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几千年来，对炎黄二帝及炎黄文化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而最集中、最广泛、最深入的研究，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达到了高峰。三十多年来，对炎黄二帝及炎黄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达到了哪些共识？研究工作如何进一步发展？等等，需要进行认真的总结，这是新时期我国人文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帝陵基金会和黄帝陵基金会主办的“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学术研讨会，4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湖南、陕西、天津、湖北、山西等地的70多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聚会一堂，切磋交流，深入探讨，增进共识，是近年来一次较高水平的学术盛会。
研讨会开幕式上，西北大学、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演讲。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时期炎黄文化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这个主题，共提交论文40多篇，凝聚了近期炎黄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为推动炎黄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创造了良好条件。
什么叫炎黄文化？它的内涵、外延、特质是什么？陕西学者高强认为，炎黄文化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炎黄文化是指炎黄时代的文化；中义的炎黄文化是指炎黄二族的文化以及炎黄时代以后对炎黄传统进行阐发、认同、重构的文化；广义的炎黄文化是指从炎黄时代开始传承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狭义的炎黄文化是炎黄文化的根源，中义的炎黄文化，既突破了狭义炎黄文化的时间局限，又弥补了广义炎黄文化过于宽泛的不足。现在我们一般说的炎黄文化，大多是指广义概念上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宣传、普及炎黄文化是很有必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炎黄文化研究成为学术界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高强对此概括为，研究团队逐渐形成，资料整理成绩斐然，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服务现实成效显著。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出版的炎黄文化论文集近30部，出版论炎黄文化的著作近百部，发表论文600余篇。炎黄文化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有的学者认为，炎黄文化研究当前正处于黄金时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炎黄文化研究已成为学者们群体性的学术研究。张岂之教授认为，“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炎黄文化的研究，已经摆脱个人手工业方式，不仅有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协同，而且在研究方式上已经跨越个人狭小的书房，形成了学者群体性的研究方式。”
水有源，树有根。30年来，炎黄文化研究取得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明确了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我国学者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角度去探求中华文明的源头。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对炎黄时代、炎帝和黄帝的历史贡献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炎黄时代，是中国文明诞生的伟大时代，炎帝黄帝是这一伟大时代的杰出代表。承认并力求厘清文化的源头，是文化传承、发展、创新的基础。明确炎帝黄帝是中华文明的的起源，是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
在炎黄文化研究中，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蚩尤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对蚩尤的认识存在一些分歧和偏见。湖南学者刘范第认为，蚩尤是我国冶金业的第一人，是我国古代兵器制造业的第一人，是我国天文气象事业的第一人。蚩尤被战败后，其遗族主体迁徙到南方，也有部分族众留在中原，融入炎帝集团，因此，蚩尤与炎帝、黄帝一样，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是苗族人民的一位伟大先祖，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先祖。河南学者许顺湛认为，炎黄二帝作为中华人文始祖已成为历史主流，应该受到尊重。史书记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把蚩尤归入炎帝系统，因此，把炎黄二帝作为人文始祖可以代表蚩尤。
慎终追远，不忘中华始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炎黄二帝作为人文始祖，对中华民族功绩卓著，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历朝各代都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祭祀活动，祈祷先祖，福佑苍生，表达中华儿女尊祖敬宗的民族感情，对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凝聚力是有积极意义的。北京学者钱逊在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中认为：“在中华文化里，祭祀是大事。祭祀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敬，具体的表现就要庄严、肃穆。”有几位学者对时下祭祀活动中过分强调与旅游结合，功利性倾向太浓，规模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的现象，提出不同意见，希望进一步规范祭祀活动。
如何推动炎黄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是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山东学者李养民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炎黄文化研究，要系统研究炎黄的族源与发展过程，要用运动的观点研究炎黄文化，要深入研究炎黄族群间的矛盾和斗争，要多层面研究炎黄族群内外关系，要建立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炎黄学”。湖南学者朱建军、张雄飞在谈到炎黄文化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时强调，炎黄文化研究应以历史传统为纲，以史实为据，尊重历史，尊重史实，尊重祖先，不杜撰，不捏造，不做假，从历史的本原中探索和研究，为此，应立足文献，重视考古，借鉴传说，考察民俗。
“二重证据法”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倡导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大意是指研究历史问题要将“纸上之材料”（古代文献）与“地下之材料”（考古发现）互相印证，以作出判断。这种科学的论证方法，大大地推进了中国史学的前进。近些年来，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炎黄文化研究，在诸如黄帝的年代、黄帝活动中心、黄帝活动的内涵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北京学者鲁谆详细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认为“二重证据法的运用，是把炎黄文化研究推向深入的必经途径”。
炎黄文化研究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北京学者黄爱平认为，为推进炎黄文化研究深入开展，应充分发挥地方力量的作用。“所谓地方力量，主要指地方学者、地方学术机构和地方政府。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地方力量的主体。”在各地，有一批具有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命感和责任心的学者，他们往往是当地炎黄文化研究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参与者。地方学术机构往往是当地炎黄文化研究的组织者，并且同样是直接的参与者，起到了文化平台和中间桥梁的关键作用。而地方政府可以说是当地开展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的坚强后盾。可以说，地方力量对各地炎黄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炎黄文化研究，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正如张岂之教授说的：“我们人文学者的责任相当重大，我们对民族优秀文化的重新注释、普及、宣传，也许只能说开了一个好头，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目标。”光荣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与会专家学者期望，以这次研讨会为起点，总结经验，凝聚共识，制订规划，整合队伍，开拓炎黄文化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