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黄帝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关于炎帝的出生地，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2003年，湖南会同县连山中学教师毛成舟发现连山八庙与易经八卦有惊人的一致，民俗学者阳国胜在此基础上，经过认真研究，于2005年提出炎帝故里“会同新说”，在史学界引起了反响。为了深入研究炎帝与炎帝文化，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会同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先秦史学会协办的“全国首届会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讨会”，于2009年5月8-9日在湖南会同举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张文彬，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家清史编委会外聘专家王俊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鲁谆，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中共怀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熊春菊，会同县委书记赵婉玉、县长杨陵俐及数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研讨会开幕式由王俊义教授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袁隆平和中共怀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熊春菊分别讲了话，中共会同县委书记赵婉玉致欢迎辞。闭幕式由鲁谆主持，中共会同县委副书记、会同县县长杨陵俐致了答谢辞。
开幕式后，举行了“全国首届会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讨会”。王俊义教授和国家清史编委会外聘专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黄爱平教授，清史工程“中华文史网”主编、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李尚英教授也都向研讨会提交了学术论文。
王俊义在《对“炎帝故里在会同”新说之我见》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会同地域所具有的“炎帝文化质素”。但他同时也强调，“既然召开学术研讨会，就应遵循学术研讨的规则，就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鼓励与会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互相尊重，求同存异。” 王俊义教授还从对“会同新说”予以补充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值得思考和注意的意见：第一，“会同新说”的提出者阳国胜以“南炎北黄”说作为持论之主要依据，并以环洞庭湖周围地区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环洞庭湖周围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有重要地位作为佐证。但这只是从大的历史背景、大的地域范围而言，并没有具体证明其与会同县境的直接联系。第二，证明炎帝故里在会同的文献资料及考古资料和祭祀资料也不充分甚至阙如。第三，持炎帝故里在会同最为直接相关的材料是“会同连山有炎帝创《连山》易的证据”。但从一般经学常识与古典文献学的知识的角度，却也感到这一“核心证据”是很值得推敲和斟酌的。他认为，“目前我们只能说会同地域却有炎帝文化质素，但是否为炎帝故里与炎帝文化发源地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王俊义在论文中还就目前有关炎帝出生地与炎帝文化发源地的多种说法，“如何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甚至有所进展和突破”，提出了几点想法：1。开阔视野，加强交流，相互参照，取长补短，客观公正地分析已有的各种说法。2。提高理论思维，创新研究方法，争取在研究上有新的进展和突破。3。应明确研究炎帝故里与炎帝文化发源地的目的，端正学风，扎实地搜集史料，且要严肃认真地分析、考辨、鉴别、克服各取所需而片面、割裂史料的偏颇。4。应正确处理研究和利用炎帝历史和炎帝文化，与打造文化品牌、组织开发旅游、进行招商引资的关系。
黄爱平在《“会同新说”与炎帝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迄今，对炎帝故里的探讨，已先后有北方说、南方说、东方说和西方说等不同说法。近年来，又有学者在南方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炎帝故里在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的“会同新说”。她认为，这一观点尽管有待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但它的提出，不仅拓宽了炎帝活动的范围，丰富了炎帝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对会同地区文化资源的发掘，文化品牌的构建，以及文化形象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炎黄文化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炎帝文化的进一步探讨也有推进作用。
李尚英在《会同是炎帝文化的根源和核心地区之一》一文中，提出了“南北炎帝说”。他说，当前，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研究欣欣向荣，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其中，就炎帝的发祥地而言，有陕西、湖北、湖南、山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说法；就炎帝部族的迁徙而言，有由西向东向南迁徙说，有由南向北向西迁徙说，有沿汉水南下，到达巴蜀地区，再沿长江到达两湖地区说；就炎帝陵寝而言，有湖南炎陵、山西高平、陕西宝鸡的说法。虽然观点有歧异，但各地在有关炎帝的史迹和传说上确有许多惊人的一致，或大同小异，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如炎帝的诞生地，陕西宝鸡称姜水，湖北随州称漻水，会同称常羊山；炎帝的居住地，宝鸡称常羊山，高平称羊头山，随州称厉山（厉山南又有重山），会同称常羊山；炎帝尝百草、获嘉谷之地，宝鸡称天台山，高平称羊头山，随州、湖南酃县、会同也有具体处所；炎帝的死因，有关各地都传说系在“遍尝百草”中“一日而遇七十毒”，最后终于中毒而亡，具体是何种草，宝鸡、高平、随州、酃县等地都称为“断肠草”，其中宝鸡地区又称“断肠草”为“王药”，高平称为“火焰子”。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炎帝及炎帝部族兴起、发展的轨迹，不仅是炎帝及炎帝部族的光荣，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
李尚英认为，就炎帝的发祥地而言，以目前来看，影响最大的是陕西宝鸡说。这种说法，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考古资料为证，而且也为许多老一辈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新一代史学、考古研究者所论证。应该说是很难推翻的。陕西宝鸡的炎帝，以粟作农业为主，因此他是粟作农业的代表和奠基人，可称为“北方炎帝”；由于炎帝时代没有文字，更谈不上史籍记载了。于是，中国各地农耕文明的奠基人，只有生活在北方的炎帝依据传说而名垂千古，南方由于开化相对晚于北方，加之各种原因，其奠基人也就名不见经传，但该人肯定存在，因为湖南既然能发现早于炎帝数千年的1.2万年前人工栽培的稻谷（会同也发现了炎帝时代的稻谷），那么南方的农耕文明肯定有自己的首领，只不过限于记载阙失罢了。事实上，南方各部族也确实需要有自己观念上的首领。于是也就接受了北方的炎帝，并按照“五行说”关于炎帝主南方的说法，将炎帝作为南方农耕文明的奠基人和南方各部族的共同首领。此炎帝或可称为“南方炎帝”，是稻作农业的代表和奠基人。而根据湖南和会同现有的文献、考古资料，以及会同有关炎帝的遗迹、传说，可以初步认定会同的炎帝为“南方炎帝”。他还认为，“南北炎帝说”有助于调和炎帝发祥地的各种说法。
李尚英发言后，坐在一旁的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张文彬开玩笑地说：“照你的折中说法，问题就解决了。”他还评价说，“南北炎帝说”“有一定道理”，“可为一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王俊义也认为“南北炎帝说”“可为一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鲁谆认为“南北炎帝说”与他的想法有相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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