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梁启超 

    昔读《亭林集·书潘吴二子事》之篇，窃叹力田、赤溟两先生，弱龄树志，抗迹迁、固，奋然以私家之力，负荷国史；虽横撄文网，业弗克竟，然其所草创，能使一代大师如顾宁人者，推挹咏叹，何其卓跞而闳远也!清社之屋，忽十二年，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纪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志传，日月逾迈，乃以守缺钩沉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亦既数数发愤，思以自任，而学殖谫浅，又多所骛，而志虑不专一，荏苒鲜就，弥用增怍．顾尝端居私祝，谓后起俊彦中，如力田、赤溟其人者，何遽绝于天壤?盖有之也，我未之见耳。吾友蒋百里手一编见视，则萧子一山之《清代通史》：为卷三，为第十六，已写定者，仅上卷三分之二，为篇四，为文三十余万言。余穷一日夜力读卒业，作而叹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近世史学，日益光大，若何而始谓之史?若何致力，而可以得良史?世不乏能言之者。虽其原史之言，各有流别，或且相非；其所欲操之术，亦不一致，其孰为最餍心而切理者，且勿论。然而实行其所信，以之泐定一史，使吾之理想，得有所丽，以商榷于世者，何其寥寥也?岂非阐理则易为言，责事则难为力!夫史之为物，兼天下之至赜，与天下之至动：所取材者，既患其寡，复患其多；既不容骋丝毫理想于事实以外，又非可平胪事实于纸上，如钞胥云尔。于其至赜者，勤而搜之，勿使漏；精而核之，勿使舛；无漏无舛矣，更求所以入吾范，勿使乱。于其至动者，观其相生，观其相消，观其相荡；揽其主，絮其从，摘其伏，究其极：凡此举非冥索所能有功也。日日与此至赜至动之事实作缘，心力常注于其中，而眼光常超于其外。嘻!非志毅而力勤，心果而才敏者，其孰能与于斯?萧子之学，未见其止；但以所睹本书四篇论，其所述者，为明清嬗代之枢机，为欧亚接触之端绪，为迹至棼，而不易理；为几至微，而不易析。读兹书，何其乙乙而抽，渊渊而入，若视庵摩罗于掌上，而嚼谏果于回甘也!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也!夫力田、赤溟在今日，未知其视萧子何如?世有亭林，其必能衡而鉴之!  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一日，梁启超序于京师北海之松坡图书馆。 

清代通史叙 

朱希祖 

萧君一山拟作《清代通史》三卷，十六篇；先成上卷四篇，并《大事表》《世系表》二篇，将出版矣，来征叙于余。惟吾国通史之作，创于司马迁；断代之史，起子班固；今萧君作清代史则断代史也；而又名通史，于义似不安。既又思之：郑樵作《通志》，而清又敕撰《续通志》，及《皇朝通志》；司马光作《通鉴》，而薛应旃、王宗沐作《宋元通鉴》，夏燮又作《明通鉴》，既有先例，似可置而不论。况萧君区分《中国通史》为五期；清代为近世期，故又名《中国近世史》，则清代史，固为通史之一部耳。清史之作，视前代史为尤难；而学者所需，则视前代史为尤要。当明之未亡也，明人之作明史者，代不乏人，一披览《明史·艺文志》，即可知之。清廷忌汉人之记述其事，屡兴史狱，毁史籍；于是野史绝迹，而讳饰之官史，贡谀之家史，为惟一之史材。清史馆之设，十年于兹，史稿之成，邈不可期。加之道光以后，东西交通，事迹繁赜，迥异前代；外人记载清代史事，国有其书，渊博翔实，殆反胜于吾国。不通各国文字，实难胜作史之任，故清史之作，其难尤甚于前代也。吾国各中学校教授中国通史，往往详于古而略于今；甚者清代之史，或不及授而即毕业。北京大学同人有鉴于此，故预科二年，专授中外最近世史，以矫其弊。往者司马迁作《史记》，自黄帝以讫汉武，时代悠长，而汉史占其半；良以历史之目的，不在乎记忆过去，而在乎观察未来；尤不在乎摹仿过去，而在乎创造未来；而其枢纽，则全在乎现在．盖欲创造未来，必先认识现代之社会；现代之社会，由近世所造成者，居其半，由近世以前所造成者，亦居其半；而近世尤有直接之关系。故读其史，尤亲切而有味；且于认识，较古代为尤易，故学者所需，较前代史为尤要也。萧君不畏难而识其要，可谓豪杰之士!且于史例，尤能斟酌科学，发挥所长。萧君之《叙例》曰：普通史内容之评价，为文化政治生计三者：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故三者亦均衡铨叙。本此例以作史，可谓洞中机要!今萧君所成之四篇，虽暂未将清代文化政治生计三者因果之关系，曲折详叙，以饷承学之士；吾人固速盼其成，得先睹之为快。而时贤对此问题，亦尝发为伟论，登之报章；即鄙人亦尝略抒狂论，以为：清代学术，以考据之学为最长，直超出乎汉唐以上；而斯学发达之原因，有正因，有旁因。每观世人泛举旁因，而不能抉发正因，诚为治史者一大憾事!窃谓清代考据之学，其渊源实在乎明弘治嘉靖间前后七子文章之复古：当李梦阳、何景明辈之昌言复古也，规摹秦汉，使学者无读唐以后书；非是，则诋为宋学。李攀龙、王世贞辈继之，其风弥甚。然欲作秦汉之文，必先能读古书；欲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学兴焉。赵撝谦著《六书本义》，赵宦光著《六书长笺》、《说文长笺》，其最著者。当此之时，承学之士，类能审别字形，至刻书亦多作篆楷，以《说文》篆字之笔画，造为楷书。如许宗鲁所刻之《尔雅》、《国语》、《六子》，赵宦光所刻之《说文长笺》、《六书长笺》等皆是。清代陈启源之《手诗稽古编》，吾友钱玄同之《书小学答问》，其字体亦渊源于此。然古书之难读，不仅在字形，而尤在字音；于是音韵之学兴焉。杨慎著《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余》、《古音略例》，陈第又为《毛诗古音考》、《屈灾古音考》，列举证据，以明古音；于是顾炎武继之，成《音学五书》。其书刻于明崇祯时，则其学实成于明代也。清兴，顾炎武乃以实事求是之学，提倡一世，于是音韵明而训诂明，训诂明而古书不难尽解。加以万历以后，欧洲算数舆地之学，输入中夏，通经之士，类能综贯中西。算学天文地理亦赖以明；于是古经疑牾，豁然贯通，经学昌明，旁通子史：此考据之学，发达之正因也。清初文史理学，尚承明代遗风，颇有作者；然清主疑忌汉人，无所不至，史案诛夷，而野史绝；文字狱兴，而文士诗文，不敢论时事。清主讲理学，于是趋时者即以理学为仕宦捷径，故康熙雍正以后，文史理学皆窳。一世聪明才智之士，皆迫而纳之于治古学，上不为巧宦，下不触刑纲：此清代学术受政治之影响，而使考据之学独盛之原因也。乾隆嘉庆之际，考据之学为极盛时期，一世聪明才智之士，既多专治古学，不问时事；于是政治经济，无正直指道之人，贪庸当道，乱端由是酝酿。迨道光咸丰，遂一败而不可收拾!其时学者，以考古为本分，而鄙夷时事，忘其祖宗不得已之苦心；于是内讧外患，相逼而来。既无审察世界大势之人，又乏深悉国计民生之士；虽曾、胡、左、李诸人，勉强勘定内乱，而其好古自是，不明欧美学术之本原；故对外既失肆应之方，对内又无根本之计。全国人才，不足应付变局；而又鬻官爵，税鸦片，政以贿成，国计民生，同归凋敝，训至丧师失地，终遂覆亡：此皆专治古学，不问时事者阶之厉也。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之关系，大略如此。虽善言饰说，以为科学之兴，政治之改革，皆由治古学者所提倡；吾窃以为皆由东西各强国一而再，再而三，枪炮所迫而成．吾侪白忏自悔之不暇，而又欲窃居其功，是诚何心哉?虽有一二治古学者，导扬新学，既已步武他国而起，已无先觉之明；况又不识根本，无以远过曾李新知。保皇排满两派，虽大都出于经学之士，其实徒种今日全国分裂之因，不敌曾、李遗毒之军阀。数十年来，溃败灭裂，皆因缺乏通时达变之人才，为之中流柱石，有以致是。今萧君成此近代史，即可以明此公案，又可以使承学之士，因观近代史，而上以探原古史，下以审察时事，创造将来。此作史者之目的也。萧君年富力强，既以《通史》自任，则俟《清史》成后，尤深望其再作《民国史》，即所谓《现代史》；推而上之，继成上古，中古，近古诸史，以定成中国全部通史，其功德尤为无量!此余所以乐为之叙，而馨香以祷祝者也!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日，海盐朱希祖作于北京。 

序 

蒋百里 

余尝以近人译《清朝全史》于日文为耻。而萧君一山近乃见示以《清代通史》稿。初观其目，而知其部署之法；继观其表，而知其钩提之勤；终乃读其内容，则知其搜讨博而不杂，断制简而不偏。盛矣!绝后吾弗敢知，空前则可决也!惟鄙意则有二事，足以为萧君之参考者，因附著之：     

一、通史之要，莫重于图表。而图表之术，今胜于古。记载一事，往往有历数千百言而不能明者，划一线而大势可了然于掌。且可使读者于瞬时间得全体综合之观念。此新工具为吾人所不能不利用者也。虽然，造图表固难，而印图表尤不易。一图之费，往往较百页之书为贵。而吾侪穷措大，虽殚极其精力以制一图，而不得孔方之许可，则其精神为白费。此吾属望于萧君，而又不能专责萧君者一也。     

一、第三篇标题为《一统期之政略与中国社会之组织》；惟观其内容，则所谓社会组织者，仅及一部之政治组织，而未及于社会全体，此名实之间，所当审慎者也。清以异族入主中夏。挟其政治之力，以改变社会之风尚，而组织亦有因之以变者；是亦极有价值之研究也。惟搜讨极不易耳。此吾属望于萧君之将来者二也。 

民国十二年冬十二月十日蒋方震     

序 

[日]今西 龙 

我们通观清代史，觉得他以新兴的强健的满洲民族为骨子，以有数千年来的教养和文化的汉民族为肌肉，合成一体，对外则拓展了历代以来广大无比的版图，把平和给了诸民族；对内则整理了人类的至宝的文化。假使没有这个清代的建设，那么，亚细亚因西力的东渐，现在果该成了个什么样子?清代的文勋武功，岂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伟观?然而正因为清代史宏大而复杂，加之先人的著述不多，所以著他的通史，比著一般的通史，更加为困难。清代通史虽然是非常切要，但从来公诸于世的作品，无论是哪一国人的著作，都很少可观的，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近来萧先生立志从事于这个困难的工作，著成《清代通史》一书，刚好我作客于北京，他把稿本示我。我拜读之后，觉得他能够将浩瀚的旧材料，融化成自己的东西，又加上许多新史料，并且记述也安排得宜，详而且确，实是从来都未曾睹的佳著!他的公刊，必定裨益于世不浅!不过把帝讳改成直书，在东洋文化的精神上，是我所不敢苟同的，今且不论。可惊的，是这书比起诸大家费掉多少岁月所著述的都好，可算现时第一的佳著!而著者萧先生乃是一个年纪还不到二十二岁的青年学者。他既有天赋的聪明，又富于春秋，只须好学不倦，将来造诣，实未可限量，必有成为世界的大史家之一日。我敬服萧先生之为人，更惊叹他的学力，敢将这书推奖于内外之人，并为先生的前途祝福!     

日本大正十二年十二月在北京   

清代通史序 

李大钊 

愚尝谓一切历史的纪录，皆不过为研究史学之资料已耳此等编册档案以外，吾人固俨然有一延续永存之活历史在。历史学即以此活历史为所研究之对象者也。一切史书，皆为记述解释此活历史而作；故皆为此活历史所据之领域．综而别之，史学可分为普通史、特殊史二大类，而普通史与特殊史，又各有其记述之部与理论之部。记述的普通史，为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民族史，国民史，人类史等是；记述的特殊史，如经济史，伦理史，艺术史，文明史等是。夫历史既为延续永存生动无己者，则其迁流于健行不息之时间，新陈代嬗，兴衰迭现，绝无一瞬间停歇；则吾人关于史实之搜求，纪录，解喻，说明，之业，亦当精勤弗怠，追从此滚滚不尽之史潮以进，而无一瞬间停歇；俾史料少所散佚，史观益趋正确；此真史学者之盛业，而亦不容旁贷之大任也。盖历尽万劫，史乘之纷陈于人间者，悉无完成，悉无终结；时间之推演愈深，即史料之产生愈益繁富，史实之解喻愈益正确；所以一切史书，皆不惮重作，且必须重作。故史家之责任，一方宜勤求关于现在发生之史实，载之纪录，勿使散佚，为后世存留较为详确之史料；一方宜就过去之史实，依新史料，新史观，以为改正修补，匡其谬而足其阙。史演无己时，即史业无已时。积累代学者之绩业，必能发见足以解释一切史象之法则，而与人生进路以豫见之导星，此史学之所以有大效用于人生也。萧子一山，以绩学之余，著《清代通史》一书。书成，执以示愚，愚受而读之；知其书之性质，为有清一代之中国国民史；置之史学系统中，当为普通史中之记述的国民史；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与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悉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愚故乐为之序，冀著者之益精厥业，以此著为重作中国各史之先声也。 

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大钊 

序 

杨栋林 

大学同学萧君一山，汇集有清一代故实，编为一书，颜曰《清代通史》(本书命名吾与萧君之见稍有出入)，先成一卷，索序于余。愚以为清主中夏几三百年。就民族论，则乾嘉以前，乃汉族衰弱之病史，乾嘉以后，则汉族复兴之酝酿史也。就政治言，则有清一代，乃专制政治之发达史也，又专制政体之结束史也。就文化言，则海通以前之清代学术，乃由明逆溯而上以迄周秦之缩演史也。海通以后，则东西洋文化将发生接触机会之过渡史也。又就社会言，则百年前为东亚民族同化于汉人之历史。近今百年，则东西人类交通之发达史也。其关系綦重，内容复杂，有如此者。吾尝有志于此，拟编近世中国史一书问世。久未脱稿。今见萧君之作，聊书数语于下。     

夫编史与他种著作异。盖不以陈言务去为高，而以宁字有来历为贵。萧君云，其书不炫新奇，不矜创获，有所征引，必著来源。则其书取材之精审可知。又吾观其列目，颇具著书手法。盖著书与编讲义异趣。讲义因时间、篇幅、体裁之限制，故所重在纲举目张，简而有要。其未笔之于书者，可以口述，补充之。倘著书如讲义，则读者将不免有干枯乏味之感矣。萧君之作，取材既丰，配置亦宜。其能得读书社会之欢迎可预卜也。此真为吾校同学增光不少。今将再就鄙见所及者，以商之萧君。    

明清之际，非仅一家一姓之兴亡，抑且关系东亚诸民族之盛衰。即清末汉人之光复运动，亦以此为渊源，实为彰明较著之事。故本书命名虽标《清史》，而当时各民族间之关系，似不妨多所著录，一也。复次则三百年来，世界关系，日趋密切。中国乃在在仍居于被动地位。倘不从世界大势上为之说明，则虽万语千言，仍不足以明中国所以孤立而被动之真像，二也。又就政治上论之。清代政权兵柄之转移，无不以民族关系为之机枢。汉满蒙回藏之盛衰，固不必于靖三藩，平漠北，定回疆，征西藏，以及湖广革命，蒙藏外叛之顷，乃能见之。须知潜移默化之者功效。不必减于耀武扬威之者举动也。此其三。最后则所谓社会者，亦与世俗常用之义稍异其趣。愚以为中国史上社会变迁之故实，当在省藩州县中求之。如人民之移植，文化之隆替，生计之盈亏。无不皆然。夫仅云着眼社会，固属无当之空谈。而毛举细故，亦未必能代表社会之真像。求其方法，惟在从各地方着手耳。此其四。凡此诸端。萧君之见，与鄙意有其相合者，亦有其不相合者。今因为序，故尔连类及之。谨序。 

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序 

李泰棻 

    革新以还，学术大通，西爪东鳞，文艺渐广。然率猎彼怪丽，袭人糟粕。今兹数稔，间有反本求源，研几国学者；顾多寝馈九流，或专墨学。乙部书籍，浩若烟海，研治匪易，浸淫亡人；甚至清社久屋，史无一书。日人《清朝全史》，谬衍累竹，而违译以还，风行海内。吾邦史界消沉，深可慨焉!萧君一山，博览史籍，清代掌故，弥多搜讨，鸡鸣风雨，无间编述。乃者所著《清代通史》付梓问序。观其取资之勤，叙事之清，已叹为鸿裁巨业，弗可骤几!综厥内容，有数长焉：史公作记，功在十表，诸家绍之，厥用弥宏。有清制度较繁，往代《会典》、《通典》，虽载其详，顾卷帙纷多，览之匪易。一山于其官爵，禄位，兵刑，选举，学校之制，多纳于表；卷首并详列大事，俾读者一目了然，兹其一。北京大学整理档案，一山躬与厥业，故所取材，如天聪四年正月诏书之类，虽《开同方略》诸书，亦未曾载，兹其二。章学诚云“六经皆史”。愚谓治史当以甲乙部为主，丙丁部辅之。清史之作，尤重丁类。一山于福临为僧事，以梅村《清凉山赞佛诗》为旁证，诸若此类，累见编中。愚于兹事，意虽不同，要其方法，允为至当，兹其三。陈启源《毛诗稽古篇·叙例》云：“引据之书，必明著于编，俾可展卷取验，示传信也。”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或严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名姓。”凡有作者，允宜若此。兹编于《东华录》、《会典》、《通典》、《耆献类征》、《碑传集》之类，虽注不胜注；其征引他作，必标书名。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在兹几希；而一山得之，兹其四。抑愚有言：通史稗乘，例宜有别，清太后下嫁多尔衮，虽屡见稗书，未得确证；且当时太后有孝端孝庄之分，下嫁者谁?尤难征定。兹类史料，似宜审慎。愚与一山同学晋阳，共校燕市，勉为数语，以介国人。叙兹书者，率皆硕彦，愚之一言，罔关轻重也。民国十二年冬，阳原李泰棻序于京寓。 

清代通史序 

蒋梦麟 

    同学萧一山君，以所著《清代通史》将出版，嘱余为之序，并出其上卷见示。余披览一过，觉其取材宏富，叙述详确，颇可供研究清代史之参考。夫史乘之作，在于敷陈事实，探讨其背景，疏抉其演进，使一代政治文化之实际，及其因果来去之迹，了然于纸上，以资当世及来人之鉴借。有清一代乾嘉之际，一隆盛之时代也，故持庶遇外，一执矜张之象及雅片一役而后，外力日逼，国势陵夷，凡百举进，莫不受制于外力。清代史上如此线索，读萧君此著者，当不难循搜之也。萧君于其首卷，既详述清开国之隆绩矣，其于道光以降之部分，当亦必指出此期史中外力侵入之影响，使读之者知今日国势之由来，而有所以怒惕焉。 

叙  例 

一、鼎革至今，倏逾十年，清史之作，阒焉无人。史馆虽开，而国运飘摇，几等虚设；讲述虽夥，而事实简陋，每病枯塞。余以研究所得，著为斯编；菅蒯之作，抑何敢滥附史乘?锓之，聊备学者之参考云尔。     

一、近世《唯物史观》(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之学说兴起，谓经济之趋势，当求诸历史；历史之变迁，亦根据于经济：二者有相互之关系，而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此盖社会主义(Socialism)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实际的生计问题为中心者也。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盖普通史之内容的评价，为文化、政治、生计三者：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诠叙之。     

一、今之治普通史者，多以文明史附丽于每期之后；是不啻以一史划割为两部，而为政治史文明史之混合物也。故读者于前半，治乱之现象，固明悉矣，而不知当时之文明若何；于后半，则徒知某人之学艺如何，某制之因革如何，而于其身世年代，固多盲然者；是非读书之不能融会贯通，作者之例，有以致之也。今拟力矫此弊，统摄诸种现象于一小时期中而并述之，以政治为纲领。盖政治为国家活动之表现，为文明之一大枢纽也。     

一、班固艺文之志，陈寿辅臣之赞，皆有小注，其后萧大圜《淮海乱离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扩充其体，子注愈繁。盖除繁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为斯变体，不得不然者也。黄遵宪《日本国志》仿其体例，附以分注，兹因其义，凡有事可相证，或需连类并及者，辞碎则媵于行间，文整则附之节后。至于纪载之外，间论得失，则亦裴氏注志，刘昭续书之意耳。    

 一、清代史料，备极繁赜，披沙拣金，掇摭甚难。本书取裁，自必力求详确，凡讪谤失实，粉饰已甚者，当推求其真象之所在，而辨正之，书必可征，未敢轻道也。     

一、清代内阁档案自拔归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     

一、本书凡三卷，每卷篇章，例皆标明，惟章中各节，以黑字书之(如一、二等)；节内分目，概题小字，并加括弧。除诸目自为系统外，篇章节皆全卷一贯，以清眉目。     

一、本书第一篇，原述后金建国以前之史略，既以思想变迁，毅然删去。盖本书所述，为清代社会之事变，而非爱新一朝之兴亡。换言之，即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故本书又名曰《中国近世史》。     

一、第七篇之材料，系请赵振之先生(凭铎)代为搜集，即大体之组织，亦多出振之手笔，余惟就其稿而加以去取修正而已。爰志其事，深表谢忱。     

一、昔邵阳魏源著《圣武记》，付梓二载，颇觉舛疏，改订重刊，慨然曰：“学问之境无穷，未审将来心目，又复奚似!灾梨之悔，岂有既哉?”旨哉斯言!今余此书，难免疏漏，雅材通学，幸教正之!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萧一山识于北京银闸     

一、本书原采一名之例，于历代帝王略庙谥而改直书，如明之思宗桂王，则称由检由榔，清之世祖圣祖，则称福临玄烨，原欲省记忆之烦，并非有褒贬之见。   

日人今西龙序中曾以东洋文化之精神为言，两国国体不同，持论不妨互异也。     

一、本书名称原涵两义：一即中国通史之清代部分，一即西人所谓普通史(General history)也。前者虽系时间之连贯，后者则示综合的组织，如王应旆《宋元通鉴》、王宗沐《明通鉴》以及《迈尔通史》等，均不乏先例。或有以断代称通为不典者，特书此以代释名。     

一、本书出版已近四十年，国难重重，迄未修订。于此期间，新史料发现甚多，如军机处及内阁大库档案之整理，《夷务始末》及外交史料之印行，太平天国遗书文物之研究，各国秘档私藏之公开展览，凡足以证往谍传说之谬误者，皆一一加以删正。原缺篇章，亦为补充，又增数十万言。此一末朝新史之完成，实由亲友读者督促鼓励之力。妻女分任抄缮，均应志感。 

一九六一年一月，萧一山补记于台北板桥。 

导    言 

    历史者，“宇宙现象之叙述录也”。[1]宇宙不灭，则现象无穷；现象无穷，则史实靡尽。遂古迄今，不知几千万年矣；亘宇呈相，亦不知若干天地也!以吾人一身之位置，与百年之寿命，较之宇宙，其微渺有不堪形容者；故就人类而言史，既已囿隅而不全；更以记述而言史，则尤缺略以难备。虽然，人智之沦，察及其近；结绳而纪，未足示远；洪荒草昧之世，人迹未达之乡，虽有史实，而难言史。《列子·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楚辞·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必，何由考之?”苏东坡诗曰：“洪荒无传记，想象在牺娲。”亦可见史实之难稽，而史形之立，将必自有纪述始矣。 

    夫史实既准乎现象，而历史复昉于纪述，则天地之变迁，事物之原委，政教大纲，里巷琐谈，无论巨细，有纪述而昭示者，皆可为史；故官书，传记，稗史，口碑，皆史也。至其虚饰增华，妄意捏造，托辞讽谕，或不足传信来叶者，辨而正之，亦史家之职志耳。吾国自书契以来，至于今日，历史之著述，自官定史鉴，下及私家志乘，汗牛充栋，毕世不能举其业。然纪传之属，详于状个人，而疏于谈群治；编年之作，便于检日月，而难于寻终始。其间虽纪事本末一体，略有合于新史学之义，然其体创始于袁枢，特以便读《通鉴》者之寻览。即后之继此而作者，亦不能有深识别裁，以斟酌乎其中。故皆史实散漫，略无系统，可以为史料，不足以为史学。史学者，“钩稽史实之真象，为有统系有组织之研究，以阐明其事变演进之迹，并推求其因果相互之关系者也。”呜呼!外人恒言：“中国无史”。岂真无史哉?无史学而已矣。乙库之书，浩如烟海，类多铺叙事实，因袭成例．读之者不惟徒耗脑力，且足使思想智慧，错综无绪。中国学术之不进步，史学不良，未始非一要端也!而今文化革新，国运衰替，士子多瞩目瘁心于世变之哲理，与夫实用之科学；于史学之綦要，乃鲜有注意及之者。不知增进文明，浚疏人智，史学之在今日，较他学科为尤要焉。 

    史学之意义，既述如上矣。历史断(断代)分(分期)之当否，亦为吾人所当研究之问题也。断代为史，始于班固，郑樵《通志》，曾力诋之；谓其昧于相因之义。夫历史事变，具有因果，首尾相承，累代一贯；吾人既不能于其间有所绠断，则历史亦不当于彼此有所分割。且社会演进之象，又属“有渐无顿”；而人类旧习之保存，亦为人性自然之倾向，其结果即成历史上所谓“历史之继续”。Unity Or Continuity of History盖以人类习惯无骤变之迹，亦无骤变之理；此语殆成史学上最重要之原理。故以历史连续之事实，划而为二者，其不当也明矣。虽然，历史上每因一事变起，足使当代大势，面目一新者，史家为便编述计，特据此而区分时代焉。顾时代之区分，乃出于史家之见解，常因其观察不同，而有互异之离合。惟其所取之标准，则不外乎(一)种族盛衰，(二)文化变迁，(三)政治因革，(四)经济趋势而已。今姑以第一种为标准，而区分中国史为五期： 

    一、上古期  中华民族成育时代。  自太古至秦一统之间是也。 

    二、中古期  汉族全盛时代。  自秦一统至唐之亡，凡千一百三十七年间是也。 

    三、近古期  蒙古族盛势时代。  自五代至于有明，凡七百三十七年间是也。 

    四、近世期  东胡族主政时代，亦即西力东渐时代。自清初至于灭亡，约二百七十年间是也。 

    五、现代期  五族共和时代，亦即中华民族复兴时代，自民国告成以后是也。[2] 

    学者欲知社会变迁之大势，与中国今日事变之由来乎?则研究近世史为尤要焉。昔龙门作史，罗及汉武，千古史识，首推子长。陈栎著论(栎元人，著《历朝通略》，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按《总目提要》据旧本题《增广通略》及栎跋，有金事廷方虽略述之言，因疑廷方为原撰是书者之名字。但陈氏有增广之功，故《总目》亦以撰者归之。胡适先生谓非栎作，系根据《陈文定集》)，独多两宋，详近略远，为史正职。(《荀子·非相篇》曰：“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故刘子玄《史通烦省篇》，谓史之不均，为辨已久。)迩来东西史家，常有倒叙之法，即由近世次第上溯，以至太古；此虽史篇之变体，然其用意，欲使学者先今而后古，以养成其应变致用之识。今大学列科，亦以近世为讲述之始事，谓时代不远，关系较密，见闻所及，输饷易为功也。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近世事变，不岂要欤?夫我国自革新以来，未尝一日得承平，推源追本，谁厉之阶?瀛寰大通，视线群集于华夏，禹域奧土，何由宰割?此不得不求之近世史矣。清白创业，以迄于今，历时约三百年，史事虽要，无书可凭；非官牍铺张之言，则口碑疑似之说。借资考镜，宁为信史?且史学既兴，当注意于社会现象之真谛，以明变迁之由；东西文化之融冶，以促交流之会。征上诸端，此《清史》之所为作也。 

清史既属于近世，亦可称为中国近代史。今人常有以近百年史名近代史者，意谓吾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始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自强维新革命诸运动，不过欲救亡图存，建设一近代国家；正如李鸿章所云：“二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故应划为一时代也。殊刁：知就世界大势与中国历史观之，三百年以前，方为此“大变局”之开端。姑无论西洋之近代文明，乃始于十六七世纪，即就欧亚通航，与西力东渐而言，岂非由于明清之际乎?丰臣秀吉之遣将西侵，哥萨克骑兵之东下远征，与夫葡萄牙人之租占澳门，已为后来日俄及西洋诸国之侵略，启其序幕。吾国受异族最大之蹂躏，积专制无上之权威，皆在于清代，社会文化之回照与没落，亦适当其时。民国以后，仅属余波而已。扰攘数十年，海波鲸山，冰窖魔掌，孰使吾炎黄华胄，受彼荼毒，罹此浩劫?治史者固当溯其源而汲其流，以传信于天下后世，宁可舍本逐末，妄以五千年之历史，遽指道光以前，即为近古乎?此不得不首加辩解者也。夫清人以女真入主，其所取代之大国，恰为提倡民族主义者朱元璋所建之明朝，于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胡人焉得而治理之?”(见《讨元檄文》)之思想，充沛发挥，而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中国近代史之骨干与中心。易言之，即三百年来之中国近代社会，整个受民族革命之支配，一切皆依其为枢纽而变动，迄于今日，仍处此“大变局”中而未能已。吾人何为乐此革命而不疲耶?乃因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压迫，使我不得自由与平等耳。抵抗为人类之天性，岂可不努力自救哉?至帝国主义者以其政治文化经济之压力，侵凌中国，方面虽多，对象虽繁，若撷其大体，则可分三个阶段，而吾民族革命之目的与行动，数百年来，始终一贯。惟领导人物与口号，随时代而不同。兹先表之如下： 

    在第一阶段中，我民族革命之对象为满清，目的是“反清复明”。因满清宰制中国，在当时视为异族，本于民族主义之观念，应加以抵抗驱除者也。明太祖驱逐胡元，以中国人之中国作号召，已为民族主义播下种子，恢复明朝之正统，即振兴华夏之宗国。是以郑成功开辟台湾，保持明朝正朔，其部下乃创立天地会以从事于革命运动矣。彼等全凭小说拜盟之方式，组织秘密革命集团，以下层社会为基础，用隐语诗句来传达“暗藏三点革命，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共享荣华，同乐太平天下”之意义，此非最初之革命党乎?杨起隆举事于北京，吴三桂反正于云南，皆诈称朱三太子，似与此革命集团，不无关系。但直接由天地会发难者，自张念一拥朱三太子起义于大岚山，历康、雍、乾、嘉四朝，朱一贵、张玉、林爽文、胡秉耀、钟体刚等，前赴后继，代有兴者。至洪大全洪秀全始大张其军。由伏流而汇为狂澜，奇葩茁生，党势显著．第一阶段之民族革命，可谓功成近半矣。盖反清之目的，虽未全达，而政权转移于汉人之手，爱新觉罗氏之皇位，不过“尸居余气”而已。 

    第二阶段中，我民族革命之对象，已非满清之帝国主义，而为列强之帝国主义。以“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涛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吾国忧时之士，无间朝野，均孜孜以救亡图存为事，提倡自强运动，维新运动，但此种运动，皆未能收预期之效果。因“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钤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于是国父孙先生知非颠覆清廷，无由改造中国，“乃奋然而起”，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为国民前驱。从光绪乙未广州起义，激进不已，以至于辛亥革命，始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此举不但完成前期之民族革命，“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铄凌制之象”，而且铲除“四千余年君王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于以开始”(见《中国革命史》)。虽列强之帝国主义尚未摧毁，而建设“革命政府”之目的，却已达到。“中国民族独立之性质与能力，屹然于世界不可动摇。”此则二百余年来民族革命之硕果也。 

    在第三阶段中，又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之革命对象，仍为列强帝国主义，第二时期之对象，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由瓜分而变为共管，日本侵略中国，由蚕食而变为鲸吞。前者注重经济榨睃，后者悍然武力掠夺。但均以专制余孽之军阀作虎伥，所以革命党欲抵抗外力，打倒帝国主义，必先打倒军阀，克服民贼，建设真正之革命政府。自讨袁之役，护法之役，以至组党建军，完成北伐，均系肃清反革命势力，取得政权，以为实行三民主义之张本。列强之帝国主义，凛于世界民族独立之潮流，逐渐放松，而日本帝国主义反暴露狰狞面目，不恤变本加厉，于是有济南五三惨案，沈阳九一八事变，及芦沟桥七七抗战之发生。八载奋斗，万民牺牲，终获最后胜利，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我国列为世界四强之一。民族革命运动，至此应告厥成矣。 

    民族革命之三阶段，始终有其一贯性与连环性。天地会之革命集团，发于闽台，遍及禹域，且横渡重洋，浸淫海外，长江以南尤昌大焉。虽以洪大全之被俘而一蹶不振，然洪秀全承其余绪，益以基督教义，建立太平天国，使清室命运，不绝如缕。惜乎秀全数典忘祖，以致引起湘淮军之反对而遭失败，其余党重回天地会之怀抱。湘军自陷同族，有功不赏，裁撤以后，愤郁惨沮，亦多半加入秘密会党，因而天地会之势力复大盛。海外洪门，两广三合，长江哥老，四川汉留，均为辛亥革命重要之力量，另一主要力量则为新军。新军系由湘淮军演变而来，一方面是反革命势力之源，一方面又为汉人政权所寄，所以能因会党之联络而协同起义，推翻满清。但终因来路不同，变成民国以后之军阀。国父深知革命事业，必须逐步完成，不能一蹴而就；革命集团，亦须随时改进，不能始终不变。天地会之进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之进为国民革命，皆时代然也。辛亥革命之成功，系由同盟会所领导，而同盟会宣言，却溯源于延平金田，可见我民族革命之一贯性。历史乃积渐而成，因果常倚伏难测，是以同盟会能收辛亥革命之功，而不能实行三民主义之革命方略，致民国以后，迭遭顿挫，非无由矣。国父欲完成其大责重任，故不得不改组国民党，训练军事干部，著书立说，昭示来兹，而北伐抗战两役，遂告成功。自国民革命史观之：兴中会同盟会为一时期，北伐抗战又为一时期，前者推翻满清，缔造共和，后者打倒军阀，攘除暴日，然而离革命建国之目的尚远。国父中道崩殂，虽不及亲见厥成，但潜力犹在，景命方新，端视继之者何如耳。若自民族革命史观之：国父仍系受太平天国之影响，而太平天国又由天地会而来。革命运动，原属一贯，革命思想，亦有所本。民族主义“实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可不具论。民权主义，国父溯自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实则孟子民为邦本之义，清儒天下为公之说，以及天地会之平等观念，太平军之乡治设施，似均不无影响。至民生主义，则洪秀全固尝实行“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之共产制矣。中山先生依我国固有之思想，参以欧美之学说制度，创造主义，厘定方略，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如嘘星星之火，发为日月之光，其克奏民族革命之肤功，固为世人所艳称；然能就孔子中庸之道统，集中西文化之大成，执两用中，并行不悖，“将一举而成政治革命之功，兼以塞经济革命之源”。此非救国最后之方案，建国最佳之准绳乎?综而言之，我国近三百年来民族革命之事业，如剥春笋，层层进里，如行百里，步步成功，不论在中国历史上，即令在世界历史上，亦可谓唯一无二之奇迹也。 

何以谓民族革命有连环性乎?此不得不就中国近代史加以剖析矣。清人人关，内满外汉，军政大权，操于宗室八旗之手，视汉人若奴隶；然大多数之民众，全为汉人。其统治之方法愈严，则反抗之思想愈烈，而畛域之见亦愈深。汉奸降人，为避嫌远祸计，不惜降志辱身，以媚兹一人，丧失臣僚之体态，助长君主之权威，生杀予夺，惟意所欲，祖宗历史，随便捏造。一人犯顺，株连九族，只字不敬，殃及枯骨。人民蜷伏于积威之下，不特无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亦且无思想治学谋生之自由，于是士子相率钻研于故纸堆中，而考据训诂之小学，遂风靡于一世，置明道救世(顾亭林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之大学而不敢讲，买椟还珠，载车遗人，号称汉学复兴，实则瞀世之俗学耳。清帝又以稽古右文自命，借利禄以收买人心，表章尊君大一统之说，使读书人尽成八股闱墨之禄蠹，三家村塾之学究，人不能尽其才，学不能致其用，于是“政治经济无正直指导之人，贪庸当道，政以贿成，国计民生，同归凋敝，驯至丧师失地，终遂覆亡，此皆专治古学，不问实事者厉之阶也。”(朱希祖先生序《清代通史》语)此为政治与文化两方面交互之影响。清以半耕半牧之民族，统治农业经济之大国，官庄旗田，全赖佃奴，口粮赏赐，多做游手；食众生寡，渐感不支。旗人既不准经营商业，又需度优裕生活，其道奚由哉?只有凭借宗室(黄带子)觉罗(红带子)或亲属之关系，以钻迎于仕宦之途，谋其衣食享受。政治视贪污为固常，焉得而不民穷财尽!因之水旱交祲，萑苻遍野，人民日处于水火之中，而白莲教、天地会以及太平天国都获得绝好之机会。再加帝国主义者以鸦片与洋货输入中国，人民习染日深，身体断丧，劳力锐减，生产渐蹙，手工业为价廉物美之机制货品所破坏，于是“国日贫，民日弱”。清廷既无抵制之方略，反变本加厉，税鸦片，开捐例，贿赂公行，民不聊生。在此双重帝国主义枷锁之下，舍革命外，尚有何途可循耶?此为政治、经济两方面之交互影响。文化原为指导人生之南针，吾国自宋明以来受佛道影响，专究性命之学，走人静寂琐碎、无为、无用之境域，文化丧失活力，社会何殊死水，学而不能利济苍生，使匹夫匹妇受其泽，徒以为士大夫吟风弄月之娱乐品，升官发财之敲门砖，百姓细民，日处苦难之中，谋生救死不暇，“奚暇治礼义哉”?文盲遍于全国，愚昧乃属必然。智识既低，而生活益苦，生活既苦，而文化愈低。列强以科学机械之优势，侵人中国，钳制吾政治，摧残吾经济，沦我为次殖民地，颐指气使，拟于太上。于是国人顿失自尊之信心，一变排牴而为谄媚，竞事摹仿，盲目崇拜，固有文化之价值，泯然殆尽。洋奴买办，因缘时会，操纵政治，剥削人民，为帝国主义者作侵略之工具，使吾国之税关，不能自主，产业无由发达，而浅闻浮慕之士，又骛奇趋新，竞事奢靡，思想庞杂，国本动摇，此又文化与经济之交互影响也。夫人类历史之内容，不外乎文化、政治、经济三者，此三者之所以能互为影响，则又以异民族之统治压迫造其因，吾民族之革命抵抗结其果，因果叠乘，而变生焉。所谓“一大变局”也者，确属近代史之特色：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一不变，而且要变更革命之性质，如《同盟会宣言》有云：“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变更。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此即民族革命变为国民革命之主要理由也．因民族革命只注重民族主义，争民族之独立自由而已，对满清之帝国主义已足矣，以满清仅有政治侵略，文化经济，反落我后。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不然，在政治侵略以外，尚有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因西洋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利用机械生产作战，至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大量生产之结果，不得不争市场求原料。我国地大物博，科学落后，实为西洋人心目中最佳之侵略对象。况西洋人在列强争雄之环境中，养成爱国心与民族意识，团结异常强固，政治趋向民主。我国则社会缺乏组织，人口虽多，类如散沙一盘。所以非“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无一夫不获其所”，即不足以言抵抗经济侵略。非“恢复固有道德，迎头赶上科学”，使“一国之内，人人平等，行民主之制，合五权宪法”，则不足以言抵抗文化侵略与政治侵略。中山先生盱衡中外，因时制宜，欲造成独立自由、富强康乐之近代国家，乃发明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不仅为抵抗帝国主义者所必需，抑且配合历史背景，适应世界潮流，具有一贯之哲学根据。兹先列一简表： 

何为而解释三民主义?因三民主义为吾国民族革命之产品，亦世界文化之结晶物也．如不了解其由来，即不能知有清一代所造成之史心。国父尝言：“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而已”。此二语含义甚深，非一般人所能明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即应为此二语作注释耳。夫所谓近代国家者何?民族化之国防，民主化之政治，科学化之产业，如斯而已，三民主义岂非针对此三者而致力乎?夫所谓民族革命者何?争取民族之自由与平等而已，三民主义岂非欲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以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耶?(见《三民主义讲演》)夫所谓世界潮流者何?十八世纪之民族主义，十九世纪之民权主义，与二十世纪之社会主义而已，(民国十二年中国国民党《宣言》云：“近世以来，革命思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由磨砻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三民主义岂非适应世界潮流，欲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乎?(见光绪三十一年国父《民报发刊词》)上述三事，皆为吾国近代史之特色，而三民主义乃以“缮群之道，与群俱进，择别取舍，惟其最宜”，依中庸辩证之法则，合时代进化之原理，不追逐于已然之末轨，作一劳而永逸之设计，“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其作用盖不仅为中国之复兴，而实以世界和平为鹄的者也。惜国人视之为口头禅，不求甚解，徒以政治革命之主张，忘却文化改造之精义，倡新诋旧，倒孔溃堤，社会失其重心，邪说因而盛行。以致九仞亏一篑之功，皇汉陷倒悬之厄，此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 

    近代既为中国历史上之“一大变局”，吾人治史，固不应只观其变，而不知其所以变，与如何变。宜推求其变之因果，变之法则，鉴往知来，考实运虚，方能见研究历史之功用。以民族革命而论，天地会肇其端，太平军扬其波，革命党竟其功。然洪秀全起义后，即不再假借天地会，革命党却利用反革命之新军，其故安在哉?乃以革命党本身随时代而演进，所谓反革命势力也者，仍属民族革命之产物而已。天地会之“反清复明”口号，在清初实合乎时宜，至太平天国时，即不能行矣，所以洪秀全只反清而不复明。太平天国之驱除光复运动，在当时实为一有力之号召，至清末则又不可行矣，因满清仍属中华民族之一支，而压迫中国之列强帝国主义转成民族革命之新对象。其初抵抗满清，意义简单，着手甚易，若抵抗列强，抵抗日本，抵抗苏俄，却极复杂艰巨。仅用某一和主义，解决某一部分问题，殊不足以获得预期之效果。必须“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使革命内容，益加充实，各种问题，同时解决，方能符合人类进化之原理，“中庸”辩证之法则。盖历史之演进，原属有渐无顿，其变也，当亦愈后愈速，愈趋愈佳。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此一因果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此又一因果也。因果叠乘，而变生焉。如前述政治、文化、经济三方面之交互影响，虽错综复杂，抑岂能逃出历史因果之公例。再如，二百年之民族革命，造出一个太平天国；六十年之汉人政权，造出一个中华民国；四十年之党治运动，建立一个国民政府。但汉人政权，却种因于太平天国，方能培植新军之武力；党治运动，却种因于汉人政权，方能瀰漫革新之思想。在前一时期中，二者互相影响而助成，在后一时期中，二者又互相牴牾而消长。革命党之所以利用新军助力，完成辛亥革命，绝非偶然，因新军仍为前期革命所造成之汉人武力，所以袁世凯以新军领袖，能取得二百余年来民族革命之硕果，为中华民国之首任总统。但终以来路不同，袁世凯压迫革命党，革命党又将北洋余孽之军阀打倒。其中机栝，甚为微妙，倘能知历史渐变之法则，即不应诧为奇事。吾国之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在变，而民族革命之动力亦在变；民族革命之对象在变，而革命之口号亦在变。第一阶段，满清和列强，交侵中国，至第二阶段，满清与我“和平共处于中国之内”，仅余列强矣。第二阶段，列强和日本，协以谋我，至第三阶段，列强已逐渐放弃其侵略，而与我并肩作战，以对付暴日矣。暴日溃而苏俄兴，其侵略已扩充至全世界，盖不仅以中国为目的物，惟中国正首当其冲耳．此固我国人之大不幸，然亦为世界上之一大变局，又不可不知也。倘各国能有如国父之高瞻远瞩，早“塞经济革命之源”，抑何致使我大陆沉沦，全球陧阢不安乎?是故三民主义不仅为曲突徙薪之“一次革命论”，实亦为“救济全世界人类之无上要义”，殊非虚语。吾人如能遵循力行，必可完成近三百年来朝暮相处之民族革命，亦可解决世界上人类和平共存之问题。因三民主义乃适应世界潮流，不悖历史趋势，使中国变为近代国家，使世界趋于大同社会之正确理论，中国文化之精神正在此。若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不知此义，则又何贵乎有历史耶? 

    就近代史实之演变，民族革命固有其一贯性与连环性：反清、倒帝、抗日、抗俄，逐步成功；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同时改造；冶近代思想于一炉，期中庸文化之复兴。因果叠乘，源流隐现，非溯自秘密社会之运动，东西国际之交通，不足以毕其真而括其全。三百年来之社会变迁，其端绪由爱新人主启之，道、咸而后，始为剧烈变动之时代，民国则急转直下矣。故清史亦可谓中国民族革命史，以其与民族革命之源流相终始耳。然清人为东胡之后裔，亦华族之支派，诚如雍正帝《大义觉迷录》所云：“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而当时人之所以必欲抵抗驱除者，乃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思想。明太祖所谓：“中国居内以制夷狄，未闻夷狄居中国而治”，斯为吾民族主义发生之先河。倘在宋元以前，则未必如是矣。顾清白努尔哈赤建号称王，至皇太极改元称帝，立国于边徼者约三十年。值明覆亡，吴三桂导之入关，不费一矢之遗，坐拥九有之业。虽南明偏安，革命暗流，而福临移宰中国，相传十主，垂二百六十八年，何以能享国如此之久?此盖有二因焉：一日君主多贤明。太祖、太宗，创业开基，勇武睿智，自不必论。世祖年幼，赖多尔衮以为治，驾驭贰臣，混一寰宇，痛爱妃之死而欲逃禅，其聪慧亦有过人者。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观。以其有好学不倦之精神，宽大爱民之治术，谨事惜时，深耕易耨，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叶虽稍流纵弛之弊，然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径也。世宗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业，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喜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之规模，却种衰弱之肇因。嘉庆以后，武力不竞，纪纲败坏，教徒纷起，民不聊生。但仁宗之淳厚，宣宗之节俭，均有可称。乃十九世纪为世界变动剧烈之时代，西力压迫，门户开放，民族革命多年之酝酿，造成太平天国之大乱，政权逐渐转移于汉人之手。文宗、穆宗，巽懦童騃，曷能当此大局?然亦无显著之失德。同治以后，全为慈禧太后之天下。其才能敏捷，意志坚强，信用曾、左、胡、李诸人，遂有中兴之事业。惟好逸乐，贪财货，阉寺弄柄，吏治日偷，揽权竞势，顽固骄虚，内阻自强之机，外招联军之祸，卒为清朝覆亡之最大原因。德宗鲜始皇之雄才，行熙宁之新法，以一无能之懦夫，而欲对三次专政之宫廷老妇作干蛊，宜其百日无成，身被囚死，可怜亦复可哀!溥仪乳臭小儿，生父为亲贵之班首，嫡母乏西后之才略，大厦将倾，赖人支持。又不度德，不量力，自加斫伐，遂不免土崩瓦解矣。综论关内十帝，性格与成就各不相同，若与明朝之君主相较，则犹胜一筹。明朝除肇造诸帝外，率多昏庸逸惰，不理朝政，一任宦官权臣，擅作威福。清朝惟咸丰帝沉溺酒色，同治帝好作微行，亦未若明武宗之荒淫；慈禧、隆裕宠用李莲英、小德张，招权纳贿，然亦无明光、熹“客魏之祸”。明君贤相，仁政惠绩，皆较明朝为多；权奸巨憝，苛政暴敛，亦较明朝为少。何以吾先民仍刻刻从事于革命?此固由于“蛮夷猾华”之民族意识所驱迫，抑亦“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血债有以激之。惟清为华族支派，久受熏陶，逐渐同化，血统早巳不纯，通婚更少畛域，是以国父之民族主义，迥不同于光复会以“排满复仇”为事，而欲其“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惟革命政权须建立，专制政体须废除而已。 

    二曰政策获成功。清以边夷入主中国，鉴于元朝贱儒蔑汉，暴力统治之失策，故不以旗兵为压迫之工具，而以政治为笼络之方法。内阁六部，汉满大学士尚书分庭抗礼，均为堂官。各省督抚亦满汉兼用，对于降将贰臣，受权胙土，示与若辈共有天下。使汉人有联合为治之想，无亡国受制之虞，此政策获得最大之成功。又针对华族之特性，把握社会之基层，一松一紧，时张时弛，宽严互济，恩威兼施，深得两重政策之运用。士子入其彀中，黎民顺其治理，是以剪明裔而歼义师者皆降人也；博功名而争效命者，皆读书人也。士大夫为社会之领导阶级，甘作鹰犬，供其驱策，八旗宗室，可以垂拱而治矣。譬如入关之初，以吊民伐罪为言，因明帝无后，始迁都北京。福王立于江南，名正言顺，自不得不予以承认。故檄文有：“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以富有天下为心，实以拯救中国为计。……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无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思，此敦睦邻之谊”诸语，然而南都遣使至北京犒劳通好，反遭扣留，施以恫吓。迨山陕底定以后，即“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矣。此一松一紧之例一也。中国为家族宗族之社会，对于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比较淡薄，所以异代兴替，朝统变更，无论帝王谁属，大多以顺民自居。但若涉及文化礼俗，则有其传统之保守根性。明人束发，以峨冠博带为雅服，清人辫发，以“金钱鼠尾”为陋规。摄政王多尔衮恐引起人民反感，谕令：“前因分别顺降之民，故以薙发分顺逆。今闻甚拂民愿，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照旧束发，悉听其便!”及江南平定，政权巩固，又毅然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相威胁。谕云：“今中外一家，天下一体，若不划一，终属异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今限旬日，尽使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行重典!”因是激起上下江民兵之反抗，“保护一己之发，竟舍身命以抵抗敌军，其关切较胜于为国家，为皇室”。所谓“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蘿，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中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此一松一紧之例二也。明朝之亡，三饷为一大原因，清人“以养民之道，莫大于省刑罚，薄税敛，前朝弊政，莫如加派辽饷外，又有剿饷练饷，数倍正供，更有召买加料诸名目，巧取殃民”。所以除额赋外，一切加派，尽为删除，仍依旧《会计录》作准，随时蠲免逋赋钱粮。但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一案，苏、松、常、镇四府，官绅士子，革黜不下一万三千五百余人，鞭扑枷责，衣冠扫地。贪吏蠹胥，侵吞多至千万，反置不问。此一松一紧之例三也。其设施政纲，最为显著者，即金之俊十从十不从之策也。曰：“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官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言语文字不从”。就男女老少，儒释娼优等类，分别从否，或临之以威，或施之以恩。倘有抗拒，动辄屠城，稍事诋谟，亦多族诛。然于老幼鳏寡孤独废疾之贫苦无告者，则遍设养老院、救济院、孤儿院、盲哑院、育婴堂、清洁堂、常平仓、粥厂、义庄之类以恤之。盖左手握金，右手持剑，从之则生，逆之则死。此非清代两重政策，一松一紧，一张一弛之极致乎? 

然而清朝政治之成功，尚不仅对于一般人民心理感情之控制，尤其在对于一般士大夫之牢笼与驾驭。因为中国社会组织之基层，乃读书作官之士大夫，而非农工商贾之劳苦群众也。清廷于此颇费经营，凡明朝官吏降附者各与升级，殉难者予谥立庙，建言罢谪诸臣及山林隐逸怀才抱德者，缙绅士大夫清望所归者，皆征辟录用，使不因国亡而失其职业，自可相安于无事。顺治二年开科取士，一切依明制度，使一般读书人有进身之阶，即不患无用武之地矣。至少数特殊人物，非科举所能诱惑，则诏举博学鸿儒，选以特科，赐之出身，正途人员，或讥为“野进士”。其有博学鸿儒所不能网罗者，则宏开史馆，设法延揽，使之纂修《明史》，以寄托其孤臣亡国之痛．硕儒如顾亭林、黄梨洲等，均不屑就，而万斯同诸人，却以私人赞襄史事，著为史稿。当时有“一队夷齐下首阳，蕨薇堪嗟已吃光”之谐诗，即可见一般士大夫之趋附新朝，受其牢笼。天地会之革命运动，只向下级社会宣传，国父喻为藏宝污秽之地，即以是也。清人对于士大夫阶级，可谓极尽笼络之能事，但有时复济之以威，使凛然于统治者固有之尊严，不敢轻于尝试。譬如哭庙之狱，苏州士子多人，因揭知县不法事，聚哭文庙，巡抚即罪以震惊先帝之灵，处金人瑞等极刑。奏销之案，徐元文以状元而降经历，叶方霭以折钱一厘挂误，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三冈识略》云：“士大夫自宜急公，乃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仕籍学校，为之一空，吁，过矣!”其实乃清廷“积怨南方人心之未尽向服，假大狱以示威”。如斯荼毒缙绅，玩弄士大夫，仍为一松一紧、宽严互济之作用。总之清人对于中国文化之体认，因其居于旁观地位，似较身处局中者为更清楚。“文可长治，武难久行”之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之理，皆能善为运用，以致获得二百六十余年之君权。然仍不能逃文化融冶之公例，革命渐进之暗流，盛衰循环，卒归破碎。此亦天演进化之原则，历史变迁之趋势，国父所谓：“革命为顺天应人之事，顺天则昌，逆天者则亡。”不岂然哉?余于胜朝之史，不敢以铺陈故实，考订章句为业，欲依史家三要之新法，作继周百世之可知，诚如太史公所云“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惟清史为最繁难之学科，资料浩如烟海，牵涉普及寰瀛，乃中国社会演进之总结，世界潮流变动之枢纽，紫绩钩提，殊非易易。章实斋有言：“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去盖在几希。”此吾国大史学家之悟道语。四十年来搜集钻研之功力，亦不知其为醇醪、为糟糠矣。惟望读史能勿拘泥于陈迹，洵属开卷有益耳。 

[1] 历史之定义，学者主张不一；惟综其所取之对象，则大概不外二端：(一)人类，(二)进化现象。此二对象，前者取义太狭，后者又参以主观之见，故以为史之界说，殊难得当(拙著《史学之研究》载十二年八月《学汇》，论之颇详，可参阅)。余于历史之定义，以为有三要件：曰宇宙，曰现象，曰叙述。“上下四方”之谓宇，“往古来今”之谓宙，事物变动之迹，谓之现象；而能表示现象以传达于他人，且有存在之性质者，则为叙述。合三者以为史，则有类于通常之所谓史料也。至于有系统之史，名曰史学；其意义于本文中述之。

[2] 就第一种标准而分期，其方法已嫌陈旧。但清代史迹，往往带有种族之色彩，故依此区分，似仍适当(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之方法，拙著《中国通史讲义大纲》，已详论之，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