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清帝国之成立

三十二 天聪以前之政治

一内部之统一

努尔哈赤之死，皇太极以势强得位，然各大贝勒仍拥有实力，不甘臣服；故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俱以兄行列座，同受朝拜。盖当时之政治，仍不过八旗之合议体，内部之实权，未能统一也。皇太极以名分之首领，其势力自较他贝勒之扩展为稍易；且以英明之才，从事于安内攘外，不十年间，南下朝鲜，西荡蒙古，屡挫明国之师，以图内犯。对外武功，远迈前代，而其对内集权，尤足见手段之灵活也。与其同列之三贝勒，既不肯低首服从，自不免逐一被斥；故天聪四年，皇太极怒阿敏永平之败，宣谕罪状十六条，其中大半皆素日积蕴而未发者，不过借此为揭示之时机耳。阿敏既除，既而莽古尔泰以酗酒怒詈，不保其位矣．先是，天聪五年，大凌河之役，一日，皇太极莅岳托营，莽古尔泰与俱奏曰：“昨日之战，我旗将领被伤者多，旗下摆牙喇兵，有随阿山出哨者，有附达尔汉额驸营者，可取辽乎?”皇太极曰：“予闻尔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违误。”莽古尔泰曰：“我部落何尝违误?”皇太极曰：“果然，是告者诬矣；予将亲追究之。”莽古尔泰曰：“皇上宜从公道，何独与我为难?我以皇上故，一切承顺，乃犹未释，而欲杀我耶?”因举佩刀手磨之，而睨皇太极。时德格类亦在坐，阻而殴之，莽古尔泰犹怒詈。皇太极默然以去。不久，莽古尔泰论罚降秩降和硕贝勒秩同诸贝勒。六年，李伯龙奏定朝仪，诸贝勒皆言莽古尔泰不当与皇太极并坐。皇太极曰：“曩与并坐，今不与并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予不敬兄也。”代善曰：“我等既戴皇上为君，又与上并坐，恐国人议者，谓我等奉上即大位，又如三尊佛并列而坐，甚为非礼。既滋人议，神必降谴。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此种座位之变易，不特表形式之朝仪而已，实足为内部渐趋统一之明证也。然莽古尔泰降秩，心不能服，乃与女弟莽古济格格，及其夫敖汉部琐诺木，贝勒德格类、屯布禄、爱巴礼、僧冷机等，前对佛跪焚誓词云：“我已结怨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鉴之!”琐诺木及其妻亦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未几，莽古尔泰暴死天聪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德格类亦继卒天聪九年十月初二日。天聪九年十二月，僧冷机首告于刑部贝勒济尔哈朗，琐诺木亦首于达雅济，诸大臣因会审得实，诛莽古济格格，磔屯布禄，爱巴礼及其亲友于市，琐诺木以先行举首免罪。赏僧冷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后籍莽古尔泰家，获所造木印十六，文曰：“金国皇帝之印”。其宿志与阴谋即此可以知之。此皇太极所以于朝仪更定之时，犹费踌躇也。阿敏与莽古尔泰既死，代善以戆直不足有为，而多尔衮又巧猾善于逢迎，不触忌讳。故独裁之政体成，而金国之帝业兴。

二对外之发展

    皇太极承努尔哈赤之后，其对外事业之发展，较前尤著。天命年间，不过收服同族之部落，以建立一汗庭，而朝鲜、蒙古，非复兵力所及也。皇太极新即帝位，即以征取朝鲜皮岛为事，以除后顾之忧，建州之业，乃臻巩固。其后东收瓦尔喀，北服科尔沁，塞外雄部，罔不率服。于是明国之藩篱尽撤，而帝运之转移，渐趋于辽、沈矣。天聪八年冬，皇太极祭告努尔哈赤文曰：

        甲戌年十月二十七日，嗣位孝子皇太极，敢昭告于皇考之灵曰：臣受命以来，管八旗子孙，合志同谋，夙夜忧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于兹八年。幸蒙天地之鉴，臣等一德同心，眷顾默佑，仗皇考积德之威灵，臣等于诸国，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谨取数年行师奏凯之事，上慰神灵：朝鲜稽首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招降阿鲁诸部落，以及喀喇沁、土默特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先归附者半，察哈尔汗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特部落，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之打草滩地方，其执政大臣，各率所属来归。今为敌者，惟有明国，天下之事业，俱已就绪。凡此皆皇考之素志，后人踵而行之者也。伏冀神灵始终默佑，以廓疆圉，以成大业，惟在明鉴。不胜感怆，谨上告。

观此则皇太极数年经营之结果，可以知其崖略。当努尔哈赤之时，与金有同等之地位者，有朝鲜，有蒙古。努尔哈赤之称汗，亦不过改隶属于明庭之建州卫都督，而为建州女真之主而已，仍不能不以宗主国视明也．此种态度，迄于天聪之末，未尝稍变。及皇太极下朝鲜，降蒙古，塞外列邦，已不克与金有同等之地位，且以内部之组织渐备，军威之发展甚速；实力既臻，拥戴乃上。

三十三  皇太极之称帝

一称帝之原因及事实

    大清帝国之成立，为金汗数十年战争之结果。努尔哈赤为创业之雄酋，而皇太极实光大之英主，其有造于女真散漫之际者实深。以武力为统一之手段；乃国家起源之一种，清国之建，殆近似之。皇太极既统一塞外诸民族，而获传国之玺，由迷信之心理言之，所谓天与；遗书议和，明廷耻之，乃不能不使金汗受封之素志，一变而为帝国之雄图，所谓时势；而汉人之归附，蒙民之拥戴，二王之黜死，群僚之尊畏，亦可谓之人归矣。故大清帝国之成立，一方固由于武力征服之结果，而环境之造成，亦诚不可漠视也。皇太极既有为帝之野心，则所谓诸臣之劝进者，特不过表面文章耳。天聪十年三月，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都元师孔有德等，并以请称尊号来朝。四月八日己卯，大贝勒代善及内外诸贝勒文武群臣共上表，以满、汉、蒙文书之，凡三通：贝勒多尔衮捧满字表文，土谢图济农巴达哩捧蒙字表文，都元师孔有德捧汉字表文，率各官跪进之，文曰：

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及外藩诸贝勒，恭维皇上承天眷佑，应运而兴，当天下混乱之时，修德礼天，逆者威之以兵，顺者抚之以德，宽温之誉，施及万方。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内外化成，上合天意，下协舆情。以是臣等仰体天心，敬上尊号，一切仪物，俱已完备，伏愿俯赐俞允，勿虚众望!    

读毕，皇太极曰：“尔等合辞劝进，至再至三，朕恐上无以当天心，下无以孚民志，故未俞允。今重违尔等意，坚辞不获，勉从众议，既受尊号，当益加惕厉，惟天佑助之!”诸贝勒大臣皆欢忭而退。十四日己酉，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祭告天地，乃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于盛京城东营建太庙，遣官祭告；上太祖努尔哈赤尊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皇太极亲率贝勒大臣诣太庙祭告，祝文有：“臣以明人尚为敌国，不可遽称尊号，固辞不获，勉徇群请，践天子位”语。追封功臣费英东为直义公，额亦都为宏毅公，配享太庙。费英东姓瓜尔佳氏，随其父索尔果于天命二年帅所部来归，受一等大臣，尚主，从征三十余年，每战身先攻坚突阵，当之者辄糜烂，屡立功，日见亲幸。性戆直，见国事小有缺失，即强谏，克抒谋略，佐成大业，列议政五大臣中。天命五年卒。额亦都姓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父母为仇家所害，年十三，手刃仇人，鼓勇尽力，凡攻城略地，均奋身先登，四十余年，未尝挫衂。每受赐，分给有功将士，不以自私。浑河之役，被五十余创，战愈厉，卒拔之。天命六年卒。十六日丁亥，颁诏大赦，群臣上表称贺，内院官奏定御用仪仗品数。二十六日丁酉，叙功册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礼亲王，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阿济格以下，为郡王贝勒有差。蒙古诸贝勒，亦有亲王郡王贝勒等爵。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嘉为智顺王，部下各官，亦论功升赏。

二大清之意义

大清改号，史书不详其所由，据当时之情形推测之，可知由于对明关系，且涂改建州之称而曰满洲，亦不过一种权宜之计。前于第九节中，已详言之矣。大清之意义，据乾隆帝所言，有大东之意。盖以五色配五方，而东为青色，音转为清。或曰：清者，廓清天下之义也。而稻叶君山以金天氏解释此意，有曰：“去金而称清，吾人欲解此问题，有二要件：一新旧两号之间，当有联络之意；二选择国号，当有一种普通之表象。就此推究，从中国古代少昊金天氏之传说，可以证明其义。少昊金天氏父曰清，有曰：‘胙土于清。’据罗泌所说，少昊氏以金为宝，历色尚白，故又曰金天氏。就史事征之，起于朝鲜南端之新罗，亦曰金天氏之后，起于长白山东之渤海，亦感受五行说之影响，自称震国。毕竟彼等接受汉种之文化，因义定名，则吾人解说，不得谓为附会之言也。观太宗即位，以翌日公表宫殿之名，称中宫曰清宁宫，东宫日关雎，西宫曰麟趾。或择翔凤楼，飞云阁等佳名，以饰帝王之观瞻，则彼等殆以金国拟少吴金天氏，因金天氏，胙土于清，故采用清字以命名也。”稻叶以意为说，官书未载，故亦不免有附会之嫌。盖当其改号之时，未必若是精审，以曲及金天“胙土于清”之义。或言女真尚白，白为清净意，改金为清，实简单而易识。近日孟森所撰《清代史》讲义，则云：“太祖时已定国号为金，亦称后金，或称大金，是犹以女真先世帝号为荣，欲为绍述而已。至太宗乃辟而去之，直以金之半壁天下为未足，易一号以自标帜焉。顾其金之改为清，意义何在?余谓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金梁《光宣小纪》亦称清即金之谐音，并举沈阳抚近门额，汉人称大金天聪年，其满文即大清字样。是可知金之为清，改汉不改满，有确证矣。”按金梁于满文并不精通，观其译《满洲老档秘录》可知，金清谐音之说，虽不无理由，然改汉不改满之说，尚待考。因抚近门额系天聪年立，其时尚未改大清也．以上诸说，各具一面之理由，然皆未有明确之史证，吾人既不能起死者于地下，则惟有罗陈佥述，以俟将来之发现而已。

三十四  朝鲜之征服

一开衅之因缘

    自江都誓盟后，朝鲜对清之态度，虽一时趋于软化，然实未肯服清而绝明也。毛文龙既诛，诸岛无主，天聪五年，皇太极将乘虚攻诸岛，使使征兵船于朝鲜。李倧留其使，三日乃见，谓之日：“明之于吾国，犹父也；助他人以攻吾父，可乎?曩之盟约，特私行之耳。”七年夏，孔有德等以舟师二万人，自登州渡海来降，清又征粮于朝鲜曰：“尔国视明犹父，故输粟且十倍；我今亦尔兄矣，仅输一次，宁尚不可?”倧不从，复于京畿三道，筑十二城，意在防敌。义若义州互市之无利，放还逃人之交涉，岁币之减少，越境之不法见第六章，皆为二次开衅之远因，即清人所谓朝鲜败盟之罪也。至于近因，则在朝鲜之不尊清号。初，两国成兄弟之约，来书曰奉书，彼此称贵国，敝国，或曰不穀，乃邻国通聘之礼。及清平插汉，得传国玺，于是诸臣请上尊号；又遣使朝鲜，吊其王妃之丧，兼致书李傢曰：

今岁春正，蒙古各部贝勒，俱来朝贺，合词劝进。上曰：“尔等皆吾子弟，朝鲜国王，亦吾弟，宜令知之。”我等仰体上拳拳友邦之谊，故遣使相告。以我等度之，王亦念上恩德決于人心，兵威临于绝域，各国归顺，兼获玉玺，亲来朝贺，固其理也；劝进尊号，不更宜乎?古人有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今上宽仁厚德，博施济众，国中就绪，外藩倾心，是皆合天意顺人心所致也。我等仰承帝命，俯合人情，欲推戴主上而进尊号，王以为何如?    

清国之意，欲朝鲜拥戴，以变更从来之平等而为君臣关系。其使英固尔岱至朝鲜，儒生多疏请焚虏书，斩虏使。当时郑蕴请李傢进兵开城，振作士气。而洪翼汉疏言：“臣自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今虏此言，奚为而至也?曩者贼臣引寇猝至，乘舆播越，乞和为好。苟于其时先枭弘立之首，我堂堂大义，昭揭如日星，戎狄豺狼，岂能不感耸钦艳于我之礼义乎?计不出此，惟以得弘立为幸，倚以为安危之机。彼欲左衽我，臣妾我，实由于是。臣自闻僭帝之说，胆欲裂，气欲断，宁为鲁连而死，不忍此言之污口也。请亟执虏使，责其背约僭号而戮之j然后函其首，奏闻皇朝明，则义益伸而气益张。”主战派之言论，颇足动政府之听闻，故清使至，亦不接见，壁还其书。诡令英固尔岱等至议政府议事，而导之于禁川桥，空帏设兵，昼夜防守。英固尔岱等于城中夺马乘之，突门而出，途中朝鲜遣人持报书追付之。当时又下与八道通谕，其致平安道观察使之文，适为英固尔岱所夺，乃还奏。兹录通谕之文如下：

国家值丁卯之变，不得已权许羁糜，十年之间，谿壑无厌，恐喝日甚，此诚我国前所未有之羞耻!上自圣明，下至臣庶，含垢忍痛，所以欲一奋以湔此辱者，岂有极哉?今此虏益肆猖獗，敢托僭号之说，以与我商，此岂我国臣民所忍闻乎?不量强弱存亡之势，一以大义决断，却书不受，严斥其言，虽胡使邀请，终不接其辞，至发怒辞而遁去；都人士女，咸共闻睹。虽知兵革之祸，迫在旦夕，反以为快。何则?四方若闻朝廷有此正义之举，必闻风激发，誓死同仇，岂以贵贱远近而有间乎?前因遭逢变故，必有告谕之文，今以此意，下谕诸道，使忠义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愿从征；务期共济艰难!    

朝鲜不承认皇太极之称帝，纯粹为对明关系。朝鲜历代受明廷册封，附属于中国，若一旦拥戴虏酋，亦犹臣子改节，是以义不忍为也。惟在清国方面，征服满蒙，通聘朝鲜，为敌者只有明国。明素以大国自居，不愿与夷酋谋和；故不得不建设帝国，以相抵抗。然朝鲜不服，则清之基础，未能稳固；此皇太极所以于二次之役，势在必行也。

二主和之论与清国通牒

    清使之来朝鲜也，国论沸腾，佥议严拒，惟府尹崔鸣吉主和议，以为：“国家军备不充，徒主斥和，甚为危险。不决战守之计，不为缓祸之谋，一朝虏骑长驱，生灵鱼肉，宗社播越；及至此时，咎将谁任耶?”更上封事，历述成浑之言，谓重宗社，相时度力，因时制宜之义。时尹集反对极烈，其言曰：“近有一种邪妄怪慝之言，上蔽天聪，下绝人望，将天地晦塞，义理敪绝，国不得国，人不得人。和议之亡国，非自今日始，然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天朝之于我国，父母也；奴贼即父母之仇也，人臣岂有与父母之仇，约为兄弟，而置父母于相忘之域，恬然不以为耻者?鸣吉之剳子，荧惑天听，胁持台阁，阻绝公议；吁，巧且惨矣!外挟强寇之势，内劫其主，是宁可忍乎?”盖朝鲜之大臣，亦染中朝儒臣之风，讲义理而不度时势；崔鸣吉之见，亦可谓独出群侪矣。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时朝鲜之使者罗德宪、李廓，以供春季礼币至，独不拜。皇太极以不欲为戎首，置不问，遣之归，予书李倧曰：

我使臣归，知尔国变易成例，令我所遣大臣赴尔宰臣衙门议事，且将贝勒等所致书置之不答。此虽出诸贝勒之意，亦曾奏闻遣使，若云诸贝勒原无通问之例，则曩者兵临尔境，王遁岛中，不尝书使往来，对天盟誓乎?吾两国本无仇怨，尔无故发兵助明，加害我国，幸蒙天鉴，尔之将士尽为我擒。我不忘旧好，故不忍加诛，仍以客礼优养。天以辽东赐我，尔复容留明人于尔地，助给粮饷，诱纳叛亡，我是以有声罪之讨。比及班师，尔以同姓之人，诡称亲弟，遣质我国。先年，我将阵获之将，遣还尔国，尔返戮之；其所遣随从汉人，尽执以付明国，尔见我国逃附明国之人，必引而致之，明国归附我国之人，必迫而执之。我严戢边民，不许越境侵犯；尔纵国人狩猎采参，常扰我地，我是以始令增纳所进岁额。今又听书生不达时务之言，背弃十年盟誓之好，一旦戎马临郊，将令书生搦管前驱乎?抑令军士荷戈以战乎?背盟搆怨，自取覆亡，恐两国交兵，王之臣民，皆敌国矣。……尔王若自知获罪，即送子弟为质，不然，即于某月某日，举大军以临尔境。尔时虽悔何及!    

此清国最后之通牒，即对于朝鲜之宣战书也。罗李行至通远堡，弃之而去。其为朝鲜之指使可知。十一月，复遣使至清国，侦察实情，皇太极曰：“尔国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送王子大臣及斥和主战者来，不然，则我大举东伐矣。”复以前夺通谕八道之文示之曰：“渝盟之端，明在此书，何故破我先盟?若谓贵国为筑山城，则我当自大路直向京城，其以山城可捍我乎?贵国之所恃者，江都也；我若蹂躏八道，其以一小岛可为国乎?贵国之持议论者，儒臣也；其挥笔可以战乎?”遂逐其使。

三南汉山城之围

崇德元年十一月，将征朝鲜，祭告天地，整理甲兵，颁布军令。十二月朔，诸部之兵来会，乃命郑亲王济尔哈郎留守，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等，分屯牛庄、噶海以备明。次日启行，至沙河堡，命睿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统兵入长山口。九日，驻营镇江，命贝勒杜度，及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往攻皮岛、云从岛、大花岛、铁山一带。十日，渡镇江而抵义洲，十一月至定州，命蒙古兵沿海略地。十四日，清先锋军至朝鲜京城。先是三日，皇太极命玛福塔等率兵三百，伪装商人，星夜赴王京；又遣豫王多铎贝子硕托等率护军千人继之。越六日，命管兵部贝勒岳托，额驸扬古利，率兵三千，往援多铎军。十四日，玛福塔等抵朝鲜王京，遇崔鸣吉等于城内，鸣吉问曰：“尔等之来为何?”玛福塔曰：“我等奉皇上命，与尔国王有事相议。”鸣吉曰：“既为议事而来，俟启王以礼相迎。”遂设宴迎待，以为缓兵计，李倧即乘间遁往南汉山城。玛福塔等追之，多铎等亦相继至，合兵围南汉山城。二十七日，皇太极渡临津江。江在都北百余里，与都南之汉江，夹拱王城者也。先是，天气晴暖，两岸冰泮，徒步亦不可行；二十四日，天雨骤寒，冰坚甚。是日，清军毕济。命谭泰等率骑兵入朝鲜王京，而亲率军径渡汉江，抵南汉山城。次日，谭泰入王京，尽收其财物牲畜。崇德二年正月朔，皇太极张黄伞，树大旗，巡视形势。次日，败全罗道之援兵。时南汉山城之守兵约万二千人，诸将分守之地点如下：

官名
 人名
 地名
 官名
 人名
 地名
 
都监大将
 申景祯
 东城望月台
 抚戎使
 贝宏
 南将台
 
御卫提调
 李曙
 北门
 守御使
 李时白
 西将台
 
御营大将
 元斗杓
 北城
 水原府使
 具仁垕
 南门
 

城中之粮，仅一万四千三百余石，足支二月。李倧以蜡书八道，檄诸道兵勤王，并遣使告急于明。时明方患流寇，未暇出兵；登莱总兵陈洪范，以舟师往救，守风不敢渡。国中东南诸道兵，亦相继败奔；西北诸道，则逗留峡内不进。四日，孔、耿、尚三王，携大炮至。七日，全罗道兵使全俊龙来援，清命多铎、扬古利迎战。时天雪，阴晦不见，扬古利中枪而死。皇太极哀痛不已，后追封为武勋王。十日，多尔衮、豪格率左翼兵来会，杜度亦护送炮火至。清军所至克捷，全境靡然。诸路之援兵，亦多为所败。李倧危城固守，粮糈日竭，主和之论，至此得势矣。

四问罪与求成

    先是，清于正月二日，遣英固尔岱、玛福塔送问罪之书于南汉城内，兹录于下：

我兵前年东征兀良哈之时，尔兵截战一次，后明国来侵伐，尔又助之，然朕犹念邻国之好，竟置不言。及朕方获辽东，尔复招纳辽东之民，献于明国，朕始赫怒兴师。丁卯之年伐尔者，职是之故；岂恃强凌弱，无故加兵耶?丁卯之年，以阳和误我，今竟与我绝好。尔之边臣，聚集智谋之士，激励勇敢之人，抑何为耶?今朕亲统大兵，即陈尔境，尔何不使智谋者效谋，勇敢者效力，以当一战?岂朕恃强侵尔地耶?尔乃孱弱之邦，反敢扰我疆界，采参捕猎者何故?朕之降民，尔辄献于明国，孔、耿二将军自明来归，朕遣兵接应，尔兵以鸟枪击战者又何故?是兵端先由尔启也。……朕既以弟善视尔，尔反行背逆，起衅搆戎，陷害生民，遗弃城郭宫室，离别妻子，奔走载道，入此山城，得延年耶?尔欲湔丁卯之辱，是徒弃安乐而自起祸端于相睦之国。即如今年遁入山城，亦因尔之罪恶所致，坏国殃民，遗笑万世，又何能湔之有?然既欲湔丁卯之辱，何不出战，乃效妇人之遁藏耶?尔遁入此山城之意，虽欲图苟免，朕岂肯舍尔而去耶?朕之弟侄，及在内之文武诸臣，在外归附之诸王贝勒，欲上尊号，尔之君臣，何为而曰不忍?夫尊号之称否，岂任尔之私意耶?尔之此言，亦为太僭矣。天佑之，则尊为天子；天祸之，则降为庶民。尔修整城郭，待朕使臣，顿失常礼者，何故?又使我使臣见尔之宰执，设计欲执之。尔父事明国，专图害我者，曷故?此乃罪之大者。至其小罪，则何可胜数!朕因尔有此大罪之故，率大兵至尔八道，尔所父事之明国如何为尔应援，朕将拭目俟之。宁有子受祸而父不之救者耶?不然，则是自贻其祸于其国与民，万民百姓，岂不尔恨?稍若有辞，不妨明以相告!    

次日，朝鲜阁臣洪某等赍书至清营谢罪，置而不答。越十日，李倧复上书云：

        曩者小邦之宰臣，奉书为军民陈情，回称未有皇帝复命。小邦君臣，延颈企踵，曰候德音，今已浃旬，尚未鉴照。势穷情迫，不能不再鸣，维皇帝垂鉴!小邦昔蒙大国之惠，猥托兄弟，昭告天地，疆域虽分，情意无间；自以为子孙万姓无疆之福。岂意口血未干，疑衅中结，坐陷于危迫之地，重为天下之笑。然溯厥由来，皆缘天性柔弱，为群臣所误，昏迷不察，以致于此；亦惟自责，更有何辞?但念兄之于弟，有过则恕而责之者，理也；然责之太严，反乖兄弟之义，岂非为上天所不喜乎?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诗书，不习兵革，以弱臣强，以小事大，乃理之常；岂敢与大国相较?只世受明国厚恩，名分已定；壬辰之难，小邦旦夕可亡，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拯济生民于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铭镂心骨；故宁获过于贵邦，不忍有负于明国，无他，其树恩厚者，感人深也!夫加恩之道，原非一途，苟能活其生命，救其国危，则发兵而救难，与释兵而保存，其事虽殊，其思则一。去年小邦处事皆谬，屡蒙大国之拯救，然犹不自悛，致动大国之兵；君臣父子，久处孤城，其窘已甚。倘于此时，蒙大国之翻然舍过，许其自新，使倧得守宗社，常奉大国。则小邦君臣，矢心感叹，至于子孙永世不忘；天下闻之，亦莫不服大国之威信，是大国一举而结大恩于东土，熙鸿号于无穷也!不然，惟快一朝之怒，务穷兵力，伤兄弟之义，闭自新之路，以绝诸国之望，其在大国，恐亦未为得策!以皇帝之睿智，岂虑不及此乎?夫秋杀春生，天地之道也；矜弱恤凶，霸王之业也；今皇帝以英武之略，抚定诸国而新建大号，首揭宽温仁圣四字，将以天地之道，恢霸王之业；则如小邦之改厥前愆，自托洪庇，宜若不在弃绝之中!兹敢不避尊严，更布区区，以请下命。

    皇太极降敕切责之云：“今尔有众，欲生耶，亟宜出城归命；欲战耶，亦宜速出一战；毋徒以信口美言，饰非文过为也。”十九日，李倧又遣其阁臣洪某奉书曰：

伏奉明旨，屡赐申谕，秋霜懔烈中，隐寓春生之意，捧读惶悚，措身无地!仰惟皇帝威德远播，诸藩合词，共进尊号，天人所归，景命方新；而小邦以十年兄弟之国，顾反获戾于兴建之初，反求诸心，有噬脐莫及之悔!今之所愿，但有改心易虑，一洗旧过；举国承命，得比诸藩而已。诚蒙典察微悃，许以自新，则奉书礼仪，自有常式；至于出城之命，实仁覆至意。然重围末解，帝怒方盛，恐婴城亦死，出城亦死，是以瞻望龙旌，引分自决，情亦戚矣!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盖以礼不可缺；而坚城不出，实缘兵威大可惧也。皇帝方以天地生物为心，则小邦亦当与于全活优养之中。伏维帝德如天，必加矜恕。敢吐实情，恭候恩旨。     

清帝之意，欲李倧出城归降，不然，则徒为美言饰过而已。李倧以重围未解，兵威可惧，恐出城亦死；恳以古人城上拜天子之意，结盟而退。清帝不允。次日，即命英固尔岱等往复以书，并要求缚送首谋败盟之人，诛之以示儆戒。兹撮录原文如下：

今命尔出城见朕者，一则见尔诚心悅服，二则欲加恩于尔，令永主尔国；旋师以后，示仁信于天下耳。若以计诱尔，何以示信天下?朕方承天眷佑，抚定四方，正欲赦尔前愆，以风示南朝。若以诡计取尔，天下之大，能尽谲诈取之乎?是绝人归顺之路也。尔若犹豫不出，则地方蹂躏，刍粮罄竭，生民滨于死亡，祸变日增，诚不容刻缓者也!尔首谋败盟之臣，朕原欲尽诛方已；今尔果出城归命，先缚送首谋三四臣，当正国法，以儆后人。盖陷尔举国阽危，误朕西征大计，咸此人之罪也。若不缚送首谋，俟尔归顺之后，始行索取，朕不为也。尔若不出，纵谆谆祈请，朕不听矣。    

清始终以出城为要挟之条件，原欲示信天下。而李倧终不信清人之谲诈耳。故两国之和约，仍须有一番之波折也。

五斥和之论与江华岛之克

围城之内，主战与媾和两派之意见，绝对不能相容。初，崔鸣吉倡主和之论，廷臣非之；及山城被围，以国书致清，表示愿和之意，金尚宪见而裂之，痛哭曰：“君臣上下，同守一城，若蒙在天之鉴，则不可不为一日之图。如此而更无能，即请速就死!”因叱鸣吉曰：“公等忍为此事耶?”鸣吉曰：“不得已耳。公裂之，吾当拾之。”乃举寸裂国书，补缀之。申翌圣进而抚剑曰：“若主和议，则吾不能不以此剑斩之。”而参判郑蕴弹劾鸣吉尤烈曰：“殿下今称臣，是君臣之分已定。夫君臣之分已定，则不可不惟命是从，彼若命之出降，殿下即出降乎?命之北去，殿下即北去乎?命之易服行酒，殿下即易服行酒乎?不从，则彼必以君臣之义，声罪于我，事至于此，殿下将何以处之?鸣吉所云，一经称臣，即可以解围而全君父，此犹如妇寺之忠耳。夫与其屈膝而生，何若守正为社稷而死?我国之与中朝，可忘其父子之恩耶?可背其君臣之义耶?天无二日，而鸣吉欲二其日；民无二王，向鸣吉欲二其王。是可忍，孰不可忍耶!”此种言论，虽系仗义执言，然时势所迫，不容如此耳。李倧颇主和议，惟对于出城一条，不肯自冒危险。清为速其归降计，于是有江华岛之攻克。初，清以李倧及群臣之妻子，多在江华岛，欲造船攻取之，则南汉城内之人，自可归顺矣。乃命劳萨往沈阳，招工匠，复令八旗造小船八十只。命多尔衮等分兵取江华城，用车轮驾所造小船，由陆地曳行，二十二日，至江华岛渡口，乘船渡江。朝鲜之兵船百余，分两翼，清师由中冲入，发红夷大炮，朝鲜兵败。清军登岸，朝鲜驻岛之鸟枪手千人距岸迎战，亦为清军所歼，遂克江华岛城。获朝鲜王妃一，王子二，阁臣一，侍郎一，及宗室共七十六人，群臣家属百有六十六人。多尔衮令一无所扰，使王子及阁臣护侍王妃，清兵随后，颇致恭敬，盖欲以此示惠，以招城降也。二十四日，谕李倧曰：“尔不从城出，始有速攻江华岛之命。若早听朕言，岂至于此!今朕之成命，已明示于庚申二十日日诏内，朕获尔家室，谕尔前来，若再迟延，是自弃其家属也。”时皇太极以朝鲜不从，欲委兵事于多铎，而歼灭之，自先回国，使朝鲜欲和不能。此或清人之作势威吓，然亦促倧速降之一原因也。

六李倧之出降

二十八日，清帝向朝鲜提出归降之条件曰：“朕览尔来奏，知尔欲保全宗社，朕诏已出，宁肯食言?将尽释前罪，永定规则，以为子子孙孙君臣世守之信义。尔若获过自新，则当一去明国之年号，奉大清之正朔；二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亦以子弟为质，尔有不讳，则立尔质子嗣位；三一切礼仪，毋违明国旧例；四若征明国，调尔步骑舟师，不得误期会；五今移师攻皮岛，可发鸟弓箭手，及兵船五十来助；六与内外诸臣，当缔结婚媾，以固和好；七新旧城垣，毋许擅筑；八瓦尔喀人之私自逃窜者，不得复与贸易，当执送前来；九许与日本贸易，当导其使者来朝；十每年进贡：黄金一百两，白金一千两，水牛角弓面百副，豹皮一百张，鹿皮一百张，茶一千包，水獭四百张，静鼠皮三百张，胡椒十斗，好腰刀二十六把，顺腰刀二十把，苏木二百斤，好大纸一千卷，好小纸一千五歹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匹，各色绵纳二千匹，各色纳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一万匹，布一千四百匹，米一万包。”时江华既陷，形势益急，清以前述之条件提出后，复以所获太监及宗室入山城，告倧妻子无恙，而王子亦以手书劝速降。群臣因家属多在岛中，闻之莫不痛哭。李倧不得已，即夜召大臣毕至云：“宗室已陷，吾无能为!”乃定出城降服之议。二十九日，送斥和党魁修撰吴达济，宏文馆校理尹集于清营，将行，李倧引见赐酒，曰：“尔等以予为君，事至此，予复何为!”因泪下。二人对曰：“主已被辱，臣等惟以不死为恨，今得死所矣，夫复何戚!”倧曰：“汝等父母妻子，予将终身顾恤，幸勿为念!”二更始出，既至，皇太极问曰：“尔等何故斥两国之和，既斥和，何不攻我?”对曰：“非斥和，仅斥送使耳。”皇太极大笑，命释之，给以冠帽。后三月，始与台谏洪翼汉就刑于盛京。三十日，李倧弃兵械，服朝服，献上明国所给敕印，出城归降。降坛在汉江东岸三田渡地方，设黄幄，列美女；清帝辰刻出营，旗纛森列，奏乐渡汉江，登坛，御黄幄，设卤薄，如常仪，将士皆擐甲列队。会大雾，日色无光，李倧率群臣由南汉城西门出，满城哭送，声动天地，离五里步行而来。皇太极命英固尔岱迎之，指示礼仪。皇太极离坐，率李倧及其诸子群臣拜天，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皇太极还坐，李倧率群臣伏地请罪，清臣为代奏改过自新之意。皇太极谕曰：“朝鲜国王既知罪来降，朕岂有念旧恶苛责之理?今后一心尽忠，不忘恩德可也。”李倧叩谢毕，礼官奏请班次。皇太极曰：“以威慑之，不如以德怀之，朝鲜虽迫于兵势来降，亦一国之主也。”命倧近前，坐于左侧，其长子李洭坐于左班亲王郡王贝勒之末，次子李淏，三子李窅，坐于右班亲王郡王贝勒之末，坐定，大宴毕。还江华所获李倧王妃子妇，又群臣妻子，相见皆痛哭。皇太极命英固尔岱送之入王城，留李洭、李淏为质。二月初一日，以所获人口财帛，分给诸将，次日班师，李倧率群臣出王京十里外跪送。奏请：“积弱以来，所布悬罄，诏谕之贡，或非地产，或力不逮，必须量力禀承为定式，望鉴小邦事大之诚，恢天朝薄来之度。”皇太极遣范文程传谕曰：“尔被围山城时，已有成议，至于尔国穷困，朕已知之，丁丑戊寅两年，准免贡物，己卯崇德四年秋季为始，照例入贡。此后朕自有裁夺。”清军既还，沿途之官民，咸出迎送，或献牛只米粮，以供军食。清军禁止道旁之人与俘获之人接谈款叙，且严守二子，以防脱逸。二十一日还至盛京。

七二次战役之结果

    是役既终，半岛残破，自不待言。据朝鲜记录所云：京城残荡尤甚，死尸载道，市廛焚毁，鸡鸭绝迹，饿犬狂走，受祸之惨，不堪言状!其余平安、黄海、江原、京畿、忠清诸道，亦皆直接受清兵之蹂躏，而咸镜一道，更摧残于取道北归之蒙古兵。李倧出降，盖亦不得已也。朝鲜既降，东江诸岛，亦失犄角之势。皇太极命阿济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攻皮岛，朝鲜使首将平安兵使柳琳，副将义州府尹林庆业率战舰助之，守将沈世奎战殁，明人死者甚众。获蟒素缎四万余匹，青布十八万余匹，银三万两，红毡五万条，红夷炮七门，法贡炮二门，西洋炮一门，俘虏三千。此朝鲜之役影响及于皮岛者也。至是明国之东藩尽失，而清得专力西攻矣。

[附]大清皇帝功德碑崇德四年建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宽温仁圣皇帝，以败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临之，直捣而东，莫敢有抗者。时我寡君栖于南汉，凜然若履冰霜而待白日者，始五旬东方诸道兵相继奔溃，西北帅逗挠峡内不能进一步，城中食且尽。当此之时，以大兵薄城，如霜风之卷秋箨，炉火之燎鸿毛；而皇帝以不杀为武，惟布德是先，乃降敕谕之，曰：“来，朕全尔；否则屠之!”有若英英固尔岱马玛福塔诸大将，承皇命相属于道，由是我寡君集文武诸臣谓曰：“予托和好于大邦，十年于兹矣，由予悟惑，自速天讨，万姓鱼肉，罪在予一人；皇帝犹不忍屠戮，谕之如此，予何敢不钦承，上以全我宗社，下以保我生灵乎?”大臣协赞之，遂从数十骑诣军前请罪。皇帝优之以礼，拊之以恩，一见而推心腹，锡赉之恩，遍及从臣。礼罢，即还我寡君于都城，立招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抚民劝农，远近之雉举乌散者，咸复厥居，讵非大幸欤!小邦之获罪上国久矣。己未之役，都元帅姜弘立助兵明朝，兵败被擒。太祖武皇帝止留弘立等数人，余悉放回，恩莫大焉!而小国迷不知悟。丁卯岁，皇帝命将东征，本国君臣，避入海岛，遣使请成，皇帝允之，视为兄弟国，疆土复完，弘立亦还矣。自兹以往，礼仪不替，冠盖交迹，不幸浮议煽动，构成乱梯，小国申饬边臣，言涉不逊，而其文为使臣所得。皇帝犹宽贷之，不即加兵，乃先降明旨，谕以师期，丁宁反复，不啻耳提面命，而终未免焉；则小邦群臣之罪，益无所逃矣!皇帝既以大兵围南汉，而又命偏师陷江都，宫嫔王子，暨卿士眷属，俱被俘获，皇帝戒诸将不得扰害，令从官及内侍看护。既而大沛恩典，小邦君臣及被获眷属，复归于旧，霜雪变为阳春，枯旱转为时雨，区宇既亡而复存，宗祀已绝而还续。环东土数千里，咸囿于生成之泽，此实古昔简策所希觏也!于戏盛哉!汉水上游，三田渡之南，即皇帝驻跸之所也，坛场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坛所增而高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垂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德，直与造化而同流。岂特我小邦世世永赖，抑亦大朝之仁声武谊，元远不服者，未始不基于此也!顾摹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不足仿佛于万一，谨载其大略。铭曰：天降霜露，载肃载育，惟帝则之，威德并布。皇帝东征，十万其师，殷殷轰轰，如虎如貔；西番穷发，暨夫北貉，执役前驱，厥灵赫濯。皇帝孔仁，诞降恩言，十行昭回，既严且温。始迷不知，伊戚自贻，帝有明命，如寝觉之。我后祗服，相率而归，匪惟惮威，惟德之依。皇帝嘉之，泽洽礼优，载色载笑，爰束干矛。何以锡之，骏马轻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讴。我后言旋，皇帝之赐，皇帝班师，活我赤子，哀我荡析，劝我穑事。金瓯依旧，翠坛维新，枯骨再肉，寒菱复春。有石巍然，大江之头，万载三韩，皇帝之休!

第九章  明清之防战与太宗之死

三十五  腹地之深入

一二次入犯与牵制之师

先是，皇太极累岁用兵辽西，而宁锦诸城，守御甚严，屡攻不能下。天聪六年，移军征察哈尔部，林丹汗率众西遁。自是清军得自由出入长城诸口，往来直隶、山西间，势力且及于黄河沿岸。及天聪九年，内部既归一致，外复收察哈尔部，发得元人所遗之传国玺。次年，乃改号称帝，独朝鲜不乐推戴，且有违言。皇太极欲亲征之，而又恐明兵之议其后。七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等，分道人边，会于延庆州。遂直人长城，过保定，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战皆捷。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明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王家彦以陵寝震惊，劾凤翼，凤翼自请督师，命与中官罗维宁，宣大总督梁廷栋相犄角。、宣大总督梁廷栋，皆按兵不敢战，日服大黄药求死。九月，清兵从建昌冷口关而出，明守将崔秉德请以兵扼其归路，总监高起潜不敢进。俟清兵出口二日，始至石门，明亦不之罪也。初，八月，皇太极谓诸王贝勒曰：“武英郡王阿济根统师征明，今将出边，宜别遣大臣往山海关进发。明国知我兵至，恐山海关有失，必来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从容出边。”议定，命睿亲王多尔衮率右翼兵从中后所入，豫亲王多铎率左翼兵由锦州入。师至锦州驻营。城内有道人崔应时，与其党五十人，为书数千言，言：明国当灭，清朝当兴，宜速进兵，攻取山海关。遣胡有升持献多铎军前，约为内应，多铎许之。定计二十日进攻，为城中所觉，执应时置狱中，有升率同谋数人归降。十月，多尔衮等乃班师。此锦州牵制之师，无与于进攻之大计也。

二三次入犯与卢象昇之战死

朝鲜既降服，崇德三年八月，乃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豪格、阿巴泰副之；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杜度副之：分两路侵明。于是右翼军于九月二十二日从密云县东北、墙子岭口，拆毁边墙而进。明蓟辽总督吴阿衡，率兵六千来援，见清兵已入边，遂率数百人退入堡内；分步骑为二队，负岭立塞，俱为清军所败。而左翼多尔衮之师，亦于九月二十八日，自董家口东二十里，青山关西二里许，乘明兵之无备，毁墙而入。时诸口防守之兵，多以清右翼之兵先入，同往救援；是以左翼军至，人民弃城逃走，莫敢撄锋。两翼军约会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至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中六道于山河间，长驱并进；下畿辅城四十有八。前大学士高阳孙承宗，一门殉节死。时明将卢象昇以父丧请守制，不许；诏督山西总兵杨国柱等人援。以所议与兵部尚书杨嗣昌不合，关宁重兵，尽属中官高起潜，象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越数日，嗣昌至军，象昇责以阻师。且曰：“公等指嗣昌与高起潜坚主和议，独不思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长安口舌如锋，恐袁崇焕之祸立见。”嗣昌曰：“毋以长安蜚语陷人!”象昇曰：“周元忠赴边讲和，往来数日，通国共闻，谁可讳也?”嗣昌语塞而去。既而见起潜安定门，象昇大言：非血战，无以尽臣职。起潜曰：“恐野战非我所长耳。”两人始终各持一议。会清兵分三路深入：一由涞水攻易州；一由新城攻雄县；一由定兴攻安肃。象昇闻之，进据保定。会诸将分道出御，大战庆都，互有杀伤；而一时列城，多望风失守。象昇又为嗣昌所扼，兵单饷缺，将士苦饥，自知必死；晨出帐四面拜曰：“吾与将士同受国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众皆感泣。旋进至巨麓南贾庄，高起潜拥关宁兵相去五十里；象昇遣杨廷麟往乞援，因与诀曰：“死西市，何如死疆场?吾以一死报君，犹为薄耳。”起潜不应。象昇仅残卒五千，行，遇清兵于嵩水桥，大战移时，乃休兵。夜半被围，明日，骑益大至，围三重。象昇麾兵力战，炮尽矢穷，犹奋斗，身中四矢，三刃，手格杀数十人，乃死，一军尽亡。起潜闻败星遁，惧坐罪，讳象昇死状。嗣昌疑不死，诏验视，廷麟遣将得其尸，麻衣犹被体。一卒遥见，即号泣曰：“此吾卢公也。”肃拜，众皆拜。畿民皆奔走雨泣曰：“卢公死，谁恤我者?”竞立祠祀之。

三山东之下与关外之侵扰

    象昇既败死，畿内无敢言战者。清兵蹂躏真定、广平、顺德、大名，破城四十有八。四年正月，遂自东昌渡运河，直趋济南。先是，山东重兵，皆屯德州，杨嗣昌用员外张若麒本礼部主事，希嗣昌意，劾黄道周，得调兵部议，檄巡抚颜继祖毋得离德州一步，皆谓清军无越德州而南之理．至是，清兵渡河直进，济南无备，布政使张秉文与诸官议守城，连章告急于朝，嗣昌无以应。及被围，秉文等分门死守，昼夜不解甲，援兵竟无至者，城遂陷。秉文犹巷战，被箭身死。德王由枢被执。时督师大学士刘宇亮与陈新甲率各镇勤王兵，惟尾后而行。二月，清兵还至天津，值运河水涨，辎重绵互难渡。或议乘其饱归，袭击半济；明诸将王朴、曹变蛟、刘光祚等相顾不敢动，数日始渡毕北还。是役也，克城五十，降城八，俘人口四十六万有奇，白金百余万。右翼大将军岳托代善长子以病殁于军。章炳麟曰：“据杨廷麟所作《卢公事实》按卢公即卢象昇曾射杀一银盔大将，头大如斗，而《清实录》及《开国方略》皆云：报捷时无岳托名，但以偏将杜度署名，太宗大惊。使者奏言贝勒岳托及辅国公玛瞻俱病卒，太宗痛哭久之。然则二子必为明军所杀。所谓银盔大将，头大如斗者，殆即岳托，明人不知耳。”此盖想象之词，未敢以为确据也。四月至盛京，殡岳托于城外西南隅，其福晋从死。初，睿亲王多尔衮等师之入明边也，皇太极亦亲略关外，以牵制之，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从前屯卫、宁远中间进发；豫亲王多铎等从宁远、锦州中间进发；而自统大军从义州进渡大凌河。多铎之军至中后所，为祖大寿所败，收军不战。及济尔哈朗与皇太极之师至，大寿收兵入城，皇太极数遣人告之，令出城一见，大寿不答。十一月，乃班师。崇德四年正月，更督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各携大炮围攻松山，城堞尽毁。明副将金国凤死守，用草木填其颓处，以为捍蔽，复乘夜树栅筑土堵筑甚坚。清兵复攻，不能入，树梯先登者，多陷殁。孔有德乃为穴地攻城之计，分兵三路，仍不能克。三月，乃解围而还。行至沙岭旧边外五里，盛京王贝勒等令达尔汉奏闻岳托疾殁，皇太极哭之，下马，席地坐。礼亲王代善痛哭仆地，良久，复上马，遇接迎诸王贝勒于沙岭堡，以茶酒遥奠岳托。至盛京，追封为克勤郡王。七月，命明德王由枢上书崇祯帝议和，其疏曰：

        臣等世受国恩，于今七世。奈臣罪恶滔天，失守封疆，百姓涂炭，臣罪何逭!  自被掳以来，蒙大清皇上，未尝加害，皆推主上之情面也。臣等日夜翘首，专望施仁慈之恩，念宗派之谊，或两国通好，或赎臣等得归故土；臣六世祖茔，再得奉祀，万世顶戴。

明帝不答。九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征略锦州、宁远。十月，复命肃亲王豪格等继之，与明宁远兵战于北岗败之，阵杀总兵金国风及其二子。明蓟辽总督洪承畴言：“国风始以三千孤军，守杏山，抗劲敌，及擢大将，拥万兵反败殁，此事权专不专，号令一不一之效也。”

三十六  松山及锦州之降

一清将之更番出戍

崇德五年，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右翼主帅，贝勒多铎为左翼主帅，率兵往修义州城，驻军屯田，使明关外宁、锦诸地，不得耕种。四月，筑城已备，开义州东西四十里内之地。五月，皇太极亲出旧边，巡行至义州，驻跸臧家堡；遣济尔哈朗率护军千五百人，往迎归顺之降明蒙古多罗特部民苏班岱等于杏山，败锦州游击戴明、松山总兵吴三桂及杏山迎战之兵，约七千人。旋向锦州进发，炮击附近之台，遂尽刈锦州城东隅禾稼，驻军二日，遣八旗士卒，分刈锦州西北之禾稼而归。六月，遣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率其属下将士之半，往义州，代济尔哈朗等还。多尔衮遣人刈锦州城西之禾，明兵突出，枪炮并施，移时乃还。既而锦州明兵，夜袭清营，为哨卒所觉，败走。至是，锦杏之兵，屡出与清军相接战；然清军以扰耕刈禾为职志，亦不围攻也。八月，明兵夜入义州，于屯田所伤清兵三人，家属八十九名。九月，连击杏山、松山之明军，败之。皇太极复命济尔哈朗，及武英郡王阿济格、贝勒多铎等，往代多尔衮等围锦州、松山。多铎设伏锦州城西桑噶尔斋堡，遇明伏兵，迎击至塔山。十二月，多尔衮、豪格等奉命往代济尔哈朗围锦州，击败明锦州、松山，援兵四百余人；又克收小山城一座。崇德六年二月，因多尔衮等于代驻营时，私遣每牛录三人，还家一次；私遣每旗官一员，每牛录甲士五人，还家一次；又移军过国王碑，离锦州约三十里而营。皇太极闻之，震怒，曰：“原令我军由远渐近，围困锦州，今离城远驻，敌人必多运粮草人城，以此相持，致延日月，何时能速成大功耶?”时适值济尔哈朗等更番往代之期，因命甲喇章京彻尔布诘责之，令至舍利塔候旨。随遣内大臣图尔根，往问遣兵归家及离城远驻之故。多尔衮奏曰：“臣集众议：每旗先遣官一员，率每牛录兵五人还家，修治军械，收养马匹；以锦州敌人，马匹皆在他处牧养，内援之兵，皆退回养马，我等兵力有余，何畏锦州、松杏三城之兵?众以为然。至离营远驻，因旧驻之处，青草已尽，特远移以就刍牧耳。”皇太极曰：“尔等若临城驻营，使粮草不得人锦州，而遣兵归家犹可也。今乃云移营就草，岂专令尔等往彼牧马耶?如不能围城，亦当以不能之故奏明，今乃饰词自解，是贻诸众人罪。”因降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俱为郡王。

二锦州之围

清军自天聪三年以来，连年人塞，而所破州县，皆不能守，则以山海关重兵阻隔东西通路之故。皇太极知山海关不下，不能争中原；而宁锦诸城不破，不能得山海关；故于崇德五年，既命亲王大臣更番出师，分扰杏、松、宁、锦间，而相持数岁，未有成功。及明年二月，当郑亲王济尔哈朗往代之期，乃申谕軍士，期以必克。先是，祖大寿归自大凌河，督兵任锦州城守，而用蒙古兵分守城外。及清军进攻，每面分立八营围之，绕营俱濬深壕，壕边修筑垛口，近城设逻卒哨探。时明援兵前队，已至松山、杏山、锦州城中蒙古兵，见清军严整，呼告逻卒曰：“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纵围困，岂可得耶?”逻卒应之曰：“无论二三年，纵有四年之粮，至五年后，复何所食?”蒙古兵闻之，知围城志在必得，皆惊恐，遣人缒城约降，请以二十七日黎明进攻。祖大寿探知其事，遂整兵以待；并遣副将游击各一人，欲以擒蒙古贝勒，为所觉，蒙古兵乃与明兵接战，声闻关外。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等相继至城下策应，关内蒙古兵缒城下，清军陆续接绳而上，于城上吹角夹攻，明兵败人城内，清军遂乘胜人关，将城中蒙古男妇，及一切器物，尽送义州。时祖大寿之弟大弼，以病不能军。三月，命朝鲜总兵柳林等，率兵千人，往助济尔哈朗围锦州。四月，阿济格、多铎，败杏山松山之援兵；皇太极更命恭顺王孔有德，智顺王尚可喜，助攻锦州。五月，明总督洪承畴率总兵六员，兵六万来援，屯于松山北冈，为清军所败。六月，以范文程等之言，许多尔衮、豪格等前往锦州效力赎罪，与济尔哈朗合军败明援兵于松山。先是，锦州告急，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巡抚丘民仰，率王朴、唐通、曹变蛟、吴三桂、白广恩、马科、王廷臣、杨国柱八总兵，军十三万，马四万，集宁远，刍粮可支一岁。祖大寿遣卒自锦州逸出，传语：“毋浪战，但以车营逼敌出境。”承畴亦议以兵护粮饷辎重，由杏山输松山，再由松山输锦州松山在锦州城南十八里，杏山在锦州城南四十里，步步立营，以守为战。而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师久饷匮，遣职方司郎中张若麒赴军，若麒素狂躁，日夜报捷，并请密敕趣战。承畴遂不敢坚持前议，留粮刍于宁远杏山及塔山锦州城西南六十里外之笔架冈，而以兵六万先进，诸军继之。骑兵环松山三面，而步兵据城北之乳峰冈，距锦州五六里；两山间列七营，卫以长壕，与清军相对抗。

三松山之败

八月，皇太极闻明军之阵松山也，八月初六，遣学士额色赫往谕多尔衮，切勿轻动，额色赫还言：明兵甚众，乞遣郑亲王往助。即檄各路兵马，星夜进京，命济尔哈朗留守，而自统大军赴锦州。时皇太极患鼻衄，因行急，衄益甚，三日，方止。诸王贝勒请徐行，皇太极曰：“行军制胜，利在神速，朕恐敌人闻之，将潜遁耳。如不逃，破之如纵犬逐兽，易于拾取。”于是昼夜遄程，疾驰而进，凡六日，抵松山之戚家堡，欲进至高桥。多尔衮言：“恐明兵夹攻，万一有失，为之奈何?不如待胜负少分之后为愈。”乃陈师松山、杏山之间，自乌忻河南山至海，横截大路，绵亘驻营。因谕众曰：“如敌来犯，近则迎击之。傥敌兵尚远，而先往迎战，致累于罪，与败阵无异。”时明兵闻皇太极至，虑饷不继欲退。而皇太极更遣阿济格等击破塔山护饷之兵，遂获笔架冈之积粟，留兵守护之。又浚壕以断杏山、松山之路，使两地隔绝，饷糈难输。明兵既失饷道，又不敢野战，遂彻步兵七营，背松山而阵，屡遣兵突营，清兵击却之。及还，更袭击其后，相距百步；皇太极复令转战，张黄盖，率数人往来指挥，明兵乃遁走。回营谕诸将曰：“明兵自宁远所赍行粮，不过五六日，今夜必走。”乃遂夜布诸将，潜伏塔山、杏山、小凌河诸要隘，邀明兵之归路；又增兵守笔架冈之粮，而亲督大军横列以待。次夜初更，吴三桂、王朴、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等六总兵果更番殿后，严阵迭退，而王朴所部先遁，诸军无复行列，争奔杏山。清兵追蹑其后，伏兵邀前，明兵弥山遍野，且战且走，皆溃人杏山。旋命多尔衮克塔山四台，而皇太极亦移营松山，将四面浚壕围之。明总兵曹变蛟撤乳峰山马步兵，弃寨宵遁，欲突围出、凡五次，皆败。复突人皇太极营，为亲军击退，中创而还；乃与洪承畴，邱民仰、王廷臣等困守松山城。皇太极又料杏山之兵必奔宁远，复遣精兵五百，一伏高桥，一伏桑噶尔斋堡，俟杏山军出，扼险掩杀。王朴、吴三桂等仅以身免，张若麒已先匿渔舟，由海道遁还，后降于流贼，复降于清，亦可鄙矣。是役先后杀明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余，获驼马甲胄炮械以数万计，自杏山南至塔山，死伤狼藉，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而昏夜中清军死者，寥无几人，亦皇太极之机谋所致也。《开国方略》谓：“太宗神谋勇略，制胜出奇，破明兵十三万，如摧枯拉朽，指顾而定。”洵非过誉．九月，命济尔哈朗率兵掘壕围锦州，命多铎等掘壕围松山，以蒙古兵围守高桥杏山，启行回京。十月，复命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沈志祥等往驻锦州。

四洪承畴之降

松山被围，饷援俱绝．明侍郎沈廷扬，由天津海运粮饷济师，迁延数月。崇德七年二月，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密约：于其守御之处，乘夜竖梯登城，彼为内应；且以子为质。十八日，城遂拔。洪承畴被擒，邱民仰、曹变蛟等死之。时锦州粮尽，人相食，祖大寿战守计穷，又闻松山已失，乃率众诣济尔哈朗军乞降。杏山、塔山亦下。于是关外重镇自宁远以外无复有存焉者矣。承畴被俘至盛京，以死自誓，绝粒累日，精神渐萎。皇太极令人百计劝降，终不听；乃问明之降人，有可以饵承畴者否，则以好色对。皇太极大喜，使饰美女数辈，往侍，卒无效。时皇太极妃博尔济吉特氏者，内蒙古科尔沁贝勒塞桑女也，貌美冠一时，乃遣之。妃密贮人参汁于小壶，效婢装，入侍奉承畴，承畴闭目面壁，泣不已；妃强劝之，亦不顾。已而，妃又强劝曰：“将军纵绝粒，独不可稍饮而后就义也?”语次，情态婉媳，意致凄愁，且以壶承其唇；不得已，少沾饮焉。愈时竟不死，妃又进焉，承畴连饮之，愈不死，精神且加充。如是者数日，妃多方劝慰，迭进美馔，承畴渐甘之，未几，意转，遂饮啖如常。由是益日夜进劝，并反复喻以利害，承畴遂降。此说见诸野史，金梁《九宣小纪》言盛京大内大清门左，旧有三官庙，相传洪承畴曾被拘于此，近在宫门，妃侍或往窥视，遂有大妃说降之说，实不足信。太宗初本无留洪意，后以洪自请降，范文程诸人又奏保，始从其请，旧档有奏稿可证，又何劳说降耶?乾隆年因建太庙，始移三宫殿于大南门内，赐名景佑宫，后为青年会所占，碑尚存。孟森以说降必用妃后，则本无理，当时之笼络降臣，已不似天命间动辄为驸马。招驸马犹可，谓以妃惑人则过矣。《清史稿·洪承畴传》，盖取《啸亭杂录》之说，谓承畴至盛京，皇太极命汉军范文程觇之。承畴初谩骂，既而数数拂拭衣尘。文程归报曰：“承畴不死矣，一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后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良久，叹曰：“真命世主也!”因叩头请降。皇太极大悦，即日赏赍无算，陈百戏作贺。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仅一羁囚，何待之重乎?”皇太极曰：“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了”众曰：“欲得中原耳。”皇太极笑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众乃服。其恩遇之隆，可以想见矣。时松山警报达京师，皆谓承畴已死，由检惊悼甚，设坛都城，赐祭十六次，其子弟在京者，成眼受吊，撰行状送诸公卿间，明帝且将亲奠。已而闻其降，乃止。承畴负时誉久，生平疵行，亦少概见，一旦变节，殊出意外。吾人若舍民族国家之观念而论断之，似属人之常情，惟当君主专制时代，则不免遗贰臣之羞耳。

三十七  议和与入塞

一清人乞和之诚意

    金族崛起，辽事日亟，以中华之大国，犹不能撼新造之建州，明廷处置之不当，厥为最大原因。长城既摧，奴马频来，竭天下之财力，以事关东，尚难收指臂之效；则不战而和，亦为外交之正当政策。乃狃于自大之恶习，又恐陷于宋人自愚自误之见，故始终不肯言和，前章已略言之矣。袁崇焕既以和议离间死，而大同巡抚沈槃，亦以私缔和约被逮事在崇祯八年，清军征察哈尔时，道经山西，榮私馈约和。于是大臣遂无复敢言和议者。皇太极之兴师，亦自知终非大国敌，且其祖宗尝为明国之属臣，更不敢以夷酋而藐视圣主。在彼之意，明能敕封之为属国之王，且岁给币帛足矣。故虽屡次犯边，仍不外以掠夺食粮要挟和议为目的，奈明臣畏受袁、沈之祸不敢上达，故书凡数十上，终未有成议也。天聪八年，皇太极人犯大同，遣代王之母杨氏报书曰：

        朕曾遣使各处议和，尔皇帝黜戮大臣，大臣畏惧，以致蒙蔽，不能上达。此番进兵内地，以昭愿和不得和之故，已将此意，作书布告各处。诚能主持和议，当速成之!缓一日，则民受一日之祸；早一日，则民受一日之福。和议果成，我兵不终日而出境矣。朕之议和，实出至诚，如稍有越志，独不畏上天乎?惟愿彼此以诚相待!

    且与崇祯帝书曰：

        昨见皇帝书云：“满洲，原系属国”，此不惟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尝以为非也。只因辽东各官，欺凌不堪，屡次抒情往告，又蔽之不通。此种情形，仇怨已深，难以剖白，惟动兵戈，可冀来询其由。孰意皇帝乃惑于各官欺诳，十数年竟无一言问及，以致战事不已。若早遣一信使来，详询事由，判别是非，予岂乐寻兵戈耶?

两书申明动兵之由，与求和之切，且以明之属国自承，其意不可谓虚伪。假使封以国王，使得自主，则其所谓欺凌不堪者，更无从借为兴师之口实矣。明廷之见不及此，而惟以自大为是，终至有“愿和不得和”之日，亦深可慨矣!

二和议之终败

    崇祯中，练饷增加，流寇纷起；及松山失陷，明廷大震。兵部尚书陈新甲，屡以国力困敝为言，由检亦知力有不敌，密以和议委之。与敕曰：

        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奏，辽沈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轻信者，以前督抚各官，未尝从实奏明。今卿部屡次陈奏，我国家开诚怀远，似亦不难听从，以仰体上天好生之仁，以复还我祖宗恩义联络之旧。今特谕卿便宜行事，遣官宣布，取有确信回奏。

    新甲遂遣使至锦州，以敕谕示清将，言明帝愿和之意。清诸王贝勒等，即以奏报，皇太极览毕，颇疑其诈伪，且言：“藐视我国，实无讲和之真心。”故不报。崇德七年五月，明更遣职方员外马绍愉，主事朱济之，副将周维墉、曾宗孔，游击都司守备八人，天宁寺僧性容及从役九十九名，至宁远议和，皇太极遣人迎之，至盛京复携有明帝之敕谕一通，谕言：“谕兵部尚书陈新甲：据卿部所奏，乃称前日所谕之休兵息民之事，至今未有确报者，因未差官至沈，未得确音。今准该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确探实情。”六月，皇太极遣马绍愉等归，向明廷提出之条件如下：

    一吉凶大事，交相庆吊。

    二每年明赠黄金万两，白金百万两于清，清赠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于明。

    三清国之满洲、蒙古、汉人、朝鲜人等，有叛逃至明国者，当遣还；明国有叛逃至清国者，亦遣还。

    四明以宁远，双树堡间之土岭为国界，清以塔山为国界。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互市于此。

    五自宁远双树堡土岭界北，至宁远北台，直抵山海关、城一带，若清人有越入，明人有越出者，按律处死。或两国有人乘船捕鱼，海中往来者，明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清以黄城岛以东为界，有越界妄行者，察出处死。

清之条件，颇不苛求，故当时臣僚，如祖可法辈，多不以为然；谓明朝盗起饷乏，大势已去，若举兵再图，则河黄河北不难为清有；且和议一成，则中国得阴修战备，而八旗劲旅，反习逸忘劳，非计之得者。时陈新甲之媾和，内承明帝意旨，其事甚秘，外廷不得闻。马绍愉自盛京还，以密语报新甲，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童误以为塘报，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论劾新甲，帝怒甚，留疏不报；严旨切责，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诩己功，遂诏下狱，寻弃市。和议至此断绝，明亦不久覆亡矣。

三最后之入塞

先是，汉军大臣祖可法等，奏请因天时，顺人事，大军直取北京，控断山海关。皇太极曰：“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树自仆；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克山海关?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四围纵略，北京可得矣。”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见和议不成，乃命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兵内犯。且谕之曰：“毋任意妄杀，毋夺人衣服，毋离人妻子，毋焚毁财物，毋暴殄米谷……明或遣使求和，则应之曰：‘我等奉命来征，唯君命是听，他无可听；如有言，其向我君言之。’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惩，亦正在此。’以善言抚之，戒士卒勿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十一月，清左翼军从界岭口毁边墙而入。右翼将至黄崖口，侦知附近之雁门距黄崖口十四里石城距黄崖口二十里两关甚隘，遂遣前锋乘夜取之，得其所藏地雷；乃分右翼为两路，夹击关口，克城而入。时明于关内外并建二督，又设二督于昌平、保定，又有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星罗棋布，无地不防，而事权反不一，警报至，急征诸镇入援，而清军已趋蓟州。蓟州总兵白腾蛟赴援桃林关，闻变急回，为清军所败。清军分道南向，河间以南多失守；至山东，连下兖州等府，鲁王以派自杀，乐陵、阳信、平原、安丘等诸郡王皆死。计凡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获黄金万二千二百五十两，银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缎帛貂狐豹皮亦数万计；俘人民二十六万九千名，驼马牛羊五十五万有奇。崇德八年三月，入莒州，休养士马，春草满山，解鞍纵牧者月余，南北驿路，无一敌人，遂作东归计。四月，白山东至近畿，车驼亘三十余里，渡芦沟桥，十日犹未毕。时大学士周延儒自请督师，驻通州，敛迹不敢战，惟与幕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及清兵至怀柔，蓟辽总督赵光拃，合唐通、白广恩八镇兵，邀战于螺山，皆溃，清军凯旋而归。阿巴泰之入边也，复命豫亲王多铎等率兵赴宁远立营，制明援兵，吴三桂出战不利，清兵获人口牲畜各百余而还。此明清对战最后之役，亦即两朝兴替之一阶段也。未几，皇太极崩，福临冲龄嗣位，而明以流寇犯阙，致促其亡。洎吴三桂启关迎降，清遂长驱而入，以奄有九有之业矣。

三十八  皇太极之殂落

一继统问题

崇德七年冬，皇太极已不似素日之健康，乃托为游猎以养病；次年，仍未能复原，八月八日，夜，忽暴崩于清宁宫之南榻。一时未有遗命，故继统问题，遂不免为诸王交争之点。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礼亲王代善议拥戴皇太极长子豪格，豪格曰：“福少德薄，不堪承任。”固辞而退。诸将等皆言“吾等衣食于帝，养育之恩，同于天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从帝于地下”。代善与英王阿济格不欲干朝政，即时辞去，多铎无言。睿亲王多尔衮曰：“诸将之言是也。豪格既退让无续继意，则当立帝之三子福临，若以为年稚，则吾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以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再当归政。”因誓天而散，福临方六岁云。时代善之族人，别有密谋，代善孙阿达礼与其叔硕托等，欲拥立多尔衮；而代善与多铎不敢赞之。事败，捕送于衙门，露体被缚，由阿达礼之母，与硕托之妻缢杀之。自是刑政拜除，大小国事，均入于多尔衮手，郑亲王济尔哈朗，则专掌兵事。英亲王阿济格心以立稚儿为非，自退出后，称病不朝。多尔衮使人告之曰：“汝虽患病，皇帝丧事，不可不来也。”阿济格大恐，翌日扶病入朝。此继统问题之争也。多尔衮既以灵敏之天资，为努尔哈赤所钟爱，临死时，即有授以大位之说，然幼未得立。皇太极以势优嗣位，而莽古尔泰、阿敏、代善等不为之下，皇太极曲意为之联络。后阿敏、莽古尔泰以废死，代善无不臣之迹，得以善终。多尔衮年渐长，颇能善承意旨，得皇太极之欢心，因与同母弟多铎领有两旗，其势力在诸王上。豪格知不敌，故不敢接受代善之拥戴。而多尔衮又何敢冒天下之不韪，以求自立?盖皇太极由汗而帝，树恩深厚，虽八旗联治之规模仍旧，而帝王传嫡之观念已萌。非立其子，不足以服众心，权臣利立幼主，故福临得以继承焉。多尔衮自居辅政地位，掌握实权，此亦善自为谋者也。惟豪格与多尔衮之不相容，于此已露端倪，故不久豪格以诽语罪下狱矣。

二皇太极之性格    

皇太极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其父努尔哈赤不过一草创之武夫，有秋霜烈日之威；皇太极则颇具豁达之陶度，饶春风和畅之情。如汉人之优待也，国俗之保存也，皆能为其父之所不能为。且改订官制，纂修《实录》，创设文馆，翻译书籍，满洲社会之组织．至此渐完备矣。禁烟戒酒，其嗜欲之淡泊可见；发号施令，性格之卓越可知。《实录》谓：“上幼聪睿，秉性宽宏仁慈，和惠而寡嗜欲，信法令，不杀而有威，善养人。凡于国家有勤劳者，必赐衣物，略无吝色；各国新附之人人见，必询问其谱系，一如其旧相识。天语蔼然，虽桀骜暴戾者，无不驯。”又谓：“上自缵承太祖大业以来，励精图治，不耽佚豫，总揽国家之机务，从无倦容，夙兴夜寐，勤求政务。”非尽谀词也。又皇太极好说梦，每以为遇事之征兆。崇德二年六月，皇太极夜梦至兴京，见太祖乘飞骑行，代善追挽之不及。皇太极遂至明国宫中，明皇帝于袱内出一丝绦，穗上饰以珊瑚，意欲相授。皇太极默思明帝欲赠珍宝，何所不有，受此奚为?转顾其人，又非明帝，乃金代神像，出书一册曰：“是尔先代金国史书。”皇太极受而读之，文字不能尽辨，欲持以示文臣，梦忽觉。次晨，召诸臣语之，诸臣曰：“先是，皇上梦入朝鲜王宫内，将朝鲜王举之而起，未几果臣服朝鲜。今将告捷太庙，故梦见太祖；至入明宫见明主，及金人授以《金史》，是天意将以明国图篆，授皇上也。”皇太极大喜。四年三月，围攻松山城，告范文程等曰：“朕夜梦皇考圣颜不怿，闻遇此等梦兆，攻取城邑，皆不能得。今虽攻松山，亦必难得。”六年九月，皇太极又梦太祖令四人捧一玉玺授之，以语大学士范文程等，皆曰：“乃上帝授皇上大统也。”总其说梦之事，史书数见不鲜，此虽当时知识未开之现象，亦可见皇太极“利明天下”之雄心矣。《周礼》有占梦之官，不详其术；近世心理学发明，知梦为观念联合之再生。何足征示休咎?愚夫愚妇之所言，明哲帝王亦恒悲悲而不能免，录之以见当时之心理，或亦皇太极用为笼络之手段耳。

三皇太极之事业

皇太极在位十七年，两次建元，其平生之事业，亦可就此而略有分别：前期天聪年间一六二七年至一六三五年，可谓为开拓疆域，上承先代果实之“汗国创业时期”；后期崇德年间一六三六至一六四三年，可谓为渐趋统一，下贻后昆规摹之“帝国发展时期”。其生平武功，固不待论，即政治上之施设，亦颇足为清朝二百余年之基础。如六部之设立，三院之改定，道路之修治，丁户之调查；开言路，纳直谏，制律例，戢贪暴，皆善政也。又颇实事求是，不慕虚荣；散财臣下，羁糜其心。观崇德二年谕希福曰：“朕从来不悦以空言致饰，要取虚誉，汉文帝以为百金乃中人十家之产，遂止而不建，朕谓亦此空言要誉，殊不足取。今各国臣服，皆享富贵，若吝惜财物，不肯养人，留之何用?”皇太极以财帛养人，正为利用之唯一手段耳。而汉人之优遇，尤为太宗朝之特色。清国制度之规定，殆无一不出诸汉人之手，故降人之影响于清国者，不特备征战供向导而已。皇太极灼见及此，殊堪惊叹。其生平之事功，殆得汉人之力不少，亦郅治之最大原因也。皇太极以崇德八年崇祯六年八月卒，时五十有二，葬昭陵。顺治元年，上尊谥曰：“应天兴国宏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庙号“太宗”。

第十章  入关前之政典与社会

三十九  军制与军令

一八旗大臣之分设

满洲人关前之制度，盖合部族国家为一，而以军法部勒之。清天命时，部落初成，有军法而已。旗者，其行军用兵之标帜，后乃转而为部族之区分，为人民之所隶属。其在政府，亦惟知以军事统其部属；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之事，皆视旗为区分；驯至听讼狱理大政亦然．努尔哈赤创制八旗，设总管大臣固山额真，顺治十七年改称都统一，佐管大臣梅勒额真，亦称梅勒章京，顺治十七年，复改称副都统各二；又设理政大臣五，札尔固齐十，往往即以总管或佐管等兼之，不皆分授。又有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诸名，论功加授。及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乃召诸贝勒定议，每旗仍各设总管大臣一正黄旗纳木泰，镶黄旗额驸达尔汉，正红旗额驸和硕图，镶红旗侍卫博尔晋，镶蓝旗额驸固三泰，正蓝旗托博辉，镶白旗彻尔格，正白旗喀克笃哩，是为总管旗务之八大臣．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一切事务，皆听稽察。如前此之固山额真，兼充议政大臣者也。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正黄旗：拜音图、楞额哩；镶黄旗：伊逊、达珠瑚；正红旗：布尔吉、叶克舒；镶红旗：武善、绰和诺；镶蓝旗：舒赛、康喀赉；正蓝旗：屯布噜、萨璧翰；镶白旗：武拜、萨木什喀；正白旗：蒙阿图、阿山，此十六大臣，察理本旗事务，审断词讼，亦如前此之梅勒章京，兼理事大臣者也．惟不令出征驻防，是在职任上与总管有别之处，然亦非绝对不令出征也。是年十月，正黄旗佐管楞额哩，与正白旗佐管阿山，率兵入巴林境，即此可以知之。又每旗各设调遣大臣二正黄旗：太祖第九子巴布泰、巴奇兰；镶黄旗：多诺依；扬善；正红旗：太祖第四子汤古岱、察哈喇；镶红旗：哈哈纳、叶臣；镶蓝旗：穆克垣、额孟格；正蓝旗：昂阿喇、觉罗色勒；镶白旗：图尔格、伊尔登；正白旗：康古里、阿达海，此十六大臣，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洎崇德六年，以议政大臣，或出兵，或在家，有事咨商，人员太少，若遇各处差遣，则左右及王贝勒之前，竟无议事之人。乃命固山贝子尼堪、洛托、博洛等，与议国政。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员，以巩阿岱等充之。盖其时虽已设六部，然国家大事，仍为贵族将领所操纵；故此虽较努尔哈赤时之八旗制度为稍异，然以兵制为官制，军民之政不分，其性质正复相同也。

二兵营之定名及出征军制

天聪八年三月，命降将孔有德、耿仲明以白镶自为纛，以示采章有别，不与八旗相淆。又命尚可喜纛用皂色，白圆心为识别。五月，复定军士营队之名。先是，各旗所隶兵，止就该管将领称为某将领之兵。至是，始以护军，前锋，守兵，边兵，援兵，炮兵，骑兵，步兵各营伍，分别称之。蒙古兵称左右翼，石廷柱、马光远所管，称汉军，孔有德、耿仲明所管称天祐兵，尚可喜所管称天助兵。其初以人名为军名者，盖公私之观念混淆，视兵士为将官之所豢养，不复以国家为重。及两者之区别渐明，而国家之组织，亦渐备矣。天聪五年七月，又集贝勒大臣定出征军制。嗣后出征，每旗总管大臣各一，佐管大臣各二，每一行营，仍以一大臣领之，其随营红夷炮，大将军炮，及挽车牛骡，令总兵佟养性管理。此其大略也。

三蒙汉八旗之增设

八旗初设时，每三百人编一佐领牛录额真牛录章京，五佐领设一参领甲喇额真甲喇章京，领千五百人；五参领设一都统固山额真固山章京，领七千五百人；每都统设左右副都统梅勒额看梅勒章京，共八都统。是为八旗六万人。然总合满、蒙、汉军为一也。其时满洲佐领三百有八人，蒙古佐领七十有六人，汉军佐领十有六人，共佐领四百人。及后归附日众，生齿日增，于是天聪九年，又分蒙古为八旗，兵万六干八百四十。崇德二年七月，又分立汉军为二旗，以石廷柱为左翼管旗大臣，马光远为右翼管旗大臣。先是，天聪七年，令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绵甲一副，共一千五百八十户，令旧汉兵之将领官统之，以补各旗之缺额。至是，始分为左右翼二旗，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崇德四年六月，分汉军二旗官兵为四旗，每旗设领旗大臣一员，梅勒章京二员，甲喇章京四员，牛录十八员。正黄旗以马光远领之，正白旗以石廷柱领之，正红旗以王世选领之，正蓝旗以巴延领之。初，两旗纛色，皆用元青。至是，改马光远纛色，以元青镶黄，石廷柱纛色，以元青镶白，王世选纛色，以元青镶红，巴延纛纯用元青。崇德七年六月，乃复分汉军为八旗。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延、李国翰为管旗大臣，祖可法、张大猷等十二人为梅勒章京。寻又设牛录章京，兵二万四千五百人。凡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之“天祐”、“天助”各兵，均人之。自后，佐领愈增，无定额。又于满、汉、蒙八旗外，设索伦、锡泊等兵、察哈尔兵。顺治以后，军民之政乃始划分，非复草昧旧制矣。

四军律颁布

    清国之起源，本于战争，故以军令为大法，视出征为常事。当努尔哈赤之时，每有征伐，与诸贝勒适野而谋，画地而议，上马而传令，其事甚单简。皇太极在位，兵力之发展甚速，政治之思想益启，每届出师；辄以军律颁示军中，盖已不似前代之口头命令矣。兹举二律，以概其余。天聪八年六月辛酉，皇太极率师至锡喇乌苏河，颁军律曰：

师行动众，约束宜严，不可不明军律，以肃众志。大军按队安驱，勿使喧哗，勿离其纛。若驮载有一二欹斜，全旗暂止，以俟整顿，然后前行。如三人私出劫掠，为敌所杀者，妻子入官。往取粮草时，若三人擅往被杀者，罪同。经过之处，勿毁庙宇，勿杀行人，抗拒者杀之，归顺者养之，所俘之人，勿夺其衣服，勿离其夫妇，即不堪驱使，亦勿加侵害。勿淫妇女，勿令俘获人看马匹，勿餐熟食，勿饮酒，违者治罪!

崇德三年八月，以多尔衮岳托统兵伐明，宣示军律曰：

        尔等临阵，若七旗敗走，一旗拒战者，七旗所属之人员，俱给拒战之一旗；一旗败走，而七旗拒战者，以败走一旗人员，分给七旗．如一旗内拒战者半，败走者半，即以败走者所属人员，给本旗拒战者。屯驻他所者，免罪。若七旗末及整伍，而一旗拒战得功者，按其功次大小，俘获多少赏之。野战时，本旗大臣，率兵下马立，王贝勒率护军乘马立于后。  当进止以时，如有越队轻敌，妄自冲突者，夺所乘马及俘获人口。两军相对，必整齐队伍，各按汛地，从容前进；若擅离本队，随别队而行，擅离本汛，由他汛而入；及众军已进，而独却立观望者，或处死，或籍没，或鞭责，或黜革，或罚银，分别治罪。如敌人不战而遁，我军追之，当用骁骑，合力驰击。护军将领，止宜领纛整伍，分队以蹑其后，毋得前进。倘进兵遇伏，或另有敌兵旁出，护军将领，乃亲击之。凡大军起营时，务须整肃戎行，若有离队往寻索遗物，及酗酒者，俱贯耳，喧哗者，责惩。下营时，凡采薪汲水，务集众同行，失律者斩。军装器械，俱书姓名，马匹系牌印烙；隐匿他人之箭者，罚之，盗鞍辔者，罪之。马上行装，应整理者，本旗人俱立以待之，整饬乃行。兵入敌境，私掠者，妻子入官，仍治本管章京之罪。……有不遵者，以律治罪。

四十  政治上之建设

一官制之始定

清初以军事立国，故兵制即可谓为官制，前已言之矣。天聪五年，始定议设立六部官，凡吏、户、礼、兵、刑、工，一如明制，每部皆以一贝勒主之。考满洲旧制，努尔哈赤肇基时，即以国语定爵号，其最尊者，称贝勒，故当时贝勒，皆统兵贵族也。六部各设贝勒一人，曰“管某部事”，犹后之管部也。其下有承政、参政、启心郎、办事、笔帖式等官。承政满、蒙、汉各一人，承政之下，皆设参政八人，惟工部分满八人，蒙汉各二员。犹后之尚书侍郎也。办事笔帖式，则各酌量事务繁简补授。文臣赐号巴克式，榜式者，仍许旧称，其余并令改称笔帖式。崇德元年五月，设都察院，司谏诤君主，奏劾诸王贝勒大臣之旷职不敬者，及究察六部听断不公之事，其官制与六部同。二年二月，更定部院官制。先是，部院设满、汉承政三四人，其余参政凡二等。至是，范文程等奏请每衙门止设满承政一员，以下酌量设参政、理事、副理事、启心郎、额者库各官，凡五等。启心郎似翻译员，盖仍其旧，而于其上置理事、副理事二职。易笔帖式为额者库，犹后之主事也。三年六月，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官制亦同六部。合六部两院，是为八衙门。部事以贝勒主之。此事虽未能完全脱离军政民政混合之时期；然于此可见二者渐有分歧之趋向，官制之立，自此始也。至八年，乃谕止诸王贝勒管理部院。是为满洲制度上一大进化。盖其时国事繁殷，非复头脑简单之王贝勒所能胜任矣。

二文馆之设立与内三院之更定

天聪三年四月，皇太极以乐观历代帝王得失之故，且欲记注国家政事，以昭信史；命儒臣达海、库尔禅、刚林、苏开、武巴什、札索、喀古尔、嘉珲、托布斋、瑚球占巴十人分为两直，翻译典籍，记注政事，名曰文馆。及天聪十年三月，乃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名内国史院。记注君主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办事宜，外国所上章奏，编为史册；并纂修历代实录，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功臣浩命，诸贝勒册文。一名内秘书院。撰与外国书，及上赐敕书，并谕祭文录，各衙门奏疏及词状。一名内宏文院。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及颁行制度：每院各设大学士一人，其下有学士、举人等。时六部衙门虽已设立，然实权则握于文馆。盖其所司事务，比较接近内廷。当时之王贝勒等，虽掌兵事大权，兼领部务，然文馆之事，则非彼等所能干预者也。文武之歧分，兵民两政之异别，至是乃渐显著焉。

三法律观念之增进与定守官考察例  天聪之初，满洲固无所谓成文法，即命令之制定，与习惯之附有法的性质者，亦鲜能尽人恪守。天聪五年，皇太极谕：“自征明以来，所向必克。彼明屡战屡败，势同枯朽，而我常有惧心者，以彼虽不长于骑射，而战阵晓习法律故也。”又贝勒德格类奏疏有言：“谳狱诸臣，未能明罚敕法，虽奉训谕，罕能恪遵。”多铎亦云：“法司诸臣，实心任事，秉公执法者少。当令明习法律，遵守往者成规。”当时法律观念之幼稚，观此可知矣。及天聪六年二月，礼部议定君驾往来近地仪仗之制：旗三对，伞二柄，校尉六人；大贝勒旗三对，伞一柄，校尉四人；诸贝勒旗一对，伞一柄，校尉二人；在期会处不用旗伞，止许校尉从。凡随驾及赴行在所，概不许用，惟大贝勒许用伞，违者罚羊．越日，礼部以驾出未具仪仗，与定例不符，奏请罚羊。皇太极曰：“朕非忘具仪仗也。以往诸子避痘处，故不用耳。然不传谕礼部，诚朕之过!朕若废法，谁复用法?此羊付尔部收之。今后凡往避痘处，免用仪仗。”以命令而变更律例，君主时代，在所难免。皇太极能守礼部之罚规，虽曰借以率下，然亦可为法律观念进步之明证也。是月又定例：海州、耀州、鞍山、牛庄、东京、萨尔浒、铁岭、甜水貼、析木城、威宁营、章义踮等处城守官员，三年任满者，赴沈阳考察功罪。有功者赏，有罪革职留任，各遣驻守原地，俟三年再行考察．当时之守官，多系武将，民政之施设，固无可言。故三年考察之例，亦不过注重其兵甲之强弱，恐非谓其施政之优劣也。

四考试之制度

先是，努尔哈赤甚恨明儒生，常拿捕处死。皇太极欲利用汉人，以成大业，故对于儒生，颇为重视。天聪三年九月，举行儒生考试。此事在清初制度上，不仅解放汉人之才具较优者，亦官吏登用之滥觞也。诏谓：“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教，于诸儒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及满、汉、蒙古之家，所有儒生，俱令考试。取中者，别以丁偿之。”于是儒生赴试者三百余人，校别优劣，取二百人。凡隶内府包衣及贝勒大臣家为奴者，尽可拔出，免二丁差徭。一等赏缎二匹，二等三等赏布二匹，并候录用。天聪八年三月，复校试汉生员，分别取定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赐银有差。四月，乃合满洲、蒙古试之，取中举人十六名。刚林即满洲举人也。盖前此之考试，几纯为汉人而设，至是始不限种界，以所习之文字为定评，中者命曰举人，曰生员，准免其徭役，酌授官阶。其后复改制，不许奴仆考试。崇德二年八月，都察院承政祖可法等，奏请解除，有云：“今各家奴仆，皆东西南北俘获之人，中间岂无真才?金元俘获儒生，皆令换出，仁声远播。今忽改此制，诚恐多资更张。臣等以各家奴仆，宜准其考试，但定中式额数。若得十名真才，何惜十人换出?伏乞皇上进行!”皇太极谕之曰：“今满洲家人，非先时滥行占取者可比。间有一二生员，皆攻城破敌之际，或经血战而获者有之，或因阵亡而赏给者亦有之。即克皮岛时，满洲官兵，效力死战，尔汉官兵，如同宾客，坐视不救。此行所得之人，皆以死战擒获，及因阵亡而赏给者，乃无故夺之，则彼死战之劳，捐躯之义，何忍弃之乎?若另以人补给，所补者独非人乎?无罪之人，强令为奴，亦属可悯!尔等止知爱惜汉人，不知爱惜满洲有功之人，及补给为奴之人也。”可法等惧，皆叩首谢罪曰：“臣等见不及此。”故自此以后，为奴仆或执贱役之人，皆不准考试，为有清一代之大法焉。

五刑赏之制与徭役

人关前之刑罚，可得而考者有死刑、籍没、罚锾、罚牲畜、革职、孥其妻子、贯耳鼻及鞭等。死刑为生命之刑；贯耳鼻及鞭，为身体之刑；籍没、罚金、罚牲畜，为财产之刑；革职为名誉之刑。当时对于自由刑——徒刑——无所规定，盖刑罚观念，尚属幼稚故也。又有大赦之法，其制始于崇德五年七月，大赦，凡死罪以下羁禁者，于大清门释之。十月，以值皇太极诞辰，除十恶外，凡罪概行肆赦。盖亦仿明之制。惟所谓羁禁者，似属拘囚待审之类，与徒刑有异，此入关前刑罚之大略也。至赏赐之制，除袭职免丁外，凡俘获之人口、牲畜、布帛、银两，皆以充赏。袭职者，己身所得之官职，又延及于子孙也。天聪五年六月，定功臣爵职世袭例：凡他国贝勒，当无事时倾心来归者，子孙世袭罔替。其迫祸患，不得已而来归者，阵亡准袭五次，病故准袭三次。凡将士临阵率先，及克城功大者，各照原职世袭罔替；惟有罪，另行酌定。凡告发叛逆，及乱国大罪者，量授爵职，准袭六次。凡自他国孑身来归，当本国无事时者，阵亡准袭四次，病故袭二次。迫于祸患者，阵亡准袭二次，病故袭一次。凡无职之人，当危急时率先战死，或首先登城死者，量授以职，准袭二次。凡擒获奸细授职者，阵亡准袭一次，病故不准袭。六年，定恤奖死伤之例：阵死者副将三等，递减十两，自八百二十两至八百两。参将三等，亦递减十两，自六百二十两至六百两。游击五百两，备御四百两，副备御二百五十两，旗校什长及执大纛人每名二百两，无职者一百五十两，未披甲者一百两。其余之例，不必备述。要之，赏恤不仅以战功为比例，亦且以爵职为差等也。免丁者，本身及亲族徭役减除之谓也。盖旧制计丁派徭，三丁抽一，即力役之征，犹唐之庸法也。当天聪八年正月，汉备御等以徭役繁重，诉于户部，略谓：“每备御帮丁八名，除一身照例赡养新人外，较民例更重。所帮八丁，既与民例一体当差，本身又任部务，差徭何由措办?望上垂怜，所帮八丁，准照官例当差，余丁与民同例。”管户部贝勒德格类奏闻。乃集汉官宣谕，有云：“我国土地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势有不能；故计功给丁，一等功臣应得千丁，其余以次递减。自分拨辽东人丁以来，八九年间，尔汉官人丁，多有溢额者；非朕加恩尔等，宥尔过愆；能任尔等多得乎?满洲出兵，三丁抽一，今若令尔等亦一例三丁抽一为兵，尔以为何如乎?且满洲之偏苦于汉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守台，陶铁，及一切工匠，烧盐，猎取禽兽，筑修边城，守贝勒门，运送贸易之物，窖冰之役，青草之役。此皆满洲偏苦之处。今满、汉均属一国人民，尔等何竟不知差徭减于满洲耶?”满洲差徭，是否多于汉人，不能据皇太极之言为准。惟徭役之免，确为一种恩荣。此刑赏之可得而考者也。

四十一  文学与教育

一史书之编译

初，满洲未有文字，及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儒臣额尔德尼、噶盖等，假蒙古字制十二字头，编写国语，颁行通用。及太宗皇太极时。儒臣达海复加以修正，遂成有圈点之新满洲文字。天聪三年，始设文馆，命儒臣分为两直，榜式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榜式库尔禅及武巴什等记注本朝得失，以为信史，翻译与编辑之业，至是始分部职掌。天聪五年，皇太极幸文馆，入巴克什、库尔禅直房，问所修何书。对曰：“记上行事。”皇太极曰：“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观。”乃取巴什克达海所译《武经》观之。此种尊重史官职掌之态度，为吾国历代传统之遗风，俾记注之臣，得以据事直书，不稍讳饰。较之后日修改实录者，真不可同日语矣。天聪九年，命文馆纂译宋、辽、金、元史，且谕之曰：“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词，虽览全无益也。今于宋、辽、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求治，而国祚隆昌，或所行悖道，而统绪衰坠；与夫命将兴师之方，及贤奸忠佞之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通鉴》之外，野史所载，语多不经，无知之人，转相流传，信以为实，着禁止翻译。”可知达海等所翻译之四史，亦不过择要纂述，而当时之野史逐译，在社会上流行甚夥，故有“转相流传”之言也。皇太极于汉文之程度，尚不及努尔哈赤了解之深，其所得之智识，亦仅就译成之满文小说野史而读之；且赖儒臣进讲之力，故有“乐闻古今得失”之誉。是年又绘成《太祖实录图》八册，盖出于张伦、张应魁之笔。其《图解》则满、蒙、汉文三体并书，首及长白山三神女之传说，以及太祖努尔哈赤一代之事迹。越二年，即崇德元年十一月，《太祖实录》告成。则当时对于大金之称，当已讳改为满洲矣。

二开国期之史料

    清初开国之史料，当以《实录》及档案二者为可凭。惟《实录》以本朝臣子而记本朝之事，亦不免稍有讳饰。档案则案卷文诰，原文之所在，比较《实录》，尤为质实。然二者皆重要之史料也。《实录》有三种：一崇谟阁藏本。二日本传抄本。三故宫原藏本。

    《实录》修纂，定制缮必五份：每份各具满、汉、蒙文一部，大本红绫面者两份：一贮皇史歲，一贮奉天崇谟阁。小本红绫面者两份：一贮乾清宫，一贮内阁实录库。又有小本黄绫面者一份，亦贮实录库，以为讲筵之用。此崇谟阁藏本乃乾隆以后所重修者。日人强占沈阳后，曾以是本影印行世，合四卷为一册，凡四千三百三十卷。又《满洲战迹图》八卷、《宣统政纪》四十三卷。日本之三朝太祖、太宗、世祖《实录》，为自古传写本。文化四年，日人邨山芝坞、永根、永斋抄录《三朝实录采要》十六卷行世．其上更有《抄略》二卷，以与阁本相比，则阁本颇有所避讳。盖传抄本系用康熙年间所纂修者，最为质实也。故宫博物院曾印《太祖武皇帝实录》，亦系初纂本，惟排印错字太多，学者病之．后议与《太宗实录》初纂本，台北平图书馆所得之《世祖实录》初纂本，共印为《三朝初纂实录》，书未成而北平沦陷。倘此书印行，当较日本传抄本更为近真也。故宫藏本，尚不只一份。惟该院未印行，吾人所常见者，仅伪满之崇谟阁本而已。阁本与故宫藏本当无甚差异，皆乾隆时改修者。乾隆三十年，蒋良骐充国史馆纂修，据《实录》红本成《东华录》十六卷，至雍正末为止。光绪初，王先谦入史馆，援例绎乾隆以次各朝为续编，又病蒋录简略，复白天命迄雍正而加详焉。然蒋录虽简，而纪事出于王录以外者甚多，以其所据为初纂本，非乾隆以后改订之本也。乾隆因尊祖而为其祖讳，毫无存留信史之念，是以修改之《实录》，与初纂本《实录》迥不同矣。档案之存于崇谟阁者，有汉文旧档，满文老档二种：汉文旧档之写本六册，中重一册，内容分为三种：一各项稿簿一册  搜录天聪二年九月，至五年十二月之往来文书。二朝鲜来书簿三册  第一册，自天聪元年至八年；第二册，自天聪九年至崇德四年；第三册，为崇德五年六月份者。内载二次朝鲜之役颇详。三奏疏一册  自天聪六年正月，至九年三月，凡诸臣奏疏多载之。其中多有《实录》所不采者。

    满文之老档，更分为无圈点之档子，及有圈点之档子两种。无圈点者，旧字也；有圈点者，新字也。其内容为太祖、太宗两朝之记录，大祖朝共十套，每套册数自四册至十一册不定，凡八十一册：起丁未年万历三十五年至天命十一年，其中颇有脱落，而第十套之年月，全不具备。太宗朝共十六套，凡九十九册：白天聪元年至六年，共十套，六十一册，崇德元年占六套三十八册。老档为编年体之记录，颇为详细，琐屑之事，亦备载之，惜早已残缺不全矣。此外北京内阁库藏之档案，中多清初文书，光绪二年，清查大库档，知其可贵在老档上。盖内阁所藏者，有真正无圈点老档。乾隆四十年，以年久鈔旧，令按现行清字，重抄一份。四十三年再办老档一份，发交奉天崇谟阁，并藏《实录圣训》金匮内。据四十五年二月初四日盛京将军福奏折，当时收到者，即无圈点，加圈点，天命年老档各八十一本，天聪年各六十一本，而崇德年老档三十八本，仅为有圈点者。其数目与今藏正相符。而大库所藏，实较修订本为多，故以后续有发现者，如崇德三年分原档是也。民国以后，大部归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因保藏不善，渐作废纸售出，罗振玉于纸坊购得者，即此内阁大库旧档也。幸辗转以入中央研究院《明清史料》即该院所选印。民国十一年国立北京大学呈请将历史博物馆余存档案拨归整理。于是此宝贵史料，始得以供学者之参考焉。

[附言]

北京大学整理内阁档案会所整理之结果，具见《北京大学日刊》所载之该会报告。档案计共一千五百零二麻袋，一年中整理出来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该会整理计划分三步：一分列朝代，二摘由，三整理内容。现第，二步手续，大致已完，惟第三步迄未蒇事。徐中舒有《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李光涛有《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方甦生有《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均可参考。故宫文献馆亦有整理满文老档之计划。最初写满文老档目录者，为日人内藤湖南《清开国期之史料》见《读史双录》。最近写老档目录者，为日人今西春秋今西龙子，在《东方学纪要》发表诸文。可见老档以内阁大库贮藏最丰，现已分而为三处——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及中央研究院矣。

三教育之概况

满洲自明初以来，与明互市，政教文物，深受影响；故努尔哈赤以酋长而熟悉汉文，幼时即爱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及皇太极立，连年与明用兵，益知文学教育之重要。天聪三年，首创文馆，记注政事，翻译汉籍。其后又更定为内三院，分别职司。且考取诸儒，优奖明通，而文化乃蒸蒸日上矣。天聪五年，谕：“自征明以来，所向必克。彼明屡战屡败，势同枯朽，而我常有惧心者，以彼虽不长于骑射，而战时晓习法律故也．”及闰十一月，集贝勒大臣曰：“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殆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上年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义理之故欤?今年明国筑大凌河城，我兵围之，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师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者，由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故也。若为父兄者，溺爱子弟，亦可任意自适，不披甲出征矣!”于是令贝勒大臣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就学读书；不愿者启奏。崇德元年，又谕诸王大臣等曰：“昔太祖时，八旗子弟，无论长幼，一闻行师出猎，率皆踊跃争先，秣马厉兵，自爨而食，国势之隆，皆由劳瘁所致。今子弟等每有调遣，或托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为辞，国势何由而振乎?”诸王大臣言：“诚如谕，嗣后当加意训饬，不敢怠忽。”由是观之，皇太极对于教育事业，亦颇留意也。

四旧俗之保存

清国之文化，在皇太极时代，已有孟进之象，其原因要不外乎连年用兵，交通频繁，且汉人之降附日众，影响益大故耳。然皇太极深虑满人之仿效汉族，遂使旧日风俗，渐归同化。故崇德元年十一日，集诸王贝勒大臣等于翔凤楼，使内宏文院大臣，读《金世宗本纪》，且谕之曰：“尔等宜审听之!世宗者，蒙古、汉人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朕披览此书，悉其梗概，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永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言语，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乃知凡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是，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禅等，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囉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此番征燕京出边，我军威竞为尔大臣所累矣!”综上以观，则可知皇太极时代之人民，其勇气已不似努尔哈赤时之鼓舞，故八旗子弟，每有托言避役者，皇太极以金世宗自居，不欲濡染汉习，致成陋风，不为无见。惟潮流所趋，恐不能以饬谕而收大效耳。

四十二  社会一般之现象

一人民生计之概况

    清自勃兴以来，颇能讲求农事之政，故军士有蹈田禾者，重则射之，轻则鞭之。太宗皇太极尤注重农事，故屡有及时耕种之谕。崇德元年谕：“树艺所宜，各因地利，卑湿者，可种稗稻高粱，高阜者，可种杂粮。勤力培壅，乘地滋润，及时耕种，则秋成刈获，户庆充盈。如失时不耕，粮从何得耶?”二年，又谕户部曰：“昨岁春寒，耕种失时，以致谷贵。今岁虽复春寒，然农时不可违也。宜早勤播种，而加芸治焉。夫耕耘及时，则稼无灾伤，可望有秋；否则，或被虫灾，或逢水涝，谷何登乎?凡播种，必相其土之燥湿，而布其种。该管屯堡各员，有不勤加董率，致废农事者，罪之。”顾太宗虽竭力提倡，然终天聪、崇德年间，难得家给人足，民物蕃息之观。观天聪元年，建州大饥，斗米价银八两，银多无处贸易，故诸物腾贵。良马匹值银三百两，布一匹当银九两，盗贼繁兴，劫杀时闻；乃大发帑金，散饥民。崇德二年谕：“今岁告饥，凡有粟之家，宜与牛录内困乏者，卖则取值，借则取息；如此有无相通，则民气自裕．若私自埋藏，以致朽烂，非我国之人也。至贫民无力耕种，坐使土地荒芜，食何由赖?”盖清虽以农牧立国，然射猎之风，仍未少戢；且连年争战，农牧亦不得不受其影响。天命之时，建州薄瘠，终岁所需，半仰互市。盖以建州饶参貂之利，明人亦借粟帛为交易之品。洎两国失欢，互市遂绝。清占有辽沈，农奴庄田增多，已不似在赫图阿拉时之穷困，惟以招徕太繁，亦终觉不敷耳。皇太极知民食根本之所在，故一面希望与明议和，一面南下朝鲜，资以掠取，且请互市纳饷焉。此种现象，岁丰则用仍不足，岁歉则立蹈饥馑，此一般生活之状况也。而富者囤积居奇，又为农民困苦之一种原因。崇德元年，严禁囤积之令有曰：“谷甚贱伤农，甚贵伤民，有粮之家，辄自居奇，必待市价腾贵，方肯出粜，此何意耶?今当各计尔等家口足用外，有余，即以粜卖，毋得仍前壅积，致有贵谷之虞!先令八家各出粮一百石，交市粜卖，以充民食。”此不仅禁囤积，又兼强令出粜也。然社会现象，仍不能充足均平，故崇德六年，都察院参政祖可法等有言：“今岁禾谷未收，秋霜早陨，恐收获之时，米粮未能充足，价渐腾踊，市籴日稀。”于是奏请豫为筹画，条陈四事。

        一、严沽酒之禁时京城及大小城堡，造酒米数，每日不下数百石。停止一年，可省米数十万石。

一、杜囤积之弊有粮之家，或卖或借，卖则从市平粜，借则从时起息，并得有无相通，不许居奇长价。

一、疏河渠之路东土以辽沈为肥饶，夹河六屯，尤为沃壤；年久不浚，故河壅而水不流，雨泽偶多，遂致泛溢，河沿一带，良田委弃。若及时挑修，用力不多，为益最大。

一、开纳粟之例论罪之大小，限以粮数纳赎；或无罪平人，有急公输粟，量加奖录，秋丰停止。

疏入，得旨称是，着即照办，故岁歉之事，得以稍事补救焉。

二财政经济之一斑

    清初财政，颇难稽考，而经济之散见于史籍者，亦多零星散碎，摭拾维艰。仅就观察所及，以示一斑如下：

国库收入，本无定额。盖当时无赋税之征，故各官亦不能按职给俸也。且国家之收入，亦恒为一人之私产，严格而论，即无财政之可言。初成部落，掠夺为食，继建国家，征伐是赖；臣下之收入以此，公共之收入，亦以此也．土地所有，分赐群臣，给丁供役，以赏有功。是以俘获不均，垂为例禁；崇德七年，皇太极谕诸王大臣曰：“此次出征，各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家人，获财物甚多，而各将士所获甚少。想大臣等各让其本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多取，以致将士少获；开报归公之物，反行减少耳。前征燕京山东，朕皆赐出征之王、贝勒及各官等，即少有所留，不过欲给新附之人，及穷乏之人，以为国家经费之计，故皆寄之外帑，未尝多取以私为已有也。”盖俘获所得，国库所人，供赏赐而已。太宗亦常言：“理财裕国，亦为民而已。”惜其理财裕国之术，仅以“放抢南朝”，疯狂掳掠为得策，遂以造成农业为主之社会经济。至人民之赋税，又有征徭一法，即三丁抽一，以供驱使，乃力役之征，犹唐室之庸法也。清初赋税之可考者，惟此一种。盖为兵为工，胥有赖于此耳。人民经济，以农牧为大宗，兼具采参市易之利；行猎所获，亦人民较重要之收入也。初建州与明人互市于开铁之间，以实物相交换，物价之值，略可窥察。及明市大坏，朝鲜市兴，中江之地，遂为商务中心焉。清人之西走者，亦恒市易于长城诸口，惟非特定之市场，故其事不著。清既以人参为出产大宗，其价值若何?天聪七年，曾致朝鲜王傢书，责减参价。盖原议参价每两银十六两，朝鲜止给九两。参价之贱，观此可知。清以银块为交易之媒介，仍因袭中国之制。亦铸铜钱，天命通宝凡二品，一满文，一汉文，天聪通宝亦二品，但皆未必多耳。米谷之价，视年岁之丰歉而定，难知其详。天聪元年大饥之时，诸物腾贵，斗米银八两，马一匹银三百两，牛一匹银百两，蟒缎各一匹银百五十两，布一匹银九两，其数似不确实。盖天聪初之经济，即使国内饥馑，亦不至腾涨如此。其时人口买卖，每名价银十五六两，与半价相等．亦有强索至二三十两者，此崇德年间之概况也。

三社会之习尚

射猎之风，本为塞外民族所具有，故在位者亦以奖励骑射为能事。皇太极有言：“我国家以勤习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逸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饬乎?”清初之风光，观此可知矣。射猎之事，既为女真人之习尚，然亦恒为斗争之因。盖当动众行猎之时，每有所中，不易即获。天聪之时，太宗曾令贝勒等约誓：从人勿得争夺。后又令射中之兽，有争论者，付审理官质对；不问贝勒凡人，但验射中伤痕相符，即付之，是知射猎之风，即君王大臣亦然，而质验之令，亦不以贵贱而有所区别也。当时人民之好尚，除讲习武事外，有好杀，贪诈，奸淫，圆滑之风，而窃盗之卑习，则又不待论矣。出师之时，虽常以勿杀降人，勿淫妇女为戒，然风尚所在，禁之无益。阿敏以不得朝鲜之美妇，而在外觖望；多尔衮以肆意贪淫，而获疾致死；慧如文后，不耐居孀之苦；贤若玄烨，犹有纳姑之嫌。墙茨不扫，深宫诲淫，风气所被，不仅帝室为然也。永平之杀降，扬州之屠戮，是为清人好杀之明证；而战阵之被残，劫掠之获伤，又不知凡几矣。宁完我有言：“举国之内，然诺成风，以狡滑为圆活，以容隐为公道，以优柔为雅重，学成装就，便为大僚，即有一二劲草，亦自觉特立孤标之足虑。”而皇太极亦言：“我国贝勒及诸姑格格等皆以贪得为心，宜作何禁止?”满洲风习之不良，于此可见一二。又阶级之习特严，其服式亦视贵贱而有差异。天聪六年，定黑狐帽，五爪龙，明黄，杏黄，金黄等服，非上赐不得用．闲散侍卫，护军，及诸贝勒下护卫以上，许服缎衣，余众俱用布。妇人各随其夫。且谕：“国家服式之制，所以辨等威，定民志，俾朝野各有遵守．我国风俗，素敦淳朴；近者奢靡僭越之风，往往而有，不可不定为法制，昭示国中。”当时之宗室，为一种贵族阶级，凡六祖之子孙，俱系红带，以表等威。如常人与系红带者相诋而詈及祖父者，死；其不系红带，而致人辱詈者，勿罪。亦可见当时贵族之声势矣。各家之奴隶，以俘获之汉人充之。奴隶无借贷应试之权，一任其主之生杀买卖，待遇之苛，不待言也。

四汉人之地位

皇太极之待遇汉人，本为一种政策，前既言之矣。当时汉人之地位，究竟如何，亦不难就当时之情形推知之。蒙古风俗相同之国．且常与皇室为懿亲，其地位在汉人以上，自不待言；即朝鲜之人，亦较汉人为优。盖清人视明如仇，而衣冠习俗迥异之人，更不能不受一班人之陵轹也。宁完我言：“汉官不会满语，常被骂詈辱打，至伤心堕泪。皇上遇汉官，每每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作践，将何以成一体，徕远人耶?”汉人之被作践，即此可知矣。又岳托有言：“先年杀辽东汉人，后复杀永平、滦州汉人，纵极暴白，人亦不信。今天与我以大凌河之汉人，正欲使人知我国之善养耳。其法如何?凡官一品，以诸贝勒女妻之；官二品，以贝勒大臣女妻之。若有欺凌其夫者，咎在父母，犯即治罪。如谓彼有原妻，不必与女，此实大谬。盖使其父翁衣食与共，虽故土亦可忘也。若怠于抚养，将操何术以取天下乎?”盖至是始稍稍优待汉人矣。天聪三年，解禁家奴举行考试，其保护汉人之心，惟此事为昭著，然亦不久即废，而祖可法且以奏请许奴隶应试被斥焉。崇德二年，责谕都察院承政张存仁等庇护汉人，有曰：“若礼部承政祝世昌奏请禁阵获良人妇女卖充乐户一疏，祝世昌岂不知乐户一事，朕已禁革?不过徇庇汉人，借此立言要誉耳。朕料祝世昌身虽在此，心之所向，犹在明也。祝世昌果系忠臣，彼明国以大元田、刘、张三姓功臣之裔为娼，即当奏请禁止矣。朕于满、蒙、汉人，视同一体，尔等同心辅政，譬如五味，贵得其和。若各庇其族，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也。”祝世昌竟以庇护汉人，与奸细无异，论死且籍其家。汉人之待遇，至此又转趋刻薄矣。盖皇太极之优待汉人，原为一时之利用，故表面上对于汉官虽怀柔备至，而对于一般之汉人，则不惜竭力压制，以免其势力之膨胀。崇德以后，国基大定，汉人之被虐，乃日益加甚。而汉宫亦惟希旨取宠，不敢仗义执言。故俘获之人，除汉军八旗外，供包衣天聪初，以向俘获汉人之骁健者，分左右两翼，设都统统之，以备折冲之用。后以降人日众，分为八旗。其留以给事宫廷，与分配诸王府供奔走者，皆拨入满洲，而锡之名目：包衣旗，以示区别于汉军。故包衣旗名虽满人，实汉军也。之贱役与农奴而已。时宫中尚无阉宦，中涓之职，皆包衣充之。《筹辽硕画》熊廷弼务求战守长策疏中云：“往虏固穷馁，又马于冬春草枯时，瘦如柴立，故我犹得一间。近所掠人口，筑板升居之，大酋以数千计，次千计，又次数百计，皆令种地纳粮，人马得食，无日不可图我。”又朝鲜降将李民寞《建州闻见录》云：“自酋奴及诸子，下及卒胡下级官，皆有奴婢、农庄，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军卒则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此可见建州农业社会之形成，全以所征服及俘虏之汉人为农奴也。

第十一章  明国之覆亡

四十三  明中叶以后之政局

一政权之推移

明太祖朱元璋，以淮右一布衣，奄有天下，鉴于前代帝王大权旁落之弊，废丞相，分设六部，改元代之中书省为内阁，置学士，位不过五品。是时太祖以开国之君，周知民隐，洞悉为治之要，故能乾纲独断，百废俱兴。其后成祖棣连年用兵，不暇亲政，仁宣以后，大学士之位渐崇，然究非成宪所许．皇帝与宰辅之权，互为消长，而阉宦因之弄权。故有明一代，朝廷大政所出，至无定所；时而出自皇帝，时而为权贵所把持。然而阉宦弄柄，佞幸窃权之事，则世有其人，世有其事，所谓：“君相独运大权，以理万机”者，不过数见而已。黄梨洲有言：“有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明代皇帝最能独揽大权，而与皇帝最接近者，厥为阉宦，皇帝不自用其权，阉宦焉得不弄权以自恣?故太祖虽揭铁牌于宫门，而阉宦之祸，乃更烈也。阉宦之弄权也，在利用朝无重臣；朝无重臣，则皇帝无所顾忌。明中叶以后，皇帝多不见朝臣：宪宗在位二十三年，只成化七年，与大臣朝见一次，其后绝不与群臣相接。孝宗弘治十年，与大臣议政，举朝称庆。自是以后，以至天启，凡百六十七年间，历五六帝，君臣之间，不常接见。阉宦焉得而不专权?朝政焉得而不废弛?群小在位，滥赏淫刑，东林议政，党祸益炽；国欲不乱得乎!

二中叶以后之政略

    宪孝之世，为明代小康之时；武宗继立，刘瑾用事，瑾伏诛，而江彬又起，故正德十六年间，虽名臣名儒辈出，固无补于其君之昏庸也。世宗继立，而大礼之议起，盈廷聚讼，致兴大狱，此诚无谓之甚者矣!且崇奉道教，信任严嵩，忠良遭屠僇之惨，已启明代衰颓之兆。穆宗隆庆，享国日浅。神宗初政，张居正当国，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十年首辅，海内肃清。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委以北边，于是降朵颜；破泰宁，边备整饬，蓟、辽益固；而南蛮之累世负隅者，亦次第遣将削乎。又变通漕运时期，尽卖民间种马，而国用充；汰冗员滥费，责豪猾积逋，而帑藏实；减均徭加税，免天下逋赋，而民困舒；立章奏考成法，而吏治起；严讳匿之罪，而盗贼止；裁抑阉党，绳督御史，核省驿递，澄汰庠序，而朝野清肃。不可谓非救时贤相也。然居正死后，继之者皆非其人；而矿税貂璫，苛毒乃遍敷天下。秕政丛起，卒致乱阶，又况东林党议，三案纷争，忠良被弃，国脉大伤，故明不久遂亡矣。兹述其大略如下：

东林党议  

先是，无锡有东林书院，为宋杨时讲道之处。顾宪成忤朝旨，削籍归里复修之，与高攀龙钱一本讲学于此。天下之士，闻风而集，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遥相应和。由是东林之名大著，忌者益多。其后，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相继讲学，是为东林党议之起。当时廷臣，亦竞立朋党，大致分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二派。其非东林者，有宣昆党齐、楚、浙三党，声势相倚，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既而三案起，遂为二派焦争之点，而轧轹亦愈烈矣。

三案之争  

明末三案之争，屡兴大狱，正人君子，诛戮无算，而国运伤矣。先是，神宗宠郑贵妃，兼爱其子常洵，久不立太子，群臣疑虑，数以为请，所谓“争国本”是也。帝不得已，二十九年，立长子常洛为太子，遇之颇薄。四十三年，有男子张差者，持梃入东宫，击伤门者，令法司鞠之，以疯癲具狱，提牢侦为郑妃宫监所嗾使。郑妃惧，请于帝及太子，磔张差，其事遂解。是为梃击一案。神宗崩，常洛即位，数日病笃，召见阁臣方从哲等于乾清官，从哲荐李可灼进红丸，病俄革，翌日遂殂。而方从哲乃称遗旨赏李可灼银五十两，御史王安舜首争之，劾从哲轻荐狂医，又给赏以自掩。给事中等又数从哲十三可杀罪，是为红丸一案。明光宗崩，李选侍郑贵妃所进据乾清官与阉宦魏忠贤及客氏，谋挟皇长子以自重，不听诸臣入临；诸臣乃掖皇长子出，立于文华殿。杨涟、左光斗等遂勒选侍移居哕鸾宫，太子复还乾清正位。是为移宫一案。三案并起，狺狺不休，结托阉宦，亡国之媒。倪元璐有言“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词；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盖两派初争，尚可谓各有其是，其后党见曰深，三案遂为争持之焦点矣。然魏阉未用事前，尚无大害；泊魏阉得志，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进，则借三案，名为三案之争，实则东林非东林之争也。

客魏之祸  

魏忠贤始姓李，名进忠，熹宗赐以今名。与帝乳母客氏相结，并为帝所宠信。二人忌司礼监王安持正，矫旨杀之。  日引帝为内操游乐，益无所忌。忠贤援引群小，入备赞画，凡宫嫔内侍之不如意者，百计谗杀之。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激扬讽议，忠贤颇惮之，于外事未敢大肆。后用顾秉谦等为相，羽翼爪牙，渐次坚固，遂得肆其毒噬矣。杨涟劾忠贤二十四大罪，语语皆可指实，而帝不悟，中旨切责。诸臣益愤，交章论忠贤不法，帝反温谕数忠贤勤劳，责诸臣附和。忠贤矫杀万燝，借以立威。于是希指者更劾杨左光斗诸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东林之祸遂作。先是，王绍徽编东林一百八人，系以宋时梁山泊宋江等名目，为《点将录》，令忠贤按名黜汰。崔呈秀复进《同志天鉴》诸录，分别异道，由此群小登据，善类一空。乃更假三案与封疆事，以逮杨左等，于是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遂毙于狱中。高攀龙畏祸自投于池，而熊廷弼、孙承宗或杀或罢，边事益不可为矣。忠贤复修《三朝要典》，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事，编辑成书，极意诋误东林，榜东林党人姓名示天下。进爵上公，潜窃神器。及信王立，忠贤乃伏诛。然七年之间，无恶不作，宦寺之毒，殆无其匹!

明末以矿税酿纷争之局，以东林起党议之端，以三案为交战之点，而其祸成于魏阉之当国。清流摧折，佞幸窃位，名将传首，边功冤抑：内政外交，不堪问矣!

三明末边防概说

明之末造，可以主持边事之人物有四：一曰皇帝，二曰阁臣，三曰本兵，四曰领兵将帅。抑考当时之皇帝，则数十年不视事之神宗，数月而崩之光宗，昏聩无能之熹宗，卞急而多疑之思宗也。当神宗时之阁臣，皆庸愚如方从哲之辈，熹宗时，虽有一叶向高，然无如魏忠贤何。质言之，当国者，魏忠贤也。向高之后，则阉党颜秉谦也。崇祯帝在位，不过十七年，而更易宰辅，至数十次。轻信轻疑，国政何由而理?又其时制阃外将帅之命者，尤在本兵。盖明末本兵之权至重，当其任者二十九人，惟有一二人稍谙边事，其余则闒茸伴食之流也。至于边将，则尚时有其人，虽官爵不同，其为领兵边将则一。杨镐之后，继任者，有熊廷弼、袁应泰、薛国用、王化贞、王在晋、王象乾、高第、孙承宗、袁崇焕、王之臣、杨嗣昌、洪承畴等。此后则山海关内外，有关内、关外、昌平、保定，督臣凡四；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巡抚凡六；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总兵凡八；兵权愈分，事权愈乱，大局遂益不支矣。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皆以盖世之才，治辽事而有余，然或内毁于阉党，外罹于反间，不终其位。而三饷加派，盗贼纷起，虏马频来，东西交哄，明朝之亡，盖有由矣。

[附录]  

梁任公先生作《袁督师传》，叙述明末边事，颇足参考，兹节录于后：

       满洲之初起东裔，自其始非必有并吞中原之大志也，而明季之君庸帅愎将疲卒孱实有以启之。故欲知当时明清递嬗之历史，当分三方面观察焉：一曰北京政府当时北京政府之权力有四：一曰帝，二曰内监，三曰阁臣，四曰本兵。哀督师时代之政府，其帝则熹宗之昏弱而无能也，怀宗之卞急而善疑寡断也。其内监则与魏忠贤相终始也。其阁臣则皆闒冗伴食之辈也。而制阃外将帅之命者，尤在本兵。明末本兵之权至重也，今将天启以来任兵部尚书者列表于下：

人
 官
 庄
 摘要
 
杨镐
 巡抚辽东
 万历三十八年
 旋罢
 
杨镐
 经略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三月帥師出塞败逮治罪－－－
 
熊廷弼
 宣慰经略辽东
 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元年
 四十七年三月代杨镐四十八年八月－月罢－－
 
袁应泰
 经略辽东
 天启元年
 代熊廷弼其年三月
 
薛国用
 经略辽东
 同
 
 
王化贞
 巡抚广宁
 天启元年至二年
 化贞以元年五月廷弼以六月受任其明年清兵取西平堡化贞弃广宁廷弼走入关俱被逮
 
熊廷弼
 经略远东
 同
 
 
王在晋
 经略辽东
 天启二年
 其年八月告归孙承宗代之
 
王象乾
 蓟辽总督
 同
 
 
孙承宗
 经略蓟辽
 天启二年至五年
 五年十月为魏忠贤所排去高第代之
 
袁崇焕
 监关外军
 天启二年至六年
 时实官由佥事进按察使
 
高第
 经略辽东
 天启五年至六年
 六年七月以不救宁远罢黜
 
王之臣
 经略辽东
 天启六年
 寻罢经略不置
 
袁崇焕
 巡抚辽东
 天启六年至七年
 至是罢经略不置以关内外专任崇焕
 
王之臣
 巡抚辽东
 天启七年至崇祯元年
 
 
袁崇焕
 督师蓟辽
 崇祯元年至二年
 
 

二曰东北边将  边将之任免，政府主之，而边将之得人失人，大局系之。岂惟袁督师，即如熊廷弼、孙承宗之流，使能久于其位，东事之败坏，尚不至此极也。今将当时任东北兵之将帅，列一表，次乃论其功罪：

人
 官
 庄
 摘要
 
杨镐
 巡抚辽东
 万历三十八年
 旋罢
 
杨镐
 经略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三月帥師出塞败逮治罪
 
熊廷弼
 宣慰经略辽东
 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元年
 四十七年三月代杨镐四十八年八月－月罢
 
袁应泰
 经略辽东
 天启元年
 代熊廷弼其年三月
 
薛国用
 经略辽东
 同
 
 
王化贞
 巡抚广宁
 天启元年至二年
 化贞以元年五月廷弼以六月受任其明年清兵取西平堡化贞弃广宁廷弼走入关俱被逮
 
熊廷弼
 经略远东
 同
 
 
王在晋
 经略辽东
 天启二年
 其年八月告归孙承宗代之
 
王象乾
 蓟辽总督
 同
 
 
孙承宗
 经略蓟辽
 天启二年至五年
 五年十月为魏忠贤所排去高第代之
 
袁崇焕
 监关外军
 天启二年至六年
 时实官由佥事进按察使
 
高第
 经略辽东
 天启五年至六年
 六年七月以不救宁远罢黜
 
王之臣
 经略辽东
 天启六年
 寻罢经略不置
 
袁崇焕
 巡抚辽东
 天启六年至七年
 至是罢经略不置以关内外专任崇焕
 
王之臣
 巡抚辽东
 天启七年至崇祯元年
 
 
袁崇焕
 督师蓟辽
 崇祯元年至二年
 
 

三曰满洲之势力  满洲之势力与明边将之贤否为消长，今列一略表，与前表参观而大势可知矣。

    万历四十四年
     清太祖始改元天命
 
    四十六年
     始伐明克抚顺
 
    四十七年
     明以兵二十四万伐清不克
 
    天启元年
     清攻克沈阳
 
    二年
     清攻克西平堡
 
    六年
     清兵大举西渡辽河攻击宁远不克其年清太祖崩
 
    七年
     明清议和不成清来攻不克
 
    崇祯元年
     复议和不成
 
    七年
     清大举入寇
 

四十四  流寇之猖獗

一流寇之起源

盗贼之祸，历代恒有：明之世，当永乐时，有唐赛儿等，然皆旋起旋灭。武宗之时，流寇蔓延，而卒以扫除。惟至末造，神宗怠荒弃政，熹宗昵近阉人，元气尽澌，国脉垂绝。天启初年，四川、贵州土司相继叛乱，未几，又有白莲教徐鸿儒倡乱山东，虽不久就灭，而四川、贵州犹未平靖。加以蓟辽日亟，需饷甚多，天灾流行，饥馑游臻，故至崇祯年间，流寇遂蜂起云涌，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考流寇所由起，大约有六：曰叛卒，曰逃卒，曰驿卒，曰饥民，曰响马，曰难民，而皆起于陕西。盖秦地山高土厚，民力强悍，好勇斗狠，故六者之乱，亦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也。叛卒者，欠饷之饥军，掠官府以合于群盗者也。崇祯元年冬，陕西欠饷至一百三十八万两之巨，守辽之川、湖兵，亦积欠至四个月。故兵士不堪，相率叛乱。而当时清军入塞，四路勤王之师，亦多以饥困而自合于流寇。又有逃卒私自潜投贼夥者，故当时之流寇，因是益炽。驿卒者，多山、陕无赖之徒，借驿站以果其口腹，而不敢为非者也。崇祯二年，明帝从给事中刘懋议，裁驿站冗卒；于是山、陕游民，仰驿糈者，无所得食，到处煽惑，群聚为盗。饥民者，则百姓之以年荒而罹于冻馁者也。给事中马懋才之疏有曰：“臣见诸臣具疏，有云：‘父弃其子，夫鬻其妻，或掘草根而自食，或掘白石以充饥。’然此犹不足言。臣乡延安府，自去岁至今，一年已不见雨，草木焦枯。八九月间，人民争相采食山间之蓬草，虽曰谷物，实类于糠，其味苦涩，食之不过免死。至十月蓬尽，则剥树皮而食，诸树皮中，惟榆皮最善，仍杂以他皮而食，亦得稍缓其死。至年终，树皮又尽，则又掘山中之石块而食，石冷而味腥，虽少食，亦易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其一二稍为积贮之民，则被劫不留一物，彼饥，以为死于饥与死于盗，死相等耳；且与其坐以饥死，何不为盗而死，尚得为饱死鬼乎?……总之，秦地光景，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盗贼次之；西安、汉中以下，则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次之。”饥民之迫而为盗，观此盖可知矣。响马者，山林之寇贼；难民者，流离之百姓。盖明末陕北大祲，饥民掠食，山林寇盗，从中鼓动，而叛军逃卒，复群起以应之，于是杂六者而为流寇，以蹂躏中原矣。

[附注]  

崇祯元年七月，川、湖兵戍宁远者，以缺饷四月，大噪，十三营起应之，缚系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自肃伤重。兵备副使郭广初至，躬翼自肃，括抚赏及朋桩二万金以散，不厌，贷商民足五万，乃解。自肃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经死。崇祯十二年八月，关宁总监高起潜题中有云：“准辽东抚臣方一藻会稿贴黄大意内开：‘自三月至八月，额饷分文未解。查关内三月之饷，俱已结完，独置残辽膜外；岂以辽丁向未哗噪，故姑缓视，必待酿变误援，乃坐臣等以治军无状乎?奴势汹汹，旬日内外，必有大举。臣等职专御虏，万不获已，乃敢大声疾呼。’……辽镇三月至八月欠饷，约数十万，事在燃眉，万难稽缓。”当时欠饷之巨，观此可知。“辽丁向未哗噪”，则他处之哗噪，又可知矣。明末财政枯竭，一至于此，故叛卒逃卒，亦为流寇之起源焉。

二群盗之纷起    

先是，阉党乔应甲巡抚陕西，米童蒙巡抚延绥，皆贪黩不恤民，又连岁大祲。崇祯元年冬，白水贼王二、府谷贼王嘉胤、宜川明史作州贼王左挂等，一时并起，攻城堡，杀官吏。安塞马贼高迎祥，自称闯王，饥民王大梁，自称大梁王，聚众应之．三边饥军，亦群起为盗，大吏恶闻贼，曰：“此饥氓，徐自定耳。”已而，驿卒，叛卒，相率应之，关中寇大炽。不久，王二、大梁被杀，左挂败逃，渠魁多诛灭。总督杨鹤不能抚，起者益众。二年清师人关寇掠，北京有警，山西甘肃勤王兵皆哗变，与寇合。洪承畴任延绥巡抚，左挂降于总兵杜文焕。嘉胤陷据肘谷，杨鹤又主抚，匿不报，遣官四出招贼。于是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等，并就抚，给免死牌，安置延绥、河曲间，虽不焚杀，而淫掠如故。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飞、郝临庵、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诸贼，所在蜂起，官军东西奔击，旋扑旋炽，终莫能尽。而延安张献忠，亦聚众据十八寨，称八大王。已而，左挂以叛诛，献忠为巡抚洪承畴所败。盖自秦寇初起，延绥以北，为逃军，为边盗，延绥以南，为土寇，为饥民。边盗则王嘉胤，土寇则王左挂为群贼魁。及左挂伏诛，嘉胤复败，窜而人晋，久据河曲，总兵曹文诏困之，嘉胤遁犯泽潞，为左右所杀，其党推王自用号紫金梁为首。结群贼老獩獩、曹操、八金刚、扫地王、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邢红狼、蝎子块、混世王等，及高迎祥、张献忠皆聚山西，而上天龙、过天星亦来会，共三十六营，二十余万众。米脂李自成，迎祥甥也，偕兄子李过往依之，乌合七十人，号曰：“闯将。”崇祯四年，杨鹤主抚误国，以洪承畴代之。承畴督诸将曹文诏等剿贼，关中略尽，悉走山西。六年，以文诏夙著威名，令入晋协剿，贼乃犯畿南河北。文诏复败之于怀庆济源，与诸将左良玉等会兵，连战皆胜。明帝敕诸将期三月平贼。然文诏为忌者劾去，贼益无所惮矣。时贼尽集河北，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即曹操等俱至，为官军所败，欲逸，阻于河，大困，乃诡辞乞降。会天寒冰合，从毛家寨径渡，河南军无抗之者，遂剽掠于河南一带，直至湖广。始自渑池渡河，高迎祥最强，李自成属焉，及至河南，自成始别为一军。明廷以延绥巡抚陈奇瑜讨贼有功，进兵部侍郎，总督山陕、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专办流贼。时贼由楚入川，遂陷夔州。自贼起陕西转掠山西、河南、湖广、四川，陷州县数十，未有破大郡者；夔州天险，及是失守，远近震动。贼复以险阻还陨阳，分军为三：一往河南，一趋浙川，一向商南。奇瑜乃驰至均州，檄陕西、陨阳、河南、湖广四巡抚，遏其四面，凡十余战，大破之，死者甚众。贼大惧，献忠奔商雒，高迎祥、李自成悉遁入车箱峡兴安地。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贼误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击之，或投以炬火；且石塞其口，路绝无所得食；又大雨二旬，弓矢尽脱，马乏刍，死者过半。自成用顾君恩谋，伪请降，奇瑜轻贼，有骄色，遽许之。先后借三万六千余人，悉遣归农，每百人以一安抚官护之，檄所过州县，具粮糗传送。贼甫出峡，即大噪，尽杀安抚官，屠所过州县，关中大震。至是官军亦稍稍知贼中有李自成矣。

三荥阳之会与剿抚方略

奇瑜既纵贼，诏逮下狱，以洪承畴代之。时贼掠关中，围陇州，承畴大破之。会明廷命豫、楚、晋、蜀兵四道入陕，迎祥自成遂窜入终南山。已而东出，陷灵宝、氾水、荥阳，闻左良玉将至，移壁梅山、溱水间，贼拔下蔡，烧汝宁郛。乃命承畴出关追贼。崇祯八年正月，诸贼闻承畴出，大会于荥阳。老獩獩、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高迎祥、张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议敌官军，未决，李自成进曰：“匹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定所向，利钝听之天。”乃分五部纵掠，以当官军，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均分。始迎祥与献忠并起比肩，而自成乃迎祥支属，及是，遂相颉颃，与俱东掠，犯凤阳皇陵。自成向献忠求小阉善鼓吹者十二人，献忠不与，二人从此有隙。自成与迎祥复谋入关，献忠独东至太湖。初，承畴驰至汝州，命诸将分路剿贼，贼见河南兵盛，分路奔还陕西，献忠亦由麻城会高李于凤翔。曹文诏请讨贼，过真宁湫头镇以兵寡败死。诸贼复出关东犯，惟高李留陕西。时贼已蔓延天下，承畴不能兼顾，乃擢卢象昇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承畴办西北，象昇办东南。寻以承畴督关中，象昇督关外。而迎祥自成亦分兵转掠，为承畴所败，东出朱阳关，与献忠会，连犯河南诸郡县。九年，进围滁州，象昇率兵大败之；乃复犯淮北、山东，至河南，为象昇追战，丧其精骑，迎祥、自成再入陕。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击擒迎祥于盩庢黑水峪；献俘阙下，磔死，贼党乃共推自成为闯王。窥蜀中空虚，乘间破宁羌，分三道入蜀，为承畴所逐。时崇祯十年也。献忠纠群贼东下淮扬，掠太湖，入湖广。时诸贼惟献忠最狡黠，冒官军袭南阳，适左良玉至，遂逸去。良玉迫及，两马相望，一箭中其眉心，一箭中其中指于弓靶，良玉举刀劈其面，血流至肩，孙可望献忠将力前格之，得免。良玉追之穀城，献忠请降于督师熊文灿，良玉知其诈，谋诱杀之。文灿曰：“杀降不祥。”乃止。自成走汉中，为左光先所扼，其党皆降，惟自成东遁。承畴命曹变蛟穷追，设伏潼关之南原，大破之，仅以十八骑遁商洛。时崇祯十一年十一月也。关中略清，献忠已降，惟罗汝才等往来豫楚，不久亦降于熊文灿。时清兵深入，象昇奉诏勤王，承畴、传廷亦入卫，治寇无人，而熊文灿复庸鄙无能，主抚贲事，故不久而诸贼复叛，事益不可为矣。

四十五  李自成、张献忠之僭窃

一渐不可制之李自成

自成闻献忠复叛于穀城详下目，甚喜，召其众复集秦。督师郑崇俭提兵围之，自成乘间走入楚，依张献忠。忠欲图之，自成觉，再遁走，贺人龙复以重兵追之，自成大败，困于鱼复。古鱼复县，因山为城，所谓赤岬山也，在奉节县东。贼多出降，自成欲自裁，养子李双喜止之。有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最骁勇，亦欲降，自成知之，与坐一祠庙廊下，因太息曰：“人言我有天子分，曷若卜之于神，吉则从我，否则杀我以降。”宗敏曰诺。纳其刀于腰，三卜皆吉，乃还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今生死从若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有杀其妻子愿从者，自成携轻骑间道奔河南。河南大旱，斗米千钱，人心蚁动。杞县举人李信者，大司马李精白在逆案中之子，性倜傥，尝出粟赈济，人德之，争称李公子。会绳妓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往投自成。自成闻其名，重礼之，约为兄弟，改名李岩，授制将军，大用事。先有举人牛金星卢氏人者，以磨勘被黜，往见自成，自成优待之。及归里，族人执金星，以通贼首官，拟斩，后减死，论戍。时值自成出河南，复谒见。自成得之大喜，授弘文馆学士。初自成无大志，所至屠戮，民颇怨望，既得李岩，教以据中原，取天下，宜收拾人心为本。令人传诵：“迎闯王不纳粮”之谣，远近煽惑。而牛金星复进卜士宋献策，策身长三尺，上谶语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悦，过城不杀，因以所掠发饥民，民多归之，号为李公子仁义兵。十三年，陷南阳，破宜阳，又攻永宁、偃师．十四年，攻洛阳，总兵王绍禹克饷自肥，福王常洵犒士三千金，尽入己橐，兵恨，开门纳贼。常洵缒匿迎恩寺，贼迹而执杀之，勺其血，杂鹿肉以食，曰“福禄酒”。自成从李岩、牛金星策，发库金及富人资，以号召饥民于洛阳。而自成攻开封，周王恭枵出帑金，募死士，与巡按高名衡死守。自成攻七昼夜不克。明廷以傅宗龙为秦督剿贼，与秦抚汪乔年议方略。乔年初抚秦，修烽堠，招残黎，部署未定，而宗龙适至。宗龙欲帅秦兵扫境以出，无如关中闾左调发殆尽，未能招募，仅以贺人龙、李国琦数千人出关。明廷又遣保定总督杨文岳与傅会师，合力进剿。汪送传出关，涕泣而别。宗龙既与文岳遇，以九月初四至新蔡，令起浮桥，期日过河，值自成亦过河窥汝宁，二督宿龙口，夜召诸将谋邀击，诘朝，报贼过且尽。明师至孟家庄，诸将休息不为备。贼设伏出战，贺李兵溃，保兵星散走陈州。宗龙慷慨与诸将言曰：“宗龙当死久矣!今被陷，誓捐躯与贼决战，若不效，无若他人走也。”十一日，尽杀马为食，十五日，围溃出走，十九日被执，诡称傅家将，推至城下，大呼曰：“此贼也，身自傅督师，不幸落贼手。汝等速击炮石，毋中其计。”贼怒，杀之。汪乔年闻而叹曰：“傅公死，讨贼无人!吾自知以肉喂虎，然不可不出，以持中原心。”遂往攻贼老砦于襄阳。自成方困左良玉于偃城，闻之释围来战。十五年，乔年兵溃死之。自成复攻开封，开封宋故都，金人加筑，厚十丈，贼攻不以云梯：仿古法，专取瓴甓为功。下令甲士，能取砖者，即归营解甲卧，退者必斩．守者闻取土声，储毒秽以薰灌之，贼触即焦烂。又以火攻不克，大骇而遁，掠陈州、归德一带，复围开封。高名衡谋决朱家寨河口以灌贼，贼觉，移营高阜，驱难民数万，决马家口以灌城，天雨三日，河水骤涨，两口并决，水自北门入，贯东南门出，奔声如雷，城中百万户皆荡尽，贼亦漂没数万人。时孙传庭治军关中，明廷趣之出师，攻贼南阳，败之，至三冢镇郏县、为贼所乘，师溃，传庶走入关。闰十一月，自成陷汝宁，杨文岳死之。乃长驱而南据襄阳，以图根本之业矣。

二复叛后之张献忠

崇祯十一年，献忠既降，熊文灿命驻穀城，拥兵索饷，不奉调遣，日肆劫夺，人咸知其必叛。次年，果叛，左良玉追击之，大败。明廷以杨嗣昌代文灿督师，驻襄阳；令良玉专剿献忠。十三年，良玉追之至玛瑙山太平县境，大捷，获献忠妻子。献忠走白羊山，与罗汝才合，遂入蜀。十四年，东犯，绐陷襄阳。时嗣昌由蜀至沙市，闻败自杀。未几，汝才忤献忠，合李自成去，献忠自拔郧西，蚁附者甚众。良玉引兵击之，献忠败遁，因汝才以奔自成。自成方强，欲屈之，献忠不为下，自成欲杀之，汝才说之曰：不如留之使扰汉南，分官军兵力。乃与献忠五百骑使他往。献忠乃得东驰，复与群贼一斗谷等，合陷亳州、庐州、六合等处，将百姓尽断一臂，男左女右。寻入南京，总兵黄得功，刘良佐连破之，献忠西入楚；沿江而上，破汉阳、武昌，执楚王华奎，掠宫中金数百万，辇载不尽。初，三司佐史，贷王金赡军，王不应，至是，楚人咸恨王之愚也。贼以箯舆笼王，沉之江中，屠僇士民，不下数万，浮尸蔽江而下；逾月，人脂累寸，鱼不可食。献忠遂僭号，改元义武，改武昌曰天授府，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设六部五府，开科取士，分授府县官。时自成王襄阳，闻之忌且怒，贻书谯责。会左良玉来攻，献忠悉众趋湖南，陷长沙，诸城多下，复犯江西，良玉次第恢复。献忠乃弃长沙入蜀，时崇祯十六年也。次年，献忠陷佛图关，破重庆，而自成已僭号于西安矣。八月，献忠陷成都，定全蜀，僭号大西国王。建元大顺，尊文昌神为始祖高皇帝，相传献忠《祭文昌文》云：“恁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与恁联了宗吧!”设官分职。又自为一文，历评古帝王，以项羽为最，谓之《御制万言策》。大索蜀绅士至成都，皆磔之。《甲申朝事小纪》，《张献忠纪》有曰：“献忠恶文人奸盗诈伪，贪污狼籍，及迂腐偏见者，以故杀蜀绅士殆尽。尝一日自杀属官二百余人，或言太甚，献忠曰：‘文官怕，没人做邪。’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曰天杀。”又曰：“禁民间畜马，诡试武生，出厩马最劣者，使骑，既上，发大炮，合营大喊，马惊人堕，践为肉泥，则抚掌欢喜。”又悬榜试士，远近争赴，至则以兵击之，凡二万二千三百人，皆献策而死，弃笔墨若丘冢。《怀书》谓逻者获诸生颜天汉等通闯贼书，怒，诡称开科，不就者诛及甲里，既至尽杀之青羊宫。献忠性嗜杀，屠戮之惨，颇似黄巢，川人至此，几无噍类矣!

三李自成之经制

初，自成无远志，所得城邑，辄焚毁弃去。及灌开封，败秦军，群贼咸附，乃胁崇王由樻使从军。崇祯十六年，陷承天，循下旁近州县，自称奉天倡义大将军，寻称大元帅；称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名其众曰标营，领兵百队，曰左、右、前、后营，各领兵二十余队，俱白帜黑纛左营白帜纛，右营绯帜纛，前营为黑帜纛，后营黄帜纛。自成独用白鬃大纛。各营以次巡察，昼夜不怠，人有逃者，谓之落草，登时杀之；且连营百里，竟日不能遍。禁行囊勿藏白金，精兵许带妻妾，生子弃勿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充兵。少者十余人，为之主刍，掌械、司磨、执爨。过城市勿居房舍，寝兴在帐房，制绵甲百层，矢炮不能入。每兵畜马三匹，剖人腹为槽，军止即较射猎，四鼓饮食听令。所过高山峻岭，腾而直上，毋得旁逾；遇水惟黄河难渡，若淮、泗、泾、渭，人皆翘足，踞马背呼而前，步兵褰裳径渡。诸营得马骡者，受上赏，获弓矢者次之，币帛者又次之，珠玉为下。自成不好酒色，饮食粗粝，与下同甘苦。罗汝才妻妾锦绣，设女乐，美酒羔羊，自奉最厚，自成尝薄之。汝才统众数十万，倚山西举人吉珪为记室，言听计从。李兵长于攻，罗兵长于战，两人相须，如左右手。所陷中州五十余城，李营得什之六，罗营得什之四。其下每为李兵所欺，汝才颇不能平；虽称李为兄，常以无意中有尔汝之称。自成忧汝才兵强士附，恐难制服，因置酒以语挑之，曰：“吾与汝起草泽，不量至此，今当回关中，割土分王耳。”汝才粗疏，醉中，张目答曰：“吾横行天下为快，何专土为?”自成大忤。有蕲黄贼帅贺一龙等，率众十万归自成于开封，一龙又取彝陵、澧州、德安、黄州一带，招左良玉残兵千余以归。先过汝才营，屏人语，自成知之，怒不遽发。吉珪因谓汝才曰：“吾观李帅，非能容人才，宜早为之计。”汝才长叹，弗为备。有黄州陈生者，少年有志，为自成所识；又因吉珪，得交汝才，思从中从事，使二贼自相吞灭，以清中原．乘间说自成曰：“汝才必为变。”自成不答。又说罗曰：“将军战马，被李营以恶易善，何不烙字，别为一群?不能盗换矣。”汝才大喜，令陈生行之。陈生令前后左右烙马字，而先烙左字为一群，报自成曰：“汝才东通良玉，马用左字为号矣。”自成密令侦之，而信。即盛馔具请，罗辞以疾，贺一龙至，宴笑甚欢，五更缚缢之，罗营不知。侵晨，以二十骑人汝才营，托言事，竟入帐中杀之，提汝才头，示众曰：“汝才反，元帅令诛之”，一营大惊。收二将用之，以安众心。汝才手下将有遁投孙传庭者，有归左良玉者，其余按册分隶各营，得二十余万。又携吉珪慰之，旋因事诛之，陈生之谋，亦为自成所疑，被杀。牛金星教以尊卑节制，恩威并济，自元帅以下，次权将军，次果毅将军，次都尉，掌旅部总哨，各有等第。侄李锦，表弟高必正，皆居帐中，号亲信。田见秀为权将军，提督诸营，见秀为人宽厚，所过不杀。刘宗敏善战，亦为权将军，李岩为中营副将军。计五营，将军二十二人，凡进止视中权所向，各率偏裨从。自成在中州，无意据守，及渡江汉长驱入荆，以为无敌；即议设守，以襄阳为根本。遣将守荆州、彝陵、澧州、汉川防左良玉、信阳、禹州。改襄阳为襄京，修旧王宫殿居之。杨永裕劝即位，牛金星以为未可而止。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于要地设防御使。府曰尹，州曰牧，县曰令，易印为信，自称新顺王。当时诸贼十三家七十二营，死降略尽，惟张献忠尚纵横川楚，与自成颉颃耳。

四关中之图据

自成既据襄阳，大会文武，议出兵所向。牛金星请先取河北，直走京师；杨永裕谋顺流下金陵。从事顾君恩言曰：“两公所言，皆未善。金陵势居下流，其策失之缓；直入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定关中，为元帅桑梓之邦，秦都百二山河，建国立业；然后旁掠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则进可取，退可守，方为万全。”自成从之。时督师孙传庭在关中，招边勇，开屯田，法三家出一壮丁，以五十金资之。又仿古制，造神机车，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之自卫。以权宜任白广恩、高杰。广恩在山海尝肆傲不奉诏，明帝不得已，命隶传庭剿贼；杰尤暴戾，特以窃自成之妻邢氏来归，高李互切齿。传庭知不可速战，欲乘襄阳乏食时进攻。适秦中荒，乏军粮，豪右捐助，有不乐者，哗于朝曰：“督师玩寇糜饷，秦人日在汤火中。”屡上书催战。日传危语曰：“孙督帅不出师，缚者即至矣。”传庭叹曰：“吾固知战未必捷，不过图侥幸于万一耳。然丈夫岂可复对狱卒乎?”乃出关追贼，至龙门，有说传庭者：洛阳虽经残破，四门未堕，下令修筑，半月可成，远近流离，闻洛城复完，不招自集。公持粱糗，开屯田，进战退守，经略中原，系四海之望，此祖逖之镇雍邱，宗泽之复东京也，公早图之!传庭曰：“秦人弃亲戚坟墓以从我，若久持，则阻士气。”乃进至宝丰，自成来援，连战皆败。谣称：唐县老营，为明军所破，辎重俱失，妻子被戮；贼营哭声震天，传庭军声大振。会天大雨，粮车落后，士马乏食，欲破郏县就食，得瘦马百匹，雨不止，住五日，不能进。贼轻骑抄后，绝饷道，军噪于汝州。李自成率众索战，明兵饥且困，传庭不得已，分三队还师，且战且走，为贼所蹑，至南阳大败。初，自成在襄阳，用邱之陶为兵政府，陶故相国邱瑜之子，宜城陷，瑜饮药死，陶为贼所得，隐忍有所图。及为兵政府，自成甚重之，命守襄阳。陶欲以奇计灭贼，阴遣人间道以蜡书，进传庭曰：“我兵进战，吾诡报左兵大至，以摇贼心；贼必反顾，督师追其后，吾从中起，贼可擒也。”传庭喜，答书订约，为自成所得。传庭恃有内应，故进攻益锐，自成佯败，诱之深入。陶果举火，报左兵大至，自成始疑反间，不忍杀陶；今验其诈，怒呼面诘之，出督师书责其负己，支解之，陶大骂曰：“吾隐忍从汝，欲报君父之仇也。今事露，天亡我耳!今当为厉鬼杀汝!”传庭既败，急趋潼关，诸将亦至，仅残卒数千。高杰曰：“三军家在西安，强之关守，必不尽力；宜弃而守西安。”传庭曰：“贼若进关，则全秦沸然，当死守。”已而自成攻关，广恩战败，杰奔西安，诸将亦纷逃，关城陷。传庭跃马入贼阵，战死。按辑圣秋《边塞吟》曰：“潼关之役，孙公从峡渡河，与总兵牛成虎诀，以幼子托之，遂登山痛饮，投白马于河伯，寻赴洪流而死。”然吴梅村《雁门尚书行》有：“蚁聚蜂屯已入城，持矛瞋目呼狂贼，战马嘶鸣失主归，横尸撑拒无能识”之句，是孙公之死，有二说矣。贼势如破竹，陷华阴、商州，逼西安。城中止有川兵五千，无兵装，或劝秦王给绵衣，不与，西安守将王根子射书约开东门纳贼。自成纵兵大掠，三日乃下令禁止。刘宗敏追白广恩于固原，广恩降。遣将追高杰，杰渡河，绝浦津以守。乃大修长安城，比前壮丽，阅兵渭桥，金鼓之声数百里。每三日亲至校场操演，身着蓝布袍，张小黄盖。自成初入关，以为桑梓，戒侵暴；未及一月，拘掳男女，拷勒士民，秦人大失望。都司舍人邱从周，醉入秦府骂曰：“若一小民，妄踞王府称尊，而所施暴戾若是，安能久乎?”自成叱曰：“酗鬼!”命逐出，不介意也。张国绅首创僭号，希冀相位，又因文翔凤夫人邓氏，江南望族，有国色，诱而进之，以图进身。自成怒曰：“太仆有重名，汝不能庇其家，而反来行媚!”叱斩之。自成虽残暴，然就此二事观之，亦可见其性之不尽凶狠也。

五顺国之僭号

    西安既下，改名长安，称西京。于是屠凤翔，破榆林，降宁夏，又屠庆阳，陷兰州、西宁及甘肃，秦陇之地，大抵略定。崇祯十七年，自成僭号于西安，更名自晟，国号顺。改元永昌，尊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以牛金星为之。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以下等官，复五等爵，大封功臣。又草即位诏，传布远近，兹录如下：

         上帝鉴观，实维求莫，下民归命，祇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知治忽之故。兹尔明朝，久席太宁，浸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间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人爱，致逃民爰苦于祲灾。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痼療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未喻朕志，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嘉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抑商孙之后禄，庆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惟今诏令，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怨恫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赓诒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谨诏。    

自成既僭号，明帝闻之，大惊。召廷臣集议，欲亲征决战。李建泰请以私财饷军，率师西讨。建泰以五百人出京，兵饷俱绌，时贼已逼，乃屯驻保定。而自成已进窥山西，连破蒲州，汾州攻太原矣。二月，太原陷，执晋王求桂，进攻代州，总兵周遇吉，以食尽退守宁武关。贼踵至，遇吉力战死，自成叹曰：“使守将尽如周将军，吾安得至此?”乃集众议曰：“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俟再举。”未几，而大同总兵姜壤，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相继至。自成大喜，长驱而进，遂入居庸关。先是，自成既破太原，竟可逾太行，蹂真保，直犯京师，乃先攻宣武，雁门者，因宣大天下劲兵所聚，惧京师急而为之援，则内外受敌，故以偏师行赵地，真定、彰德不守，而南援阻；自由两关，乘瓦解之势，收天下精兵，因此转掠居庸，断北路勤王之师，而后京师坐困，落其掌握矣。

四十六  李自成之陷据京师

一北京之陷与由检殉国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二日，自成陷昌平，焚十二陵，明兵部发骑侦探，皆被勾去，无一还者。贼游骑已至平则门，都人犹未知也。初，自成欲探京师虚实，常遣人贩贾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机密，朝廷谋议，千里立驰报。时贼已逼近，人心离散，京都数万之师，即据城坚守，犹有饷绌之虞；而况“吾辈富贵固在”之思想，滥溢戎行，焉能为守乎?十七日，明帝由检召问，群臣莫对，有泣者。顷之，贼环攻九门，门外三营尽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内侍。然大势既去，无能为矣。十八日，自成设座彰仪门外，令降贼太监杜勋缒入城内，见帝曰：“李自成并无不臣之心，因满朝误国奸党，欲扫除以扶王室；然今大势已失，请上自裁。”明帝叱之出。及日暮，内监曹化淳，开彰仪门纳贼，外城遂陷。由检登煤山，望见烽火彻天，叹曰：“苦我民耳!”因回宫，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外戚周田二氏家，后妃多自缢。由检以剑斫长平公主徽娖时年十五曰：“汝何为生吾家!”公主伤臂，绝而复苏，时费宫人侍侧，公主曰：“父皇赐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贼至必索宫眷，我终难匿也。”宫人请以易服诳贼，公主乃随尚衣监何新出。顺治二年，上书愿入空门，诏求元配，嫁周世显，以痛念父母，疾殁。或云：帝此时尚有出走之意，手持三眼枪，杂内监数十人，出东华门，被阻，至齐化门之朱纯臣第，又为阍人所辞，乃太息而走安定门，门坚不能启。《胜朝遗事》云：“漏下三鼓，上携承恩手，幸其第，脱黄巾，取承恩及韩登贵大帽衣靴着之，手持三眼枪，随太监数百走齐化、崇文二门，欲出不得，至正阳门将夺门出，守城军疑为奸细，弓矢下射，守门太监放炮，门内急答云：‘皇上也。’而炮遂止。上遽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巾帽局自缢。”所记与此说小异。十九日昧爽，内城亦陷，鸣钟集百官，无至者。由检乃复登煤山，自缢于寿皇亭，披发白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书曰：

        朕自登基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也。

由检既死，内臣王承恩从缢于侧。一时大臣如范景文、倪元璐等之殉难者，凡数百人；而其家属与士民仆从之死者，犹不计其数。观当时史书之记载，亦可知忠义尚在人心，犹未泯也。为一人而殉节，本不足取，然能挺身赴义，视死如归，一视奔走新朝，卑污求荣者，其志气之坚窳，相去何啻霄壤?吾人固不能以有用之身，轻断送于无用之地；亦不当以贪生苟免之心，而反复于利害之间。若陈演、朱纯臣、魏藻德等之劝进自成，指斥由检，岂非良知尽泯，狗彘不如!在甲申事变中，最可称道者，即费宫人刺虎一事。以一弱女子而杀一贼将，真英烈盖世，绝无仅有矣!殉难之士，详见《明史》明季诸史如《明季野史》、《明季痛史》、《明季稗史》等。及《明末殉难诸臣录》与徐懋贤《忠贞轶纪》，屈大均《明季殉难录》，不复具陈，特略论如上，以见国变之惨状，与风气人心之大概焉。由检死后，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丞相牛金星等骑而从，登皇极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见。已知帝后死，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翌年，始由昌平吏目赵一桂醵钱而葬于山陵云。黄梨洲《原君》有曰：“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则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勿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吾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之时，其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阻者耶?”吾人观亡国之惨状，忆山亭之凄凉，能无叹息而弗止耶!   

二李自成之盘据京师与吴三桂

    自成据京师，令百官三日朝见，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率百官入贺。演首劝进，自成不许，尽付刘宗敏营中，拷索财物，至灼肉折胫，备极惨苦，金足辄杀之。时宗敏居勋戚府第，日夕杀人；惟李岩于士大夫无拷掠，又常以大义脱懿皇后于厄，使得从容死节，人多称之。宋献策与岩尤厚，说岩曰：“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岩虽不应而心甚喜。牛金星侧目。自成内部之隙，从此起矣。时平西伯吴三桂据守山海关，自成深惮之，欲致之麾下，命其父吴襄作书招之。三桂字长白，高邮人，入辽东籍，以军功袭平西伯。崇祯十七年三月，明以流寇内逼，廷议尽撤关外城守，而召三桂统边兵入卫。三桂徙宁远兵民五十万而西，行至丰润，闻自成已陷京师，乃犹豫不进，还次滦州。得父书，欣然受命。俄一侦者至，询之曰：“吾家无恙耶?”曰：“为闯籍矣。”曰：“吾至当自还也。”又一侦者至，曰：“吾父无恙耶?”曰：“为闯拘絷矣。”曰：“吾至当即释也。”又一侦者至，曰：“陈夫人无恙耶?”曰：“为闯得之矣。”三桂拔剑斫案曰：“果有是，吾从若耶?”因作书答父，略云：

        儿以父荫，待罪戎行，以为李贼猖狂，不久即当扑灭。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側闻圣主晏驾，不胜眦裂!犹喜吾父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以殉国难；何乃隐忍偷生，训以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决，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陈夫人者，即三桂妾圆圆《明史》作陈沅也。本姓邢，母殁，依其姨陈，因从其姓，长为玉峰歌妓，声色俱绝，为田妃之父所得，进于帝，帝方宵旰忧劳，不纳。时流寇大炽，帝召三桂令守山海关，而京师富贵家胥皇皇，田忧以语圆圆。圆圆曰：“当世乱，而公无所依，祸必至!曷勿缔交于吴将军，庶缓急有藉乎?”田从之。以请观家乐，迓吴至，引莅邃室，出群姬，调丝竹，皆殊秀；一淡妆者统诸美而先众音，情艳意娇。三桂不觉神移心荡，顾谓田曰：“此非所谓圆圆耶?”圆圆至席，吴语曰：“卿乐甚!”圆圆小语曰：“红拂尚不乐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吴颔之。俄而警报踵至，田前席曰：“设寇至，将奈何?”三桂遽曰：“能以圆圆见赠，吾保公家，当先于保国。”田勉许之。吴即命圆圆拜辞田，择细马驮之去。帝促三桂出关，三桂父襄时督理御营恐帝闻载圆圆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贼旋据城矣。自成入京，闻圆圆美，时襄已降，自成即向襄索圆圆，且籍其家，而命作书招三桂。自成见圆圆，惊且喜，遽令歌，奏昆曲，自成蹙额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调西乐即秦腔，己拍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顾圆圆曰：“此乐何如?”圆圆曰：“此曲只应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遣使以银四万两，犒三桂军。三桂欲降，闻圆圆为闯所得，大怒，遽易缟素，称先帝恩德，以复仇讨贼之旨，公布军中；遂疾归山海关，部署军事。以上据陆次云《圆圆传》，钮琇《觚賸》所记，与此小异。其略云：“延陵方为上倚重，奉诏出镇山海，祖道者绵亘青门以外。嘉定伯首置绮筵，饯之甲第，出女乐佐觞，圆圆亦在拥纨之列，轻鬟纤屐，绰约凌云，每至迟声，则歌珠累累，与兰馨并发。延陵停巵流盼，深属意焉。诘朝，使人道情于周，有紫云见惠之请，周将拒之。其昵者说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严关锁钥，尤称重任，天子尚隆推毂之仪，将军独耑受胀之印，他日功成奏凯，则二八之赐，降自上方，犹非所怪，君侯以田窦之亲，坐膺绂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陈，何惜一女子以结其欢耶?周然其说，乃许诺。延陵陛辞，上赐三千金，分千金为聘，限迫即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奁媵，择吉送其父襄家。未几，闯贼攻陷京师，宫闱歼荡，贵臣巨室，悉加系累，初索金帛，次录人产，襄亦与焉。闯拥重兵，挟襄以招其子，许以通侯之赏，家人潜至帐前约降。忽问陈娘何在?使不能隐，以籍人告。延陵遂大怒按剑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为?即勒军入关，缟素发丧。”可与陆说参考。寻遣将乞师于清，致清得坐享渔人之利，其动机故皆由圆圆也。吴伟业《圆圆曲》有：“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谢四新答三桂诗有“丹心已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之句，盖诗史微词也。

[附记]  

三桂以圆圆陷贼，而态度骤变一事，征之明内监王永章所著《甲申日记》而益信。盖三桂惟拳拳于陈妾一人，虽君亲亦有所不顾，真所谓“英雄无奈是多情”者矣。记云：“四月初一日，吴襄缴到三桂二十二书云：‘闻京城已陷，未知确否?大约城已被围。如可迁避出城，不可多带银物，埋藏为是。并祈告知陈妾，儿身甚强，嘱伊奈心。’第二书云：‘得探报，京城已陷，儿拟即退驻关外。倘已事不可为，飞速谕知。家中俱陷贼中，只能归降，陈妾安否?甚为念。’第三书二十五日发云：‘接二十日谕，已知归降，欲保家口，只得降顺；达变通权，方是大丈夫。惟来谕陈妾骑马来营，何曾见有踪迹?如此轻年小女，岂可放令出门，父亲何以失算至此?儿已退兵至关，预备来降，惟此事实不放心。’第四书二十七日发云：‘前日探报，陈妾被刘宗敏掠去，呜乎哀哉!今生不能复见!初不料父亲失算至此!昨乘贼不备，攻破山海关一面，已向清国借兵。本拟长驱直入，深恐陈妾或已回家，或刘宗敏知系儿妾，并未奸杀，以招儿降，一经进兵，反无生理，故飞禀问讯。’第五书云：‘奉谕：陈妾安养在宫，但未有确实之说。究竟何来?太子既在宫中，曾否见过?父亲既已降顺，亦可面奏，说明此意。但求将陈妾太子两人送来，立刻降顺。”’就此诸书观之，可知三桂之卷拳于圆圆者深矣。或谓世传三桂家书：“父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两语，皆矫诬文过之辞，盖即根据于永章《日记》。惟此记所载，与诸书多有不同处，惜脱落不完，难得其详耳。

三明亡之史论

明室覆亡，原因复杂，论者不一，要之，党议开败政之端，主庸酿阉寺之祸，边患为横征之缘，饥馑益流寇之势，而君隔于上，臣慢于下，处置一失，大局全非矣。故有明之天下者清人，而所以亡明者，乃闯贼也，乃群盗也。覆明之天下者闯贼，而使闯贼得以横行无阻者，乃三饷也，乃边寇也。陈奇瑜、车箱纵贼，熊文灿穀城纳叛，宣大之降顺，京城之空虚，皆为闯献鸱张之枢纽，亦明室存亡之所系也。盖外缘于清兴，内困于流寇，臣逞于私图，民病于征敛，而明卒以亡矣。由检本无失德，一意图强，亡国之君，卒殉社稷，亦已烈矣!奈其性之刚愎自用，卞急多疑何!所谓：“君非亡国之君，而臣尽亡国之臣”，殊不知用亡国之臣者谁乎?此不能为崇祯帝讳也。吾人读李自成之檄文，有“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与“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痛”诸语，即可以了然于当时之情势矣。崇祯间有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非人民痛苦至极者，宁忍出此?以故积弊既深，虽有贤者而莫之挽。由检固非昏庸之君，但图治心急，揠苗助长之作风，适足以促其亡耳。王鸿绪《明史稿》云：“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几危宗社，而卒以扫除。庄烈帝励精有为，视武宗何啻霄壤?而顾失天下何也?明兴百年，朝廷之纲纪方肃，天下之风俗未浇，孝宗选举贤能，布列中外，与斯民休养生息者，十余年，仁泽深而人心固，元气盛而国脉安；故如武宗之童昏，亟行稗政，而危而不亡。庄烈帝承神熹二宗之后，神宗晏然养痈，熹宗昵阉僇士，元气尽澌，国脉垂绝。向使熹宗御极，复延数载，则天下之亡，不再传也。幸而庄烈继统，锐意更治，用人行政，焕然一新。然当是时群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境之抢攘已甚。庄烈帝虽志勤宵旰，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譬之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所用之药，良否错进，所服之剂，寒热互陈，病人于膏肓，而无可救。为家督者，复强起自治，则其身虽欲不亡，岂可得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寇，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寇也。”明亡之因，观此可知矣。

第十二章  清人之入据中原

四十七  清人之入关

一福临之即位

    清自皇太极暴崩，福临即位，以明年为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也。福临即位时，年方六岁，御殿谓侍臣曰：“诸伯叔兄朝贺，宜答礼乎?抑坐受乎?”侍臣对曰：“不宜答礼。”礼毕，复诏大赦曰：

        我太祖武皇帝，受天明命，肇造丕基，懋建鸿功，贻厥孙子。皇考大行皇帝，嗣登大宝，盛德深仁，鸿谟远略，克协天心。不服者武功以戡定，已归者文德以怀柔，拓土兴基，国以滋大。在位十有七年，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上宾。今诸伯叔兄及文武群臣，咸以国家不可无主，神器不可久虚，谓朕为皇考之子，应承大统，乃于八月二十六日，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顺治元年。朕年幼冲，尚赖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所有应行赦款，开列于后。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福临之所以得位，虽以皇太极之树恩深厚，非此不足以服众心。然亦以多尔衮之实力在握，欲借此以为弄权之地步也。当时诸王之誓有曰：“嗣后有不遵先帝定制，弗殚忠诚，藐视皇上冲幼，明知欺君怀奸之人!互徇情理，不行举发；及修旧怨，倾害无辜，兄弟谗搆，私结党羽者，天地谴之。”而辅政之济尔哈朗、多尔衮两亲王，亦誓言：“如不秉公轳理，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天地谴之．”然诸王果能按其誓言而行事否?换言之，即果能不藐视幼主，徇情修怨，私结党羽，轻重恩仇者乎?此不难就当时与以后之事实推知之。盖当时之清国，已不似皇太极时之纯朴易治，而多尔衮之恩德，又不如皇太极之能统御臣下也。使无明国覆亡之隙，致与清国以坐享渔利之机会，则内部之祸乱，恐亦难免。乃三桂乞援，长驱直人，神京定鼎，九有一尊，不惟为多尔衮所不及料，亦女真民族之最大幸运也。然三桂无包胥之志，而一旦效秦庭之哭，其动机固由于圆圆。故谓圆圆为灭闯之先锋也可，谓为清室入主之原动力，亦无不可。以一弱女子而系二朝李顺与爱新清之兴亡，岂仅如梅村所谓“一代红妆照汗青”者乎!

二三桂之请援

    吴三桂之为宁远总兵也，皇太极尝令其舅祖大寿劝之使降，而三桂不从。及其统师人援，徙宁远兵民五十万众而西，闻贼掠圆圆，乃大怒，疾归山海关。李自成发兵追之，越滦州而东，三桂回军击破其众。自成乃亲将部众十余万，东攻山海关，而遣别军出抚宁东北境长城，绕至关外，夹击之。三桂大惧，用方献廷策，遣其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乞师于清摄政王多尔衮，书曰：

        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蟁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义，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固京尸乜。不意流贼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奈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僭称尊号，虏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为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贵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贵朝应恻然念之；且乱臣贼子，亦非贵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所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力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国之报贵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决不食言。本应上疏贵朝皇帝，但未悉礼制，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

    时多尔衮方以大将军督师，启行西略，师次翁后，得三桂书，召大学士范文程等决策进取。文程曰：“自闯贼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僇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忌，然揆其败道有三：逼陨其主，天怒矣；刑僇缙绅，士愤矣；掠民资财，淫人妻女，火人庐舍，民憾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土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讨之，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先是文程启摄政王，略言：“上帝僭为启佑，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成丕业以垂庥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中原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间有一二婴城固守，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我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今日当任贤以抚众，使之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举已成之民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往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严申纪律，秋毫无犯，复宜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风声翕然，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贤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王于众论，择善酌行，闻见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进取，要于人边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此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盖前此以武力三次人关，意在钞掠，自不能恤人疾苦。自今乃以严申纪律，救民水火为言。而洪承畴亦建议：“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抗拒者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降者官则加升，军民则秋毫无犯。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寇遇弱在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府库西遁。我兵抵京，财物悉空，亦大可惜。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即行追剿。倘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庶逆贼扑灭，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多尔衮深纳二人之言，有志中原，变钞掠为吊伐，为清有天下之一大关键。适三桂开关引导，则更事半功倍矣。遂即日进兵，以书报三桂曰：

        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此，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帝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嘉悅，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之为相，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加山河之永矣。

    四月十九日，多尔衮至连山，得三桂趣兵之请，其书曰：

        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集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可知矣。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振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加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再仁义之师，首重安民，所发檄文，最宜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三桂之请清军秋毫无犯也，欲以安民服众，而免其“开门揖盗”之丑，初不如多尔衮所言之“率众来归”者也．讵知多尔衮之见，早已注意及此，当进军时，已有令旨，谓：“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为俘掠而行。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人边之日，凡有归顺，不许杀害，除蘿发外，秋毫无犯。其对于乡屯散居之人民，不许妄加杀害，不许擅掠为奴，不许跣剥衣服，不许拆毁房舍，不许妄取民间之器用。其攻取之城，法所不赦者，杀之，其应俘者，留养为奴。其中一切财产，没收之为公用，房屋不许烧毁。”盖非复往日之以攻掠为是，而欲安民定国成大业矣。

三入关之役

多尔衮既次连山，得三桂趣师之书，即星夜迸发，逾宁远至沙河，距山海关外十里。时李自成挟崇祯帝太子及宗室诸王，并吴襄、陈圆圆等东击三桂，又遣降将唐通、白广恩出关外夹攻，故关外通路，为李军所梗。三桂发大炮辟路，而自将五百骑，从炮路突出，谒摄政王多尔衮。洪承畴言：“大军即破贼，贼必弃京师席卷西遁，我军徒得空城，且劳追剿，不如乘其出，京师空虚，从关外逾居庸，袭据京师，俟贼回军援，可一战擒，为万全策。”而三桂以贼逼咫尺，关门事急，力请入关讨贼。多尔衮令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各将万骑，由东西水关分道入；而自以大兵继进，败贼前锋于一片石关名，在抚宁县东北。四月二十三日，清军至关，三桂开门出迎。多尔衮令三桂兵各以白布系肩为号，使之先驱。时自成兵多历战阵，殊剽悍，阵于关内，自北山亘海。清军布阵，不能横及海，乃令军士鳞次布列，对贼阵尾。虑不可轻敌，戒军士勿越伍躁进，命三桂军先战，冲其中坚，清军蓄锐以待。是日，自成挟明太子诸王于西山，多尔衮率阿济格、多铎、洪承畴、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各立马观战。贼张两翼围三桂数围，三桂军人人血战，冲荡数十合，呼声震海峤。及午，尘沙山起，怒若雷鸣。清军从三桂阵右突出，万马奔腾，飞矢如雨，所向辟易。俄尘开，贼见甲而编发者，惊曰：“满洲兵也!”阵遂动。自成策马先走，贼众望之，遂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自成奔永平。命吴三桂以步骑二万前驱追之，自成使王则尧、张若麒诣三桂军议和，三桂不许，益进兵。自成走还京师，杀吴襄并其家人三十余口，欲杀圆圆，圆圆曰：“闻吴将军卷甲来归矣，徒以妾故，又复兴兵；杀妾何足惜!恐其为王死敌，不利也。”自成欲挈圆圆去，圆圆曰：“妾既事大王矣，岂不欲从大王行?恐吴将军以妾故而穷追不已也!王图之，度能敌彼，妾即蹇裳跨骑从。”自成乃凝思。圆圆曰：“妾为大王计，宜留妾缓敌，当说彼不进，以报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于是弃圆圆而载所熔金饼数万归西安。二十九日，僭帝号于武英殿，被冠冕，列仗受朝，牛金星代行郊天礼。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三十日。率众西走。

四十八  北京之迁都

一多尔衮之入京

    自成既败逃，多尔衮与诸将誓约，并谕众曰：“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遂长驱而西，民多逃匿。范文程乃草檄宣言：“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敌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尔害。”于是逃匿者亦各还乡里，所至迎降。五月初一日，清军抵北京，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多尔衮进朝阳门，老幼焚香跪迎，内监以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多尔衮乘之入宫，升武英殿受朝贺。乃下令：“诸将乘城，勿入民舍，百姓安堵，秋毫无犯。”北京既定，遂分遣都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叶臣及侍郎王鳌永等，招抚山东、山西、河南．以京城内外经贼蹂躏，鳏寡孤独无生计者，饬所司赡养，乃出示安民曰：

        大清国摄政王令旨：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曩者我国欲与尔明和好，永享太平，屡致书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尔朝悔悟耳。岂意坚执不从!今被流寇所灭，事属既往，不必论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诚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僇。有志之士，正干功名立业之秋，如有失信，将何以服天下乎?特谕。

    又告官吏军民曰：

        养民之道，莫大于省刑罚，薄税敛。自明季祸乱，刁风日竞，以越诉诬告为常；设机构讼，败俗伤财，心窃痛之!自今咸与维新，凡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罪无大小，悉行宥免。违谕兴讼，即以所告罪罪之。斗殴婚田细事，就有司告理，重大经巡按结案，非机密重情，毋得入京越诉。讼师诬陷良民，加等反坐。前朝弊政，莫如加派，辽饷外又有剿饷，练饷，数倍正供，远者二十年，近者十余载，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加科诸名目，巧取殃民。今与民约，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为删除，各官吏仍混征暗派，察实治罪。

    夏谕兵部曰：

        今本朝抚定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薙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其为首文武官员，即亲赍钱粮册籍，兵马数目，来京朝见。有虽称归顺而不蘿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期限，届期至京，酌量加恩。如过期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发兵征剿。至朱姓各王，归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

    又谕军民人等曰：

        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兵丁愿从军或愿归农者，许该管官送至兵部，分别留遣。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蘿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各官宜痛改胡明陋习，共砥忠廉，勿股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治以国法不贷。

越一日，又以大臣议，为明崇祯帝发丧，以慰舆情，令臣民服丧三日，着礼部太常寺以礼改葬，加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旋命设长陵以下十四陵司香内使各官，盖所以牢笼人心也。

二福临之入京

    京师已定，宣捷告天，颁示蒙古、朝鲜，乃定议迁都，遣辅国公屯齐喀、博和托，管旗大臣和洛会等赍奏往迎福临于沈阳。福临得奏，遣官祭告上帝，庆告太祖、太宗于太庙。八月，命和洛会为盛京总管，又派定熊岳、锦州、宁远、凤凰、兴京、义州、新城、牛庄、岫岩之城守官，其余大城俱各设满汉章京，率兵驻防。九月，自沈阳出发，十月乙卯朔抵北京，祭告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神主人太庙，御皇极门受朝贺。乃颁诏曰：

        我国家受天眷佑，缔造东土，皇祖肇兴鸿业，皇考式廓前猷，遂举旧邦，诞膺新命。迨朕嗣服，越在冲龄，敬念绍庭，永绥厥位。顷缘贼氛游炽，流祸中原，爰是重属亲贤，救民涂炭。方驰金鼓，旋奏澄清，用解倒悬，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群臣，及军民耆老，同心拥戴，恳请再三，用是祇告天地宗庙社稷，定鼎京师。缅维峻命不易，创业尤艰，况当改革之初，更属变道之会；爰乃准今酌古，嘉惠臣民，勋贤懿亲，从优封赏。悉除故明加派诸弊政，民间逋赋，概行豁免；故明建言罢谪诸臣，及山林隐逸怀才抱德者，所在以闻。民年七十以上，给之粟帛；吏民人等，从前一切罪犯，咸赦除之，宏敷大赉，式沛新恩，维尔万方，与朕一德!

先是，多尔衮之入关，沿途所至，皆宣布定乱安民，共享太平之意，故明人不拒，到处迎降。盖以为不利明之天下而有之也。及燕京定鼎，福临迁都，虽言“非富天下”、“群臣拥戴”之意，然其取之若迅雷，明人虽悔，亦何及乎?当时东南已有明之宗室继位，即南京政府之福王由崧也，清虽掩有河北，而大难之后，民心未安；况以异族入主，易招反抗，故一方以武力震慑不庭，一方以治术收拾人心。此种一张一弛之两重政策，乃清人入关后所采取运用者，对人对事，无一不以宽严互济之道处之，所谓畏威怀德，质言之，即威胁利诱而已。清人之所以能奄有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即此政策所发生之效果，是皆有赖于当时之汉大臣如范文程、洪承畴辈为之营谋者也。

三入关后之大政方略

    人关后之政治，自当以收拾民心为第一事，故其所施方略，俱不外乎减轻担负，俯顺舆情之笼络术。前述诏令中，已可见其梗概矣。兹再就当时政令，条其大要如下：

    一为明帝后发丧。

    二官吏降附者，各与升级，明室诸王，亦仍其爵。

    三明之臣属殉难者，并予赠谥世荫，立庙祀之。

    四被斥官吏，非犯赃者，及士为清望所归，与隐居山林而才德可称者，皆征辟录用。

    五大赦罪囚。

    六蹂躏之后，有鳏寡孤独及乞丐街市者，给粮养之。

    七地亩钱粮，俱照明朝之《会计录》。从顺治元年五月一日起，按亩征解，大兵经过之地，得减一半，未经过者，免去三分之一。逋欠一律豁免，关津商税普免一年。因兵灾全免钱粮之地方，仍予全免。京师屯扎军人之家，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处，概免租赋三年。丁银查核，老幼废疾，并予豁免。军民年七十以上，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

    八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剿饷诸名目，尽行蠲免。明季厂卫之弊政，亦一律除之。禁派近畿军人供内廷柴炭。

    九礼俗衣冠，暂从明制。又当时有十不从之纲曰：“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言语文字不从。”此可谓两重政策最显著之一例。盖明降臣金之俊等为之，所以体贴人民之心理，以饵其从也。

    十薙发自由。先是，入关时，即令人民薙发，及奠定北京，亦以剃发从制，著为诏令。后以抵抗者众，乃不得不假为权宜之计，以俯顺当时一班人之心理。故谕言：“予前因分别顺降之民，故以薙发分顺逆；今闻甚拂民愿，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

以上对于人民施政之大略也。三饷除而人民有轻负之喜；衣冠从而人民无抵抗之心；升用诱以禄饵，服丧激其恩义；要以示人民有更始之庆，无亡国之惨耳。至内部之组织，一切悉依明制，惟内阁六部都察院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其印信并铸满汉字。凡属旗丁，给与世禄口粮，止许为官为兵，不得为工商，盖以政治武力之大权，归于满族也。近人笔记有谓：“洪承畴建以汉人养旗人，不令旗人营生计之策，从此满汉分居，汉人得安其农工商贾之业，二百七十年免其扰，虽出租税以养之，尤有利焉。此则洪承畴之有功于汉族，抑若善于补过者也。驯至八旗之人，一物不至，仰恃汉人，犹婴儿之于乳母，民军一起，数月而亡矣。”其言不为无见，惟划分满、汉之界太严，卒不能不惹起汉人之反感耳。

四对于南京政府之承认

    清之进兵也，固尝以仁义讨贼，吊民伐罪之言，宣示群众。及北京定鼎，所谓非富天下而有之心，将何以解释乎?但如福临即位之诏所言“群臣拥戴”，恐犹未足以调服众口，而况当时南京之朝廷，又已名正言顺，自立江左；故清廷对此，更不得不有一种相当之措辞也。当时檄文有曰：

        予闻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国之谊，洪惟尔大明太祖皇帝，逐胡元而翦我国仇，永世宥民，代有哲主；迄至末造，吏偷民穷，群盗满野。然大行皇帝秉恭俭之心，弘仁孝之行，德高势替，终无宁日。蠢兹逆贼李自成，以狗盗之雄，鸱张兽视，忘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之大恶，喋血京师，逼殒帝后，焚烧宰室，流毒措绅，以金银为营窟，视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月无光。大清皇帝，义切同仇，用申吊伐，六师方整，蚁众忽奔，斩馘掳遗，川盈谷量，游魂西遁，指曰擒夷。予因息马燕京，抚绥黎庶，为尔大行皇帝缟素三日，丧祭尽哀，谥曰“怀宗端皇帝”，陵曰“思陵”。梓宫聿新，寝园增固，凡诸后妃，各以礼葬，诸陵松柏不采，樵苏有禁，惟尔率土臣民，数致祭于大行皇帝者，我大清无不曲体斯诚，有崇无缺。宗藩失职流离者，为尔抚恤，士绅忠义死难者，为尔表扬，轻徭薄赋，用贤使能，苟济生民，惟力是视。尔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以富有天下为心，实以拯救中国为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之间，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异眷，此皆怀故国之悲，而具有雪耻之愿者，予皆不吝封爵，特与旌扬。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无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思，此敦睦邻之谊。其量力之不敌，而北面归诚者，当拔置显旅，佐我西征；或削平所属，用以自效者，无不开怀延纳，乐共功名。来归之土，蠲复二年，与民休息。凡诸恩典，俱俟后诏举行。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本谋；或阳附本朝，实行草窃之奸宄；此皆民之蟊贼，国之寇仇也。予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使无遗种。呜乎!顺逆易判，勉为忠臣义士之心；南北何殊，同为皇天后土之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檄文之意，约有两层：一谓迁都之理由，只以明无嫡胤；一谓藩王之拥立，不妨同邀天眷。盖彼既以仁义之师自诩，则自无阻挠偏安之理由，此不过就当时之大局言之耳。惟时南国之膺命方新，西安之拥据如故，故为清计者，当以先歼闯贼，外符出师之义，而后方能谋一统也。

四十九  流寇之剿灭

一河北之大定与李自成之败逃

    自成自京师西遁，多尔衮令吴三桂及阿济格、多铎兼程追之。五月初一日，渡卢沟桥，次日，及庆都，贼尽将辎重先行，以精兵拒战，誓死决胜负。时狂风簸沙，天地晦暗，贼旌旗皆折，人马倒退，清军乘势追击，大败之，自成走山西。会三桂部将得陈圆圆于都城，飞骑传送，三桂大喜。遂于玉帐结五彩楼，备翟苐服，从香舆，列旌旗箫鼓三十里，亲往迎之，携归京师。吴梅村所谓“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者是已。多尔衮入京，京北京东诸府皆降，惟京南保定、大名、真定等府，溃贼土寇蜂起；而山东、河南闻自成败窜，诸州县并杀其防御使牧令，复为明。六月，遣肃亲王豪格往定山东、河南，遣都统叶臣等往定山西，又令户部侍郎王鳌永招谕之。鳌永言：“重兵萃京畿，需饷不亿，请择畿南及山东、河南要地，分兵控镇，俟秋高进剿闯贼，就近调度，可北扼武关，南扼潼关。”从之。既而直隶巡抚卫国胤、沈文奎先后削平大名、顺德、广平山寨之贼，畿南始定。叶臣等出固关，进平三晋，所至迎降，擒自成将陈永福于太原，败李过于大同。巡抚马国柱进剿汾阳、平阳之贼，于是山西悉平。豪格驻军济南，遣兵破青州，斩赵应元，又平济宁、满家洞。满家洞地界四县，周二三百里，巢窟二百五十有奇，焚掳无虚日，豪格遣尚书尔格等捣之，饶余郡王阿巴泰继攻各穴，随破其寨，尚余二大洞为贼奥巢，重关夹隧，伏火器，峙粮糗，绝其汲道，始破之。于是山东悉平，州郡置官吏。时顺治二年也。先是自成之败也，闻河南全境皆反，与其下谋之，李岩自请率精兵二万，驰复中州，牛金星劝从其言，自成犹豫不决。牛金星曰：“河南天下之中，且李岩故乡，以大兵与之，如蛟龙得云雨，不可制矣。”自成曰：“汝劝我从之何也?”曰：“姑安其心耳。岩叛志已久，前宋军师言谶语，岩在家中，欣然自负。今河南反，岩不候军令，敢自请兵，目中尚有主乎?国兵新败，人心摇动，欲乘机窃柄，若不早除，必有后患。”自成乃令金星与岩饮，杀之。刘宗敏怒欲杀金星，由是诸将解体。自成亦不敢再战，徙三晋富户乡绅藩王入陕西。清廷议大举讨之，恐其阻关固守，又恐其西窜甘肃，乃分两路出师：

    一、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偕平西王吴三桂，顺义王尚可喜等，由大同边外，会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陕西之背。

    一、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夹攻潼关。

二军约会于西安，自成至此，势亦穷促不可为矣。

二自成之窜死  

先是，自成队众议，诈行仁义，及至陕西，暴虐益甚，大加杀戮，鞭毙长吏，徭役繁兴，稍不应，非屠即坑。命群臣讲《通鉴》，好用己意。清羧王多铎率师讨之，以十二月渡孟津，走贼将张有声于洛阳，收沿河塞堡，进陕州，袭破贼将张有曾于灵宝，尽收关外地。自成盛兵潼关，遣其将刘宗敏据山为阵，清军大炮未至，遣前锋三千，距关三十里，据堡为营．宗敏围之，三日夜，人马寂然，贼莫测所以，不敢击。顺治二年正月，清军大至，自成亦出关迎战，清之奇兵三千，从围突起，表里夹攻，大败之。会大炮至，遂进逼潼关，自成令掘重濠，发炮遥击。山谷中不容大众，以精骑数百，伏隘横冲。清军又出锐卒绕出其后，袭击之，贼多为清奇兵及殿后兵所破。而是时英王阿济格及吴三桂西北之师，已从保德州结筏渡河，入绥德，走李锦，克延安鄘州，逼西安之背。自成前后受敌，弃关还西安，焚宫室，东南自蓝田，出武关，以入襄阳，弃妇女辎重于七盘坡，不可胜计。比清军克潼关，马世耀以七千人降，斩之。进克西安，而自成已走五日矣。清廷以陕西略定，乃命多铎移师下江南，而以追剿流寇事，专任阿济格及吴三桂。自成兼程至武昌，时左良玉已率兵东下，武昌虚无人。自成众尚三十余万，扬言欲取南京，清军水陆蹑其后，凡七破其众于长江流域间。闰六月，自成南走咸宁蒲圻，过通城，命其下先行，自引二十一骑断后。通城有九宫山，顶有玄帝庙，适山民约以谋御卫闾井，防贼淫掠。自成令二十一骑巡山下，而自单骑上山，入庙拜谒玄帝，伏而不能起。村民私议曰：“此必贼帅，若知吾等保甲，为祸不浅，何不先下手杀之乎?”各以锄碎其首，几死，见其衣金龙衣，悬金印，且瞽一目，知为李自成也，从山后逃去。二十一骑讶久不出，迹而求之，则已破首，血流满殿，大惊，弃尸下山。或曰：“自成窜于九宫山，留李过守寨，而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自缢死。”或言：“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锄死。清军验其尸，至糜烂不可辨”云。自成既死，其从父及刘宗敏等，俱为清军擒斩，余众悉降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一时皆诧为异事。惟牛金星降清列卿寺，其子铨任湖广粮储道。给事中常若柱疏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得旨，“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若柱罢归。此盖清廷招纳降人之权术，特以金星父子为雍齿耳。

[附言]  

诸书皆言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一名罗公山，案抱阳生辑《甲申朝事小纪罗公山辨》云：“考唐仙罗公远，虽为武昌通城人，而通城实无罗公山。《楚志》载有罗公山，在辰州黔阳县，为罗公修炼之处，至今山下，世传罗公祈禳术甚广。且验山顶有庙，祀真武非虛。俗传贼指李自成为帝阴殛，虽或疑金蛇铁灯，事涉杳渺，而闯贼实殛死，瘗于黔阳无疑。”据此则自成不死于通城，而死于黔阳矣。又内载王怀民言：“阎南玉告予曰：‘凡载李自成死于通城九宫山谬也。湖广孝廉张琮伯字和汉，于壬寅癸卯间，赴云南同知任，由常德乘船上镇远，泊舟于清在辰州西，镇远东，黔楚交界处，因林谷幽胜，乃登高四望，忽开磐声，即觅径步至禅院，叩门入见，一老僧貌伟，而言辞慷慨，语甚投合，留连数日乃别。后升江西抚州知府，复道经于此，访老僧已物故矣。其徒悬像：所陈设彝鼎，皆非常物，询何以得此。其徒曰：‘吾师即闯王李自成也。’张惊问：‘当日九宫山死者谁耶?’其徒曰：‘闯王平日原养状貌类己者数人，彼时有孙某者，愿代死，吾师甫得脱耳。’张益奇之，后转甘肃道，以语阎南宫，阎又语予云。”据此则自成非特不死于通城，且更藏修于辰州山林间矣。  自成果死与否，兹难决定，惟照两说以观，则自成或不死于通城，而当穷困于辰州一带，或死或逃也。然通城与辰州，相隔悬远，洞庭一湖，尤难飞渡。闯岂另由他道以窜于辰州乎?抑前说不足据，而通城果有九宫山以为自成碎首之地乎?注此待考。

三张献忠之屠戮

献忠既入蜀，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设六部尚书于殿前，赐袍服，以蜀府门外屋为朝房，朝罢议事，开科取士，以汉川樊某为状元。前攻成都时，以城中有董卜蛮出战，杀贼万人，故衔恨，欲尽杀城中人，安北将军李定国流涕苦谏乃止。又诈其众曰：有天书夜坠大庭中，上帝命剿绝蜀人，违者有重谴。与其婿汪兆麟桐城人谋，遣张能奇、马元利分居郡邑官民，搜岩洞，发窟室，贼党不忍其酷，或自杀。欲屠保宁，有禅僧破山悯之，说以止杀，献忠以犬豕肉进曰：啖此则从汝。破山遽尽数脔。献忠笑曰：吾生平贵信，言杀则必杀，言免则必免，不似朱家以空言诱人也，遂舍之去。献忠性与人殊，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杀，如有所失。厌苦礼法，朝会已，掷冠于地，踏之，仍着大帽。《蜀碧》纪献忠在川，先屠儒，次屠民，继屠川民之为兵者，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家口不计。兵二十三万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万。自成都绵亘七十余里，尸积如乔岳。又命孙可望等分道出屠川民……杀男女六万七千八百四十八万有奇。其说显系夸大，故又言此数自计之，人不得而知也。惟《甲申剩事》云：“凡献贼剥皮剖腹抽筋剔骨锯解斧斯诸恶毒之刑，皆兆麟导为之，所杀以万计。”或略近事实耳。欲窥陕西，又恶其党过多，尝曰：“吾初起草泽，从者五百人，所至无敌；今日益多，前年出汉中，为贺珍所败，非为将者习富贵，不用命，即为兵者，有所贪恋，怀二心。吾欲止留发难时旧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则人人自轻便，所向无阻。”汪兆麟进曰：“恐兵知而先噪，奈何?不若先立法责之，各将军都督等多置逻者，以伺察营伍，有偶语及微过者，俱置之法，并连坐．如此，则杀之有名，无觉者矣。”密议已定，诸营尚未知，犹习故态，角射酗酒纵博，嬉笑怒骂如平时，逻者至，辄收治，自诬服，并及其家。是日所杀十余万人。于是人人惴慑，无敢出一言者。逻者无所得，乃于夜逾垣穴壁，入伏霤下，及床笫帏幕间窃听，但有笑语，即跃出收系，并及其家。献忠动剥人皮，剥皮者自项至尻，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毙。倘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又创立杀人名式：割手足曰匏奴；分夹脊曰边地；枪其背于空中曰雪鳅，置火城以围数百小儿，见奔走呼号，以为乐，曰贯戏；剖孕妇之腹，曰接宝；抽善走之胫，曰起铳；碎人肝以饲马，曰出料；张人皮以悬市，曰极亚；缚少妇百人于马桩，驱兵数千淫之，妇死，则割男子之势曰尺雀；其狂杀真不堪问矣!世传献忠有七杀碑在成都少城公园，谓其言曰：“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此碑残阙，文字不显。后在广汉发现一万人冢，冢旁有献忠所立之圣谕碑，文曰：“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并无七杀字样，今犹存广汉公园，为献忠遗物之仅存者。《怀录》所记，与此碑相同，谓自为圣谕刻诸石云。可见所谓七杀碑者，即圣谕碑之讹传也。

四川陕之平定

自李自成败窜，中国西北境虽隶清版图，而献忠仍据守川中，日事杀掠。时清廷方以南下为急，无暇西顾。及福王败灭，鲁唐并起，明遗臣孙守法副总兵、王光恩郧阳总兵、武大定贺珍固原副将等起兵兴安汉中，屡破流贼，遂克凤翔，窥西安，受唐王封爵，关中响应。顺治三年春，诏以川陕军务，任肃亲王豪格及平西王吴三桂，而以浙闽事属诸贝勒博洛详见下章分道大举。豪格以三月至西安，总督孟乔芳先已与都统和浴辉复渭南、蒲城、武功、同州。至是豪格遣兵分定邻、庆阳、延安诸城。五月，进军汉中，破贺珍等于鸡头关南郑附近，汉中围解。七月，分军之半入四川，而留贝子满达海等搜汉中余众。时献忠谋窥西安，尽焚成都宫殿庐舍，率众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其将刘进忠故统川兵，闻之，率一军逃。会清兵至汉中，进忠来降，乞为向导。清军追至西充盐亭间之凤凰坡，与献忠遇，发矢射之，献忠中矢坠马，伏积薪下，清兵擒斩之。先是，川中有童谣曰：“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至是始验。盖谓肃王之杀献忠也。贼党以汪兆麟导献忠滥杀，久积恨，至是众生割兆麟，啖之。其党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等溃走川南，寻越重庆綦江等城，入贵州境。清军追至遵义，以饷匮旋师。时献忠之妻陈氏，亦招集余众走贵州入遵义，驻桃花洞，为其党所焚死。川陕遂定。时顺治三年十二月也。然顺治五年四川巡抚李国英揭帖云：“发满汉兵丁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寅时星奔潼川今三台县，自午围攻潼城……我兵奋勇攻入城内，……所有杀死叛贼，不计其数。”又顺治十六年国英任川陕总督，又奏报攻取渝城重庆之情状云：“杀死贼众及逆孽飘落江水者不计其数。”可见川北之平定，在献忠死后二年，而川东则十余年矣。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如顺治六年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云：“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事，到处行之，而川人真靡有孑遗矣。清人纪载胥以此归之献忠，殆成王败寇之公例，其实未必然耳。

第十三章  福唐诸王之偏安

五十  南都事略

一福王之立

福王由崧，常洵之子，思宗之从兄也，以流寇北犯，与潞王常涝神宗弟翊僇子，思宗之从父，国在卫辉俱避难至淮安。及甲申三月之变，由检殉国，太子陷贼中，南中府部诸大臣，会议监国。福王于伦次当立，而以昏淫闻；潞王贤明可任大事，而世系较疏。于是立亲立贤之问题起。兵部侍郎吕大器以下主立贤，风阳总督马士英利由崧昏庸，结党主立亲。两党互争，各取决于兵部尚书史可法。可法心善立贤议，而立亲党以握兵柄故，颇占优势。持未决，士英已密与诚意伯刘孔昭，总兵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拥兵迎福王于江北，可法不得已，卒定议。五月一日，福王至南京，居内守备府，百官人贺，王赧然欲避。可法又议战守曰；“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寇仇必报之大义!”王唯唯。张慎言曰：“王上大位可也。”可法曰：“不然，太子存亡未卜，倘南来，将如之何?”四日，由崧上监国之位，十五日，更即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召史可法高弘图人阁办事，加马士英东阁大学士，仍督师风阳。士英怒，阴使刘泽清疏趣可法督师淮阳，可法出，士英遂人阁。当时南京士民哗曰：“何乃夺我史公!”大学生陈方策上疏：有“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之语，朝野以为名言。时国都虽破，江南北之地，尚多为明有，使福王稍有志气，未尝不可以偏安江左，徐图恢复也。而乃权奸内恣，秕政交作；诸将外哄，卒不为守。未及一年，扬州陷，清军飞渡长江矣!

二江北四镇

由崧既立，廷议分江北为四镇。兹依其意，表示如下：

镇名
 封爵
 辖地
 驻地
 经理地
 规制
 
刘泽清
 东平伯
 淮海
 淮北
 山东一路
 每镇额兵三万人，银米悉听各属自行征取。所得城池，即归统辖．
 
高杰
 兴平伯
 徐泗
 泅水
 开归一路
 
刘良佐
 广昌伯
 凤寿
 临淮
 陈杞一路
 
黄得功
 靖南侯
 滁和
 庐州
 光固一路
 

     四镇分领，以大学士史可法兼督其师，开府扬州。时设镇淮上，诸将争欲驻扬州，而杰先至。杰本李自成将，与其妻邢氏通，窃之归降崇祯八年，积功至总兵。北京陷，杰南走，至是扬民畏杰淫毒，不纳，杰遂攻城。可法议以瓜州与之，乃止。九月间，始移镇徐泗。得功故守庐州，可法虑杰难制，使移驻仪征，借相牵制，杰死后，乃复驻庐州也。得功微时，为人策蹇，尝路击劫贼，以救杨文骢，为马士英所拔擢。醉后运双刀如飞，每战血渍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脱，军中呼为黄闯子。建功河北，与左良玉先得封。时东莱总兵黄蜚将之任，蜚与得功称兄弟，闻其将至，率骑三百迎之高邮。杰疑其图己也，潜帅精卒伏道中。得功至土桥，方作食，伏起，得功出不意，跃入颓园中，乃免；所随三百骑，无一存者。乃大愤，归诉于朝，愿与高杰决死战。可法命万元吉疏解之。此黄、高二镇交恶之由也。然四镇中惟得功为忠实；刘泽清日以土木声色自娱，略无所事，又好妄议朝政，忌刻贤臣，故四镇以泽清为奸狡焉。高杰虽跋扈，后亦感于可法之忠义，奉约束，谋进取。尝与可法议恢复，请调黄得功、刘泽清赴邳宿防河时黄河自开封东南流，经徐州、淮安等境人海。咸丰五年，始移今道，自提兵趋归开，且瞰宛、洛、荆、襄以为根本。可法深壮之，然知得功必不为杰后继，而泽清尤狡横难任，故不调也。杰复具疏言：“目今大势，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从曹单渡，则黄河无险；自颖归入，则凤泗可虞。犹曰长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据上游?若何而防海道?岂止瓜、仪、浦、采为江南门户耶?伏乞和盘打算，定期速行，中兴大业，庶有可观!”遂自移镇徐州。是杰有进取之锐矣，惜早不能与黄得功以协济，后复为许定国所诱杀，武人无术，深可慨已!

三南政府之使节

    甲申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七月，明欲遣使于清，以谢复仇之义，兼探北京实情；遣兵部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卿马绍愉，与左都督陈洪范，赍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一万匹，为酬清之仪；因以祭告帝陵，并册封吴三桂为蓟国公。九月五日至济宁，时济宁已为清有，不许近城栖宿。十八日至德州，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明使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盖清廷待遇明使，已非初入关时之可比，其骄慢之态，观此可知矣。二十六日至静海，清天津巡抚骆养性，使左马等带百人进京，余尽置古寺中。养性故明锦衣，以国破降清，与明使言，语际似尚不忘故国。清谍者以报，多尔衮怒疑之，削职逮问。时京城内外，防察甚严，有南人潜通消息者，辄执以闻，故明诸臣之降清者，咸杜门噤舌，不敢接见，以防嫌疑。而甘心事情者，则日言绝通好，杀使臣，下江南，以取容悦。十月十二日，明使至京，清廷馆之鸿胪寺，明廷提出之条件如下：

    一、万寿山设园陵厝思宗之梓宫。

    二、割山海关以外之地与清。

    三、岁币以银十万两为率。

    四、国号随意。

明欲以割地为酬之旨，使清复还辽东，不知多尔衮之雄心方兴，明降臣之怂恿正甚，故不以南明政府之要求而介意也。十四日清大学士刚林至鸿胪寺，问明使曰：“我国发兵，为你们破贼报仇。江南不发一兵，突立皇帝，这是何说?”明使曰：“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孙，夙有圣德，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谁曰不亡?”刚林曰：“崇祯帝可有遗诏否?”明使曰：“先帝变出不测，安有遗诏?南都闻先帝之变，会今上至淮，天与人归，臣民拥戴，安事遗诏?”刚林曰：“崇祯帝死时，你南京臣子不来救援，今日乃忽立新皇帝耶?”明使曰：“北京失守，事出不测，南北地隔三千余里，诸臣闻变，整练兵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疑与贵国为敌。特令我等来谢，相约杀贼耳。”刚林又曰：“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左懋第曰：“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刚林闻之不悦。陈洪范曰：“我等原为尔摄政王发兵破贼，又为先帝发丧成服，皇帝命我等赍御书银币，数千里远来，原是通好致谢。何得以兵势恐吓?果要用兵，岂能阻尔。但以礼来，反以兵往，恐非摄政王起初发兵之意。况江南水乡，胡骑能保其必胜乎?”刚林不答，径起而出。次日，清内院率户部诸官，来收银币，明使付之，见尚有余鞘，辄起攘夺。明使曰：“银一万两，缎一千匹，是赏吴三桂之物。今既至此，望即转付。”清官抚掌踊跃，负驮而去。当时满官之贪得可知矣。明使拘留于寺，知事不可为，密遣人逾垣驰报史可法、马士英。当时多尔衮问内院以处置明使之策，有主杀者。冯铨原明臣曰：“不如剃发拘此。”洪承畴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难为他们，下次无人敢来了。”多尔衮称是。遂于二十六日遣明使南返。临行，出檄示之，盖以不救援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虐民，为讨伐南都之罪名也。明使还至沧州，清复将左、马二人追回，或以为洪范密启，欲以己身南往，招致刘泽清。然明使之终归失败，固不待言矣。

四多尔衮与史可法

    多尔衮以雄桀之才，总握朝政，加以降臣洪承畴、冯铨诸人之翼辅，虽以草创之初，不足与言政治；然开国之诸种经营，其大致尚不甚差也。南都之继位，在清为心腹之患，名正言顺，人民亦乐予拥戴。当时河北两淮之民，几有闻风而起之势，故清廷处此，初不惜承认其自立，借以缓和人心；及大局粗定，而后乃加武力于长江，施其所谓统一之业已。南都政局，内有马阮为奸，朝纲败坏；外有刘高逞暴，事权不一。史可法怀忠义之心，备折冲之任，虽实力不及，而身负盛名，号称督师；清廷之所畏者，惟此一人而已。明使遣归，多尔衮已先托明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春等致书可法曰：

        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后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绪，未审以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曰，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虛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  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习，俨为勍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赖之。挽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速，应早审决，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善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趾为劳。书不宣意此书传系李雯所草。按雯字舒章，少与陈子龙齐名，仕清授中书舍人，一时草创诏诰均出其手。尝假归过淮，故人万寿祺以僧服见。李望泣曰：“李陵之罪，上通于天矣!”侯朝宗诗：“我今朱颜丑，何以归故乡?郁陶发病死，谁当谅舒章!”是也。

    此书大意，不外以清廷发兵为明雪耻，南中当感恩图报，而不当自立称帝也。其占领北京之理由，谓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南都如能削帝称藩，则位列诸侯王上，不然，简旅南下，遗祸无穷。且以用贼兵为先导以恐吓之。其措辞虽巧，亦终不能掩“利明天下而有”之心也。九月中，可法以书报之曰：

        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循读再三，慇慇至意，若以逆贼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故为贵国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问遽来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子市朝，以为泄泄者戒，亦奚足谢先皇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恸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等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桐梓数十万章，助修宫殿，岂非天意也哉!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殿下入都，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辑群黎；且罢薙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面，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特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苟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祚，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位；愍怀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翦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率以正统予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殿下岂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而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乎?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互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甲冑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语有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自成，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维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进，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泪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惟殿下实昭鉴之此书原稿创自黄日芳，史公为润删之，

    故《南疆绎史小腆纪年》皆谓公自具答书，盖纪实也。日芳字蠡源，沔阳人，庚辰进士，时官行军兵部职方郎中，原草辞颇峻，史公删润曰：“不必口角也．”后日芳刻其原草，惟至今未见，不能比较异同耳。说本谈迁《枣林杂俎》。而《啸亭杂录》法式善言，为侯方域之笔。《明季南略》谓系何亮工手笔。彭士望《耻躬堂集》，又以为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陈庚焕《黃瀓之传》，则又疑为瀓之所属笔。纷纷推臆，当以谈说近真。

可法之言，谓驱贼之义，至当感谢；因而窃据，是则为德不卒也。书意严正，措辞委婉，

弱者之声，不过如斯而已!

五江北之防御与清军之南下

可法既督师江北，乃提兵往来，身当要冲，联络诸镇，以图兴复。屡阅泽清得功军，欲为进取计。及闻李自成败还陕西，高杰即率兵赴徐州，可法进次清江浦，遣官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根本。时诸将各分汛地，皆择便利者，自王家营而北，至宿迁，诸镇不敢任，可法自任之。顺治元年十一月，清军既定山东，进窥海州，遂入宿迁，可法令刘肇基、李栖凤复之。未几，复围邳州，肇基往援，相持半月而解。可法以闻，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杨士聪问故，士英曰：“君以为诚有是事耶?此史公妙用也。岁将暮，防河将吏，应叙功；耗费军资，应稽算。此特为叙功稽算地耳。”时清以偏师南行，虽非进取大计，然亦可为尝试之先锋。及分军拔赣榆，丰、沛皆降。高杰至徐州，清军劝之投顺，不从，乃沿河筑墙，力备守御。又联络河南总兵许定国，以奠定中原。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正月，杰抵归德，约定国共事。时定国在睢，已遣使纳款于清，且送二子渡河为质。杰微闻之，招定国不至，因邀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同赴雎；定国郊迎，故为屈服。其杰讽勿入，不听。十一日，杰兵已尽发戍开封，且邀定国去睢。是夜，定国置酒享杰，杰饮酣，为定国刻行，并微及送子事。定国怒，夜伏兵传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杰醉卧未起，众拥至定国所杀之。明日，杰部将回军攻城，老弱无孑遗。定国寻降于清。杰部无主，争为雄长。时可法驻白洋河，闻之流涕曰：“中原不可为矣!”遂驰至徐州，招抚其众十余万，为设提督，用左右计退保扬州。徐州孝廉阎尔梅字用卿，号古古，又号白耷山人，沛人。奔走海内，倡议恢复者数十年，志卒不达，有诗文集行世苦留之，力陈：“河北士气激昂，潜可为用。且清无多兵，又不齐集，若选兴平之锐，北渡长征，所至之处，不烦血战，必将倒戈矣!”不听。三月，清军既定关陕，移师东征，出虎牢关，分兵自龙关及南阳，三路同趋归德。当时开封汝宁间列寨百数，刘洪起长之；南阳列寨数十，萧应训长之；洛阳列寨亦数十，李际遇长之；各拥兵四五万，而洪起最忠勇，屡殄流寇。河南巡按御史陈潜夫请予洪起挂印为将军，马士英不许。山东兵部职方主事凌駉，募兵复临清济宁，与德州诸生谢陞义旅相应。请收辑山东，通好南北，而设水师于胶州对峰之庙湾，援青齐义旅。然马士英方分兵四镇，画淮而守，无遑远略。又使张缙彦总督河南、山东军务，越其杰巡抚河南，诸将皆解体。己则把持朝政，谈笑自若，苛政殃民，排斥异己。重颁《三朝要典》，借妖僧以诛戮东林，国欲不亡，岂可得乎?

六南都之朝政

    士英入阁，朝政悉为所把持，奏荐逆案阮大铖以知兵，即赐冠带陛见。诸臣多以为不可，高弘图、姜曰广请下九卿会议。士英言：“魏忠贤之逆，非闯贼可比。弘图曰广于己所爱者，即日先帝无成心；于己所恶者，即曰成案不可翻。欺罔莫甚于是!”不听。詹兆恒谓：“先帝异变，百姓莫不洒血槌胸。近闻燕齐之间，士绅皆白衣冠，聚兵以图复仇。一旦忽翻前案，召用大铖，岂不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义之气?”吕大器熊汝霖皆疏争。士英为疏抗辩，力排群议，授大铖以兵部右侍郎，巡阅江防。于是正人如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皆先后求罢去，一时政府无善类。又兴建日广，国用匱乏，工科李清有言：“今日天下，秦晋属贼，燕代属清，衮豫已成瓯脱，闽广解京无几。徽宁力殚于安芜二抚，常镇用竭于京口二镇，养兵上供者，仅苏、松、江、浙，乃广建仪器，事事增出，何其支也?”可法亦言：“今日江北有四藩，有督师，有抚按，有总督，不为不多矣。敌寇并至，曾何益毫末?近至扬州城内，有总督师，有提督，有盐科，酬应繁杂，府县皆病。今又添监督，利归豪猾，朝廷自受其害耳。”亦可见南都财政与设施之大略矣。由崧深居禁中，杂宦伶串戏为乐，饮火酒，渔幼女，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而马士英刘孔昭等，复相比浊乱国事，开纳捐例，卖官鬻爵，利之所在，搜括殆尽。甚至府县童生应试者，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以助军饷。沽酒之家，每斤定税钱一文，故当时有：“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之谣。及弘光元年，以大铖为兵部尚书，仍巡阅江防。大铖虽掌中枢，置一切兵事不问，而时时挠六部权，擢其私人二十余为给事御史。江督袁继咸荐邓林奇为总兵，大铖索重贿始给敕印。白丁隶役，贿至立跻大帅。时有：“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之谣。[1]当时政治现象之腐败，可见一斑。江北虽有一史可法，然内无兵饷之实权，外有镇将之悍龃，亦终于无益而已矣。高杰既死，而两案[2]方兴，左良玉亦以太子下狱，与裁其兵饷故，借清君侧为名，引兵东下。上游告警，益假清军以进攻之机会，灭亡之惨，迫在眉睫矣!

七左良玉之东犯

先是，良玉以破贼有功，思宗封为宁南伯，许事成世守武昌。良玉乃条日月进兵状以闻，未得旨，而京城陷。由崧立，诏至，其部下有异议，不欲开读。巡抚何腾蛟急诣良玉所争之，而良玉已开读如礼，诸将尚汹汹，欲引兵东下。良玉恸哭不许，尽出所藏金银彩物散之曰：“此皆先帝所赐也。受国厚恩，祸变至此，良玉何心独有之乎?”于是诸将嗷然皆哭。由崧进良玉爵为侯，以长江上游事专任之．时自成败关门，良玉乘间复楚西，而腾蛟及总督袁继咸在江西，皆与良玉善，南都倚为屏蔽。马士英当国，畏东林倚良玉与己为难，谩语修好，而阴忌之。良玉不自安，属巡按御史黄澍入贺，阴伺朝廷动静，澍挟良玉势，面纠士英贪奸不法，且言尝受献贼兵部尚书周文江贿，罪当斩。士英跪乞处分，澍直前举笏击其背曰：“愿与奸臣同死!”士英大号呼，引疾请罢，而阴赂内臣田成张执中等言：“王非士英不得立，今逐之，是背旧恩也。且士英在阁，主上可以优闲，士英若去，谁复有念主上者?”由崧谕留士英，澍又连上十疏，称：“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将帅能立功于外者。”又言：“自魏挡窃窥神器以来，实酿今祸。附逆之人，与荐逆之人，皆有贼心。乞悬诸日月，以除魍魉!”由崧不听，谕澍还楚。未几，士英以他事夺澍官，又以朱盛浓言逮澍，良玉留澍不遣，乃免。自是，良玉与士英有隙。澍匿良玉军中，与诸将日以清君侧为请，良玉不应．会太子案起，良玉争之不听，心甚不平．澍亦以此激众，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又以士英裁其兵饷，益憾之，反意遂决．乃举兵东下，传檄远近，以讨士英为名。时弘光元年四月四日也。良玉复驰疏云：   

        窃见逆贼马士英，出自苗疆，性本凶顽。臣身在行间，无日不闻其罪状，无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汹传，陛下屡发矜慈，士英以真为伪，必欲置之于死而后快．臣前两疏，望陛下从容审处，犹冀士英夜气稍存，亦当剔肠悔过，以存先帝一线。不意奸谋日甚一日，臣至此不与奸贼共天矣!臣已提兵在途，将士裂目指发，人人思食其肉。臣恐百万之众，发而难收，震惊宫阙，且声其罪状，正告陛下；仰乞剛断，与天下共弃之!自先帝之变，人人号泣，士英利灾擅权，事事与先帝为难。逆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复修之。思宗改谥，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绝天下报仇雪耻之心。罪不容于死者一也。国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贼臣窃柄以来，卖官鬻爵，殆无虚日。都门有：“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之谣。如越其杰以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升巡抚；张孙振以赃污狡犯，不数月而夤缘少仆。袁洪勋、张道濬皆诏狱论罪者也，借起废竟复原官。如杨文骢、刘沁、王燧、黄鼎、赵书办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于当路，凡此之类，直以千计。罪不容于死者二也。阁臣司票拟，政事归六部，至于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为首辅，犹复掌枢，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铖，为添设尚书，以济其篡弒之谋，两子枭獍，各操重兵，以为呼应。司马昭见于今日。罪不容于死者三也。陛下选立中宫，典礼攸关，士英居为奇货，先择其尤者，以充下陈，罪通于天。而又私买歌女，寄养阮大铖家，希图进选，计乱中宫，阴谋叵测。罪不容于死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恭俭神明，士英百计惑诓，进优童艳女，损伤败德。对人言恶则归君。罪不容于死者五也。国家遭此大难，须宽仁慈爱，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铖以来，睚訾杀人；如雷縯祚周镳等，锻炼周内，株连蔓引。尤其甚者，借题三案，深埋陷阱，将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网打尽；令天下士民，重足解体。罪不容于死者六也。九重秘密，岂臣子所敢言?士英偏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动，无不窥视。又募死士，窜伏皇城，诡名禁军，以观陛下动静，曰废立由我。罪不容于死者七也。率土碎心号痛者，先帝殉难，皇子独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内至此，传疑未已，况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与阮大铖一手握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议，不畏万古纲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为四海讴歌讼狱所归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惨，神人共愤!凡有血气，皆欲寸磔士英大铖等，以谢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诸将士之言也；非独臣标将士之言，天下忠臣义士愚夫愚妇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将士英等肆诸市朝，传首四方，用抒公愤，臣等束兵计刻以待。不禁大声疾呼，激切以闻!

良玉发武昌，欲何腾蛟同行，不可，劫之，腾蛟将自杀，既而逸去。良玉兵引旌东下，自汉口至蕲州，列舟三百余里。士英大惧，急命阮大铖、刘孔昭率兵会黄得功趋江上堵御；又调刘良佐入卫，刘泽清亦以勤王为名，大掠而东。时清兵既取归德，进逼淮南，可法连疏告急，且曰：“上游之意，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朝臣如刘洪起、王永吉、姚思孝等，均请速备淮扬。由崧谓士英曰：“良玉虽不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如今还该守淮南。”士英厉声曰：“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不可听。今独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兵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有异议者斩。”由崧嘿然。于是淮扬益弱矣。良玉至九江，邀袁继咸入舟中，语及太子下狱事，大哭；因袖出密诏。继咸正色曰：“先帝旧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负。”良玉色变。继咸归城，方谋拒守，其部将已引左兵入掠而去。良玉方疾笃，夜观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负临侯继咸别号!”呕血数升而卒。其子梦庚秘不发丧，诸将推为帅，留七日而东，兵势尚盛，自彭泽以下皆陷。黄得功驻军荻港，进拒梦庚于铜陵，败之。梦庚遂降清。

八扬州之陷落

顺治二年三月，多铎之师既自陕而东，会于归德，所过三十县，皆望风迎降。清兵分二道并进：一出淮南，一出淮北；如入无人之境。出淮北者，为都统准塔山东之兵，既败明兵于沛县李家楼，遂下徐州，命兵屯守．五月，南下败高雅军于宿迁，师次清河，刘泽清率步兵四万，船千余艘，据黄、淮、清三口以拒，连营十里。准塔遣将渡清河列营，以炮击败其舟，分兵两路，自清河上游进击之。泽清败至淮安，清兵追之，旋遁于海。或云后降清，清恶其反复，磔之。于是云台、通州、如皋、泰兴皆下。出淮南者，即多铎之师，由归德趋泗州，乘夜渡淮，可法方将移军援泗，会左良玉东犯，京师戒严，诏趣可法入援。可法抵浦，而左兵已败，奉旨仍守泗阳。乃驰趋天长，檄诸将救盱眙，俄报盱眙已降。可法一日夜奔还扬州，泣谕士民，为死守计。檄各镇来援，无一至者；独总兵刘肇基以兵四千至自白洋河。请乘清兵未集，背城一战。可法谓：野战不如凭城，乃分陴拒守，上疏告急，不报。四月十五日，清兵环薄城下，多铎五次致书劝降，皆不启封，置之火。北兵攻打益急。二十五日，可法以炮击伤清兵数千，多铎乃身督劲兵，猛力攻城，西北角忽崩。时矢石如雨，尸积如山，清兵借以登城，蜂屯蚁集。可法知大势已去，即持刀自刎，参将许瑾双手抱住，血溅衣夹，未绝。许瑾与可法义子史德威等数十人，拥之下城，至东门，瑾等被乱箭射死。可法问前驱为谁，德威以多铎答之。可法大呼曰：“史可法在此。”清兵惊愕，众前执赴新城南门楼上，多铎相待如宾，口呼先生。曰：“前书再三拜请，俱蒙叱回。今忠义既成，先生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可法怒曰：“我为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哉!头可断，身不可屈!”词色俱厉。多铎曰：“既为忠臣，当杀之以全其名。”可法曰：“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即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遂死。刘肇基率所部巷战，力不支，亦死。人民之惨遭兵祸者，兵民莫辨，凡十日间，查《焚尸簿》所载，已有八十余万之多；其被掳与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满兵之淫虐，一至于此!罹祸之酷，具见《扬州十日记》。可法祥符人，字宪之，号道邻，崇祯进士。为人廉信，与下均劳苦，有儒者之风，无大将之才，此不得不为明室惜也。清初入关，规模未备，明能扼守河淮，一战而胜，淝水采石之功成；再战而胜，则河朔燕代之军起；清之为清，未必然也。惟明人望风奔溃，自隳其气，大势既失，遂不可为矣。可法，左光斗之高弟，光斗为阉党所搆，下狱，将死，可法赂狱卒视之。光斗怒曰：“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可法趋出，常流涕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崇祯末，献贼出没蕲、黄、潜、桐间，可法以凤庐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辄数日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每寒夜立起，振衣裳，甲上冰霜进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可法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负吾师也!”及督师江北，诸镇率跋扈不可制，可法务以忠义感动之，联络其间，以图兴复。行不张盖，食不兼味，寝不解衣，日夜以报仇雪耻为念。每缮疏，循环讽诵，声泪俱下，闻者莫不感泣。然权奸内肆，悍将外哄，凡所经划，百不一就，卒至兵顿饷竭，志决身歼。时人比之文天祥云。可法死后，遗骸以天热蒸变难识，家人具袍笏招魂，葬于扬州梅花岭旁乾隆时诗人蒋士铨吊之曰：“号令难安四镇强，甘同马革自沉湘，生无君相兴南国，死有衣冠葬北邙。碧血自封心更赤，梅花人拜土俱香，九原若遇左忠毅，相向留都哭战场。”史公之苦心孤诣，读此八句，可识其大略矣。

九南都之灭亡    

扬州既下，清军乘胜而南，五月八日，抵江浒。明侍郎杨文骢，总兵郑鸿逵合兵守京口，与清兵对岸相峙。清编大筏，置灯火，夜放之中流，以为疑兵。南岸发炮击之，以为获胜，日报章奏捷。会夜雾，清兵乘之而济，且别以数百骑艇小舟潜渡，袭据北固山。及迫岸，明守兵始知，仓皇列阵甘露寺，清以铁骑蹙之，悉奔。文骢奔苏，鸿逵纵掠入闽。时士英在京，尚有“长江天堑”之语，及败报至，由崧尚荒宴至夜半，率宦官宫妾，跨马出通济门，出走芜湖。士英等以黔兵自卫，奉由崧母妃走浙江。吴梅村《鹿樵纪闻》谓：“士英当江宁之破，欲随众降，恐不免，乃饰其母为太后，以所征黔兵自卫，奔广德，不纳，攻屠之。迂道至吉安，浙抚备法驾迎伪太后至杭州，事渐露，杭人逐之。”黎明，宫门不守，嫔女乱奔，百姓始知君相已逃：拥入宫中，抢掠殆尽。午刻，百姓千余人，至狱中拥太子出，立之，仓卒无备，衣冠俱取诸戏箱中。登极武英殿，群呼万岁。时清兵已薄城下矣。文武勋戚，如王铎、钱谦益、徐文爵、赵之龙等，皆相率迎降。多铎长驱入城，分兵追由崧于芜湖。时黄得功自铜陵之捷，将兵屯芜湖。由崧潜入其营，得功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之言，仓皇至此?”由崧曰：“非卿无可仗者。”得功曰：“愿效死。”既而刘良佐以清兵至良佐先已降清，得功督将迎战，良佐大呼招降。得功曰：“汝乃降乎?”忽飞矢中喉左偏，得功知不可为，拾所拔箭，刺吭死。总兵田雄拥由崧降清。江左偏安之局，至此终矣。由崧幼名福八，宫女曾豢鹦鹉，呼其名以为谐谑。沈廷柱《宫词》所云：“英武金笼唤御名”者，是也。初，清兵南下也，势如破竹，除夕之日，由崧悄然不乐，亟传各官入见。诸臣皆以兵败地蹙，叩头谢罪。由崧沉吟良久曰：“朕未暇虑此，所忧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廷，惟诸卿早行之耳。”或对之曰：“臣以陛下忧敌未宽，或思先帝，岂意思及于此?”遂散出。又尝于内庭悬一联云：“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其昏庸盖可知矣。有君若此，焉得不亡乎?

十杭州之降附

    士英人浙，至广德州，州吏以其不奉王为诈，闭门拒守。士英攻破之，至绍兴，绍人犹未知由崧存亡，王思任因上疏言：

        战斗之气，必发于忠愤之心，必发于廉耻之念。事至今日，人人无耻，在在不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来，从不真真实实，讲求报雪。主上宽仁有余，刚断不足，心感奸相马士英援立之功，将天下大计，尽行交付。而士英公窃太阿，肆无忌惮，窥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饮，则进醹醁；上悦色，则献妖淫；上喜音，则进优艳；上好玩，则奉古董；以为君逸臣劳。而以疆场担子，一肩卸与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决不照应之，每一出朝，招集无赖，卖官鬻爵，攫尽金钱。四方狐狗，愿出其门下者，得一望见，费至百金，得一登簿，费至千金。以至文选职方，乘机打劫，巡抚总督，见兌即题。其余编头修脚服锦横行者，不在话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独掌朝纲，手握枢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笃信之，以至于此也。兹事急矣!政本阁臣，可以走乎?兵部尚书，可以逃乎?不战不守，而身握重兵，口称护太后之驾，则圣驾独不当护耶?一味欺蒙，满口谎说，英雄所以解体，豪杰所以灰心也。及今犹可呼号泣召之际，太后宜速趣上照临出政，断酒绝色，卧薪尝胆，立斩士英之头，传示各省，以为误国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诏，以昭悔悟，则四方人心，犹可复鼓。

    又上书与士英言：

        阁下政本自由，兵权独握，只知酒色逢君，门墙固党，从不讲战守之备，以致乘舆播迁。谋国至此，即喙长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计，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若仍逍遥湖上，潦倒烟霞，效贾似道之故辙，千古笑齿，已经冷绝!再不然，如伯噽渡江，则我越乃报仇雪耻之邦，非藏垢纳污之地。职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

士英至杭州，熊汝霖亦责以当从王，士英无以应。时清军既定南京，以大兵之半属博洛，使进攻浙江，沿途循所过州县，至苏州，留兵二千守之。并分兵下松江太仓等地。马士英与总兵方国安迎战不利，渡钱塘江东遁。清兵营于江岸，杭人见之，谓潮至必没，而潮三日不至，咸骇为神。时潞王常淓方流寓于此，诸臣闻福王被执，请其监国，不受，乃从巡抚张秉贞及陈洪范等计，率众迎降。高宏图、刘宗周等死之。于是浙西略定。

五十一  民兵之起灭

一下薙发之令

    南都既破，杭州迎降，时英王阿济格追剿流寇之师，亦所至有功；收左良玉部将金声桓众十余万于九江，使章于天偕之徇江西；又遣兵分守荆州武昌，尽收湖北，遂班师。于是长江流域，西自湖北，东至海，南及浙西，大都降服。多铎奏改南京为江宁府，其郡邑以城降者，即使为守；授江宁安庆巡抚以下官三百七十三人，至七月班师。命多罗贝勒克勒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同都统叶臣等，镇守江南；以大学士洪承畴总督军务，招抚南方。遣八旗兵驰防顺德、济南、德州、临清、徐州、潞安、平阳、蒲州八城，每城各一旗。南北大定，乃下薙发易服之令曰：

    向来薙发之制，未即划一，而姑听其自便者，因欲待天下大定而始行之也。今中外一家，君犹父，民犹子，天下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异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尽使蘿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严行察验，若复为此事渎进奏章，致使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毋赦!

是时檄下各县，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语。令薙匠负担游行于市，见蓄发者执而薙之，稍一抵抗，即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以示众。嗣后薙发担上，一柱矗立，即其遗制云。时孔子之裔孔文课者，为其宗家衍圣公孔允植执行孔庙典礼；以新制不便，呈请蓄发，用先王衣冠。奉旨切责，姑念圣裔免死，着革职永不叙用。于是汉人除僧道妇女外，尽为辫发胡服矣。令至江南，士民大愤，群起抗之。盖以既罹故国禾黍之悲，复革多年不易之俗，事变之起，自不待言。马尔地呢Martin Martini《鞑靼战争记》云：“强制汉人辫发，于是兵士市民，皆起而执武器以相反抗，其关切较胜于为国家，为皇室。保护一己之发，竟舍身命，以抵抗敌军。”胡蕴玉《发史序》云：“薙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则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薙，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祝廷铮《续三字经》云：“披发左，衣冠更，难华夏，尽为僧。”可知激变之由，大抵缘于辫发胡服之新制也。其无力反抗者，或逃隐山林，或愤而自杀，或建发冢而痛哭致祭。有力者则兴师动众，流血百万，前赴后继，横遭毒戮，江阴嘉定，其最著者也。  

二民兵之四起

薙发令既下，苏州巡抚土国宝，松江提督吴兆胜，吴淞总兵李成栋，皆以降将乘势骚虐，士民恶之。而是时鲁王已监国于绍兴，唐王已称帝于福州事详后，于是江南列城，民兵四起，集众自保，效死弗去。或通表唐王，受其拜封，或近受鲁王节制；而鲁唐二藩，亦借以阻清军之南下。然大率起于仓卒，未经训练，又苦于饷械不足，率旬日即败。诸主谋者亦皆先后致死，惜哉!然而不恤屠戮之惨，矢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故主谋恢复，为人民谋保障；其意较然，不欺其志，事虽不成，其义实有足多者。兹先列表如下，而后择要述其兴灭于次：

所据地
 主谋者
 所据地
 主谋者
 所据地
 主谋者
 
松江
 给事中陈子龙

总督沈犹龙

吏部主事夏允彝

水师总兵黄蜚－敄志葵
 昆山
 副总兵王佐才顾炎武
 太湖
 陆世钥

任源邃
 
嘉兴
 吏部尚书徐石麒总兵陈梧
 绩溪
 佥都御史金声及其门人江天一
 
宜兴
 行人卢象观奉瑞昌王盛沥
 徽州
 推官温璜监纪推官吴应箕
 
吴江
 兵部主事吴易

举人孙兆奎
 长兴
 主事王期昇奉通城王盛征
 宁国
 山东巡抚邱祖德

钱龙文
 
嘉定
 通政使侯峒曾

进士黄淳耀
 新城
 李翱徐伯昌
 余姚
 九江兵部佥事孙嘉绩

给事中熊汝霖
 
江阴
 典史阎应元

陈明遇
 常熟
 严拭

项志宁
 泰和
 刘士桢

刘樨升
 
崇明
 主事荆本彻

员外郎沈廷扬
 太仓
 王湛

蔡仲昭
 会稽
 郑遵谦

于颖
 

诸郡之起，大半由于人民恶新官之暴虐，与辫发令之强行，其中一二志士，痛故国之亡，从而激发之，乃揭竿裂裳，聚众十万，以抗清师。此所谓上下江士民之义兵。是时，金声桓以降将奉命招抚江西，所至屠杀立威。于是明益王朱由本据建昌，夏禹亨、艾南英等奉之，永宁王朱慈炎据抚州；故兵部侍郎杨廷麟据赣州：各招五岭峒蛮数万，以谋恢复。是为江西之师。其兴灭当于五十四节详言之。

三松嘉诸郡之平定  

清军之陷金陵，下淮安也，不过数万之兵；后又收明降卒，间择骁悍，薙发入伍，合之约十余万。半屯江宁，经略洪承畴及驻防侍郎巴山将之；半屯杭州，贝勒博洛等将之。又分遣招抚侍郎李延龄驻防苏州，而降将吴兆胜、李成栋分防沿海。及民兵四起，声势中断，故不清江左，则清军未可鼓行而南也。先是，南京既亡，州县多聚众自保，嘉定士民，推左通政侯峒曾，与进士黄淳耀等，誓死固守，江阴松江等处，亦多撄城自保。会吴淞总兵吴志葵白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黄蜚亦拥千艘自无锡至。与松嘉联络，遥为声援。闰六月，志葵主海上军，由泖湖进窥苏州，黄蜚以太湖军会之。时苏城骁骑仅千余，李延龄土国宝聚屯府学宫，登盘门塔以望外兵，使百余骑绕城外，各张帜为江宁援兵状。志葵前锋数百，斩胥门入，长驱四五里，不见一敌，忽劲骑突出，截击歼之，城外军轰然引退。清军闭城令薙发，违者斩，不数日，城中发皆薙，即驱之登陴。内应既绝，外攻遂溃。七月，驻宁贝勒勒克德浑引兵而南，分遣都统马喇希恩格图败黄蜚战舰于常州，败王佐才之兵于昆山，宜兴、常熟悉下。遣刘良佐围江阴，而李成栋亦破崇明围嘉定。峒曾乞师志葵，志葵遣游击蔡祥以七百人赴之，战败而遁，外援遂绝。会天雨城圮，清兵遂人，峒曾率二子沉于池。清兵屠之而东，合吴兆胜军，邀志葵蜚兵于吴淞江，与苏州江宁军加攻于春申浦，风熸火烈，明兵舟重胶淖，熸焉。志葵蜚俱被擒。进围松江，冒蜚军帕首入城，沈犹龙死之。其宜兴溧阳之兵，卢象观以七月率二万窥江宁，洪承畴先捕诛内应，象观军至，清军佯举火神策门为号，而分军先出太平朝阳二门。旋启神策门出铁骑冲之，卢军飄败，禽瑞昌王盛沥于茅山。象观收残卒亡入太湖，复与葛麟王期昇营西山，居民苦期昇军派饷苛虐，潜引清水师提督吴兆胜攻之，火其舟，期昇遁去。象观葛麟引舟救之，皆熸于火。于是上下江之师，大多皆平。惟吴江吴易一军，江阴阎应元一军，有纪律，犹负固自守，为清劲敌焉。

四江阴之攻守

吴易既起义于吴江，七月，败嘉兴总兵李遇春五十四艘于平望；复伏兵芦岸，败提督吴兆胜军，夺舟二十，以与浙东之师相应和。博托至杭州，俘潞王北上，留勒克德浑与浙闽总督张存仁守杭州，自率师略地而北。复嘉兴府，分兵复嘉善平湖诸邑，振旅至吴江，与兆胜军合。尽断诸港走路，乘大雨蹙吴易军歼之，进围江阴。先是，江阴诸生倡言城守，以典史陈明遇主兵，出战不利。乃公请前典史阎应元人城，应元谓士民曰：“尔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若主也。”众曰：“敢不唯命是听!”人城时，祝塘少年五十人一作六百人，执械护送，经七里庙，题诗于壁，以见事万不可为，则有一死而已。应元字丽亨，北通州人，由武生起掾吏，官仓大使。崇祯十四年，为江阴典史，后迁英德主簿，以道阻不赴，寓居江阴。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而长曲，面赤有须，每巡城，一人执大刀以随，颇类关羽。清兵望见，以为天神。而号令严肃，凡偷安不法者，必贯耳鞭背示众，虽豪右不少贷。然战士困苦，必手自注汤酌酒，温语慰劳；如遇害，则立具棺衾，哭奠而敛之。接见敢死，则不名，俱称兄弟，每遇事，须询于众曰：“我兄弟谁当此事者?”有人号于路曰：“我欲杀敌，苦无短刀。”即以所佩之刀二三十金者，亲解佩之。守二月余，屡却李成栋、刘良佐之兵。清令黄蜚、吴志葵说之降，迄不应。八月二十一日，清军大至，四面攻之；会大雨，城崩，清兵从祥符寺后城入。应元坐东城敌楼，索笔题门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引千人上马格斗，杀敌无算，力尽乃死。士女死者，井池皆满，无降者；清军连屠三日不止。死者城内约九万七千余，城外越七万五千以上，扬州嘉定而外，屠戮之惨，未有如江阴者矣!时诸城大半平定，惟绩溪徽州以守备甚密，犹未能破。

五绩徽之诈陷

先是，徽州闻南京破，知府及僚属皆遁，推官温璜初名以介，字于石，乌程人叹曰：“城无主，民且自相屠。”乃尽摄其印，召士民慰谕之。故明左佥都御史金声，纠集义勇，保绩溪黄山，分兵扼六岭；以徽宁四寨天险，各山置十三营，守以十三副将。惟绩溪一面当冲，自守之，而重兵扼丛山关。璜与相椅角，且转饷给其军。前山东巡抚丘祖德监纪推官吴应箕等，多据兵应之。声乃遣使通表唐王，受右都御史职。洪承畴遣都统叶臣，总兵张天禄攻丛山关，两月不下。乃购土人乡导，由旌德新岭间道入，溃其守兵十余寨，遂薄绩溪城下，金声昼夜拒战。九月，降臣黄澍，未薙发，服故衣冠袍，称援兵入绩溪；金声启城纳之，遂为内应，陷焉。清兵执声至江宁，声语门人江天一字文石，歙县人曰：“子有老母，不可死。”曰：“天一从公起兵，可不同公殉义乎?”总督洪承畴谕之降，天一朗诵思宗谕祭承畴文以愧之，与声俱死。而徽州亦以十月为黄澍所诈，陷焉。温璜知事不可为，趋归村舍，呼妻茅氏与诀。茅请先死，璜拔佩刀授之。茅曰：“女宝德在，可同死!”时宝德方寝，茅曳之起，宝德曰：“吾已知矣。”即以帛自缢，未死，璜立杀之。茅乃匿其幼子，遂整衣卧，璜以刀截其喉，少顷，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绝。璜手刃二人，腕力不振，自刎不殊，仆地，目犹视。居民舁报张天禄，张惊异曰：“渡江以来，所遇州县，不少名进士，皆苟活无耻，未有如温公者。”募良医治之。璜猛跃起，以指破刀痕，深入咽喉，而死。是时，清军骠骑，及降将武夫，乘机煽虐，所至地毛为洗。惟张天禄故史可法部将，尚有承平节制，营徽州山上，严戒军士入城。比至次春，淫雨浃旬，父老固请，天禄恐骚扰，坚不下山；与三军暴露，徽人感泣。事闻朝廷，福临有诏嘉奖。故徽州既未遭屠戮之惨，复未罹骚扰之祸，亦云幸矣!至是，民兵皆平，清乃一意从事于浙闽矣。

五十二  鲁王监国

一鲁王之立与浙闽之冲突

鲁王以海，为鲁肃王寿墉之子，明太祖之九世孙也，以避难至台州。南都既破，浙郡亦多归降；时宁波维一同知治府事，已赍图籍迎附；故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力议拒守，士民集者数万人。肃乐乃建牙行事郡中，王之仁亦以既降而悔，入城与肃乐缔盟共守。遣举人张煌言鄞县人奉表请鲁王监国。会诸生郑遵谦杀招抚使于江上，与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举兵绍兴，给事中熊汝霖九江兵备佥事孙嘉绩等，自余姚应之。国维乃自迎以海于台州，以海即日赴绍兴，用方逢年议，称为鲁监国。以国维督师江上，划钱塘江而守；汝霖、嘉绩、肃乐等，共督师防江。总兵方国安，亦自金华至，与王之仁等皆加封爵，树木城于沿江要害，联合诸营，为持久计，尽驱钱塘西岸之船泊东岸，时顺治二年六月也。闰六月，唐王亦称帝福州；十月，遣给事中刘中藻颁诏浙东，求富贵者，争欲府之。以海不悦，下令返台州。熊汝霖独出檄严拒不纳。张国维闻之，以为：“鲁唐同宗，无亲疏之别；义同举兵，无先后之分；惟成功者帝耳。若一称臣，则江上诸将，须听命于闽中，其如鲁王号令何?”钱肃乐则谓：“宜权称皇侄报命，大敌在前，不可先仇同姓。”然诸臣率如国维指。时国维已驰疏唐王言：“国当大变，凡为高皇帝子孙，皆宜同心戮力，共复国仇。功成之后，监国退居藩服，礼谊昭然。若以伦序，叔侄定分，在今日原未暇易。且浙东人心涣散，鸠集为劳，一旦南拜正朔，鞭长莫及；猝然有变，唇亡齿寒，悔莫可追!臣老矣，岂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于其间哉?”唐王乃召还中藻。自是闽浙如水火矣。既而顺治三年二月鲁王以海遣陈谦使闽，启称皇叔父，不称陛下。唐王怒，下谦十狱。次月，鲁王复以柯夏卿等通聘唐王，唐王加夏卿兵部尚书。手书报以海曰：“吾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吾有天下，终致于王。浙东所用职官，尽列朝籍，无分彼此!”且遣陆清源赍银十万两，犒劳浙东军士。时马士英、阮大铖以不敢入朝，而依方国安于严州，鼓国安纵兵尽夺犒银，留清源军中，且出檄数唐王罪。张国维叹曰：“曲在我矣!”至是闽浙冲突，而唇齿之势离矣。

二浙江之平定

国维督师江上，以七月复富阳，以扼上游。八月，复于潜，连战于钱塘江上，皆有功，因欲乘间复浙西。熊汝霖议募民兵，由海宁海盐，直趋芜湖，以梗运道，联络吴中水师之据太湖者，为犄角，以困杭州。而方国安、王之仁以宿将统营卫兵，浙东三府地丁正饷六十余万，给两军；民兵则取诸义饷。国安并义饷擅之，民兵无食，故汝霖之议卒不行。《南疆逸史》曰：“初浙东起义，熊汝霖、孙嘉绩皆书生，不知调度，乃迎方国安、王之仁授之军政，而孙熊所自统，不过乌合农丐千百而已。二人兵既盛，复争饷，因建分地分饷之议，谓某地正兵，支某邑正饷，某邑义兵，支某邑义饷，方王哗争不决。户部主事董守谕驳之曰：‘义饷有名无实，一则难为继，二则无管库，请一切税供，悉归户部，计兵而后授饷。核地之远近，酌给之后先，则兵不绌于食，而争端息。’方、王虽不从，然议正无以难也．”魏默深曰：“案此与史可法四镇分地之失，正同一辙。闽粤兵饷，尽授郑氏，其失亦同。皆可为仓卒举事之鉴。”十月，清兵至同安，国维率兵御之，战于草桥门，天大风雨，火炮弓矢不得发，急收兵，故不甚败。退守钱塘，诸将无敢复言战者。王之仁上疏，谓：“事起人人有直取黄龙之志，乃一败后，遂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尚何忍言!臣愿帅所部沉船一战，今日欲死，犹可战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顺治三年正月，清廷命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偕都统图赖，贝子屯齐，率师专征浙闽。三月，兵临钱塘，开堰人江，国维之仁统水师袭战。会东南风起，之仁扬帆奋击，国维遂同渚军渡江围杭州，不克而还。四月，博洛以江涸可试马，用大炮击坏南岸方国安营厨灶，国安曰：“此天夺我食也!”遂拥兵数万人绍兴，挟鲁王南走。诸营闻风皆溃，王之仁一军尚在。之仁谓国维曰：“吾兵有舟，可以入海，公宜速自为计。”国维乃振旅追扈鲁王，至黄石岩，以桥断不得进。时王军乘江守，江广十余里，清军难渡。会夏旱，水涸沙涨，有汐无潮，试涉仅及马股。六月一日，清士马数万自上岸浮济，若揭厉然，列戍骇溃。之仁沈家至江宁，见洪承畴称：“余系明朝大帅，不能没身波涛，今来投见，要死得明白。”承畴接以礼，命薙发，不从，杀之。或云：之仁走舟山，为黄斌卿所杀。国维退守东阳，国安谋执献鲁王，遣人守之。会守者病，鲁王得脱，至台州，航海走。命国维防四邑，图后举。国维知势不可为，乃赴水死。先是，有劝国维入山者，国维曰：“误天下事者，文山叠山也。”乃作绝命诗三章而死。方国安遂降，寻以通闽诛死。阮大铖后从清军攻仙霞关，僵仆山石。士英欲入闽，清兵令斩之。而《野史》载士英遁台州寺为僧，清兵搜获之，后同入闽，得其与大铖通闽疏，斩之延平城下《春冰室野乘》云：“相传浙中军败，士英召其妻高夫人至，使自裁。高问汝将何为?曰：‘吾将披剃入山，栖某寺耳。’高恚曰：‘汝尚不肯死，乃令我死耶?’士英因迫之，高怒，闭门大诟，士英惘惘出门去。俄而大兵至，大索士英不得，高闻之，乃赴军门，自言知士英所在。导官军入山，径趋某寺，士英遂被禽”。大铖方游山，自触石死，仍戮尸云。绍兴既克，宁波、温、台、金华、衢州、江山亦相继下，余皆迎附，两浙悉平。清兵乃专力以攻闽。

三航海以后之鲁王

自鲁王航海以后，唐王亦不久为清所灭。桂王自立于广东，成偏安割据之势，十余年间，隆替无常，而终亦穷促致死；明祚遂亡。然是时闽浙沿海之军事，则郑成功及鲁王遥与粤黔相应和，并为清室大敌，其运命适与顺治相终始。易言之，即顺治年间，未尝能统一中国本部也。今先述鲁王之事迹，至郑成功之沿海攻略，与明桂王之延绪西南，当另详下章。鲁王之自台州入海也，石浦守将张名振以舟师从，欲于东海沿岸列岛中，求一地利可用者，以为根据，徐图进取。而是时舟山为黄斌卿所据，厦门又为郑成功领地，皆不乐受鲁王命。名振不得已，奉王走南澳，浙中遗臣自钱肃乐、张肯堂、阮骏以下，渡海奔赴者，复十余人。时唐王初平，清兵北旋，以张存仁总督浙闽，佟国鼎巡抚福建。诸郡县闻明兵复至，多骚动。顺治四五年间，鲁王数遣兵下建宁、邵武、兴化、福宁三府一州，及漳浦、海澄、连江、长乐等二十七县，军势颇盛。其克兴化也，以清分巡道，乃故明御史，乘清兵出战，登陴尽易明帜，清兵望之遂溃。其克建宁也，城中举火为内应。其克邵武也，明将王祈善战，先踞上游，夜取几案数百，各插香炷，顺流放之，环邵武城而过；守兵矢炮齐发，迟明，审其伪，习不复备，一夕突至，遂破。其克福宁也，以守将徐登华为唐王旧将，明兵至，欲降未决，曰：“海上岂有天子?舟中岂有国公?”钱肃乐致书曰：“将军独不闻南宋之末，二帝并在海上?张陆并在舟中乎?今将军死守孤城，以言乎忠义，则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则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称安，巢危林而自得，计之左矣!”登华遂降。明兵薄福州，清诏总督张存仁移驻衢州，都统辰泰为靖南大将军，与栋柯赖李率泰等调广浙兵，三路进攻，又以陈锦代存仁督闽浙。时鲁王居海岛，郑彩专横，潜杀大学士熊汝霖，肃乐亦以忧愤呕血，未几而死。内部既溃，外攻遂弱。清军且剿且抚，至顺治五年夏，各郡县相继收复。福州岁饥，被围久，城中人相食。江西金声桓既叛降桂王，其党郭天才伪称援兵，载米麦江上，诱郡民出食。李率泰抵建宁闻之，飞檄巡抚佟国鼎警备．明兵夜焚洪山桥，掠就食居民千余人而去．而明军之据延平将军寨地势巍峭，俯瞰诸邑者，亦为陈锦叠土攻破。先是清松江提督吴兆胜谋反正，与明故官陈子龙潜招浙东兵来会师。鲁王遣张名振、沈廷扬赴之，遇飓崇明，尽丧其军，廷扬投海死。兆胜子龙，事泄被杀。名振遁还，与阮骏合军，由南田至健跳所，迎鲁王人浙。吋闽地相继为清军所迫，诸守者皆力战以死，郑彩见事势穷蹙，弃之而去。六年七月，清军围健跳，名振阮骏合兵拒之，围遂解。鲁王既尽失闽地，复欲图浙东，以舟山扼钱塘门户，不可不争。时张肯堂字载宁，松江华亭人，原为福建巡抚，唐王立，调吏部尚书，又移都察院。肯堂请出募舟师，倡义旅。以私财募兵海上，鲁王贻书云，将北还舟山，约肯堂共事。于是遂遣名振阮骏合兵攻舟山。

四舟山之攻据

    初，南都陷，江北总兵黄斌卿南遁。及唐王立，斌卿上恢剿事宜，力陈舟山为海外巨镇，北可窥长江，南可取吴越，唐王善之，封斌卿肃虏伯，令屯兵舟山。斌卿于是立制度，籍民田皆入官，民十五以上者籍为兵，聚粮造船，为据守计。顺治三年六月，鲁王败失浙东，张名振护王出海，投斌卿，斌卿不纳。王之仁走舟山，斌卿击杀之，尽收其众，又袭杀荆本彻。四年，有王子浮海来，斌卿沉之外洋，而夺其赀。贺召尧来归，杀其全家，夺船五十号。是时，斌卿势甚张。有标将王大振者，以斌卿取索无厌，乃逃去，与张名振、阮骏共诉斌卿逆迹于鲁王，鲁王亦欲得舟山以为根据，于是六年九月，命诸镇讨之。斌卿将佐皆逃，阮进手斫斌卿，破其脑，而沉之海。鲁王乃人居舟山，以张肯堂为大学士，令阮骏、王朝先分屯桐樵南田为犄角。先是，闽地之失也，清兵守浙者，大半抽以赴闽。温台宁绍间遗民闻之，争起兵自保，依山为险，列寨以数百计。而四明大兰山王翊之军，上虞东山李长祥之军，上虞平冈张煌言之军，皆最坚整，并约舟山兵，共攻宁绍，内外合击，清军颇为所疲。闽地既复，闽浙总督陈锦以大兵还浙东，因王朝先部将来降，颇觇舟山虚实。于是奏言：“浙东舟山海寇及各山寨之寇，皆以故国为名，狼狈相倚。海寇登岸，则山寇为之接应；山寇被剿，则人海以避兵锋。交通闽粤，窥伺吴淞，久为东南之患。臣广访进兵道路，由定关出海，距舟山百余里，乘风潮半日可到。攻其不备，决可克复。”名振恃舟山之险，谓清军必不能至，乃以八年鲁监国六年秋，留兵六千，属张肯堂等居守，而自与鲁王大举薄吴淞。会清廷诏陈锦与都统金砺刘之源、提督田雄等，会兵先攻山寨以除内顾。用山民为乡导，分路进讨四明诸山，尽破其众。乘大雾渡海，抵螺头门，明军方觉，阮骏以火舟邀战于横水洋，风反焚之，人舟俱熸。张肯堂率兵勇数千，背城力战，坚守十余日，清兵掘地道攻破之。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二子妇，一女孙，先死；乃从容赋诗自经。名振闻变，急回军赴援，而城已破。乃与张煌言共奉鲁王赴厦门，依郑成功。时成功纵横海上，以闽中遗臣故，不乐奉鲁王。后乃遥尊永历为帝，受其拜封，于鲁王则修康公之敬而已。久之，名振病殁，以军事付煌言。十年，鲁王亦自去监国号。日暮途穷，飘泊渔岛，鲁王之势，至是衰矣。

五十三  闽中纪事

一唐王之立与黄道周之败死

唐王名聿键，端王硕熿孙，父器墭，先死。聿键于崇祯五年嗣立，后率兵勤王，擅离南阳，锢高墙。会赦出，福王命移居广西平乐府，行至杭州，遇郑鸿逵撤师回闽，鸿逵及郑彩、何楷、苏观生等，因奉聿键至福州。在籍礼部尚书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州漳浦人，与福建巡抚张肯堂、南安伯郑芝龙、巡按御史张春枝等，会议立唐王监国；鸿逵请即帝位，不然无以餍众心。诸臣以监国名正，候出关建号未迟；李长倩有急出关，缓正位，示监国无富天下心疏。而拥立者艳推戴功，不数日即定议，称号于福州。时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五日也。改福州为天兴府，建元隆武，进郑氏侯伯有差；兵事机宜，悉芝龙为政。以天兴、建宁、延平、兴化四府为上游，汀州、漳州、邵武、泉州四府为下游，各设巡抚。于是集议战守兵，自仙霞关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处，计兵十万，战兵如之。台闽浙两粤之饷，不足供兵食，乃令巡抚以下，捐俸助饷。官助之外，有绅助；绅助之外，有大户助；又借征次年钱粮，括府县库贮存积，毫厘皆解。不足，大鬻官爵，部司银五百两，武剳仅数十两，或银数两，然无俸无署，空衔而已。唐王好学，通典故，以郑氏擅国，不能有所为。芝龙、鸿逵屡荐其私人为要官，唐王不从，以是怀怨望。及清遣黄熙允招抚福建，芝龙与黄同里，密使通款。唐王数促之出师，辄以饷绌辞。道周知芝龙终无出关仙霞关意，乃自请募兵江西，号召群帅。七月，唐王给以空札百函，赍一月粮，以虚声鼓动，得卒九千人。从广信出衢州，所至抚安遗黎，联络声势，远近颇响应。进至婺源，遇清师，战败，被执．夫人蔡氏闻之，急贻书道周言：“忠臣有国无家，勿以内顾为念!”道周至江宁，洪承畴使人谓曰：“先生何自苦乃尔?我保先生不死。”道周骂曰：“承畴死已久矣。松山之败，先帝曾痛其死，而亲自哭祭。今所云承畴者，乃无赖小人冒名耳。”乃幽别室中，从容著诗文数卷。当刑时，书绝命词衣带间，过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刑者从之，乃见杀。

二湘赣之归附

李自成之败死通城也，其将郝摇旗等以众无主，议归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率四五万人骤人湘阴。长沙人不知其归降，惧甚；有请腾蛟出避者。腾蛟曰：“死于左，死于贼，一也。何避焉?”长沙知府周二南请往侦之，以千人护行，贼谓其迎敌也，射杀之，城中益惧。腾蛟与章旷谋遣部将万大鹏等往抚致，且手书召之曰：“公等归朝，誓永保富贵。”摇旗等大喜，与大鹏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摇旗招其党皆归，腾蛟骤增兵十余万。未几，自成兄子锦李过改名复拥三十下至抚州乞降。湖南巡抚堵胤锡议抚之，腾蛟亦驰檄至，胤锡乃躬人其营，开诚慰谕，皆踊跃拜谢。唐王大喜告庙，加胤锡兵部右侍郎，总制其军，手书谕劳锦等，赐名授官，号其营曰忠贞。拜何腾蛟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督师令规取江西。腾蛟乃部置降卒，参以旧军，题授张光壁、黄朝选、刘承胤、曹志建、董英五人腾蛟旧部、马进忠、王允成二人左良玉部将，先以众数万，降于岳州。、李锦赐名赤心、郝永忠即摇旗、袁宗第、王进才、马士秀、卢鼎六人皆自成部将并为总兵官，分镇湖南北，与清武昌荆州之军相持，所谓十三镇也。魏默深曰：“闯部亦有十三家营，与此各别。按腾蛟起兵，与浙粤迥不同，兵饷皆在掌握，宜先于各部精简骁锐，百中抽一。计三十万众，可简三千人以为督标，如唐藩镇之牙兵，则可以弹压诸营，指麾节制。腾蛟与式耜之败，皆以无爪牙亲兵也。又兵在精不在众，降贼宜汰冗弱，大半归农，独留三分之一，合计十三镇，每镇万人，则饷不耗而心易齐。此皆受降驭众之法。”江西自建昌抚州破灭，惟杨廷麟守赣，募民兵二万，峒蛮四万；又留广东人卫兵数千，及中书张同敞调云南胡一清等人援兵五千。广兵跣足跳山谷如飞，镇兵甲械尤犀利，标枪连弩，洞胸穿札，与南昌清兵屡战屡捷，兼攻吉安守之，军颇振。唐王以为兵部尚书，兼大学士，腾蛟廷麟并翼戴唐王，声震湘赣。至是，唐王领土，自福建、两广、云、贵外，兼有湖南及江西湖北之一部。

三聿键之厄运

腾蛟廷麟之势振于湖南江西也，各疏请移幸其地。唐王亦知芝龙不可恃，以十二月栘驻建宁，而令苏观生先赴南安募兵，以芝龙守福州，司转饷。时道周已被杀于江宁，而唐王之运命日蹙。芝龙亦知物论不平，乃请以二路出师：以郑鸿逵为大元帅，出浙东；郑彩为副元帅，出江西；各拥众数千，声言数万。既出关，乃借口候饷，逗留不行。时顺治三年正月也。唐王乃决意出汀州，入赣，由赣入湘，依腾蛟，芝龙不欲其行，令军民数万人，遮道呼号。三月，进次延平。先是二月鲁王方监国绍兴，遣都督陈谦使闽，启称皇叔父，不称陛下，唐王怒，下谦于狱。芝龙与谦有旧，谦之敢赴闽，芝龙为书招之也。至是，芝龙力为营救，不听。钱邦芭密奏：“谦为鲁王心腹，与芝龙至交，不急除，恐有内患。”唐王即命诛谦。或以告芝龙，芝龙曰：“刑人于市，必经吾门，吾且命停刑，愿以吾官职赎罪，当不死。”夜半，内传别移谦斩之，芝龙奔赴，伏尸哭极哀，出千金营葬，为文祭之，有“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语。由此怏怏，益怀异志。先是，东南民望，渐属鲁王，画钱塘而守，烽火相望。鲁称监国，唐则改元称帝，各不相下。而闽浙诸臣，或欲尊所主，或则冀先成功而称帝，闽浙由此失和。及夺饷杀使之事起，闽浙乃益水火矣。鲁唐皆有贤名，时当绝续之交，不知风雨同舟，共御外侮，徒以名位萦心，卒致两败，此不得不为二王惜也!时杨廷麟守吉安，闻唐王北行，乃南入赣，谋迎谒；而以吉安之守御，属诸兵部侍郎万元吉。元吉驭下严，诸将不悦，皆内携。三月，江西降将金声桓攻吉安，守兵不战溃，城遂破。元吉退屯皂口，檄谕赣州，极言云南兵弃城罪。清兵进至皂口，元吉退入赣城，清兵乘胜围之。廷麟遣使调广西狼兵，而身往雩都召新军来救，战于海林，再败，乃散其兵入赣，与元吉凭城坚守。

四闽中之平定

芝龙因不能救郑谦，愤不入朝，稍怀异志。及清兵渡钱塘，定浙东，大举入闽；芝龙已阴受洪承畴约款。乃托言海寇入犯，须往备御，驰赴安平，尽撤闽隘水陆防兵；仙霞岭二百里间，空无一人。时鸿逵驻关外，闻清兵进攻。疾走浦城，唐王削夺其爵。清兵由衢州广信两路长驱入，连下建宁浦城。时赣州被围，不能援闽，何腾蛟遣部将郝永忠迎跸，方抵韶州，而仙霞败报至。唐王仓卒自延平，出走汀州，载书十余麓自随。延平知府王士和，令士民速出，勿使尽膏斧锁，自谓友人曰：“吾一介书生，数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生?”其友劝止之，正色曰：“君子爱人以德，姑息何为?”乃投环死。清兵遂克延平。前锋都统努山，冒明旗帜，驰七昼夜，迫获唐王于汀州。妃曾氏警敏知书，每群臣奏事，妃于屏后听之，共决进止；唐王颇严惮之。至是，亦被执，至九泷投于水。唐王至福州，不食死。唐王长身丰颐，无须，性俭朴，伤国家多难，敕断酒肉，衣大布衣。郑氏献美女，不欲却，亦弗御；后宫驱使，惟老妪数人。每出谕旨，辞气慷慨，举朝感动。初，七月，唐王视朝，群臣将退，命内侍捧一箧，置殿前，谕曰：“耳初无天下之心，赖诸卿拥戴，越在海隅，布袍粝食，晓夜焦劳，有何人君之乐?止是上为祖宗，下为百姓，惟恐负卿等立君之意。昨关上主事，搜得闽中出关迎降书二百多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着锦衣卫检明封数，对众焚之。卿等宜无负初衷也!”唐王之才，足以有为，其所以不成者，势使然耳。或言唐王不死，走琼州为僧，钱肃乐请鲁王立史官，有“近者主上遣使访求隆武”见黄梨洲《钱忠介公传》。之言，盖当时传闻如此，未必确也。故郑成功谓：“先帝当日在汀州业已受难，故众散，何能脱身至粤，恐是好事者假此为名，未可深信。”清贝勒博洛既袭驻福州，别遣李成栋韩固山循各州郡，九月，漳泉诸郡相继下，闽地大半悉平。惟芝龙屯安平，以前通款之信未回，犹豫不敢迎降。又自以为先撤关兵，无一矢相遗，而两广素属部下，若以投效，两广总督可得。博洛乃遣泉绅郭必昌或云使芝龙同乡黄某召之，芝龙曰：“我非不欲忠于清，特恐立唐王为罪耳。”会韩固山近逼安平，芝龙怒，博洛乃切责固山，令移军。而贻书芝龙曰：“我所以重将军者，以能立唐藩也。人臣事君，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则投明而事，建不世之功，此豪杰事也。今两粤未平，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芝龙得书大悦，子弟皆力谏，劝之入海，谓鱼不可脱渊。然芝龙自秉政以来，田园遍闽广，增置庄仓五百余所，驽马恋栈，不能听也。遂进降表至福州，见博洛，握手甚欢，痛饮三日。夜半，忽拔营起，拥之北去，从者五百人，皆别营，不得见，亦不许通家信。芝龙谓博洛曰：“北上本龙所愿，但子弟每多不肖，今拥兵海上，倘有不测，奈何?”博洛曰：“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时芝龙子成功，及郑彩等，已率所部入海，而厦金义师，遂于明末放一异彩焉。

五赣州之攻守

赣州自四月被围以来，至六月，明赣南巡抚李永茂遣广东兵五千至，战于李家山，围渐解；已而复合。万元吉素有才，莅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对将吏不交一言。以清兵为空营，民兵从清营至者，言军势甚盛，辄叱为间谍，斩之．恃蛮兵自固，不加裁抑，而独严束云广客军之助守者，客军解体。主事龚芬黎遂球等，自章水募水师欲以会援，而久屯南安不下。至七月，云南两广诸道援师毕集，诸将请战，而元吉必欲待水师。主事王其宏谓元吉曰：“水师帅罗明受，海盗也，桀骜难制，芬遂球若慈母之奉骄子。且今水涸，巨舟难进，岂能如约!”不听。清军闻水师将至，即夜截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无算。舟中火药戎器俱失。于是两广、云、贵军皆不战而溃。会闻汀州破，唐王被难，人情震惧，合城气索。十月，清将金声桓用向导夜登城，乡勇犹巷战，黎明兵大至，城遂破。部将拥元吉出城，元吉叹曰：“为我谢赣人，使合城涂炭者，我也。我何可独存!”遂投东门江中，水师救之，至南雄病卒。廷麟亦走西城死之。清兵屠戮数十万人，士女被俘者数万，焚室庐殆尽。于是福建江西次第平定。清封博洛为端重郡王，自福建班师，留重兵寸邵武；遣佟养甲李成栋自漳进征广东。时腾蛟闻唐王死，大恸，厉兵保境如平时。而广州督抚复拥桂王由榔监国，流离转徙者且十余载，别于下章论述之。

五十四  江西兵事述略

一益王之始末

益王名由本，封建昌。两都继没，郡绅劝王举兵，郡仪宾明世郡王之婿之称呼诸生邓思铭言：“王义兼臣子，宗社倾危，岂容坐视?”因首建庠兵之议；以赡财者助饷，负才者参谋，有勇者出战，王大感动。然年少柔仁，不习武事，乃悉以战守机宜，委郡藩永宁王慈炎，及罗川王某主之，于是罗川王与东郡艾命新艾南英谋，因以书约诸绅士，同仇共义；募集刘琦、杨独龙、僧丹竹等三十六人，就南英家插血盟誓，得义勇七八千人。王谢二绅各捐资助饷，兵势稍振。时顺治二年六月也。有保宁王者，新自河南来，好谈兵，由本倚信之；而保宁私与清将王体忠通约为内应，由本不知也。云南总兵赵印选以众兵赴援南都，不及而反，路出建昌，由本留之助战。阵初合，保宁王从阵后以火箭伤众兵，师遂溃，王奔旗塘佛舍。已而归唐王于福州，福州破，被执死之。慈炎走宁都，遂入粤，招萧陞、阎总两军，图兴复。先一日，萧阎梦红日临其门，翌日而慈炎至，以为吉征，遂与同事。提兵出湖东，复建昌，乘胜拔抚州，及进贤县。先是慈炎之走宁都也，罗川王与艾命新拔抚州而不能守，退师许湾，招集贵溪东乡安仁兵近二万。及慈炎复抚建，罗川王率兵来合，约分道进复江西。会粤兵与罗川王兵争舍，罗川王急出止之，流矢中其喉而卒。慈炎以粮饷不济，弃进贤守抚州，清将王得仁率兵围之，粮复匮，将退保建昌，为得仁追获，死焉。

二揭重熙傅鼎铨事略

甲申之变，原任福宁州知州揭重熙，同副总兵洪日升起兵勤王，至南京，以艰归。顺治二年，南都破，江省亦为清领。重熙复招集乡勇徐组绶等，起兵湖东。会益王由本兵起，重熙走谒，请急临省会。事不果，清将王体忠围建昌，重熙提兵来援，战于许湾而败。唐王授重熙考功员外郎，从傅冠办湖东兵事；又令傅鼎铨去泰宁出关招募。泸溪告急，冠不能救，重熙劾冠去，兵事专委重熙。永宁王既败，重熙复趋福州，统诸将进克金溪，复抚州，有众十万。以诸将进止不协，退保泸溪，与清兵战于铜浦隘、师姑岭等处，俱捷。顺治三年八月，福州不守，鼎铨往宁都借兵，不得，因集乡勇复宜黄，驻兵乐安。提兵入闽，为清兵掩击大溃，收散卒攻破抚州，退次王洞。五年，金声桓以南昌归明，首迎重熙、鼎铨，两人殊不欲驻省，请任闽事。清军围南昌，鼎铨援之，败三江口。重熙赴粤求援，至肇庆，桂王拜为兵部尚书，总督江西兵。未及归，南昌破，沿途招募，猝遇清兵于程乡，大败。重熙中三矢，仅免。金声桓王得仁死，其故将张自盛等闻重熙奉新命出湖东，争来归，兵大集，驻宁都、石城间。鼎铨被内召，不愿往，请再举。随令陈化龙驰檄浙东，徐孝伯引兵来会，同驻徐博。七年，重熙以张自盛驻闽，赴其军，约广信曹大镐并进。甫入闽，清兵围之数重，重熙分策诸将，战数合，佯北，引清兵入伏中，前后夹击，大捷。遂徇诸邑，皆下之。进至抚州，几获清帅。八年，鼎铨为清兵所执，见杀，搜其笥，先置木主，书死年而空其月日。自盛掠邵武，被执。重熙率十人赴大镐于百丈傺，适大镐还军铅山，重熙至，惟空营，清军侦知围之。射重熙中项，执至建宁被杀。未几，大镐亦败亡。时顺治九年五月也。江西之兵，至是遂尽。

第十四章  桂王之偏安与郑氏之伟业

五十五  桂王之播迁

一广东之略定

明自福王南渡，而黄河流域，已非其所有。自南都瓦解，而长江流域，复失大半。及鲁唐继败而后，东海沿岸，亦尽入清朝之版图，三年之间，形见势绌。于时朝野人物，死亡略尽；而尚有崎岖危难之中，折而不挠，穷而益奋者，湖南则何腾蛟，两广则瞿式耜，而沿海则郑成功也。清军既定福建，赣州不久亦破，乃分两路攻广东。时唐王败报至粤中，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总督丁魁楚，兵部尚书吕大器，议所当立，乃共迎桂王由榔于梧州由榔父常瀛，神宗第五子。天启七年，就国衡州．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陷衡州，常瀛走广西，旋薨于梧州。长子亦死，次子由榔当嗣爵。式耜过谒之，见其仪表非常，乃倡议立之，其母王氏曰：“诸君何患于无君?吾儿仁柔，愿更择可者!”诸臣请益坚，乃允，顺治三年十一月，称帝肇庆，改元永历，颁诏湖南、云、贵诸省，以魁楚、式耜、大器等为大学士。何腾蛟闻之，亦与云贵督师堵胤锡连署劝进。先是，赣州受围，唐王遣大学士苏观生至南安募兵助战，及汀州之败，观生撤兵退入广州，会闻魁楚等置君，欲与共事，而魁楚虑其以旧相居已上，拒不与议。吕大器亦以其非进士叱辱之，观生颇不平。俄而唐王弟聿[钅粵]率諸遗臣自福建至广州，南海关捷先，番禺梁朝钟，首倡兄终弟及之议，观生因与大学士何吾驺，布政使顾元镜等，拥聿[钅粵]自立，改元绍武。招海上郑、马、石、徐四姓盗授总兵，以与肇庆对抗。会桂王遣彭耀赍谕至，观生怒杀耀，即发兵攻肇庆，败桂王兵于三山口，意颇自得，务粉饰太平为事。观生本乏猷略，兼总内外任，益昏瞀，所招海盗，白日杀人，悬肺肠于贵官之门，以示威，城内外大扰。清署两广总督佟养甲，与总兵李成栋，由福建趋潮惠下之，即用其印，移牒广州，报无警。督军急趋，令前锋以红帕裹头，伪为广州援兵状。十二月十五日至广州，聿[钅粵]会观生等视学，或报清兵已逼，观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如是者三。清兵已入城，观生始召兵搏战，仓卒不能集，观生走缢死。聿[钅粵]易服逾垣，缒城走，为追骑所获，馈之食，不受，曰：“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投缳而死。周、益、辽诸王宗室世子等死者，复二十余人。养甲与成栋议：南雄、韶州两郡，连控江楚，肇庆为粤西咽喉，梧州为粤西门户：宜先抚南韶，以通江右之援；定肇庆，以扼两粤之吭；取梧州，以固肇庆之藩。乃檄总兵叶永恩等进兵南韶，别遣将取雷、琼、高、廉诸府，而成栋进攻肇庆。由榔立未几，宦官王坤复用事按王坤于崇祯朝监饷宣府，颇作威福，礼部主事周镳尝论及之。坤又疏劾周延儒，延儒求去。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内官不宜侵辅臣。”帝切责志道，而放延儒归。弘光立，坤自北而南，改名肇基，命督催闽浙金花银两，以高宏图力谏而止。后入闽，隆武不用。入粤，事永历，使永历播迁无宁宇者，坤启之也。后虽为刘承胤所逐，而病根未除，仍入武冈行在。国势至此，犹听中涓璫亂，以踵败亡之辙，可慨也已，铨政军务，任意颠倒，诸臣争之不听。及闻广州破，坤趣由榔出走，式耜请守峡口，勿迁徙，不从。乃越梧州而西，由平乐抵桂林。

二广西之攻守

顺治四年正月，李成栋克肇庆，西下梧州，二月，克平乐，桂林大震。丁魁楚先已弃桂王以辎重四十艘出岑溪，降于成栋，成栋录其家数百人杀之。魁楚乞一子，成栋笑曰：“汝身且莫保，尚求活人耶?”并杀之。会武冈镇将刘承胤引兵至全州，王坤请桂王弃城赴之，式耜极陈桂林形势，请坚守．并言：“半年之内，三四播迁，兵心民心，无不惶惑。我进一步，人亦进一步，我去速一日，人来亦速一日，去而不守，则拱手送矣!”由榔不听。因自请留守，与城存亡，由榔许之，而自走全州，诸臣相继引去。三月，成栋攻桂林，时何腾蛟经略衡湘，宿将重兵，悉屯湖南北，声援不及。式耜独毅然誓众，督参将焦琏拒守，累战皆捷。会积雨城坏，而刘承胤所遣援兵，复与焦琏军龃龉，大掠以去，城几破者屡矣。式耜意气自若，众无叛志，成栋不能拔，乃退屯昆阳。既而明给事中陈邦彦起兵高州，大学士陈子壮起兵端州，兵部尚书张家玉起兵东莞，合约袭广州，以图牵制。先是，清标营将士，调遣四出，广州仅存兵百余人，海贼马元生及白旗贼黄信林芳等窥省垣兵单，集众数万，突犯广州。总督佟养甲督官兵守陴，躬冒矢石，扼太平门关外桥梁，激励乡勇，击败其众。至是，急檄成栋回军东援．指挥杨可观将翻城为内应，养甲破其谋，擒杀之。子壮邦彦力以汉威营围广州，不克，乃伏兵邀成栋于禺珠州，乘风潮夜战，以火艇烬清战舰数十。俄风转，成栋回舟撞之，大捷。遂进攻高州，子壮死之。破清远，邦彦率数十人巷战，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园，旋被执，不食被杀。时家玉走龙门，复募兵万余分为龙、虎、犀、象四营，攻据增城，清兵围之。家玉三分其兵，犄角相救，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战十日，力竭而败，被围数重，诸将请溃围出。家玉叹曰：“矢尽炮裂，欲战无具；将伤卒弊，欲战无人，焉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人手哉?”因遍拜诸将，自投野塘而死。后人称子壮、邦彦、家玉为“岭表三忠”。于是广东复定。式耜乘成栋之还，遣焦琏连取阳朔及平乐；陈邦溥由宾州取浔，合克梧州，于是广西全省，复为明有，根据略固。初，由榔至全州，承胤奉迎颇如礼，既而跋扈不可制，逐王坤于永州，矫命晋己爵为安国公，总督戎政。四月，以清兵将至，扬言式耜已通款，逼由榔移居武冈，改曰奉天府。由榔见承胤专恣，密召何腾蛟入除之。时腾蛟在白牙，乃走谒由榔于武冈。顾承胤虽以腾蛟荐至大将，而承胤颇忌腾蛟，欲夺其权。且腾蛟无兵，亦无如承胤何也。由榔命以云南援将赵印选、胡一青兵隶之。辞还，承胤伏千骑袭之，为赵印选军所歼。腾蛟还白牙。七月，式耜既复广西，请由榔还全州，又请返桂林，皆不许。

三湖南之平定

始唐王之死也，何腾蛟在湘阴，厉兵保境如平时。顺治四年春，清以其为南部劲敌，不可不全力图之，乃召回勒克德浑湖广之兵，而命定南王孔有德为定南大将军，偕尚可喜、耿仲明大举进攻。腾蛟所设十三镇，故皆盗贼之余，不乐受节制。及刘承胤挟桂王作威福，权力远陵腾蛟上，诸将益解体。有德等以三月出岳州，总兵王进才守益阳，闻之，退保长沙；与狼兵将覃遇春哄，扬言乏饷，纵兵四掠而去。腾蛟不能守，单骑走衡州，长沙湘阴并下。五月，有德进薄之；腾蛟为张光壁兵挟走，脱人白牙市。时桂王为承胤所挟制，式耜方乘间恢复广西；然腾蛟无兵，无能为也。清军克衡州，斩守将黄朝宣，远近颇快。耿仲明复由水路还长沙，败袭城之军，分兵四击。张光壁走宝庆，堵胤锡走永定卫，李锦等溃人归巫，马进忠、王进才遁人五溪。八月，清兵趋祁阳，克宝庆，进攻武冈，马吉翔挟由榔仓卒走靖州，旋奔柳州。刘承胤以城降，明年诛死。腾蛟辗转入桂林，与式耜议遣焦琏、郝永忠、卢鼎、赵印选、胡一青分扼兴安、灵川、永宁、义宁诸州县，使各自为守。由榔之走柳州也，狼兵将覃遇春妻子迎诉式耜杀遇春于桂林，由榔以其子覃鸣珂为总兵，领父部曲。鸣珂乃声言复仇，与柳州守道相攻杀，大掠城中。由榔南走象州?寥寥文武，皆以青衣裹头，胼手胝足，面无生气，欲散去者数矣。尚可喜追拔桂阳，趋道州，败张光壁，遂克靖沅今芷江、黎平，降岷王郡王等二十余。十一月，进攻全州。时腾蛟移镇于此，督焦琏、郝永忠等五将分路拒战，连营亘二三百里，式耜馈饷不绝。清师败退，桂王加腾蛟太师。十二月，式耜迎由榔人桂林，腾蛟仍出督师。永历二年顺治五年，郝永忠在桂，以不得抄掠，恶城外团练兵，尽破水东十八村，杀戮无算，与式耜搆难。式耜力调剂，乃移驻兴安。二月，清兵前驱至，永忠败入桂林，请由榔西走，式耜力持不可。言：“督师警报未至，何须恐惧?播迁不已，国势愈弱，兵气愈难奋振，民心皇皇。”不听。由榔左右皆请速走。式耜又言：“俟督师还，背城借一，胜败未可知。若以走为策，则何地不危?”反复数百言。由榔曰：“卿不过欲予死社稷尔!”式耜为泣下沾衣。大学士严起恒曰：“明日当议之。”甫夜半，由榔已行矣。永忠等皆大掠而去，城内外如洗。式耜息城中余烬，安抚远近，腾蛟、焦琏等相继至，人心粗定。由榔自象州走南宁，清兵侦知桂林兵变，乘虚进袭，直抵北门。腾蛟督将拒守，清兵引退。而金声桓、李成栋之变忽作。于是江西、广东复附于明，形势又一变。清廷命耿仲明、尚可喜移军救广西，孔有德班师回京，留总兵徐勇守长沙。

五十六  金李反正之影响

一赣粤诸省之反正

初，声桓之自九江降清也，自请收服江西；英王阿济格命辽沈旧臣章于天偕之。行间之功，多出声桓。及事平，而于天任江西巡抚，授声桓总兵，仍受抚按节制，意不能平。又复恃众骄恣，抚按裁抑之，心益怏怏。于天及巡按董学成颇黩货，尤与声桓有隙，裁抑过当，声桓密与其党副总兵王得仁辽东人，发五色，俱呼为王杂毛谋通款桂林。事为学成所觉，惧祸及，拟先发制之。适其妻子自京师至，亦劝声桓为明，痛诋编发胡服之丑，反谋遂决。顺治五年正月二十五日，闭城门，部勒全营，围学成官署杀之，执于天于江中。迎故明大学士姜曰广，佥都御史揭重熙于家，以资号召。桂王封声桓昌国公，得仁新喻侯，统兵破九江，扬言欲窥江宁。或说声桓宜先攻赣，从之，召得仁还，并力围赣。李成栋闻之，亦以四月挟佟养甲以广东叛。初，成栋以徐州总兵降清，随清军下江南，定浙闽，与署两广总督佟养甲徇广东，成栋以总兵署两广提督。顺治四年，粤事略定，养甲实授总督，兼广东巡抚，奏请实授成栋为广东提督。成栋自负功绩，以所授官职，未兼两广，意殊不平。又素与养甲部将郝尚久争功，有隙，迁怒养甲。及声桓诱之，而其爱妾亦以死为言，遂叛。初，成栋收两广印信，凡五十余颗此据《四朝成仁录·南疆绎史》、《南明野史》及《明季南略》等书。《荆陀逸史风倒梧桐记》谓文武印信大小不下五千颗，或出《粤事记》。此固无关宏旨，不必究其确数几何也，于中取两广制台印藏之。其妾揣知其意，因朝夕怂恿，成栋置不理。至是复挑之，成栋抚几曰：“怜此云间眷属也。”盖成栋家在松江，仅携爱妾往闽粤也。妾曰：“吾敢独享富贵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取刀自刎。成栋抱尸哭曰：“女子乎!是矣!”当即取梨园袍裳，腰金吉服，进贤冠，四拜而敛之简又文《张玉乔事迹考》谓李妾即玉乔，为粤名妓二乔之妹，陈子壮篷室也。子壮殉国，李成栋强纳之，数月不言笑。偶观剧，见明衣冠，始开口笑。成栋时易冠服以媚之。而张之降志辱身，无非欲报国仇，以成夫志耳。因劝成栋迎桂王于粤西，成栋佯叱之。张以蒙耻偷生，思有所望也，而今不可能，自刎死，以激成栋，亦所以报文忠也。此说据《小腆纪年》及《陈子壮年谱》等书。因令其兵集校场，声言索饷，请养甲出城抚辑。至，众兵呼噪，劫之而起。传檄各属，拥养甲至肇庆，后使人杀之。桂王闻之大喜，封成栋惠国公。清以赣粤相继叛，令湖南兵退。何腾蛟复乘间克全州，遣焦琏等克永州，王进克宝庆，马进忠克常德。堵胤锡率李锦败清将线国安取衡州，进围长沙。徐勇以兵三千当敌数万，炮沉其舟，毙其渠数人；身中流矢，仆，复裹创力战，日暮收兵，令将士衔枚守陴。明兵潜薄城下，甫树梯，城上炮矢齐发，少却，复掘濠穿城，城几堕。勇增筑木城，别凿地道出，掩杀千余。又造悬楼十余，飞矢石断明兵来往；密遣兵驾小舟布满湘江为援兵状，明兵乃退。然至是湖南大部已复归明有矣。四川自豪格剿定凯旋后，命总兵李国英为巡抚，以成都残破，暂驻保宁；而吴三桂及都统李国翰，镇守汉中，联络川北。及姜瓖叛于大同，秦晋动摇，汉中兵北赴陕。明旧将李占春、谭文、谭洪、谭谊及义勇杨展、于大海、袁韬、武大定等，各以兵万，分据川南川东，附桂王，受封号，请官吏。明以钱邦芑巡抚其地，而命吕大器总制其军。于是桂王有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七省地，驻跸肇庆。

二肇庆之朝政

先是，成栋之反也，请由榔入广州，式耜请还桂林，疏言：“驾若东幸，将帅谓朝廷乐新复之土，成栋亦有邀驾之嫌。号令既远，人心涣散，臣不能制也。”疏上不报。由榔移至浔州，式耜虑成栋挟由榔自专，如刘承胤事，复上疏力争，由榔乃驻肇庆。以成栋言，召式耜入朝，式耜终不愿弃桂林也。至是，政凡大小，事之行止，群必承成栋旨而后奏。成栋为人，朴讷刚忍，无矜意，无喜容，不脂韦，不多言。文武内外，尊敬而深畏焉。由榔筑坛拜之，坛半就，成栋曰：“事在人之做不做，安在坛之登不登。”盖刎颈爱妾，刻不去怀，必欲得当，以慰泉下也。因奏言：“南雄以下事，诸臣工任之；庾关以外事，臣独肩之。”即提兵驻南雄。桂王既有两广、云、贵、川、赣、湖南七省地，同时姜瓖叛于山陕，郑成功、张名振出入闽浙，皆遥相应和。而回人半喇印、丁国栋亦踞兰州作乱，天津妇人张氏，且自称天启后，与同党王礼、张天保密谋起兵。故中原之扰乱，达于极点。而民心未服，最易响应，是亦明室恢复之曙光也。奈肇庆朝臣，各树朋党，火水相仇，不务大计；清兵一发，终不免于瓦解耳。时左都御史袁彭年，自矜反正功臣先降清为广东学道，曾出示云：“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致；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欲别出意见，横制当局；特挟成栋养子李元胤以把持政权。元胤本性贾，颇蠢愚，成栋留之守家，彭年隆其体，以为傀儡。傀儡之笑骂无常，彭年之机权刺骨，政事人心，乖离殊甚。而从桂王之由广西至者，自恃旧臣，各为一派，于是有楚、吴两党之分。楚以彭年为领袖，而吴亦结陈邦傅为外援。元胤势倾朝廷，群小趋之若市。彭年复欲除邦傅以独擅朝权，令金堡疏陈八事，劾邦傅十可斩。邦傅上疏云：“皇上二三年几次奔逃，流离颠沛之极，并无一位两衙门官兵，共尝辛苦。何今日即次稍安，侍御济锵，议论纷纭若是?如以臣为无饷无兵，窃取勋爵，请即遣金堡为臣监军，观臣十年粮草，十万铁骑。”大学士朱天麟吴党也，即票拟，有“金堡何来，朕亦未悉”之句．而楚党丁时魁闻之，哄闹丹墀，桂王坐穿堂，闻外变，两手震索，茶遂倾衣。皆元胤彭年之势逼之也。及赣事败闻，议论稍戢；而言者乃谓元胤不足恃，思铩彭年健翮。因具“重朝廷抑奔竞”一疏，申请以事权归帝，隐弹及彭年之把持。彭年怒，答疏有：“倘者惠国以三千铁骑，鼓励而西，今日君臣安在?”桂王持其疏，泣诉臣下，举朝失色。肇庆因有假山之图，五虎之号。假者贾也，绘假山以喻元胤，盖讥之也。五虎者：吏部丁时魁，户部蒙至发，一为虎尾，一为虎脚；兵部金堡为虎牙，少詹事刘湘客为虎皮，而彭年则虎头也。言非虎党不发，事非虎党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矣。

三南昌之困守

清廷以军务蔓延，非一二将帅所能兼顾，乃叠命大臣，分地任事：都统谭泰及和洛辉自江宁赴九江，会耿仲明、尚可喜兵攻江西广东；郑亲王济尔哈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会孔有德攻湖南广西；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讨姜瓖于大同；固山贝子屯齐，为平西大将军，与固山额真韩岱，讨叛回于兰州；而吴三桂、李国翰分任陕川之征；洪承畴仍镇江宁，任沿海之经略。时顺治五六年间事也。谭泰和洛辉自江宁引兵二十万，水陆俱进，声讨声桓，连陷九江南康今星子县、饶州鄱阳县，进薄南昌。而令别将搜麦源青岚诸道，薄西山，未下营，血刃已数百里，遂围南昌。声桓兄得功密约欲降，守将宋奎光谍知杀之。郭天才善战，屡欲外攻。声桓闻之，急撤兵回救，至南昌，中伏，大败于七里街，乃入城拒守。初，声桓之攻赣也，守将高进库与声桓同为左良玉部将，声桓爱其才勇，欲降之，不用炮攻，进库约百日救不至，当献城。及南昌报警，王得仁欲守秘密，督军急攻城，度三日可下。俟南昌清兵解围攻赣，而后出奇兵绝其饷道，为以逸待劳之计。声桓家在南昌，不谋得仁，即退师；得仁兵见之，亦退走，得仁斩之，不止也。声桓既败于七里街，遂尽撤城外屯兵人城，郭天才争之不得，自领所部川兵屯黄泥洲。宋奎光渡江相地势，请分兵二队，一驻生米渡，一驻市汊河以通饷道，皆不听，专主坚壁，以待粤援。王得仁自赣州退师，引兵二万，直趋九江，仍欲断清兵饷道。姜曰广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据长江咽喉，转输要路，以数十万众，深入攻城，而饷道已绝，非分兵攻我，即撤兵东下；分则力弱，撤则师劳。九江四面临江，城小而固；而与南昌犄角夹攻，岂等困守孤城，坐以待毙乎?”姜曰广不听，日发九檄召之。得仁恚曰：“不过欲我同死耳。”遂撤兵西上，清舟师扼诸江口，得仁转斗而前，城中亦出兵相应，乃人城共守。江西郡县，又多为清有矣。清军常虑明兵夜袭每呼“王杂毛来也”。久之，见城中无斗志，乃掘长壕以困之，东自王家渡属灌城，西自鸡笼山属生米渡，起土城，驾飞桥。自是内外耗绝，城中斗米至八十金；清设南昌令于白沙市，设新建令于蛟溪，征收赋税，安坐困之。

四金李之败亡与湖南复定

南昌被困，声桓遣江西巡按吴尊周乞师于桂王，尊周尽匿败状，但夸其强。时揭重熙傅鼎铨聚兵应声桓，南昌围，鼎铨援之，败三江口；重熙以兵犯汀州，贮入粤。而李成栋奉桂王命，出庾岭以攻赣，援南昌之兵。高进库复约降以缓其师，成栋还军岭上。十月，南昌告急，成栋悉众十余万复攻赣，攻具仗械尽行，多拘人夫舁过岭，士人不免，道死颇众。既抵赣，日暮薄城，将饥士困，而成栋气骄无敢言者。是夜，城中鼓角齐鸣，突出，军士溃窜，弃械山积，成栋走信丰。南昌自被围以来，日望粤军来援，桂王虽命李锦出吉安，成栋出庾岭，然锦逗留不进，成栋亦以败屯信丰，故南昌成孤注矣。得仁败后，亦不复亲督行阵，方娶武都司女为继室，绣旆亲迎，金鼓喧遝，瞭者皆望而骇，莫疑杂毛娶妇也。顺治六年正月，声桓部将汤执中守进贤门西门，其偏裨潜约内应，清兵因厚集得胜门南门，炮声闻百里。声桓悉众赴之，而奇兵已从西门登云梯而上，城遂破。声桓中二矢赴池水死，姜曰广投偰家池死，王得仁、宋奎光等皆见杀，揭重熙以肇庆援兵败于程乡已见前章。清兵乃鼓行援赣，直趋信丰。成栋兵败，诸将欲拔营归，成栋不可。天久雨，召诸将议事，去者已大半。成栋命酒痛饮，既大醉，左右挽之上马，渡水，水涨，人马俱沉。三日后，见成栋植立水中，始知其死，诸营遂溃。于是江西一省，又复为清有矣。清兵追至南雄而还。桂王以杜永和为两广总督，驻广州，严兵守庾岭；而声桓得仁部下溃卒张、洪、曹、李四营，亦亡入闽粤山林间，出没不测，为清兵进攻之梗；清军队不敢前，屯驻吉安。其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孔有德之师，亦于是春进湖南，会堵胤锡所部李锦，与何腾蛟所部马进忠争常德，进忠驱居民出城，焚庐舍走武冈，诸将亦多焚营溃，湖南州县一空。锦趋长沙，何腾蛟在衡州大骇，乃令胤锡向江西，檄进忠由益阳出长沙，期诸将毕会，而亲诣锦营邀之入衡。将至，闻其军已东，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腾蛟乃入居之。清军谍知，遣徐勇来攻破其城，勇故腾蛟部将，率其众罗拜，劝腾蛟降。腾蛟大叱，遂拥之去，绝食七日杀之。锦等窜走桂林，堵胤锡乃入衡州，与胡一青固守，清兵破之，一青走广西，胤锡走桂阳，旋入肇庆。惟马进忠尚踞武冈，曹志建踞永州，马进才踞靖州。孔有德遣马蛟麟攻道州，志建败，遂出白金二十万置营中，令曰：“斩一级者，赏金二锭。”军士争赴敌，遂大败蛟麟军。十月，有德至衡州，败明军于燕子窝，而自将击永州，破其众数万。志建踞龙虎关，有德分路攻围克之。七年，济尔哈朗亦连破辰宝，分兵下沅靖，于是湖南复定。

五两广之定及瞿式耜之死

尚可喜退屯吉安，将一载，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十二月，明将郝尚忠等密纳款，导其兵由间道入庾岭，遂克南雄。七年永历四年正月下韶州，总兵吴六奇降。桂王走梧州，式耜请留，不听，以李元胤、马吉翔守肇庆。桂王至梧，以舟为家，至是五虎失势；虽彭年以丁艰先去，而四虎则备受严刑，呼：“老爷饶命”矣。然二年以来，从无谈兵说饷之疏，亦无正气壮论之臣，伴食戏泄，焉得不坏?二月，清兵围广州，总督杜永和，偏将范承恩拥城固守。时广州城外，密列炮台，城西树木城，濬三濠通海潮，泥淖不能攻，筑长围困之。及夏，暑雨蒸溽，弓弦解胶，士卒蒸疫，清师凡三败欲退。会明援将陈邦傅与高必正自相仇杀，必正怒归清，又遣吴六奇招降潮惠诸镇。李元胤、马吉翔按兵肇庆不进；而江西得胜军，又于十月大至。可喜令军士舍骑，徒步涉淖，冒矢石奋战，毁其木栅，以炮击西北隅，军士乘炮势登城。十一月二日克之，永和走琼州。先是十月十日，为桂王生辰，永和会文武于五层楼，拜牌，呼承恩绰号范草包。盖承恩为淮安皂隶，随成栋入广，目不识丁，故有是号也。承恩以为辱之于众也，潜与可喜通，乘可喜之攻，退入里城，而外城遂失矣。连攻三日，内城崩陷，承恩遂降。而孔有德亦于是月六日破桂林。先是清军既定湖南，式耜使戎政总督张同敞，率胡一青、赵印选、王永祚诸将守全州。同敞兼资文武，每战辄跃马为诸将先，即战败，常危坐不去，诸将复还战，或取胜，军中以是服之。顾广西地小而瘠，正赋所入，不足以供军饷；式耜虽理钱法，行盐政，募屯田，以补助之，而事多掣肘，战守日棘。《东明见闻录》曰：“式耜以蕞尔广西，抗大兵，其军饷所资，除正赋外，惟钱法、盐政、屯田三事。开钱局每月得二万金，以钱易东盐，以盐招民垦田，事多掣肘。又议三分现兵，以一军守全州，一军冲锋出奇，一军屯田充饷，而印选难之。郝永忠、陈邦傅劫之，以迄于亡。”九月，清军克全州而南，诸将皆退入桂林乞饷，列戍一空。清军益深入。至是，式耜檄诸将出战，皆不应，相率遁去。城中无一兵，式耜危坐府中，家人亦散。总兵戚良勋操二骑至，请式耜速出，再为后图。式耜曰：“尔去则去，我去不过多活几日。自古至今，谁不死者?”适张同敞自灵川回，即过江见式耜曰：“事急矣，将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身将焉往?子无留守责，盍去诸!”同敞曰：“死则俱死耳。”式耜呼酒与共饮，四顾左右，惟一老兵不去。命呼中军徐高，以敕书剑印付之，谕令星驰与桂王。是夕，两人张灯相向，坐至天晓。清军执之，至靖江，见有德。有德举手曰：“谁是瞿阁部先生?”式耜曰：“某是也，城既陷，惟速一死。”有德曰：“吾断不死忠臣，何必求死?阁部勿自苦，我掌兵马，阁部掌钱粮，一如前朝可也。”式耜曰：“天朝大臣，岂为汝供职!”有德曰：“我先圣之裔，势会所迫，以至今日!阁部何太执?”同敞厉声曰：“尔不过毛文龙下走耳，毋辱先圣!”有德怒，叱左右缚之，式耜曰：“此宫詹司马张同敞也，来与吾同死，不可辱!”有德释缚，还其衣冠，命坐。式耜请死。有德遣官护居于别第，命薙发，不可，令为僧，亦不可，曰：“为僧者，薙发之渐也。发短令长，吾不为也。”幽四十余日，两人隔屋赋诗，相倡和，凡百余首。临刑有德谓曰：“吾全二公之节，无怨否?”式耜曰：“善。”直立而死。而由榔复奔南宁。顺治八年，清廷命济尔哈朗班师，而以尚可喜、耿继茂镇守广东，孔有德镇守广西。可喜旋克复高、雷、廉等府，擒李元胤于钦州，有德遣总兵马蛟麟克梧州、柳州，陈邦傅杀焦琏七年十二月，琏分兵三路人全、永、沅三府，为清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所败，以浔州投降。有德复遣提督线国安，总兵马雄全节三路进取，败赵印选胡一青，克思恩、南宁、庆远诸府。桂王至此，乃穷窜于土司间矣。

六山陕川之征与桂王穷蹙

姜瓖本明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李白成陷宁武关，瓖与宣府总兵王承胤首先迎降，故自成得以驰趋京师，致有甲申之变。及多尔衮入关，遣兵追自成于山陕，瓖复降清，坐镇大同。常疏请选立明后。顺治五年，瓖乃叛据大同，遥与东南相应和。清命英亲王阿济格围之，瓖分兵克忻朔，于是山陕遗臣宿将，多起兵响应：万练袭踞偏关，克宁武、岢岚、保德，刘迁略雁门，克代州、繁峙、五台。太原告警。明参将王永强据延安，清将刘登楼叛据榆林，甘肃回回丁国栋等亦连下河西洮岷诸州县以应之。而明故宫李虞夔、白璋、张万全等据平阳、蒲、解、潼关，清降臣李建泰亦叛据太平，故山陕一带，同时骚动。顺治六年正月，尼堪督兵至太原，遣兵败姜军石岭关，遂克忻州。博洛复破姜瓖劲骑于大同城北，其势稍衰。同时吴三桂、李国翰亦自汉中北上，败王永强于同官，延绥、榆林先后克复。山西巡抚祝世昌，同副都统洛硕，亦破万练、刘清于太原城外。陕西总督孟乔芳既平甘回丁国栋等，遂与侍郎额包渡河攻蒲州平阳，败白璋、张万全兵，歼其众六千于河。八月，英王阿济格复出督师围攻大同，城中食尽，瓖部下杀之以降。屠其军民，毁大同城垣五尺，恨其叠攻不下故也。是冬，巽亲王满达海，谦郡王瓦克达平潞安泽州诸路，而李建泰亦败死于太平，山陕略定。清晋博洛尼堪爵为亲王，诏三桂回镇汉中，进复四川。时中原扰攘，人心未定，故国之思，所在多萌，而为之领袖与唱导者，则皆遗臣故老也。清欲广为搜罗，借示笼络，以除乱阶。于是诏：“明故亲王郡王流落直省者，令督抚资送来京，分别恩养。其镇国将军以下，编籍输税，毋令宵匪假借啸聚。”顺治七年冬，清兵既定两广，而川中诸将，复自相攻杀，为吴三桂所乘。以八年进军四川，复成都、重庆、叙州。初，李占春、谭宏、谭谊、谭文、杨展、袁韬、武大定等之起于川中也，桂王命李乾德人蜀，经略川、湖、云、贵军务，乾德察诸将惟韬最勇悍可用，因说以攻佛图关，取重庆。亡何诸将大会，韬以位高坐占春上，占春怒，袭韬营不克，搜乾德船，取其孥，乾德先避山谷得免；诸将益相猜。韬及大定久驻重庆，乏食，乾德说嘉定杨展与大定结为兄弟资之。已而搆韬杀展，孙可望闻之，使王自奇将兵由川南进，而别遣刘文秀渡金沙河出黎州，袭嘉定。韬、大定方拒自奇于川南，彻师还，自奇追击擒之嘉定。韬、乾德赴水死。文秀兵复东，三谭宏、谊、文尽降。占春、大海为文秀将卢名臣败于涪州，走降于清。吴三桂乃得乘间规复，败白文选于嘉定。盖是时刘文秀已返云南矣。清朝疆圉，至是复扩有江西、湖南、两广及川北诸地，由榔穷蹙无似，乃不得不乞怜于可望。而孙李既降，桂王之势力，又复大振矣。

五十七  桂王势力之复振

一孙可望与桂王

先是，张献忠既死，其党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白文选、冯双礼拥众川南，各数万，推可望为长，袭重庆，陷遵义，入贵州。会云南土司沙定洲叛逐黔国公沐天波，可望兼程赴之，败定洲于草泥关，遂人云南。可望又并艾能奇之兵，袭贵州镇将皮熊，云南镇将王祥，夺其兵；又胁服马进忠、张光壁之众。定国恶其所为，定国既擒定洲而杀之，文秀亦先已迎天波归云南，两人皆不服可望。可望杖定国于演武场，遣杨畏知求封于桂王，欲借以威众。桂王议封可望景国公，陈邦傅欲结可望以制李赤心，乃矫命封可望秦王，可望大喜。畏知至，可望不受国公封，下畏知于狱。时永历三年而顺治六年四月也．翌年，可望遣使欲真得秦封，桂王始知矫诏事，诸臣多以异姓无封王例，拒之，可望怒甚。八年，桂王既尽失两广，穷窜南宁，见事急，不得已，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遣贺九仪率劲卒五千，迎桂王，九仪杀大学士严起恒，并杀阻封议者数人；桂王不敢赴云南，乃真封可望秦王，定国西宁王，文秀南康王，趣其出兵。可望移驻贵阳。永历六年顺治九年，遣兵扈桂王居安隆所，改为安龙府，岁以银八千，米百石为供，从官皆取给焉。宫室卑陋，服御粗恶，守护将承可望意，无复人臣礼，由榔不堪其忧。时清定南王孔有德率轻兵出河池，向贵州，以大军驻柳州接应。可望乃谋进兵，其进兵之方略，表之如下：

一李定国、冯双礼由黎平出靖州。二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秽语武冈，以图桂林。

三刘文秀、张光壁由永宁出叙州。四白文选由遵义出重庆。会于嘉定，以图成都。

二桂林之破与保宁之战

定国进军湖南，有德还驻桂林，以敌势日炽，檄将军续顺公沈永忠重兵扼沅州门户，令钱国安、马雄、全节分守南宁、庆远、梧州。未几，李定国进沅、靖、武冈、永忠自宝庆告急，有德分兵援之，永忠已退保湘潭。定国偃旗卷甲，倍道疾进，败清兵于全州，遂夺严关。关在全州西南，为桂林出入必由之径，有德驰救不及，定国设象阵以待。两军既接，有德令素严，将士殊死战，象奔还。定国斩御象者，严鼓进兵，象复冲突，天大雷雨，明兵呼动天地，乘象阵而入。清军大败，驰入桂林，定国兵薄城下。时人心未固，守陴者皆不力，城遂破。有德谓夫人曰：“不幸少入军中，漂泊铁骑山海鸭绿间，冀立寸功，垂名竹帛。大将军指毛文龙以忠受戮，归命本朝，历被两朝知遇，爵以亲王，锡以藩社，荣宠至矣!我受国厚恩，誓以身殉，若辈亦早自为计!”夫人曰：“君无虑，我必死。”因嘱老妪负子女去，泣而送之曰：“此子苟脱于难，当度为沙弥；无若乃父驰驱南北，下场有今日也!”乃自缢。有德纵火焚府，拔剑自刎。时七月初四日也。刘文秀之入叙州也，吴三桂迎战不利，力战突围走绵州；而白文选亦败清都统白广生、白养贞于重庆擒之。文秀乘胜犯成都，围吴三桂于保宁，连营十五里，使光壁军其西，王复臣军其南，气骄甚。复臣谏曰：“三桂劲敌，吾军骄矣。以骄军当劲敌，惧败。请勿围城，以分兵势；但严阵城外，而出奇兵断其饷道。”文秀不听。三桂巡城，见其壁不整，出精骑突光壁军，果惊溃。转战而南，入复臣营，营为乱兵所扰，亦不支，复臣死焉。文秀解围去，三桂不敢追，曰：“平生未见如此恶贼，特差一著耳。令如复臣言，吾军休矣。”旋回汉中。时九年十月矣。定国克桂林，又溃马雄、全节之军于梧州，柳州亦响应，乃分兵攻辰州，杀总兵徐勇。千是广西湘南及川南、川东、川西复为明有。

三湘粤之征与孙李交恶

顺治九年，清廷命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偕贝勒屯齐进征楚粤；命洪承畴经略湖、贵、两广，自江宁移赴长沙，以都统卓布泰驻防江宁：命辰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镇荆州以李率泰总督两广。十一月，尼堪率师南进，败马进忠于湘潭，复败李定国于衡州，尼堪轻骑逐之，遇伏，死于阵。定国退屯武冈，清以屯齐代领尼堪之军。时定国既连下楚粤诸郡，兵力益强，不复禀孙可望约束，可望愤甚，阴欲除之。永历七年，使人召赴沅州议事，定国知其意，辞不行，帅兵犯永州。屯齐进击之，定国已度龙虎关入广西，而尚可喜先已乘定国在湘，发舟师自西江而下，尽复梧州、桂林。定国乃屯驻柳州，可望帅兵追之，次宝庆，屯齐自永州迎击，可望使冯双礼将左，白文选将右，自建龙旗鼓吹居中，清军攻之，败走；惟双礼军不动，屯齐引退。文选复为阿尔津战败于辰州。可望还贵州，尽杀明宗室，而憾定国益甚；然以其将兵在外，不敢轻树故。定国自湖南败后，威望亦减，惧可望之袭其后，益思拓地自固，乃与马宝率步骑四万攻广东，围肇庆，下平乐、高州、廉州、雷州诸府。十一年冬，猝破高明，进围新会，尚可喜、耿继茂急请满兵会攻。清廷命都统朱玛喇为靖南将军，率江宁驻防兵赴之，可喜结营山巅，伏兵江隘，与朱玛喇合兵败之于珊州。定国复悉众据山峪，列炮象拒战，朱玛喇令索伦劲骑突阵溃之，定国以兵四千自颠驰下，横截清师；清军夹击之，夺其山，定国且战且走。又败之于兴业境，蹙之于横州江，定国焚桥而去，率兵走南宁。广东州邑悉复。时顺治十二年三月也。是夏六月，刘文秀率众六万，战舰千余出川峡，遣卢名臣、冯双礼分进岳州、武昌，为清都统辰泰荆州兵邀截。文秀回舟攻常德，为长沙清兵所夹击，大败，名臣赴水死，文秀、双礼逃回贵阳。可望使文秀守云南。于是刘文秀及李定国两军皆弱，湘粤告平。可望雄视贵阳，益跋扈不可制，擅杀宗室从臣；自设内阁六部等官，立太庙，制朝仪，改印文为八叠，尽易其旧。由榔在安龙，日食脱粟，涂苇薄以自蔽，闻之大惧；密与大学士吴贞毓等议遣林青阳佯乞假归葬，敕召李定国统兵人卫，晋封晋王。定国得敕感泣，许以奉迎，然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轻发事在永历六年，即顺治九年。可望之党马吉翔闻之，启报可望，可望大怒，并疑吉翔预谋，遣其将郑国械之，与诸臣面质，罗织吴贞毓等十八人罪，置以重典。贞毓以大臣得绞，余俱斩。诸臣就刑，神色不变，各赋诗大骂而死。其家人合瘗于安隆北关之马场。时永历八年三月事。后二载，定国奉桂王入云南，追恤诸臣，建庙于马场，勒碑大书曰：“十八先生成仁处。”今录当时桂王所下之诏，与可望所上之疏于下，以见当时穷迫之状况焉。

桂王诏书云：“朕以渺躬，续兹危绪，上承祖宗，下临群臣，阅今八载，险阻备尝，朝夕焦劳，罔有攸济!  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迁不定，兹冬濑湍，仓卒西巡，苗截于前，敌迫于后；赖秦王严兵迎扈，得以出险，定跸安隆，获有宁宇。数月间捷音叠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荐归版图。忆昔封拜者，累累若若，类皆身图富贵，任事竟无一人。惟秦王力任安攘，毗余一人，两年以来，渐有成绪，朕实赖之!乃有罪臣吴贞毓、张镌、张福禄、全为国、徐极、郑允元、蔡缤、赵赓禹、周允吉、易士佳、杨钟、任斗墟、朱东旦、林青阳、蒋乾昌、朱议孱、李元开、胡士瑞包藏祸心，内外连结，盗宝矫敕，擅行封赏，眙祸封疆。赖祖宗之灵，奸谋发觉，随命廷臣审鞫；除赐辅臣吴贞毓死外，其余同谋不法，蒙蔽朝廷，无分首从，宜加伏诛。朕以频年患难，扈从无几，故驭下之法，时从宽厚，以至奸回自用，盗出掖庭。朕德不明，深自刻责。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涤肺肝，廉法共守，以待升平。”

孙可望疏云：“行在诸奸，矫敕盗宝，擅行封爵，大为骇异；随奉主上赐书，将诸奸正法。仰见乾纲独揽，离照无私!首恶吴贞毓、张镌、张福禄也；为从者，徐极、蔡縯等也。李定国剿虏失律，法难自宽，方责图功，以赎前罪；而敢盗宝行封，是臣议罚，诸奸反以为应赏矣。且臣所部诸将士，比年艰难百战，应赏应罚，惟臣得以专之，故名器宜重，早已具疏付杨畏知奏明。即畏知之服上刑，亦晋中枢，旋晋内阁之故顺治八年畏知奉可望命见桂王，痛哭自劾，语侵可望，桂王留为东阁大学士，可望闻之，怒，召至贵阳，面责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原疏具在，可复阅也。因忆两粤并陷时，驾跸南宁，国步既已穷蹙；加之叛将焚劫于内，强敌弯弓于外，大势岌岌，卒令脱喙潜踪，晏然无恙，不可谓非贺九仪等遵王朝令，星驰入卫之力也。又忆濑湍移跸时，危同累卵，诸奸恶力阻幸黔，坚请随元胤败死，使果幸防城，则误主之罪，寸斩遂足赎乎?兹跸安隆三年矣，才获宁宇，又起风波。臣累世力农，未叨一命之荣，升斗之禄，亦非原无位号，不能自荣者也。沙定洲以云南叛臣，灭而有之，又非无屯兵难于进攻退守者也。总缘孤愤激烈，冀留芳名于万古耳。即秦王之宠，臣初意岂能觊之?故杨畏知赍疏有云：‘今之奏请，为联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跸，愿主上卧薪尝胆，毋忘濑湍之危。如主上以安隆僻隅，钱粮不敷，欲移幸外，惟听独断。  自当备办夫马钱粮，护送驾行，断不敢阻，以蒙妄挟之名。”

四桂王之入滇与孙可望之降

顺治十三年春，定国败南宁，将由安隆走滇；可望遣关有才袭之，又使白文选谋劫迁由榔于黔，置诸肘腋之下。事未发，而定国已由田州抵安隆，奉由榔赴云南，与刘文秀等联合。可望大怒，以十四年秋九月，大举攻之，兵十余万。使文选统诸军前行，冯双礼守贵阳，可望率马进忠、贺九仪抵交水、三岔河，与定国、文秀，夹水而阵．使马宝由寻甸袭桂王于滇城，诸将皆不直可望，约阵而不战。文选轻骑归定国，定国悉锐突其中坚，诸军皆解甲大呼迎晋王，可望大败反走。定国使文秀、文选穷迫至贵阳，冯双礼亦鼓噪驱可望，截其子女玉帛，以降于滇。可望携千余人走湖南长沙，降于督师洪承畴，清廷封为义王。而马宝之袭滇者，亦败降于定国；捷报至云南，由榔传谕定国曰：“王之功非小，至于三军众将，当应犒劳。奈府库空乏，今将宫中一年费用，命携至军，稍备羊酒。王可与大小三军，聊举一觞，以见朕一点远望之心；俟平定之日，叙功升赏。孙可望今虽败去，正计穷力竭之时，须防彼他志。”又谓其臣李国英曰：“此贼我朝之祸本也，当日羁我母子于安龙府，欲置朕于死地。今又被他紊乱国政，杀害百姓，势蹙他投，实为心腹之患。”由榔为人，自奉甚约，衣无文绣，食不兼味；宫费有余，以助兵饷。尝遇元日，对后王氏言曰：“我夫妇莫言岁旦之乐，当克念二祖列宗在天幽恫含泪之苦!”每遇盛寒午夜，犹与后同观本章。时极冷，袍衣单薄，持絮被拥之。且夙瘿痰疾，遇寒犹甚，由榔若不为意，孜孜以中兴为念。每当朝退，临太祖阁瞻拜，俯伏而泣曰：“儿孙弹丸墨守，何能光复旧物也!”逢告太庙，祭毕，顾李定国等挥涕而言曰：“朕乃无福之人也。想汝等如此劳力，平定无期，疆场日蹙，世人不古。朕不知将来为何如主乎!”定国虽献忠余党，颇具忠勇，兵柄在握，未尝亏事上之礼。故由榔在滇，足支危局者二年。而清方以四川巡抚李国英驻保宁，守川北；洪承畴驻长沙，守湖南；尚可喜等分驻肇庆、广州，移两广总督驻梧州，守两粤；都统阿尔津、卓罗驻荆州顺治十二年辰泰卒，守湖北。以孙、李皆百战之余，地险兵强，且虚实未知，不敢进攻。故姑以云贵及川东南为桂王偏安之地。不料孙、李交争，可望降附，而清廷至此，军略复变矣。

五十八  明祀之悲绝

一云贵之略定

孙可望既诣长沙归降，洪承畴俱悉明将内讧状，于是与吴三桂皆奏请乘机大举，朝议是之。乃分三路进取：一贝子洛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与洪承畴由湖南进；二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同都统墨尔根、李国翰由汉中、四川进；三都督卓布泰为征南将军，同提督线国安由广西进。

三路同以顺治十五年春向贵州进发。二月，承畴、洛托会师常德。四月，由靖沅、镇远抵贵阳，明守将马进忠弃城去。三桂以是春发汉中，徇重庆，克遵义，败明将刘正国于三坡，获粮三万石，降兵五千。又破杨武于开州，进抵水西蔺州各土司。会文安之复督川东十三家营李锦所部。顺治七年冬，锦死梧州，堵胤锡亦卒于浔州，其余十余万，走川东，分据川湖间，耕屯自给，与谭洪等联络。及谭洪、谭谊、谭文等以舟师袭重庆，三桂回军救之。会谭文为谊、洪所杀，谊、洪降清，诸部瓦解。七月，三桂复屯遵义。而广西卓布泰之师，亦历南丹、那地、独山诸州，会于贵阳．于是川黔皆略复。时清廷命多铎子信郡王铎尼为安远大将军，总统三路，以六月率禁旅发荆州，九月抵贵州平越府；乃大会诸路将帅于府属之杨老堡，戒期入滇。议令承畴与洛托留贵阳理饷，而自督诸军三路以进，每路兵五万，各裹半月粮。李定国自败可望返滇后，坦然以为无患。朝官有进谏者，谓：“今内患虽除，外忧方大；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爇薪之上，能旦夕安耶?”定国怂之于桂王，方欲罪言者以取快；而三路败书并至。定国乃仓皇遣诸将分道迎敌：时刘文秀已死，遂以白文选当西路之军，守七星关，而进攻遵义；冯双礼当中路之军，扼贵阳之鸡公背；张光壁当东路之军，扼南盘江之黄草坝；而自守北盘江铁索桥居中策应。十二月，三桂以七星关峭岸阻江天险，乃由苗疆绕渡，出天生桥之背，文选惊溃，马宝守大渡河亦奔，三桂遂抵霑益。卓布泰得泗城土司岑继禄乡导，由间道入安隆，取下游明所沉船以济。定国闻之，以兵三万，倍道趋战于炎遮河，清兵拒战不利。诘朝大战，风北来，炮火及茅苇，野燎焰天，乘势薄明营，定国走保北盘江，广西军遂由普安州入。而铎尼中路之军，亦溃冯双礼于鸡公背。盖双礼屯师绝顶，饷运甚艰，又闻定国败报故也。清师至北盘江，定国焚铁索桥西走，清搭浮桥以济。三路大军毕会于普安。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一日，遂入云南省城，由榔已西走永昌；洪承畴亦自贵阳赴云南。二月朔，铎尼复令诸军进追，败白文选于大理之玉龙关，定国令总兵靳统武以兵四千扈由榔奔腾越，而自伏精兵六千于永昌之磨盘山。山为横岭西支，与怒江相平行，为西南穹岭，自永昌入腾越必由之道也。鸟道安箐，曲通一骑。定国度清军累胜穷追，必不戒，设栅数重，伏分三处：以窦名望初伏，高文贵二伏，王玺三伏：每伏兵二千，约俟清师至三伏，山巅号炮起，首尾横突截攻，必无一骑返。清军既编筏渡澜沧江、怒江，数百里无一夫守拒，谓定国远去，队伍散乱，上山已万有二千人。适明大理寺卿卢桂生来泄其计，则前驱已入二伏，诸将急退，传令舍骑而步，以大炮击其伏。伏起而鏖战，明兵死者颇众。定国坐山巅，闻信炮失序，惊骇，忽飞炮落其前，击土满面而走。名望玺皆战死；清军亦亡都统以下十余人，丧精卒数千。使非其计先泄，则精锐之师，必将尽歼于山岩林箐之间。惜明运已终，十余年旋兴旋衰，未能得一胜利!此役在域内为最终之举，而清亦惩于挫折不敢穷追矣。捷奏京师，诏以云、贵、川、广、湖五省荡平，宣示中外。此清人统一中国内部之大纪念也。其时由榔虽幸存他邦，依人篱下，无复有称号之尊。郑成功虽雄视海外，而小岛崎零，亦鲜有兴复之望。定国、文选虽分据孟艮、木邦，不过强弩之末，皆不足撼其根本，为清劲敌也。女真数十年经营之结果，此时乃大告成功；惟镌功奇石，则汉儿之力居多耳。

二入缅后之桂王

缅甸在明时，故为云南诸土司之一，领地约当伊腊瓦底河Irrawaddy R．上中流沿岸。其北别为孟养宣慰司，其东别为孟密宣抚司，及木邦宣慰司。木邦东为孟艮土府。嘉靖中，缅酋莽瑞体数侵诸部，明廷不能讨，于是贡使渐绝。及由榔之困于云南也，群臣或请北走四川，或议南入交趾；前黔国公沐天波独谓缅甸粮糗可资，主张西幸。由榔以顺治十六年正月，自腾越出铁壁关，缅人勒从官尽去武器，进次蛮莫Bhamo。会莽瑞体曾孙本他格利Pentagle王缅，闻桂王至，乃具四舟迎之，浮伊腊瓦底河而南，居诸赭径Jagaing，与缅都阿瓦Ava隔岸相对。缅王邀大臣过河面议，以册宝视神宗时差小，疑以为假；天波出黔国公印，对同乃信，因请桂王敕关上勿纳汉兵。先是由蛮莫浮江而南，以舟不敷用，从者只六百余人；岷王子以下九百余人，皆陆行，期会于缅。一路为缅人所掠，多自杀，或崎岖流散于他国，惟岷王子八十余人至赭径，草屋梗房，以竹为城。从臣或短衣跣足，与缅妇相贸易为笑乐，大为缅人嗤。缅王以中秋大会，欲夸示诸国，请天波过河会，椎发跣足缅俗朝见，以跣足为礼，用臣礼见。天波不得已从之，归泣告众曰：“我所以屈辱者，惧惊忧主上耳。否则彼将无状，我罪亦大。”时定国、文选皆相失，从者多文吏，无威重，故颇为缅人所轻。已而文选入木邦，定国据孟艮，皆治兵，谋假道迎跸，缅人不允。顺治十七年，文选乃移书孟艮，求与定国同盟攻缅，定国悉众而西。两军共至锡箔河上，邀击缅兵，大破之。因议乘胜以舟师薄阿瓦，遣人于上游造船，为缅人所烧；而暑疫复作，乃移军摆古Pegu，以避瘴疠。未几，文选兵溃，走锡箔，定国亦引还孟艮，时顺治十八年也。时缅人数受定国、文选军之蹂躏，皆不悦其王之纳明遗族；王弟巴哇喇达姆摩Maha Pawara Dhamma Raja）遂杀王自立。然以定国兵尚强，未敢肆虐。适吴三桂奉命入缅，严檄缅人，令献由榔自效。缅酋乃使人告由榔曰：“吾俗贵诅盟，请与天朝诸公饮咒水。”诸臣往，则杀之，死者凡四十余人，沐天波亦预焉。复以兵围由榔行在，其左右被杀及自缢者，不可胜数。惟留由榔及眷属二十余人，以待三桂之至。明室之悲运，至此极矣!

三桂王之末路

先是，云南既平，清廷命吴三桂移平西藩属镇守之。顺治十七年，铎尼、卓布泰先后班师，留满汉兵数万，以都统伊尔德、卓罗等分屯要镇。时桂王逃缅甸，定国、文选分据孟艮、木邦，数与缅人抵争，无能为患；元江土司那嵩虽起兵叛应，然不久为清军所灭。故清廷议撤兵节饷，不欲复问缅事。而三桂贪擅兵权，冀俘桂王以要功，且欲翦尽明宗，以绝遗民恢复之妄想。遂于四月上三患二难之疏，极陈边患，恐吓清廷。略谓：“定国、文选，窥我兵到则退藏，兵撤则进扰。此其患在门户。土司反复，惟利是趋，一被扇惑，遍地蜂起。此其患在肘腋。降人革面，尚未革心，永历在缅，岂无系念?万一入关，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且滇中米粮腾踊，输挽络绎，耕作荒而逃亡众，养兵难，安民亦难。惟及时进剿，以净根株，乃一劳永逸计也。”因请及时进兵，早收全局。清廷命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赴滇会攻，颁敕印于近边各土司。十八年九月，满汉土司兵七万五千，并炊汲余丁共十万，由大理腾越出边．以五万出南甸、陇川、猛印，三桂、爱星阿将之；分二万余出姚关，总兵马宁、王辅臣、马宝将之。十一月，会师木邦，闻白文选方扼锡箔江，遣前锋费雅思哈简精锐疾驰三百余里至江滨；文选已毁桥走茶山．清师恐其窥木邦后路，乃令马宁等军，分道追之。而三桂与爱星阿筏渡趋缅，以降人为向导。十二月，次挽波。先是，三桂屡檄缅人，令擒由榔以献。由榔亦自知不免，乃以书贻之曰：

将军新朝之勋臣，亦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封藩外疆，烈皇帝于将军，可谓厚矣!国家不造，闯贼肆恶，覆我京城，灭我社稷，逼我先帝，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固未泯也。奈何遂凭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名，阴作新朝之佐；逆贼既诛，而南方土宇，非复先朝有矣。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灭，隆武被诛，仆于此时，几不乐生；犹暇为社稷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辱先绪，楚地尽失，粤东偕亡，惊窜流连，不可复数；犹赖李定国迎我贵州，接我南安，自讶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提师入滇，覆我巢穴。由是仆渡荒漠，聊借缅人，固我圉耳。山遥水长，言笑谁欢?只益悲矣!既失山河，苟全微息，亦自息矣。乃将军不避险阻，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何其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要功乎?既毀我室，又取我子，读《鸱鹗》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列祖列宗乎?即不念列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适成其愚；自以为厚，适成其薄；千载而下，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日兵衰力弱，茕茕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非敢奢望；苟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纵有亿万之众，亦当付于将军矣!

书达，三桂不省，进逼阿瓦；缅人闻清军将薄城，以船载由榔与其亲属，及故从官妻女献军前。三桂凯旋云南，而文选亦为追兵所执，以其余众降。惟定国尚在景线，联诸部兵为邀击计。先是，由榔自蛮莫舟行，从臣有散入他国者，而暹罗、古刺、景迈诸国，皆有明臣踪迹，且与缅甸为世仇。明臣江国泰娶暹罗王室女，数与定国通殷勤；马九功在古刺，亦为募兵三千人，致书定国，愿奉约束。景迈者，即元明以来所谓八百息妇国者也。其居景迈者，曰大八百；居景线者，曰小八百。定国居景线，欲利用诸国，联兵讨缅，而三桂已拥由榔北去，诸国之师，多失望而退。定国谋邀击三桂于途，不遇，竟以愤懑呕血，病死猛猎。初，定国与孙可望并为张献忠党，有蜀人金公趾者，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动，曰：“孔明不敢望，关张姜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报国，洗去贼名。百折不回，殉身缅海，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由榔入滇，百姓观之，无不泣下沾襟。居云南数月，三桂严兵守之。由榔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眄伟如也。满洲八旗将士见之，以为真天子，遂有密谋推戴，以图中兴者。事泄，三桂大惊，诛四十余人，并出由榔于市绞杀之，且杀其太子，时年仅十二。临难大呼曰：“我朝何负于汝?我父子何仇于汝?乃至此耶?”时康熙元年四月也桂王被执及殉难年月，据《行在阳秋》《求野录》《也是录》《东华录》《圣武记》皆如本文所云。惟《鹿樵纪闻》及《行在阳秋》附记李君调之言，谓被执在庚子顺治十七年，遇害在辛丑。君调且谓在三桂营目击者。按三桂奏三患二难之疏，及清廷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征李定国，皆在十七年。十八年正月，顺治帝崩，三桂有入临之事，见《东华录》及《四王合传》，征缅当在其后。且《东华录》为官书，必不容有年月讹误之处，故从之。

五十九  郑成功之光复事业

一成功之忠义与入据厦门

吾国历史上，有振奇人三：一箕子，二耶律达石，三郑成功。皆当故国破灭以后，率志士另辟疆土，建一王国，维持宗社或正朔于不坠。此三人事业相同，而对于后世之影响却不同。箕子之朝鲜，耶律之西辽，远处边陲，与中国关系尚鲜。惟成功开辟台湾，驱逐荷兰夷人，留存革命基地，至今崇誉弗衰。清巡使沈葆桢为请立祠，有“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之联语，可谓确评矣。郑成功者，芝龙之子，而其母故日本平户士人田川氏之女也。初名森，崇祯末，入南京太学，时年二十一。闻钱谦益名，执贽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丰采掩映，奕奕耀人，俶傥有大志，读书颖敏。不沾章句。户部侍郎王观光一见，而谓芝龙曰：“此儿英物，非尔所及。”某术士见之，亦惊为命世雄才。唐王立闽中，芝龙使之入朝，唐王奇之，抚其背曰：“惜朕无女配卿，卿可尽忠吾家，勿忘故国!”因赐姓名朱成功，俾统禁旅，以驸马体行事；世谓之“赐姓”，而日本则多称为国姓爷。Koksing，Koxiga芝龙立唐，常怀贰志，因命成功侍王，以察动静。成功不乐其父所为，一日见唐王闷坐，泣奏曰：“陛下郁郁不乐，得毋以臣父之故欤?臣受厚恩，义不反顾，请以死报陛下。”隆武二年六月，封忠孝伯。八月，清兵入闽，唐王败没，芝龙为清将诱降，成功哭谏不从，清兵遂拥之北去，令作书召成功，成功不从。芝龙曰：“他日为清之患者，必成功也。”芝龙既降，其家以为可免暴掠，颇不设备；清兵至南安，大肆淫掠，成功母自缢死。江日昇《台湾外纪》谓：“成功母翁氏拔剑割肚而死。”黄宗羲《赐姓本末》谓：“成功恨母被辱，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敛。”其言颇涉滑稽，故《小腆纪年·附考》谓：“宗羲纪鲁事皆得之目睹，其于成功，则本之传闻，不皆可据也。”成功大愤，诣孔庙，焚儒服，拜曰：“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居留，各行其是。仅谢儒衣，祈先师昭鉴!”长揖而去，偕所善陈辉、张进、施显、洪旭等九十余人，乘二舰入海，收兵南澳，得数千人。顺治四年，成功泊鼓浪屿，设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复。时厦门浯州为郑彩、郑联所据。厦门即中左所也；浯州即金门，隶同安，为两岛。监国鲁王封彩建国公，联定远侯。七月成功攻海澄，不克，八月，与郑鸿逵合军攻泉州，败清提督赵国祚于桃花山，遂围泉州。五年，清副将王进自漳来援，成功解围去。三月，攻同安，守将弃城走，遂入之，复攻泉州。九月，清总督陈锦率佟国器、李率泰援之，成功乃退。清兵下同安屠之。成功遣光禄寺卿陈士卿朝永历帝，帝封为威远侯。六年，遣施琅等攻漳浦，下云霄，抵诏安，七月，桂王遣使封成功为延平公。七年，潮人黄海如、陈斌导成功入潮州，败清师于潮阳，师还，遂入两岛。成功师抵厦门，郑联方醉卧万石岩，报至，不得通，诘朝酒醒出见。成功笑曰：“兄能以一军见假乎?”联曰：“弟何出此言?军旅相助，分所当然。”饮宴终日，酣畅倍常。晚联回居邸，途次为杜辉刺死。成功遽麾军过联船，兵士皆詟服，莫敢动，遂并联军。遣洪政招郑彩。彩曰：“吾年老气衰，能继志者，大木耳，吾愿全师解付。”因往相见，欢爱如初。成功待之甚厚。自是成功遂雄据两岛，纵横海上矣。

二闽浙之役

顺治七年十一月，清师克广州，明总督杜永和奔琼州，成功谋往援之，八年，率众而南，二月，次平海卫。清福建巡抚张学圣闻之，急调总兵马得功取厦门，守将郑芝莞遁。四月，成功还自平海，诛芝莞，而得功已为郑鸿逵所纵，逸去数日矣。是月，成功将施琅降清。盖琅有军校犯令，将杀，成功止之不从；成功遂欲杀琅，故琅辗转逃去。五月成功攻南溪，十一月，败清提督杨名高于小营镇。十二月，降漳浦。九年正月，攻海澄，二月，攻长泰。清副将王进勇无敌，号老虎，成功提督甘辉与战于北溪，两马相搏，不相下；已而两家兵至，乃解。进入长泰，辉急攻破之，进走郡城，漳州属邑皆下。三月，成功围漳州，总督陈锦赴援，战于江东桥不利，退屯同安。其内使李进忠等五人刺之帐中，以其首降成功，成功赏而斩以徇。漳州被围，七阅月，城中食尽，人相食，死者枕藉，存者气息仅属，虽悲泣不能下一泪。清逮巡抚张学圣等入京治罪。盖学圣与巡按王应元巡道黄澍等曾乘成功之出，攫其安平资财，至是成功以索偿为名故也。十月，清都统金砺以援军至，成功令右冲锋镇柯朋接战而败，礼武镇陈风，右武卫周全斌援之亦败，成功退保海澄。十年，金砺率军围之，城坏十余丈，成功亲当矢石，不退。一日，闻空炮递发，成功曰：“此号炮也，将薄城矣。”下令，兵皆挺巨斧以待。清军蚁聚登城，城上众斧迎斫，随斧随坠，濠为之满，清兵解围去。桂王晋封成功漳国公。时鲁王在厦，亦屡遣张名振、张煌言以余军入长江，登金山燕子矶，遥祭孝陵；夺战舰三百于吴淞口。惟成功始终为唐，二张始终为鲁，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时明遗臣义旅渐亡，独两军犄角海上，而成功尤雄，与黔粤遥相应和也。顺治十一年，清廷下令招抚，欲封成功海澄公，遣芝龙二子世忠原名焱又名渡持芝龙书招之。芝豹偕庶母降，独成功不受。报其父书，有云：“儿名闻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且吾父已人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与弟书曰：“兄之忠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以动吾心，即斧钺相加，亦不能稍移吾志也．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所之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也。兄名闻四海，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勿以兄为念!”清廷怒置芝龙于高墙，芝豹于宁古塔。十二月成功攻漳州，楼总刘国轩先约为内应，守将皆降，遂略泉州。十二年，遣忠振伯洪旭北镇陈六御攻舟山，破之，以六御守。六月破安平镇，及惠安、同安、南安三邑，清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赴闽防剿。以水师提督张天禄守御海口，失海舰，匿不奏闻，褫职。济度以翌年三月白泉州出攻两岛，大败而还。成功亦尝遣使告捷于桂王。张名振卒于舟山，时鲁王已去监国号，闲居南澳，惟煌言尚依成功与军事。六月，海澄守将黄梧降于清，清封梧海澄公，守漳州。盖梧以成功用法严，曾以揭阳之败，斩大将苏茂，遂惧而降也。梧因陈剿寇五策：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图中左。三清叛产以裕招徕。四锄奸商以绝接济。五划伪坟以泄众愤。并荐施琅“水务精熟，韬略兼优，若欲平海，当用此人”。济度与闽抚李率泰合疏保奏施琅为同安副将，旋擢总兵。七月，清复命宁海将军伊尔德率田雄等复克舟山，连战于横水洋，阮思死之。田雄奏言：“舟山不难于复，而难于守，请以满兵驻防，增战舰，补水师，分泛侦剿。”是年，济度班师，成功克闽安、福州，转略温台，浙东俱震。

三成功之经略与江宁之役

成功连年用兵，皆军律严整，无所侵扰，分所部为七十二镇，使六官分理庶事。改中左所为思明州，奉鲁王及庐溪宁靖诸王于金门，宗室至者，均厚给赡之。永历七年，桂王由榔遣周金汤航海至思明，进封成功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便宜封拜。其册文曰：“克叙彝伦，首重君臣之义，有功世道，在严夷夏之防。盖天地之常经，实邦家之良翰。尔漳国公赐姓，忠猷恺掣，壮略沉雄，方闽、浙之飞尘，痛长汀之鸣镝。登舟洒泣，联袍泽以同仇，嚼背盟心，谢辰昏于异域。而乃戈船浪泊，转战十年，腊表兴元，间行万里．绝燕山之伪款，覆虎穴之名酋，作砥柱于东南，系遗民以弁冕，弘勋有奕，苦节弥贞。惟移孝以作忠，斯为大孝，盖忘家而许国，乃克承家。铭具金石之诚。式重山河之誓。是用锡以册封为延平王。其矢志股肱，砥修矛戟，丕建犁庭之业，永承胙土之庥!尚敬之哉!”成功拜表辞不敢受翌二年封使再至，始拜受封爵。永历十一年，桂王迁云南，晋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蜀王，亦以一字封成功为潮王。不过潮仍为郡，与晋蜀大国不同，仍兼鼓励功勋和郑重名器之意，成功始终谦辞未受。李定国与成功书云：“东事辅车之谊，潮惠垒奏之勋，上每召问，附脾久之!用特专敕遥颁，冀公于咫尺天颜，枕戈靡懈耳。公其坚帆饬旅，布号宣威，待我于长洋把臂，击楫论心，一偿夙愿，不亦快哉!”成功复书云：“宸居既云巩固，帝业未可偏安，况中原有可乘之机，胡运值将尽之时，宜速乘胜，并力齐举。不佞既提水陆精锐，收复闽、浙，熏风盛发，指日北向。”于是成功益治兵谋大举，戈船之士十七万，以五万习水战，以五万习骑射，五万习步击，以万人来往策应。又有铁人一万，披铁甲，绘朱碧彪文，峙阵前，专斫马足，矢铳不能人。煌言导之抵浙，师次羊山，会飓发，碎巨舰数十，漂流士卒数千，乃还守厦门。已而闻清军三道入贵州，度江南无备，欲乘机进攻，以图牵制。十三年五月，由崇明入江。时清苏松提督驻松江，江宁提督驻福山，分守要害。圖山及谭家洲皆设大炮，金焦二山，皆横铁锁江中。煌言屡却不得前，令人泅水，断铁索，遂乘风潮，以十七舟径进，沿江木城俱溃。六月，破瓜洲。进攻镇江，于是江宁、苏、常诸道援师毕集，以二十二日战于杨篷山。成功兵上陆者二千，诸会援者皆一时宿将，提督管效忠尤以善战闻，所部凡四千人，他镇兵不在此数。而是日激战之终局，清援兵存者，不过什一。镇江既克，成功留五日而西，甘辉请北取扬州，断山东之师；南据京口，断两浙之漕；严扼咽喉，号令各郡，南畿可不战自困。成功不听。七月，直薄江宁，谒孝陵，谓煌言曰：“芜湖上游门户，倘留都南京不能旦夕下，则江楚之援兵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煌言因自领所部，由芜湖进取徽宁诸路，移檄远近，诸郡多相率归附。凡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而下流之维扬、苏、常亦皆待时而为降计。时江宁重兵，大半移征云贵，守备空虚；而松江提督马进宝改名逢知拥兵观望，阴通成功。于是东南大震，军报阻绝。清帝福临欲逃关外，其母责之，因激怒幸南苑，集六师议亲征。为西洋人汤若望劝阻。而两江总督郎廷佐，佯使人通款，以缓攻势，成功信之，按兵仪凤门外，依山为营，连亘数里。巡抚蒋国柱，崇明总兵梁化风皆赴援，化风登高望敌，见营垒不整，樵苏四出，军士浮后湖而嬉。乃率劲骑五百，夜出神策门，先捣白土山，破余新一营，以作士气。次日大出师，由仪凤、钟阜二门，以三路攻其前，而骑兵绕出山后夹击。成功令甘辉守营，自出江上调舟师，诸营见山上麾盖不动，不敢退，又未奉号令，不暇相救。遂大溃。甘辉被执死，时七月二十四日也。化凤复遣兵烧海艘五百余，成功遂以余舰扬帆出海，攻崇明不下，以十月还厦门。哭甘辉而后入，曰：“我从甘辉言，何至于此!”乃立庙祠之。而煌言亦为清征贵州之凯旋军所败，仓卒由徽宁山中出钱塘，以入海。是役清以化凤为首功，令图像以进。是冬，以都统刘之源为镇海大将军驻镇江，化凤提督江南。复令将军达素，总督李率泰分出漳州、同安，合攻厦门，以粤东降将为向导。清兵不习海战，晕眩不能军，成功手自搴旗督阵，风驱涛涌，清军败还。然成功经营海外十余年，进取之志，卒不能达，乃不得不转而谋台湾之根据地矣。

四清廷对于沿海之政策  

成功之攻略沿海也，清廷议坚壁清野之法以困之。下令迁江、浙、闽、粤沿海三十里于界内，不许商舟渔舟一舠下海。民恋生计，多不愿，胁以严刑，民多失业。此种毁城迁地之策，在清初为一大秕政，人民流离困苦，盖不知凡几矣。清廷又欲散成功之党羽，去其抚佐，乃下诏召其官属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惟自古帝王抚御寰区，义安中外，凡属血气之伦，咸被生成之德；即有愚迷顽梗，亦不忍绝其自新之路，弃于化外。朕荷天眷，缵承大宝，敉宁率土，嘉与维新。逆贼郑成功盘据海隅有年，罪恶贯盈。至其部下伪官将士人等，虽从逆助恶，但念尔等或属其旧党，归正无由；或遭其迫胁，不能自拔。远违乡里，捐弃坟墓，亲戚睽绝，骨肉仳离；揆诸人情，能无动念!只因陷溺既深，虐焰久锢，自揣罪重，即归正抒诚，恐难邀宽曲，踌躇观望，情所必然。朕洞鉴隐衷，深为悯恻!兹特开一面，赦其既往之辜，予以功名之径。几伪官将士人等有能将郑成功生擒来献，或斩首来降，必破格论功，锡封公侯，如不能擒斩郑成功，或擒其妻子，或各率所属伪官兵丁投诚，亦从优叙录，不吝高爵重赏。至于马信、李必、王戎、高谦等，虽背恩从逆，念其陷贼之由，有恐无辜被人诬参而从贼者，有力穷被执者，有畏罪苟免偷生者，未必甘心从逆，亦因畏罪不敢来归。果能生擒郑成功，或斩其首，或擒其妻子，或自领部曲，或招贼党羽来归，不惟赦其前罪，仍一体分别封赏。朕奉天子民，布大信于天下，招携怀远，决不食言。尔等亦宜尽释疑畏，乘时建功，勿得坐失事机，致贻后悔!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王公将军督抚提镇等官，速行布告，咸使闻知。

禁海之令，清廷派满大臣四人分赴各省，监督执行，尤以闽省为最严急。是岁，福建总督李率泰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边境人民，安置内地。皆顺治十八年事也。康熙初，率泰与耿精忠统兵航海攻破厦门，乘胜取浯屿、金门二岛，郑经势穷。清兵进至八尺门，将军翁求多率兵民六万余降。率泰夜半渡海，进拔铜山，永安侯黄廷等降。郑经以数十艘入台湾。康熙四年，率泰以病乞休，清廷慰留之。五年，卒于任。遗疏言：“海贼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洵为至计!第将众兵繁，若撤之太骤，则易致惊疑，太迟又恐贻患。目下当安反侧之心，日久须防难制之势。至数年以来，令海滨居民，迁移内地，咸苦失其故业。宜略宽界限，俾获耕渔，庶稍苏残喘。”率泰以人民之生计为重，故有展界之遗言；惟清廷沿海政策，并未因此而稍变也。康熙十三年，范承谟督闽，海禁始稍宽。盖闽中以鱼盐为利，自奉旨片版不许下海，不惟地方穷困，小民谋生无路，间有冒险求获，觅食刀锯之下者，沿边兵将，往往以此解功。先是，都察院多诺请弛海禁，部覆：令小民于近港驾筏捕鱼，然从无一人敢采捕者。承谟至，曰：“海禁已宽，尔辈何不入海谋衣食耶?朝廷所许近海者，但非外洋耳。出海数百里，皆近港也。”自此海禁遂弛。又承谟对于清野之计，亦不谓然，移文撤之。先是，清廷恐人民之通海上也，差满官巡海疆，为清野之策，凡沿海二三百里，弃为瓯脱，荒畜牧，焚庐舍，人民尽徙内地，筑台寨为界。有过此者，命为“透越”，立斩不赦，百姓摇手犯禁。承谟曰：“拒敌者当守藩篱，今守堂奥非计也。我方志平海外，何以示怯于敌?”移文提督撤之。自是透越之罪始免，而台寨亦渐渐议撤矣。及康熙二十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又奏请开边，俾沿海人民复业。得旨：“厦门、金门诸处，已设官兵防守，应如所题，照旧展界。如有奸民借此通贼者，仍令严行察缉。”至是，沿海人民受二十年之限制，一旦尽撤，始庆更生焉。

[附录]  清初苛政娆民，未有过于迁海一役者，当时虑以文字贾祸，故诸家纪载，多未之详。今从清初诸先正文集中，钩稽始末，东南四省民间流离颠沛之苦，读之如在楮墨间也。迁海之策，以防郑氏，而献其策者，则燕人方星焕也。星焕从兄星华官漳州，时延乎已据台湾矣，未几命刘国轩率师入闽，克漳州，星华兄弟同被擒，已而纵之，复北依其主京师。“星华故酒家子，少时被虏出关，以从龙功授知府，实满邸家奴也。”其主问以海外形势，星焕乘间进说曰：“海舶所用钉铁麻油，枪炮所用焰硝，以及粟帛皆海外所罕有，大都海滨之民，阑出贸易为之接济耳。今宜尽迁其人，移之内地，距海若干里内，皆斥为瓯脱，画地为界，严申禁令，有敢越界者，论殊死无少贷。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其主深然之，言诸执政，遂奏行其策。派满大臣四人，分赴海疆诸省，克期督民间迁徙，奉使者仁暴有殊，宽严亦从而异。大抵浙江稍宽，闽较严急，粵东更甚之。初立界去海岸二十里，已犹以为近也，再缩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又再缩十里，凡三迁而界始定。堕州县城郭以数十计，居民限日迁入，违者辄军法从事，尽燔民间庐舍，积聚什物，重不能致者，悉纵火焚之，著为令。越界外出者，无论远近，皆立斩。地方官知情容隐者，罪如之。其失于觉察者，减死罪一等。功令既严，奉行者惟恐后期，于是四省濒海之民，老弱转死沟壑，少壮者流离四方，盖不知几百万人矣。迁海议虽行，然延平海上之威，曾不为之稍减。执政者久亦悟其说之诞也，始有开界之令，则已至康熙七年矣。开界之举，惟广东办理最速且善。两广总督周有德不待复奏，即巡行界外，使迁民立时自由出界，及期开垦，给以牛种，蠲其租赋。所至皆扶老携幼张乐焚香以迎，欢声雷动，其还也，亦如之。界外所弃，若州县，若卫所，城郭故址，尚有颓垣断础髑髅枯骨隐现于荒草间。粤俗呼乡村曰墟，惟存瓦铄，盐场曰漏，化为沮洳，水绝桥梁，深厉浅揭，行者病之。其山皆丛莽深菁豺虎虺蛇伏焉。滨海田往时皆膏腴，沟塍沮废，一望污莱矣。向时所谓界者，皆掘地为沟，广不盈丈，插竹引绳以为之表。或过山则绕山址为沟，曰此界外山也，甚至有去城未及一里，而已掘沟树表者，民间视同陷阱，侧足不前。妇稚无知，往往近沟樵采，为胥役所见，即絷以赴官，虽百口不能自辨．然奸人大盗，利海滨无人，乃择形便地筑庐舍聚徒而居，公然屯积米粮硝磺，出洋济敌。或百十成群，阑入界内，劫掠居民，胜则呼啸扬帆去，弗胜则遵陆散走，乡民追贼者，至界则逡巡不敢进，贼得悠然远扬，兵吏熟视，莫敢追捕，设界以防盗，乃适旷民居以为盗窟；诚不可解矣!至是有德修复城堡，首尾一载，而开界之事始竣。是役也，四省同时奉命，而粤省独先一岁复业者，有德力也。顾海外岛屿所弃尚多，皆旧时民间耕凿地，使者以惮渡海，竟不往勘，有德时引为遗憾云。然八年之间，粤民因犯界冤死者，已不知数万矣!

五张煌言之被执

煌言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举人也。清兵下江南，煌言迎监国鲁王于天台，累官兵部尚书。尝招军于天台，与张名振合军入长江，趋丹阳，下丹徒，登金山，遥祭孝陵。既而名振卒，以军事付煌言。顺治十六年，煌言随郑成功至镇江。自引一军下芜湖，及徽宁等属。及成功为清将梁化风等所败；煌言亦由徽宁出钱塘以人海。两江总督郎廷佐致书劝之降，煌言答书有云：“顾仆将略，原非所长，至以读书知大义，愤痛胡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区区此志，济则显君之灵，不济则全臣之节。是以不惜凭履风涛之中，纵横锋镝之下，迄今逾一纪矣．同仇渐广，晚节弥坚，练兵海隅，正为乘时。今何时乎?两粤先声，三楚露布，以及八闽羽书，奚啻雷霆飞翰!而岛夷外讧，插虏内攻，近来左支右吾，其消灭可计日而待。仆当起而匡扶帝室，克复神州，此正忠臣义士得志之秋也。万一不遂初心，亦惟矢死靡他，岂浮词曲说，得以动其心哉?虽然，执事亦吾明勋旧之裔，辽左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恩泽，当如何悲伤?痛父母之深仇，宜如何报雪?稍一转移，不失为中兴人物。顾乃陵律自居，主客莫辨，甚为执事不取也!即以执事恩仇之说言之，自辽事起而征调始烦，而催科愈急；催科急，而民卒皆相率为盗，是成寇祸者谁人也?迨中原失守，属国兴师，倘能掣旧物而还天朝，将吐蕃回纥，不足专美于前。孰料拒虎招狼，既收渔人之利于河北；而长蛇封豕，复肆蜂虿之毒于江南。则谁是恩乎?谁是仇乎?执事亦可憬然悟矣!”廷佐知煌言不可降，乃以高爵厚禄，招致海外，人心渐涣，事不可为矣。及成功据台湾，煌言恐其苟安一隅，无进取之志，因遗书趣之，使内渡；有“弃此十万生灵不收，安用争夷岛?且苟安一隅，恐将来金厦亦不可守”语。而成功以台湾初定，恐荷兰人来袭，未遑争霸大陆。翌年，成功卒，监国鲁王亦薨，煌言知事不可为，因结茆南田之悬山墺。清提督张杰，募得煌言故校，侦获之。先是，煌言畜双猿觇动静，船在十里外，猿辄鸣树杪，得为备。故校夜半攀萝入，暗中执之，并执其参军罗自牧或作子木门生王居敬，送宁波。张杰举酒属曰：“迟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求速死而已。”杰送入省，出宁波城，再拜曰：“某不肖，孤故乡父老二十年之望。”遂登舟危坐，夜半，篷下唱苏武《牧羊曲》者，煌言起，扣舷和之，酌酒劳曰：“尔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尔无虑!”叩姓名，则防卒史丙也。渡钱塘，舟中拾一笺云：“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煌言笑曰：“此王炎午后身也。”至杭，总督赵廷臣供张如上宾。及赴市，见凤凰山曰：“大好山色。”赋《绝命诗》三首，挺立受刑，时康熙三年九月七日也。自牧等亦死焉。遗民万斯大，葬之南屏山麓。而《明史》竟不为煌言立传，其用心之谬，取材之疏，亦可想而知矣。

[附言]  煌言诗文稿，皆为官司焚毁，存者无几。其《绝命诗》三首云：“揶揄一旅尚图存，吞炭吞毡可共论，敢望臣靡兴夏祀，只凭帝眷答汤孙。衣冠犹带云霞色，旌旆仍悬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此其一义帜或作海甸纵横二十年，讵知闫位在于阗!桐江空系严光艇，震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还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贞自是孤臣事，谁望千秋青史传?此其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何必尽鸱夷。此其三”黄梨洲《行朝录·张玄箸先生事略》，载煌言绝命诗三首，与此稍异，第一首<<行朝录》不载，别有第三首云：“何事  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到来晚节惭松柏，此去清风笑蕨薇。双鬓难容五岳往，一帆仍向十洲归，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而钮琇《觚剩布囊焚余》则云：所著诗词，贮一布囊，悉为逻卒所焚，其遗在僧寺及民家者仅数篇，近体三首云云。案上诗意，似以钮说为近，盖非绝笔也。黄宗羲为煌言所撰墓志铭有云：“语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所谓慷慨从容，非以一身较迟速。有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未死，吾力一丝未尽，终不可已。古今成敗利钝有尽，而此不可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之移山，精卫之填海，常人藐为说铃，圣人指为血路，是故知其不可而不为，即非从容。尝闻有以公与文山相提并论者，皆吹冷焰于灰烬之中，无尺地一民之据，止凭此一线未死之人心，为之鼓荡；而形势昭然，人心不测，一旦昭然者不足制，而不测者亦从之转移，惟两公之心匪石不可转，故百死之余，愈见光彩!文山之《指南录》，公之《北征纪》，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山从镇江遁后，驰驱不过三载，公丙戌航海，甲辰就执，三渡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没，首尾十有九年。文山之经营，不过闽广一隅，公提孤军以虛喝中原，是公之所处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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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元庆《二十一史约编》以两谣合一，增为八句：“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纪监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虽系增补之辞，亦颇有趣。

[2] 两案者，即王子明冒认太子，童氏冒认结发是也。童氏之案，多以为真，而福王昧心，无论矣。或言福王原为淮上无赖子，于旧货摊获福王印，因冒充福王，故不敢与童氏晤对，恐被揭穿也。顾太子之案，史书多言其伪。考弘光元年三月，有称崇祯太子者。朝臣以为诈，下狱治之，中外藉藉。左良玉疏言：“东宫之来，吴三桂实有明验，朝廷诸臣，但知逢君，不顾大体。前者李贼逆乱，尚锡王封，何至一家，视同仇敌?明知穷究，必无别情，必欲展转诛求，遂使陛下忘屋乌之德，臣民绝委求之义。亲亲而仁民，愿陛下省之!”黄得功疏言：“东宫之来，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人臣之义谓何?王朝诸臣，谄徇者多，抗颜者少，即使明白识认，谁敢出头取祸乎?”何腾蛟疏言：“太子到京，何人奏闻?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马士英何以独知其伪?既是王昺侄孙，何人举发?内官公侯，多北来之人，何无一人确认，而泛云自供?高梦箕前后两疏，何不发抄?此事关天下万世，是非何可不慎?”袁继咸亦言：“太子移气移体，必非外间儿童所能假袭。王昺原系巨族，高阳未闻屠，岂无父兄群从，何以只身到南京?望陛下勿信偏辞，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则宇宙享荡平之福矣!”就以上数疏观之，其疑点正多。即以士英三可疑之言，谓东宫质厚凝重，此人机辩百出，更可见当验认之时，非如今史书所载之简单数语，即自认诈冒者矣。循情而论，太子何人，穆虎敢以子明诈冒。而目为奇货?及由崧西逃，百姓拥太子登极，清军得之，坐于由崧上。多铎问以磨灭太子状，由崧俯首不答。岂清军亦为王子明所蒙蔽欤?然由崧固不愿以位授人，士英亦不愿更立杀宠也。良玉东犯，谓受太子密诏，其无由哉?《鹿樵纪闻》称：当时有两太子，在北都者投周奎家，被逐，为逻卒执去，遣官辨认，皆以为真。而晋王及谢陞力证其非。京城士庶纷纷上书，为太子辨抑，且痛詈谢陞，疏上辄收系狱，而言者不已。已而东安民作乱，称太子，敕发兵剿灭，并男子“指太子”斩之。南都太子随穆虎至江宁，既送高梦箕侄高成家于杭州，将图入闽，事已太露，不得已密报马士英。福王遣二监迎之金华，翌日，杨维垣倡言驸马王昺有侄之明貌似太子。三月六日，会审于大明门，福王召刘正宗、李景濂至内殿，谕之曰：“太子若真，将何以处朕?卿等皆旧日讲官，宜细认的确。”两人解意，至谳所，少年东向倨坐，随问置对。刘正宗更多设端以诘之，少年怒曰：“汝以为王昺侄即王昺侄耳，且若辈不尝立皇考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诸臣有赧者，有怒者。士英仍复请召旧讲官方拱乾辨之，少年一见即曰：“方先生尚无恙。”拱乾不敢应，退入众后，亦不言真伪。少年出午门，有旧伴读丘致中跪持痛哭，福王闻之，立收下狱。时有钱某者，密疏请速结案，士英将从之，值左兵东下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