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男。1964年1月出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同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1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博士学位；1995－1996年度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访问学者；1997年成为香港道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年度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杨念群自选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并与友人合作主编系列译丛：《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一书里，杨念群教授认为，要用新的理论去考察儒学在传统中国以至近代的复杂性。他从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透视出理学与心学源出于不同地域的分化意义。而且，儒学的地域分化现象，历经宋明而日趋发达，清中叶以降，出现江浙、湖湘、岭南三大典型而各具特色的区域儒学形态，并与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着或强或弱的紧张关系。在以上的论述基础上，杨念群教授从地域儒学的角度阐释近代社会变革，认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清末教育改革分别受到湖湘、岭南、江浙三大区域儒学的话语操纵。 

　　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一书的下篇，杨念群教授以书院在维持地域儒学的生产与再生产中的功能为例，具体展示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他不独强调这种知识生产的一面，还力图勾连儒学与儒者的社会行动，展现地域儒学的话语意义。以此为基础，他对传统史学的旧有认识，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挑战。 

　　对于如何摆脱传统史学的危机，该书给出了部分的解答：摒弃以考据为中心旨趣的研究方式，借鉴适当的新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批判地、创造地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在具体研究中得出根据充分、有一定普适性的中层理论，在其基础上反复辩难修正，如此累加性推进，促成真正的历史学学术积累与知识增长。 

　　杨念群教授系国内最早介绍和运用中层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他认为中层理论作为一种史学研究范式的提出有其特殊背景，也就是克服旧史学研究方法的两极化取向，即不是流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宏大叙事，就变成一种非常琐碎的考据研究。他建议从日常生活拯救历史，比如他对晚清到民国的传教士与西医医疗史的历史性考察，同时他认为必须保持一种跨地域的研究视野，才能从特殊主义走向相对的普遍主义，从而使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的解释有效性。 

　　在《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一书里，杨念群教授认为，没有出色的理论背景观照，仅靠量化的史料收集和堆砌是无法指导人们认识复杂的历史真相的。 在这个背景下，他提出了“中层理论”的建构设想，认为如何摆脱仅仅关注国家上层历史的单向思路，赋予社会史资源以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也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走进“中层”的问题。  旨在呼吁运用一些属于“中层”的概念，对中国本土的历史经验加以解释。 

　　此外，杨念群教授还对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中国思想界存在的所谓“后现代”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标准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包括其表述方法、思维逻辑、师承关系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态度等等，都表现得犹疑不定，难以定位。中国式“后现代”思潮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的思想表述总是与某种特定的理论形态纠缠在一起，因而往往使得人们无法孤立地把它从各种不同的思想形态之中剥离出来单独进行评价和审视。由于有了上述特点，所以对中国“后现代”思潮的研究，就不可能是一种边界清晰、内涵明确，具有规范意义的独立思想形态的研究，而必须把它放在20世纪90年代形形色色的多元思想脉络中加以把握。 

　　近年来，杨念群教授还主张重提“政治史”研究。他认为现在要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史”研究，而是要在新的视野里说明，近代以来的复杂情况使得“政治史”要想真正得到复兴，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所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最初是以抛弃传统意识形态式的政治史研究而直接进入乡村社会的，可是在进入乡村之前，其潜在的台词是政治史在相对“社会史”研究时的次要性，然而最近的事实证明，如果对上层政治运作的历史没有突破性解释的话，那么，从事地方史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仍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