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资料：杨天石，东台廉贻人，1936年2月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百年潮》杂志主编等职。

曾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2003年9月16日的京城乡友联谊会上，记者在众多的乡友中看到了一位目光深邃而又言谈谨慎的人，染霜的鬓发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学者，记者的职业敏感驱使我们与他交换了名片，并确定了采访他的计划。 

约定的采访时间是9月19日下午，地点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大院。虽说是乘坐的“老北京”的出租车，但还是让我们在研究所大院的附近兜了几个圈。 

走进研究所大楼，叩开杨天石教授的610办公室的门，未见人先见书，小小的十来平米的办公室里，摆放的书架有十几个，稍胖一点的人入屋就要侧着身子，不小心就会碰到架子上的书，使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办公室的主人整日就生活于这一片书海中。杨教授见我们进来，立即站起身，脸带歉意地说：“真对不起，连个像样的坐的地方都没有。”应声之下，我们就紧挨着他的电脑桌落坐。看到杨教授桌上比较陈旧的电脑和打印机，我们好奇地问：“什么牌子的?”“爱普生，泰国产的。”杨教授有些自豪，“我是1992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在研究所属于用得比较早的。”面对在藏有近万册书的书架包围中的这部电脑和打印设备，我们有些震动：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却对现代化办公室用品那么早地使用，这种追求不正是比他年轻许多的我们这些记者所缺的吗? 

谈话间杨教授送给我们几本《百年潮》，说这是他主编的，话题就从《百年潮》杂志开始。 

《百年潮》是一本以反映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特别是反映现代史为主的杂志，同时也介绍世界近代史。1997年创刊，办刊6年多，很受读者欢迎，专家、老百姓都喜爱看，有人评价它叫“全家看”、“传着看”。杨教授对办的这份杂志可说动足了脑筋，但他担任该杂志主编只是兼职。除此之外，他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我真正的职务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天石教授祖上是廉贻北庄人，1936年2月15日出生于兴化戴家窑今兴化市戴窑镇，童年时代随父生活在廉贻北庄今廉贻镇丁北村。谈到几十年前进入台城窦家楼洗马池巷附近的天霞镇中心国民小学读书时的情景，杨教授的记忆特别清晰，就连当时的校歌他都能背唱得很清楚：“洗马池旁舍宇宽敞，是我们学习的好地方……”。 

回忆起儿时的生活，杨教授告诉记者，到了上学的年龄，他没有进日本人的学校，上的是私塾，念的四书、五经、千字文、百家姓，在私塾，读到孟子、四书。那时的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可从头背到尾，现在还都有印象。说到这里，杨教授很感谢私塾的这段教育，至今对他的史学研究都很有用。也正因此，在学校时，他研究苏联作家成长道路时发现，大多数作家都是当记者的，因而在当时北大中文系的汉语言和新闻学两个专业中，他选择了后者。 

我们问他现在主要研究什么，杨教授笑着借用了一句《沙家浜》的唱词：钩挂三方来闯荡。他说他文学、历史、哲学都研究，第一本书《王阳明》以及后来出的《泰州学派》、《朱熹及其哲学》都是哲学方面的。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他非常钦佩文史馆老先生的旧学根底，因此也准备学点诗，弥补自己的旧学功底，出本诗集，以了却心愿。说到王阳明和泰州学派，杨教授感到很惋惜：王艮是我们东台安丰人，泰州都把他炒热了，这可是我们东台的人文资源，不好好用太可惜了。 

谈及中央文史研究馆，杨教授告诉记者，这是毛主席在50年代提倡成立的一个统战与荣誉兼有的机构，“敬老尊贤，崇文尚德”，整个文史馆员就三十多个人。今年9月11日，温家宝总理专门到文史馆视察，与馆员们共渡中秋，当时他还在会上发了言。听着教授的介绍，我们肃然起敬，更为东台有这样一位乡友而自豪! 

专门从事近代史研究工作是他自1978年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杨天石教授潜心于我国近代史研究，出版过17种学术专著和10种工具书。他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曾主编、主撰《中国国民史》第二编第五卷；合著《中国民国史》第一编；出版近史探幽系列三部，有些专著在台湾和香港等地用繁体字出版。同时，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台湾《近代中国》等海内外刊物发表史学论文数百篇。其中《中华民国史》第一编，曾获1987年国家图书奖荣誉奖，1992年获孙中山研究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同盟会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1992年获孙中山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中山舰事件之谜》，1993年获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1994年获北京市社会科学联谊会优秀学术著作奖，次年获国家教委所属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袁世凯〈戊戌日记〉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1999年获卓达杯全国征文大赛优秀论文奖。 

杨天石教授今年68岁，看上去不像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说到出书的感受，杨教授很有感触：“搞历史研究事总是做不完，认真抓，一天48小时也不够，书是永远出不完的。”他对时间非常珍惜，给我们叙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江苏南京举行一个学术性会议邀请他参加，很巧会议结束三天后，扬州也召开一个学术性会议，同样邀请他出席。他本想参加完南京会议后玩上三天，然后到扬州出席会议一结束就回老家东台看看，可他思前顾后想了想，还是舍不得浪费三天宝贵的时间。最终，南京会议一结束便返程回京了。此时此刻，我们从老人的面庞上可以看得出他隐藏在心中的一份歉意和内疚，自从解放前离开东台，至今还没回过家乡，怎么能不让老人眼噙泪花呢?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眼下，杨天石教授正准备出一部《中国国民党史》，计划6卷300万字。该书已被列入中国社科院重大科研项目，同时被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预计四至五年内可与读者见面。 

望着满屋子书架上的图书，杨天石教授很欣慰地告诉记者：“我的这些书，我死后都作为财富交给我女儿了。”俗话说，子承父业，杨教授惟一的女儿杨雨青也是学历史的，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也出过两本书。杨教授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夫人金祖芳，满族，据说是道光皇帝爱新觉罗的后代，中学教师退休。 

天渐傍晚，不知不觉中已过下班时间，说真的，我们真不想匆匆离开这书香四溢的小屋，但又怕过多浪费杨教授宝贵的时间。 

回望近代史研究所的大楼，我们真诚地祝愿杨教授，为我国近代史研究宝库修撰更多的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