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经过七八十年的历程，已初步确立起来并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在历史学领域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重要地位。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也是如此。所谓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我们知道，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和人类创造出来文字以后，就有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有了史学的发展、积累和人们对这种发展、积累的认识，就有了史学史。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上，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是在变化的、发展的，进而对于这种认识的表述也是在变化的和发展的。考察这种变化和发展，在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上是很重要的，在史学史的研究上也是有意义的。在本书的主要内容展开之前，这里将首先对史学史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一些理论问题以及作者感到兴趣的一些问题，作简要的论述。

第一节 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一  “史”的含义的演变：史官、史书、史事

研究和讲述中国史学史，处处都会碰到一个“史”字，而不同时期的“史”，含义并不一样。前人如梁启超并没有十分关注这个问题，而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时，则对“史字之义”，详为考证，先后引证《说文》、江永、吴大澂、王国维诸说，又据《大戴礼记》及其注疏和黄以周之论，认为古代史官 “左史”即是“内史”，“右史”即是“大史”，以证《汉书·艺文志》所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可信，并列出详细的《古代史官表》[1]。其后刘节讲授中国史学史，专有《释史》一章，在金著的基础上进而对“史”的意义及简册制度的形成，作了考证，认为周代晚期，“出现正式的简册制度”；又据朱希祖说，认为中国古代史官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官之史，一种是书记官之史。”[2]他们的考证足以表明，“史”的古义是史官，且职掌范围很广。正如王国维所说：“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周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而为职事之称。其后三者各需专字，于是史、吏、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者谓之事。此盖出于秦汉之际，而《诗》、《书》之文尚不甚区别。”[3]这两段话，已经把“史”的本意说得很清楚了。诸家考证，大抵不出其范围。

这里所要阐明的“史”的含义的演变，是在“史”为官称尤其是史官之称的基础上，人们又如何不断赋予它以史书（史籍、史事、史学等含义的发展过程。白寿彝先生指出：“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4]这是从史学发展上明确提出了“史”的含义之演变的问题。本文将着重考察用以称作史书《史籍的“史”和用以称作史事（客观历史运动的“史”的由来。秦以前，“史”一般还是指史官。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史不绝书”，即指史官没有中断过记载之意。《论语》中有孔子所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以及后来孟子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所谓“史之阙文”、“其文则史”中的“史”也当是指史官[5]。

古人赋予“史”以史书的含义，是比较靠后的事情。“史记”一词的出现，可能是较早的对于史书的泛称，时在秦汉之际。《吕氏春秋·察传》记：“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已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在古书传抄之误上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也可能是最早出现的把“史”与“记”结合起来称作史书的例证之一。又如司马谈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6]司马迁说到孔子作《春秋》和秦的文化政策，也一再称说“史记”，他写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鲁君子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7]这里说的“史记”，即指史书而言。《汉书》所言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8]，“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9]，这里提到的“史记”也都是指史书而言。三国以后，以“史”称史书的情况多了起来。孙权自称：“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他还希望吕蒙“急读狲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吴人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10]、张温则撰有《三史略》[11]。西晋史家司马彪撰《续汉书·郡国志》，于序中说：“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12]。“三史”，是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部史书。到了晋人杜预撰《春秋左氏传序》时，文中所说的“史”、“史记”、“国史”、“旧史”等，多指史书而言，而且也确用了“史书”一词。他这样写道：“其（按指国史——引者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魏、晋以下，称“史”为史书之意或直接称说“史书”的也就逐渐多起来了。如南朝宋人范晔自称“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13]。他说的“史书”比杜预所说，视野上更开阔了。

古人赋予“史”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是更加靠后的事情。当然，人们关于史事即客观历史的观念的产生却是很久远的，当在史官、史书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从人们在远古传说中所保存的若干古史踪影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在史官、史书产生以后，人们对于史事在观念上的概括却经过更长久的年代。如果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4]，其“动”、“言”还只是所书当时之事的话；那么，“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5]，“彰往而察来”[16]，“述往事，思来者”[17]，这里说的“前言往行”、“往事”以及统称的“往”，当指史事而言。这同孟子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中“事”，是同一含义。以至到司马迁那里，凡对于史事的称说，大多还没有采用与“史”字有关的概念，而是主要用了这样一些概念：“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18]，“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9]。所谓“时事”、“行事”都是说的史事。东汉末年荀悦著《汉纪》，其所用语，仍无明显变化，他在本书前序中所说的“华夏之事”、“四夷之事”、“质之事实而不诬”、“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存焉尔”，其中“事”、“事实”、“本末”，无疑都是就史事说的；这同他在本书后序中说的“以综往事”、“综往昭来”所谓“往事”、“往”，其本意是相同的。总之，直到汉晋时期，还很少见到人们赋予“史”字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而是用“事”、“时事”、“行事”、“往事”等概念以指史事。这种情况到了盛唐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以“史”为客观历史的观念逐渐明确起来了，二是以“史事”这个概念来泛指客观历史的情况也出现了。《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在讲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相继问世后写道：“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20]联系上文所论诸家撰述由来，可知所谓“一代之史”是指一个朝代的史事即其客观历史过程。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依次叙述了历代史的撰述概况，如：“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竟从新撰者焉”，“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以及“齐史”、‘梁史”、“陈史”、“十六国史”、“元魏史”、“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高齐史”、“今之言齐史者，唯王、李二家云”，“宇文周史”、“隋史”等。这里所说的某朝史、某代史，一般都是指它们所经历的历史过程；这里所说的某家为上、某书为主，无疑都是指的历史撰述。应当说，这在史学观念上是很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步把“史”与“事”结合起来而运用“史事”这个概念，以泛指客观历史或史书所记之事。唐高宗有简择史官的诏书，其中说道：“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辑疏舛，亦恐泄漏史事。”[21]这里说的“史事”，其意已近于现今史学中所谓史事。

二  “史学”是什么?

关于“史”的含义的演变即从史官到史书、史事，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同中国古代史学的进步和人们对史学认识的不断提高相联系的。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讲到“史学”这个概念的出现、使用及其意义。中国史学产生于先秦时期，至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人们关于“史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却要晚得多，大致说来，它始于东晋十六国，其内涵则显现于唐、宋而丰富于明、清，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史学”这一概念的较早提出，很可能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史载：东晋太兴二年（319年，石勒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22]祭酒，本意指老者、长者，后转意为功高者，其后更进而转意为学宫中的领头人物，如“汉置博士，至东京，凡十四人，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谓之博士祭酒。……晋武帝咸宁四年，初立国子学，置国子祭酒一人”[23]。律学，即法律之学。晋制，设有律博士[24]；十六国时期之后秦，姚兴亦曾“立律学于长安”[25]。由此可见，石勒置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在政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举措；而“史学”立为官学之一，这在史学发展上也有重要意义。其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26]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初置总明观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27]从经、律、史到儒、玄、史、文，再到玄、儒、文、史，150年间，史学始终作为官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当时人们没有对“史学”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但它对推动史学的发展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同后来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勃兴，唐初官修史书的繁盛，史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独立科目，都有密切的关系。中晚唐之际，殷侑鉴于本朝科举取士曾有“史科”名目，而“近日已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28]于是他建议恢复史科考试，并在国子监提倡生徒攻读“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殷侑所说的“史学”，从表面上看是从科举考试方面提出来的，但他所说的有关史学的内容则是“历代史书，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世教”，却又不仅仅是从科举考试出发的，而是着眼于史书本身的社会意义。史称，殷侑任谏议大夫，“论朝廷治乱得失，前后凡八十四道”[29]，这同他关注史学是有关系的。顾炎武引用南宋倪思的话，说是“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30]倪思所言“史学”，不仅内容丰富而又有卓见，认为不论是统一时期的历史，还是分裂时期的历史，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元初胡三省称“先君笃史学”，重视史注博洽、书法义例；故胡三省“史学不敢废”[31]，承先人教诲，作《资治通鉴注》。这里说的“史学”主要是指编纂学、文献学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此后，使用“史学”这个概念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新意。元末明初陶宗仪撰《辍耕录》一书，其友人称其书说：“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核之精，拟于洪笔；论议抑扬，有伤今慨古之思；铺张盛美，为忠臣孝子之劝；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据，可览而悉。盖唐宋以来，专门史学所未让；虽周室之藏，郯子之对，有不待环辙而后知，又岂抵掌谈笑以求贤于优孟者哉!”[32]他说的“专门史学”的含义，既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历史，又包含了专精的治学之道，是对于“史学”的极恢宏的理解。到了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又有更大的发展。阮元认为：“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33]阮元所说的“史学”，一是从不同的学问领域来看待，已带有学科分类思想的含义；二是就钱大昕的史学来看，认为他“于正史、杂史，无不寻讨，订千年未正之讹”。所谓“讹”既有史事之讹，也有编纂之讹，可见其研究领域异常辽阔。钱大昕同章学诚，是中国古代赋予“史学”以最丰富的内容和最深刻的含义的史家。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书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主要都是讨论史学问题。他直接论述“史学”的地方也很多，概括其要点，主要有：第一，是关于“史学”的核心。他说：“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34]他认为“史学”的本意或核心所在是“比事属辞”、“心知其意”。“比事”是叙事，“属辞”是体例，“意”是对史事的认识和撰史的目的。这才是“古人所为史学”。章学诚否定唐宋以下史家在“史学”上的成就，显然不妥，但他对“史学”之本质的解释确是有创见的。第二，是关于史家在“史学”上的异趣。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人也。”[35]所谓“史法”，主要指史书编纂；所谓“史意”，主要是指对史事的见解和撰史的目的。史法、史意很难截然分开，不过主要倾向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第三，是关于“史学”贵在“著述成家”、“义有独断”。他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36]他还反复称赞前人的通史之作“别具心裁”、“义有独断”[37]。这涉及到史学评论的原则，即贵在有创造性。第四，是关于“史学”工作两大部门的区分。这是章学诚自谓在探讨史学问题上的重要收获，他在《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写道：“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三书》之议，同出新著，前已附致其文于足下矣。其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38]。所谓“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即指“撰述”与“记注”的区别而言。其基本论点是：“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39]这是章学诚直接论到“史学”这个范畴的很重要的论点。章学诚论“史学”，还有一些见解，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唐、宋学人从科举取士出发而论“史学”，到章学诚从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论述“史学”，“史学”这个范畴的演变及其内涵的日益丰富，透视出中国古代史学有了多么巨大的发展。

三  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最后，我们要简括地说明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这更是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史学史”这个概念被明确提出来，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这要归功于梁启超。[40]但中国史家（不限于史家的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却由来已久，有漫长的历程和丰富的内涵。80年代，曾经有过关于“中国史学史之史”的讨论，似未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因而未曾深入展开讨论。其实，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来考察的话，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它表明了中国史家的史学史意识的悠久、丰富和深刻[41]。这里，我不来重复有关的论点，而是着重从史学史意识发展的轨迹所表现出来的若干特点，讲一点新的认识。

说到史学史意识的产生，从比较明确的意义上看，班彪当为前驱。他在续《太史公书》（《史记》而作“后传”时，曾“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所论从《诗》、《书》到国史，从《春秋》到《左氏传》和《国语》，从《世本》到《战国策》，从《楚汉春秋》到《太史公书》，他都讲到了，并由此得到这样的认识：“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圣人之耳目也。”[42]可以认为，班彪的史学史意识不仅是明确的，也是比较突出的。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史传》，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新进展。本篇前一部分简述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时期的历史撰述，后一部分讨论了历史撰述同政治的关系、史书体裁的创建与演变、撰史的“实录”精神和“信史”原则，以及史家的博识和文采，它包含了对史学之历史的追寻和对史学之内涵的分析。《隋书·经籍志二》以分类为基础，考察了历史撰述的源流与存佚，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盛唐时期的刘知幾在史学史意识上具有更加突出的自觉性，《史通》以“史”和“通”连用而名书，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史之称通，其来自久。”[43]可见他是很看重这一点的。《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体》、《杂述》等篇，是互有联系的、颇具规模的史学史论著。《史官建置》于篇首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于篇末称：“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古今正史》于篇末也说：“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这都是极明确的史学史意识的表述形式。《史通》的许多篇目是论述史书的体裁、体例，而这些论述也反映出作者之历史考察的意识与方法。晚唐人马植“以文学政事为时所知”[44]，时人刘轲有《与马植书》，称：“自《史记》、班《汉》已来秉史笔者，予尽知其人矣。”于是依次列举言东汉、言国志者、言晋洛京史、言江左史者、言宋史、言齐史、言梁史、言陈史、言十六国史、言魏史、言北齐史、言后周史、言隋书、言皇家受命等，一目了然[45]。从《隋书》志、刘知幾到刘轲，可以看到唐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之清晰的轨迹。

宋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认识上的明确和撰述上的丰富。如北宋王钦若等编纂的《册府元龟》这部大类书，其卷五五四至卷五六二是为“国史部”，凡9卷14目，在分类的基础上，汇集历代修史的恒情及其异同的有关记载，而《国史部·总序》则是一篇关于历代修史制度的论纲。又如南宋高似孙撰《史略》一书，其自序称：“太史公以来，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至于老蚀半瓦，着力汗青，何止间见层出，而善序事、善裁论，比良班、马者，固有荦荦可称。然书多失传，世固少接，被诸签目，往往莫详，况有窥津涯、涉阃奥者乎!乃为网罗散佚，稽辑见闻，采菁猎奇，或标一二，仍依刘向‘七录’法，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所谓刘向“七录”，疑是刘歆《七略》之误，此书凡六卷，卷一述《史记》与研究《史记》之书，卷二述《汉书》以下至《五代史》历代正史，卷三述《东观汉记》及各种编年体史书，卷四述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目以及通史、《通鉴》等，卷五述霸史、杂史等，卷六述《山海经》、《世本》、《水经》、《竹书》等。高似孙自称此书是仿刘氏校书而作，当属于历史文献学性质。然《史略》的书名表明，这是一本关于史学之要略的书；具体说来，它是一本以分类为基本体例的史学简史[46]。稍早于高似孙的洪迈，虽未写出类似《史略》的专书，但他的史学史意识却是十分鲜明的。他写出了《历代史本末》的专篇，从诸侯国史、《春秋》、《左传》，到新旧唐、五代史，都有简括的叙述。其篇末写道：“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47]这种以答问形式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表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自觉、更加深入了。洪迈还撰有《九朝国史》、《四朝史志》的专篇[48]，可视为较早的断代史学史论纲。宋代还有一些书评家如晁公武、陈振孙、叶适等，他们在各自的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历代史书的评论，也都建立在对史学发展之认识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元、明、清三朝代有所出，至《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而成为一大总结。

清人在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在这一点上，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幾、郑樵的遗风。其可论列者甚多，而章学诚、赵翼尤为突出。章学诚论史学以理论分析见长，而他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同史学史意识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六经皆史”[49]，不仅仅是说明经史关系，也是在探索史学的源头。他阐述“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的异同，是要说记注与撰述的变化及其对史书体裁演变的影响。[50]他说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是为阐明“专门之业，别具心裁”的重要，认为“通史人文，上下千年”，本应“义例所通”[51]，“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52]这都是把史学的历史同史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阐述的。赵翼是一个有理论深度的考史学者，他的名作《廿二史札记》不仅是杰出的考史著作，而且在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自称：“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53]后人由此概括此书“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54]。从今天的史学史研究来看，这是从对史书编纂历史的考察而兼及到对客观历史的考察与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考察，是一种深层的史学史意识的反映。正如钱大昕评论此书所说：“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定曲直，不揜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这个评价，对今天的史学史研究也还是有启发的。值得注意的是，钱大昕还从北宋以前和北宋以后经与史的关系变化上，严厉地批评了重经轻史的倾向，指出：“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55]这一方面是从经与史的历史命运的不同考察了史学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则指出了重经轻史倾向的错误。钱大昕的这些话是嘉庆五年（1800年写的，40年后爆发了鸦片战争；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经学的空疏进一步暴露出来，而史学则在救亡图强的民族大义的历史潮流中发挥着作用，经受着考验，一步一步地走向近代化。这个事实证明了钱大昕从经、史地位的升降来看待史学发展确是卓见。

20世纪初年，即在钱大昕提出上述见解之后约一百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无情剖析“中国之旧史”，力倡建立“新史学”。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十多年后，梁启超作为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史学史”是一种文化专史之观念的史家，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上之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56]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此期间，已经有一些有分量的史学史著作先后问世，如德国历史学家佛特的《近代史学史》（1911年、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13年、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1915年、德国历史学家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57]由此可见，具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和深刻的史学史意识的中国史学，从20世纪初开始，在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已处在世界同行的后进地位了。

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了它的艰难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

一  史学史的性质

这里说的史学史的性质，是指史学史的本质特征而言，亦即是指它在学科上的属性。

20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对史学史作了这样的界定，他认为：

史学史既不是文学史，也不是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道德作为史等实际性质的历史，但它当然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因为历史具有不可分裂的统一性，虽则它的重点不在实际事实方面，而在史学思想方面，这才是它的固有的主题。[58]

克罗齐明确地指出：史学史“固有的主题”在于史学思想方面；它不包含史学自身的“实际性质的历史”，也就是说，它不包含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至少它的重点不在这方面。克罗齐在另一个地方更简捷地指出：“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59]。可见，他是非常强调史学史在历史学的思想史方面的特点。通观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亦曾作《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的第二编“史学史”，他正是按照历史思想史的模式勾画出了一幅欧洲“史学史”的图景。

克罗齐这样来界定史学史，是他作为哲学家来为史学史作出规范性说明的特点。他甚至把哲学史和史学史作为一对重合体看待，他说：  

就历史家而论是无法区别其历史思想和哲学思想的，二者在叙述中是浑然一体的。但是，就哲学家而论，也无法保持这种差别，因为我们都知道，或者至少在说，每一个时期都有它所特有的哲学，那是那一时期的意识，因而是它的历史，至少是它的历史萌芽；或者照我们所已说过的说，哲学和历史是重合的。如果它们是重合的，那么，哲学史和史学史也就是重合的；这一方面不仅不能与另一方面相区别，甚至也不是从属另一方面的，因为它跟另一方面是一体。[60]

读了这一段话，就不难理解克罗齐为什么要强调“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了。当然，克罗齐强调史学史应重视历史思想史方面的内容，确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史学家不论是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对史学自身的认识，都是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但是，克罗齐把史学发展过程即所谓“实际性质的历史”排斥在史学史之外，其结果将是这样的局面：“史学史”既不能说明自己的发展过程，又使对于历史思想或史学思想之历史的阐述失却“实际性质的历史”这一基础而变得难以理解。这样的“史学史”，是不健全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史学史。

本世纪20年代，当梁启超率先在中国学术界提出应写一部中国史学史时，他是把史学史同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并列，统称为“学术思想史”而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部分[61]。这就是说，史学史是“文化专史”中的“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方面。换言之，史学史是属于学术思想史的范畴。但是，从梁启超对史学史的范围的认识来看，似乎史学史又并非限于学术思想方面。他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62]梁启超对于中国史学史之范围的界定，并没有把学术思想置于重要地位，而是对史学之“实际性质的历史”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不很一致的地方，也明显地不同于克罗齐的见解。同时，梁启超还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63]从这一点出发，按照梁启超对“文化专史”的总体分类，史学史本应是“社会科学史”的一部分。不过，“社会科学史”同样也不能限制在“学术思想史”的范围内。看来，梁启超没有把学术史同学术思想史严格区别开来，故于史学史的性质未能有清晰的阐述。

不论是克罗齐强调“史学史是历史思想的历史”，还是梁启超提出史学史是“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都没有中肯地指出史学史的性质。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对史学史的性质，即它在学科上的属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门类来看，史学史自应是社会科学史的一部分；从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内涵丰富的学科来看，史学史自应是其范围内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前者近于学术史的一个部分，是以史学的历史丰富学术史的内容；后者则近于分科学术史，是对史学自身发展的反思和前瞻。

二  史学史的任务

史学史的任务，是在人们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中逐步明确起来的。在中国史学史上，关于这方面的认识，有漫长而丰富的积累，如：

——班彪的“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这是考察以往的史书。

——刘勰的《史传》追寻自“轩辕之世”而“至于晋代”的史学踪迹，并论其作用，评其得失。

——《隋书·经籍志》对史书的详细分类、考察源流，开阔了人们对史学的视野。

——刘知幾详论“古今正史”与“杂述”，以及历代“史官建置”，这是考察了历史撰述的发展和史官制度的发展。

——高似孙的《史略》在对史书分类的基础上，“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是一本有批评意识的史学简史。

——章学诚的考察史学，强调“史学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突出了对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的重视。

——赵翼在考订史书的同时，十分关注“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的思考与辨析，高度重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可见，古代史家所提出、所关注、所阐述的这些问题，已经把史学史的任务的蓝图描绘出来了。

当然，就中国史学来说，从自觉意识上提出史学史的任务，却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 20年代，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应把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作为主要的研究任务。此后，中国史家不断有所探讨、发展。30年代，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觕加铨次，以为诵说之资”[64]。金著《中国史学史》，基本上是按梁启超所提出的几个方面撰写的。同时，金毓黻认为，史料的葺录、保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也是史学史所应包含的内容，故于书中“附为叙及”。金著的贡献，是把史学史的任务更加具体化了，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突出的草创之功。 50年代，刘节讲授中国史学史，认为史学史的任务是：

史学史或史学概念一类书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学历史，要学些什么，学了以后有什么用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历史等等问题。史学概论只是重点介绍，重点说明，或发表自己的历史观点。史学史就不同了，要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要把历史家的历史哲学系统地介绍出来，而且还要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写出来，主要是写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把重点很突出地表彰一下。[65]

这是强调把“写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作为史学史的主要任务，而以历史编纂学、历史哲学、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作为重点。这就是说，史学史的任务首先要写出历史学“实际性质的历史”，同时也要写出“历史思想的历史”，而且还强调了史学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史学的用处。这一认识，比起克罗齐来有明显的区别，比起梁启超来有很大的发展。

60年代，中国史学家关于史学史的任务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如白寿彝先生提出的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的任务[66]，就是很有代表性的重要的见解。 80年代，白寿彝先生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中，对“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提出新的、系统的认识，他写道：

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我们这部书，就是以中国史学为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解，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本书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67]

跟以前的认识相比，这里突出了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对于史学的时代特点的强调，深化了关于史学发展过程的认识；对于史学成果的社会影响的强调，是把史学的社会作用作为重要问题加以考察。这两点，都是史学史的任务之核心的问题。

从以上这一简要的论述来看，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史家关于史学史的任务的探索，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深化。综合这一认识过程所得，并结合著者的认识，中国史学史的任务是：

——关于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学的时代特点或史学自身的阶段性特点。

——史官、史家与史学成果及其特点。

——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

——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

——史学发展的规律性（历史的进步与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与史学内容的逐渐丰富的一致性，不同的历史观点、史学观点的矛盾斗争促进着史学的进步，求真与致用的对立统一，史家作为一个整体总是在历史进步和史学发展中不断完善着自己等等。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上面所提出的这些史学史的任务，是从理论上着眼的；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部史学史著作在事实上都应当实现这些任务，我们只能期待它们大致上或有所侧重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第三节  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

一  史官制度的演变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这是中国素以史学发达著称于世的原因之一。据《周官》、《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史官名称甚多，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史官职责亦各有异：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曲礼上》还说：“史载笔，士载言。”所有这些不同的分工，说明史官对所记之事是有选择和有区别的。在最早的古代历史文献之一《尚书》中，有多处提到“册”与“典”。如《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和典，当是两种官文书，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不同形式的体制，其详情尚有待研究，它们同史官职掌是有关系的。《尚书》中还多处记载了“史”或“太史”的活动，如《金縢》称，“史乃册祝”；《顾命》称，“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立政》称，“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史官在这里要参与册祝、秉笔、决狱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一种神职的性质。史官的这种性质，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从确切的文献记载来看，周代的史伯是一位很有历史见识的史官。《国语·郑语》记他同郑桓公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诸侯迭兴的谈话，是先秦时期很有分量的政论和史论。周代还有一位史官叫史佚，也受到后人的推崇。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这是同西周末年以后各诸侯国国史的撰写相关联的。《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史官又有保管历史文献的职责。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董狐以秉笔直书而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孔子盛赞其“书法不隐”的精神。齐太史和南史氏也是如同董狐一样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又“以朝夕献善败”于楚君，使楚君“无忘先王之业”，而被誉为楚国一“宝”[68]。他是一位知识渊博、通晓治乱兴衰之理的史官。处在春秋末年的史墨是一位对历史变化有深刻认识的史官，他说过这样的名言：“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69]这些史官的思想和业绩，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不小的影响。又如“君举必书”[70]这样的优良传统，也是在春秋时期逐步形成的。随着各诸侯国政权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他的职责是“墨笔操牍，从君之过。”[71]晋大夫智伯有家臣名士茁，也是“以秉笔事君”[72]。秦、赵史官，又有御史之名。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秦王、赵王会于渑池。秦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瓿。”[73]秦国还有太史令之职。史载，秦太史令胡毋敬以秦篆撰《博学》七章[74]。先秦史官，名称繁多，职掌亦甚广泛，由汉至唐，又有许多变化。

汉承秦制，至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司马父子，是为西汉著名史官。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汉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著作郎八人，隶属秘书。宋、齐以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75]。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著作兼掌。北齐、北周，著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内史。

唐代，因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吴兢，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著名诗人杜牧等，都先后参与史馆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自史馆设立而以宰相监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和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兼任。

二  修史机构的发展

中国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相对说来，修史机构的出现，要晚一些；而专门的修史机构的出现就要更晚一些。据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考察，曹魏以前，历代并无稳定的修史机构。他在讲到东汉的兰台和东观时这样写道：

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著作，竟无他称。[76]

兰台和东观，都是皇家藏书处所，并非是明确的修史处所；只是为着就近于利用藏书的方便，所以兰台和东观才先后成了东汉时期的“著述之所”。

魏、晋时期，开始明确了职掌修史的机构。《晋书·职官志》简要地记载了这二情况：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徵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魏明帝时，中书省是职掌修史的机构；至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年改由秘书省职掌修史事务。这就是说，公元3世纪初，中国有了负责修史的机构，而公元292年，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代。尽管中书省和秘书省都不是专门的修史机构[77]，但修史工作在封建皇朝的组织系统中毕竟有了比较稳定的归属。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一件大事。

东晋、南朝以及北魏、北齐，均沿袭这一制度。于沿袭中也有变化和发展。南朝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这是一个变化。著作郎除有专职者外，也可有兼职者，即：“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78]这是又一个变化。南朝齐、梁、陈又设置修史学士（亦作撰史学士，这是第三个变化。北齐有时把属于秘书省管辖的著作省（或作著作局称为“史阁”或“史馆”，这是“史阁”、“史馆”名称最早的由来。北齐著名文人邢子才作诗赠史家魏收，有“冬夜直史馆”句可证[79]。这是第四个变化。上述情况，至隋及唐初没有大的变化。杜佑对于唐初以前修史机构和演变作了这样的概括：“自后汉以后，至于有隋，中间唯魏明太和中，史职隶中书，其余悉多隶秘书。大唐武德初，因隋旧制，史官属秘书省著作局。”[80]秘书省属下的著作郎“专掌史任”，顾名思义，其重在著作，在撰述。中国古代的修史机构，主要指此而言。至于记录或记注的史职即起居之官的归属是：

今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记其言、事，盖今起居之本。（原注：“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则汉《起居注》似在宫中，为女史之任。又王莽时，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傍，记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职。自魏至晋，起居注则著作掌之。其后起居，皆近侍之臣录记也，录其言行与其勋伐，历代有其职而无其官。后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宴宾客训答。后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领之。北齐有起居省。后周有外史，掌书王言及动作之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职。又有著作二人，掌缀国录，则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有叙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职，以纳言统之。至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内，乃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员，次内史舍人下。大唐贞观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于门下，置起居郎二人。[81]

这一段叙述，把唐初以前起居之职的由来、演进及其所属部门，讲得清清楚楚。据此可知：第一，起居之职跟春秋时期史官之“君举必书”的职责有历史上的渊源，两汉时期，这种起居之职很可能只限于宫中，以女官担任。第二，自魏至晋，起居之职由著作担任，其后也有以近侍之臣担任的，始终是“有其职而无其官”。第三，历史上最早设起居之官的是北魏，最早设职掌起居机构即起居省的是北齐。第四，隋及唐初，起居之官或属内史省，或属门下省。而起居之官的名称也屡改变：在北魏，称起居令史、修起居注；在隋，称起居舍人；．在唐初，称起居郎。唐初以前的修史机构及其属官大抵如此。

中国古代修史机构的发展，唐初是一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志是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皇朝正式设立史馆于禁中。从此，史馆作为官方的主要修史机构，经历宋、辽、金、元、明、清等朝，有近1300年的历史。

《唐会要·史馆上·史馆移置》记唐代史馆的设立说：“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史馆移于中书省北。曾“三为史臣”、亲历唐代史馆的刘知幾这样写道：“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馆宇华丽，酒肴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82]武则天称帝时，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故刘知幾有“鸾渚”、“凤池”之喻。通观刘知幾对史馆的看法，他的这些话，并非都是赞美之词，其中不无讥讽之意。但是，它也确实反映出了皇家对史馆的重视。

史馆建立后，为了使其能够及时地了解到各方面的重大事件、积累必要的文献，朝廷制订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明确规定了应送项目及负责报送的部门，它们是：

——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

——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

——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

——蕃夷人寇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杀伤吏人、掠虏畜产，并报。

——改变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司具所由及乐词报。

——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

——法令改变、断狱新义。刑部有即报。

——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滥。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

——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

——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

——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

——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

——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

——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以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

——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

——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

凡“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人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案；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83]。

这些“事例”，涉及到16个方面和朝廷及地方的各级军政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报送的时间，一般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报送的内容，大多作了必要的提示。同时史官也有“访知事由”并斟酌“堪入史者”之权。可见，史馆修史，是在朝廷及地方军政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并非只凭着几个史官翻书、操笔就可以“修史”的。当然，各个部门对于报送这些事例的规定是必须执行的，不能因为报送的机构是史馆而有所懈怠。只有这样，史馆的修史活动才能正常进行。否则，史馆有权上奏朝廷，提出申诉。史载：唐德宗“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馆奏：‘前件事条，虽标格式，因循不举，日月已深。伏请申明旧制，各下本司。’从之。”[84]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朝廷对于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是非常重视的。

唐代史馆修史，还有两个重要的资料来源，一是起居注，一是时政记。《旧唐书·职官志》记载说：“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这指出了起居注、时政记在修国史中的重要。但这段话对唐代史馆修史活动及材料来源的表述并不全面。据上文所述，史馆修史的材料来源是很广泛的，不限于起居注和时政记，何况撰写时政记在唐代并未成为贯彻始终的制度。

关于起居注，唐人苏冕说：“贞观中，每日仗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记注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唯奏辞见二事。其后许敬宗、李义府用权，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85]可见起居注的撰写，也是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的。为了克服这种弊端，于是有人提出宰相撰写时政记的建议。史载：“长寿二年，修时政记。先是，永徽以后，左右史唯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闻。文昌左丞姚踌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即史官疏远，无从得书。是日，遂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即宰相一人撰录，号为‘时政记’。”原注还说：“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踌始也。”[86]但是宰相撰时政记、每月送史馆的做法，并没有坚持下去。《新唐书·百官志二》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长寿中，宰相姚璹建议：仗下后，宰相一人录军国政要，为时政记，月送史馆。然率推美让善，事非其实。未几亦罢。”到了唐宪宗时，连皇帝本人也不知时政记为何物了，可见这一制度的实行是很有限的。

有唐一代的史馆，在修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是修前代史。唐太宗时期，先后撰成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和《晋书》；唐高宗时期，先后撰成了《五代史志》和《南史》、《北史》。今存《二十四史》，有8部成于唐初。第二，是修本朝实录，从高祖至武宗，历朝皇帝均有实录。第三，是修本朝国史。安史之乱以前的国史部分，先后经刘知幾、吴兢、韦述等著名史学家参与修撰，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以上这些，成了五代、北宋时期人们认识唐代历史、撰写唐代历史的主要依据，进而使今人得以再见唐代历史的辉煌。

唐代史馆修史也存在不少缺陷。刘知幾曾批评它有五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藉以众功”，旷费时日；二是史料难求，不免阙略；三是学风不正，易生忌畏；四是监修者众，无所适从；五是指授不明，遵奉无准。[87]刘知幾所批评的这些现象，在唐代史馆制度下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有的并不是在史馆的历史上都存在的。

当我们了解了唐代的修史机构以后，五代以下的修史机构就比较容易认识了。

五代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史馆修史制度并未荒废。后唐同光二年（924年，根据史馆的请求，朝廷重申“诸司送史馆事例”的要求。后晋天福六年（941年，诏命大臣修撰唐史，以宰相赵莹监修。开运二年（945年六月，“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纪、志、列传共二百二十卷，并目录一卷，都计二十帙。赐监修宰臣刘晌、修史官张昭远、直馆王伸等缯彩银器各有差。”这是第一部完整的《唐书》（即《旧唐书》。此外，后唐、后汉、后周各朝史馆在修撰本朝实录、访求图书文献方面，亦各有作为。[88]

宋朝的修史机构，部门多，变化也多。其修史机构除史馆（后分为国史院、实录院以外，还有起居院、日历所、会要所、玉牒所等。北宋神宗熙宁以前，置史馆，设修撰、直馆之职，近于唐制。神宗元丰以后，实行新的官制，于秘书省置著作局，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修日历，以秘书郎掌史馆，罢修撰、直馆之职。而秘书郎并非专职史官，这样的变化，实质上是削弱了修史机构爛只能。直到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才重新恢复了史馆修撰、检讨等史职，但史馆仍属于秘书省管辖。这是宋代史馆不同于唐代史馆之处[89]。宋高宗时期的史馆，负责修撰实录和国史。绍兴九年（1139年，为修《徽宗实录》，在史馆中设实录院。次年，因史馆未修正史，史馆并人实录院。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实录书成，诏修《三朝正史》，复置国史院，以宰臣监修。此后，实录院、国史院，各自屡有罢、复。至嘉泰二年（1202年国史院、实录院并置不废[90]。

北宋置起居院，负责修起居注，然并无专官，以他官为同修起居注，或称修注。直至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还是以谏官兼修注。元丰三年（1080年，推行新官制，改修注为起居郎（属门下省、起居舍人（属中书省，为专职侍立修注官，称“两史”。倘“两史”或阙而用资浅者，称“权侍立修注官”。起居注是史官日常侍立皇帝左右所记，定期交付著作局或史馆，以备修史之用。这一制度，沿用至南宋[91]。

日历所，“隶秘书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它先后属门下省编修院、秘书省国史院，又曾以国史院名归门下省，有修日历所、修国史日历所、国史日历所等名称。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最终隶于秘书省。其主要职责，是修撰皇帝“宝训”。

会要所，隶秘书省，“以省官通任其事”。“并令国史日历官兼”，主要职责是编修《国朝会要》。玉牒所，宋太宗淳化六年（至道元年，995年，“设局置官，诏以《皇宋玉牒》为名，建玉牒殿。”玉牒即皇室谱，属于史书一类，唐代有图谱院，隶宗正寺，设修图谱官掌修皇室谱，有时也由史官修撰。宋代的玉牒所即由此而来，设修玉牒及类谱官，亦隶宗正寺。[92]

总的来看，宋代的修史机构，主要由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互相配合，其中起居院主要是记录，实录院、国史院主要是撰述，日历所则界于二者之间。会要所、玉牒所提供的资料，也是很重要的。宋代修史机构在分工方面比较细致，然在密切配合方面似未创造出十分引入注意的经验。而国史院在修撰国史方面，甚至还存在前后不相连贯的弊端。曾在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奉命修史的洪迈在讲到北宋国史的修撰时说：

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促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缵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才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93]

北宋部分的国史，是不同的史官分段所修，或“不免烦复”、或“不相贯属”的缺陷是必然存在的。神宗命曾巩合成五朝国史，曾巩便感到非常棘手，曾三上奏札，表明困难及打算采取的做法。曾巩提到的，有“文义曲折”不合体例的问题，有原稿“漏略”需要再次寻访史实的问题，有要求颁布禁中记录以备采摭的问题等等[94]。但曾巩还是感到不好着手，最终还是辞去了神宗皇帝的这一委任[95]。“会以忧去”，是最符合曾巩的心理了。而要使九朝国史合而为一、贯串为一个整体，必然会碰到更多的困难，既有文献上的困难，更有评价上的困难。可见，北宋修史机构在修撰国史方面，是不同于唐代史馆的，后者始终是把国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故修撰上保持着国史的连贯性。

辽、金两朝都是在文明发展进程落后于中原的发展程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它们对修史也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都建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辽朝官制分北面官和南面官。其南面官采用唐制，设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其于门下省之下置起居舍人院，设专官掌修起居注；又于翰林院之下置国史院，设史官掌修国史[96]。金朝官制，于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后，遂有三省之制。正隆元年（1156年罢中书、门下两省，仅置尚书省，自省而下有院、台、府、司、寺、局、署、所。其尚书省下之右司“兼带修注官”，属下有各种译史多人。其国史院为独立的修史机构，设有各级史官《包括女真人、汉人和契丹人掌修国史及《辽史》[97]。辽、金两朝的修史机构在配合译书所翻译汉文史籍方面，在修国史及前朝史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元、明、清三朝是统一的皇朝，其修史机构都有宏大的气魄，具有逐步完备的趋势，在修史上做出了重大的成就。元、明、清三朝的主要修史机构，都与翰林院有一定的关系，这同辽朝的情况相类似。元朝设翰林兼国史院，置修撰、编修官等职，掌修史事宜。翰林兼国史院曾短时间“省并集贤院为翰林国史集贤院”，不久仍分立集贤院[98]。明朝的修史机构则由翰林院兼掌，置各级史官负责修史[99]。清入关前，修史机构系“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之一。康熙九年（1670年，废内三院而设置内阁、翰林院，各司其事。翰林院下置国史馆、起居注馆，设各级史官，修实录、史、志、起居注[100]。在历代皇朝中，清朝的修史机构，一则继承历代典制而有所损益，二则因历史内容的丰富和史学本身的发展，故其修史机构亦日臻完善，呈现出严密而灵活的状况，即有常设的修史机构，又往往开设一些临时性的修史机构[101]。这是清代官修史书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同它所建立的网络性的修史机构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专职修史机构，十分明显地经历了建立时期（唐代、发展时期（宋代、完善时期（清代几个阶段，这对史学的发展无疑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三  私人著史的成就

从史学积累和发展来看，史官的职责包含两个大的方面，此即刘知幾所谓“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第二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前者系“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者为“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这两个方面，“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102]中国史学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前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少是出于历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书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后一个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史家，有许多是不曾担任过史官职务的。换言之，史官当中固不乏优秀的史家，而优秀的史家则并非都是史官。因此要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历代都有很多并非身为史官的史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们的业绩，有不少是历代史官所不及的。这样的史家，先秦以孔子为代表。自汉迄清，代有其人，举例说来，如荀悦、袁宏、裴松之、范晔、萧子显、李百药、杜佑、王溥、刘敘、刘恕、郑樵、胡三省、马端临、王圻、王世贞、李贽、陈邦瞻、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谈迁、马骕、谷应泰、全祖望、章学诚、崔述等，皆非史官出身。他们的撰述，有许多都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第一流作品。还有一些史家，其撰述成果亦非在史官任上所得。至于数量繁多的杂史、杂传、野史、笔记、家史、谱牒，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域外记述等，它们的作者，绝大部分亦非身为史官。这些史家，是庞大的中国史家群体的极重要的部分。

史家的私人撰述不仅数量多，成就也很大，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汉纪》、《后汉纪》、《三国志注》、《后汉书》、《通典》、《唐会要》、《通志》、《资治通鉴音注》、《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弇山堂别集》、《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明儒学案》、《宋元学案》、《读通鉴论》、《日知录》、《文史通义》、《考信录》等等，不过是一部分代表性著作而已，其实际情形当远远超过这些。

这些史家成就的取得，有种种原因。出于皇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如荀悦撰《汉纪》，即因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方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103]《汉纪》一书，开编年体皇朝史的先声。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即是南朝宋文帝所命，于是“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104]补史官之失，这又是一个重要原因。史官之职，常有任非其人、“罕因才授”的弊端，这就出现了“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的现象[105]。这“蓬茨之下”的“立言之士”，即非史官身份的史家。唐人李肇撰《国史补》，即出于“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李德裕撰《次柳氏旧闻》，意在“以备史官之阙”；林恩撰《补国史》，也是以“补”国史为目的。明清之际谈迁所撰《国榷》，是这方面的杰作。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上是非常普遍的。史家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是又一个重要原因。如郑樵、马端临都推崇史学的“会通”之旨，前者继承了《史记》之纪传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通志》一书，其《通志。略》是对前人成果的重大发展；后者继承《通典》之典制体通史的传统，写出了《文献通考》一书，它在分门立目上也发展了前人的成果。又如章学诚继承了《史通》之史学批评的传统，写出了《文史通义》一书，在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另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从孔子作《春秋》、杜佑著《通典》、顾炎武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和王夫之撰《读通鉴论》，这是贯穿于先秦至明清的一个优良传统。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已可看出史家与政治及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运动的规律，它是史学发展和成果积累的基本原因。

上述种种情况，有些在历代史官当中也是存在的。而在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上，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还有一种情况，即具有史官身份的史家，其著述并非都是官修史书。例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史通》、《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名作，仍属于史家私人撰述。

中国古代史官产生出中国最早的史家，而中国古代史家却并非都是史官。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家，既包括那些没有史官身份的史家，也包括那些具有史官身份（尤其是那些作出了成就的具有史官身份的人。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辉煌的贡献。刘知幾论史家的成就和影响之高低与异同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106]他把“史之为务”划分为三个层次，反映了他的史家价值观，即首先推重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同时也看重史家的著述、思想、言论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他说的这六个人中，相传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故可以同司马迁并提。他说的周之史佚，据说是周文王、武王时的太史尹佚。《国语·周语下》记晋国大夫叔向援引史佚的言论，即“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恣。”这表明直到春秋时期，史佚还是一位很知名的史官。刘知幾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评论史家的成就及其社会历史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批评论上还是第一次。其后，从理论上对史家进行评论，代有所出；而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以才识、记诵判定史家成就、得失，这些都具有史家批评之方法论的价值。

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史家，中国史学中有丰富的评论家的理论。三千多年来，中国史家紧步中国历史的足迹，记载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留下了一部辉煌的信史。

第四节  中国史书的特点

一  记述的连续性

悠久的史官制度、日益健全的修史机构和发达的私人著史，因此，中国拥有古老而众多的史籍。梁启超认为：“中国传下来的书籍，若问哪部分多，还是史部。中国和外国不同。外国史书固不少，但与全部书籍比较，不如中国。中国至少占十之七八。”[107]数量多，这是中国史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此外，中国史书还有记述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这几个特点。

这里先说记述的连续性。

从现存的文字记载和历史典籍来看，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世本》、《竹书纪年》等，记述了先秦时期的中国历史；司马迁继承了这些成果，益以秦汉之际及汉初的历史撰述，还有实地考察所得，写出了宏伟的中国通史——《史记》；此后，或朝代史，或通史，或专史，或一方之史，或各种传记，其撰述从未间断，形成了连续不断的、有系统的、多层面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成为世界史学上绝无仅有的壮举。这首先是中国历史连续性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史家群体的贡献。

从史学的、文化的观点来看，这一记述的连续性之特点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作为制度上的保证，已如上节所述。二是有众多史家的深刻的历史意识作为思想上的保证。司马谈的临终遗言表示：对于“汉兴，海内一统”的史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108]他深为忧虑的，是“天下之史文”。司马迁继承父亲未竟之业，写出了《史记》。唐初，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建议，认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如至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他主张对于前代所缺之正史，一一修之。[109]其后，在唐太宗时，史馆修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并重修了《晋书》；唐高宗时，史馆修成《五代史志》，而史家李延寿撰成《南史》和《北史》。这成为史学上一大盛事。史书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贻鉴今古”，唐初史家对此有深刻的共识。元世祖即位不久，大臣王鹗提出撰写辽、金两朝的历史，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110]这就是说，撰写史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应因朝代的兴亡而有所改变。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元顺帝时，史臣们写出了宋、辽、金三朝历史，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撰述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像这样的鲜明的历史意识的事例，在中国史学上是屡见不鲜的。尽管不同时期的史家提出问题的根据、方式有所不同，但贯穿其间的核心思想就是撰述历史的神圣性。对于这种神圣性的认识和实践，不仅在官修史书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在私人著史过程中也表现得同样鲜明。

二  内容的丰富性

历史的进步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日益纷繁复杂的趋势；在这个趋势中，人们对社会、对自然、对人在社会和自然中的位置的认识不断提高。人们这种实践和认识的历史进程，开阔着史学家的视野，从而丰富着历史撰述的内容。

先秦时期的史书，已经涉及到政治、军事、民族、制度、地理、天文等内容；而《史记》则向人们展示出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历史进程，朝代兴衰，人物活动（上自天子、皇帝，下至工商业者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民族关系，典章制度，社会风习，朝廷与地方，内地与边区等等，构成了一幅纷繁复杂的历史长卷。从此，历史撰述为自己开辟了广宽的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经历着巨大的变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变动，各民族间的迁移和交往的变动，地主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意识形态领域经学传统地位的变动，以及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选官制度的特点，等等，使这一时期的史学呈多途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的历史撰述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它们的种类也在迅速发展。南朝梁人阮孝绪著目录书《七录》，其中“记传录”著录史书，分史书为十二部[111]。唐初史家撰《隋书·经籍志》，其史部书分为十三类。盛唐时刘知幾著《史通》，把史书分为“正史”和“杂述”两个部分，而“杂述”又包含“十品”即十类[112]。《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史通》在“正史”以外的“十品”是：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二者参照，除去名异而实同的部分，史书可以独立为类者，当有十五六类之多。

唐宋以下迄于明清，史书分类大致如此而又有所损益、变通，反映了史书内容的丰富，始终保持着长盛不衰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典制体史书的撰述来看，更可以看出历史撰述之内容不断丰富的趋势。如唐代史家杜佑著《通典》，分历代典章制度为9门；元初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则分历代典制为24门；明代中后期王圻著《续文献通考》，又分历代典制为30门。这一趋势，无疑是历史进步的产物，但这同史学家的思想、视野努力跟上这种进步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中国史学是一座巨大的宝藏，这一方面表现为史书记事的源远流长、连续不断，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史书的内容的丰富、充实。此外，中国史书的多种表现形式，也为这一宝藏增添了许多光彩。

三  形式的多样性

史书体裁的多样性也是中国史书的一个特点。

史书体裁是史书的外部表现形式。在三千年的史学史上，中国史书体裁经历着辩证的发展过程。有一种年代久远的说法，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一说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说明了史官的分工，也说明记言、记事是较早的历史记载形式。但言与事并不能截然分开，《尚书》中就包含了记事的成分；较晚出现的以记言为主的《国语》、《战国策》，也包含了不少记事的成分。中国史学上最先形成比较规范的表现形式的，是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它们按年、时、月、日时间顺序记事。《左传》记事丰赡，不仅有精彩的记言，而且也有记一件事情的始末原委的，如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的经历。晚出的编年体史书《汉纪》、《后汉纪》又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记载了许多历史人物；《资治通鉴》往往于历史人物的卒年之下，略述其生平事迹。可见，编年记事的史书，也记言，也记事件始末，也记人物，其间存在着互补的和辩证的关系。

比起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出现较晚。战国时期出现的《世本》是一种综合体的形式，它很可能是纪传体史书的前驱。司马迁的《史记》包含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是记事件、制度、人物和历史进程的综合体史书，后人称为纪传体史书，这跟它记述了朝代更迭和大量的历史人物有关。纪传体史书扩大了史书记述的范围，同时也扩大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促进了人们对于历史面貌的整体性认识，是编年体史书所不及的。这是又一层辩证发展关系。

继《史记》之后，班固撰《汉书》，“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113]纪传体史书的发展至唐初达到了全盛时期，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书撰于此时，可为明证。因此，刘知幾著《史通》总结史学发展时，开篇就从“六家”讲到“二体”，认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视班固《汉书》、荀悦《汉纪》为历史撰述的两种模式。刘知幾在详论“古今正史”的同时，又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114]他总结了“史之杂名”，凡有“十品”，认为它们是对“正史”的补充，反映了他对于史书表现形式之辩证发展的朴素的辩证认识。

中唐时期，杜佑撰《通典》巨著，从会通和分门两个方面继承、发展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写出了第一部结构严谨、规模宏大的典制体通史，从而突破了编年、纪传“二体”的格局。《通典》的巨大影响和众多续作，使典制体史书卓然而立，成为中国史书的又一种主要表现形式。《通典》从典章制度的制订、演变，探讨它对于为政得失、民族关系、社会进步、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是全面地突出了历史运动中主体与客体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历史认识上有重大意义。《史记》和《通典》都足以证明，史书体裁决不仅仅是史家对于史书表现形式的选择，它也反映着史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识。这也是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一个方面。

晋唐之际数百年间，史学家们对编年、纪传二体孰优孰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余波所及直至宋代。尊《春秋》、《左传》者，指摘司马迁改变了圣人为史之体，崇《史记》、《汉书》者，备言纪传体存在的必要。刘知幾《史通。二体》篇，分别指出编年、纪传二体的长短，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在二体孰劣孰优上持公允的态度，但他没有从理论上回答导致这场争论的原因。唐后期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一文，从理论上对史书体裁的发展提出新的认识，他指出：

古史编年，至汉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后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荡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115]

他认为编年、纪传二体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史家发挥其专长创造出来的，因而史书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指出，衡量“良史”的标准是“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达到这个标准，不论在表现形式上是纪、是传、是编年，都应当予以肯定。皇甫湜认为，纪传体史书的出现，克服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不足，有利于史书的“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因而是合理的。他还批评有些论者在史书体裁上的一味“好古”的倾向，无裨于史学的发展。《编年纪传论》之论史书体裁比起刘知幾所论，一是突出了理论上的说明，二是包含了发展的观点，是古代史学上论史书体裁的大文章。文中提出“尽事之本末”的要求，对酝酿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是有思想上的启发的。

从《春秋》、《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奠基著作问世后约三四百年，出现了纪传体史书的开创性著作《史记》；《史记》问世后约八九百年，有影响深远的典制体通史《通典》的诞生；关于编年、纪传二体的数百年的讨论而有《编年纪传论》的撰写，在《通典》与此论之后约三百余年，乃有宋代史家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的面世。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都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发展过程，历史的发展，史学的发展，史家的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交互影响，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的发展过程。

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史书所采用的几种主要体裁。编年体，在《资治通鉴》问世后，有重大的发展；纪传体，在《汉书》问世后，历代正史都仿效《史》、《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主干；典制体，《通典》问世后，续作蜂起，乃有“三通”、“九通”、“十通”的形成；纪事本末体，自《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出现了历朝纪事本末的撰写。此外，中国史书还有学案、表、图、史论、史评，而且也都有出色的成就。同时，各种不同的史书体裁在运用、发展中，存在着相互补充和综合的趋势，使各自变得更加合理，更加趋于完善。这些史书体裁，铸造了中国古代史书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显示了中国史学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当代史学发展中，它们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具有历史撰述上的借鉴价值。

第五节  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历史思想

把史学史看作是“历史思想的历史”，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但是，史学史应当把历史思想以至于历史思想史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研究，则是毋庸置疑的。

所谓历史思想或历史观念，是指人们对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思想，其基本范畴与主要问题大致有：天命与人事的关系，人意、时势、事理的作用，这些是关于历史变动的原因及探求其中内在之“理”的思想；古与今的关系，循环与变化的关系，这些是关于历史与现实之联系，以及历史是否在变动中不断进化的问题；人君、将相和其他各种人物以及民众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这是涉及杰出人物和人民群众之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还有历史鉴戒思想和多民族同源共祖的思想等等。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思想的发展，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演进的，它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发展过程。19世纪后期，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使中国原有的历史思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中国史学在历史思想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当然，这两次变革，都同中国固有的历史思想中的进步因素有直接的联系。

这里，我们将力图粗略地描绘出中国史学之历史思想发展的轨迹。“天”是先秦时期人们历史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至上之神。凡王朝兴亡、世间治乱以至人们的福祸寿夭，都由’“天命”决定。这方面的记载，在先秦的官文书和王朝颂诗等文献中，俯拾即是。“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人世间的主宰。“人”也是当时人们历史观念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过最初不是指一般的人，而是指人君。《尚书·大诰》：“天亦惟休于前宁人。”这里的“宁人”指周文王。此句意谓：上天只赞助我们的前辈文王。这是较早把“天”与“人”连在一起用以表示一种历史见解的，表明人是从属于天的。当时对一般的人只称做“民”。“民”更是受“天”的主宰，即所谓：“天生烝民”[116]，“天亦哀于四方民”[117]。后来经过西周末年的社会动荡和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人的作用被进一步肯定，“人”的涵义扩大了。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的私人历史撰述《春秋》与《左传》、《国语》，有很多地方是讲一般人的“人”了，也记载了一些人对“天命”的怀疑。《春秋》一书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重视人事的著作，它认真地记载了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它记水、旱、虫、雨雹、雷电、霜雪、地震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看待的。这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118]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在历史表述上，是先秦时期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它在历史思想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左传》记周内史的话，说“吉凶由人”[119]，记郑国大夫子产的话，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120]《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的话，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传》和《国语》都写出了大量的在历史活动中的人，写出了他们的活动、议论、风貌。这些都反映出它们在历史思想上的进步。战国以后，在历史思想领域，人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天命”史观的影响，有时甚至表现得很突出。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天命”受到怀疑，人事受到重视，已是历史思想发展中不可扼止的潮流。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重大课题，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发展上有划时代意义。他批评项羽兵败身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121]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针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发表评论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也?”这表明司马迁在历史思想上是一位对“天命”史观大胆怀疑的史家。《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真正把人作为历史中的主体来看待的伟大著作，它对历史变化的动因有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史记》在历史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二十四史》中，也有一些明显地宣扬“天命”的皇朝史，但它们毕竟都是着眼于写人在历史中的活动；其称说“天命”，固然有真诚的，但不少都是属于官样文章了。如同司马迁在历史撰述思想上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样，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提出了清除“天命”史观在历史撰述中之不良影响的任务。他断然指出：自然界的种种变化，“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122]刘知幾并不是彻底否认“天道”，但他说的“天道”显然已包含了不少属于自然现象的因素。不论属于何种情况，他认为凡属于“天道”范围者，史家应取“不复系乎人事”的态度。刘知幾从他的朴素唯物思想倾向出发，把“天道”、“人事”的关系作为历史编纂中的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其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另一位史学批评家、思想家柳宗元《773－819，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天人相分”的学说，对“天”作了物质的阐释，从根本上否定了“天”是有意志的至上神，从而也就否定了“天命”史观。他指出：“天地，大果窳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123]自司马迁提出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念表示怀疑以后，到柳宗元的上述论点，可以说是逐步把作为至上神的“天”从人们的历史观念中驱除出去的过程，这在“天”与“人”及天人之际的关系之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是历史思想发展上又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中国古代史学中，在探索“天命”与“人事”对于历史的关系时，随着对“天命”的怀疑和对“人事”的重视，便萌生了从人世间来寻求历史变动原因的思考。春秋时期的史官史墨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124]史墨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认识到，自古以来，掌管国家权力的人没有不变的，君与臣的位置没有不变的；他还用自然界的变化来证明自己的见解。史墨的这个认识，在当时来说，可谓石破天惊。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变化有深刻的认识和感受，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他只能以陵、谷的变迁来加以比附。司马迁著《史记》的主旨之一，是“通古今之变”，并且认为应当从“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事势之流，相激使然” [125]等方面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这是明确指出了社会历史的转化：变动，是人事和时势相互影响而造成的，故不足为怪。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还说到，他著《史记》上起黄帝、下至当世，“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个“理”，即主要是指“事势之流，相激使然”的真相。柳宗元和王夫之发展了以往历史思想中关于“势”、“事势”的思想，柳宗元的《封建论》对“势”有精辟的阐述，王夫之则进而提出“理”即“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126]。王夫之所说的“理”不同于司马迁说的那些具体的道理，而是指的事物自身发展的法则。要之，从“天命”到“人事”，从“事势”、“时势”到“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的“理”，这是古代史家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轨迹。从司马迁提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到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中提出“求顺于理”，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终于从具体的“理”升华到抽象的“理”，成为古代史学之历史思想中的宝贵遗产。

古代史家在探讨历史变化动因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个长期为之困惑的问题，这就是人的作用究竟占有何种位置。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与民的关系；第二个阶段，是“圣人”和“生人”的关系。《国语·郑语》记周代史伯引《泰誓》中的话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桓公六年》记季梁同随侯的对话中，说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里还是把作为人的“圣王”放在中心位置来看待的。这个思想在很长时间里占据统治地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实质上也是以此为理论的核心。在对于秦废封建而立郡县之得失的千年聚讼中，有一派意见即认为封建是“先王”之意；秦废封建是违背了“先王”之意，因而招致速亡，如曹岡《六代论》、陆机《五等论》等，都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变动的原因，许多史学家参与了论辩，在论辩中阐发了各自的历史思想。其中以李百药（565－648、柳宗元分别写的两篇《封建论》最有影响，而柳文尤为知名。柳宗元以大量的历史实事为根据，说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127]。他说的“势”既有历史趋势之意，也有客观形势之意。同时，他还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论证了郡县制之不可轻废。在柳宗元的论述中，包含了“圣人”因势制宜的思想，他并没有完全否认“圣人”’的作用。柳宗元历史思想中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即他更重视“生人之意”在历史变动中所起的作用。他明确指出，《贞符》一文是证明“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128] “受命于生人之意”，是作为“受命于天”的对立面提出来的。“生人”即“生民”，这不是一个涵义清晰的概念，但从柳宗元也使用“黎人”即“黎民”的说法来看，“生人”是包含了普通民众在内的。柳宗元把自唐初以来唐太宗君臣反复强调的“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古训理论化了。他对“生人之意”的肯定，是从隋唐之际的客观形势中概括出来的，其中包含着他朦胧地看到民众在历史变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于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还是肯定帝王将相的作用，像柳宗元那样明确地肯定“生人之意”的历史作用毕竟是少数。不过，肯定帝王将相的作用，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把历史的或现实的治乱兴衰、得失成败完全归结于个人的作用，这在古代史书中有较多的反映。另一种情况是能够注意到统治集团中不同人才所发挥出来的群体作用。如由魏徵（580－643执笔撰写的《隋书》史论，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格税栋梁，莫可弃也。” [129]这种见解，比之于把“帝王之功”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论点，是很大的进步。还有一种情况是能够注意到一定时势、环境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隋书》史论在评论李圆通、来护儿等人时指出：“圆通、护儿之辈，定和、铁杖之伦，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当其抑郁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恩，快平生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 [130]这三种情况的基本倾向，都认为历史是少数杰出人物创造的，都属于英雄史观；但其间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其中后两种观点在古代历史思想发展上有长久的传统和重要的价值。

在古代历史思想中，很早就有了关于对社会历史变化的认识。上文引史墨的言论，是很典型的例子。稍晚成书的《易·系辞》也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131]这也是解释历史变化的典型论点，那么，历史变化是循着何种走向呢?大致有三种回答：一是前进，二是循环，三是倒退。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历史进化思想是主要的，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小的影响。战国末年，邹衍把五行说罩上神秘的外衣，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他认为历史是按照五行的原理循环转移的，每一个时代受五行中的某一行支配。一个时代的帝王将兴起时，天必显示祥兆，而这种祥兆符合于支配该时代的某一行的“德”。具体说来，历史是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循环。这种论点，承认历史是按照某种秩序在变化，但它曲解了历史变化的法则，认为历史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循环。这种论点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是主张“天人感应”的。战国末年至西汉时期，历史循环论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又说：“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从这里不难看出“五德终始，，说的影子。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位朴素的历史进化论者。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秦皇朝之兴灭这样一个有重大争论的问题的看法上，他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132]又如他对于分封和郡县的认识，都能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加以分析，肯定汉代实行推恩之令，削弱诸侯，而置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呃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133]上述两件事，是西汉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十分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司马迁以朴素的历史进化的观点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不仅有历史认识的价值，也有现实的意义。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还反映在史家对于“中华”、“夷狄”之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杜佑在《通典·边防典》序中写道：“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质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他还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134]他进而从地理环境的因素阐述了“中华”和“夷狄”在文明进程上出现的差别。所谓“夷夏之防”是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杜佑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说明“中华”本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夷狄”之所以落后于“中华”则是客观上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杜佑的这些认识，同司马迁看待秦汉之际的重大政治得失一样，具有历史认识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王夫之也具有鲜明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这贯串于他的《读通鉴论》一书中。他的总的认识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135]这是着重从古今制度上指出了人们应当随着历史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治理天下的措施。王夫之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是针对邹衍、董仲舒的历史循环论而阐发的。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朴素历史进化思想的发展，往往又是在批判历史倒退论的斗争中前进的。《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在柳宗元之前即撰有《封建论》一文，他针对曹同和陆机主张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写道：以往“著述之家”，“多守常辄，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恢复分封制，无异于“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汉曹《魏之末”[136]。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人们不能从已经进步的时代倒退回去。唐初，魏徵建议唐太宗于大乱之后实行教化政策。封德彝反对说：“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魏徵反驳说：“若言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137]魏徵后来协助房玄龄监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并主编《隋书》，撰写了《隋书》史论及《梁书》、《陈书》、《北齐书》帝纪总论，对唐代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他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同当时的政治思想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李百药、魏徵、杜佑、柳宗元、王夫之等，都有共同之处。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特点。

自秦汉开始，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对于民族关系的认识，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历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杜佑的“中华”、“夷狄”论，从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方面反映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而古代史家的民族关系思想还包含有其他方面的内容。以《史》、《汉》创始的中国古代正史即《二十四史》中，几乎都涉及到多民族的历史。秦汉统一以前，《尚书》、《诗经》，尤其是《春秋》、《左传》，也写到了先秦时期各族的关系。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重视民族关系史的优良传统。而在关于民族关系问题上则有种种不同的观点。从隋唐以后的历史撰述来看，重视民族间的历史联系以至阐述多民族同源共祖的观点，是民族关系思想发展的重要趋势。西晋江统曾著《徙戎论》一文，借口遵“《春秋》之义”，即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对战国、秦汉、三国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作消极的评价，提出对内迁各族“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138]。当时有人“服其深识”。但是，客观历史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徙戎论》的主张。随着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移、斗争、融合的发展，不仅“徙戎”的主张变得荒唐可笑，就是华夷之辨也逐渐为史家所反对。隋唐之际，李大师已不满于“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修史情况，提出“编年以备南北”的撰述思想。其子李延寿后来撰成《南史》、《北史》，就是执行他的遗命，“追终先志”的成果。[139]唐高祖接受了令狐德棻（583－666的建议，下达修撰粱、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诏，诏书说：“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枋，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140]这种以诏书形式对有关六个皇朝的评价，其中包括对于鲜卑族统治者建立的北魏、北周的评价，在称谓、措词、历史地位等方面，都是作同样看待的，并且都要为它们撰写后来被称作正史的、反映其兴亡得失的一代之史。这在以往的史学中还不曾有过，它反映了唐初史学家和政治家在民族与民族关系思想上的重大发展。唐太宗时，史家们再次讨论修撰前朝史时，承认北齐魏收（505－572所撰《魏书》和隋朝魏澹所撰《魏书》的正史地位，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唐修《晋书》，对江统的《徙戎论》不取附和态度，指出：“‘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141]这是不同意把西晋之亡归咎于“戎狄”的说法。唐修《晋书》中以“载记”记十六国史事，虽不免仍有微词，但也有不少给予很高评价的地方。唐初史家在《隋书·经籍志》史部编目中，创立“霸史”一目，著录十六国史臣和其他史家所撰有关十六国史事的著作，列于正史、古史、杂史之后，居于起居注类之前。其后序称：“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举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刘知幾在《史通·称谓》篇中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他批评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的做法，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史家力图从历史事实上严肃地看待各民族历史的态度和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杜佑从地理环境的因素来说明“中华”和“夷狄”在发展上出现差别的原因，显然是不全面的。但他提出的理论上的认识，对于《徙戎论》所提出的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一类的偏见，是有力的批驳，也是古代史家民族思想和民族关系思想的重大发展。在古代史学上，有关多民族同源共祖的思想起源很早。从《史记·五帝本纪》来看，这种思想在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史记·匈奴列传》还具体指出：“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以下，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绝于史。元末，史家撰辽、金、宋三史。其中《辽史·世表》序说：“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142]，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按系辽史官称辽为轩辕后。俨志[143]晚出，盍从《周书》。”这是综合了唐、辽、元三个皇朝史家的认识，而这三个皇朝的统治者分属汉、契丹、蒙古三个民族，其认识不超出炎、黄之外，故尤其鲜明地反映出多民族之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元修辽、金、宋三史，最终决定采用“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体制，亦颇类似唐初修“六代史”之议和“五代史”之作。明代史家王圻撰《续文献通考》，上继马端临《文献通考》，起于南宋淳祐（1241－1252，下迄于明朝万历（1573－1620，并明确指出增写辽、金典章制度的必要。这都表明了古代史家在民族关系思想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也是在历史思想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此外，关于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治乱兴衰原因的认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等，也是古代历史思想领域的重要方面。

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思想领域，包含着批判意识和理性传统。19世纪以后，这种固有的批判意识和理性传统同西方传入的近代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结合，引起了中国史学在历史思想领域的两次巨大的变革。历史思想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19世纪后期，西方进化论逐步传入中国，被一些思想家所接受，并使其同中国古代变易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了历史变革思想。这是中国近代在历史观念上出现的新的变革，使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

中国古代史家论“势”和“理”，包含了深刻的历史进化观点；他们论历史阶段、国家起源、郡县制优于分封制、“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等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时，也反映出了这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这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在理论形式上还没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在具体运用上，就多数史家来说，还缺乏比较明确的自觉意识。当然，更重要的是受到历史进程本身的影响，故这种古代史学上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不可能发展到如同产生于欧洲的那样的进化论。

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进化论，是关于事物按照量的积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向前发展的理论，它包括宇宙无机物的进化、生物和社会的进化等自然历史过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和洋务企业的译书机构，对进化论有一些片断的介绍。中国思想家中，康有为、谭嗣同是较早受到进化论影响的人物，而严复则是在介绍和阐述西方进化论方面最有贡献的人物。康有为把古老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同进化论结合起来，阐说他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的历史进化理论，作为他主张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基础。他在《论语注》中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白族制而部落，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至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他一方面强调“验之万国”，一方面认为“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就是推进化之礼而为之。他在《大同书》里又说：“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这就是康有为把中国“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而形成的进化思想。同时，康有为又在这种进化思想中注入《周易》的“变通”的思想，从而把它同维新变法结合起来，提出历史必变的观点。他说：“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今日不变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144]变，是时势之必然，是国家命运所必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145]。在这里，西方进化论被赋予了中国的形式，而中国变法维新则不仅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找到历史根据，尤其是从西方进化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

康有为的进化理论包含了许多弱点。他是以尊圣、附会的方法来宣扬历史进化论的。同时，他只主张渐变，所以他宣扬的历史进化论，反映在社会思想上只主张改良，反对革命。

从历史观念的变革及其理论价值来看，严复对西方进化论的介绍和阐述，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极》、《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进化哲学的基本观点，倡言变法、救亡、自强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译述的《天演论》正式出版。《天演论》一书本是赫胥黎宣传达尔文主义的通俗读物。严复译述此书的主旨是“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146]。严复在《天演论》译述的按语里，推崇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体系》，宣传它的普遍进化理论。但严复深觉斯宾塞所谓“任天为治”的论点不妥，故译《天演论》以正其谬，强调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原则。这同“自强保种”的社会目的，是密切关联的。严复所介绍和阐述的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在讲到康有为、严复所倡言的进化论，也只是停留在“循序而进”的阶段，同康有为一样，都带有庸俗进化论的性质。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民主主义者才突破了这个局限。严复在他的著作中，还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把自黄宗羲、唐甄以来对君权的批判提高到更具有理性主义的程度。他在《辟韩》等文个激烈批驳君权神授的腐见而倡言民权思想，认为民是天下的“真主”。这些见解，在历史观念和史学批判上引发了对“君史”、“民史”的划分，即批判“君史”而倡言“民史”，也是历史观念变革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19世纪后期问世的中国史家撰写的外国著作中，尤其是在王韬的《法国志略》（1871年初撰，l890年重订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作者都以充分的历史事实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所取得的成就，都认为中国应当面对世界，改变故步自封的面貌，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给人们这样的启示：“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147]这样的历史著作，事实上已包含着进化论的思想和历史变革的思想。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上出现了较早的按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撰写的中国历史著作，这就是l904年至1906年商务印书馆分三册出版的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反映了历史撰述的新面貌。此书以章节编次，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上古以西周以前为传疑时代，春秋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以秦汉为极盛时代、魏晋南北朝为中衰时代，隋以下未及卒述。这虽是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历史著作，但它表明：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和表现形式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期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史学由此而逐渐产生了历史观念上的革命性变革。李大钊是这一革命性变革的先驱者。

1919年，他撰文对唯物史观作了概括的阐述：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如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末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现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要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在阐述了物质生活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之后，李大钊又阐述了阶级斗争理论问题，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他写道：

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者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阐述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写道：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148]

李大钊这些论述，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中国历史观念中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他的许多论著，还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另一些重要论点。他对这些基本观点和重要论点的阐述尽管在个别问题上还不很准确，但其本质和方向是确定无疑的。在李大钊之后，中国最早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二  史学思想

中国古代史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其基本范畴和主要问题是：史家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与曲笔，史之为用，史之为美，史学与经世，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史学理论是关于史学本身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史家之修养与批评的理论。它同史家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即历史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

中国古代史学历来讲求信史原则，即：“《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149]这个原则反映在史官记事的要求上，就是“书法不隐”。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因“书法不隐”而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春秋时期形成“君举必书”的传统，也是信史原则在史官记事方面的要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记鲁国曹刿的话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意谓国君所为倘不合乎法度，被史官记载下来，这叫后人怎么看待呢。北周史官柳虬说：“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故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150]这是从信史原则发展到对史官直笔的理论说明，即一是“记事”以保存信史；二是“监诫”以“彰善瘅恶，以树风声”。这本是史学的目的，但史学如果没有秉笔直书作为前提，这两个目的都不能达到。刘知幾发展了柳虬的观点，在《史通》中分别写了《直书》篇和《曲笔》篇，进一步从理论上对直笔（直书作了阐述。刘知幾的直笔论，从社会根源、史学工作和史家个人品质来分析直笔这个范畴的涵义及其实践，是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刘知幾的直笔论也有局限性。他说：“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这显然同他所阐说的“史之为务”的宗旨相悖，也同他所批评的“谀言媚主”、“曲笔阿世”的现象相近。名教在他那里成了直笔的限度。中唐时期，柳宗元为．批评韩愈写的《答刘秀才论史书》，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柳宗元的这封信，从无神论的高度批评了韩愈说的“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论点；又以史以“取信”后世的神圣职责阐明史家应坚守“直道”的必要性；还指出史家要有一种自觉的精神，不是要靠别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的。柳宗元这封信中所提出的一些见解，把刘知幾的直笔论又从理论上推进了一步，他不仅仅是从个人的“秽迹”、“恶名”来看待直笔的作用，而是真正把直笔同史以取信后世的庄严事业直接联系起来。中国史学上的“董狐笔法”，经孔子首倡、刘知幾等人的发展，成为有丰富内涵的直笔论，其影响所及直至明清。

直笔是信史的基础，但仅有直笔还是不够。因为秉笔直书一般是对当时人记当时事提出的要求，而一部信史的完成往往不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后人的俊识通才方能完成。关于这一点，刘知幾曾有很精辟的论断：“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151]当时之简，属于草创，以博闻实录为贵，而实录是其核心。后来之笔，功在经始，以俊识通才为贵，而通识是其核心。二者相须而成，乃有信史。重实录，自应提倡直笔精神；尊通识，关键在于采撰艺术。故采撰论实为信史原则的又一要义。刘知幾说：“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152]他举出《左传》、《史记》、《汉书》的作者不仅都广征博采，而且所征所采者都是“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刘知幾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采撰同“取信”。的联系，还列举了一系列在采撰上失误的事例，如“苟出异端，虚设新事”，“恢（诙谐小说，“或神鬼怪物”，“务多为美，聚博为功”，“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还有“古今路阻，视听壤隔”、“泾渭一乱，莫之能辨”等。他的结论是：“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刘知幾的采撰论，一是指出史家必须“征求异说，采摭群言”，才有可能写出名作；二是这种征求、采摭工作必须谨慎对待各种文献和“异辞疑事”。总之，不博采不能成一家之言，不慎采则必然误人歧途。只有把博采同慎采结合起来，才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在刘知幾看来，这种“后来之笔”在“俊识通才”上的要求，中心问题是鉴别文献的虚实和价值，是如何把握历史事实。采撰论提出的论点，在史学上有充分的根据。刘知幾举《左传》、《史记》、《汉书》为例，其中《史记》是最有代表性的。司马迁自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153]司马迁的自序足可用以揭示刘知幾提出采撰论的史学渊源。采撰论的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后人所继承与阐发。中晚唐时期，李肇撰《唐国史补》，他在序中阐明撰述宗旨时，把“纪事实”放在首要位置上。曾任史馆修撰的李翱作《百官行状奏》，认为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154]。宋人吴缜给“事实”下了一个定义，即“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155]。这些观点反映出史学家们在关于怎样看待历史事实方面所作的理论探索，从而丰富了采撰论的内涵。

直笔论和采撰论是信史原则的两大理论基石，其核心是求实与取信，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占有重要位置。

功用论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客观历史的鉴戒作用。《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都是说要以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作为鉴戒。人们认识到史学的这种作用也很早，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教导太子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156]韦昭注曰：“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春秋”，是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统称。楚国国史，也称为“祷杌”。春秋、世、令、语、故志、训典，是几种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历史记载。申叔时的话，包含了对于历史记载之功用的广泛认识。在史学兴起之初，人们就有这样的认识，说明史学对于政治、对于统治人物的个人修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楚国史官左史倚相，就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见解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而著称于世。根据孟子和司马迁的说法，孔子是古代史学上第一位认识到历史撰述之社会功用的史家。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57]司马迁在答壶遂所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时，引用了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58]从《春秋》记事所用的事例来看，他们的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汉初君臣是懂得历史撰述的政治功用的，刘邦命陆贾撰《新语》一书就是很突出的事例。司马迁更加明确地阐述了史学的政治功用和社会功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强调“《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的作用，指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馋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说明《春秋》中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为借鉴。第二，他认为《诗》、《书》、《春秋》、《国语》等书都有“述往事，思来者”的作用，这也是他著《史记》的主旨。第三，他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作为撰写历史的主要内容，把“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撰述的志向，这是史学家第一次表明历史撰述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自觉意识和崇高信念。东汉以后至唐初，史家论史学功用者甚多，其中东汉末年荀悦所论比较有代表性口他在《汉纪》序中论《汉纪》的内容是：“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术艺焉，有诡说焉。”这说明他对西汉史事有明确的分类。他又论《汉纪》的功用是：“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者之常训，典籍之渊林。”这虽是就《汉纪》说的，但可以看出，荀悦对史学的功用有比较开阔的认识。当然，这里说的兴、治、动、静、言、行、惩恶劝善、奖成惧败，主要还是指的政治功用，但也不限于政治方面。盛唐时，刘知幾著《史通》，进一步丰富了功用论的内容。刘知幾的新贡献在于：首先，他阐述了史学为什么具有社会功用的问题。他指出：“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159]这是从历史认识到古今联系上说明历史撰述的功用，而特别强调古代史官所起的作用。其次，他指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160]把史学的功用提到“急务”和“要道”的重要性上来认识，这还是第一次。把“生人”与“国家”同史学的关系相提并论，以前也不曾有过。唐太宗曾经说过：“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161]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卓识。刘知幾提出“史之为用”这个概念，在史学理论发展上是有特殊意义的。再次，刘知幾关于“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的论述，也包含着从理论上说明史学功用的几个方面。中唐以后，史学家经世致用思想有了明显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充实了功用论的内涵并使其具有鲜明的社会实用目的。杜佑《通典》自序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他强调历史撰述的主要目的是“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162]。李翰所作《通典》序，详论《通典》“经邦”、“致用”之旨，是阐述史学经世致用理论的大文章。杜佑的撰述旨趣，反映出他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两点是不同于前人的。第一，他突破了在史书中主要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总结治乱得失的模式，进而深入到从各种制度的兴革流变对历史上的治乱得失作全面的考察。事件、人物不能完全排除偶然的因素；而制度、政策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史学的功用，是功用论的重大发展。第二，他突破了史家历来所强调的史学对于现实社会尤其是现实政治的鉴戒作用这一认识模式，提出了以史学“经邦”、“致用”、“将施有政”这一具有直接实践作用的认识模式。朱熹认为：“杜佑可谓有志于世务者”[163]。其中道出了杜佑的史学经世思想的真谛。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是史学功用论的新发展。在杜佑之后，经宋代司马光、郑樵，元代马端临，明代王圻，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顾祖禹，直至清中叶龚自珍，都在这方面有理论上的建树。其中，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叙论四》对资、治、通、鉴之涵义的阐释，从历史认识上进一步说明了史学何以有功用，何以可经世。他认为史学具有的功用是：“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王夫之的许多论述，多具有思辨的色彩，这是刘知幾当时所不可能达到的理论高度。中国古代史学之功用论的发展，至龚自珍提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164]的命题而达到理论上的高峰。这个命题明快地表述了“史”与“道”的关系：道以史为基础，史以道为目的。无史无以言道，无道则史亦无用。这还可进一步理解为：史之为用，不应拘于一事一物，而应从明于道人手；道之为言，不应只是空论泛说，尤其是重大的道理，必先致力于史学才能获得。

史家修养论在古代史学理论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论史家修养的人很多，而所论基本范畴则源于孟子所概括的事、文、义。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艾则丘窃取之矣’。”[165]他从历史的变化讲到春秋时期国史的发展，其中重点是论孔子所作的《春秋》。孟子认为，一般的国史所记之事不过是齐桓、晋文之类，其表述是记载历史的笔法，只有孔子的《春秋》继承了《诗》中所包含的大义。战国以后，史学上讨论史家修养或史学批评一般都要涉及到史事、文采、见识这三个方面。大凡有成就的史家，不仅重视史事与文采，而尤其重视历史见识方面的修养。在这方面，《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有很强的自觉意识。他撰《后汉书》，于序、论上尤下功夫。他自谓：“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即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从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166]范晔对自己所撰的序、论、赞的评价，或扬之过高；但他的序与论，确是上乘之作，他强调“精意深旨”，正表明他对于历史见识方面修养的重视。他对“赞”的自我评价，说明他也十分重视文采。在史事的“整理”上，他认为与《汉书》相比“未必愧也”。他还重视史例，说：“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从这些方面来看，范晔在史家的自我修养方面有很高的自觉性，也有很深的造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惜他的“纪传例”已不存，难以窥其全貌了。《文心雕龙》一书虽出于文学评论家刘勰之手笔，。但其中的《史传》篇却是较早讨论史学理论的专文。《史传》篇涉及到史学理论的几个方面，其文末赞语说：“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这几句话可以依次概括为体、事、义、文、直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不是指一个史家说的，可以看作是对史学的综合评论，也可以看作是关于史家修养的综合性概括。

在唐代史学中，史家修养被作为一个明确的问题提出来。这方面的主要理论和著作主要有：《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唐高宗《简择史官诏》、刘知幾论史家须有“三长”、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等。《隋书·经籍志》史部大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畫畫”。其中“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两句，分别出于《礼记》中的《曲礼》和《经解》两篇。《隋志》作者用这两句话作为对史家修养的总要求，可谓卓见。所谓“博闻强识”，主要是对史家在知识上的要求，包括广博的见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积累；所谓“疏通知远”，着重于对史家在历史知识运用上的要求，包括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历史发展动向的见识。所谓“识也”、“察也”、“达也”，则是这两个方面要求的具体表现形式。所谓“书美”、“记恶”云云，是对史家在工作上和成果上的要求。《隋志》作者说的是古，然而寄托于今，反映出他们的史家修养观。唐高宗《简择史官诏》提出要求说：“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167]其中所谓“业量该通”，概括了《隋志》说的“博闻强识，疏通知远”；所谓“操履贞白”、“谠正有闻”，是对史家在德行上的要求，否则不能确保国史的“典实”。后者正是这篇诏书在史家修养论上的价值所在，它明确地提出了史家不能不注重自身的德操修养。刘知幾的史家须有“三长”说，是在他答友人问中加以阐述。《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根櫓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复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刘知幾首次提出“史才须有三长”的说法，这是他在史家修养论上的理论贡献。他说的“学”，主要指丰富的历史知识；他说的“才”，主要指撰述能力；他说的“识”，包含器局和正直两个方面。才、学、识三个范畴的提出，其理论价值不止是在史家修养方面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规范，它实际上是涵盖了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方面。史学理论中的直笔论、采撰论、功用论，以及史学批评论，都离不开才、学、识这些范畴。在刘知幾以后的千余年中，几乎所有的史家修养论者只能对其作某些引申和发挥，而无法重建另外的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同时，才、学、识之史家“三长”说的理论影响，还超出了史学的范围而波及于文学。清代诗歌评论家袁枚认为：“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168]可见史学之外，刘知幾亦有知音。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说同他的直笔论一样，也有过于严峻之嫌。所谓“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不仅不符合中国古代史学的实际，也不符合他在《史通》中所首肯的一大批优秀史家。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一文所强调的是史家的责任感和“直道”精神，自可视为史家修养论看待。

宋代以下，在史家修养论方面所可称道者，一是宋代曾巩，二是清代章学诚。曾巩曾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修撰等职，参与过一些校正前史的工作，并为此撰写了有关序录，反映出他的史学见解。《南齐书目录序》[169]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史家修养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它同史学是否能真正发挥出其社会作用联系起来看待的。社会为什么需要史学?他认为：“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史学之种种成果乃是前人历史经验教训、可为后人借鉴的载体。这同刘知幾说的“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的道理是一样的。而曾巩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指出了这种载体可能会有负社会之所托的种种原因，即：“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他说的意、实、理、辞这几个方面的要求，前人都提到过，但像他这样作综合的表述，还不多见。曾巩进而从正面论到他对“良史”的见解，说：“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里他又提出明、道、智、文四个概念，可分别理解为为史之明、为史之道、为史之智、为史之文等几个方面的要求。这就是他的史家修养论的基本见解。结合刘知幾的才、学、识“三长”来看，曾巩说的意、理、智，都属于史识范围；实、明，当属于史学范围；辞、文含义相近，属于史才范围。他说的“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有超出才、学、识“三长”的地方，这是中唐以来史学经世思想发展的反映。因此，曾巩提出的“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的命题，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曾巩的史家修养论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的：“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170]他把“良史”提高到“天下之材”的高度上来认识和要求，从而超出了仅仅从史学范围来讨论史家修养问题，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曾巩的史家修养论中包含有对史家品质上的要求，但他没有像前人那样提得明确。章学诚在史家修养论方面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他明确地提出了“史德”这个极重要的范畴，并对其作了比较深入的阐释；二是他对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三长”说作了理论的说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的《书教》、《文德》、《史德》、《妇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多次论及才、学、识。他说：“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171]又说：“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172]表明他是肯定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说的理论价值的。他还对才、学、识三者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说明，而尤其强调史识的重要。刘知幾只讲了才与学的关系，章学诚发展了他的观点，同时又指出：“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于是他进而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173]显然，章学诚对刘知幾的“三长”多少有些误解。第一，刘知幾说的才、学、识并不限于记诵、辞采、击断，《史通》所论可为明证。第二，刘知幾论史识，强调“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以及他的直笔论，都包含着对史家在德行上的要求，足见他并非不重史德。尽管如此，章学诚明确提出“史德”这个范畴，作为对才、学、识三个范畴的补充，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他说史德是“著书者之心术”，那么“心术”又作何理解呢?章学诚解释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174]他讲的“天”，就是历史的客观性，而“人”就是史家的主观性，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说不要用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历史的真实面貌。章学诚的看法还包含辩证的因素，这就是完全做到反映历史的真实即“尽其天”和完全做到排除史家的主观好恶即“不益以人”。这些要求都是极难达到的，但如若史家懂得这个道理并努力去做，也就称得上“著书者之心术”即具有史德了。那么有没有判断“心术”的标准呢?章学诚认为，“心术”是通过“文辞”表现出来的，因而由文辞可推知史家之心术，由心术而判断其德之高下。他进而又认为，“气”和“情”是审视辞的两个方面，“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而“气贵于平”，“情贵于正”，都在平时的修养，即“心术贵于养也”。如若“气失”，则宕，则激，则骄；“情失”，则流，则离，则偏。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故“心术不可不慎也”。这是章学诚对史德、心术、文辞所作的哲学思考。刘知幾用列举实例的方法以揭示“正直”与“不直”的区别；章学诚是用推理的方法，从理性的高度来揭示“心术”之正与不正的区别，这显示出章学诚在理论上确有超出刘知幾的地方。但刘知幾论“正直”与“不直”时，是从社会根源讲起；章学诚分析心术则视为史家的内省功夫，在这一点上章学诚也有不及刘知幾的地方。章学诚同刘知幾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也未能摆脱“名教”的桎梏。其《史德》篇以三分之一的文字来证明《离骚》与《史记》“皆不背于名教”，连《史记》中所可能反映出来的任何一点批判精神都加以否认，这不免又使他的“史德”论的理性之光多少带有一点暗淡的色彩。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史学批评论。史学批评反映了社会对史学的评价和要求，也是史学自身批判、继承、发展的一种机制，故史学批评论实为史学理论的重要方面之一。从史学初具雏形起，就有史学批评的萌生。孔子评论董狐、《左传》评论《春秋》是这一萌生的最早标志。孔子曾评论董狐书法。《左传》前后有两处评论《春秋》，一处是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另一处是昭公三十一年：“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这两处评论都包含三层意思，前两层意思是相近的，一是指出了《春秋》表述上的特点，二是指出了《春秋》的“惩恶劝善”的社会作用。第三层意思略有不同，前者是称道了《春秋》的作用，后者是说《春秋》受到了有社会身份的人们的重视。综观这两段话对《春秋》的评论，至少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至晚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史家已有了史学批评的意识。不过这种意识发展到自觉的阶段，当以司马迁的史学批评思想为标志。司马迁跟先秦史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从史学发展的观点上来评论《春秋》和其他史籍的。他在《史记》的《三代世表》序、《十二诸侯年表》序、《匈奴列传》后论、《儒林列传》序、《太史公自序》以及《孔子世家》中，多次讲到《春秋》，论及《春秋》所记史事比《尚书》详细、《春秋》的内容和思想、它在史事处理上和文字表述上的特点、它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他还庄严地表示要执行先人的遗言：“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春秋》是他在历史撰述方面追求的崇高目标。这种从史学发展上对于《春秋》的全面评论，反映出他的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在《史记》其他各篇的序及后论中对先秦其他史籍的评论，也同样反映出他的这种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此后，有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于史籍多有评论。有班彪、班固父子因《史记》而著《汉书》，故对《史记》多有评论。二刘、二班在史学批评上对后世都有较大的影响。可以说从司马迁到班固，中国古代史学进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脱离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泱泱大国，史学批评也有明显的发展。其一，此时出现了评论历史专书的著作，如谯周《古史考》、刘宝《汉书驳议》、徐众《三国志评》，它们分别是关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的评论。其二，此时出现了一些史学评论的专篇，而以《文心雕龙》的《史传》最为知名。而当着史家能够像司马迁那样对以往的历史著作提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又写出了史学评论的专书，这是到盛唐刘知幾撰《史通》时才实现的。《史通》以史家、史书、史学功用、撰史原则、表述方法、史学评价标准等为研究对象，是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在史学理论发展上走向成熟的里程碑。自两宋以下迄于明清，史学批评有了广泛的发展，史学家、史学批评家、历史文献学家关于史学批评的专书代有所出，其专文则不胜枚举，而《文史通义》则代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史学批评论的基本范围和主要问题多与历史思想、史学理论相关联，但因其着眼于评论，故在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方面有其自身的要求和特点。举其要者，如：直书，曲笔，这是评史家作史态度；采撰的得与失，这是评论如何对待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史法，史意，这是关于历史撰述的形式、内容和思想的评论；天，人，天人之际，人意，时势，事理，这是涉及评论史家对于历史变动原因之认识的一些范畴；会通，断代，这是关于史家之两种历史视野的评论；史学中的审美意识，这是关于史书体裁、体例和文字表述艺术性的评论；心术，名教，这是关于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的两个基本范畴；事实，文采，褒贬，这是史学批评中一般经常遇到的几个范畴；此外，还有史家批评论的原则和方法，比较在史学批评中的作用，史学批评中的“知人论世”，史学批评辩证法则的运用，史学批评的误区，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等问题。史学批评是史学自身反省的理论和方法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及其在理论上的积累，是中国古代史学内在活力的一种表现。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史通》和《文史通义》最享有盛名。刘知幾自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为商略者远矣，其为发明者多矣。”[175]唯其如此，他希望“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史通》在当时就获得了知音，著名学者徐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176]千年之后，章学诚论《史通》的命运和作用说：“其卓识不磨，史家阴用其法；其论锋可畏，故人多阳毁其书。”[177]徐、章之论，说明了《史通》在当时和此后千余年中的作用。章学诚亦自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178]他希望“百年而后，能有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179]。《文史通义》晚出，不像《史通》经历了千余年的史学检验。但章学诚所说“百年而后”云云，却被他言中。他死于嘉庆六年（1801年，而至20世纪初，《文史通义》不独为中国史坛所重，而且已跻身于世界史学名著之林。上述二例，足以证明史学批评对于史学发展的重要。

第六节  史学和社会

一  社会历史的演进与史学的发展

学习和研究史学史，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增强对于社会历史的责任感，自觉地投身于社会历史前进的潮流。

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认识史学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史学的归宿。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

首先，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待社会的变化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180]这话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周王的事业衰落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春秋》。孟子还说，《春秋》一类的书，写的是关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的事了。在孟子看来，周王室兴盛的时代，是《诗》的时代；周王室衰落了，霸主迭起的时代，便是《春秋》的时代了。这是指出了时代的变化及其特征，影响到《诗》之亡、《春秋》之兴。

那么，在孟子时代，《诗》意味着什么呢?从《孟子》一书来看，它讲到《诗》的地方有43处，大多为孟子所引用。其中，有的是借以来阐发孟子的伦理思想、道德原则的，而比较多的征引都是为了说明历史，强调以历史为借鉴，进而表明孟子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以《孟子·梁惠王》为例，孟子见梁惠王，谈话刚开始，孟子就引用《诗·大雅·灵台》的诗句，用来说明如下的重要道理：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这是讽刺梁惠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以为乐的情景。

当齐宣王自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时，孟子引用《诗·大雅·皇矣》说：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还称赞“武王之勇”，说是“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同时又尖锐地指出：“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从《诗》、《书》论到文王、武王之勇，是针对齐宣王所谓“寡人好勇”而说的，希望他不要成为“匹夫之勇”。当齐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时，孟子引用了《诗·大雅·公刘》的诗句，然后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还针对齐宣王的“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说法，引用《诗·大雅·丝》的诗句，指出：古公亶父的时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通观孟子同梁惠王、齐宣王的谈话，他引用《诗》来说明历史、引导现实，包含了西周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人和事。由此我们可以体察到，孟子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深刻含义：这是一个时代的衰落，以及反映这个时代之历史的表现形式的衰落。

《国语·楚语上》记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其中谈到“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三国韦昭注云：“导，开也。显德，谓若成汤、文、武、周、邵、僖公之属，诸诗所美者也。”这是春秋时期人们的认识，它也是揭示了诗同历史的关系。孔子对他的学生们强调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81]在孔子看来，诗的内容是非常广泛、非常重要的。孟子处在孔子作《春秋》之后，他把《诗》与《春秋》联系起来考察、比较，因而更加强调了《诗》同历史的联系。清人章学诚继承、发展前人的认识，提出“六经皆史”的论点，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82]，其中关于《诗》的认识，当与孟子的见解有历史上的渊源。

其次，是从近期的历史发展来说明社会同史学的关系。这一点，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很明确的认识。他临终之前同司马迁的谈话，特别使他引为遗恨的是：“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83]这几句话，前半部分是讲的社会的变化，后半部分是讲的应把这个变化记载下来，写成史文。简言之，司马谈所说的史文，就是反映“汉兴”的历史。这种把史书看作是社会历史的反映的思想，在中国史学上是很丰富的。

例如，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指出：

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

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枋：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184]

这篇诏书，主要是说明撰写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它在说明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时，正是以这些朝代的历史为出发点。

又如，元初大臣王鹗上书世祖忽必烈说：

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185]

这段话也是讲的修史的重要，其前提则是“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的历史。唐初先后写出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和《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正史，元末则写出《宋史》、《辽史》、《金史》，这同他们对有关时期的客观历史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再次，是从历史上的重大变动来说明社会同史学的关系。关于这一点，《隋书·经籍志二》的“霸史”篇小序颇具代表性。它这样写道： 

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宇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釆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

这里，作者指出了十六国的兴起、存亡这一重大事变，是“霸史”即“诸国记注”出现的原因。所谓“霸史”，在当时人看来，是大不同于“正史”的；但作为正史之一的唐修《晋书》，却在“载记”中大量吸收了“霸史”的资料，可见十六国的兴起、存亡之影响史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

再其次，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习来看社会与史学的关系。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习会影响到史学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史学的特点。《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篇小序指出：

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其为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

贵本望而重谱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的盛行给史学以深刻的影响，那就是谱系之学的发展，并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中占据一类。其遗风余韵，至唐盛世而未减。宋人郑樵指出：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186]

郑樵所指出的这一历史现象，包含了两种辩证关系：一是门阀风气与谱系之学的相互关系，一是社会风气之变化与史学现象之变化的相互关系。

总之，一定的社会条件必然影响到史学的发展、面貌、特点，这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所列举的，是几个重要的方面。这一点，是我们认识社会与史学之关系的基本理论。只有把握了这个基本理论，我们才能够深入地揭示史学的社会作用。

二  史学的社会作用

如上所述，一定的社会条件创造了一定的史学。但是，史学对于社会的反映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这就是说，史学既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反映，但它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这就是史学的社会作用。

史学的社会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由于时代的特点与史学自身的特点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在诸种表现形式中有一些表现形式更为突出。这里所说的，是史学的社会作用所固有的、一般的表现形式。它们是：

第一，史学与认识历史。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种种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关于这一点，春秋时期的人们在思想上已有深刻认识，在实践上也有许多体验。人们认识到通过学习“故志”即记载前世成败之书，可以知道历史上的“废兴”而引为“戒惧”[187]。孔子在回答学生所提问题时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188]他还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89]孔子的这两段话，充分说明了“文献”（包括历史记载和贤人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方面的重要意义。南朝人刘勰关于这个问题提出了概括性的认识，他指出：“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190] “开辟草昧”的荒远时代自然尚无文字记载；但在人类创造了文字以后，“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却是毫无疑义的。其后，唐人刘知幾把这一认识进一步发挥了，他写道：假如“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过去的人与事“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反之，“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191]刘知幾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世无竹帛”与“竹帛长存”给予人们的认识带来的两种结果，并且特别强调了后人之所以能够“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在时空上极大地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和心智的重要，是很深刻地道出了史学的本质属性。杰出的政治家唐太宗从亲身的政治生涯中深切地认识到史学的重要，他在论到修史事宜的时候慨然说道：

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铨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192]

唐太宗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193]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思想，同他对史学的上述本质属性的认识是密切联系的。

以上这些认识，包含了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一种是着眼“居今识古”，即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另一种是强调“思齐”和“内自省”，即客观历史通过史学而对后人产生启迪和教育作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认识历史，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受到教育的基础，而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受到教育则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中，史学都处于关键的位置；离开了史学，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是不可能被提出来的，即使提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

总之，不论是认识历史，还是历史教育，都不能离开史学；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人们的史学活动，是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历史活动的一种形式，它因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而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处于重要的位置。

第二，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反映在许多方面，而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从政治决策看：《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同旧贵族关于是否变法的激烈辩论，其中商鞅的历史见解以及他运用这种见解来说明秦国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于秦孝公毅然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的政治决策，有重要的作用。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命名曰《新语》[194]。《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历史证明，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是有成效的。唐初，李世民为秦王时，即时时同虞世南“共观经史”，“商略古今”，这对李世民即位后“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在决策上是有所裨益的。《旧唐书·虞世南传》记：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对于唐太宗来说，在“共观经史”、“商略古今”中得到的“多所补益”，自非一般问题，当是“帝王为政得失”的大事，且与“贞观之治”有极密切的关系。从比较广泛的范围来看，唐初统治集团的政治活动与史学活动也是有极密切的关系的。唐初所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多是大臣参与而由宰相监修。其中，尤其是《隋书》的史论，多由魏徵撰写，对于隋朝的兴亡原因及其与秦朝的比较，多有深思宏论。这些，对于“贞观之治”中的决策必也有深刻的影响。正像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修成时，唐太宗勉励史臣们所说的：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195]

所谓“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这是从政治得失中得到的启示，也是从史学对于政治决策的作用中得到的启示，因而具有丰富的内涵。

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上面说到的政治决策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历史经验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它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表现。如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96]这里有历史的考察，也有哲学的思考，以及对于社会命运的关注。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下各部“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隋书》、两《唐书》、《明史》等，在描述历史、总结经验这两个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又如同司马迁并称“两司马”的司马光，其所主编之《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人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97]。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并对所谓“资”、“治”、“通”、“鉴”作了精辟的说明[198]。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199]，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200]，“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201]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宋代范祖禹的《唐鉴》、王夫之的《宋论》，以及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史学所蕴含的历史智慧宝库的幽深博大。

从忧患意识来看：孟子在讲到治国、做人时指出：“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202]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作了很好的总结，他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203]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孔子、司马迁、杜佑、司马光、王夫之等这些古代大史家，无一不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近代以来，如魏源、张穆、何秋涛、姚莹、王韬、夏燮、黄遵宪、梁启超、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亦莫不若是；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则更是如此。近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近代救亡图强爱国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之一。“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如同郭沫若所说，即使是“风雨如晦”之际，也正是“鸡鸣不已”之时[204]。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第三，史学与文化发展。史学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也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条件。但是，史学因其自身的特点，它也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史学与文化积累的关系上。从狭义的文化观念来看，史学的每一进步，都为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成果，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史书到《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著录的史书，可以看到这种成果积累的趋势。然而，我们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从广义的文化观念来看，史学所反映的内容，无不与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所反映的内容，已远远超出史学（作为狭义的文化之一部分的史学的范围，而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科技、文化（狭义的文化、教育等等，并成为这些方面演进的记录和载体。举例说来，《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诸书，是史学对文化（狭义的文化的丰富；而作为史学著作的《隋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却远远超出了史学自身的范围，使人们对隋代的文化（广义的文化现象、文明进程有深入认识和研究的可能。可见，史学在文化积累方面肩负着双重任务。所谓积累，在文献资料、历史过程、思想遗产等各个领域，都是十分丰富的。

其次，表现在史学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关系上。史学所提供的历史知识，所积累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资料，对促进思想家的思考、文学家的诗文的创作、科学家的发明，都有重要的价值。从先秦诸子以下，不少思想家于历史知识的分析、运用中阐述着自己的思想；唐代以下，历代诗人的“咏史”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家们（如天文学家、数学家、农学家等利用科学史积累的资料撰述他们的宏篇巨制等等。这都可以看作是史学对较高层次文化发展的影响。同时，史学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对大众文化的发展的影响更为突出。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从敦煌变文到宋元话本可以看得十分了然。变文取材于佛经故事、民间传说，也取材于历史传记。从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先生合编的《敦煌变文集》（上下集[205]所见，前三卷所收93种变文均为历史故事，按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对话体编次。这种以历史故事为内容的变文，有的直接取材于正史传记而铺张以民间传说，又益以唱词，连缀成篇，很是生动。如《伍子胥文》、《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一卷》、《李陵变文》、《韩擒虎话本》等，都与有关正史传记有密切的关联。历史题材成为俗讲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俗讲既有史实为依据，又有文学的创作成分，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唐代讲唱变文一类的话本不限于寺院道观，民间也很流行，并为当时人民所喜爱。时人赵璘《因话录》和段安《乐府杂录》都提到俗讲大师文淑的故事，说他讲唱时“其声宛扬，感动里人”，“听者填咽寺舍”。唐末诗人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一首，诗云：“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渍。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206]诗里说的“清词堪叹九秋文”，指讲唱者持有的话本；“画卷开时塞外云”，指讲唱之际随时还有图画展开，以增添讲唱内容的形象色彩。这样的讲唱，在民间自然会受到欢迎。这首诗还证明，在唐代也有女讲唱者的表演，可以证明讲唱变文的普遍。宋元话本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得以发展起来[207]。宋元话本，是说话人的本子。事实上，不论是说话人，还是话本，在唐代都已经出现了。安史之乱中，在官军恢复长安后，唐玄宗从四川回到长安，虽是做着太上皇，但政治上的失落感却使他异常抑郁。史载：“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蘿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208]说话和转变（说唱变文并列，足见说话已很流行。至于话本，上面说到的《韩擒虎话本》，有人也认为就是唐代的话本。话本与变文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证明，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从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来看，话本与变文中都有关于历史题材的内容，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但话本中历史题材的内容更丰富了，以致于有“讲史”（或称“演史”的专称，这是它们不同的地方，说明了史学影响通俗文学趋势的加强。北宋京城中，以讲史著称的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也有以专讲一部话本出名的，如霍四究说《三分》（即《三国志》、尹常卖说《五代史》[209]。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记当时?说三国”的影响极为生动，他写道：“王彭尝云，途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听古话。至说三国者，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关于三国的讲史，已真正深入到大众之中了。南宋时，讲史又有新发展，有人记载当时临安（今杭州的讲史盛况说：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尔。[210]

在这段文字中，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是讲史的范围扩大了，甚至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其取材多据《资治通鉴》，汉、唐史书，同时出现了像王六大夫这样“讲诸史俱通”的名家。二是《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南宋时即为说话人所采用，说明它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资治通鉴》部帙太大，不能广泛流传，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三是讲史人和大众很关注本朝史事，所以《中兴名将传》能够赢得“听者纷纷”。四是讲史人中的女性占了相当的数量，以致出现了像张小娘子、宋小娘子这样有名的讲史艺人。从事讲史的说话人，多称作书生、进士、宣教，还有称作官人、万卷的，或许这都是大众送给他们的雅号以致反倒埋没了真实的名字。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当史学通过说话（讲史人和社会大众结合起来的时候，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从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讲史在元代也很流行。元末杭州城里有个叫胡仲彬的人，兄妹都是“演说野史”的[211]。同宋代一样，这时女性讲史也很活跃。明人杨维桢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记下了这位朱女士讲史的风采。朱桂英女士擅长于讲三国、五代故事，也能讲北宋末年故事，她能讲得“座客倾耳”[212]，足见其说话艺术甚高。胡仲彬兄妹原在杭城讲史，朱桂英女士又是钱塘人，这或许可以说明元代讲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南宋临安讲史之盛的遗风吧。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或称评话，它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这跟变文中的历史故事多以单篇存在有所不同。今存元代刻本《全相平话》，当是平话系列的汇刻本，可惜现在所见到的只有5种了。它们是：《武王伐纣书（吕望兴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三国志》[213]。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宋元话本的平话，或取材于历代正史，或采撷于稗官野史，它们所说的历史故事、兴废争战，都跟史学有一定的渊源，但变文和平话都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它们包含了许多民间传说和变文说唱者与讲史艺人的虚构、想象及创作。因此，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平话，都是与历史著作有关的文学作品；变文说唱者和讲史艺人的活动，也都是跟史学活动有关的艺术活动。从这里，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史学是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促进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至于平话成为演义小说的前驱，许多历史故事被搬上了戏曲舞台，也都渗透着史学对大众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史学对蒙学读物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它促进大众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白唐宋以下，涌现出一批蒙学读物。这类读物，一方面是“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214]的教材，一方面也是市井百姓借以粗知历史文化知识的读本。唐人李翰所撰《蒙求》，通常被看作是较早的蒙学读物。该书采辑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编写成四言韵文，现存本共2484字，621句，读来琅琅上口，流传甚广。此后，有许多以“蒙求”命名的蒙学读物问世，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蒙学读物的发展中，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存传统蒙学读物，数量不小。其中北宋王令所编《十七史蒙求》、南宋王应麟所编《三字经》、明代程登吉所编《幼学琼林》是三部影响较大的蒙学读物。《十七史蒙求》主要取材于“十七史”。“十七史”，是宋朝人对反映宋朝以前历代史事的正史的统称。然而此书在取材上，实已超出“十七史”的范围，还涉及到《左传》、《国语》、谢承《后汉书》和《东观汉记》等。《十七史蒙求》的编写方法是：“其间圣君、贤相、忠臣、义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妇功业事实，以类纂集，参为对偶，联以音韵……以资记诵，讨论。”[215]这同李翰《蒙求》在编写方法上大致相似，全书共16卷，比李翰《蒙求》丰富多了。所谓“参为对偶，联以音韵”，是每四字一句，揭示一则历史人物的故事，并使上下两句成对，便于阅读、记诵。《十七史蒙求》所作的启蒙教育，并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它包含了深刻的价值观教育。从全书来看，还多有关于历史观、伦理观、道德观方面的内容，它们都寓于具体的历史人物故事之中。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编著，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又在《十七史蒙求》之上。它以三字韵文写成，明清学人不断有注释、增补，至1928年有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重订三字经》行于世。以清初王相《三字经训诂》计，《三字经》的原文只有1128字，但它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晚清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序说：“世之欲观古今者，玩其词，习其义，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之缘由，以及古圣昔贤由困而亨、自贱而贵，缕晰详明，了如指掌。”这当然是指他的注本说的，但于此也可看出他对《三字经》内容的概括即“一部袖里‘通鉴纲目’”，是有其道理的。《三字经》从人性、教育讲起，然后依次讲到自然、社会、人伦、经籍、历史，最后讲历史人物发愤读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关于历史，作者用了20句240字，概括了自传说中的“三皇”、“二帝”至元朝统一的历史进程。王应麟是南宋末年人，入元后生活了17年，他只能把历史写到这里为止。章太炎的重订本把这个问题写得更清晰了：“凡正史，廿四部，益以清，成廿五。史虽繁，读有次：《史记》一，《汉书》二，《后汉》三，《国志》四，此四史，最精致。先四史，兼证经，参《通鉴》，约而精。历代事，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可见，史学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尤其是历代治乱兴衰的来龙去脉，成为《三字经》的重要内容。《幼学琼林》是明代程登吉所编。“幼学”就是指“蒙学”；“琼林”，在唐代是内库之名，贮藏贡物，在宋代是皇苑之名，赐宴及第进士的场所，这里是借指丰富、重要之意。《幼学琼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通俗读本，

用对偶句子写成，每句不拘字数，而联句大致做到押韵，读来琅琅上口，饶有兴味。《幼学琼林》在流传中不断为后人所增补，现今所传最好的本子，是清代邹圣脉的增补本，凡4卷33目。卷一主要讲天地、朝廷，卷二主要讲伦理关系，卷三主要讲人事、器用，卷四主要讲学识、技艺。《幼学琼林》侧重取材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志和其他一些重要礼书《礼书也是史书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它以容纳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成语、掌故为编写的宗旨，故此书曾有《幼学须知》、《成语考》、《故事寻源》等异名。另外，它也有一些内容是取材于纪传体史书的纪、传的。如《文臣》、《武职》等目，都是讲历史人物的才干、品质及其在历史上的作为和影响。当然，蒙学读本中所讲到的历史，有的是属于先民的传说；所作的历史评价，有的并不是很妥当的；所反映的历史观点，有的即使在当时也不是进步的观点。对于这些，似不必用对于历史著作的要求去要求它们。事物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我们在看到史学对蒙学读本发展的积极影响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蒙学读本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史学的天地很广阔，大众文化的天地也很广阔，史学和大众文化的结合也必有广阔的天地。今天的史学，今天的大众文化，需要人们用新的眼光、新的高度来思考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它们的结合，这将是大有可为的。

再次，表现在史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上。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一是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二是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三是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从《春秋》、《左传》起，“诸华”与“诸夷”的历史，就成为古代史家记载的对象与范围。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把周边各族都写到了，从而描绘出一幅宏大的多民族活动的历史画卷。历史上尽管有所谓华夷之辨，但写多民族的历史确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黄帝、炎帝成为中国文明史的源头，在《史记》以后的二千多年中，这一思想传统和历史影响始终没有中断，从十六国到辽、金，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到现今的“多元统一”的民族观、国家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的。从《左传》记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216]，到辽、金、元统治者主持翻译汉文史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推重“五经”、“十七史”，以及隋唐以下历朝皆尊《魏书》、《北齐书》、《周书》、《辽史》、《金史》等为“正史”，而清朝在修成《明史》的基础上总汇为《二十四史》，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多民族文化融汇、发展的过程，而史学则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

第四，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中国先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重视通过学习历史来提高自己的德行、见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217]，当是对于这一传统的总结。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时，大多讲的是对于史书的学习，以增进太子的人生修养[218]。司马迁写《史记》，重视历史上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他推崇《春秋》，认为它“辩是非，故长于治人”[219]。可见，他是很自觉地意识到撰写历史同有益于人生修养的关系的。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强调。上面讲的“畜德”，是基本的一条。此外，史学家还从治身、治世、明道几个方面说明史学之不可荒废。唐代刘知幾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把史家写人物的问题提到理论上来认识。《史通·人物》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他的这几句话，至少表明了两点认识：第一点认识是，史家作史而写人物，必着眼于善恶突出者，因为他们可以起到“诫世”和“示后”的作用。第二点认识是，倘若有一些“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的人，死后其名不为世所知，那就是史官的失职。前一点认识，是提出了史家写史当以什么样的人入史的标准；后一点认识，是指出了史家在写人的问题上所担负着的社会责任。刘知幾在本篇末了写道：“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不论写人还是写事，都是史家应当慎而又慎的。

元代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道：“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因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他这里说的“自治”、“防乱”、“事君”、“治民”、“谋事”、“作事”等等，也可以用修身和立事来概括，只是他对立事讲得更多一些；不过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所谓“事君”、“治民”本是一种政治修养，同样也是人生修养的一个方面。清初史家王夫之在解释《资治通鉴》的“通”的含义时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王夫之这里说的，可以视为是比较全面的人生修养了；如果也要用修身、立事来概括它们的话，那么所谓“君道”、“国是”、“民情”、“边防”当属于立事方面，“臣谊”、“臣节”、“自淑”、“诲人”等等当属于修身方面。在王夫之看来，一部《资治通鉴》对于人生修养来说，确乎是非常重要的。可见，人们认为史学对于修身、治世的重要，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思想传统。中国史学还有一个优良的思想传统，即撰史、读史可以明“道”。胡三省曾经批评一种偏见，写道：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而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 

胡三省不赞成只有“经”是“载道”的、“史”不过“记事”而已的说法，他认为“道”包含在“事”当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可以认识到“道”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人们要认识“道”，是不能没有史学的。清代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人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220]胡三省、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

总之，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以“畜德”为基础，以修身、治世、明道为目标：以有益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为归宿。

第五，史学与历史教育。史学的社会作用，不论是在于人们认识历史方面、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还是在于推动文化发展方面、裨益人生修养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21]。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关于这一点，中国史学史已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即自史学产生以来，人们就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史学的社会作用的极其重要性，就越来越自觉地重视历史教育。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对于深入地、广泛地、有效地进行历史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认识中国历史，尤其是认识记述中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客观历史已经逝去了，我们可以通过记述历史的重要典籍去认识它、理解它；懂得的历史典籍越多，对历史的认识、理解就会越深刻。古人已有“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认识；我们有唯物史观作指导，在分析和把握历史典籍上、在认识和理解历史上，还应当超过前人。认识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有些什么特点和优点；它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经有些什么作为，处于何种位置；它的民族精神是什么，这种民族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它积累了哪些精神财富、历史智慧，这些精神财富、历史智慧的载体是什么，人们如何去开发、利用它们，等等。在这方面，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可以给予人们有益的、不可缺少的帮助。懂得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22]。史学对于历史教育的重要，其根本即在于此。其次，是认识历史教育的特点，以便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的作用。中国史学历史悠久，典籍丰厚，内容繁富，形式多样，史笔优美；短篇小录者有之，宏编巨制者有之；成于官府者有之，撰于私家者有之；“方以智”、“圆而神”齐备，德、才、学、识各有所长者代有所出。这些优秀的史学遗产，使历史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它的特点和优点：一是由于历史著作的覆盖空间恢廓，可以使历史教育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由于历史著作的内容、形式、层次之结合的多姿多彩，可以使历史教育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物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这就使历史教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刘知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223]今天看来，这话仍然是对的。

[223]《史通·史官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