。一六四二,一〇,九崇桢十五年。开封李白成围开封官兵决水死者近三十万
念经总牍。圣教源流。念经劝
罗雅各字味韶
Jacobus Rho
意大利
一六二四天启四年。一六三八,四,二六崇祯十一年,北京
天主经解。天主圣教启蒙。斋克。哀矜行铨。求说。圣纪百言。圣母经解。周岁警言测量全义。此例规解。五纬表。五纬历指。月离历指。月离表。日躔历指。日躔表:黄赤正球。日躔考。昼夜刻分以上十种皆崇祯历书之一。筹算。历引
伏若望字定源
Joannes Froez
葡萄牙
一六二四天启四年。一六三八,七,一一崇祯十一年,杭州
五伤经礼规程。助善终经。善终助功。苦难祷文
卢安德字盘石
Andreas Rudomina
立陶宛
一六二六天启六 年。一六三二,九, 五 崇祯五年,福州
口铎曰抄。十八幅星图。十幅勤 怠图
瞿西满 字弗溢
Simon de Cunha
葡萄牙
一六二九崇祯二年。一六六。顺治十七年,澳门
经要直指
马奥图栗安当
Antonio dcSanta Maria
西班牙
一六三三崇祯六年。一六六九,五,一三康熙八年,广东
正学镠石
郭纳爵字德旗
Ignatius da Costa
葡萄牙
一六三四崇祯七年。一六六六康熙五年,广东
原染亏益。身后编。老人妙处。教要。烛俗迷篇
何大化字德川
Antonius de Gouvea
葡萄牙
一六三六崇祯九年。一六七七,二,一四康熙十六年,福州
蒙引
贾宜穆字九章
Geronimo de Gravina
意大利
一六三七崇祯十年。一六六二,九,四康熙元年,常熟
提正编。辨惑论
利类思字再可
Ludovicus Buglio
意大利
一六三七崇祯十年。一六八二,一〇,六康熙二十一年,北京
天主正教约征。圣教要旨。超性学要。进呈鹰论。狮子说。司铎典要。灵性说。不得已辨。天学真铨。御览西方纪要与南怀仁安文思合撰。圣母小日课。已亡者日课经。圣教简要。善终瘗茔礼典。弥撒经典。日课概要。圣事礼典。安先生行述。天主性体。三位一体。万物原始。天神。昭事经典.西历年月。六目工目一作日。首人受造。主教要指
孟儒望字士表
Joao Monteiro
葡萄牙
一六三七崇祯十年。一六四八顾治五年,印度
天学略义。辨敬录。炤迷镜。圣号祷文。炼狱祷文
潘国光字用观
Franciscus Brancati
意大利
一六三七崇祯十年。一六七一,四,二五康熙十年,广州葬上海
十诫劝谕圣迹。圣体规仪.圣教四规。圣安德助。宗徒瞻礼。天阶。瞻礼口铎。天神会课。未来辩论
安文思字景明
Gabriel deMagalhaens
葡萄牙
一六四。崇祯十三年。一六七七,五,六康熙十六年,北京
复活论
卫匡国字济泰
Martinus Martini
匈牙利
一六四三崇祯十六年。一六六一,六,六顾治十八年,杭州
天主理证。灵性理证合为真主灵性理证。逑友篇。韩目于卫后列傅若望字遐及有古圣行实未刻。中国上古史
穆尼阁字如德
NicolasSmogolenski
波兰
一六四六。顺治三 年。一六五六,九, 一七,肇庆
天步真原授薛风祚译。天学会 通薛氏笔记。比例对数表
万济国
Francisco Varo
西班牙
一六五四(顺治十一年,未详
圣教明证
柏应理字信末
Philippus Coulplet
比利时
一六五六顺治十三年。一六九三,五,一五康熙三十二年,卧亚
天主圣教永年瞻禅单。天主圣教百问答。四末真论。圣坡而日亚行实。圣若瑟祷文。周岁圣人行略。圣教铎音。西文四书直解。许母徐太夫人传略
穆迪我字惠吉
Jacobues Motel
法兰西
一六五七顺治十四年。一六九二,六,二康熙三十一年,武昌
圣洗规仪。成修神务
聂仲迁字若瑞
Adrianus Greslon
法兰西
一六五七顺治十四年。一六九七康熙三十四年,赣州
古圣行实
殷铎泽字觉斯
Prosper Intorcetta
意大利
一六五七顺治十四年。一六九六,一〇,三康熙三十五年,杭州
耶稣会例例或作则。西文四书直解。泰西殷觉斯先生行述
郎安德
Andre Ferran
葡萄牙
一六五九顺治十六年。一六六一顺治十八年,福州
陆安德字泰然
Giovani Andrea Lobelli
意大利
一六四三崇祯十六年,至澳门。一六五九顺治十六 年,赴广东。一六八三康熙二十二年,澳门
圣教略说。真福直指。善生福终正路。圣教问答。圣教撮言.圣教要理。默想大全。默想规矩。万民四末图。讲道规矩韩表四末二字作永
南怀仁字敦伯
Ferdinand Verbiest
比利时
一六五九顺治十六年。一六八八,一,二八 康熙二十七年,北京
妄推吉凶辨。熙朝定案。验气图说。坤舆图说。告解原义。善恶报略说。教要序论。不得已辨。灵台仪象志。仪象图。康熙永年历法。测验纪略。坤舆全图。简平规总星图。赤道南北星图。妄占辨 预推纪验。形性理推。光向异验理推。理辨之引启。目司图总,理推各国说。御览简子新仪式用法。进呈穷理学。圣体答疑。理学家传。验气说。坤舆图说。坤舆外纪。七器图说。盛京推算表。神武图说
鲁日满字谦受
Francois deRougemont
比利时
一六五九顺治十六年。一六七六,二,四康熙十五年,太仓
教要六端。天主圣教要理。问世编
恩理格字性涵
Clristian Herdtrieht
意大利
一六六〇顺治十七年。一六八四康熙三十三年,绛州
文字考未刻。韩霖书目于恩理格后列巴济范字庸乐。石方西字镇宇。罗儒望字怀仲。李玛诺。黎宁石。杜禄亩。穆尼谷字如德七人。除罗有圣教启蒙。圣像图说外。余均无著述
闵明我字德先
Philippus Maria Grimahc
意大利
一六六九康熙八年。一七一二,一一,八,北京
方星图解
利安定
Augustin dcSan Pascual
西班牙
一六七〇康熙九年。一六九五康熙三十四年
永福天衢。天成人要集
徐日昇字寅公
Thomas Pereira
葡萄牙
一六七三康熙十二年。一七〇八,三,二四康熙四十七年,北京
南先生行述。律吕正义续篇与意人德礼格合编
宾纽拉石铎禄
Tedm Pinuela
墨西哥
一六七六僚熙十五年。一七〇四,七,三〇康熙四十二年,漳州
初会问答。永暂定衡。大赦解略。默想神功。哀矜炼灵略说
庞嘉宾
Castner Gasper
日耳曼
一六七九康熙十八年。一七〇九,二,九康熙四十八年,北京
白亚维
Alvare Benevente
西班牙
一六八〇康熙十九年,未详
要经略解
叶宗贤
Basilio Brollo
意大利
一六八四康熙二十三年。一七〇四,七,一六康熙四十三年,西安
宗元直指
孟由义
Manoel Mendez
葡萄牙
一六八四康熙二十三年。一七四三乾隆八年,澳门
利安宁
Emmanuelde SanJoan Bapt
西班牙
一六八五康熙二十四年。一七一〇,三,一〇康熙四十九年,北京
破迷集。圣文都竦。圣母日课
洪若翰字时登
JoamesdeFontaney
法兰西
一六八七康熙二十六年。一七一〇康熙四十九年,法国
天文历算书颇多
张 诚字实斋
Joan,FranciscusGerbillon
法兰西
一六八七康熙二十六年。一七〇七康熙四十六年
哲学要略。满文字典。几何三角天文等书。用汉满文泽授康熙帝
白 晋字明远
Joaehin Bouvet
法兰西
一六八七康熙二十六年。一七三〇雍正八年,北京
天学本义。古今’二天鉴
卫方济
Francois Noel
比利时
一六八七康熙二十六年。一七二九,九,一七雍正七年,Lille丽耳
人罪至重。译中文经子书甚多
李 明字复初
Aloysius LeComte
法兰西
一六八七康熙二十六年。一七二八雍正六年,法国
中国现状新志。中国礼仪论此二书在法国出版对欧洲华化之影响甚大
刘 应字闻声
Claudus deVisdelore
法兰西
一六八七康熙二十六年。一七三七乾隆二年,印度
著多种西文书
白多玛
Hortis Oniz
西班牙
一六九五康熙三十四年,未详
圣教功要。四络略意
林安多
Antonio de Silva
葡萄牙
一六九五康熙三十四年,未详
崇修精蕴。此书为安国宁字永康Andreas Rodrignes一七五九即乾隆二十四年来华,一七九六年,即嘉庆元年卒所著,各书多误为林作
巴多明字克安
Domirdeus Parrenin
法兰西
一六九八康熙三十七年。一七四一,九,二十七或作二十九乾隆六年,北京
济美篇。德行谱
马若瑟
Joseph-maria de Premare
法兰西
一六九八康熙三十七年。一七三六,九,一七乾隆元年,澳门或作一七三五
圣母净配圣若瑟传。杨淇园行迹。信经直解。真神说论。神明为主。儒交信。经传议论。六书析义译法文
殷弘绪字继宗
Franc.Xav.d''''''''''''''''Entreccolles
法兰西
一六九八康熙三十七年)一七四一 乾隆六年
主经体味.逆耳忠言。莫居凶恶劝。训慰神编即圣多俾亚传。驳回教。人参考。中华风俗志三书未刊
雷孝思字永维
了oan-Bapx Regis
法兰西
一六九八康熙三十七年。一七三八乾隆三年
中国皇舆全图
聂若望
Jcan Duarte
葡萄牙
一七〇〇康熙三十九年,未详
八天避静神书。十诫略说抄本
杜德美
Petrus Rerre Jartoux
法兰西
一七〇〇康熙三十九年。一七二〇(康熙五十九年
康熙地图。周径密率。求正弦正矢捷法
赫苍璧字儒良
Jul.Plaeidus Her~eu
法兰西
一七〇一康熙四十年。一七四五乾隆十年,澳门
沙守信
Emeric de Chavagnac
未详
一七〇一康熙四十 年。一七一七,九, 一四康熙五十六 年,饶州
真道自证
冯秉正 字端友
Mailla Joseph Marie Anne de Moyxiac
法兰西
一七〇三康熙四十 二年。一七四八, 六,二八乾隆十三 年,北京
朋来集说。圣心规条。圣体仁爱 经规条。圣经广益。盛世刍荛. 圣年广益。避静汇钞。求真自 证。法译通鉴纲目
德玛诺
Tellez Monoel
葡萄牙
一七。四康熙四十三年。一七三三雍正元年,饶州
题像十五端玫瑰经
德诺玛
Romanus Hinderer
法兰西
一七〇七康熙四十六年。一七四四,八,二六乾隆九年,常熟
与弥撒功程
徐懋德字卓贤
Andreas Pereixa
葡萄牙
一七一六康熙五十五年。一七四三乾隆八年,北京
历象考成后编与戴进贤合著。为律历渊源之第一部。第二为律吕正义。第三为数理精蕴。第四为仪象考成
严家乐
Carolus Slaviszek
奧地利
一七一六康熙五十五年,至北京
测北极出地简法
戴进贤
KoglerIgnatrus
日耳曼
一七一六康熙五十五年。一七四六,三,二九乾隆十一年,北京
历象考成后编。仪象考成。策算。睿鉴录。黄道经纬恒星图。地球图。月离表。日躔表玑衡抚辰仪记或言此书为乾隆十九年所成。仪象考成为十七年所成。则卒年当不在一七四六矣
宋君荣字奇英
Antonius Goubil
法兰西
一七二二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五九乾隆二十四年
法译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孙 璋字玉峰
Alexander dela Charme
法兰西
一七二八雍正六年。一七六七乾隆三十二年,北京
性理真铨。甲子会记注释薛应旃原著
魏继晋字善修
Floxianus Bahr.
日耳曼
一七三八乾隆三年。一七七一乾隆三十六年,北京
圣若望臬玻穆传。圣咏续解
蒋友仁字德翊
Benoist, Mieher一作Fras.Ghorardin
法兰西
一一七四四乾隆九年。一七七四,一〇,二三乾隆三十九年,北京
新制浑天仪图说。增补坤舆全图。坤舆图说何国宗钱大听助译。铜版中国舆图
钱德明字若瑟
法兰西
一七五〇乾隆 十五年)。一七九三乾隆五十八年,北京
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汇。中国历代帝王纪年表。纪年略史。孔子传。四贤略传。列代名贤传。古今音乐篇。孙吴司马穰苴兵法。中国古代宗教舞蹈
六西学输入与我国学术之关系
西学输入中国,最先发生显著之影响者为天文学。其次为数学。天文学之书,在明末以《崇祯历书》集其大成,由检赐名曰《新法算书》。共一百四十余册,为一百卷,分十一部:曰法原,曰法数,日法算,曰法器,曰会通:谓之基本五目。曰日躔,曰恒星,曰月离,曰日月交会,曰五纬星,曰五星交会:谓之节次六目。其中有图,有考,有表,有论,以西法镕通中法,如置闰月之类,徐光启所谓“锫西洋之巧算,入大统之模型”者也。是书采西洋法,以第谷Tyeho,Brahe为主,不采哥白尼Copernicus,Nicolaus地动之说,故书中《日躔历指》一部,述求太阳行度之术,以为日动焉。书成,命宣付史馆,刊传四方,与海内知历者共之。清初康熙帝深嗜西学。天算尤素所留心,常命西士进讲,虽巡幸不辍。晚年敕编《御定四余七政万年书》,及《历象考成》。钦天监推算历书,悉遵其法。是书仍袭《崇祯历书》所采第谷法之旧,而第谷至此已百余年,欧洲天文学之新发明又辈出。雍正间始先后命戴进贤、徐懋德、梅穀成、何国宗等纂《历象考成后编》。其修正《崇祯历书》者,采刻白尔Kelper,Johann行星轨道为椭圆之律,而改其地动之言。地球与日月距离之计算,采奈端Newton,Isaac之术,惜于奈端万有引力之大发明,尚未输入只字也。蒙气差及太阳与地半径差之分度,均采当时新率。其后戴进贤复纂《仪象考成》,以订正南怀仁所造《灵台仪象志》之不合处。时乾隆初年矣.乾隆二十年以后,法人蒋友仁Bcnoist,Mi—chel来华,进《增补坤舆全图》,及新制浑天仪,奉命翻译图说,使何国宗、钱大昕为之详加润色。其《坤舆全图》中,述哥白尼地动之原理,并列举例证,甚为明哲,是为地动说人中国之始。然当时我国学者,即号称精通天文学之阮元,犹坚信汤若望谓哥白尼有天动以圆之说,而谓其言为诬,其他更无论矣。蒋友仁而后,西学之输入,乃告中绝.数学之输入,始于利玛窦口授徐光启所译欧几里得Euclid之《几何原本》六卷,四库提要称是书为“西学之弁冕”。其得清代学者之重视可知。李之藻又从玛窦译《圜容较义》及《同文算指》,所述比例级数,皆前此中土所未闻。徐光启奏上《崇祯历书》中,有《上割圜八线表》及《大测》二书,即言平面三角及弧三角者也。《历象考成》中,于此术益加阐明。对数术在当时已臻完备,顺治间穆尼阁居金陵,始以其术授薛凤祚,《天步真原》以加减代乘除以折半代开方,即其意也。代数于康熙时始输入,当时称“借根方程”或“阿尔热八达”Algebra译音。御制《数理精蕴》一书,即集西方数学之大成,惟仅至二次方程式为止,尚未达于西方符号的代表Symbolic algebra,而及于四次方程式也。物理学之输入,始终汤若望之《远镜说》,中言光学之原理,惟词旨艰晦。邓玉函授王征所译之《远西奇器图说》,言重心比重之理凡六十一款,言杠杆滑车轮轴斜面之理凡九十二款。每款悉有例证。又述起重,引重,转重,取水,及用水力代人力诸器械及其用法。《图说》云:“天地生物,有数,有度,有重,数为算学,度为测量,重即力艺之学,皆相资而成。”是物理与测算可以并著其美矣。王征,陕西泾阳人,天启三年进士,与徐光启、李之藻并为首先接受西学之人。其言曰:“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此与徐、李之意见,如出一辙。徐光启谓:“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一为理之儒士苴天下实事,……昔圣人所以制世利用之法,曾不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逊于古初远矣。余友振之——李之藻字——生平相与慨叹此事。”惟物理学之应用,除王征自制虹吸,鹤饮,输壶,代耕,及自转磨,自行车等外,仅方以智有《物理小识》一书,戴震“因西人龙尾车法作《赢旋车记》,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记》。”余则无闻焉。其他如医药,美术,音乐,语言,论理,伦理,哲学,教育学,亦各有传入。邓玉函之《人身说概》,毕方济之《画答睡画二答》,徐日昇德里格之《律吕正义续编》,金尼阁之《西儒耳目资》授王征以欧洲语言文字,某西士所译之《辨学》,王丰肃之《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斐录汇答》斐录即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哲学之简称,艾儒略之《西学凡》等皆可为证。但以中国对是类学术尚有相当根底,故不易接受。清代无过而问之者。及禁教事起,而西学之输入,亦中绝矣。我国学人受西学之影响者,除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后人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周子愚、李天德代徐督修历法王征、焦勗、方以智外,尚有瞿式耜、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郑洪猷、冯应京、方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夔、曹子汴、郑以焯、熊明遇、陈亮采、洪士祚、许胥臣、熊士旃、王英等。其后天文数学研究日盛,清初最能深入堂奥,融贯中西者,有王锡阐、梅定九。以斯二学名家者,有薛风祚、杜知耕、方中通、方中履、陈讦、陈世仁、庄亨阳、胡直、游艺、屠文漪、王百家、秦文渊、揭暄、邵昂霄、余熙、李子金、孔兴泰、毛乾乾、梅文鼎、明安图、何国宗等,皆有著述传世,《畴人传》所载详矣。后来汉学家治经,以与天算有关,几莫不精究之。考据学之饶有科学精神,即由天算为归纳最好之模范也。惜乎初期所输入之西学,对于我国学术界之重要影响,仅在研究范围之增加,古籍之整理,及治学方法之改进,而终不能发展我国之科学思想,以与远西并驾齐驱。甚至汉学掩蔽一世,反导科学思想于支离破碎之歧途,即如徐、李、王诸先贤最早接受西学之实用精神亦稀,以致至今仍为落后之国家,岂不重可慨哉?
九十四 传教事业之失败
一传教之方法与中国人之思想
明末清初时代,西洋教士之在中国者,常以调和方法,从事宣传。对于中国之习俗与信仰,不惟摹仿而尊信之,且以之牵合西洋教义,以图中国人之渐次感化。其于下等社会之人,即以浅易之演说,讲明基督福音,于上等士人,则以科学之智识立论。盖中国对于形上之学,有其固有之思想,不欲苟同外人,至于形下之学,则亦自知不逮;故教士辄赖欧洲之学术以与吾国士大夫接近。及听闻日广,其排外之意识渐消,而基督教义,亦可被认为百家之流不致拒为异说邪教矣。杭世骏《道古堂集》云:“穆尼阁泰西人,久居白门,喜与人言历,而不强人入教,君子人世。”盖若不言宗教,则教士为学术饥荒之救济者,自受国人欢迎。然正以既言学术,复言宗教,而于宗教之推行,更有大助,其方法甚精审。当两种思想不同之民族接触之始,此亦自然之情势也。又当时之教士,除直接违悖教旨及圣训者外,对于信徒之固有信仰,亦不加以禁止;此盖经过若干人讨论之结果。如崇拜祖先一事,本出于亲爱之义,孝思之念,所谓报本反始之体,而非以求福祐。设立祖先牌,非谓祖先之魂在于其上,不过子孙追远,稍抒如在之怀.至于郊天之典礼,非祀苍苍有形之天,乃敬天地万物之源,此孔子所谓郊祀之礼,以事上帝也。教士知此种形式,并非迷信之意义,遂予以许可。如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云:“奉天主真教,航海东来,其言多与孔孟合。”梁章巨《退庵随笔》云:“西洋人人中国,自利玛窦始,其教法之传中国,自《二十五言》一书始.大抵暗资释氏,而明攻之。又明知儒教之不可改,故所著《天主实义》并附会六经中上帝之说。同时庞迪我又著《七克》一书,……则与儒书又何所异焉。”黄伯禄《正教奉褒》“徐光启奏: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人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然教士内讧,后即因此而起。明季之世,奉教者逮数千人,及康熙初年,教士所到之处,信徒大增;广东有教堂七所,江南百余所。余省亦复二三十所,奉教者至达十万以卜云。
二教士之分派与教皇之密令
先是,在印度、中国之旧教徒,依一四五四年教皇尼古拉司第五之教书,受葡萄牙王保护。及法国强大,欲破坏葡王之保护权,其政府与教士,遂合力以对教皇为种种之阴谋。当教皇亚历山大第三时,以教正巴流Poilu等三人,遣使东方;然葡,荷,英诸国之船,以巴流法人故,拒其乘载,法人大窘。知非自造船舶,不克达其目的,故支那会社以起。千六百八十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法人设托朗哲尔传教会La Societedes Missions Etrangeres于巴黎,以着手于中国布教事业,而巴流为总管。巴流以翌年至中国.其后至者亦众。于是葡王护教之权,显呈破裂。其时除旧有之耶稣会及新来之法人教士外,又有西班牙之多敏诺会Dominicans,该会以一六三〇年,布教中国,因不谙中国语言,处处被人鄙视。又以耶稣会士气焰高涨,不可一世,积愤无从发泄,乃对于耶稣会放任信徒尊崇祖先孔子之事,深致不满。而托朗哲尔会及拉扎利司会Lazariste、方济各会Franciscans附和之,遂向罗马教皇诬奏:“天主教宣教师,对于中国之教义宽容,以求彼一身之荣耀,而卖基督教。”教皇历久不能决。因诺曾爵第十以多敏诺会之说为是一六四五年,然亚历山大第七及因诺曾爵第十一,则右耶稣会。谓此等仪式,非属偶像礼拜也。一七〇四年,教皇克列门第十,因南京总主教墨克罗Maigrot,索榜大学教授,托朗会员,一六八四年,受巴流之遗托为总教之陈奏在一六九三年,大意谓耶稣会士之报告失实,特派图尔曩Tournon即铎罗,为安提阿大主教携密旨往北京,翌年至,驻西安门内之天主堂,谒见清康熙帝。帝优遇甚隆,教皇密旨,卒未发表。盖教旨所云,适与中国之思想相反如对于基督不许用天之称号,严禁基督教信徒,崇拜祖先,及诘责清帝所用教士修订历书,玩弄星象之行为,恐惹起清廷之恶感;且天主教士,势力甚盛,表面攻击,亦属无益之举。图尔曩乃自请为总教于帝,欲以和平手段,使天主教士,服从教皇之命。时玄烨先人天主教徒之言,谓中国之神,与基督之神,原无二致,故皆可呼之为天;即祀典仪式,亦非不合于天主教义;倡违此说者,一概放逐之。于是墨克罗遂被迫回国。图尔曩初欲调和清廷与教皇之冲突,密旨迄未发表。至是,乃以自己名义,摘要公布,大致排斥清帝对于神学之意见,令教士不从教皇命令者,即退去。时千七百零七年二月事也康熙四十六年。玄烨怒其抗命,捕送澳门,使葡人监视之。葡故握东洋布教之权,凡非葡之教师,欲来东洋者,须经葡王许可。图尔曩以教皇命至,又为中国总教,显然漠视葡王布教之权,以是葡人甚恶之,拘禁甚严。千七百十年,图尔曩遂病死于狱。
三传教方法之变更与清廷之禁止
千七百十八年康熙五十七年,教皇克列门第十一发表伊克司伊尔拉得伊Ex illadie教令,以不从一七〇四年教令之宣教师,命处以破门之罪。盖实行图尔曩之南京布告Le Mendement de Nanking也。然教皇之命,适足动清帝之反感而已。千七百二十一年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已为西历之岁首,亚历山大里亚总教嘉禄一作嘉乐,或作麦匝巴尔巴,Jean Ambros Charles Mezzobarba衔教皇命至北京,见大势所在,知厉行教令,则布教事业,终必失败。因以总教之权,对于教令,附加八条,大略承认旧仪式之保存。然教皇终不以此事为然。至千七百四十二年,俾尼狄克第十四时,乃发表伊克司奎阿沁固拉利Ex QuaSingulari教令,以确定千七百十八年之教令为旨趣。于是中国之天主教徒,遂不得再行崇拜祖先之仪式,而宣教问题,因生非常之影响。盖中国社会之组成,与崇拜祖先有密切之关系,所谓家族主义之社会中,一旦加以此等之限制,则根本上不免发生颠覆之危险;况财产分配之争执,教士恒庇护教民,要挟官长。于是攻击之声,嚣然四起,清廷遂不能不加以制止矣。先是,康熙之时,清廷许教士在京传教,而各省开堂,例仍禁止。然各省私设之天主堂,并未谕毁,其风久而愈炽。五十六年一七一六年,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昴奏言:“天主一教,各省开堂聚众,在广东城内外者尤多。加以洋船所汇,同类招引,恐滋事端,乞循旧例,再行严禁,毋使滋蔓。”从之。翌年,两广总督杨琳复请禁止。雍正元年,闽浙总督满保疏言:“西洋人内地行教,闻见渐淆,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俱安置澳门;其天主堂改为公廨。”奏入,得旨:“远夷住居各省年久,今令其迁移,可给限半年,委官照看,毋使地方扰累,沿途劳苦。”盖是时清廷对于外人传教之禁,已渐取严厉态度矣。二年,两广总督孔毓殉疏言:“西洋人先后来粤者,若尽送澳门安置,滨海地窄难容,亦无便舟回国,请令暂居广州城内天主堂。有年壮愿回者,附洋船归国,年老有疾不能归者听;惟不许妄自行走,倡衍教语。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为公廨,内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翌年,又疏言:“广东香山澳有西洋人来居此二百余年,户口日繁,至三千余丁。请著为定额,多者悉令随舶回国。”俱报可。是传教之禁,且及于人教人民,惟外人犯者仅送往澳门安插,或遣令归国而已。至乾隆之时,则私人传教,部议且永远监禁矣乾隆五十年,西人巴亚央等,因私人传教,刑部审拟监禁。后虽以情实可悯,谕旨释放,而清廷对于传教之禁止,亦未始非教皇教令之影响也。至雍正以后,清廷所以对天主教渐取严厉态度者,实亦受宗室党祸之影响。盖皇九子胤糖曾以天主教神父穆经远为谋主,拥护皇八子胤樓,阴谋夺位。而信奉天主教之宗室,如苏努父子,亦曾为之助。世宗既贬苏氏,杀胤禩、胤禟,因迁怒及于教会,始有禁止之令。又欧洲当时对于传教事业提倡最力之西班牙、葡萄牙二国,已丧失其强国之资格,而法自路易十五即位以后,对于传教所抱之政策,亦有改变。即向来掌握传教事业之重要机关耶稣会,亦于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被罗马教皇格来孟十四世C1ementXIV解散。以故大失其原动力,而天主教之传播,遂忽归于沉寂矣。
九十五 中国文化之西被
一中国思想之传入欧洲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既以西方之科学,输入中国,同时亦以中国之思想,传入欧洲。彼此交流融会,均发生相当之影响。惟西方科学在中国,除历算为少数考据家所利用以治经学外,其余则无闻焉。中国思想在欧美所发生之影响,于十七八世纪颇有风靡之势。如自由思想家Freethinker之自然神教Deisn提倡理性哲学之启明运动,主张唯物无神论之民主思想,罗柯柯艺术,重农主义派,以及美国之“独立宣言”,殆无不由于中国文化之影响而来。
其起因先由于思想上之冲突,而冲突之事实,则以耶稣会与多明诺会两派传教之争为焦点。利玛窦初来中国之时,衣僧衣,服儒服,研究中国文字思想,“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六经子史,无不尽畅其义。”对于中国崇德追远,养亲敬天之旧习,以为与基督教不相冲突,凡信仰“天主耶稣”者,固不妨祀孔祭祖也。所以徐光启之奏疏,有云:“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来相印证。”艾儒略之《利玛窦行迹》谓其“奉天主真教,航海东来,其言多真:孔孟合。”是利玛窦以中国天地万物自然真宰之观念,实与西洋造物主之观念吻合,而“天”与“上帝”之名,即拉丁文之Deus,其所著之《天主实义》,本名为《天学实义》,盖以儒家敬天事天顺天畏天之道,即人类对于真正造物主之信仰也。故耶稣会士所著之宗教书,大都取中国经书上之宗教思想,与天主教之道理,比论而观。如《古今敬天鉴》,《天学本义》,《天儒印正》,《天儒同异考》,《补儒文告》等皆是。利玛窦之传教方法,为耶稣会士所遵信,推行一百余年,天主教能发展无阻者,即由于此。但此种思想,传至欧洲,引起欧洲教士之反对,谓中国所讲之天,和基督教之上帝,根本不同。尤以方济各会Franciscans与度明哥会Domincans,今译多敏我会更大加攻击。因其来华较晚,又不谙华文,受中国教徒之歧视,遂向教皇诬告,谓:“耶稣会士迁就异教,助修历书,玩弄星象,忘却支配星象之天主。”教皇遂下令查办,派红衣主教铎罗Tournon来中国,觐见康熙帝,诘以天与上帝,是否与基督教之天主同义。康熙帝原赞成耶稣会士之说,因下令除利玛窦派,一概不准传教。铎罗乃发布教皇禁令,只许拜天主,不许拜天与上帝,更不准拜祖先,否则予以破门罪。此即教史上所谓之“典礼问题”,法人所谓之“中国事件”。自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其初为思想之争,继而为传教之争,前后凡一百余年,两方各以其理由宣布于欧洲社会。据考狄H.Cordier氏书目所列,当时参加辩论而著述立说者,共有二百六十二部之多,未刊者尚数百种。法国耶稣会自一七〇三年起,继续发表七十余年之通讯,是为《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kdifiantes et Curieuses。英国之《学术提要》Zhe Works ofthe Learned上亦连篇累牍登载此种争论。于是中国思想之传递,更普遍于欧洲矣。在此次事件中,有二书显为争论之目标,即神父李明Louis le Comle所著之《中国现状回忆录》及《中国礼仪论》是也。二书于一六九六年及一七〇一年即康熙卅五年及四十年出版,各处教会,大为轰动,在罗马、巴黎、鲁文、威尼斯,均有攻击辩护或解释之小册子发现,英译本且于两年内印行至三版。其中最为当时人所注意者,即李明对于中国宗教之介绍。彼谓中国宗教有两方面:一为现实的,一为理想的。对现实的宗教,李氏以为古老之帝国,几全为佛道之迷信与魔术所笼罩。但中国自有其真正之宗教,其起源远在基督教以前,此即儒家学说。儒家尚保存原始时代之信仰,乃是中国真正的宗教。凡崇拜孔子之人,即崇拜真正宗教之人。孔子信天道,不信偶像,其学说与基督教毫无出入。——虽然在形式上显属两个系统。李氏所说,代表利玛窦一派之看法,虽平淡无奇,但对欧洲之宗教思想,竟发生意想不到之影响。实则李明在中国传教,不过五年一六八七-一六九二对于中国之智识,尚属有限。利玛窦“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见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其后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拉丁文,最后由柏应理合订为《四书直解》,在巴黎出版,此为一六八七年,尚早于李明氏之书九年。孔子学说,有系统的传人欧洲,当以是年为始。自此中国,孔子,道德三名词,在欧洲学者心目中,遂成为不可分离的“三位一体”。更早于柏应理者,有金尼阁之《中国传教史》一六一六年,鲁德昭之《中华帝国史》一六五五年,书皆用拉丁文、法文或意大利文写成,而译本则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英文无不有也。所以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之《巴黎学术报》Journal des Savants即有一条云:
中国人对于德行、智慧、信义、仁爱、慈惠、礼貌、威仪、谦逊,以及畏天敬神之道,特别注重,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听了一定觉得兴奋。再者,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所给予的启示,你还能希望他们有更大的贡献么?
此对于中国自然天道之思想,伦理方面之成就,简要叙述,已惊其对人类贡献之大。可见欧洲人之膺服中国文化,盖早在典礼问题发生以前,不过典礼问题发生以后,乃呈显著之影响耳。
二天道思想与自然神教
自宗教革命以后,欧洲学者之思想,已渐脱离神学之桎梏。至十七世纪法国之笛卡儿Descartes、英国之洛克Locke、德国之来布尼兹Leibniz出,而理性学说,更见抬头。法国文学史家郎宋G.Lanson研究十七八世纪思想演变之结论,谓:“思想之转变,不仅由于抽象之思考,且亦由于具体的新事实之发现。”此具体的新事实,即指中国之文化,传人欧洲,予当时思想家以鼓励是也。英国史蒂芬爵士之《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亦云:“地理上的大发现,把一般人对于‘无穷’的概念推广了,这不是似是而非之谈。”接着就申说此种观念之演变,乃由于从前只知道有基督教的国家,自从非基督教的中国与欧洲发生联系以后,使彼辈对于人类历史始有正确之认识,此认识不仅智识而已,尤其关于人生之基本问题——信仰。史蒂芬谓为:“从中国人那里借来的议论Argumemt from Chinese。”其言曰:“基督教徒以为能知教义者,可以上天堂,享永恒之生命;否则下地狱,受无穷之痛苦。中国三万万人,根本即不知此种教义,基督教无论在地球或月球,与之毫不相干,而中国人皆需下地狱受苦乎?实际不然,中国人与基督徒,同样的快乐纯良,全未吃苦。是以基督教义,在中国人之情形下,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此一惊人之事实,可以不断向基督教徒进攻矣。”史氏以为在十八世纪中,英国之自由思想家,信奉自然神教,全是用中国人的议论,向传统之基督教徒进攻。而上述李明之书,正是自然神教者所得的新材料、新议论、新武器之来源也。自然神教之思想家,消极的只欲打倒传统之基督教与神学,积极的更欲建设一种新的教义。李明所述孔子之教,为“天”与“天道”,天即“自然真宰”,此学说,不期与自然神教之名实皆合,以后彼辈恒持以为有力之佐证。休谟所谓“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教之信徒”,即可知矣。基督徒每以基督教是天地间唯一真正之宗教,相信上帝,相信神的“启示”,相信一切的神秘,以为必如此,方能于现世得到幸福,于来生得到快乐。自由思想家说:“孔子绝口不谈神怪,其学说亦全无神秘之意味,岂中国人即全无幸福乎?”所以彼等认为孔子之学说,是理性的结晶,智慧的宝库。人类既属理性动物,何必钻入神学之圈套,以自蔽其智慧耶?此皆史蒂芬所谓从中国借来的议论也。
耶稣会士对于中国天道之见解,自利玛窦以来,即作为传教之策略,其介绍孔子之学说,不过为此种策略作辩护而已。柏应理《四书直指导言》已明言其目的,不在向欧洲人献宝,而在供给中国传教者之参考。不料自由思想家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此武器来攻击基督教,可见文化对于人类精神之影响,其效果有不期然而然者。如高林士Anthony Collins之《思想自由论》Discourse o.厂Freethinking,1712丁特尔Matthew Tindal之《基督教探源》Christianity as oldasthe Creation,1730皆是自由神教之巨著,后者且被视为圣经。二书之主张,无非拥护理性,攻击基督教神学,其所持之论据,几全为孔子之学说。丁氏引录孔子之言,以批驳圣经。乃欲凭借理性,以建设中国式之伦理学。中国文化对于欧洲影响之大可知。以后苏格兰人蓝母塞Chevaliar de Ramsay著《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的哲学原理》,颇欲糅合各种宗教而为一,以调和两派之思想,关于“天”之概念,杂用《四书》及《老子》《关尹子》《淮南子》之说,足见当时不仅孔孟之经典,为欧洲人所注重,即诸子百家之言亦为英、法人所欣赏。而鲍林白洛克LordBolingbroke以贵族政治家之身份,宣传中国文化尤力。其致隋夫妥Swift函云:
“孔孟皆为最奇特之形上学家,同时亦为最佳之道德家。其学说分三部:一、个人对自己之责任修身。二、个人对家庭之责任齐家。三、个人对国家之责任治国。总之,每人皆可作哲学家,亦可担任公务,以前之人如此,今后之人亦如此。进而为政治家,退而为哲学家按即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之意。”
在《人类的智识》Essay on Human Knowledge一文中,又云:
“中国古代圣贤,全在简洁了当之格言、比喻、寓言里,表达其学说。其门徒无此简洁,然亦常用比喻方式。往往为解释一寓言,重复加一寓言。因此,本来晦涩难读之辞,愈加晦涩。后来注疏愈写愈多,而争辩也愈闹愈凶。于是一段故事,便有多种说法,各执一词,不相上下。又因为语言与民族性的关系,此种混乱更加一层。譬如伏羲的八卦,演为六十四卦,三百四十八爻,原极简单,一到了注疏家手里,就复杂起来了。他们在错综变化的符号上,建立了一套自然的与道德的哲学。也许是故弄玄虚,别有用意,但一经点染,八卦的真面目就看不见了。原始的经典,亦复如此。经过注疏家一再传会,愈说愈奥妙,简单的真理,就变成神话的东西。”
鲍林批评中国之注疏家,以及道家佛家变乱孔孟原始之教义,并非贬抑中国思想,乃系抬高孔孟之价值。其立论实由于利玛窦而来。利氏曾谓中国经典,受宋代理学家之层层注疏,重重诠解,以主观之意见,改换客观之本来面目。所以主张直读五经四书原文,不应拘泥于程朱陆王之说,庶古人立言真旨,可以复明于后世。不过,利氏反对宋明理学,是以理学为唯物论无神论而起,欲假孔孟之原始思想以传会基督教义;而鲍林之反对注疏及佛老,乃系指指桑骂槐,欲借此证明基督教之圣经,本是一种“自然神教”,可惜被后来之神学家解释为奥妙莫测,玄而又玄之“启示”,所以说“中国人不过替伏羲造谣言,而基督教徒,乃是替上帝造谣言。”因此鲍林特别表扬中国古书中之原始宗教。谓中国人很早就以上帝为宇宙之主宰,孔子所说之“天”,即为自然,所说之“天道”,即为自然的道理,所说之“顺天而行”,即为顺自然的道理来行。自然的道理,即理性也。孔子所说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属理性之行为,亦为自然之道理,此种单纯信仰,乃真正之宗教,比较基督教的神学高明多矣。中国人并非无神主义,亦非偶像主义,而是“自然神教”,后来一切思想,一切制度,皆以此为基础。总之自由思想家在信仰方面,虽不显然攻击基督教本身,而攻击基督教之神学,其主张纯粹的理性,明白晓畅的常识,所有论据皆从耶稣会士传译之中国书籍而获得。法国服尔德之笃信中国学说,即由于鲍林之影响也。
三中国思想与启明运动
十八世纪之欧洲,德法史学家谓之为哲学时代和启明时代如F.C Sehelossen及0 Alembert.。因此时代之特点,是以哲学文化推翻中世纪之宗教文化,以理性权威,代替上帝之权威,一切都尊重理性的评判,故亦谓之理性时期。此时期在历史上表现最著之事,厥惟一、法国之理性派,从笛卡儿开始,经过百科全书派之唯物的无神论,影响到法国革命。二、德国古典哲学,从来布尼兹Leibniy吴尔夫Wolff以及康德Kant费希特Fichte与黑格尔Hegel之观念论,影响到精神革命。法国革命,判决帝国贵族之死刑;德国哲学家用艰深文字,反对宗教,以判决上帝之死刑。康德认为神只是一个虚构的观念。费希特之《智识论》,竟因无神而被人控告,黑格尔曾对青年说:“我们都是上帝。”而最妙者,莫过于法国泰纳Taine描写革命时代雅各宾党之新教纲领说:“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辖,今日以后,却是理性管辖的时代了。我们同志,都是百科全书派的信徒,我们尊重理性,而以之为一种宗教。从前的宗教时代已告一结束,我们应用此哲学的宗教,即理性的光明,来为历史上开一新纪元。”此种尊重理性,而以哲学为宗教之思想,亦如英国自然神教派,大半系受中国文化之影响。笛卡儿一生对于耶稣会特别关心,其流寓荷兰之时间最久,荷兰与中国交通,在于明末。首派使者哥贝开泽至北京朝贡,著有《出使中国记》,为西洋人介绍中国最早之书。所以笛卡儿之方法论,其中颇多赞美中国。贝尔Bayle袭笛卡儿之说提出无神论,即以中国哲学为攻击基督教之护符。其直接继承笛卡儿之麦尔伯兰基Molebranche虽以天主教之请,著《关于神的存在,及其本质——中国哲学者与基督教哲学者之对话》,欲为“典礼问题”中之天主教徒张目。但其所攻击者,乃宋儒之理学,而非孔孟之道。其以宋儒理学为无神论,唯物论亦犹利玛窦之说耳。此种解释,予法国一般知识阶级以极大之影响,百科全书派之唯物论与无神论,即以此为其革命哲学。至服尔德Voltaire出,中国文化在欧洲,已达登峰造极之境。服尔德之中国知识,系肄业耶稣会学院得来,流亡英国数年,日与鲍林白洛克相处。彼即以中国思想为武器,竭力攻击耶稣会,耶稣会之解散,几全出服尔德一人之力。此与自由思想家以中国之天道来攻击基督教,情形正复相同,殊为教会中人所不及料也。服尔德说中国是一个纯粹德性的民族,欧洲商人在中国只求得财富,而哲学家却求得新的道德和物质之世界。自称对孔子之书,曾下极大功夫,深知孔子所说,只是精纯的道德,不涉奇迹,不谈神话,此种高尚道德,能得民众之反应,与国家之治平。虽其人民与风尚亦如欧洲,有种种缺点;但就统治阶级之文化,和社会组织之均衡而言,中国是全世界所仅见的一个以父权为根据之国家。欧洲宗教派别,如此复杂,尚以中国为无神,遣人传教,殊为欧洲人特有之病象。吾人对于中国,应该赞美,应该自惭,尤其应该模仿。倘使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服尔德为欧洲全盘华化论者,对中国文化各方面——宗教、政治、教育、文学,乃至物质生活,均赞叹不置。所著《世界各国风俗论》,极言中国文化之优美,以反驳孟德斯鸠对于中国文化之批评;又著《中国孤儿》剧本,以主扬中国道德,来反驳卢梭,文明不是幸福的中国文化观。服氏认为人类智慧绝不能想出比中国文化更伟大更优美矣。在服氏同时,百科全书派之领袖人物荷尔巴赫Holbaeh,德国人所著《社会之体系》一书,亦极力赞美中国,引出许多中国事例,谓中国为最好政治之模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所以狄德罗Diderot之《百科全书字典》,说中国民族,万众一心,历史悠久,天资,艺术,聪明,政策,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此派承认中国文化之真价值,又以孔教之根本观念,即为理性,恰与其哲学宗教之思想相合也。巴夫尔Poiver在《一个哲学家的旅行记》中,说:“若是中国的法律变为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成光华灿烂的世界。”总之,当时法国学者多以吸收中国精神文化,为挽救法国之良法,后来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之口号,即此种精神之具体表现也。而服尔德以中国哲学之“理”,代替基督教之“神”,是为法国启明运动最大之权威。有人说十八世纪是服尔德的世纪,实即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之世纪也。
德国之启明运动,从来布尼兹开始。来氏研究中国哲学,早在一六七六年康熙十五年。后十三年一六八九年,与耶稣会士闵明我相会于罗马,遂于一六九七年发布《新中国》Novissim Sinica一书,序中说:“西方哲理,如算学、天文、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固超出东方,而中国之实际哲学和政治道德,实远胜吾辈。孔子学说对于公私生活,秩然有序,可谓已无遗憾。此种伟大完美之政治哲学体系,得以出现世界,使欧亚两大文化互相补益,实为天命。故欧洲人均宜从中国学习人生的道理。”一七〇三年,又从白晋处获得邵康节《六十四卦方位图》,及《次序图》,以为与其所发明之“二元算术”完全相合。中国哲学所谓之“理”,就是欧洲人所谓之“神”,理为天之自然法则,违背天之法则,即属违背理性之法则,此与基督教之本义相合。所以否认中国哲学为无神论。由此可见来布尼兹拥护中国文化与法国人不同,法国是以无神论来接受,其影响为法国之政治革命;来氏是以“理神论”来接受,其影响则为德国之精神革命,因而造成观念论之正统哲学。来氏主张中西文化融合,以统一全世界,遂组织“科学会”,以为研究中国文化及交换中欧文化之机关。以后法郎克A.H.Francke和吴尔夫ChristianWolff均受其影响。法郎克设东方神学院,有中国研究一科;吴尔夫在哈尔Halle大学讲演“中国的实践哲学”,极力称赞儒家,对基督教不满。吴氏以为凡是德行,必须不背人类天性,否则,就不算德行。中国人之道德习惯既合乎人情,所以非常合理。有德之知识,必能引至有德之行动,国家的主要责任,就是在学校中实施道德教育。中国教育即属此种理想之典型。中国教育分大学小学两级,极为合理。幼童无理解力:特施以感觉的训练,而诉诸天良。大学则教以克己功夫,而以理性为德行之指导,借以造成正己正人的全才。治人者为数不多,故大学生只以少数特优者为限。此种教育制度,实合乎人情之理想制度。凡理性之活动,必有一定目的,目的即快乐,中国教育之目的即如此。吴尔夫之意见,足以代表当时启明运动之重要主张,虽一度为教会所排斥而被逐,但其他大学则热烈欢迎。所有德国启明时代之学者,对于中国先哲融政治道德为一体,无不一致倾倒。当时德国教育制度和农业之大进步,全系受此派孔门哲学家之影响.康德为吴尔夫之再传弟子,受来布尼兹、吴尔夫之影响最深,所著《纯粹理性批判》,建立德国观念论之正统哲学,观念论实即理性论。以后费希特、黑格尔、谢林Sehelling皆欲以哲学的宗教,代替天主的宗教,固不能不谓受中国文化之影响也。海涅Heine在《德国宗教及哲学历史》中,述诸人之思想背景,谓:“当革命的波涛在巴黎汹涌的时候,莱茵河畔之德国人也吼动了。但他们太孤立,站在中国制造的佛像之下,这佛像对着全无感觉的瓷器,似乎无所不知的点着头。”此数语寓意颇深,饶有风趣,即可知德国之精神革命,实以中国哲学为背景矣。
四艺术园林所受中国之影响
当十八世纪初年,法王路易十四时代之严肃生活,因其去世而获得解放。思想上之解放,当以哲学家贝勒Pierre Bayle为代表,由贝勒而至服尔德,始大张其军,造成法国启明运动之鼎盛。艺术上之解放,即为十七八世纪风行于法德诸国之“罗科科运动Rococo”。此种富丽新奇之艺术情绪,一如服尔德之膺服中国哲学,系受中国文化之影响也。不过启明运动之理性思想,系由于孔孟之学说;而罗科科运动之美术装璜,则由于瓷漆器与丝绸品。盖十七世纪末叶,欧洲之美术界,仍为罗马之巴洛克Baroque式所统治,加以文艺复兴后之新专制NewMonorchy艺术,含有骄傲及权力之象征,庄严古板。而中国丝绣瓷器所表现之光彩,暗示一种自然乐观的人生.当时没落的法国贵族,正寄情花鸟,吟风弄月,对于中国古淡清新之艺术品,无不倾倒万分.一时风气所趋,上自王室,下至平民,几全以瓷器为装饰品。
因此欧洲人对于中国装璜之样式及方法,尽量仿造,此种华化物品,人皆称为罗科科作风。罗科科艺术,与巴洛克艺术不同之点:即一向自然,一重刻划;一为自由曲线形,一为集体直线形;一则千门万户,变化无方;一则呆滞强烈,整齐粗俗;一好作花草纹;一好作火焰式。当时欧人对于中国美术之欣赏,辄发生一种悬想之价值,视为丝绣瓷漆器所代表之自然精神,复杂丰富,虚无缥缈,有若仙境。法国最著名之风景画家瓦韬Wattean,1684-l721可为代表之一例。其作品喜用单色,山光隐现,淡若云烟,极似我国宋代之名画。此与欧人素重极浓之彩色,并以风景为重心者,迥然不同矣。德国梅生MCjissen是欧洲仿造中国瓷器之发祥地。法国马丁Martin一族,是仿造中国漆器之霸王。巴黎为丝织品商业之中心,其花纹染色,无一不仿自中国,惟仍不能如我所制之精纯,但其大量生产之结果,已可夺取我国之市场而代之。其余如载人之轿子,因欧洲贵族自视本极矜重,轿子适足象征此种态度,故能风行一时。以后马车汽车之形式均由轿子演变而来。又如糊墙之花纸,亦由中国传人,成为当时欧洲之风尚。法国于一六八八年即着手仿造,但成绩不如一七四六年英国人模仿之佳。此后欧洲人之住室,几无不以中国式之花纸糊壁矣。不但墙壁糊纸一事,即内部之装饰,亦大受中国影响,罗科科式之门楣窗户,仿用中国之格子,变化多端,尤为精美。建筑内部,由斜形而演为无角,为欧洲建筑术一大革命。俄国彼得堡之斯摩尔尼寺Smolni,即属此种典型。钟楼亦纯仿中国,俄皇彼得大帝,并特聘中国工匠赴俄造石桥。中国之拱式桥洞及圆顶,迄今仍为欧洲工程师所艳称也。当时欧洲之社会生活,亦颇受中国影响。例如中国之灯影戏风行于德法诸国.中国式之茶室初设于巴黎,各国公园中,无不有中国式之石桥与假山,水中养有金鱼。到处通行中国衣冠之化装跳舞。巴黎剧场流行中国式的滑稽。中国戏剧,影响欧洲歌剧之发展颇大。文士中并有所谓“中国人通讯”一类之讽刺文字。假借中国人之口吻,以抨击欧洲的政情。此外欧洲人之家具,亦多仿造中国式之漆器及工艺品。总之:当十八世纪时,欧洲人之情绪与生活,上自王宫建筑,下至寻常娱乐,几无一不受中国之影响。所以有人说:“欧洲倘无中国艺术之影响,决不会产生罗科科之运动。”当罗科科运动极盛时代,欧洲人之思想,乃从香艳空气中转人冷静之研究,此即欧洲思想史上之“启明运动”。罗科科运动是诗歌的情绪,启明运动是思想的态度:二者原属相反之观念。但在中国文化中,中庸之道,乃相反相成,可以并行不悖者也。所以几千年来,一方有老子一派之宇宙观,既无限制,亦无定律;一方有孔子一派之唯理思想,求一定之观点,用一定之规律,以求实践。直觉和科学两种精神,分别表演于此二大先哲之学说中。罗科科之运动为反定律的,模仿自然,自然之形态却变化无穷,其精神实与老子相合。潜伏在中国瓷器丝绸美丽色彩之下者,隐然有一老子灵魂。启明运动则不然,乃系一种服从定律之思想,欲于历史中获得教训,以因果观念造成合理之世界,所以注重人类社会与国家构造之问题。当时欧洲哲学家,逐渐脱离中古末造烦琐哲学之束缚,超出文艺复兴时代自然哲学之范围,思从万物本身上寻出一种规律,以宗教中之道德为根据,而放弃纯粹的宗教。因此孔子之学说,遂成为十八世纪启明运动之导师矣。
由于罗科科运动崇尚自然之美丽,不事刻板之艺术,而欧洲园林之风趣,亦为之大变。此种新式园林,初见于英国,因此中国园林,亦称中英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jardin Anglais-Chinois。当时法Lenode派荷两派之造园旧法,已为英国人所厌弃,艾迪生Joseph Addison于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旁观报》Spectator所发表之论文,可作代表,其言中国人嘲笑欧洲之种植方法,将树木种成直线,排列整齐为尽人能为之事,彼等欲于此种工作中表现天才,常依据艺术之原理,以布置一远大美丽之奇景,举目无涯,情感豁然。此种特殊之美丽,融合于宏伟之中,如怒涛掀腾之大海,……亦如辽阔之野景,尽为泉石田林,令人一望,即生愉快之情,而又不明其所以然也。英国园工,不求顺适天然,而务远离天然,形成一律,如球形、圆锥形、金字塔形、刀痕宛在,故吾宁爱生意盎然之树木,而不爱修剪整齐之树木也。同时蒲伯Pope,蒲氏《名家之寺诗》云:“东方有孔子,孤立如高峰,教人以为善,切实而有用。”在《师保报》Guardian亦发表类此文字,二人不仅提倡,而且实行,蒲京哈姆了wickenham之名园,即蒲氏所经营。但欧人对中国园艺受影响甚大者,莫过于法国教士巴德尼Attiret给达素Monsieur d’Assaut之书,载于一七四七年《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er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中,英人叠有译述。巴德尼供职清廷画苑,常出入宫禁,其述圆明园之风景,大意如下:
中国人亦深喜秩序和布置,但在圆明园所见者,四面八方,均系美丽之纷纭Beau Desordre,与夫反对偶的铺陈Anti-Symetrie。一切均依此原则,以表现浑朴天然之野趣,乃一种幽静之境地,而非依匀称比例法则筑成之宫庭也。山冈满布着花之树,河流蜿蜒曲折,广狭不等,夹岸及山道,乱石砌路,凸凹时现,杂花丛生,极富自然之美,可谓巧夺天工矣。湖滨景色,变化无穷,水面小岛挺出作参差苍莽之态,此种使人醉心脱俗的风格,更无其他事物有如此之可爱也。凡是艺术与优美鉴赏之所能融合天然者,中国人均已达到成功之地步。余深佩彼等之聪慧,比较言之,吾欧人似乎笨拙而平平无奇矣。
巴德尼指出中国园林之特点,在乎利用人工以迫近自然,有一种令人怡悦的天趣,虽可见到人工,却无斧凿之痕。如屋宇建筑在山者,栋柱窗牖,髹漆得法,瓦色亦各不同,全景渲染,接近天然,一如欧人意象中所拟虚无缥缈间的仙人宫宇。自巴氏通信于有意无意间,道出中国造园艺术时,不十年,而英国之园艺专家张伯尔士Sir William Chambers乃尽力宣扬中国园林如何宏伟卓绝。先刊《中国屋宇画图》Designsforhinese Buildings,又著《东方园艺论》Observ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详征博引,以为中国园师意味着美术与天然可以融合无间,中国园林之所以可贵,在能于多方变幻之美丽中,保存全体的和谐.知识情感,俱获满足。张氏即以此种理想为肯德公爵Duke 0fKent改造庭园Garden at Kew,此为欧洲第一个中国式花园,后来驰名欧陆,为当时之模范。花园中除假山瀑布曲水丛林外,复有九层高塔,荷兰、法德诸国,多仿造之。尤以德国卡塞尔伯爵Landgrave 0fKassel所经营之中国村规模最大。村在威廉湖Wilhelamshohe滨,题名木兰村Monlang,村旁小溪曰吴江Wu-Chiang,共有中国式建筑十二栋。并雇用黑种女子以代替中国居民。恩则Luduring Unzer著《中国园林论Uberbie Chinesischen Garten有云:
英国很早就深悟中国造园的超越性。……他们极爱曲线,以为比直线富有生命。不特用之于园径与山路,山谷与溪流,而且用之于桥梁。用鲜明的颜色与深沉的颜色相配,简单的形式与复杂的形式相配,以雅趣为标准,所以卒能产生一种大调和,虽各种设计,往往五光十色,极光怪陆离之致,而全局结果,仍给人们以和谐的愉快。……我们断不能达到完善之境,除非采取中国的风格而保存之。 基尔大学美学教授黑尔希菲儿特Hirschfeld以为园林全在乎唤起感情,高山使人惊诧,幽谷使人恬静,瀑布使人恐惧。又述欧洲园艺变迁之迹,云:
世界各国之园林,中国园林最令人注意,最使人感觉可爱。我们确知:英国人强烈的偏爱此种园林。而法国人、德国人也开始放任倾向这偏爱。人们现在所要求的,并不是依照其理想而造成之园林,乃是中国式的中英的园林。
欧人偏爱中国园林因而兼及中国建筑,自不逮论。即美术界亦以此兴趣用毛笔作画,描写山水人物花草仕女,英国之柯曾士John Roberr Cozens、法国之华托Antoine Watteau、吴哀Christopho Huet,其最著者也。在欧洲园林之变迁中,颇足代表时代精神;十七八世纪之启明运动Enlightment,以清明与格律见称,于是有法、荷两派之侧重图案,其反动则趋向于自然。既而又主张人工与自然调和,采用中国之格式。此种风尚,亦称之为“主情运动”。主情运动原由于罗科科运动之反笛卡儿精神而来,服尔德欲以人类现象之观察,代替形而上学的玄想,而卢梭则渴望返诸自然。此一主情运动之代表人物,虽曾受老于思想之影响,但极端反对中国,卢氏主张科学和艺术足以腐化人类,即以中国为例。其言科学如果足以提高道德,激发爱国勇气,则中国应成为自由无敌之民族!事实上,彼聪明才智之官吏,法律道德之精美,何尝能抵抗无智识的野蛮卤莽之侵略乎?卢梭以现实讽刺中国,当然不了解中国文化,故服尔德视为偏见。在当时真能了解中国文化者,自以德国文豪歌德为巨擘矣。
五欧洲孔子与歌德之中国文化观
在歌德以前,法国之启明运动中,尚有重要学派曰“重农主义者”其领袖为克斯内Quesnay,1694-1774。克氏与卢梭同是研究自然律之学者,却属对立之两派:后一派主张民约以前,系公有社会,前一派主张,自始就有社约听允许之私有制。此经济思想之来源,亦多受中国文化之影响。因为克氏本系路易十五之情妇彭巴度夫人Pompadour家医生,彭夫人原为崇拜中国文化之人。克氏与耶稣会士及中国学者往还甚久,习闻孔孟之说,对于宇宙与人身之自然机构,素所熟悉,因此中国之“天人合一论”,使其思想获得完整之体系。彼以国家是一种手段,得到自然经济之助力,可使人类回复自然之乐境。对于中国人之国家观与公民观,极其崇拜。当其逝世时,弟子大密拉波The ElderMiradean致哀词云:
孔子立教,在恢复人类之天性,不为情欲所蔽。敬天、畏天、爱人、克己复礼,均应以理性为衡。凡不合乎理性者,勿动,勿思,勿言。宗教道德之极致,盖无以复加矣。然尚有一事须待后人努力者,厥惟道德教训之普行于世界也。此即吾师之事业,发天地自然之秘传,建人类经济之体系。
欧洲重农主义派之经济学家,均以克斯内为继承孔子之人,故予以尊号曰:“欧洲孔子”。所著《中国的专制》一文,纯用中国哲理。同志包多Baudean曾述其义蕴云:“希腊各共和国间无所谓公平与善意,亦无所谓自然之秩序。历史所载,全是破坏人类和平快乐之陈迹。连年战争,血流不已,全国沃土,尽变沙漠,沙漠之中,废墟满目,此现象实希腊小邦间之大误也。现代纯正思想家决不会附和希腊哲人政客,以其政治组织为杰作而仿行之。”此种论调,与服尔德一班启明运动之思想家相同。全以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之和平与幸福,开明专制是达成此目的最有效之方法,而中国政府即属最完美之实例。法王路易十五受克斯内之影响,仿中国天子亲耕“籍田”。路易十六时代,法国所颁布之学校课程亦以其理论为根据。盖克氏深信德性可由教学而致,自然律之教学,实为平治天下之基础。举世只有中国实施此种完善教育,故可称开明专制之模范也。
欧洲人赞赏中国文化至歌德时代Goothel749-1832而成熟,亦自歌德时代而衰落。歌德对于中国文化之态度,可分两期:前一期所见只是中国文化之外表,后一期始认识中国文化之精神,其幼年崇拜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以为中国艺术与浪漫派接近,故不为所喜,《情操的凯旋》之作,可为代表。不久又著《爱尔彼诺》Elpenoy一剧,席勒Schiller大加赞美,此剧即以中国之《赵氏孤儿》作蓝本。十九世纪初叶,欧洲政局动荡不安,始感觉中国和平发展之可贵,于是放弃其一向之主观态度,而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脱离现实问题,另作综合观察,读中国之《好逑传》、《老生儿》、《花笺记》诸剧本,颇感津津有味。在其名作《浮士德》第二阕中,所谓之“结晶的人类”,即指中国而言也。歌氏认为中国系一轻美精妙之世界,一切事物,关系清明,内心外表,生活安静,依古代习惯进行,正如儿童毽戏,往来投送,秩然有序。中国建筑,玲珑可爱。中国人之性格比较欧洲人为纯洁,清明,道德,到处显现其感觉灵敏具有公德,中国立国数千年,所以能巍然独存者,即由中国人温柔敦厚之故也。歌德晚年渴望发见一种定律,为人类安全之出路,而中国人之所谓“道”,似即其理想之物。所以幼年虽反对中国复杂之艺术,晚年却极爱中国平衡之道德,对欧洲人而言,彼仍不漠视希腊文化,但中国文化亦大有参考价值。此种“不薄今人爱古人”之见解,代表其成熟心理,亦属合理之态度,惟以十九世纪之重商主义出,中欧文化之沟通工作,乃渐趋于衰微矣。
六中国文化在欧洲之低落
当服尔德极端崇拜中国文化之时,其知己普鲁士名王菲特烈即持怀疑态度,而卢梭、孟德斯鸠及格林姆Grimm辈,更藐视中国文化,因彼等只取材于商人之报告,不相信传教士之通讯,商人对于中国文化,毫无研究,一如英国航海家安生Anson所著之《中国游记》英人以之为神怪小说完全以诋毁中国为能事。服尔德之《风俗论》,曾分别予以答辩,并认卢、孟诸人均有偏见。其实此种偏见之由来已久,在十八世纪中欧洲学者既多倾心中国文化,视希腊文化为不足取。于是崇拜希腊文化者,乃极力反对中国。如法国大主教费内龙Fenelon,l651-1715所著《死人对话Dialogues des Math一书,即假托苏格拉底与孔子二人作学术上之辩论。苏格拉底谓:惟有恐惧和希望可以激起人民之善行,孔子以德化人,实是梦想。中国人曾否受过德化,尚属疑问,因为历史所载,未必正确,印刷术之贡献,微不足道,火药只用于杀人,并非贡献。中国建筑缺乏平衡,图画没有结构,磁漆发明,则源于自然环境。结果孔子被苏氏说得闭口无言。此显然为一面之辞,非笃论也。中国文化之西传,酝酿于十六七世纪东西航路大通以后,至十八世纪传人欧洲,罗科科运动即受中国美术之影响而发皇;启明运动又受孔子唯理哲学之影响而进展;重农主义之经济学说亦大都取材中国古代文明;最后“返诸自然”之主情运动,则以中国式园林为发泄热情的宫殿。中国文化统制欧洲思想界达百年之久,何以骤告衰落乎?其原因甚多,兹分述如下:
①耶稣会之解散——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实为中欧文化互相传播之媒介。 自典礼问题发生以后,各教派对中国信徒仍得拜天、祀孔、祭祖诸事,有激烈之争执。教皇偏袒多明诺会,下令禁止祭祀,清廷遂不准耶稣会以外之教士传教。一七六二年法国驱逐耶稣会士;耶稣会之势力骤衰。一七七三年教皇下令解散该会,于是中国文化丧失一有力之传布者,而欧人对于中国之研究,亦旋归于冷淡矣。
②重商主义之兴起——欧洲产业革命开始进展,资本主义之大腹贾渐占上风,彼辈对于中国文化,所见原不甚广,积年受中国人之歧视,自此乃得发泄之机会,英、法之东方学者,亦尽量排抵中国。世界史之言及中国者,皆为商品出入之报告。商业利害,统制欧洲人之心理,以致欧人所念念不忘者,中国已非一头等文明古国,乃一头等商业市场耳。十九世纪以来,英国以大量鸦片输入中国,独霸东声贸易,中国文化在功利主义者心目中,已不复有丝毫价值。此法国汉学家保提爱G.Pauthier所以慨叹于开化较早之中国,不料竟一蹶不振也。
③希腊文化之复兴——十七八世纪欧洲人提倡中国文化,漠视希腊文化,所以抱费内龙式之思想者,乃故意造谣,中伤中国。此种潜意识至一七七八年德国哲学家美纳斯ChriStoph Meiners发挥至于极致。所谓中国文化是从希腊,经阿拉伯而传入,其用意可知矣。一般人多随声附和。于是百年来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中国,不得不让位于希腊矣。以下摘录美纳斯数言即可反映若辈之心理。
希腊人实为欧洲之导师,在希腊未有文字以前,说这般没有文化的中国民族,竟能产生史和诗,且有完备之宗教道德,
其谁信之?在亚历山大以前数百年,中国民族竟有若干著作,其精神之超越,真确,高贵,雄辩,伟大,虽在罗马的杰作中,亦所罕见.而且其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理想,除基督经典外,都足以居首席,真是“岂有此理”了。
中国文化之博大精微,绝非一般现实的重商主义或功利主义者所能了解,亦非今日主张“全盘西化论”者所能摧毁.盖文化为指导人类社会进步之原动力,其影响所及,常在有形无形间获见效果。欧洲十九世纪之民主政治,即由中国之民本思想演变而来,百科全书派标榜孔孟学说可以见矣。而美国之独立宣言更可以作显明之例证。独立宣言有一段云:
人人生而平等,天生就有不可剥夺的意志,就是:求生的意志,求自适其适的意志,和求安居乐业的意志。这些道理,不官而喻,我们坚信不移。
当年美国开国人士,多不明其中用意所在,主张将“安居乐业的意志”,修改为“求有财产的权利”。起草人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起立解释曰:“此段宣言之一贯精神,得自孔子。不可剥夺的意志一语,即孔子之言也。孔子说:有教养之人,志在唯心;无教养之人,志在唯物按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诸语。是以人生之目的,不在斤斤争权攘利,计较有产无产?而在精神上获得适意与遂志。”闻者一致悦服。独立宣言表示美国之立国精神,数百年来,美国虽系资本主义发达之国家,却始终不循英、法帝国主义者之道路,即由于立国精神不同之故。英、法虽亦受中国文化影响,高倡自由平等口号,然因其承袭希腊、罗马之精神,遂产生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孪生之兄弟,故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处侵略.美国独立,系受英国人之压迫而求解放,故颇能推己及人,以采用孔子之恕道。开国诸贤如弗兰克林、杰斐逊等,皆身处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统制世界之时代,受此影响,毫无足奇。是以孔子人人平等,生活自由,仁民爱物,天下一家之精神,在独立宣言中不期有所流露。因此美国史学家辄以杰斐逊比孔子,谓:“二人见地相同,不尚空谈,均同情贫困之弱者,反对为富不仁之人。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生而性善,生而具有德性Decency。并且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政府权势管制人”。此可见中国文化对于美国民主政治之影响矣。但中国何以不克受此遗泽,而早达民主政治之境域?依政治思想进化之里程,由独夫政治ForKing And By King而至贤人政治For People And by Knig,由贤人政治开明专制而至平民政治For People And by People。西洋十七世纪,正逢“朕即国家”之独夫政治当阳时期,霍布士Thorr asHobbes之君权万能论,弥漫欧洲。所以来布尼兹等均高倡“君主为人民而设,非人民为君主所有”之“开明专制”。但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洋即已达到民权政治,其进步之迅速如此。而中国则秦汉以迄清末,二千余年来,始终未脱独夫政治与开明专制之夹壁中,何也?盖中庸文化之精义,政治哲学之原理,已为“俗儒”“陋儒”“贱儒”“伪儒”所湮没,汉唐之训诂小学,宋明之心性理学,破碎支离,买椟还珠,不复能为经世致用之南针,所以清代虽接受西洋历算之科学方法,徒为汉学家作恆钉补苴之考据,而“有益于世则未也”。文化既失其指导之作用,社会自停滞而不前,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矣。
[附言] 拙著《民族文化概论》中,有中国文化的厄运一章,可作本目结论之参考。
第二十四章 明清间对外之关系
九十六 明清与日本之关系
一清与日本之间接关系
万历之时,日本丰臣秀吉当国,尝叹:“人生不过百年,安能郁郁久居于此乎?”遂怀侵略大陆之志,欲使有明四百州,尽化其俗。万历二十年,遣师侵朝鲜,与明军相持于半岛者七年;明调甲兵二十万,而所费不支,末叶财政之枯涸,此役实大有影响。是时金方崛起,努尔哈赤以辽东雄酋,欲助朝鲜以攻日本,卒因朝鲜为明保护,故未成事实。然当时日本之产品,如刀剑之类,已由朝鲜间接输入于辽东,而努尔哈赤亦知海外有所谓日本者在。其后金与朝鲜之交涉,朝鲜屡以引导日兵为抗拒金人轻侮之口实,观朝鲜降将姜功烈之言,盖可知矣。功烈以杨镐四路之师,助明兵攻金,战败而降。达海语之曰:“日本与贵国通好何如?”功烈日:“平秀吉与我为仇,今已不然,家康尽灭秀吉之族,愿从旧好,我国许之。日本称我国,必曰大国,文书甚恭。”达海又曰:“去年有白气,贵国亦见之乎?”曰:“见之。”达海曰:“满住言努尔哈赤初见白气,即谓朝鲜日本之兵必来,已而贵国之兵果来。”功烈且语曰:“日本之兵,我国得借之;惟此次出兵,则实非本意耳。”当时战役中,日本降卒之助战被杀于界藩山者颇不乏人。自是以后,金国乃注意日本之情形,故第二次朝鲜之役,和约中遂有许日本贸易,令日本使臣来朝之条。日本当第一次战役之后,即欲助朝鲜以攻金,朝鲜泄其事,遂止,故金、日之冲突无由发生。此皆明末清初时与日本之间接关系也.及清人入关,而明人乃有乞援日本之事。
二崔芝之乞援
清军之下南京也,唐鲁二王,并立闽浙。时崔芝福清人,初为海盗,既而受抚。黄宗羲《行朝录》作崔芝是也。各书多误作周崔芝。率舟师驻舟山,唐王加以水师都督便宜行事,令招讨浙直,规复两京。芝知兵力不逮,且器械缺乏,乃使参将林高赍书二封,乞援日本。两函照录如下:
一
大明国钦命总督水师,便宜行車,总兵官,前军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泣血稽颡,奏为国仇不共天地,邻谊可联唇齿;敬竭请讨之诚,以图恢复之举事:窃维东西南北,开国之界限甚明;治乱六衰,元会之循环递变。四维尽撤,国乃灭亡;五伦未毁,运必聿兴。我大明一统开基,递传三百余祀,列后延祚,相承一十六君;主圣臣忠,父慈子孝,敦睦之风,久播于来贡来宾之国;仁让之声,爰止于我疆我土之封。去岁甲申,数奇阳九,逆闯披倡,天摧地缺。蠢尔鞑虏,乘机恣毒,膻污我陵廊,侵陵我境土,残害我臣灵,天怒人怨,恶贯罪盈!今我皇上,神明天纵,乘龙御极,改元隆武,应运中兴,亲率天师,以荡妖孽。命芝于肃虏将军爵下,任芝以水师先锋都督,芝荷重寄,誓不俱生。切图吊伐大举,不禁呼援邻邦,环按朝贡列辟,有心者无力,有力者无饷,有饷者无舟楫。恭维日本大国,人皆向义,人皆有勇,人皆训练弓刃,人皆惯习舟楫,地邻佛国,王识天时,我明人众货贸通,匪止一日,敬爱相将,不远千里。芝葵心是抱,苌血在胸,欲尽主辱臣死之忱,难忘泣血枕戈之举。特修奏楮,驰诸殿下,聊效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师。伏祈迅鼓雄威,刻征健部,舳舻渡江,载仁风之披拂;旌旗映曰,展义气之宣扬!一战而复金陵,便叩半臂;再战而复燕都,并借全功!船械粮草,概仰携来;报德酬勋,应从厚往。从此普天血气,共推日国断鳌补石之手;而中华君臣,永缔日国山河带砺之盟。沥血披衷,翘望明镜,芝不胜激切痛吁之至!为此具本,专差参将林高赍捧,谨具奏闻。
自为字起至赍字止,共四百八十七字,纸全张。
隆武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总督水师总兵官前军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
二
大明国钦命总督水师便宜行事,总兵官,前军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谨奏,为冒请坚甲,以助恢复事:芝承王命,总领水师,招讨浙直,以复南北二京,现驻浙江舟山。 日出崇明县金山卫与虏相持,恨兵械缺乏,未奏全捷。窃慕日本大国,威望隆赫,笼盖诸邦,敬修奏本,请兵三千,以联唇齿之谊,以报君父之仇,伏叩威德,发兵相助!外缘虏之长技,以箭为先,芝军因乏坚甲,战辄受伤。因思日国之甲,天下共羡,以御弓矢,如金如石。伏恳俞允,准芝平价贸易甲贰百领,一同大国精兵,前来赴战,倘得成功,皆荷大德,统容竭诚厚报!事关激切,一并专差参将林高赍捧,谨奏闻。
自为字起至赍字止,共计一百八十九字,纸全张。
隆武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总督水师总兵官前军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
上书二通,前者为乞师事,后者则为购甲事也。林高至长崎,由日官传达幕府。日廷议百年之久,未与明通往来;且江南已破,恐难恢复。遂咨长崎官吏使促林高归国,其咨文如下:
前者接得十二月二十六日来文,所称林高赍来乞援之书,及林高口调,均已入览。因大明反乱,来请助兵及军器之事,俱与众阁老言之,皆谓日本与大明有百年之久,并无往来。所以日本人不往唐山,而唐山商船屡来日本贸易者,只是密通之事。此时林高赍来文,非可卒然奏请出兵,当与林高说明,速使回唐,正保三年春。
三郑芝龙之乞援
崔芝乞援,既不得请,次年八月,唐王因大势阽危,复命郑芝龙具书赠方物,派使者黄征明赴日乞援。此事中国典籍多不载。按《华夷变态》云:“隆武二年,即当正保三年,其年八月十三日,隆武帝命使者黄征明,渡海乞日本出力。有郑芝龙书数通,上日本正京皇帝二通,上上将军三通,各有进物。然征明在海上,被鞑靼人指清人所押,不能来朝,因以己乘之小船,载使者,将芝龙书简并进物,更添付自己书简,共致送于长崎。同年十月,由长崎投进江户阁老上闻。先考即于御前进读,评议数日,对于此项书简,每日出纳,每回封闭,不许他人偶见。然每日侍席之所论者,据先考笔述,大概如下:
正保三年丙戌十月,由太师平虏侯爵,进呈正京皇帝之状二通:其一通为隆武皇帝之敕旨,书中引周之彭濮,唐之回纥故事,为借兵之申请,先请派兵五千御敌,并付礼物书。其礼物:即大花真金缎子二十端,双面色大缎子二十端,大花二彩缎子二十端,大红花京绫二十端,大鸟素人丝二十端,雪白花京绫六十端,鸟花天鹅绒二十端,雪白花丝绢四十端。隆武二年八月十三日年号之间,有太师平虏之印。
一由唐王使者黄征明进呈正京皇帝之书,专为借兵之事而至,并引日本与大明相通之事,太伯仲雍之事,及秦人之来居海岛之事。又叙元朝数苦日本,是鞑靼实为日本之仇,举种种理由,以证明日本与大明原为友邦,当可补助以发援兵云云。
此次之进物,系由芝龙之使者陈必胜黄征明乘小船而抵长崎者。其时有由江户发下之文书如下:
本月八日之书帖,系从大明使臣黄征明捧来。书简二通,并其他之书简一通,一应呈送前来;其黄某之面禀,及其别纸之备忘录,一切均已知悉。然黄征明以下位而代表上意,徒以书筒奉呈,遽请出兵,殊难率尔奏请!仰即对该使臣说明,促其早日归帆可也!谨言。九月二十一日。
《变态》又云:“同月十七日,由长崎来十月四日之书状,其大旨言:‘八月下旬,鞑靼人已攻闽中,破山贺关即指仙霞关,大明人未及战而降。鞑靼人攻入延平,唐王出奔江西之赣中,其后自杀;或云为鞑靼所捕。八月二十八日,郑芝龙避福州,乘舟而人离福州三里之海上,王孙文武官,并芝龙妻子,乘舟奔泉州。陆地一带,皆被蹂躏;福州之军人,多乘舟逃去,官吏则走不及,富民亦多逃出,其残留于福州者,惟贫民而已。时鞑人尚未入福州。九月二日,由延平致三使于芝龙,使其剃发投降,以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王之云云。芝龙复书从之,愿降而纳贡,三使即以其书情告鞑酋。”据《变态》所载,则芝龙乞师之事,虽不甚明了,然大概之情形可知矣。又《日本国志》关于此事之记载有云:“正保三年八月,郑芝龙奉明唐王聿键意,赠书及方物乞援兵。书闻,将军德川家光,召宰执酒井忠胜等议之,又下议德川三亲藩。赖宣建议曰:‘援而有功,无益于国,倘若无功,匪维辱国,结怨强邻,实贻后患。勿援为便’!议遂寝。命日根野吉明如长崎告之。会闻清兵下福建,芝龙就抚,遂罢使,却信物;令西北诸大藩,阴戒不虞。”盖芝龙援乞事,日廷叠开会议,终以福州之陷落而罢。然日人其初果有出师之意与否,据当时之情形测之,恐终不能舍“勿援为便”之主旨也。
四郑成功之通好
崔芝、芝龙而后,监国二年,鲁王复派冯京第乞师日本。时日本新遭外国之侮,《日本乞师记》云:“先是,日本绝西洋人往来……西洋人复仇,大舶载炮而来,与日本为难。日本请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闻外国人至,一切不听登岸;京第至,即于舟中朝服,遥望而哭,终未得请。至后永历十二年,郑成功复遣使致书日本幕府表示修好之意,其书如下:
钦命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勋镇赐蟒玉尚方
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使成功顿首拜,
启上
日国上将军麾下:
伏以
州同瞻部,就一水以定东西;境接蓬莱,连三岛而橐天地;域占为雷之位,光拂若木之华。百篇古文,蚤得嬴秦之仙使;历代列史,并分上国之车书;道不拾遗,风欲追乎三代;人重然诺,俗尤敦乎四维。恭维
上将军麾下,
才擅擎天,动高浴日,铸六十五州之刀剑,雌雄为精;服五百一郡之版图,砾沙皆宝。文谐丹府,屡有表使至金台;释辅儒宗,再见元公参黄蘖。虽共临覆载,独奠其山河。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且马嘶塞外,肃慎不数余凶;虏在目中,女真几无剩孽。缘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寿安之有望;溯汇秋水,怅沧海之太长!敬勒尺函,稍伸丹悃,爰赍币篚,用缔缟交。旧好可敦,曾无赵居任于今复往,明兴伊迩,敢望僧桂梧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言不尽意,伏祈鉴照,无任翘瞻,成功再拜!旁钤慎余二字图章
成功此书,亦不过表示其缔结旧好之意,而日本载籍,多谓成功托使臣言乞师之意。《日本国志》并载成功与长崎官吏书,略言:“大明龙兴三百余年,治平日久,人皆忘乱,以至今日!成功誓心报国,徘徊浙闽,颇有感愤乐从者。然孤军悬绝,四面无援,成功生于贵国,值此艰难,倘惠假数万甲兵,感岂有极!”据此书,则成功明明向日本乞援矣。此事确否未可知,而日本小说,且谓幕府会议,尾张、纪伊、水户三君,争为大将,以助成功。后以豫备缺如,终未果行云。
五朱之瑜与日本文化
唐鲁二王及郑氏父子向日本乞师之举,虽未获结果,然从冯京第赴日之朱之瑜,屡经外邦,甘冒风涛,欲资恢复之势,而愿终不遂,则羁迟海岛,以示不与异族同中国。因之中国文化,沾溉东瀛,历数百年而德业弥尊,声光焕著者,其人其事,固不可无述焉。之瑜字鲁与,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万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年生,九岁丧父,颖悟绝伦。初为松江府儒学生,受知于吏部左侍郎朱永祐,东阁大学士张肯堂,及礼部尚书吴钟峦。素抱经济之志,见世道日非,国政日窳,慨然绝意仕进。庄烈帝殉国时,之瑜年四十四。福王立南京,累征不起,盖耻与马上英辈同流也。台省劾其偃蹇,乃走海滨。会鲁王监国浙东,派御史冯京第字跻仲赴日乞师,之瑜从之。既不得请,乃展转走交趾,并及暹罗。安南王欲协而用之,之瑜懍然不为动,遂得脱。兵部左侍郎王翊字完勋结寨四明,抵抗清兵,之瑜与相结纳,再赴日本,欲借外援以北伐,事卒无成。乃王翊死难,舟山陷落,张肯堂吴钟峦等皆殉节,之瑜进退维谷,故濡滞沿海,历尽艰危。郑成功张煌言会师人长江,之瑜主建威伯马信营,克瓜州,下镇江,皆亲历行阵。未几郑师败,知事不可为,乃决计蹈海全节。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六至日本,遂流寓不归,时年六十矣。居长崎,孤身飘然,不能自支。日人柳川儒臣安东守约钦其学,愿师事之,分禄奉其半,赖以存活。守约问明室致乱之由,及恢复兵势,之瑜著《中原阳九述略》以答之。时福建黄檗寺名僧隐元隆琦先之瑜五年渡日,说法于长崎兴福崇福两寺,其徒独立名戴笠号曼公者,实抱亡国之痛,削发为僧,能诗文,善书,与之瑜善,尝为之瑜疗疾,并跋“安南供役纪事”。其他华人于鼎革之际流寓颇多,而之瑜交通镇巡,接迹中东英俊,声华特著焉。康熙四年日宽文五年,一六六五年,日本宰相上公源光圈字子龙,号梅里,德川家康之孙,父为水户侯赖房闻其才德,礼聘东行。光圙就藩,迎之瑜至水户,与论经史,讲求道义,不以抗礼为傲,不以尽言为忤.之瑜每谈论,援引古义,弥缝规讽,曲尽忠告善导之意。光圙为起新第于驹笼别庄今东京帝大农学院即其故址,设养老之礼,授几杖,礼接稠叠,恩遇特隆。之瑜作《诸侯五庙图说》,及《学宫图说》,并率儒生习释奠礼。康熙十八年日延宝七年,一六七九年,之瑜年八十,光圈就第祝寿,奉以衣裘鸠杖鹤屏等二十品。之瑜设香烛拜告天地,以逆虏未亡,故土为墟,而身在异域,迟暮衰疾,獻欷流涕,感动傍人。光圙命奏古乐以慰之。康熙二十一年日天和二年,一六八二年三月,设宴招亲友及门人等,力疾起坐,谆谆教诲,盖永诀也。四月十七日,奄然而逝,年八十三。葬于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瑞龙山麓,依明式成坟。光圙题其碑曰:“明征君朱子墓”。之瑜不以讲学为名,亦不以著书为业,但其躬行实践之精神,经世致用之目的,显与清初大儒顾亭林颜习斋相近:博学于文,不如亭林,而守约易简则过之;摧陷扩清,不如习斋,而气象宏远则过之。日本“德川二百余年太平之治”,胥之瑜之教化使然,而“王政复古”所以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又皆受之瑜之影响者也。其学于宋儒特致不满,对王阳明虽同里推崇其功业,许为豪杰之士,但谓其多却讲学一事。盖于理学末流之弊,实深恶之。尝曰:
有良工能于棘端刻沐猴,此天下之巧匠也,然不佞得此,必诋之为砂砾,何也?工虽巧,无益于世用也。……宋儒辨析毫厘,终不曾做得一事,况又于其屋下架屋哉!《文集》与《安东守约书》
为学之道,在于近里着己,有益天下国家,不在掉弄虚脾,捕风捉影。……勿剽窃粉饰自号于人曰:我儒者也。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大而弗能胜,岂儒者哉?《文集答兴村庸礼书》
之瑜之学,以身体力行,有益于世为依归,若雕琢文字,规抚昔人,则斥为非学。故不特宋学之空虚,为所排诋,即汉学之支离,亦所不许。其语门人曰:“为学之道如治裘,遴其粹然者而取之,若曰吾某氏学某氏学,则非博学审问之谓也。”又曰:“为学之道,外修其名者无益也,必须身体力行,方为有得。”又曰:“家有母学为孝,家有弟学为友,家有妇学为和,出而有君上学为忠,有朋友学为信,无往而非学。”又曰:“不佞之学,木豆瓦登,布帛菽粟而已。”之瑜饰身以礼,自律甚严,内不欺己,外不欺人。行而不言者有之矣,未有言而不能行者也。自谓:“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庶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答小宅顺书》尝《答石源助书》云:
不佞总角时,恒见先人与士大夫相接,冠裳济济,言论丰釆,进退周旋,皆雍容彬彬焉。斯时太平气象,至足尚也。其后士大夫好为脱略而恶言礼,以为厌物,以为王道。所谓王道者,非尊之也,亦借名斥绝之词耳。未能二十年,而国已沦亡。前年至厦门,赴国姓郑成功之臣,见其将吏,并寄居缙绅,皆佻达自喜,屏斥礼教,以为古气,以为骨董。不佞知其事必无成,故万里耑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无所济。可见礼也者,不特为国家之精神荣卫,直乃国家之桢干。……故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者,乃天理自然之节文,非苛礼多仪之谓也。
又尝《与奥村庸礼书》云:
吟诗作赋非学也,而弃日废时,必不可者也。“空梁落燕泥”,工则工矣,曾何益于治理?“僧敲月下门真真,核则核矣,曾何补于民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新则新矣,曾何当于事机?且拈髭呕心,倘或不能工致,徒足供人指摘,又何益于诗名?
又门人林春信问崇祯年间巨儒鸿士为世所推重者,之瑜答曰:
明朝中叶以时文取士,时文者制举义也。此物视为尘饭土羹。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如邹元标高攀龙刘念台等,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未闻所谓巨儒鸿士也。巨儒鸿士者,经邦宏化,康济艰难者也。
观上可知之瑜对于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皆有所非议,而独推崇礼学。礼学者,非繁文褥节之谓也。乃经邦宏化,开物成务,体用兼賅,有为有守,大而礼乐行政之详,小而文物木瓦之事,靡不淹贯。故源光圙尝曰:“先生为经济家,假令旷野无人之地,士农工商各业,先生皆可兼之。而礼乐刑政之大,以及田园耕作酒食盐酱等事,先生殆亦无不胜任愉快也。”一百六十年后,曾国藩所谓:“圣人者,自天地万物推极之至一室米盐,无不条而理之。”实为最切当之解释。曾氏尝言:“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又言:“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夫所谓礼学或经济学者,曾氏虽比之为孔门政事之科,以与德行义理、言语词章、文学考据并列四科。然究其实则孔子中庸一贯之道也.孔子之所谓大学,古人之所谓大儒,皆体用兼赅之通才耳。辛稼轩诗云:“大儒学礼小儒诗。”又云:“诗礼相传大小儒。”可见小儒守专门之业,而大儒综百家之事,礼也者,“修己治人,经纬万汇”,此非大学而何?自孔子既殁,七十子之徒人各异说,于是有俗儒陋儒贱儒,而无大儒巨儒矣。之瑜传千百年之绝学于异域,此日本之幸,而亦中国之不幸也。后藤新平论其事曰:
明季征君朱之瑜,邻邦所贡之至琛又至宝也。道义则贯心肝,学术则主王业,不得行怀抱于故国,而却传衣钵于我邦。……以满身忠愤之气,寓之一篇楠公之题赞。烛大义,阐王道,使东海之日月,有光于千载,岂不亦贤乎?之瑜既义不帝秦,坚守鲁连之志,遂来蹈东海,得义公光圙之知遇,乃为与洧川之碑不朽千古之人。况于其纯忠尊王之精神,磅薄郁屈,潜默酝酿,可二百年,而遂发为志士勤王之倡议,一转王政复古,乃至翼成维新之大业,以致国运今日之蔚兴。我之所得于之瑜也固大矣。《朱舜水全集序》
日人以源光圙弼成德川氏之文治,其子孙累世勤王,均盛倡尊君爱国之说。又开彰考馆修《大日本史》总裁安觉积为舜水高足,历二百五十余年始全部杀青,所裨于日本人心者至大。及后人庆喜入承幕府,弃十五世三百年之藩政如敝屣,盖皆舜水之赐也。舜水矫宋学之空虚,以经世治民为要,教化日本儒学,重礼尚贤,蒸为风尚,其有益于日本国民性者深且远矣。顾以海禁森严,交通困阻,故国陆沈,归骨难期舜水曾以桧木为寿器,作清亡后归骨计,卒未果,中国学人,几无知之者。至清末始因日人之表彰,震动我国留学生之心弦,排满革命,受其影响不小。民国成立,浙人汤寿潜为建祠于杭州,并刊其遗书,而新会梁启超首揭其学行,以介绍于国人云。
[附记] 明季华人流寓日本,于中国文化之东渐有重大贡献者,首推朱之瑜,笋次则隐元隆琦,戴笠与陈元赞。舜水传儒学,仕水户藩为国师,以尊王重礼尚实之教,振导于朝野。隐元为黄檗名僧,开宗扶桑,门下英杰辈出,法化之隆,媲于唐之鉴真,宋之道隆。戴笠则以书法医术沾溉僧俗。元赞本钱塘布衣,其东行视三人为尤先。 日人笃信佛法,而元赞宏扬道书,著《老子通考》,训点行世。又以公安派诗文及书法、制瓷、武术等,纵横活跃于各方面,影响之大,视舜水等无多让焉。兹附记三人事迹,以证东瀛近代文化受益于中国者,初非如欧洲人之旋取旋弃也。隐元俗姓林,讳隆琦,福建福清人。生明神宗万历二十年。性耽沉思,每夜观天河运转,星月流辉,辄慕仙佛,有高蹈之志。二十岁后云游各地名山,礼佛拜师。二十九岁就黄檗寺鉴源寿禅师剃染为僧,矢志精修,光扬佛道。四十六岁,始主黃檗,广植田园,重兴殿宇,使多年荒僻之道场,焕然成东南一大禅林。清顺治十年,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得德川幕府之许可,四次遣徒恳隐元东渡宏法。隐元念乾坤一体,大道无私,疆域虽殊,佛性不异,遂率弟子十人于次年航海而东,时六十三岁矣。时长崎为中日交通要港,华人流寓者颇多,因建有唐三寺,即兴福一名南京寺、福济一名漳州寺、崇福一名福州寺也。 皆创建于明朝中国船主,其主持必用中国僧。逸然本杭州人,慕隐元盛名,欲请其弟子凤山圭,凤山中途溺死,隐元叹曰:“此乃子债父还也。”隐元开法于三寺后,顺治十四年日万治元年下江户,谒德川家纲,大老酒井忠胜,位尊望重,称当时名臣第一,延问法要,相见恨晚。次年赐地于山城宇治,创建寺院,仍以黄檗山万福寺名之,示不忘旧也。宽文元年,定名“黄檗禅林”,仪制釆然一新。太上法皇后西天皇特召见问法要,奏对称旨。朝士京尹,时与法会.居四载,体力就衰,乃退休于松隐堂,以弟子木庵统寺事。清康熙十二年日延宝癸丑,一六七三年四月四日,乃书偈坐化,世寿八十二。法皇赐以“大光普照国师”之号。大正六年民国六年日皇追怀德化之美,又赐谥“真空大师”。黄檗继法席者,凡十三世皆中国僧,以后招请皆不肯渡,始以日人龙统元栋为十四世。今黃檗本山,气势宏伟,建筑巍峨,二百年前之面貌俱在,以较福清,尤远过之。黄檗宗在日拥有寺五百零一,信徒八万七千余,檀越四万四千余,皆奉隐元为祖师。隐元渡日,对于寺庙建筑、佛像雕刻,纯用中国式,雕工亦来自福建。而书画珍藏,人物描绘,对日本之美术影响甚大。医药、饮食、垦荒、造圃、治印、印刷由其徒所传入于东瀛者,德泽深矣。其塔铭有:“达摩东渡,断际重来,亘古一人,于今莫比”之语,盖非虚誉也.戴笠字曼公,杭州人时吴江亦有一戴笠,字耘野。二人并与惊隐诗社,顾亭林、归元恭、潘力田、吴赤溟等皆为社友.曼公年较长,耘野生万历四十二年,亭林已二岁,曼公则十九岁。博学能诗,兼工篆隶,不欲以儒术显,乃学医于龚廷贤,潜究《素问难经》诸书,悬壶濮里。顺治十年,江南云扰。粤人有劝以乘桴浮海,快涤胸襟者。发帆,三月抵长崎,时日本承应二年也。居医师陈入德原名明德,号颍川居士,亦杭人家,与安东守约交,以诗文相往复。次年黄檗隐元禅师渡日,为僧俗所景仰,名重一时。曼公晤隐元,翻然有悟,遂剃发为僧,法名性易,字独立,时年五十八矣。挂锡各寺,所至为缘,文墨之外,以岐黄济世,起废愈痼,不知其数,远近目为神医。曼公痛心于诸夏之“裂峨冠而鼠尾,袒左红而马蹄”,决然去国,力赞朱舜水之凜凜大节见《跋安南供役纪事》,故诗有“虏运不消天厌在,人心自昧日余亡”之句。舜水与书云:“鸿论深入显出,切中事机,据理辩驳,虽有利口,无所复置其喙。不偏不循,当为儒释立一标准,固不朽之作也。弟谓当函藏石室。”日人东条琴台谓:“其学术主洛闽,文章经艺不逊朱舜水,势不得已而入释氏,其忠愤义烈,足以照耀后世。故不入于僧传,特载于儒家,聊成其志云。”可见曼公亦僧亦儒,固与舜水隐元同有媒介中国文化之功。惟舜水以礼学,隐元以佛法传日,而曼公则以书法与医术显,日本之书家高玄岱,痘科池田嵩山等,皆曼公弟子也。曼公以康熙十一年日宽文十二年,一六七二年圓寂,临逝书偈曰:“凿凿尘尘傍海村,不忘残梦绕空轩。咄!任他冻折梅花影,接却江南白玉魂!”盖已深入禅中三昧矣。陈元赞字羲都,别号“既白山人”、“瀛壶逸史”,杭州人。生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年,幼聪敏,通经史,应科举不第。崇祯十一年,以流寇纷扰,渡海抵长崎,定居不归。寻入江户,以武术授徒。名古屋尾张藩主毛利义直闻其名,辟为客,备顾问,元赞感知遇,尽心事之。深草瑞光寺诗僧元政,少元赞三十六岁,与为忘年交,元赞授以《袁中郎集》,相与唱和不倦。元赞治老子书有得,为《老子训诂》,刻版印行。书法宗赵松雪,娟秀有风致。元赞为尾张藩主制“御庭烧”,自力书画,施透明水彩,时人仿之,称为“元赞烧”。今名古屋仍为制陶名地,实元柔之遗也。又日本有所谓柔道者,相传元赞传其技.元赞以康熙十年日宽文十一年,一六七一年卒,年八十五。名古屋城东九十轩町,即元赟号“菊秀轩”之通音也。元政序元赞诗谓:“老人之诗,应物为态,始无定迹。非禅焉,非儒焉,非幽人焉,非骚人焉;而似禅也,似儒也,似幽人也,似骚人也。种种色色,千变万态,如水中之月,不可挹焉,如空中之花,不可摘焉。”可谓善颂矣。
九十七 明桂王与罗马教皇之关系
一太后之致诒教皇
先是波兰人卜尔格Michael Boym,于顺治四年至海南岛传教,七年抵澳门。奉命至广西,供职永历帝。是时基督教自万历以来,已渐通行,崇祯帝首信仰之,至毁宫内佛像。文秉《烈皇小识》云:“上初年,崇奉天主教,徐光启上海教中人也,既人政府,力进天主之说。将宫内供养诸佛铜像,尽行毁碎。至是悼灵王病笃,上临视之,王指九莲华娘娘现立空中,历数毁坏三宝之罪,言讫而薨。上大惊惧,极力挽回,然亦无及矣。”桂王立肇庆,廷臣如瞿式耜教名Thomas丁魁楚教名Luckas等,皆尊信之;桂王之生母嫡母马王两太后,及皇后王氏,太子慈炬等,亦皆因太监庞天寿之劝,而受洗礼.教士瞿纱微Andreas XavierKoffler且得桂王信任,赞助机密,欲佐桂王复兴岭南,如东罗马之君士坦丁帝。及永历四年,清兵人韶,由榔奔梧,太后欲遣使至罗马,为明祈福。天寿愿奉使,以其年老不许。遂荐卜弥格携书往罗马,奉致教皇因诺曾爵Innocenzo,以表仰慕之意,其谕文照录如下: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Helena入教后所取之名,致谕于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皇主圣父座前: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阃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在我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子始知之,遂尔信心,敬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Maria入教后所取之名,中宫皇后亚纳Anne入教后所取之名,皇太子当定Constantinus入教后所取之名,并请入领圣洗,三年于兹矣。虽知沥血披诚,未获涓埃报答,每思恭诣圣父座前,亲领圣诲,兹远国难臻,仰风徒切!伏乞圣父在天主前,怜我等罪人去世时,特赐罪罚全赦!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即桂王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遣耶稣会士来华,广传圣教;如斯诸事,俱惟怜念!种种眷慕,非口所得宣。今有耶稣会士卜弥格知我中国事情,即令回国,致言我圣父之前,彼能详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圣伯多禄圣彼得圣保禄圣保罗台前,致仪行礼。伏望圣慈鉴兹愚悃,特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朱印有宁圣慈肃皇太后宝字
二教皇之复音
卜弥格赍太后谕旨,及庞天寿之书信,以事留澳门一年,始西渡。至印度卧亚登陆,经莫卧儿帝国,及波斯,以翌年至小亚细亚之斯密尔纳。会其地之教士,讲述远东布教之状况;旋人威尼斯Venice,谒其统领,呈递天寿书信,颇得优待。又翌年,遂人罗马。教皇因内争不息,且稔明室终无恢复之望,助之亦不过召新朝之嫉视,于将来布教,当生影响;故迟迟不报。千六百五十五年永历九年,顺治十三年,因诺曾爵逝世,亚历山大七世立,始复太后及天寿书,其复天寿书如下:
与我爱子支那皇帝内官兼水陆军务统监庞西基楼:我爱子乎!此予之返翰,且为在世代天主者与汝以福祉。前接汝书信,予实欢喜无涯。不分东西,不别南北天下到处,天主必然发大慈悲,垂怜吾人。此大慈悲之天主,曾依圣水之洗礼,与汝统御宫廷内官司礼太监以清净之身为汝洗涤其罪。今又呼我爱子,汝因耶稣圣教,为此世界邦国排斥轻侮,不胜忧虑,将授汝以天国常乐矣。汝为此大善,予实满腔欢喜。故示汝说此圣教吾人当行之轨范。倘言念天主耶稣,自易觉汝今后当为如何之行为矣。务刻苦黾勉,以着手于汝之大帝国内大事业传教之事,以扬汝之大名誉。夫信仰如山之不动,爱情不若浮云之散灭无踪,必可以覆载万物,左右万事。有此信仰与爱情,虽占世界大部之大帝国广大如支那帝国,亦何有哉。予今亲以双手抱持汝,虽有横于吾人前之大海,如何困难,如何危险,然不能冷却对于汝与汝国民之热情。予更以满腔诚心,给汝所愿得之福祉。
此书仍由卜弥格携送来华,卜于千六百五十六年首途,翌二年到广东。其时明室陵夷,桂王播迁云南,而太后及天寿已死。且清军以桂王故,颇与教士为难,故到处多惊阻。卜遂转入安南,以千六百五十九年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病死中途。
第二十五章 中俄之交涉
九十八 俄人东侵史略
一西伯利亚及雅克萨之经营
康熙之时,既平定三藩,收服台湾,中国义安,无复兵革之事,乃一意经略边疆,以绝外患。先是明季之世,清方遣兵定黑龙江畔之索伦、达瑚尔等处;而俄罗斯之远征军,亦越外兴安岭以达鄂霍海岸,闻黑龙江之骁富,心艳其说,渐谋南下,遂与中国相接触,以酿成尼布楚之约,而为中俄交涉之起源焉。初俄人于十五世纪末叶,谋扩张领土于东方,至千五百八十七年,遂建托波尔斯克Tobolsk府,以为西比利亚重镇。至后三十余年间,托木斯克Tomsk,[一六〇四年即万历三十二年,万历四十六七年,俄哥萨克人斐德林Ivan Petlin与曼多夫Ondrushka Mandoff曾至北京,采访中国情形。明神宗给谕准予通商并希派使]叶尼塞斯克Yeniseisk一六一九年即万历四十七年,雅库次克Yakutsk一六三二年即崇祯五年天聪六年也,鄂霍次克Okhotsk一六三八年,即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也亦以次建筑,以为东方殖民之根据地。惟西伯利亚苦寒,恒感粮食接济之困难。千六百三十六年崇祯九年崇德元年,俄之可萨克兵自托木斯克远征阿勒丹河R.Aldan,途中闻黑龙江之名;及至鄂霍次克,益闻通古斯人言黑龙江部落繁衍,适于耕牧,且富矿产。至是俄人始知黑龙江一带之情形,欲解决其粮食问题,益锐意南下。千六百四十三年崇德八年即崇祯十六年,雅库次克政厅遣颇雅可夫Poyarkoff溯阿勒丹河、精奇里江,以达黑龙江之下流,周览其山川部落,三载而归。具以所见报告:谓得精兵三百,可使其地入俄国之版图。时有哈巴罗夫Khabaroff者,以耕牧制盐至巨富,闻黑龙江之天产丰骁,欲自往略之,乃请于叶尼塞斯克将军,愿以私财供远征。遂于千六百四十九年顺治六年,率七十人出发,以翌年达黑龙江,顺流而下,至什耳喀额尔古纳两河会流之处,战胜索伦人,而取其所居之雅克萨地。翌年,哈巴罗夫复自雅库次克请狙击兵二十一名,大炮二门,募义勇兵数百,筑城雅克萨河口。名曰阿尔巴青Albazin,中国所谓雅克萨城者也。俄人顺流东下,略索伦呼尔喀诸部,沿途剽掠。是时乌苏里江口有部落曰阿枪,见俄军之东下也,赴满洲乞援;于是宁古塔都统募兵使章京海色助阿枪人御俄。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四月,海色率兵二千,逐俄兵于黑龙江岸,无功而返。而哈巴罗夫亦以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归国。
二中俄之冲突
先是,俄政府闻远征军之横暴,恐不利于拓殖。议遣伊凡亲王Prine Ivan Ivanovich Lobanof Rootovskoi为总督,使当黑龙江经略之任,而遣西摩维阿夫Simovief率兵一队先发。西以千六百五十三年至黑龙江与精奇里江会口,见哈巴罗夫,令还本国,以所遇上奏。哈西遂以翌年同返莫斯科,而由斯梯帕诺夫Stepanof代领其众哈巴罗夫至莫斯科以功列贵族,任勒那河上村落监督,今奇楞斯科附近有哈巴罗夫村云。斯梯帕诺夫复以是年五月,引兵下黑龙江,剽掠粮聚,都统明安达哩御之松花江口,破其军,斯梯帕诺夫退守哈马喇河。先是,叶尼塞斯克将军帕休可夫Pashkoff以黑龙江地方辽远,非置重镇于贝加尔湖东为根据,则侵略之志,终不能达;因欲于尼布楚河注入什尔喀河之处,建设要塞。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其所遣远征队,遂略地什尔喀河流域,于右岸筑小砦焉。俄政府闻之,命帕休可夫兼黑龙江总督,任经略事。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帕休可夫亲赴什尔喀部署军事,因筑城尼布楚河口,曰尼尔臣斯克Nerchinsk,即所谓尼布楚城也。先是哈巴罗夫之占据江岸也,遣使往莫斯科乞援,使者沿途布散流言,谓“黑龙江一带,金银矿产,遍地皆是,牛马羊貂,逐处成群,土地膏腴,居民丰裕,衣服宫室,俱镂黄金;真人间之宝库,世界之乐国也!”于是俄人梦想奇利,结队东来,沿途抢掠,残害人民。时通古斯之居于江岸者,多苦俄人之残暴,争避他乡,人烟既稀,俄人遂野无所掠;而斯梯帕诺夫亦因粮匮,冀俄国大队东出。会俄皇诏止出师,令斯梯怕诺夫等勉力辟疆,严禁剽掠,并须力避与清人冲突。惟俄人既与江岸之人成雠仇,而清因边疆之事,亦不能坐视不问;且屯田耕作,亦所难能。故斯梯帕诺夫是时窘甚,率所部可萨克兵五百人,出松花江侵人满洲,抄掠村落。宁古塔都统沙尔呼达,率舰队四十七艘载火器拒敌,激战于松花江与瑚尔哈河间,斩杀过半,斯梯帕诺夫死焉。残兵逃窜,途遇帕休可夫所遣璞他颇夫Potapof兵三十人时帕休可夫居雅克萨,留百人守尼布楚,命璞他颇夫率三十人往会斯梯帕诺夫,乃夺其粮食i逃奔雅库次克;其人尼布楚者,仅十七人而已。帕休可夫既遇此挫折,又以顺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为宁古塔将军巴海所败,不得不移营于伊尔根斯科。嗣是以还,黑龙江沿岸,遂鲜俄人踪迹矣。
三中俄通使之起源与俄人之盘据黑龙江
当是时,俄人虽以侵略黑龙江之故,数与中国兵相冲突,然未知中国国力之若何。顺治十二三年间,尝两遣使节,第一次使者阿布林Seitkul Ablin乃第二次使者白克夫Theodor Isakovich Baikoff之随员,先来报信者也赉方物,上书以请互市为名,至北京觇虚实。而中国亦方僴然自大,不识俄罗斯之为何物,视之与邻近朝贡诸国等。顺治十二年,清廷与俄帝书,有云:“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贡进方物,朕实嘉之。特赐礼物,即令尔使人赍至,以明朕柔远之至意。尔其钦承,永效忠顺,以世恩宠!”其词绝倨,而俄人不解汉文,无由知其所云也。顺治十七年五月,俄使白尔非立夫Ivan Perfilieff与阿布林复携国书至北京,因语多矜诩,不合礼制,清廷量加恩赉,不令陛见。然帕休可夫既失败西去,俄人至者亦寥,江岸人民,始暂得安。未几,波兰人尼奇托尔、启尔哥布斯基Nikitor Chernigovsky,以杀人逃至雅克萨,筑城为守,日率其徒淫掠近村,征贡索伦,于是俄人至者日多。而尼布楚亦自康熙八年以来,以托尔布辛L Tolbusin、阿尔新斯基Danier Axshinsky等之尽力再为俄所占,与雅克萨相犄角。先是,顺治十年,俄军占据什尔喀河流域时,土酋罕帖木儿知俄志在攻略,乃率其部众内徙,求保护;中国有司遇之薄,罕帖木儿心弗善也。康熙六年,复越额尔古纳河入俄境,居因古塔河域。清廷以俄人连年寇边,又纳我逋逃,乃以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年致书尼布楚,令交付罕帖木儿,且约束边人,禁抄掠。尼布楚总管戴表罗阿尔新斯奇Dainlo Arshinsky知未可与清敌,乃遣密鲁瓦诺夫Milovanoff赴北京。告以除贸易外,不敢有他意.清廷视为归顺,优遇之,使孟格德送使者赴尼布楚,会其守城总管,不久即返。讵知俄人非惟不履行前约,且乘清廷对于北边稍怠之时,征服附近诸部,且殖无数农民于雅克萨,以为持久计。于是清廷始悟俄人狡诈,命巴海严为守备,且移吉林水师于黑龙江。十一年复遣人至尼布楚致书以诘之。俄人欲乞援本国,恐因波兰之战不暇顾及,乃诡言:“清军已逼,势极危险。”俄廷乃遣二千人为助守,且以兵士之请,赦启尔哥布斯基等罪。然俄方有事于波兰,且闻雅克萨兵士之不法,恐一旦开衅,终难得胜;遂于康熙十四年,遣尼可赉、斯帕塞理Nikolai Gavrllovich Spathary等即我国所谓尼果赉往北京请修好,以次年四月至。觐见清帝,赐宴宫中.惟不肯跪接礼物,清廷亦不复俄国书。并谓俄如不引渡罕帖木儿,遵从中国命令,永保和平,即拒绝通使通商。尼可赉住京三月余,交涉毫无结果。仅于归途致书雅克萨,命嗣后无航行于黑龙江下流,及精奇里江,并毋征土民之贡。然俄人野心勃勃,益经营雅克萨,筑塞精奇里江一带,以相策应。其著者表之如下:
名称
所在地
建筑之年
Oldzeisk
精奇里江上流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
Selimbinsk
西里穆的河口
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
Dolonskoi
笃陇遮河口
同上
Newzeisk
精奇里河口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年
UstNemilenskoi
阿穆共河上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
是时俄人盘据黑龙江一带?将席卷其东北数千里之地而有之,而中国方疲于三藩之乱,无暇北顾,及三藩乱平,则两国之决裂,遂在旦夕间矣。
九十九 中俄之战争
一雅克萨之攻克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玄烨以俄人占据黑龙江一带,密迩留都,不可滋蔓。始命副都统郎坦以行猎为名,渡黑龙江侦察雅克萨城形势,郎坦归言,俄兵寡少,不足患。玄烨乃定征俄之策:先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制巨舟,筑爱珲呼玛尔二城,置十驿通饷运,以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治爱珲;又令车臣汗绝俄人贸易,戍兵刈其田禾以困之。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俄将模里尼克率可萨克兵六十余人,发自雅克萨,将移营黑龙江下流,至爱珲附近。萨布素遣兵迎击之,俘其全军,致诸齐齐哈尔。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清军从译官至雅克萨城谕降,其书略曰:
前遣孟格德等至尼布楚,曾与尔约,以为勿得收纳逋逃,并将往年逸出之罕帖木儿,使归于我。乃尔竟背前约,潜入我地,扰害我达尔瑚索伦,焚劫我费平喀,奇勒尔。今特命将出师,永驻额苏里,尔若离我边境,还尔故土,而以逋逃来归,则已;否则,我亦纳尔逋逃,即往来之人,亦必擒而戮之!
时雅克萨守将伊凡伏伊鲁克尼可夫Ivan Voiloehnikof集众议,皆誓死守;因修城备,谋抗清军,且遣使乞援于叶尼塞斯克。于是清俄之战,迫在眉睫矣。康熙二十四年正月,清廷命都统彭春率水陆两军北征,期与萨布素协攻雅克萨。陆军凡万人,携野战炮百五十门,攻城炮五十门。自齐齐哈尔陆行;水军凡五千人,舰百艘,自松花江出黑龙江按《广阳杂记》云:“命彭春公领铁骑三千为陆军将军,林兴珠领滚牌五百为水路将军,往征之。”《清史稿·朋春传》“康熙二十四年,诏选八旗及安置山东、河南、山西三省,福建投诚藤牌兵,付左都督何祐率赴盛京,命朋春统之,进剿罗刹。”《圣祖本纪》“命公彭春赴黑龙江督察军务,命侯林兴珠率福建藤牌兵从之。”《广阳杂记》又云:“建义侯林兴珠……上召见,论及火器之利,因问所以御之者,曰惟滚牌第一。问:‘能用滚牌之人,何方可以招募?得人几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则一千,少则五百,可以用矣。惟臣乡漳泉之人多喜此者,须入闽募之。’上曰:‘此去闽远,往还非数月不可。今直隶、山东、河南多台湾投诚垦种者,皆闽人,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诚如上谕。’遂招募,教演,未几而成,亦未知上之将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间,上命往征罗刹国阿克萨城。”综诸书所记,则往征雅克萨者,仅彭春之旗兵三千,与林兴珠之藤牌水军五百耳;两军集雅克萨城下,谕令城兵引去。是时俄骁将图尔布青Alexei Tolbusin以四百五十人守城,拒命不屈。六月,清军始发炮轰击,俄军竭力御战,而军械窳败,城垣渐毁。教士额尔摩金Yermonghen恐军气沮丧,手捧十字架,高呼上帝,以励人心。然众寡悬绝,外援不至,其势难支;遂劝图尔布青退守尼布楚。二十六日,图尔布青遣使清军约降,请收兵往尼布楚,彭春许之,图尔布青遂携众西去,惟副将巴什里率四十人降清。是役俄军战死及生擒者,殆百人,清兵毁雅克萨城而还。俘献京师,玄烨赦之,编为佐领是为俄罗斯旗兵,其苗裔今有存者云。移爱珲城于黑龙江右岸,留副都统温岱纳秦以兵二千守之;别遣马喇率五百人司屯田以实边。而萨布素则移于新筑之墨尔根城,总揽黑龙江全境兵务。
二雅克萨之二次攻围
图尔布青之还尼布楚也,尼布楚长官维拉速夫Ivan Zin Vlasof者,性豪宕不羁,以雅克萨之败,为俄人之耻。当图尔布青等归来,未及数日,即派兵七十,探清军之动静。既至雅克萨,见四野萧条,杳无人迹,仅废叠残壕,尚余战迹而已,乃还告。会俄国所俘波兰军人皮尔顿Pexton被放逐于西伯利亚,闻雅克萨告急,乃于托波尔斯克城召集哥萨克兵六百余,自组一队,赴尼布楚投效。维拉速夫因令与图尔布青合军而东。至雅克萨旧址,筑土垒为防御计。清廷闻之,遣理藩院郎中满丕赴索伦侦探敌情,丕以土酋乌木布尔代假称纳贡,至雅克萨。俄兵疑之。皮尔顿率三百人循江岸,知清人正备战,益严雅克萨守备。时城内有兵七百三十六人,野战炮八门,旧炮一门,炸弹大小五百个。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清命萨布素增修战舰,往驻爱珲,俟冰消发乌拉宁古塔水陆兵协力往剿;又以副都统郎坦等赴爱珲参赞军务。七月,萨布素引兵八千,载大炮四百门,战舰百五十艘,进围雅克萨,相持两月不下。至九月,清军奋勇薄城,欲一举平其垒,俄军抵死拒战,坚不可拔。图尔布青中弹丸毙,皮尔顿代之守,逾年不下。时俄兵皆穴居,病湿死者,甚众,萨布素闻之,自爱珲遣医师至,请为治疗。皮尔顿辞不受,且馈麦以报,示军中无绝粮忧。萨布素谋以长围困之。俄军不死于战,则死于病,其存者仅六十余人,城旦夕且下,而两国媾和之议成。清廷命萨布素撤围三里外,许俄人自由出入,且严禁军士暴行。至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八月二十日,清军始退归爱珲及墨尔根。盖自出师至此,前后逾二年云。
一百 尼布楚之和议
一议和之原因
俄国自伊凡第三第四以来,始由蒙古蹂躏之后,而建设统一帝国。惟伊凡第四,晚节不终,荒淫无道,国内纷乱。及崩,子帖鄂多西Theodosius立,懦弱无能,权臣篡位,波兰乘间攻之,陷其国都。俄国志士大愤,集义勇兵以败波兰,立罗曼诺夫家密给尔为帝,后数与瑞典搆兵,战败割地以和。及亚历西斯立,渐次扩张军备,国势浸盛。然当数十年纷乱之后,一时颇难恢复原状,而国内复以与波兰搆难,两党分争。至大彼得与伊凡第五并立一六八二年即康熙二十一年,其姊索斐亚乘机专政。因内乱不靖,无暇东顾,且以战地辽远,应援不便,故急欲与中国谋和。会清以三藩方平,疮痍未复,亦不欲劳师边徼,歼灭强邻。故二十五年以荷兰人之介绍,致书俄皇论曲直。又谕议政王等有曰:
向者罗刹侵犯雅克萨、尼布楚各地,戕我居民,边境骚然。曾谕鄂罗斯察罕汗清初泛指俄国君主之称来使尼果来等撤回其众,自后竟不复奏,反所在侵犯,肆行扰害。意尼果来未达前旨于察罕汗,复令被擒罗刹,持书于喀尔喀地宣谕之,亦不复奏。因发遣官兵往雅克萨,招抚罗刹,不戮一人,令其头目额礼克谢等持书归去。罗刹闻我师言旋,复回雅克萨,筑城以居。朕思本朝频行宣谕,曾未一答,而雅克萨、罗刹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楚诸地阻隔,前书未达;或雅克萨、罗刹皆彼有罪之徒,不便归国,俱未可知。今闻荷兰国贡使称伊国与俄罗斯接壤,语言亦相通,其以屡谕情节,备作国书,用兵部印付荷兰国使臣,转发俄罗斯察罕汗处,收回雅克萨、尼布楚。于何处分立疆界,各毋得谕越,则两国人民,均得宁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罕汗复奏时,令其使由陆路直来,若陆路难通,即以来疏付荷兰国代奏。再依此书发西洋国转知之。
当时所致俄皇之书,可于此谕文中见之,三月后,得俄皇复书,大意如下:
谨奉上抚御华夏,洋溢寰宇,率贤臣共图治理,分任疆土,满汉兼统,声名远播,大圣皇帝曰:向者父阿列克席米汗罗亚历西斯为汗,曾使尼果来等赍书至天朝通好,以不谙中国典礼,语言举止,陋鄙无文,望宽宥之!至颂扬皇帝,舛谬失体,亦因地处荒远,典礼素昧所致,幸无见罪!皇帝在昔所赐之书,下国无通解者,未循其故;及尼果来等归问之,但述天朝大臣,以不还逋逃人根特木尔即罕帖木儿等,并骚扰边境为词。近闻皇帝兴师,辱临境上,有失通好之意。如果下国边民构衅作乱,天朝遣使明示,自当严治苴罪,何烦辄动干戈?今奉诏旨,始悉端委,遂令下国所发将士,到时切勿交兵。恭请明察我国作乱之人,发回正法,除嗣遣使臣议定边界外,先令末起,佛儿魏牛高Nicefor Veninkov,宜番,法俄罗瓦IvanFavorov等星驰赍书以行。乞撤雅克萨之围,仍详悉作书,晓谕下国,则诸事皆寝,永远辑睦矣!
书入,玄烨以俄皇以礼通好,且本无歼城意,故立命使者随法俄罗瓦赴雅克萨,宣告休战。于是中俄两国数十年来不能解决之纠纷,至是始暂告一结束矣。
二使节之莅集
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俄全权公使费要多罗TheodorusAlexieviez Golowin 0r Feodor Alexeuiich Golovin偕尼布楚长官维拉速夫及秘书官库尔尼次基Semon Kornitski率兵一千五百人,自莫斯科出发,临行时,俄皇训令要旨三端:
一、以黑龙江为两帝国境界,极端时限于结雅河。
二、境界不能划定时,此等地方,须开贸易。
三、中国强硬不应时,一切俟异日解决。
费要多罗以翌年夏进次色楞格斯克,遣官至北京告至,约以是地为两国使臣会议所。二十七年五月,清命内大臣索额图,一等公佟国纲,护军统领马喇,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等为钦差大臣,会俄使议约。并令兵部督捕理事官张鹏翮及天主教士张诚Gerbillon徐日昇Pereina从,扈以精骑万余,军容甚盛。索额图等以月初出发,逾月而至喀尔喀之古勒阿祭拉汉。会土谢图方与准噶尔搆兵,道梗不得前,索额图等屯军以待,而遣从官索罗和,至色楞格斯克,具述道梗事。于是俄使更议以尼布楚为会场,且驰使北京决进止。索额图等以是中道折还。先是索额图之奉使也,尝以其对俄意见,陈诸玄烨,谓尼布楚以东,黑龙江上下流域,当令尽隶我界;逃人罕帖木儿及其族属,当令还付。俄人若一一允诺,则可反其俘虏,与定疆界,通贸易,否则请勿与和。玄烨许之。至是玄烨闻俄使将赴尼布楚,复命索额图等就之。临发,谕之曰:“俄人若失尼布楚,则东通之道梗,势且无能为役。汝曹初议,可先以是为界,俄人不可,则更以额尔古纳河。”索额图既再出,清廷复命都统郎坦发兵一万,自爱珲水陆并进,为使臣后援。八月二日,索额图等达尼布楚,驻城外平原.尼布楚长官闻我军大至,虑有他故,飞书阻之,索额图不应。十二日,俄使费要多罗白色楞格斯克至,见中国兵卫甚盛,气稍沮。约于二十四日开始会议,其会见条件如次:
一、会见所设于尼布楚与什耳喀Shilka河之中央。
一、会见之日,两国使节,各带随员四十人。
一、两国皆出兵五百;俄则列阵于城下,清则列阵于河岸。
一、两国使节之护卫兵,各以二百六十人为限,除刀剑之外,一切武器,均不许携带。
三会议之情形
是月二十四日,张幕城外为会场,两国公使及从人毕集,护兵露刃列帐侧。俄使发言:以黑龙江为两国国境,以江南属中国,江北归俄。索额图不可,谓“黑龙江一带,原属中国领土,土民朝贡,年年不绝,自俄人东侵,始被蚕食。今宜东自雅克萨,西至尼布楚色楞格斯克,凡俄领黑龙江及后贝加尔殖民地,当尽以还我。”俄使坚持不应,议遂不谐。次日复会,以蒙古人为翻译,语拙难通第一日徐张为翻译,俄使待之,极为殷勤。索额图疑之,恐其有他故,易以蒙人。俄使诘清使江北属土之证,索额图词少逊,请以尼布楚为分界;俄使难之,仍持前议,议复梗。尔后遂不开正式会议,专赖二教士之斡旋。索额图最终主张南以额尔古纳河,北以格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岭为界,俄使复不允。于是索额图集将领会议,谋围尼布楚,且招抚附近土民,使背俄人,作为内应。八月晦,遂拔营向尼布楚,旦夕且宣战。俄兵仓皇增备,厄守要害,知力弱不足以致胜,遂遣使请再会见,且言:“开议之初,俄国未尝无让雅克萨之心,但清国要求殊不得当,势成骑虎,故致拒绝耳。”次日,费要多罗复遣使言愿以额尔古纳河为两国国界,将雅克萨悉让于清,惟此际不得筑城,并须任额尔古纳河以外所居之俄人安堵云。清使未允,兵仍渡河,阵尼布楚城外山中。俄使见清军决心甚坚,不得已,乃复遣使来言:“清国要求,一切皆应允,惟大体须先决定,请以宣教师入城面议。”索额图恐俄人狡诈,意不许,俄人坚请,乃以张诚往。至是和平之绪始就。越二日,索额图作约书致诸俄使,则北境之分界线,非外兴安岭,而为自后贝加尔至朱古特岬之一带长岭,俄使惊恚。张诚等亦以中国要求过当,恐不能得俄人之承诺,宜稍稍改之,索额图许诺。国界之议既成,当及逃人事。会是时罕帖木儿已与其父共至莫斯科受希腊教洗礼,更名波威尔,索额图闻之,知终不可致,遂不复言。而俄使复于条约之上,要求附加三款:
一、嗣后自清国致俄帝之文书,必记载俄帝尊号之全文。即或不然,亦宜记载其略号,且文中不可用表示两皇帝尊卑不同之文字。
一、两国使节,互相优待,其所持国书,宜亲手捧呈皇帝。
一、两国臣民,一切商业,均得自由。
索额图以一二两项,未受训辞,未便承诺;至第三项虽无甚异议,然此系处理疆界而来,忽以商业贸易夹杂其中,殊觉不伦,拒之。俄使不得已,允如清议。于是和约始得告成。
四条约之内容
九月九日,两国公使各以国文约书相交换,而副之以拉丁语译文。约书文义,彼此有相违者,以拉丁为准。约凡六条,即所谓尼布楚条约是也。其全文揭之如下:
第一条 俄国与清国之境界,以人于黑龙江之绰尔纳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及循此河之水源,远至于东海岸所绵亘之山脉即外兴安岭为定界。循此山脉之南坂所流出之河川,及南方一带之地,则属于大清帝国;此山脉之北方所有地方及河川,则依然为莫斯科帝国之领土。又眉勒以上之支流为尔客河,南方一带之地,属于大清帝国,其北部为莫斯科帝国之所属。现时尔客河之南方,所有市府或住民,当移住于河之北岸。
第二条 俄国人所称雅克萨地所建造之堡砦,当悉行毁坏,其所居住之俄国人,当悉携其财产,退去至莫斯科政府之境土。两国间无论何国之猎夫,不得以何等之口实,横越境界。如有一人或二人擅自越界捕猎,或窃盗者,即行捕缚,送所在官司,准所犯之轻重惩处。如有十人乃至十五人一队,武装逾境狩猎,又掠夺者,或与外人相互杀戮者,当具其事情,报告于两国皇帝;于其罪状既明者,即当处犯者以死罪。其关于民人相互之私交,则无论为如何之事情,两国间不得开战争。
第三条 两国间于过去一切之事,当永久忘却,毋留记忆。
第四条 本条约缔结之日以后,无论何国人,不得容他国之逃亡者及脱走之兵。若于他领内脱走而来之时,随即捕缚,交付于境界所在之官衙。
第五条 在清国领土内现住之俄国人民,及在俄国领土内现住之清国人民,仍得居住原处。
第六条 两国民持有旅行免状时,无论于何地之领内,得交通以营其贸易。
本条约之正文,两国全权委员,于记名捺印后交换,以满、蒙汉、俄、腊丁即拉丁或作拉提诺喇地讷、拉梯诺喇弟内五种文字,记其条文,镂刻之于石碑,建诸境界,永为两国亲善之标准。
约既就,乃书以满、汉、蒙古、拉丁,及俄罗斯五体文字,勒碑格尔必齐河东及额尔古纳河南为界标界碑共二处:一在格尔必齐河东岸,《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均言其事;一在额尔古纳河南岸,《钦定皇朝通典》载之。惟杨宾《柳边纪略》所言,则尚有极东北威伊克阿林大山之分界碑。何秋涛谓杨系康熙时人,亲至黑龙江,所言必有据。然不可考矣。兹复照录其碑文如下:
大清国遣大臣与俄罗斯国议定边界之碑:
一、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名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一带之溪河,尽属俄罗斯。惟乌第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道,暂行存放,俟各还国察明后,或遣使或行文,再行定议。
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俄罗斯。其南岸之眉勒尔客河口,所有俄罗斯房舍,迁徙北岸。
一、将雅克萨地方俄罗斯所修之城,尽行除毁;雅克萨所居俄罗斯人民及诸物,尽行撤往察罕汗之地。
一、凡猎户人等,断不许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猎偷盗者,即行捕拿送各地方该管官,该管官照所犯轻重惩处。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猎,杀人抢掠者,必奏闻,即行正法。不以小故阻中坏大事,仍与中国和好,毋起争端。
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后一切行旅,有准令往来文票者,许其贸易不禁。
一、和好会盟之后,有逃亡者,不许收留,即行遣还。
会议既终,费要多罗以时表、望远镜、银器、貂衣、刀剑等赠与索额图,及其他清使;索额图亦以马匹、鞍辔、金杯、丝制衣服,及绢帛等物,赠费要多罗及诸俄使,以表亲善。清水陆军破雅克萨而去。费要多罗亦修城寨驻军于尼布楚色楞格斯克及乌丁斯克Udinsk。归国后,以功封男爵。于是四十余年间,两国不能解决之纷争,至是告终。说者谓此约中国殆占全胜,殊不知俄人以西伯利亚之占领,渐次侵及我国,今既得贸易之利,以解决食粮问题,遂亦暂戢其野心。而清廷欲表示大国怀柔之德,视边徼荒服,无足重轻,以致咸丰之时,所谓岭南江北滨海数千里之膏腴,终为俄人攘之以去。而今山河依旧,国境全非,亦可慨矣!
一百一 恰克图之会约
一尼布楚条约后之中俄状况
自尼布楚缔约后,中俄东北之边境渐定。其后四年康熙三十二年,俄皇彼得复遣大使伊德司Ides,德国人等率俄国商队至北京,要求自由贸易。清廷以其国书不合国书列康熙帝于彼得后,以为不合属国奏表之例。且议将来奏表,须先呈黑龙江将军阅看,倘有不合,就地驳回,与贡物一并返还;伊德司等乃改国书为奏章,且晋见时行三跪九叩礼,清帝遂照常颁赐,许其通商。规定,“俄国商队三年得至北京一次,每队以二百人为限,得在俄罗斯馆留驻八十日,贸易免税。”此约虽出于俄国之恳请,然实系清廷泽及远人之意。俄人人内地通商之规定,自此始。是时俄皇彼得,虽以发扬国威,扩张领土为主义,且尝言:“俄人必于黑龙江口大洋之面,建立都府。”然以西欧事务繁殷,无暇东顾,故于中国专以平和守约为宗旨,又派遣留学生习华语俄人以清俄文字不通,音闻辄多阻隔。因申请遣人进京,学习国书,俟通晓文字撤回。遇事以清文兼俄罗斯及西洋字驰奏,可免舛误。清帝允其请,为特开俄罗斯教习馆,以维两国交际。而清帝则恐俄人东侵之志不稍戢,置兵精奇里河畔屯田以守之。及康熙中叶以后,平定朔方,外蒙内附,喀尔喀土谢图与西伯利亚接壤,素与俄人有贸易之关系,于是北方之互市与境界问题遂起。时俄皇因清虽许俄人于国境互市,及北京贸易,然时常加以种种限制,故辄生阻害,或禁止俄商入京,或停止国境贸易,对于互市问题,基础极不稳固。乃于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年,派伊斯迈罗夫工smailoff东行,以兰给De Ijnge参赞兰乃瑞典医生,于康熙五十四五年时,由托波尔斯克将军转荐来京。五十七年,复返莫斯科,往北京请改订商约,翌年始达。留京凡半载,因争跪拜礼节,俄使有所抗议;清廷许他日遣使至俄,亦当从俄国礼节,伊斯迈罗夫卒屈服之。清帝屡屡延见,极为优待。惟关于条约改正诸事,绝不答复;而于限制内地人民出口贸易者甚严。按《西域水道记》言:“康熙五十九年议准;库伦地方俄罗斯与喀尔喀互相贸易,人民丛集,难以稽察。嗣后内地民人有往喀尔喀库伦贸易者,令该管官出具印文,将货物人数,开明报院理藩院,始与执照,出何边口,令守口官弁验明院照放行。如带军器禁物,立即查拿送院.交该部从重治罪。由院委监视官一人前往,会同喀尔喀土谢图汗等弹压稽查,二年一次更代”。伊斯迈罗夫见不得要领,遂归国复命,而留兰给为继续之谈判。兰给屡请议约,清廷以贸易事小,不足左右两国交谊答之,卒不得达其目的。至北京贸易,因当事者任意勒索,商旅畏之;而库伦俄商,又辄纷纷侵入,不受监督官指挥,纷扰益甚;于是土谢图汗有停罢库伦贸易之请。复值蒙古逃人阑入俄境,清廷索之,不允;更有天主教师,不悦俄人:数者皆足动清廷恶感。清帝遂命逐兰给以去;寻并凡来清国之俄人,悉逐之。外交关系几绝。清廷所以出此手段者,一方固由于不明通商之真相,而他方亦由于视互市于中国无利,欲借以制之也。盖中俄贸易,虽云互市,其实不过俄国一方之利益。西伯利亚所产之皮毛,以中国为最大销卖场。而皮毛输出,系俄国政府之专业,私人不得贩卖,商队皆为俄政府所派,收入亦即国库财源。中国则反是。故俄国孜孜以求之,而清廷不得不借停止以制之也。
二恰克图条约之订立
是时俄皇彼得与瑞典英杰加罗十二世开战,无东顾之暇,故对于中俄交涉,不抱积极之目的。未几,玄烨崩,胤稹即位。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彼得亦崩,皇后加他邻第一即位。复以雍正四年,遣乌拉的斯拉维赤Sava Wladyslavitsch来北京申前请,且欲会议蒙古与西伯利亚之疆界。胤禛亦认北方有划境之必要,但无使臣在京缔约之例,先令俄使退处布拉河上在贝加尔湖西,乌拉留北京六阅月。诏以郡王策凌,内大臣四格,侍郎图理琛为议约使,以布拉河地方为两国公使议场。于是两使各遣勘查委员审定边境,以五年九月约成,共十一条,即所谓恰克图条约者也。兹举其全文如下:
第一条 自议定之日起,两国各自严管所属之人。
第二条 嗣后逃犯,两边皆不容隐匿,必须严行查拿,各自送交边吏但逃亡在缔约前者毋论。
第三条 中国大臣,会同俄国所遣使臣,所定两国边界,在恰克图河溪之俄国卡伦房屋,在鄂尔怀图山顶之中国卡伦鄂博,此卡伦房屋鄂博适中平分,设立鄂博,作为两国贸易疆界地方。后两边疆界立定,遣喀密萨尔等前往。自此地起,东顺至布尔古特,依山梁至奇兰卡伦;由奇兰卡伦,齐克太,阿鲁奇都呼,阿鲁哈当苏,此四卡伦鄂博,以一段楚库河为界。由阿鲁哈当苏至额波尔哈当苏卡伦鄂博;由额波尔哈当苏至察罕鄂拉蒙古卡伦鄂博,俄国所属之人,所占之地;中国蒙古卡伦鄂博,将在此两边中间空地照分。恰克图地方划开平分。俄罗斯所属之人,所占地方附近,如有山台干河,以山台干河为界;蒙古卡伦鄂博附近,如有山台干河,以山台干河为界;无山河空旷之地,从中平分,设立鄂博为界。察罕鄂拉之卡伦鄂博,至额尔古纳河岸,蒙古卡伦鄂博以外,就近前往两国之人妥商,设立鄂博为界。恰克图鄂尔怀图两中间,立为疆界。自鄂博向西鄂尔怀图山,特们库朱浑,毕齐克图,胡什古,卑勒苏图山,库克齐老图,黄果尔鄂博,永霍尔山,博斯口,贡赞山,胡塔海图山,蒯梁,布尔胡图岭,额古德恩昭梁,多什图岭,克色讷克图岭,固尔毕岭,努克图岭,额尔寄克塔尔噶克台干,托罗斯岭,柯讷满达,霍尼因岭,柯木柯木查克博木,沙毕纳依岭,以此梁从中平分为界。其间如横有山河,即横断山河,平分为界。由沙毕纳依岭至额尔古纳河岸,阳面作为中国,阴面作为俄国。将所分地方,写明绘图,两国所差之人,互换文书,各给大臣等。此界已定,两国如有属下不肖之人,偷入游牧,占据地方,盖房居住,查明各自迁回本处。两国之人,如有互相出入杂居者,查明各自收回居住,以静疆界。两边各取五貂之乌梁海,各本主仍旧存留。彼此越取一貂之乌梁海,自定疆界之日起,以后永禁各取一貂。照此议定完结,互换证据。
第四条 按照所议,准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恰克图尼布楚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均指令由正道行走,倘或绕道,或有往他处贸易者,将其货物入官。
第五条 在京之俄馆,嗣后仅止来京之俄人居住,俄使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现在住京教师一人,复议补遣三人,于此庙居住,俄人照规礼拜,不得阻止。
第六条 送文之人,俱令由恰克图一路行走,如果实有要紧事件,准其酌量抄道行走,倘有意因恰克图道路窎远,特意抄道行走者,两国各自治罪。
第七条 乌带河在外兴安岭北东流人鄂霍次克海之乌带湾等处,仍暂置为两间之地,彼此不得占据。
第八条 两国边吏,凡事秉公迅速完结,倘有怀私诿卸贪婪者,各按国法治罪。
第九条 彼此咨行文件,如有搁延不复,或留难差人,是与两国和好之道不符;则暂为停止通商,俟事明照旧通行。
第十条 所属之人有逃走者,于拿获地方正法。如有持械越境杀人行窃者,亦照此正法。如无文据而持械越境,虽未杀人行窃,亦酌量治罪。军人逃走或携主人之物逃走者,于拿获地方,中国人斩,俄人绞,其物仍给原主。如越境偷窃牲畜者,初犯罚所盗物价十倍,再犯二十倍,三犯者斩。
第十一条 两国既定新约,永相和好,换文刊刻,晓谕在边诸人。
上约根据钱恂《中俄界约斟注》及施绍常《中俄国际约注》
此条约之大意,则边界以楚库河一段为界,迤西以博木沙奈岭诸脉为界,各立界标志之。第三条所谓“将所分地方,写明绘图,两国所差之人互换文书,各给大臣等,”盖当时关于边境之详细规定,尚有三件换文,即俄人所谓一《布连斯奇界约》,二《阿巴哈依图界约》,三《色楞额界约》,是也。布约互换,在恰约成立之前两月,原系俄使提出,经我国代表图理琛等勘定在波尔河边互换即恰约第三条所本也。后二条又为布约之补充条约,均依据该约以分定疆界,设立鄂博者。前者自恰克图以东至额尔古讷河之最高处,共设六十三鄂博,后者自恰克图以西至沙宾达巴哈恰约布约并作沙毕纳依岭及廓恩塔什地方,共设四十八鄂博。此三约我国向无传本,俄文本载The Maritine Cus—toms,Treaties Conventi ons 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ppl2—27。实则等于条约之附录耳。通商北京仍照旧,边境以恰克图为市场;而市场地点所在,则恰克图以南,买卖城以北,中间立鄂博为界标处是也。附注:此条约有应当注意者,即乌带河地方为两国中间地,仍系尼布楚条约后,多年不能解决之问题也。
三订约后之商务及外交状况
恰克图条约,以翌年得两国政府之批准,定恰克图为两国贸易商场。至贸易方法,则由两国官吏严格监督,禁止银货及金钱之交换,只以实物相交易,如古代以有易无之例。货品俄人以黑羽纱及兽皮牛羊皮等,来易清商所贩之茶砖、茶、绸、绢,及棉布等物而去。其价值假定一匹上等羽纱,当若干分量之茶;一匹绢,当若干之羊皮等。其后积久弊生,互相欺诈,彼此辄言其货物价昂,须多交换,故常发生纠纷。至两国文书往复,均不以皇帝之名,中国则以理藩院,俄国则以萨那特衙门俄制贵族与皇族有世爵者组合之机关,谓之萨那特,音与Senate相近,故日人稻叶君山译作元老院。但以后俄人于恰克图设官署,置将军管之,即中国所谓之萨那特衙门也。至是贸易及国交之关系渐次繁密矣。据《俄史》所载,谓雍正八年,中国政府尝遣钦差大臣托时出使俄都,盖以准噶尔之叛乱,戒俄人严守中立;凡准族王公贵族逃人俄境者,必引渡中国。时俄女帝安那伊凡Anne新立雍正八年,于克里姆林宫接见托时,惟对准部事则态度模棱。中国诸史中未有记其事者。意当时准部之对于中国,动以俄兵援己为名;政府或欲借外交政策,使俄人不为准部后援;通使之事,当由于此。之所以记载缺如者,或出于领兵大臣之所为,而非清廷特简耳。
[附注] 自西比利亚入蒙,以色楞格为第一驿,是即图理琛《异域录》所称之楚库柏兴也。楚库Chikoi因河而得名,柏兴为俄语城之音译。楚库为色楞格河之支流,柏兴在二河交汇处以北十里外色楞格河之东岸,有大木营治楼房百余间,无城垣,四面皆山。俄蒙人二百余户杂处,俄设头目一员,驻兵二百名。色楞格河源出肯特山Kentei及萨扬岭Sayan间山麓,东北流入亚比利亚。其山口岔道,乃自色楞格入蒙之惟一孔道,而恰克图Kia Khta扼处其冲。松筠《绥服纪略》云:“先是沿边市易并无定所,时疆界明,因即附近相度有恰克图地处适中。雍正七年奉旨着于该处设立市集,并派理藩院司员,三年一换,驻扎总理。由是俄罗斯咸归恰克图贸易矣。”恰克图市场乃跨处两国疆界,中俄各建市镇毗连,俄方曰恰克图,中国曰买卖城.本非一城也。英人柯斯William Coxe1747-1828于十八世纪末叶旅行其地,纪之曰:“恰克图互市地,中俄两国各建一城毗连,中国者称曰买卖城,俄国者称曰恰克图。俄城恰克图筑于北自西比利亚流入布拉河Bura之恰克图河附近。该城为正方形,四周以木栅为垣,设三门,置兵防守:一门朝北,一门南向,遥对中国买卖城,一门东向,面恰克图河。城内建有教堂、官衙、税局、房舍、兵营、货栈,皆以木营建。买卖城筑于恰克图城正南一百四十码。二城距离中间地点,树立标柱,高约十尺,以志两国之疆界;一面刻俄文,他面刻满文。城为矩形,宽约四百码,长七百码,四周各设一门,置兵看守。城内有房舍约二百余所,居民达一千二百人,主要街道有二,宽约八码,十字横贯城中。”观此则可知两国互市地之情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